谈到书籍刊刻对于文学的影响，在五代混乱的历史时期，首先最需关注的就是印刷所用的文学母本的收藏和保存问题。毕竟，以当时的印刷成本和客观条件，有价值的文学母本才是书籍印刷初期最需要刷印出来的。为什么佛经、九经等书籍在五代时期得以大量印行，主要原因当然是社会需求对这些书籍予以了优先选择。如此试想，若在印书之前，这类经书典籍的母本没有得到妥善保存，其雕版刷印又以何为蓝本呢？以儒、佛经典的浩瀚篇帙，依靠口传身授显然不太可能。正是由于藏书对于保存印刷母本、推动印刷影响文学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关注五代藏书，直接地说就是关注北宋印刷的传承与发展，间接地说则是关注书籍印刷对宋代文学的影响。
诚然，五代时期由于“干戈兴，学校废”，导致“礼义衰，风俗隳坏”（《新五代史》卷34），五代十国的文化建设和书籍积累由此受到极大的影响。对此，五代孙光宪说：“唐自广明乱离，秘籍亡散。武宗已后，寂寞无闻，朝野遗芳，莫得传播。”(12)而欧阳修也曾叹息：“呜呼！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就此否认这一时期对于书籍延续保存所起的特殊历史作用。因为面对当时混乱局势，五代时期的有识之士还是充分意识到书籍在文明传承中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所以即便是身处乱世，他们仍不忘搜集、整理图书。《旧五代史》（卷10）记载：
（龙德元年二月）壬申，史馆上言：“伏见北齐文士魏收著《后魏书》，于时自魏太武之初，至于北齐，书不获就，乃大徵百官家传，刊总斟酌，随条甄举，搜访遗亡，数年之间，勒为一代典籍，编在北史，固非虚言。臣今请明下制，敕内外百官及前资士子、帝戚勋家，并各纳家传，具述父祖事行源流及才术德业灼然可考者，并纂述送史馆。如记得前朝会昌已后公私，亦任抄录送官，皆须直书，不用文藻。兼以兵火之后，简牍罕存，应内外臣寮，曾有奏行公事，关涉制置，或讨论沿革，或章疏文词，有可采者，并许编录送纳。候史馆修撰之日，考其所上公事，与中书门下文案事相符会，或格言正辞询访不谬者，并与编载。所冀忠臣名士，共流家国之耿光；孝子顺孙，获记祖先之丕烈。而且周德见乎殷纪，舜典存乎禹功，非唯十世可知，庶成一朝大典。臣叨庸委任，获领监修，将赎素餐，辄干玄览。”诏从之。
此段文字记载见于五代后梁末帝时期。当时史臣有感于战乱时期书籍难以保存，向皇帝提出了这个建议，结果是建议获得批准。此建议的中心意思是希望本朝效仿北齐，由皇帝下令将臣僚平日所涉家传、公文、章疏文词等编录送交史馆，以备史馆编撰的不时之需。该建议提出的原因是“兵火之后，简牍罕存”，又恐今后祖先事行源流及德业遗失难考，而史臣难脱失职之嫌。类似的记载亦见于他书，如《五代会要》（卷18）记载，后晋天福六年（941）监修国史赵莹奏曰：
自李朝丧乱，迨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沦覆，今之书府，百无二三。臣等近奉纶言，俾令撰述。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章，既阙简编，先虞漏略。今据史馆所阙唐书实录，请下敕命购求。……请下中外臣寮及名儒宿学，有于此六十年内撰述得传记及中书、银台、史馆日历、制敕册书等，不限年月多少，并许诣阙进纳。如年月稍多，记录详备，请特行简拔，不限资序。臣与张昭等所撰《唐史》，祗叙本纪以纲帝业，列传以述功臣，十志以书刑政。
赵莹有此建议，盖因当时形势险恶，导致“史官之职废于丧乱，传记小说多失其传，故其事迹，终始不完，而杂以讹谬”的缘故（《新五代史》卷38）。为了避免史实、故事的散亡，他提出了官方购求、民间征集和进纳等保存史料的具体措施。这些记载说明，一方面即便处于乱世，有识之士对书籍保存仍然相当重视；另一方面，五代的混乱形势也为印刷技术的推广应用预留出了空间。
五代史家之所以有书籍收藏、保存之忧，盖因这一时期由于战乱的关系，国家和私人所聚集的书籍皆有可能因战争的胜负，而随同国家或个人的命运一道流转散亡。譬如，当年嗜书如命的荆襄节度使赵匡凝就因为战败，导致多年所聚的数千卷书籍，落入后梁皇帝朱温的手中。(13)《旧五代史》（卷3）载：“（开平元年）十月，山南东道节度杨师厚进纳赵匡凝东第书籍。先是，收复襄、汉，帝（梁太祖）阅其图书，至是命师厚进焉。”(14)而我们熟悉的南唐后主李煜，也是在城陷之时，将宫中书籍万卷尽皆焚毁。据宋马令《马氏南唐书》（卷5）记载，南唐“宫中图籍万卷，尤多钟王墨迹。国主（李煜）尝谓所幸宝仪黄氏曰：‘此皆累世保惜。城若不守，尔可焚之，无使散逸。’及城陷，文籍尽炀。”
中国自古就有藏书的文化传统，五代时期尽管动荡，官府之书损失殆尽，然民间的藏书事业却并未因此停歇。按傅璇琮的叙述，五代民间的藏书实可分为寺观院庙的藏书和书院的藏书两类。(15)除此而外，各国还出现了不少的私人藏书家，而这些藏书家的名姓在史籍中也多有记载。寺观、书院藏书以及私人藏书家的存在，一方面传承了文化和典籍，为北宋书籍刊刻保住了最初的印刷母本；另一方面也在技术和经验上，为北宋王朝培养了一批校勘、编纂的人才。为此，本书参照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傅璇琮《中国藏书通史》以及任继愈《中国藏书楼》（第壹册），制作了一份《五代十国藏书家表》，以此佐证五代藏书对于保存图书和延续书籍文化所起的特殊作用。
五代十国藏书家表
续 表
续 表
附注：
傅璇琮、任继愈、范凤书等人均有五代时期藏书家考证。此系综合各家，结合本人所见列出此表。参见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上册），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任继愈：《中国藏书楼》（第壹册），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五代时期尽管有相当数量的藏书和藏书家，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处于乱世，即便是孙骘、赵匡凝、王都、罗绍威等这样雅好藏书，且又有实力藏书的人士，其所藏书籍在乱世中保存和流传往往也有困难。一旦保存和流传成了问题，就要寻求适当的书籍流传或保存方法。切合实际的方法之一，无疑就是选择一些重要的书籍进行大量复制。以五代当时已有的技术条件，“雕板印刷”恰好可以承担起这样的历史重任。是故，五代雕版印刷的某些事实也因此诞生。相关事例如宋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2）载：
毋丘俭(16)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板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刊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
关于此事，《分门古今类事》（卷19）记载更详：
毋公者，蒲津人也。仕蜀为相。先是公在布衣，日常从人借《文选》及《初学记》，人多难色。公浩叹曰：“余恨家贫不能力致。他日稍达，愿刻板印之，庶及天下习学之者。”后公果于蜀显达。乃曰：“今日可以酬宿愿矣。”因命工匠日夜雕板，印成二部之书。公览之，欣然曰：“适我愿矣。”复雕《九经》诸书，两蜀文字由是大兴。
以上两段记载通常被当成印刷术诞生的重要证据使用。至于书籍印刷是否创始于此，则另当别论。然从上述记载中，我们清楚看到的是五代乱世书籍获取的艰难。毋氏难以借到书籍，固有朋友吝惜的缘由，然而也应看到当时书籍罕有，战乱之时保存下来书籍的弥足珍贵。至于毋公的朋友由于担心书籍有借无还或者归还时有所损坏而不愿外借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在五代时期，借书不还的例子也还是有的。《旧五代史》（卷115）记载：“（显德二年八月）甲子，（后周）秘书少监许逊责授蔡州别驾，坐先假窦氏图书隐而不还也。”
相比于五代，在以往抄写年代里，书籍的获取更是不容易。据《颜氏家训》（卷3）记载，魏晋时期的臧逢世，年二十余，“欲读班固《汉书》，苦假借不久，乃就姊夫刘缓乞丐客刺书翰纸末(17)，手写一本”。既然当时抄写书籍竟是如此难得，那么书籍的拥有者自然是倍加爱惜。唐佚名《大唐传载》载：“杜河南兼，常聚书至万卷，每卷后必有自题，云：‘清俸买来手自校，汝曹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18)此外，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7）也记载唐代杜暹（四库本作“杜进”）有家藏书，跋尾皆自题诗，以戒子孙曰：“清俸买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
由于板刻之前的书籍多为人工手抄，所以爱惜书籍也成了时人的美德之一。历史上，北朝颜之推就以《家训》的形式，教训后代子孙说：“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缺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颜氏家训》卷1）
在当时借书艰难的情况下，毋昭裔自然想到利用雕版印刷来积累和传播图书。由于当时有较成熟的刷印技术保证，五代时某人因借书艰难而利用版印大量复制书籍的史实，也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事实上，在相关史实中，我们的确看到五代时期某些国家或个人都觉悟到了雕版印刷的重要作用。据记载，吴越国僧人延寿就曾刻印佛经六十八万二千卷，以此弘扬佛理。而五代名臣和凝自己也刻印诗集，广为传播。《旧五代史》（卷127）载：“（和凝）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19)后唐平定前蜀之时，唐明宗李嗣源虽无甚文化，然而他同样也看到了雕版印刷的好处。旋即，唐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毋昭裔的制作方式，刊板于国子监，这才有了监中刻书的肇始（《挥麈录余话》卷2）。
五代时期，战事频繁，造成国家经费用度严重不足。其体现在文化教育方面，即使是国子监这样的官办学校也时常陷入困境。由此，客观上造成书籍制作要以时间或成本计算，无法继续沿用过去手写、碑刻、传抄的老路子，而必须采用更为经济、便捷的方法来维持官方文化教育对于书籍的需求。《旧五代史》（卷41）载：
长兴元年春正月丙寅朔，帝御明堂殿受朝贺，仗卫如常仪。乙亥，国子监请以监学生束修及光学钱备监中修葺公用。从之。(20)
《册府元龟》（卷608）载有后周广顺三年六月，田敏献《五经文字》、《九经文字》印板一事。其文载曰：
先是，后唐宰相冯道、李愚重经学，因言汉时崇儒，有三字石经。唐朝亦于国学刊刻。今朝廷日不暇给，无能别有刊立。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如经典校定雕摹流行，深益于文教矣。
将上述两段文字联系起来思考，可知当时国子监的资金来源有限，经费十分紧张。因此除了官府拨款资助外，国子监学生还需交纳“束修及光（或‘充’）学钱”以充公用。而后唐冯道等人在雕印经书之初，为了筹措雕印费用还颇费了一番周折。《册府元龟》（卷608）载曰：
敕下儒官田敏等，考校经注。敏于经注，长于《诗》传，孜孜刊正，援引证据，联为篇卷，先经奏定而后雕刻。乃分政事堂厨钱及诸司公用钱，又纳及第举人礼钱，以给工人。
由此可见，最初为了刻印《九经》，后唐官方曾先后从政事堂厨钱、政府各司职机关以及中举人的礼钱中拔出经费，以给付刻工的工钱。穷则思变，北方中原政权显然是从南方雕板印书的经验很自然地想到一个利用刊刻经籍“益教生财”的好办法。长兴三年二月辛未，后唐政府即“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21)。
政府允许国子监印卖书籍，一方面可用于国家用度，另一方面也使学校的经费得以补充，这的确是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因为这样做的实际效果，既部分地解决了经费问题，也使书籍流传日广。久而久之，政策的施行也使雕印书籍的好处渐渐显露出来。其结果正如《资治通鉴》（卷291）所载的那样：“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板成，献之。由是虽乱世，《九经》传布甚广。”这一点在宋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5）也得到印证。其文载曰：
唐以前文字未刻印，多是写本。齐衡阳王钧手自细书《五经》，置巾箱中。巾箱《五经》自此始。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五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虽极乱之世，而经籍之传甚广。予曾大父遗书，皆长兴年刻本，委于兵火之余，仅存《仪礼》一部。
印板书籍除了可带来直接的经济利益而外，其最大好处则是使书籍的阅读和传播范围更广，乃至后唐长兴年间的《五经》刻本传至北宋徽宗时期，影响泽及社会的各个层面。于是，书籍印刷与学校教育及科举之间互相促进的作用，也间接地影响和拉动了文学的兴盛繁荣。宋代无名氏《爱日斋丛抄》（卷1）曾记载：“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板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
关于五代其他刻印图书典籍的例子，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事例详见以下《五代印刷事例简表》及其附注。
五代印刷事例简表
续 表
附注：
①又见《徐正字诗赋》（卷2）《自咏十韵》载徐夤所作诗曰：“拙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以上记载说明当时闽地商人在徐夤健在之时，就已刻印他的诗赋在市面上出售。
②罗振玉有《瓜沙曹氏年表》。王国维《曹夫人绘观音菩萨像跋》言：“元忠之卒，当在乾德四年五月之后、六年五月之前，或在五年矣。”引自《观堂集林》下册，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23页。
③又一说：年代不详。［宋]无名氏《爱日斋丛抄》（卷1）云：“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蜀主从之。”
④沈括《梦溪笔谈》（卷16）载：“予在秀州，其（和凝）曾孙和惇家藏诸本，皆鲁公旧物，末有印记甚完。”宋刻本《颜氏家训》中有沈揆《跋》云，和凝也曾刊印过《颜氏家训》。明代罗颐《物原》云：“五代和凝，始以梨版刊书。”
⑤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1《覆五代刊本〈尔雅〉跋》。
五代国家当时之所以选择国子监刊书，主要是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是当时国家刻书多为儒家典籍，凭借国子监所支配的人才和学问水平可以确保书籍的质量；另一方面由国子监刻书，从经济上能确保国家对其利益的获取。由此我们看到，五代国家在刊板印制经书的过程中，为了保证正确的书籍供应，同时也为了自己的收益，国子监还参与了国家印书标准的制定。
《五代会要》（卷8）载，后唐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看读，然后顾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其年四月敕：“差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太常博士段颙、路航、尚书屯田员外郎田敏充详勘官，兼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端楷写出，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纸，与减一选。如无选可减，等第据与改转官资。”又见《册府元龟》（卷608）详载曰：“四月，敕：‘近以遍注石经雕刻印板委国学，每经差专知业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读并注。今更于朝官内别差五人充详勘官。”
上述记载清楚列出五代时期刻书所初步形成的规范程序和标准，其官方印书的标准范例如下：（1）国子监为官方印书的权威机构，由它确定所要模仿刊刻的书籍定本（范本）。（2）雕印的前期工作由选本、校勘、笺注、抄写等程序构成，均由国子监选派专门人才(22)施行。（3）由国子监选择雇用雕字匠人雕印书板。（4）儒家经书均以国子监所印版本为准，不得以杂本混淆。以上这些印书规范与标准对于后来北宋书籍印刷的借鉴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关于五代十国藏书家的藏书来源，范凤书曾说：“除传统的抄写和帝王赏赐外，有相当一部分则是从市场采购而来。这是由于其时已有了雕版印刷，书籍成了商品供应，为人们购置提供了方便。像后唐的王都‘令人广将金帛收市，以得为务，不责贵贱，书至三万卷’（《旧五代史》卷54）。王惠范‘但以金帛购求古书图画，日以披玩为志焉’（《三楚新录》卷3）”(23)。其实，当时以重金收购图书的还大有人在。荆南名臣孙光宪当年也是“每患兵戈之际，书籍不备，遇发使诸道，未尝不厚赉金帛购求焉。于是三年间收书及数万卷”（《三楚新录》卷3）。
现在看来，五代藏书家能够从市场上买到各类图书，说明当时市场有相当数量和质量的印本书和抄本书供应。因此，五代十国的藏书除了国子监官刻积累以外，民间刻书情况也不容忽视。按《五代印刷事例简表》所示，五代民间刻书主要可分为两类：一是寺庙、道观僧道刻书；二是私人刻书。
寺庙僧道刻书的现象，自晚唐昙域刻印《禅月集》，直至吴越僧延寿刻印佛经，一直都是晚唐五代民间刻书的主要活动。从《唐五代印刷事例简表》来看，相比于道教印经，佛教印经事例占大多数。以敦煌印经为例，曹元忠以及咸通九年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经》，其印经目的主要是源于宗教虔诚。我们甚至可以设想，以当时的客观条件，若不是异地雕印佛经输入，在以写经为主的敦煌雕印佛经，除了较大的金钱耗费，更有赖于强烈的宗教感情。按《敦煌县志》记载，曹元忠之父曹义金本为沙州长史，只因为原节度使张义潮、张淮深的后人绝，而被推为帅。此后其子元忠、孙延禄，“周、宋时俱遣使奉表入贡，授本军节度加中书仆射等官”，曹元忠更于宋太宗朝以州归宋。(24)资料佐证，敦煌出土的《大慈大悲救苦观世音菩萨像》下刊有文字曰：
弟子旧义军节度川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藩落等使，特进检校大俦谯郡开国侯曹元忠，雕此印板，奉为城隍安泰，阖郡康宁，东西之道路开通，南北之凶杀顺化，励疾消散，刁斗藏音。随喜见闻，俱沾福佑，于时大晋开运四年（947）丁未岁七月十五日记，匠人雷廷美。(25)
这一证据说明，曹元忠当年雕版佛经有借助佛教祈福纳祥的目的。因此，卡特也认定，佛教的发展是促成印刷的推动力。他说：“中国最早的印刷，即为佛经和佛教图像。……在中国印刷术发明的背景中有一种强烈的宗教动机……中国人正在进行各种复制方法的试验时（这种试验最后促成印刷），正是中国史上一个宗教最盛的时期。”(26)
至于其他民间私人刻书。根据晚唐中和三年，中书舍人柳玭在蜀所见的书肆印书。当时西蜀的民间刻书主要是“阴阳杂说、占梦、相宅、九宫、五纬之流，又有字书、小学”（《柳氏家训》）等书籍，而且这些印书或是印制低劣，大多“浸染不可尽晓”。历书、小学、字书以及占梦、相宅等印本书籍的大量出现，说明晚唐民间印本主要偏重于满足民间实用功能的书籍，而雕版印刷也率先在政局相对稳定的西蜀民间得以兴起。对此，宋叶梦得也说：“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玭训序》言其在蜀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石林燕语》卷8）
与晚唐相比，五代十国最值得关注的则是民间某些出于个人原因的书籍刊刻。譬如，和凝、刘绮庄、贯休等人的文集作品刊印，以及毋昭裔出于个人目的(27)刊印的《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等书。
通常意义上，《九经》作为儒家经典，其刻印目的与隋唐以来科举的考经传统密切有关。因此，当代经学家马宗霍也说：“自唐以九经取士，历五代迄宋，其制不改。五代虽曰乱离，而镂板之术于时始行。”（《宋之经学》）(28)而《文选》、《初学记》这类书籍的刻印，既有一般的文化教育目的，也与科举选人有密切关系。
《初学记》最初原是唐玄宗为教育诸子所编，为皇子作文时检查事类所用。故命令臣下徐坚取材于群经诸子、历代诗赋及唐初诸家作品，体例略仿《艺文类聚》，主要保存南北朝很多诗文的零篇单句。据《大唐新语》（卷9）记载，玄宗对张说言道：“儿子等欲学缀文，须检事及看文体。《御览》之辈，部帙既大，寻讨稍难。卿与诸学士撰集要事及要文，以类相从。务取省便，令儿子等易见成就也。”
唐徐坚编纂的《初学记》是唐玄宗时官修的类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此书“在唐人类书中，博不及《艺文类聚》，而精则胜之”。唐初承六朝余绪，骈文很流行，文章讲究词藻典故。可见，当时类似《初学记》这样的类书，主要是“便于习文者寻检学习前代诗文的秀章隽句，掌握不同类别之人事物象的大体叙写词藻及方式方法，从而提高自身的诗赋素质及属文技巧”(29)。《初学记》作为帮助皇子诗文写作的类书，其最初定然是以抄本藏于宫中。而毋昭裔以私人身份将之版印，目的既然是“庶及天下习学之者”，故其刻印主要是满足社会人士学习诗文的普遍需求。
至于《文选》的刻印，也有直接证据说明其与科举的互动关系。据史载，隋唐以来，由于儒家经典刻印为国子监垄断，伴随科举以诗赋取士，“文选学”悄然自江淮一带兴起，趋利的民间书籍刊刻开始涉及官方疏漏的领域，由是《文选》、《初学记》这类关乎诗赋写作的书籍得以在民间率先版印。
《文选》成为唐代科举士人学习诗文的范本，有一个历史自然的过程。从相关史料记载看，最早研究《文选》的是隋代的萧该，稍后江淮扬州、润州等地成了“文选学”兴起的源头，其学问人物中尤以曹宪、李善、许淹、公孙罗等人为代表。以下所列数条记载，颇可证实。
《旧唐书》（卷189）载曰：“曹宪，扬州江都人。……太宗徵为弘文馆学士，以年老不仕，乃遣使就家拜朝散大夫，学者荣之。……所撰《文选音义》为当时所重。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李善、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
唐刘肃《大唐新语》（卷9）亦载曰：“江淮间，为文选学者，起自江都曹宪。贞观初，李袭誉荐之徵为弘文馆学士。宪以年老不起，遣使即家拜朝散大夫，赐帛三百匹。宪以仕隋为秘书，学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撰《文选音义》十卷，年百余岁乃卒。其后句容许淹、江夏李善、公孙罗相继以《文选》教授。开元中，中书令萧嵩以《文选》是先代旧业，欲注释之。奏请左补阙智明。”
宋钱易《南部新书》（甲卷）载曰：“公孙罗为沛王府参军，撰《文选音义》十卷。罗，唐初人。”
宋孔平仲《续世说》（卷6）记载：“高宗以裴行俭工草书，以绢素百卷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
依据《文选》为诸家所注并得以教授普及，尤其是唐高宗命裴行俭以绢素草书《文选》的史实，可知《文选》在当时受重视的程度。自贞观始，随着曹宪、李善等人相继登用朝廷，唐代社会朝野逐渐形成了一门专有的学问——“文选学”。
《文选》在唐代成为专门之学，原因一是由于《文选》收录了先秦至梁的诗文，更适于士人阅读诸家代表作品。二是由于其中的诗赋文章更切合唐代士人应对科举考试的需要，所以“文选学”在唐代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
清赵翼说：“唐初制，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通为甲第，策通四、帖过四以上为乙第。永隆二年，以刘思立言进士唯诵旧策，皆无实材，乃诏进士试杂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后试策，此进士试诗赋之始。”(30)事实上，按有关学者考证，科举以诗赋取士早在隋朝就已存在，唐代只是继承了这一考试制度。今人何易展认为：“从《隋书》列传记载薛道衡、杜正玄、李德林等入仕经历来看，在隋代诗赋之优已是入仕的条件之一……隋代试举已兼采表论与诗赋。至于王定保、赵翼、徐松等认为的永隆二年或神龙、开元间始‘试杂文’，‘以赋居其一’，大概主要就是指进士科的常科而言。”(31)
无论如何，唐代“文选学”，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其实质是唐代科举实用“文、赋学”与“诗歌学”的合成体，而《文选》在当时无疑就是一部科举考试的备考教材。因为这个缘故，李善当年因为注《文选》甚详，在朝廷得到“赐绢一百匹”的赏赐，而其《文选注》一书则获得“诏藏秘阁”的待遇（《旧唐书》卷189）。此后，即便是在李善失势后流落民间，其居留汴、郑之间仍可以“教授诸生”《文选》为业，而他教授《文选》所取得的成绩居然是“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新唐书》卷202）。从这一例证，我们可以看到“文选学”在唐代巨大的影响力。对此，闻一多也评价说：“《文选》与《汉书》在李善眼里，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同样功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他这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32)由于唐代社会对于《文选》学习的重视，乃至于仕途坎坷的杜甫在《宗武生日》一诗中也叮嘱儿子要“熟精《文选》理”。鉴于《文选》对于科举的重要程度，唐朝以后，此书几乎成为士人必修的课本。这一传统流传至宋代，就有了所谓“文选烂，秀才半”的宋代谚语。由此可知，毋昭裔刊刻《文选》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文人科举的需要。
由于“选学”的盛行，唐以后“诗学”一词的内涵也有了变化。一方面，作为“诗经学”的含义，它仍在继续使用；而另一方面，作为“关于诗歌（尤其是律诗）创作的学问”的新含义，也在逐渐构建与形成。关于唐代“新诗学”的理论构建问题，我们将在后文讨论，此不赘言。
因此，总结而言，五代国子监及民间、私人刻书的存在，部分抵消了战乱带给官方和民间藏书的损毁和灾难，也保证五代十国藏书能够维持一定的数量和水平，为即将到来的北宋王朝大规模的书籍刊刻奠定了母本基础，这一时期的印刷文化传承对于诗赋写作水平的提高以及科举制度的发展延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