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修撰北宋四大类书的南唐文臣表
北宋前期编纂的四大部书，除了《太平广记》500卷外，其余三部皆达1 000卷，可谓工程浩大。经过统计，我们可以看到南唐文臣大量地参与了四部类书的编纂工作，其中南唐文臣参与《太平广记》、《太平御览》两部书的人数，甚至超过总编纂人数的40%以上。
至于《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由于编纂时间靠后，南唐旧臣老儒年龄老化，故去甚多，而北宋科举培养出来的人才大量涌现后，南唐旧臣参与人数才有所减少。如杜镐，《东轩笔录》（卷1）载曰：
真宗天纵睿明，博学文学，尤重儒术……杜镐以博学，尤承眷礼，晚年苦肺疾，累乞闲地，真宗不允，至数年加剧，又于便坐恳述。真宗曰：“卿自择一人学术可以代卿者。”镐于是荐戚纶以代，又逾年，未及得请而卒。
据查考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太平广记》基本为南唐与后周入宋文臣的组合。《太平广记》、《太平御览》几乎是同一批人共同参与编纂的。其编纂者中陈鄂曾为后蜀教授(107)，入宋后撰有《开宝通礼》二百卷。其余人等主要为后周、南唐文臣。《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的人员组成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前朝老臣大为减少，而本朝进士文臣数量大为增加。(108)如《文苑英华》编纂苏易简，其父苏协虽为后蜀进士，但苏易简本人却是北宋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入仕。
在这些人当中，陈彭年是个例外。他虽是雍熙三年中的进士，然在南唐时期，他就已师事徐铉，有为南唐朝廷所用的事实（《隆平集》卷6），故清人吴任臣著《十国春秋》时，将其列入南唐臣子行列。宋释文莹《玉壶清话》（卷5）也载曰：“陈彭年字永年，生抚州，十三岁著《皇纲论》万余言，为江左名辈所重。”
南唐文臣入宋参与修撰项目表
附注：
部分文臣生卒年源自姜亮夫纂定、陶秋英校《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中华书局1959年版。
综述而言，由于南唐、吴越、西蜀等国拥有丰富的书籍、文人、刻工、纸墨，南方印刷文化的发展以及其最终并入北宋王朝，加速了南北方以书籍印刷为主导的文化交流与融合。于是，北宋的书籍刊刻也随着南北方印刷文化的融合而迅速发展起来。如前引《长编》（卷27）记载，雍熙三年宋太宗将南方著名文臣用于许慎《说文解字》的编撰校勘，目的就是模印并颁行天下，使学者学问有所依据。而类似这样的举措尚不止于此。
吴 越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因为它秉承晚唐印刷技术而来，又奠定北宋书籍刊刻发展和兴盛的基础。吴越国是这一时期南方具有印刷文化传统的重要国家，由于其保土安民的国策，对中原正统强国纳贡称臣，加之与书籍印刷相关的文化移民的涌入，从而导致晚唐延续而来的书籍刊刻文化在这一地区得以平稳发展，并为北宋时期的书籍刊刻准备了从印刷书籍母本到书籍校勘、印刷人才及技术的条件。
作为南方诸国的重要代表，吴越国自唐景福二年（893）钱镠开始兼并浙东算起，至钱俶纳土入宋，共存在了86年。这其间，吴越国的文化建设也达到相当程度。吴越国在钱氏治理下，政治上相对比较安定，经济繁荣。国内人才济济，南北文士荟萃，文艺也称盛一时。
吴越国与南唐、蜀国不同，因为它一直恪守保境安民、视中原政权为正朔，贡奉中原，听其号令的政策。欧阳修《新五代史》由此也说，钱氏有改元而无称帝之事。吴越自钱镠建国，就一直没有称皇帝，而是与中原保持密切联系，自觉接受中原的封号，直至最后纳土入宋。因此，吴越国存在期间，许多文化活动均与其国策有较大关系。
《册府元龟》（卷608）载，后唐朝臣“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于是萌生了将儒家经典校定雕版印行的想法。这或许确有其事，或许也说明中原印刷儒家书籍的灵感来源于南方。因为早在中原刻印《九经》等儒典之前，南方吴蜀等地的书籍印刷业，无论在印刷种类和印刷数量，均优于中原北方。这方面，吴越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为求自保，吴越国习惯于向中原政权示好，即所谓“效恭顺，国祚克永”（《十国春秋·序》）。在这样的国策之下，吴越与中原之间长期以来逐渐形成了藩主贡奉的关系。随着吴越与中原之间人员、货品的往来输入，其书籍印刷文化也得以相互交流。
当时，后唐冯道、李愚等人从吴、蜀的板印经验中，得到了刻印《九经》的灵感。因为中原有注重经学的传统，冯道等人认为“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册府元龟》卷608）。我不知道冯、李等人何以如此认为？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可能不完全如此。
原因之一，《十国春秋》（卷78）有这样一段记载：宝大二年冬十月，镇海镇东留后王子传瓘、中吴军节度使王子传璙各贡唐（后唐）锦绮千件及九经书史四百二十三卷，又贡佛头螺子青一、山螺子青十、婆萨石蟹子四、空青四。
关于钱越王贡奉“九经书史”的记载，除《十国春秋》（卷78）外，较早见于宋代的《册府元龟》当中。《册府元龟》（卷169）载：“十月，两淮钱镠、留后钱元瓘、苏州节度使钱元璙，各贡进金银锦绮数千件、御服犀带、九经书史汉唐书共四百二十三卷。”
在宝大二年钱越王贡奉后唐的礼物中，有“九经书史汉唐书共四百二十三卷”。宝大二年是925年，钱镠执政时期内。结合五代十国时期的书籍印刷事例，我认为钱越王当时送给后唐的《九经》等书籍应当不是手抄卷，而是雕印本。原因是，吴越国在宝大二年送后唐《九经》等书籍四百二十三卷，当是贵重礼物。什么样的书籍会如此贵重呢？我认为，以《九经》等书的部帙巨大程度，手抄并不稀奇。唯有是当时罕见的雕印本，才能称其为贡物。否则，后唐自可请人抄写《九经》，不劳吴越贡奉。而我认为，当时后唐定然早有手抄卷的九经书史等书籍。因为在印刷之初，手抄本仍是社会上最普遍的书籍形式，而唯有雕印书本才是稀罕物。此外，我们不可忽视的是吴越贡奉书籍的时间：宝大二年（925）冬十月。此时间相当于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在吴越国宝大五年时，后唐才改元长兴。也就是说，如果《册府元龟》、《十国春秋》的记载属实的话，当冯道、李愚等人于后唐长兴三年（933）二月决定国子监雕印《九经》之前，吴越国可能早已有了《九经》印本书籍，并且其《九经》印本的品质还足以成为钱越王讨好中原的贡物。
另一旁证是，《资治通鉴》（卷272）记载，同光元年（923），“梁主遣兵部侍郎崔协等册命吴越王镠为吴越国王。丁卯，镠始建国”。同光三年（925）八月，后唐昭宗遣使赐吴越国王玉册、金印、红袍徐衣，才正式承认了吴越国王的地位（《资治通鉴》卷273）。同年十月，吴越王等贡奉后唐《九经》等书。同年底，钱镠遣使者沈瑫致书，将自己受后唐玉册封为吴越国王一事告于吴（即后来的南唐）。吴人以其国名与己同，不受书，遣瑫还。仍戒境上，无得通吴越使者及商旅（《资治通鉴》卷274）。
事实表明，吴越国向后唐贡奉书籍是因为后唐此前赐吴越国王玉册，承认其国家地位的缘故。以吴越国当时感恩的心情，吴越国所贡礼物当十分贵重才是，更不可能临时找人抄写的经史书籍上贡。如此判断，吴越国所贡应是国中早已雕印好的经史书籍精品，这才符合情理。
质疑“吴蜀雕印不及儒家典籍”说法的第二个原因是，据宋陶岳《五代史补》记载，后唐平蜀，明宗命太学博士李锷书《五经》，仿其制作刊板于国子监，监中印书之始。(109)王明清《挥麈余话》（卷2）云其家有锷书印本《五经》，后题“长兴二年”。这说明前蜀时期已有《五经》之类的印本。至于后蜀毋昭裔的刻板当在冯道等人之后，因为毋昭裔相蜀是在后蜀孟昶明德二年至广政十六、七年期间。显然，中原冯道监本早于毋氏《九经》本。(110)天禧五年七月（1021），刘崇超上《乞重雕孝经等书印板奏》云：
本监管经书六十六件印板，内《孝经》、《论语》、《尔雅》、《礼记》、《春秋》、《文选》、《初学记》、《六帖》、《韵对》、《尔雅》、《尔雅释文》等十件，年深讹阙，字体不全，有妨印造。昨礼部贡贡院取到《孝经》、《论语》、《尔雅》、《礼记》、《春秋》，皆李鹗所书旧本，乞差直讲官重看榻本雕造。内《文选》只是五臣注本。切见李善所注该博，乞令直讲官校本别雕李善注本。其《初学记》、《六帖》、《韵对》、《尔雅释文》等四件，须重写雕印。（《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之一）
刘崇超所说的李鹗旧本，应该就是五代国子监所刻的儒经书板。而《文选》、《初学记》、《六帖》、《韵对》等需要理会下列记载。据《宋会要辑稿·崇儒四》记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九月七日，毋昭裔之孙毋克勤将其祖父毋昭裔所雕《文选》、《六帖》、《初学记》三种书板献给朝廷。天禧五年，景德寺僧溥清献其祖、库部员外郎陈鄂所撰《四库韵对》九十八卷印板。诏赐钱十万，度行者一人。(111)
从时间上看，刘崇超取到礼部印板的时间恰好在毋克勤、僧溥清献书板之后，此四种印板应该就是毋克勤、僧溥清所献。由于这些书板年代久远，不宜再印，故刘崇超请求重写雕印。以上证据皆证实了五代时期吴蜀雕印广泛，其中已然包括了儒家经典在内。而宋代无名氏《爱日斋丛抄》（卷1）也曾记载：“自唐末以来，所在学校废绝，蜀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板刻《九经》，蜀主从之。由是蜀中文学复盛。”
根据上述记载，结合《唐五代印刷事例表》及《册府元龟》所载冯道等人所言“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我们可以推断，五代南方吴、蜀等地区（或国家）有率先雕板的事实。吴、蜀等地的书籍印刷，对于北方中原的后唐、后晋等国有率先垂范的作用。
再有一个问题是：“吴蜀”究竟指称哪些国家？关于蜀，考辨的意义不大，自不必说了。主要是“吴”，指的是南唐之前的吴还是钱氏的吴越国？或者“吴”是指一个宽泛的地域？据《册府元龟》（卷608）冯道等人说这话的时间是后唐，冯道时为后唐宰相。结合《资治通鉴》（卷273）记载有后唐昭宗遣使赐吴越国王玉册、金印、红袍徐衣，正式承认吴越国王地位一事，后唐冯道所言最有可能是吴越国。如又以地区来说，“吴”地，实则包括了杨行密所建的吴国和钱镠所建的吴越国在内的太湖及周边地区。张剑光在《唐五代江南手工商业布局研究》一书中也说：“这儿所指的‘吴’，泛指太湖周围地区”，但他又说：“从实际看，最有可能是苏州。”我认为，从冯道等人当时说话的语境分析，加上前面的理由，“吴”最有可能是泛指太湖周边，包括吴国和吴越国的广大地区。即便按照张剑光的说法，确是苏州。那么，查阅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隋唐五代卷）“吴、吴越、闽”以及“南唐、吴越”的版图轮廓，无论是“吴与吴越”版图或是“南唐与吴越”时期的版图，苏州都属于吴越国。而太湖则被吴（南唐）与吴越分割，吴越国占太湖2/3左右面积，吴（南唐）占1/3。(112)而“蜀”其实也不实指国家，它是指代如今四川一带的广大地区。吴蜀之人，乃江南和蜀地一带之人也。如是这样，那么江南一带的书籍印刷对于北方后唐的影响就十分显明了。
历史记载，江南诸国的书籍刊刻曾十分兴盛。杭州、金陵和成都是当时三大印刷业中心。953年，在后唐印卖《九经》的同时，后蜀也雕印了蜀版《九经》。此外，后蜀还雕印了《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南唐则印刷了《史通》、《玉台新咏》。此外，在吴越王钱俶时期，杭州等地印制了《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印陀罗尼经》八万四千卷。
至于金陵的印刷事实，张剑光在《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一书中所引的证据如下：（1）马令《南唐书》载，北宋初年，诏学官校勘五经，“及得金陵藏书十余万卷，分布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审，编秩完具，与诸国本不类”。张剑光据此认为，由于金陵藏书众多，很有可能是印刷的，而且史书明言与“诸国本不类”，即南唐的印刷自成一体，版式等都有可能比较特殊。（2）北宋宋祁校《汉书》时，曾用江南本参校。张剑光认为，“江南本”指的就是江南的雕刻本。（3）南唐刻印过刘知几《史通》和徐陵的《玉台新咏》，因为这两本书后有李后主“建业文房之印”，来新夏、李书华等有关专家认为它们是南唐初刻本。(113)（4）《册府元龟》（卷608）冯道等人所云“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终不及经典”。以上证据中，除了第四条前已考述，不复赘言。其他三条证据皆似有牵强之嫌，恐不足为凭。(114)张秀民在《中国印刷史》中也提到南唐建业文房的证据，同时还提到南唐有保大本《韩昌黎集》(115)。然除此以外，目前尚难找出其他证据加以充分论证。
根据前面统计的五代时期板印书籍留存，所得结论是五代时期，书籍印刷事实大部分集中在南方吴、蜀等国，而非北方。关于江南印刷传统的延续，至宋代仍能看出端倪。宋叶梦得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但纸不佳……”（《石林燕语》卷8）陆游有故事云：
三舍法行时，有教官出《易义》题云：“乾为为金，坤又为金。”何邪？诸生乃怀监本至帘前请曰：“先生恐是看了麻沙本。若监本，则坤为釜也。教授惶恐谢。”又云：“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老学庵笔记》）
说白了，北宋京师（汴梁）印书业发达，很大程度依赖于其封建中央集权而造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位。而杭州、西蜀、福建的印刷业却实实在在是多年印刷文化传统积淀的结果。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说：
《册府元龟》载，后唐长兴中，冯道、李愚奏云：尝见吴蜀之人鬻印板文字，色类绝多。则五季之顷，其行转盛，及宋有天下，南并吴越。嗣后，国子监刊书，若《七经正义》，若《史》、《汉》三史，若南北朝《七史》，若《唐书》，若《资治通鉴》，若诸医书皆下杭州镂板。北宋监本刊于杭者，殆居泰半。南渡以后，临安为行都，冑监在焉。板书之所萃集。宋亡，废为西湖书院，而书库未毁。明初移入南京国子监，吾浙之宝藏，俄空焉。
影印宋刻本《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南齐书》卷末有北宋治平二年（1055）牒文，亦可证实王国维的考证说法。其牒文曰：“崇文院嘉祐六年（1061）八月十一日敕节文，《宋书》、《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后周书》，见今国子监并未有印本……依《唐书》例，逐旋封送杭州开板。”按王国维的考证，杭州作为当时一个重要的书籍印刷地点，其兴盛期从五代直至南宋灭亡。
北宋王朝在文化建设上较多地借鉴了南方诸国的先进经验，其中尤以书籍印刷为技术之先。考察五代及五代以前的印刷史实，可知其中多数印刷事实大都发生在江南。对此，王国维骄傲地说：“镂板之兴远在唐世，其初见于纪载者，吴蜀也。而吾浙为尤先。元微之作《白氏长庆集序》，自注曰：‘扬越闲多作书，摹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夫刻石亦可云摹勒，而作书鬻卖，自非镂板不可，则唐之中叶，吾浙已有刊板矣。”(116)
随着北宋平定南方，江南的文化随着士人、书籍一同北移，最终构造起了北宋文化的繁荣。南唐徐铉、张洎等文臣入宋，参与诸如《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书的编修工作，可证江南士人入宋的情况，当不在少数。《十国春秋》（卷75）曾载：
孟宾于字国仪，连州人。少孤力学，事母以孝闻。……晋天福中，登进士第，未几，以离乱还乡。……时宋翰林李昉，宾于同年进士也，遗之以诗。（南）唐后主见诗贷死，复其官。……初归江南，举一子，名归唐，亦能诗，肄业庐山国学，与邻房生同得佳句，遂交讼于江州。宋开宝时累官大理丞，时人犹指之曰：“此乃讼诗生也。”
江南诸国重视文化教育，学校兴盛一时。孟宾于之子“孟归唐”肄业于庐山国学，因为与别人同得佳句，所引起的著作权争端，甚至惊动了官府诉讼。
这一时期，有些文人随着时势变化，多次迁移，寻求稳定，直至最终入宋。最具代表性的是五代至宋代杨岩一族的迁徙过程。《十国春秋》（卷85）载：
杨岩，弘农人也。父承休，官唐刑部员外郎，天祐时，副给事中郑祁册封武肃王为吴王，会淮南道阻，不克归，遂留杭州。初承休之行也，挈岩与俱，岩历仕武肃王父子，累官至丞相。子郾，以任子历官尚书职方员外郎。郾子蠙，蚤卒。蠙子侃，年十岁，能作《雪赋》。忠懿王入宋，郾率侃以其族随行，侨居宋州。
杨岩一族最初由北方迁居南方吴越，最后又随钱俶入宋，侨居宋州。由此，无怪生活在北宋末年的朱弁撰文也谈道：“晁以道尝为余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国初至昭陵时，并从江南来。二徐兄弟以儒学显，二杨叔侄以词章进，刁衍、杜镐以明习典故用，而晏丞相、欧阳少师巍乎为一世龙门。纪纲法度，号令文章，灿然具备，有三代风度。庆历间，人才彬彬，号称众多，不减武、宣者，盖诸公实有力焉。”（《曲洧旧闻》卷1）
南方文臣入宋，随之入宋的还有南方的文化与印刷传统。从北宋灭亡南方国家所掠夺的什物中，我们可以知道北方觊觎南方的，除了江山之外，重要的还有南方的文化与典籍。所以，北宋灭亡西蜀、南唐之后，掠回朝廷的除了亡国君主、文臣外，还有大量的图书典籍、刻书印板。尽管吴越国对宋恭顺之至，每年贡奉不断，并曾协助北宋灭掉了南唐，然最终仍免不了亡国纳土的命运。《十国春秋》（卷82）载，太平兴国三年二月，“王发国城。……己酉，朝见宋帝于崇德殿”。四月，闽帅陈洪进纳土，时钱俶与子惟浚侍宴在侧。“五月，丞相崔仁冀劝王纳土，不然祸且立至。王遂决策，上表云：‘臣庆遇承平之运，远修肆觐之仪，宸眷弥隆，宠章皆极。……独臣一邦，僻介江表；职贡虽陈于外府，版籍未归于有司。……愿以所部十三州、一军、八十六县，户五十五万六百八十、兵一十一万五千三十六，献于下执事。’宋帝答诏曰：‘……书之简编，永彰忠烈，所请宜依。’”纳土之后，钱俶得到一份宋帝的誓书。宋帝赐王誓书，略曰：
皇帝锡命吴越国王钱俶：自朕纂临以来，独持短表，自献疆，将三千里锦绣山川，十三郡鱼盐世界，皆归皇宋，尽属有司。誓书到日，率土之滨，皆不问罪犯轻重，各出囹圄。钱氏之家，恐系远房，或高曾祖至曾玄孙以下，议杖刃伤遇死，一人至七人者放，七人以上者奏；无居址者，遇所属州军县邑僧寺道观，令自措躬安歇；无官者可以荫资，有官者重跻极品。妄议谗言，奉持减剥，并不如命。钱氏到日，如朕亲行。今绐此书，永为照据，与国同休。（《十国春秋》卷82）
这份给钱俶的誓书同样也决定了钱氏子孙以后的命运。八月，“宋帝令王缌麻以上亲属及管内官吏悉归京师，凡千四十四艘，随命以杭州伶人马迎恩等四十五人赐王，俾备旦夕宴乐”（《十国春秋》卷82）。可以想见，当时钱氏子孙及臣子入京，其家族及臣子的迁徙是何等的规模，乃至所用船只竟有千四十四艘。我以为，以钱氏子孙对读书及书籍收藏的热衷程度，其入宋所携带的除了家产辎重，当然还包括有大量的图书典籍。
钱俶当年有“子八人：惟浚、惟治、惟演、惟灏、惟溍、惟济、惟渲、惟□。惟灏至贺州团练使，惟渲韶州团练使，惟溍左龙将军、奖州刺史，惟演(117)、惟济皆童年，为宋帝所称，召见慰劳，并起家诸卫将军。惟演子冀国公暄，暄子会稽郡王景臻，景臻子荣国公忱，封爵世世不绝”（《十国春秋》卷82）。
史载，钱俶为人颇知书，雅好吟咏，并且崇信佛教。《十国春秋》（卷82）记载，钱俶生平有诗数百首，曰《政本集》，国相元德昭、宋翰林学士陶谷为之序。后其子钱惟演搜其遗文，刻行于世，共十卷。钱俶性谦和，未曾忤物。自奉颇薄，常服大帛之衣。崇信释氏，前后造寺无筭；入宋后，又以爱子为僧。为人宽洪大度，常大会宾客，食鳖臛，而得庖人濡血纸于器中，王遽藏之褎中，顾左右曰：“勿令掌膳者知。”钱氏入宋后，太平兴国四年春，“王为武胜军节度使，改封南阳国王”。其临死之前，仍“命左右读《唐书》数篇，又令诸子孙诵诗，未讫，风眩复作，至漏四下而薨。是夕有流星坠于正寝之上，光烛满庭，年六十”。
吴越王钱俶因为知书崇佛，曾有刊刻印刷大量佛经典籍的事实，这在不同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子孙及其臣子。其中，就有诸如林鼎、钱文奉、钱昭序、钱昱、钱传瑛、钱惟治、钱惟演等多名藏书家。吴越国纳土入宋，躲过了战火破坏。随着钱氏子孙以及文臣入宋，北宋也从吴越获取了大量的图籍。《宋朝事实类苑》（卷31）载：
两浙钱归朝，遣使收其书籍，悉送馆阁。端拱元年五月，诏置秘阁，至是乃以史馆书万余卷以实其中。
大量藏书北移也将南方书籍刊刻的技术展示于中原北方。
钱惟演（962—1034），钱俶之子，入宋之前即为吴越国温州刺史（《长编》卷18、19）。因为钱惟演幼好学，入宋后受封为右神武将军。咸平三年五月，献所为文，召试学士院，而授为太仆少卿之职(118)（《长编》卷47）。据史载，钱越王纳土入宋后，太宗皇帝将汴京城南的礼贤宅赐与其居住。《石林燕语》（卷1）载曰：“礼贤宅于州南，略与昶等(119)。……二居（钱俶与孟昶宅第）壮丽，制度略侔宫第。”以此礼贤宅的规模考之，钱俶家族群体足以安居于此。钱氏自吴越携来之书籍定然悉藏于礼贤宅，礼贤宅至钱惟演时才归还有司。《石林燕语》（卷1）载：“俶居至钱思公惟演，亦归有司，以为冀公宫锡庆院，今太学其故地也。”此段文字后附“考异”曰：“礼贤宅在京城南，钱俶入觐太祖，以此馆之。至太宗初，俶纳土始赐焉，非俶先请觐即赐也。钱思公与诸弟乞归之有司，非思公独请也。”以此来看，钱俶故去后，钱惟演兄弟等皆拥有此宅产权，后来才将此宅献出，还给官方以充太学之用。此宅后来被改造成京城太学的锡庆院。
据说，钱惟演“少所嗜好”的是“藏书与读书”。他在留守洛阳之时，“尝语寮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诵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词，盖未尝顷刻释卷也”（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10）。钱惟演少所嗜好，读书广博，其背后所依赖的必是大量的私人藏书。由此，也说明钱氏子孙入宋之时，除了归入秘阁的官方书籍外，他们自己随船也带去了大量的私人藏书。
据《宋史》（卷317）载：“惟演出于勋贵，文辞清丽，名与杨亿、刘筠相上下。于书无所不读，家储文籍侔秘府。尤喜奖厉后进。”《隆平集》（卷12）亦载：“惟演少富贵，能志于学，有文章与杨亿、刘筠齐名。常曰：‘学士备顾问，不可不该博’。故其家聚书侔于秘府，又多藏古书画。”（又见《东都事略》卷24）明末钱谦益亦评价曰：“公（钱惟演）童年召见，自以文学进身，为诗与杨亿、刘筠齐名，天下宗为‘西昆体’。常谓宰相之重，皆可杂以他才处之，惟翰林学士非文章不可。家聚书侔于秘府，修《册府元龟》凡千篇，诏与杨亿分为之序。”(120)
“西昆体”是以学问章句作诗著称。要作此类诗的人，需有大量的书籍阅读为基础。杨亿、刘筠二人出身台阁，饱读皇家书籍，自然可以做到雕章琢句，诗文锦绣。而钱惟演能与两人齐名，大量的书籍阅读自然也必不可少。钱惟演的图书从何而来呢？据《十国春秋》、《长编》记载，钱氏家族嗜好藏书的人不在少数，而钱惟演自幼好学，于书无所不读。因为生活在世代藏书的家族，钱惟演才有可能“家聚书侔于秘府，又多藏古书画”。设想如此“侔于秘府”的藏书，其图书累积仅靠手抄肯定是难以办到的，吴越国印经的史实亦可反证于此。
当然，我们应该承认通过抄写至书籍万卷以上的事例也并非没有。据史载，隋唐以来形成的写经风气至五代仍有遗留。《宋高僧传》（卷14）载，唐京师崇圣寺寺僧，会稽人释文纲，“刺血书经，向六百卷。”《宋高僧传》（卷26）又载，唐朔方灵武龙兴寺僧人释增忍，“刺血写经，总二百八十三卷”。而国家图书馆收藏有一部血书《观音经》，卷尾题记云：
天复二年壬戌岁（902）七月廿五日，主持三峗禅师愿会，发心刺血，敬写此《金刚经》一卷、《观音经》一卷，今已终毕，故记。以此写经功德并持回施当真圣主，保寿遐长，浃主千秋，万人安乐。(121)
三峗禅师刺血写经是为了表明自己心中的虔诚，然而通过刺血抄书，由于血量限制、血液凝固等因素，抄写起来难免会受到局限，抄写数量也会受影响。或许，直接用笔墨抄写会大不相同。
《宋高僧传》（卷26）载，唐湖州大云寺僧释子瑀，“前后写经三藏，凡一万六千卷”。《宋高僧传》（卷6）载，唐代“福寿寺尼缮写《大藏经》，每藏计五千四百六十一卷”。释子瑀是个信念坚定的有闲之人，其抄书穷极一生，至多也不过万余卷。而若要抄完佛经三藏，则需穷极寺院人力缮写。试想，如若以此抄书速度来生产书籍，那么世人无需再做它事，只需日日在家抄书，世间方可有多人累积藏书至万卷以上。
事实上，从雕板印刷的发明过程看，佛教徒虔诚地抄录经书对印刷术的产生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当时佛教信众众多，需要大量地复制佛经来满足信众，于是当时有了写经生这样的职业。然而，即便这样，供需之间仍然有大量的缺口。印刷术正是在这样的社会需求下应运而生的，敦煌的经卷考古发现都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五代时期，南方吴越国的情形也与此类似。从考古发现来看，为了便于佛法的普及推广，五代时吴越国的佛经则更多是通过雕版印刷进行生产。由于历代钱越王都崇佛非常，是故五代至宋初，吴越国刻印了相当数量的佛经，吴越国的雕印技术更多地在其佛经雕印中体现出来。
1917年，湖州天宁寺改建成中学校舍，工人于石幢象鼻中发现有《一切如来心秘密全身舍利宝箧陀罗尼经》数卷。卷首扉画前有：“天下都元帅吴越国王钱弘俶印《宝箧印陀罗尼经》八万四千卷，在宝塔内供养。显德三年丙辰（956）岁记。”(122)1971年，安徽无为县中学在宋代舍利塔下砖墓小木棺内，又发现了同样的一卷。张秀民看到“无为县”不在当时吴越国版图内，由此感叹当时印本流传之广。(123)
另外，1924年甲子八月，在吴越国王为王妃黄氏所建的杭州雷峰塔倒掉时，也发现有《宝箧印陀罗尼经》。不同的是，此经卷前题云：“天下兵马大元帅吴越国王钱俶造此经八万四千卷，舍入西关砖塔，永充供养。乙亥八月日记。”“乙亥”为宋太祖开宝八年（975）。经高7厘米，长2米，分竹纸、棉纸两种。每行十、十一字不等。关于杭州雷峰塔的《宝箧印陀罗尼经》，1924年俞平伯曾著《记西雷峰塔发现的塔砖与藏经》，最先对藏经做了介绍。此后，胡适又就此事有过谈话。他说：
关于中国佛教塔藏的陀罗尼经卷印本，最易得者为杭州雷峰塔的钱弘俶刻的《宝箧印陀罗经》八万四千卷。我曾为《纽约时报》的印刷史博物馆购得一份，我又赠送了华府友人DDKH一份。当1924年雷峰塔全塌下时，这种卷子出现了无数，一元钱可买几十卷，后来就贵到百元一卷了。(124)
由此，可见当年经卷印本出土数量之多。
1971年11月，在绍兴县城关镇物资公司工地出土了金涂塔一座。内有藏经一卷。首题“吴越国王钱俶敬造《宝箧印陀罗尼经》八万四千卷，永充供养。时乙丑岁记”。“乙丑”为宋太祖乾德三年（965年），比雷峰塔经早十年，晚于显德本九年。其字体细小，每行十一二字。(125)由此，所谓“《宝箧印陀罗尼经》八万四千卷”，从几处出土的情况来看，所发现印本的雕印时间和款式都不相同。
吴越《陀罗尼经》版本简表
造成此种情况的原因，或许说明钱越王雕印84 000卷《宝箧印陀罗尼经》一事有以下两种可能：
（1）吴越国总共雕印《宝箧印陀罗尼经》84 000卷，而这84 000卷不是同一时间印刷出来的。它们尽管有相同的内容，然它们却属于不同时期、不同款式的多种版本。
（2）吴越国所印远不止84 000卷，在显德和开宝年间，都不止一次地印刷了84 000卷《宝箧印陀罗尼经》。
如果确是如此，从我们所见的三次不同年代的印刷，共印有252 000卷。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当时实际《陀罗尼经》的印数并没有84 000卷，其印数是被人过分夸大了。
两种可能情况均说明了吴越国当年印刷的规模数量之大，及其印本传播地域之广。吴越国当年仅《宝箧印陀罗尼经》一种，其多版印刷所延续时间就长达十九年左右。而此种佛经印刷出来的用途之一就是放入寺庙供养收存，以示对宗教的虔诚。那么，吴越国所印此类佛经，其传播的范围就不囿于吴越国境内，而在异地佛寺均有收藏的可能。此类佛经的广泛传播，不是为了商业目的，而纯粹出于对佛教的虔诚。
除此以外，1960年在浙江丽水县碧湖镇又发现吴越时期印刷的经卷有：（1）《佛说观世音经》1卷，计16页；（2）《佛说观无量寿佛经》1卷，计37页；（3）四卷本《金光明经》1卷，共计208页；（4）《大方广圆觉修多了义经》1卷，计48页。金志超等人认为以上这4卷经应该也是五代吴越末期（978年以前）所刻的版本，保留到北宋晚期或南宋初期重印的。(126)
据说，吴越国的佛经印刷还与一位名叫延寿（907—975）的僧人关系甚大。《宋高僧传》载：“释延寿，姓王，本钱塘人也。……也以开宝八年乙亥终于住寺，春秋七十二，法腊三十七。葬于大慈山，树亭志焉。”《佛祖历代通载》（卷18）云：“延寿，余杭人，姓王氏。……建隆元年，忠懿王请住灵隐山新寺，为第一世。明年复请住永明大道场，为第二世，众盈二千僧。……居永明十五年，度弟子千七百人。开宝七年入天台山度戒万余人。”
由于延寿十分看重佛教文字图像宣传，故其一生刻印了大量的佛经图本。《莲宗宝鉴》（卷4）记载道：“师念世间业系众生，不能解脱，惟念佛可以诱化，乃印弥陀塔十四万本，劝人礼念。”张秀民引其所言曰：“凡一切灵验真言，无不印施，以为开导。”延寿在其所著《心赋》中又有注云：“结一万人弥陀社会，亲手印弥陀塔十四万本，遍施寰海。吴越国中念佛之兴由此始矣。”(127)
根据张秀民统计，钱弘俶与延寿所印佛经像、咒语，有数字可考者，共计682 000卷。(128)经延寿努力刊印的佛家图经典籍，有表显示如下：
五代时期延寿刊印佛经表
续 表
另外，五代时期吴越国其他僧侣的刻印情况或亦有之。《宋高僧传》（卷28）载：“释永安，姓翁氏，温州永嘉人也。汉南国王钱氏召居报恩寺，署号禅师焉。乃以《华严李论》为会要，因将合经，募人雕板，印而施行。……春秋六十四，法腊四十四云。”明吴之鲸《武林梵志》（卷11）载：“宋释永安，姓翁氏，温之永嘉人。……以开宝甲戌岁终。”又，吴越时期水心禅院住持道诜造舍《往生西方净土瑞应删传》印本。(129)
鉴于释延寿有“结一万人弥陀社会，亲手印弥陀塔十四万本”说法，可知吴越国所印经卷若是单篇经文、经咒，其主要目的是为了普施信众，广泛传播，或信众念诵使用或短期保存；若是佛经著作雕印，则主要是为了专业人士长久保存、研读之用。
从以上情况看，在晚唐五代时期，书籍印刷事业确实在吴越国这样相对和平的地方蓬勃发展起来了。“唐代江南印刷刚刚起步，至五代吴越和南唐时，就有了快速的发展。吴越都城杭州是江南最为重要的印刷中心。”张剑光此说，所依据的也是吴越钱弘俶在浙江广泛印刷佛经的史实。(130)
总结而言，五代时期南方吴越国拥有丰富的书籍、文人、刻工、纸墨，其印刷文化的蓬勃发展及其最终并入北宋王朝，加速了南北方以书籍印刷为主导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西 蜀
五代南方三国中，较有影响的西蜀由于地远偏安，在传承晚唐印刷文化方面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成为在五代十国书籍印刷传承中重要的一环。由此，探究西蜀印刷文化传承，对于研究北宋书籍刊刻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据历史记载，蜀国也是最早的印刷术发源地之一，其地域文化自有特异处。其特异处就在于它在发展书籍印刷方面有地缘、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纸张、刻工的优势。历史记载，五代时期蜀国的书籍刊刻曾经十分兴盛。当时，杭州、金陵和成都并称为三大印刷业中心。953年，在后唐刻板印卖《九经》的同时，后蜀皇帝在毋昭裔的请求下，也雕印了蜀版《九经》。此外，后蜀还雕印有《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道德经广圣义》、《禅月集》等书籍。
正因为西蜀有如此印刷文化传统，所以北宋开宝年间朝廷欲雕印《大藏经》，就选择了西蜀作为雕印地点。北宋朝廷在建国之初就选择西蜀作为雕印大部佛经的地点，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西蜀有历史悠久的印刷文化传统和技术储备。
据历史和考古结果，865年，日本僧人宗叡书写的《新书写请来法门等目录》中有西川印子《唐韵》和《玉篇》，称其“惟非法门，世者所要也”。四川成都晚唐墓出土有成都府樊赏家印的《中和二年具注历》，其刻印时间是中和二年（882）。这些证据都说明，早在官方重视雕版印刷之前，西蜀民间已有较为活跃的印刷活动存在，而唐代早期的印刷事实也大都出现在成都。
中晚唐时期西蜀的印刷史实在《引论》已有相应表格及陈述，至于五代蜀国的书籍印刷情况，前文已有介绍，此不赘述，仅以表格显示如下：
唐五代西蜀印刷事例简表
附注：
此表乃是本人根据张秀民、宿白、翁同文等人的相应资料，连同本人资料搜集制作的《唐五代印刷事例简表》中择选。
上述表格基本可反映唐至五代西蜀印刷的大致面貌。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发现西蜀印刷有特征如下：
（1）西蜀早期印刷涉及领域主要是民间诸如历史、字书、韵书等实用性文本。（2）西蜀早期宗教印本不限于佛经，道教书籍亦有印本存在。（3）西蜀民间刻印活跃，导致其私人刻书也较早出现，其中有部分私人刻书是文学类书籍。
第二，西蜀有稳定可靠的政治环境和优质价廉的印刷纸张。
五代时期，当北方处在战乱的时刻，南方以南唐、吴越和西蜀为代表的国家却维持了较长久的安定局面。由于北方战乱的影响，与印刷相关的资源随着移民的南迁而更多地转入到南方李唐、吴越、西蜀等国家，由此也导致了北方印刷产业的衰落，其中造纸业即为其中显明事例。
四川成都作为蜀国政治、经济的中心，从晚唐开始就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这也直接导致了韦庄、薛能、牛峤等著名文人入蜀。故《新五代史·王建传》记载：“蜀恃险而富，当唐之末，士人多欲依（王）建以避乱。建虽起盗贼，而为人多智诈，善待士。”唐五代，持续不断的移民入蜀，也带来了较为先进的技艺和文化，其中以造纸业发展尤为显著。著名的薛涛笺，就是“长安良家子”(131)薛涛改良蜀中彩笺而成。薛涛大约是唐代宗大历时随父入蜀。据谢元鲁《唐五代移民入蜀考》所记，薛涛改良蜀笺，“不仅是规格的变化，还在于制纸原料的革新。蜀中造纸自汉迄唐，其原料以麻为主，薛涛独以芙蓉皮为原料制造彩色皮纸，成为蜀中皮纸发展的先河”(132)。
由此，战乱客观上造成了在北方造纸质量衰落之时，西蜀等南方诸国却由于新技术的注入，已经开始大量出产质量优良的纸张。苏轼《东坡志林》记载：“川纸取布头机余，经不受纬者，治之作纸，名布头笺，此纸名冠天下。”此种“布头笺”显然就是麻纸。这一时期，西蜀在大量出产质量优良的纸张的同时，也伴随纸张品种的增加。据唐李肇《唐国史补》、宋苏易简《文房四谱》（卷4）的相关记载，西蜀当时多以麻为纸，主要出产有“麻面、玉屑、屑骨、金花、鱼子、蜀笺（薛涛笺）”等麻纸和皮纸品种。西蜀造纸业的发达，相应地辅助促进了与之相关的印刷业发展。由于麻纸有柔韧、细密、不透水的特性，所以唐以来多用作官方书籍文书的抄写，同时也适于雕版印刷。对此情形，张秀民也评价说：“蜀纸品种繁多，有麻面、屑末、滑石、金花、长麻、鱼纸、十色笺。唐代专以蜀郡麻纸抄写两京四部书，自然也被用来作印刷纸张。唐末益州印本盛行，就地取材，促进了成都印刷业，并给五代、北宋的蜀刻打下基础。”(133)
晚唐延至五代，蜀纸久盛不衰。原因是江浙间虽有竹纸出现，但最初的质量并不太好。苏易简《文房四谱》卷四《纸谱》记载：“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便裂，不复粘也。”此书成书于北宋雍熙三年（986）九月。这说明，竹纸直至北宋初年，其紧密性、拉力等方面质量还很成问题，并不适用于雕版印刷。钱存训也据此认为：“广东气候温暖潮湿，竹的生长十分茂盛。以竹造纸大约从广东开始，而在宋代传播到江浙一带，那时造竹纸的技术尚不够成熟，成品的质地，大概也很差。”(134)因此，五代南唐曾设置纸务官，“求纸工于蜀”，其所制“澄心堂纸”也出自蜀中良工之手。(135)由于西蜀造纸精良，自唐以来，官府宫廷的诏令和文书就专门规定要用益州麻纸书写，并以之抄写东、西两京宫廷收藏的四部书籍(136)（《旧唐书》卷47）。尽管每年都有蜀纸作为贡品运往长安和洛阳，但总体上还是供不应求。据史书记载，唐玄宗时，“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新唐书》卷57）。仅一项事宜每月就要供给“五千番”，由此可见蜀中造纸业的兴盛。
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说：“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但纸不佳。”足以证明，北宋初年以京师为代表的中原纸品质量并不高。此外，再从南唐造纸求良工于西蜀的情形，又可看出西蜀造纸业从五代至北宋初期要稍稍领先于中原和江南诸国。由陈师道《后山谈丛》相关记载，南唐著名“澄心堂纸”的制作技艺当出自西蜀良工之手，其质量之高号称“百金不许市一枚”。澄心堂纸在南唐灭亡后便不再生产，北宋梅尧臣曾从友人欧阳修处得到南唐澄心堂纸两轴。对于此种纸张，梅尧臣写诗评价说：“漫堆闲屋任尘土，七十年来人不知。而今制作已轻薄，比于古纸诚堪嗤。古纸精光肉理厚，迩岁好事亦稍推。五六年前吾永叔，赠予两轴令宝之。是时颇叙此本末，遂号澄心堂纸诗。”（《答宋学士次道寄澄心堂纸百幅》）这说明此种秉承西蜀技艺制造的南唐良纸，继承了西蜀纸张细密厚重的传统，与轻薄的江南竹纸有明显不同。由此可证，西蜀造纸在五代时期的兴盛发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