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五代诸国刊印书籍的过程中，我们注意到除佛经之外，当时所印书籍多为儒家经书。这其中除了中国儒学因袭传统以外，主要原因之一是在朝代更迭的五代时期，由唐沿革而来的科举考试，依然在延续，并未停废。对此，宋薛居正云：“按《唐典》，凡选授之制，天官卿掌之，所以正权衡而进贤能也；凡举贡之政，春官卿掌之，所以核文行而第隽秀也。洎梁氏已降，皆奉而行之，纵或小有厘革，亦不出其轨辙。”（《旧五代史》卷148）根据《文献通考》、《登科记考》的相关统计，五代期间，科举共计录取进士640人，加上其他诸科、明经、博学宏词等，五代科举录取人数总计2 229人。据此，张咏梅撰文总结说：“五代虽然朝代更易，干戈扰攘，但贡举之制未尝废，每岁所取进士，虽仅及盛唐半数，但五代时期土宇分割，人士流离，仅有盛唐时期的半壁江山，从相对人数来看，五代进士科的录取规模应该说是维持了唐代的规模”（《五代科举制度考》）。(33)
科举作为隋唐以来官方确定的擢人选官制度，由于以经义、诗赋作为考试内容，所以其在诞生伊始，就与儒家典籍和文学诗赋有了割舍不掉的联系。因为封建国家的考试制度直接服务于国家政治和学校育人，与国家选官相挂勾，所以科举考试内容和标准的确定，直接牵动了学校、社会各阶层及官方机构的敏感神经。一旦科举以诗赋作为考试内容，那些帮助人们学习和提高诗赋写作水平的书籍就会在社会上畅销风行。
正因如此，刘勰的《文心雕龙》作为产生于齐梁年代的诗文批评理论，在唐宋两代得到社会的高度关注。而《文选》作为齐梁以前诗文选集的唯一传本，且又是适应新型诗歌（格律诗）考试的传本，在唐朝以后遂成为士人必修的课本。有了文本的广泛传播，此种情形发展到唐宋两代，甚至有了“文心学”和“文选学”之谓。所以，上海社科院林其锬才说：“齐、梁时代刘勰著的《文心雕龙》和萧统主编的《文选》，是我国文学史上彪炳千秋的双星座。这两部书对后来文学的发展，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文心学’和‘文选学’的存在就是有力的证据。”(34)
作为唐宋两代的过渡时期，五代因为科举同样需要考诗赋，所以当时社会士众同样受到“文心学”和“文选学”的影响。那些与诗赋写作密切相关的《唐韵》、《切韵》，以及毋昭裔所刻《文选》、《初学记》等版印书籍的出现，便是证明。由此可见，五代的科举导向对于书籍印刷确有相当的影响。
众所周知，五代时期虽朝代更替频繁，然各朝对科举仍比较重视。《旧五代史·选举志》（卷148）记载：“唐同光二年十月，中书奏，请停举选一年。敕：‘举、选二门，国朝之重事，但要精确，难议权停，宜准常例处分。’”《旧五代史·选举志》（卷148）又载：“天成元年八月，敕：‘应三京、诸道，今年贡举人，可依常年取解，仍令随处量事，津送赴阙。’”
五代乱世，许多规矩、条框都有可能被打破、更迭，五代是一个保守与变革混同一炉的时代。在五代诸帝的眼中，科举虽然不能停废，然而由于政治形势，以及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原因，科举所考科目及其考试诸多规矩，却可以适时商榷并加以调整。故薛居正云“纵或小有厘革，亦不出其轨辙”。这样的微调往往涵盖到科举各方面，而在五代诸个朝代表现均有不同。兹列举以下数例：
《五代会要》（卷23）载：“（天成）五年二月九日，敕：‘近年文士，轻视格条，就试时疏于帖经，登第后耻于赴选。宜绝躁求之路，别开奖劝之门。其进士科已及第者，计选数年满日，许令就中书陈状，于都堂前各试本业诗赋判文等。其中才艺灼然可取者，便与除官；如或事业不甚精者，自许准添选。’”
《旧五代史》（卷79）载：“天福五年三月，诏：‘及第举人与主司选胜筵宴，及中书舍人靸鞋接见举人，兼兵部、礼部引人过堂之日，幕次酒食会客，悉宜废之。’”
《旧五代史·选举志》（卷148）载：“周广顺二年二月，礼部侍郎赵上交奏：‘贡院诸科，今欲不试泛义，其口义五十道，改试墨义十道。从之’”；“三年正月，赵上交奏：‘进士元试诗赋各一首，帖经二十帖，对义五通，今欲罢帖经、对义，别试杂文二首、试策一道。’从之。”
《五代会要》（卷23）又载：“其年（周广顺三年）八月，刑部侍郎、权知贡举徐台符奏：‘请别试杂文外，其帖经、墨义，仍依元格。’从之。”
从以上数条记载看，尽管科考的某些旧规可以因时更改，但不变的是：儒家经书及诗赋杂文一直都是科举诸科考试的重要内容。《旧五代史·选举志》（卷148）记载：
天福五年四月，礼部侍郎张允奏曰：“明君侧席，虽切旁求；贡士观光，岂宜滥进。窃窥前代，未设诸科，始以明经，俾升高第。自有《九经》、《五经》之后，及《三礼》、《三传》已来，孝廉之科，遂因循而不废，搢绅之士，亦缄默而无言，以至相承，未能改作。每岁明经一科，少至五百以上，多及一千有余，举人如是繁多，试官岂能精当。况此等多不究义，惟攻帖书，文理既不甚通，名第岂可妄与。且常年登科者不少，相次赴选者甚多，州县之间，必无遗阙，辇谷之下，须有稽留，怨嗟自此而兴，谤讟因兹而起。但今广场大启，诸科并存，明经者悉包于《九经》、《五经》之中，无出于《三礼》、《三传》之内，若夫厘革，恐未便宜，其明经一科，伏请停废。”
后晋礼部侍郎张允的奏折不仅说明了儒家经典考试沿革已久，而且当时考试是考生众多。同时，张允奏折也反映了当时科举明经、童子考试中存在的问题。
问题之一就是“常年登科者不少，相次赴选者甚多，州县之间，必无遗阙，辇谷之下，须有稽留，怨嗟自此而兴，谤讟因兹而起”。而“举人如是繁多，试官岂能精当”，更何况这其中有很多人读经书不探究义理，“惟攻帖书，文理既不甚通”，科考的名第岂可随便给这等人？
问题之二是童子考试“止在念书，背经则虽似精详，对卷则不能读诵”，而这些考中童子的人回家只等着做官，再也无心向学，对于国家徭役和吏治均有不利。故张允说：“国家悬科待士，贵务搜扬；责实求才，须除讹滥。童子每当就试，止在念书，背经则虽似精详，对卷则不能读诵。及名成贡部，身返故乡，但克日以取官，更无心而习业，滥蠲徭役，虚占官名，其童子一科，亦请停废。”
鉴于上述两点原因，张允建议将明经、童子两科停掉。其建议获得批准，结果天福五年以后，明经、童子、宏词、拔萃、明算、道举、百篇等科均遭停考。诸科停考势必要有新的考试科目或考试形式来顶替，原因是考生众多，天下文人需要有个荣身仕进的渠道。于是，在天福七年，试策被引入到科举考试当中。
关于试策被引入到科举考试，《册府元龟》（卷644）载道：
天福七年五月，敕：“应诸色进策人等，皆抱材能，方来投献，宜加明试，俾尽臧谋。起今后应进策条，中书奏覆，敕下，其进策人委门下省试策三道，仍定上、中、下三等。如是元进策内，有施行者，其所试策或上或中者，委门下省给与减选，或出身优牒合格。参选日，其试策上者，委铨司超壹资注拟；其试策中者，委铨司依资注拟。如是所试策或上或中，元进策条并不施行；所试策下，元进策条内有施行者，其本官并仰量与恩赐发遣。若或所试策下，所进策条并不施行，便仰晓示发遣，不得再有投进。余并准前后敕文处分。”
应该说，试策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考察出考生的实际能力，但是试策也要求应试之人有自己的思想和体悟，试策也需要考生有经、史方面的知识并能加以实际应用。事实上，试策不是不考儒家典籍，而是对于考生掌握儒典程度上的要求更高了。真正有水平的策论，要求试策考生不仅对儒家典籍有较好的学习和理解，而且还要求试策考生将典籍内容融会贯通，并有实际运用的能力。这样的要求无疑是很难达到的，试策施行的结果常常显露为——多数考生的策论流于平俗，并无多少真知灼见。于是，政府发现停考明经、童子等诸科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明经、童子科很快便得以恢复。《旧五代史·选举志》（卷148）载，开运元年八月，诏曰：“明经、童子之科，前代所设，盖期取士，良谓通规。爰自近年，暂从停废，损益之机未见，牢笼之义全亏。将阐斯文，宜依旧贯，庶臻至理，用广旁求。其明经、童子二科，今后复置。”
科举考试既关系到国家选官政治，又关系到文人的仕途经济，由此每每得到政府较为严重的关切。应该说，无论试策，还是考经，出发点都是为了选拔人才，也是为了士人有荣身之路，以利于社会总体稳定。是故，关于科举的调整举措在五代一直在持续提出。
后唐长兴元年六月，中书门下奏：“礼覆到礼部院今年及第进士李飞、樊吉、夏侯珙、吴沺，王德柔、李谷等六人，望放及第。其卢价等七人及宾贡郑朴，望许令将来就试。知贡举张文宝试士不得精当，望罚一季俸。”（《旧五代史》卷41）
后周广顺三年春，户部侍郎、权知贡举赵上交奏：“诸科举人，欲等第各加封义场数，进士除诗赋外，别试杂文一场。”（《旧五代史》卷112）
后汉乾祐二年，刑部侍郎边归谠上言：“臣窃见每年贡举人数甚众，动引五举、六举，多至二千、三千，既事业不精，即人文何取。请敕三京、邺都、诸道州府长官，合发诸色贡举人文解者，并须精加考校，事业精研，即得解送，不得滥有举送，冀塞滥进之门，开与能之路。”（《旧五代史》卷148）
建议的不断提出，皆因科举考试关系国家选人。于是，凡科举出现之问题，事无巨细均需皇帝、臣子们费心思量，而其关注的细微程度往往还更有甚者。开运元年十月，工部尚书、权知贡举窦贞固又奏曰：“试进士诸科举人入策，旧例夜试，以三条烛尽为限，天成二年，改令昼试，今欲依旧夜试。”（《旧五代史》卷83）我们或许会讶异，这不过是白天晚上蜡烛多少的小事，也值得昼试、夜试这么来回地更改折腾。(35)当然，窦贞固也有自己的考虑和解释。据《旧五代史·选举志》（卷148）记载：
（开运元年）十一月，工部尚书、权知贡举窦贞固奏：“进士考试杂文及与诸科举人入策，历代已来，皆以三条烛尽为限。长兴二年，改令昼试。伏以悬科取士，有国常规，沿革之道虽殊，公共之情难失。若使就试两廊之下，挥毫短景之中，视晷刻而惟畏稽迟，演词藻而难求妍丽，未见观光之美，但同款答之由，既非师古之规，恐失取人之道。今欲考试之时，准旧例以三条烛为限。其进士并诸色举贡人等，有怀藏书册入院者，旧例扶出，不令就试，近年以来，虽见怀藏，多是容纵。今欲振举弛紊，明辨臧否，冀在必行，庶为定式。”
在此段记载中，窦贞固解释道，考生在白天过于关注（晷刻）考试时间长短，且又不能见到蜡烛光晕，担心考生由此不能专心考试，从而导致不能写出美文。此外，窦贞固另有的担忧是，当时考生“怀藏书册”，作弊问题严重，而监考官员又多有纵容。所以，建议要严格考纪，将作弊者驱逐出考场。
以政府对科举考试的重视程度，考虑到当时考生的人数，以及当时考生又多有“怀藏书册”的情况来分析，引出一个令人深省的问题——这就是，既然科举受到如此重视，乃至国家制度调整频繁若此，那么以当时混乱局势和国家经济状况，大量的科举考试用书从何得来？
据《宋史·选举志一》（卷155）载曰：“自唐以来，所谓明经，不过帖书、墨义，观其记诵而已，故贱其科，而‘不通’者其罚特重。乾德元年，诏曰：‘旧制，《九经》一举不第而止，非所以启迪仕进之路也；自今依诸科许再试。’是年，诸州所荐士数益多，乃约周显德之制，定诸州贡举条法及殿罚之式：……”以乾德元年宋太祖诏书内容推断，五代时（尤其后周）考试明经的情况是“一举不第而止”，不许再试。如此推断，当年若想明经中举，必须经书背得熟。这样引出来的问题即是，除了经书背得熟以外，经书内容还必须正确无误。否则，即便背得出，也不能保证中第。那么，整个社会面临的情况是，即便是能够提供相应的儒家典籍，谁又能保证这些经书内容的正确无误呢？经书正误的标准又如何确定呢？
由此，若要确保考生手中所持经书的正确无误。首先要求流入天下举子手中这些儒家经典必须获得国家权威机构的验证。这样一来，国子监的权威作用就凸显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五代早期的书籍刊刻，国子监所刻经书占有很大部分。因为唯有通过国子监经学专家审核的经书才是符合考试要求的书籍。以相关史料和现存五代经书版本来看，当时的硕儒主要包括田敏、马缟、陈观、段顒、路航等人，写手主要有李鹗、郭嵠、朱延熙等人。(36)国子监刻书实质上是确保了考生可以获得国家认可的标准科考用书。这些考试用书以雕板印刷的形式，将国家认可的标准固化下来，有效地促进了国家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其情形恰如《册府元龟》（卷50）所载：
长兴三年二月，中书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旨：“教导之本，经籍为宗。兵革已来，庠序多废，纵能传授，罕克精研。由是豕亥有差，鲁鱼为弊，苟一言致误，则大义全乖，倘不讨详，渐当纰缪。宜令国学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句度抄写注出，仔细勘读。然后召雇能雕字匠人，各随部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须依所印敕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所贵经书广布，儒教大行。”
由上述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五代科举的存在与延续，为当时读书人留出了仕途荣升的道路，而针对科举政策的诸多调整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国家科举取士制度的顺利贯彻执行。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以上这些政策调整直接影响了当时读书人，也间接地影响到他们手中书籍的内容和形式。一方面，科举的存在和延续，客观上保证了书籍始终有需求较为旺盛的市场存在，尤其是让刊刻出来的大量儒家典籍有所归宿。另一方面，科举也反过来培养了后来能保证书籍刊刻品质的校勘、编纂人才。
关于这些情况，我们从五代的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人才中，可以窥出些许端倪。譬如，薛居正、句中正、李昉、扈蒙等就是五代科举培养出来的人才，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北宋初期大规模板印书籍时担当重任的校勘、编纂人才。
北宋所用五代编纂、校勘人才略表
附注：
①按：此处仅注明校勘文臣入宋前所属国家，如后周、后蜀、吴越之类。钱穆说：“五代很短，一个时期，就有八姓十三君，只有梁、唐两代，每一代有三十多年。此外的各代，都只几年、十几年。因此在五代时做臣，很少只在一个朝代做，普通都是一个人做了几代的官。”详见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7页。
②根据［清]徐松《登科记考》确定部分文臣中举的具体年代。徐松：《登科记考》（全三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
③贾黄中显德三年举进士，时年十五岁。又《书录解题》作十六岁。参见《登科记考》卷26。
④吕文仲（？—1007），南唐进士，《宋史》卷296有本传。宋绶《吕侍郎文仲传》云：“预修《太平御览》、《广记》、《文苑英华》，转著作郎。”（《新安文献志》卷94上）
⑤舒雅，宋绶《舒馆直雅传》云：“舒馆直雅，字子正，歙县人，南唐时以贡入金陵。……自太平兴国中编纂《文苑英华》，淳化中校《史记》、前后《汉书》，至道中修《续通典》，校定《周礼》、《公羊》、《谷梁》传疏及别纂《孝经》、《论语》正义，咸平中校七经疏义，雅必预焉。”（《新安文献志》卷94上）
谈到科举考生对儒家典籍的需求，我们且以五代明经、童子两科为例。当年明经、童子两科考生人数众多。仅明经一科，据后晋礼部侍郎张允所说，每岁参考之人“少至五百以上，多及一千有余”。明经、童子均以考试儒家经典为其考试内容。又据张允介绍，当时“明经者悉包于《九经》、《五经》之中，无出于《三礼》、《三传》之内”，而童子则是“止在念书，背经则虽似精详，对卷则不能读诵”。如此来看，无论明经、童子，欲考中此两科的考生必须通过借阅、获赠、抄写，或者购买等方式备有儒家典籍，其中首选书籍自然是《九经》、《五经》等常用典籍。虽然明经、童子诸科在天福五年之后皇帝敕文令其停考，然而开运元年八月，迫于形势，国家不得不重开明经、童子科考试。
无疑，科举的存在，考生对考试相关儒家书籍的需求，大大刺激了当时书籍的生产和销售。显然，当时若再以抄写的方式生产书籍，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必须要有新的书籍生产形式予以取代。这一新的书籍生产方式就是当时业已存在，且日臻成熟的“雕板印刷”。《旧五代史》（卷81）载：“（天福八年三月）国子祭酒兼户部侍郎田敏以印本《五经》书上进赐帛五十段。”此段文字下有一段小字考证曰：“以印本《五经》书上进，考唐天成二年已开雕，至此始得印本书也。今附识于此。”（影库本粘签）
我们看到，当时书籍的开雕印行并没有因战争或王朝的更替而停滞，原因当然是科举不断，社会对此类书籍的需求也并没有因战争而中断。此外，后唐《九经》的雕印情况也是如此，它从后唐长兴三年就已开雕印刷，到后周广顺三年田敏又献印板书《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各2部，130册。《资治通鉴》（卷291）载：“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版成献之。”对此，胡三省注曰：“雕印九经，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长兴三年，至是而成，凡涉二十八年。”如果没有社会需求对相关书籍的刺激，很难想象在五代那样的乱世能完成上述这些典籍的刊刻。正因为社会对此类书籍的需求始终存在，所以对于这些书籍的印刷前后持续了28年的时间。广顺三年六月，受命大臣田敏献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时奏曰：“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书籍，经注繁多，年代殊藐，传写纰缪，渐失根源。臣守官胶庠，职司校定，旁求援据，上备雕镌。幸遇圣朝，克终盛事，播文德于有截，传世教以无穷。谨具陈进。”（《册府元龟》卷608）
事实上，我们理解上述《资治通鉴》（卷291）的记载，应该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在长达28年的过程中，社会上像《九经》这类的儒家典籍一直都在印卖传播，甚至连辅助人们学习阅读经书的《五经文字》、《九经字样》都有了印本刻卖。
除了来自南方吴蜀等地的雕板《九经》典籍之外，据《旧五代史》记载，在晋少帝天福八年，田敏就进有印本《五经》。而在北汉乾祐元年，也雕造有《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再结合田敏进呈《五经文字》、《九经字样》所言，胡三省对《资治通鉴》记载的注释不甚准确。正确的理解应该是，《九经》在长兴三年开始雕印之后，很快便有成品在社会上印卖。广顺三年六月，田敏所献的是针对《九经》“经注繁多，年代殊藐，传写纰缪，渐失根源”的状况，特别制作的释字正音之书，即《五经文字》、《九经字样》这类书。
据《四库全书提要》介绍，所谓《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均为小学类字书之属，乃是针对唐代国学刊立石经文字及其传写疑误、乖讹所作的音义解释及勘校。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经部小学类中有《九经字样》一卷，唐唐玄度撰。据《九经字样牒文》所记，可知此书与《五经文字》一样，乃是为了方便当时学者阅读唐代石经传本时必备的一种字书。故此，《九经》印卖应是从后唐长兴年间一直持续到了后周广顺年间，由于印本《九经》在实际阅读使用中出现问题，于是才有田敏为方便学者阅读所献《五经文字》、《九经字样》这样的字书印刷出来。
生产书籍需要对相关书籍进行搜集，继而才是校勘、整理、刊刻、印刷等工序。可以这样说，科举考试的存在首先为五代书籍印刷的发展繁荣提供了条件。然而，雕印典籍也是件需要特别审慎的事业，尤其对典籍的搜集和整理是其事业之首要。因为每要刊刻一部书，事先都需要广求异本，加以校勘比对，确定下最好的底本，然后才能凭此上板雕印。因此，在每次版印之初，广泛搜集书籍成了朝廷印书工作的核心内容。因此，我们看到凡是有志于文化恢复的国家，其文化建设的首要措施就是筹措和积累书籍。积累书籍是为今后的文化发展奠定下坚实的基础。对于书籍的积累，其来源可以多途，有如“杨师厚进纳赵匡凝书籍”式的战争掠夺，也有新朝对前朝的直接继承，然而更重要的是政府通过相关文化政策的制定，鼓励和吸纳来自臣下和民间的书籍进献。于是，围绕着书籍的印刷生产，才有了诸多与之相关的协调性举措，如后周鼓励民间献书的政策制定等等。如此一来，雕板印刷的需要反过来在客观上更加刺激了社会对于书籍搜集和收藏的需求。
此外，科举考试毕竟是个较为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相关协调配套的各项措施和制度予以支撑，由此服务于科举的措施也在五代各朝应运而生。在这些服务性举措当中，印刷技术的辅助作用尤其不可忽视。天成初年，为了便于考生有可咨参照的科考格式和范本，朝廷考虑要为考生制作诗赋格式范本。《旧五代史·李怿传》（卷92）载：
天成初，（李怿）复拜中书舍人，充翰林学士，在职转户部侍郎右丞，充承旨。时常侍张文宝知贡举，中书奏落进士数人，仍请诏翰林学士院作一诗一赋，下礼部，为举人格样。学士窦梦征、张砺辈撰格诗格赋各一，送中书，宰相未以允。梦征等请怿为之，怿笑而答曰：“李怿识字有数，顷岁因人偶得及第，敢与后生髦俊为之标格！假令今却称进士，就春官求试，落第必矣。格赋格诗，不敢应诏。”君子多其识大体。……(37)
李怿不愿做这件事的原因固然有谦虚的成分在内。然而，我们因此亦可窥出当初朝廷急欲达成此事的初衷。因为科举诗赋的格式样本一旦制作出来，其用意必然是广泛地出售、传播和阅读，国家原是希望能因此而获取利益的。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则非要借助雕版印刷不可。高文虎《蓼花洲闲录》载：“祥符中，西蜀二举人至剑门张恶子庙祈梦。梦神授以来岁状元赋……状元乃徐奭也。既见印卖赋，比庙中所见者，无一字异”。(38)生活在北宋末南宋初的何薳也记录李偕参加省试之前，曾梦见进士考试文章。而科考后见到刊刻新进士赋文，竟然与自己梦中所见无纤毫异者。（《春渚纪闻》卷1）
这些记载说明，当年科考前后，均有历年或当年名列三甲考生样本诗赋印出，以便众多考生观瞻、摹仿和学习。此事虽发生在北宋，但结合前述天成年间制作诗赋格式范本的事例，可以想见当时大量的印版典籍出现，客观上为考生提供了文章典范，这也是极有可能的事情。是故，《旧五代史·冯道传》（卷126）载曰：“天成、长兴中，天下屡稔，朝廷无事。……时以诸经舛缪，（冯道）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
五代科举的存在和延续对书籍印刷的第二个贡献，在于它为书籍刊刻事业储备了人才。一方面它直接培养了一批饱学之士投身到藏书、校勘、编纂、出版等与书籍刊刻有关的文化事业中来；另一方面，由于与科举相关的庞大书籍市场的存在，为印刷技术的普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间接地造就了一批技术娴熟的雕板书手与刻工。我们再详解《册府元龟》（卷608）所载：
（长兴三年）四月，敕：“近以遍注石经雕刻印板委国学，每经差专知业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读并注。今更于朝官内别差五人充详勘官：太子宾客马缟、太常丞陈观、祠部员外郎兼太常博士段容、太常博士路航、屯田员外郎田敏等。朕以正经事大，不同诸书，虽已委国学差官勘注，盖缘文字极多，尚恐偶有差误。马缟已下，皆是硕儒，各专经业，更令详勘，贵必精研。兼宜委国子监于诸色选人中，召能书人谨楷写出，续付匠人雕刻。每五百纸与减一选，所减等第优与选转官资。”
长兴三年，后唐皇帝充分认识到儒家经典的重要性，正式下旨取石经雕成印板，特将马缟、陈观、段容、路航、田敏等当时有名的硕儒、文臣召集起来，详勘经典。按“每经差知业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读并注”，以及“更于朝官内别差五人充详勘官”的记载，可知整部《九经》雕造完毕，若摒弃人员重复情况，参与《九经》校勘的专业人才至少也有四、五十人，而书手、刻工人数因为缺乏记载，则较难统计。
关于五代书手的历史记载，《旧五代史》（卷101）有载，后汉隐帝乾祐元年，五月己酉朔，“国子监奏，《周礼》、《仪礼》、《公羊》、《谷梁》四经未有印板，欲集学官考校雕造。”结果，后汉皇帝刘承祐同意了国子监的建议。对此，宋洪迈评说：“正尚武之时，而能如是，盖至此年而成也。”随后，洪迈载道：
成都石本诸经，《毛诗》、《仪礼》、《礼记》皆秘书省秘书郎张绍文书。《周礼》者，秘书省校书郎孙朋古书。《周易》者，国子监博士孙逢吉书。《尚书》者，校书郎周德政书。《尔雅》者，简州平泉令张德昭书。题云广政十四年，盖孟昶时所镌，其字体亦皆精谨。两者并用士人笔札，犹有贞观遗风，故不庸俗，可以传远。唯《三传》至皇祐元年方毕工，殊不逮前。
将以上两段文字与前面《册府元龟》（卷50），以及《五代会要》的相关记载结合分析，我们正可看出五代时期，官方印书所造就的书籍校勘人才和书手刻工，对于日后北宋官方的书籍刊刻均有重要传承和推动作用。这些情况在本节所附《北宋所用五代编纂校勘人才略表》中，已可见出端倪。
历史上，《九经》雕版的过程从932年延至953年，直至大周广顺三年五月才最终雕印完毕。(39)除了《九经》、《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以外，自后唐皇帝李嗣源开始，五代诸朝的国子监还先后刊印有《贞观政要》、《论语》、《孝经》、《尔雅》、《经典释文》等书籍，这些书籍雕印的选择又多与当时的科举需求有关，五代科举对雕版印刷在北宋传承的贡献显而易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