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年，战争频繁，国力有限，以当时北方的纸张产量和质量衡量，北宋朝廷用纸若仅靠北方供应，纸张显然难以为继。由此可以推测，宋太祖当时选择成都雕印《大藏经》，肯定经过慎重考虑。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就是西蜀有稳定可靠的政治环境和优质价廉的印刷纸张，再加上西蜀有印刷工人及印刷技术储备。有关这一问题的具体论述，我们在《江南的纸》一节中已有阐明，可相互印证，此不赘言。
第三，西蜀拥有大量熟练的刻工和写手。
从五代蜀国的书籍印刷文化的发达状况，西蜀无疑应成为北宋《大藏经》雕印的理想场所之一。然毕竟西蜀距离中原相距甚远，为何北宋朝廷仍坚持要在那里雕印大部经书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从后唐《九经》的雕印情况中得到说明。据史载，后唐《九经》雕印从长兴三年开雕，至后周广顺三年结束。《资治通鉴》（卷291）载：“初，唐明宗之世，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田敏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朝廷从之。丁巳，版成献之。”对此，胡三省注曰：“雕印九经，始二百七十七卷。唐明宗长兴三年，至是而成，凡涉二十八年。”如果没有社会需求对相关书籍的刺激，很难想象在五代那样的乱世能完成上述这些典籍的刊刻。正因为社会对书籍需求始终存在，所以对于这些书籍的印刷前后持续了二十八年的时间。广顺三年六月，受命大臣田敏献上《五经文字》、《九经字样》，奏曰：
臣等自长兴三年校勘雕印九经书籍，经注繁多，年代殊藐，传写纰缪，渐失根源。臣守官胶庠，职司校定，旁求援据，上备雕镌。幸遇圣朝，克终盛事，播文德于有截，传世教以无穷。谨具陈进。（《册府元龟》卷608）
通过后晋刻《九经》所花时间和人力与宋初《大藏经》所费，来比较两地的印刷状况后我们发现，如果按邢昺所说北宋初印板仅几千，那么与蜀中《大藏经》相比，在北宋初期，印板、刻工数量丰富的应是西蜀，而非北宋。
我们知道古代熟练刻工均有一定的工作年限，由此，要维持一个地区印刷业的发达，必须首先要维持住一个有稳定产出的刻工队伍。张树栋《中华印刷通史》（第7章第2节）中记载了关于北图收藏的杨忱序《管子》的刻印年代和刻工情况。其考证记载如下：
1956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管子集校》一书。对北图收藏的宋刻本杨忱序《管子》的刻印年代提出的判断是：“杨忱本载有张嵲读管子，文中有绍兴已未，即高宗绍兴九年（1139年），而杨忱序题记大宋甲申。考绍兴已未之后，有宋孝宗兴隆二年（1164年）为甲申，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年）为甲申，再一次甲申则为元世祖二十一年，南宋之亡已五年矣。此只题大宋而不题年号，当为元世祖二十一年之甲申无疑。《序》中持尊王攘夷之义，正宥有亡国之痛。书盖开刻于宋亡之前，而序则草成于宋亡之后，仍目为宋本，固无不可。”但是经考查该书中的刻工姓名，有牛实、张通、杨谨等，他们曾参加过《白氏文集》的刻印，杨谨还参加了绍兴间淮南路转运司刻《史记集解》。此外，该书刻工中金升曾见于南宋孝宗淳熙间严州刻本《通鉴纪事本末》一书中，章旼则见于绍兴间临安刻《王文忠公集》中，牛实还参加过绍兴三年两浙东路茶盐司公使库刻印的《资治通鉴》。可见他们都是南宋初期的刻书工人，依刻工情况，说明杨忱序本《管子》中所提的大宋甲申，实为南宋初期孝宗隆兴二年的甲申，而不可能是元初忽必烈二十一年之甲申。因为一个人的工作时间有限，这批南宋初期的刻工，怎可能在一百二十年后仍在工作呢？所以杨忱序本《管子》实为南宋初期的刻本。认为其刻印年代在宋末元初之说，完全可以排除了。而序中所谓持重尊王攘夷、亡国之痛情绪的流露，正是指北宋灭亡，金人入侵时之历史背景。(137)
根据以上考证，我们可以推算出宋代刻工大致的工作时间。如果从绍兴九年（1139）开始算起，至孝宗兴隆二年（1164）止，刻工至少工作了近三十年。
关于刻工毕生刻书的年限问题，冀叔英也说：“雕版刻书的生产工具简单，刻工随时迁徙，一个刻工毕生的工作时间大约可延续三十年左右。”(138)由此，我们假定当年在蜀地雕刻《大藏经》印板的刻工大部分都能工作三十年左右，那么这里面应该有相当一部分都是来自后蜀的刻工师傅。钱存训说：“假定每卷书平均需雕版15块，每部大藏需雕版约6万至8万块。因此在雕印过程中必须募集书手、刻工、印工等各种技术湛熟的工人。”(139)
根据这样的推算，蜀地的刻工通过刻印《大藏经》，有可能带起了一批可能比他们本身数量还要多得多的徒弟。假若徒弟之后十几年间，还有人不断加入《大藏经》雕板工作，那么整个工程完成后，蜀地应培养出比原来多好几倍技术熟练的刻工。这无疑有力地推动了蜀地印刷技术的传播和演进。以这些刻工们都能刻板30年计算，那么在北宋建国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蜀地书籍印刷的数量和质量将是十分可观的。姚瀛艇《宋代文化史》一书中，对于宋初《大藏经》的刻印也谈道：“赵宋政权除加强对四川的控制外，并利用信仰佛教的心理，刻印佛经以笼络人心。”又说：“宋初在四川大规模刻印佛经，积累了刻印经验，培养了大批刻印工匠，使四川的雕刻印刷业，在唐朝的基础上，发展成为刻书中心之一。”(140)由于宋朝多为“转相模锓，以取衣食”的专业刻工，所以某些刻工以谋生为要，并不局限在原籍镂版，往往被请到外路刻书。王国维在《宋抚州本〈周易〉跋》一文中，也考证当时蜀人刻工闻名于天下，有蜀人刻工“邹郁”等流寓江右者。(141)
正因为南方李唐、吴越、西蜀等国拥有丰富的书籍、文人、刻工、纸墨资源，而南方印刷文化的发展及其最终并入北宋王朝，所以才加速了南北方以书籍印刷为主导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北宋书籍刊刻的发展兴盛正得益于南北印刷文化的融合。
四、北宋对五代印刷传统的继承
雕版印刷自唐朝发展而来，历经五代传至北宋。对于北宋初年的统治者来说，雕版印刷究竟也算是个新兴的玩意。对于什么样的书需要雕版印刷，什么样的书不需要雕印，这需要凭经验与现实需要共同做出判断。
一方面，某些书籍雕印与否，稍思便可知晓。例如，某些需要大范围传播的，关系国计民生的医药、法律、考试等类书籍，自然是需要大规模雕印颁行的。宿白也说：“五代国子监校定雕印经书工作，太祖之世虽仍在继续，但仅校刊《礼记》等六种《释文》十余卷……其时雕印卷数较多的书籍有两类。一是刑律……二是本草……可见，北宋肇建，最急切的是刊印安定社会秩序的法律文书和恢复人民健康的医药书籍。”(142)此外，宋初仍沿袭旧例，继续雕印“字书小学”之书，“惟摹刻后献付国子监颁行，又似与一般私家雕造印本不同”(143)。以下数条史料颇可证实北宋初期的书籍雕印选择。
《长编》（卷4）记载：“乾德元年秋七月己卯，判大理寺事窦仪等上《复位刑统》三十卷，《编敕》四卷，诏刊板模印颁天下。先是，颇有上书言《刑统》条目之不便者，仪因建议请别商榷，即命仪及权少卿武功苏晓、正奚屿、丞张希逊与刑部大理法直官陈光乂、冯叔向等同撰集之。仪等参酌轻重，时称详允。”
《长编》（卷14）载，开宝六年四月，“知制诰王祜等上《重定神农本草》二十卷，上《制序》，摹印以颁天下”。
《长编》（卷35）载，淳化五年五月，“上复命医官集《太平圣惠方》一百卷。己亥，以印本颁天下。每州择明医术者一人补博士，令掌之。听吏民传写”。
《长编》（卷49）载，真宗咸平四年，“诏国子祭酒邢昺等校订《周礼》、《仪礼》、《公羊》、《谷梁传正义》，丁亥，昺等上其书，凡一百六十五卷，命模印颁行，赐宴国子监，并加阶勋。于是《九经》疏义悉具矣”。
由北宋相关史料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宋代国子监刻书打破了五代时期经书一统天下的局面，除了翻刻五代监本群经，遍刻九经、唐人旧疏和宋人新疏外（如《经典释文》、《五经正义》、《七经疏义》等），还刻印了大量的史书（如《十七史》、《资治通鉴》、《七十二贤赞》等）、子书、类书和医书”(144)。这说明，宋代图书出版由单一经书品种，向经史子集多样化发展的历史过程是随着北宋社会稳定，国力发展壮大后逐步实现的。
关于刊刻选择的又一重要问题，是哪些书籍应该刊刻，哪些书籍应该广泛传布的相关问题，宋初统治者并无很明确的认识。他们最终选择某些书籍印刷的决断，多半来源于前朝的印刷惯例及南方诸国传来的经验。由此，在宋朝初年的书籍刊刻事例中，那些熟识前朝惯例的五代旧臣以及南方文臣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李昉、徐铉等人之所以出现在四大类书的编纂组成人员当中，原因即在于此。
我们考察知道，在宋初选择刊刻的书籍当中，这些熟识惯例、掌故文臣的意见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说文解字》的刊印，参与刊定的文臣有徐铉、句中正、葛湍、王惟恭等人。徐铉乃南唐入宋文臣，句中正为后蜀入宋文臣，葛湍也系江东人入宋(145)。此书刊定的背景是唐代以来，许慎所著《说文解字》舛误甚多，于是徐铉兄弟在南唐时早有刊定雕印之意。(146)当年徐锴在南唐时，就撰有《说文解字系传》四十卷，又作《说文解字韵谱》十卷、《说文解字通释》四十卷（《宋史》卷202），试图予以纠正。徐铉等人的《说文解字》也是在徐锴南唐所著的基础上刊定增释而成，只是徐铉、句中正、葛湍等人的序文、表章与见识对于官方决定刊刻《说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当然，在北宋之初，官府决定一本书是否需要被雕印，最终拍板的人还是皇帝。然而在议论商讨过程中，识见大臣的意见却是不容忽视的。《长编》（卷60）载：
馆阁博聚群书，精加雠校，经史未有印板者，悉令刊刻。或言《三国志》乃奸雄角立之事，不当传布。上曰：“君臣善恶，足为鉴戒，仲尼《春秋》岂非列国争斗之书乎？”
这段记载有另一种说法，即“善恶之类”的话非真宗所言，乃是当时宰相所说的。真宗皇帝乃是采纳了宰相的意见，才决定刊刻此书。据宋朱子《宋名臣言行录》（前集卷4）记载：“或有言两晋事多鄙恶，不可流行者。”上以语宰相。公（毕士安）曰：“恶以戒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备载。”上然之，命刊刻。(147)可见，毕士安所云的乃是两晋事，非三国事耳。《长编》（卷56）记载，景德元年七月，“诏以崇文院所校《晋书》新本，分赐辅臣、宗室。上曰：‘昨有言两晋事多鄙恶不可流行者。’参知政事毕士安曰：‘恶以戒世，善以劝后。善恶之事，《春秋》备载。’上深然之”。
又，据《四库全书·三国志提要》云：“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故北宋诸儒皆有所避，而不伪魏。”我们知道，陈寿《三国志》以魏为正。《提要》所言北宋诸儒“不伪魏”的观点，恰好符合了《三国志》一书北宋年间得以刊刻传播的事实。可见，在决定刊刻《三国志》过程中，朝廷定然有过一番争论，而最终是“不伪魏”的观点占了上风。试想，当时朝廷中作为南方降臣一方，更应有所忌讳，不当有“伪魏”、“奸雄”之类的观点，当力主刊刻才是。按《长编》（卷60）记载，宋真宗最终决定拍板的意见居然是：三国之事如同春秋列国的争斗，《三国志》就如同孔子的《春秋》。其评价之高，令人咋舌。
诸经史、《三国志》等书刊刻之后，常常受外国所请，赠送（或售买）到高丽、契丹等国。这些书不仅在国内传播甚广，而且也颇受臣子好评。《长编》（卷74）载，大中祥符三年十一月，宋真宗召集向敏中、杜镐、陈彭年、张知白、孙奭、查道等人编修《君臣事迹》。时真宗对向敏中说：“今学者易得书籍？”向敏中回答说：“国初，惟张昭家有三史。太祖克定四方，太宗崇尚儒学，继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三国志》、《晋书》皆镂板，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此实千龄之盛也。”
其他，又如《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等类书，往往又都编纂刊刻于这一时期。由这些事实可知，正是由于南北方人才与资源的融合，才造就了以后北宋书籍刊刻的繁荣。(148)据《长编》（卷60）记载，景德二年五月戊辰朔，真宗幸国子监阅书库，问祭酒邢昺书板几何，昺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史正义皆具。臣少时业儒，观学徒能具经疏者百无一二，盖传写不给。今板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时之幸也。”上喜曰：“国家虽尚儒术，然非四方无事，何以及此。”
在邢昺所言国初不及四千书板之中，当有一些书板本为南方诸国所有，只因国灭归入宋朝。史载，宋太祖好书，灭蜀后命使尽取蜀文籍及诸印板归阙，忽见板后有蜀相毋昭裔姓名，乃问欧阳炯。炯曰：“此是毋氏家钱自造。”宋太祖听了很高兴，立即命令将书籍印版归还毋氏家族（《分门古今类事》卷19）。由此可见，以南方经济的富庶和晚唐以来印刷文化的发达，导致宋初书板中，从南方诸国掠夺获取的书板当不在少数。
邢昺对宋真宗说自己少时业儒，所见学徒“具经疏百无一二”。对此，他认为其中原因是“传写不给”。这句话充分说明，对雕板印刷在传播和推广经书典籍方面的认识，北宋中期之人（如邢昺之类的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此处，宋真宗的回答更是丝扣入理。他更提升了一步，认为刻印书籍兴盛的局面，乃源于天下太平。
宋真宗所言不错，文化事业的兴盛的确可归于天下太平的结果。如果没有宋朝收复南方，初步统一中国，何来雕板印刷的条件和根基？如果没有高素质的人才、刻工，没有高质低价的笔墨纸张，又何来景德年间累积下的十余万书板呢？大一统的局面造就了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这不仅为经济的发展繁荣创造了必要条件，也为书籍板印事业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加之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可以有效地通过行政命令进行史书的修撰和大型图书的编纂，从而有利于传统文化典籍的整理与流传，繁荣了文化事业，为文人提供了实现自身价值的广阔场所”(149)。
北宋统一南方之后，国家高层有感书籍的匮乏，又从南方诸国的印刷文化及其成果中体会到了雕印的力量。由是，朝廷一方面大肆搜集南方诸国的图书典籍，网罗高素质的人才；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学习、汲取南方较为先进的印刷技艺。譬如，通过开宝四年，北宋朝廷在四川开雕《大藏经》，为其后来大规模的书籍刊刻准备了人才和经验。《开宝藏》之后，北宋朝廷又先后开始了其他各种书籍的雕印。这一情形在《长编》（卷60）被记载为“馆阁博聚群书，精加雠校，经史未有印板者，悉令刊刻”。此后，北宋书籍雕印种类、范围之广，实是前所未有。
历史记载充分证明北宋对于五代以来的印刷文化成果的承袭。北宋书籍刊刻的兴盛直接得益于国家的统一、稳定，乃是五代十国南北融合后的结果。我们之所以看重五代十国对宋朝的影响，原因就在于：（1）从精神层面上说，宋代初期的文人以及他们观念来源于前朝，宋代文化建设的最初识见也来源于前朝。而宋初人士所能想到的文化举措，其思想根源也多源于唐五代以来所遗留下的前朝典故与旧例。（2）从物质层面上说，北宋初年，宋人从后周和江南诸国获取了大量的书籍，以及其他有助于圣朝文化建设的实物。
这样的情形有点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前夕，人们对古希腊文本的搜求。史料记载，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于土耳其人之手，东罗马灭亡。然而在土耳其占领期间，仍有数以千计的古希腊的图书典籍被抢救运回意大利。据说，在1413—1423年间，仅一位叫奥里斯巴的人就带回来将近250件抄本，其中包括有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以及修昔底得斯的作品。古希腊的典籍由于意大利人的努力才得以传承。在此，中西方不同的是，意大利抢运书籍的行为，更多的是民间的自发行动，而北宋对南方图书的搜集却是出于北宋高层的决策。最终，历史演绎的结果是，五代南方诸国由于相对安定的缘故，保留并传承了大量的唐代典籍，此后这些典籍又由于北宋上层统治者的明智得以保存。
应该说，在平定南方的过程中，宋代统治者从一开始就目的明确。战争的目的首要当然是纳土扩疆，城头易帜，其次则是南方的财富和文物。搜掠财富文物就是为宋代文化的复兴与建设奠定基础。事实上，后来北宋相当数量图书典籍的校勘刊刻都得益于当年对南方的图书掠夺。因此，北宋皇帝在平定北方和南方之时，所恪守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是尽可能地保留住被征服地的人才和文化典籍。《曲洧旧闻》（卷1）载曰：
太祖皇帝龙潜时，虽屡以善兵立奇功，而天性不好杀。故受命之后，其取江南也，戒曹秦王、潘郑王曰：“江南本无罪，但以朕欲大一统，容他不得。卿等至彼，慎勿杀人。”曹、潘兵临城，久之不下，乃草奏曰：“兵久无功，不杀无以立威。”太祖览之，赫然批还其奏，曰：“朕宁不得江南，不可辄杀人也。”
由是，我们看到北宋平定西蜀、南唐的过程中，宋太祖欣赏的不是疯狂杀虐，大搞破坏的将领，而是像曹彬这样注重保存当地生灵，保护物质和文化财富的将军。据记载，宋灭南唐，在破金陵之前，曹彬恐部将妄杀，故意称疾不视事。诸将问候，曹彬说：“余疾非药石所愈，愿诸公共为信誓，破城日不妄杀一人，则彬之疾愈矣。”诸将许诺，乃相与焚香为誓。城破后，“彬既入金陵，申严禁暴之令，士大夫保全者甚众，仍大搜于军，无得匿人妻子。仓廪府库，委转运使许仲宣按籍检视，彬一不问。师旋，惟图籍、衣衾而已”（《续资治通鉴》卷8）。与此相关，《玉壶清话》（卷1）亦载曹彬“伐江南、西蜀”时，“诸将皆稇载而归，惟公但图史衾簟而已。”
相反，宋军灭后蜀入成都后，“王全斌、崔彦进、王仁赡等人日夜宴饮，不恤军务，纵部下掳掠子女货财，蜀人苦之”（《续资治通鉴》卷4）。结果导致后蜀降卒一度复叛，王全斌等人由此遭到太祖严厉责罚。此后，在平南唐拔擢将领时，太祖仍对赵普说：“王全斌平蜀多杀人，吾今思之犹耿耿，不可用也。”（《续资治通鉴》卷5）而曹彬则因为平定蜀时少杀而得到太祖的嘉奖。《续资治通鉴》（卷5）载曰：“初，王仁赡历诋诸将，独曰：‘清廉畏谨，不负陛下任使者，惟曹彬一人耳。’帝于是赏彬特优。彬入辞曰：‘诸将俱获罪，臣独受赏，何以自安！’帝曰：‘卿有功无过，又不自矜伐。苟负纤芥之累，仁赡岂为卿隐邪？惩劝国之常典，可无辞也。”
总括前面所述，北宋在印刷传统方面的继承和发展，一方面可以说是历史的惯性使然。前朝通常都印些什么书籍，北宋政府承继了五代十国的文化传统，自然会从其经验和教训中想到要印些什么书籍。于是《九经》、《五经正义》、《七经正义》(150)、《经典释文》、《说文》等科举考试需用的书籍很自然就占了北宋初期国子监等官方刻书的大部分，其他又有《汉书》、《三国志》等历史典籍。另一方面，北宋印刷文化的发展则是因为北宋朝廷出于当时的文化建设的迫切需要，陆续刻印了相当数量的实用书籍所致。譬如，乾德元年，窦仪等上《复位刑统》三十卷，《编敕》四卷，诏刊板模印颁天下，就属于这种情况。
建国之初，百废待兴，人才匮乏，学校、科举等诸项文化教育事业首先被提到日程，而要成就这些事业，书籍生产或供应必须要跟上学校开办的速度，必须要满足科举考试的需要。最初书籍的种类可能不必太多，但印本数量却不可太少。根据史料记载，我们多可看到宋初如范仲淹、欧阳修、宋祁等文臣都在抱怨自己少时无书可读，只有依靠借阅、抄写来获取图书。宋祁叙述自己幼年无书可读的窘境，说：“余少为学，本无师友，家苦贫无书，习作诗赋，未始有志立名于当世也。愿计粟米养亲绍家阀耳。年二十四，而以文投故宰相夏公，公奇之，以为必取甲科，吾亦不知果是欤。”(151)《直斋书录解题》（卷17）也记载，宋祁“未第时，为学于永阳僧舍，或问曰：‘君好读何书？’答曰：‘余最好《大诰》。’故景文为文谨严”。此外，欧阳修在《书旧本韩文后》一文中亦云：
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尧辅颇好学。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予家藏书万卷，独《昌黎先生集》为旧物也。……予于此本，特以其旧物而尤惜之。(152)
北宋初年，鉴于书籍少有，而科举、学校的兴盛发展所造成的读书之人倍增的局面，国家必须要在书籍供应方面跟上形势的要求。于是，各项能迅速增广书籍的措施得以提出并加以贯彻施行。而在众多措施之中，最能保证书籍大量生产的核心技术就是雕板印刷。因此，版印技术在宋代的书籍制造、累积过程得到了最为广泛的应用。与宋太祖相比，太宗对于“文治”有一套更为完整的思路。总的看来，太祖更大的成就在于总结前朝教训，开疆扩土和稳固政权方面，而太宗皇帝则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构建文治国家的宏伟蓝图。太宗皇帝把兴学重教、复兴儒学当成首要任务加以落实。因为大量的书籍供应不能全靠传抄、借阅实现。由此，先进的雕板印刷技术大规模地在文化建设中得以很快应用。于是，五代以来的书籍印刷成就在政权稳固、社会安定的宋代得到承袭并获得类乎极致的发展。
【注释】
(1)［元]脱脱：《宋史》卷202《艺文志一》，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032页。
(2)《新五代史·李怿传》（卷55）载：“时右散骑常侍张文宝知贡举，所放进士，中书有覆落者，乃请下学士院作诗赋为贡举格，学士窦梦征、张砺等所作不工，乃命怿为之，怿笑曰：‘年少举进士登科，盖偶然尔。后生可畏，来者未可量，假令予复就礼部试，未必不落第，安能与英俊为准格？’闻者多其知体。后迁刑部尚书分司洛阳，卒，年七十余。”
(3)［清]潘永因《宋稗类抄》（卷5）记载，大中祥符中四川有两位考生到汴京参加科举考试。途中夜宿一庙，梦中有神人作赋，尽授二人。待御试出题果是此赋。惜二人皆忘，“懵然一字不能上口”。于是，当年状元为徐奭所得。二人既见（市井所出状元）印卖赋，“持比庙中所记，无一字异。二子叹息。始悟凡得失皆有假手者，遂罢笔入山，不复事进取云”。陶宗仪《说郛》（卷41下）、［宋]高文虎《蓼花洲闲录》亦载有此事。
(4)［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27，中华书局2003年版。
(5)按：文渊阁四库全书版《禅月集》有昙域《禅月集后序》。又见陆永峰：《禅月集校注》附有昙域《序》，巴蜀书社2006年版，第529页。
(6)据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影印宋袁州刻本。
(7)［清]莫友芝言：“书籍刻板始于唐末，然皆传布古书，未有自刻专集，昙域后序作于王衍乾德五年（923），称检寻稿草及暗记忆者约一千首，雕刻成部，则自刻专集，殆自是集始，是也可资考证也。”详见《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12。
(8)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前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页。
(9)［宋]孙光宪：《北梦琐言》，林艾园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版，第47页。
(10)任中敏：《关于唐曲子问题商榷》，《文学遗产》1980年第2期。
(11)［宋]沈括《梦溪笔谈》（卷16）载：“和鲁公凝有艳词一编，名《香奁集》。凝后贵，乃嫁其名为韩偓，今世传韩偓《香奁集》，乃凝所为也。凝生平著述，分为《演纶》、《游艺》、《孝悌》、《疑狱》、《香奁》、《籯金》六集。自为《游艺集》序云：‘予有《香奁》、《籯金》二集，不行于世。’凝在政府，讳其名，又欲后人知，故于《游艺集序》实之，此凝之意也。予在秀州，其曾孙和惇家藏诸书，皆鲁公旧物，末有印记甚完。”
(12)［宋]沈揆《跋》云：“揆家有闽本，尝苦篇中字讹难读，顾无善本可雠。比去年春，来守天台郡，得故参知政事谢公家藏旧蜀本……惟谢氏所校颇精善，自题以五代宫傅和凝本参定，而侧注旁出，类非取一家书。……淳熙七年春二月，嘉兴沈揆题。”详见王利器：《颜氏家训集解》（增补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12页。按：沈揆并未明确“和凝本”即为刻本，然它既与蜀本、闽本对举，故学者多认为和凝本为刻本。存疑待考。又见［清]钱曾：《读书敏求记校证》卷3，管庭芬、章钰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210页。
(13)按：这里所谓“惯性使用”，是指五代以前对于纸张印刷技艺的习惯性应用范围主要局限在历书、佛经等社会急需的版印，而没有将之更广泛地应用到其他种类书籍和文本的印刷方面。
(14)孙光宪：《北梦琐言·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15)［宋]薛居正《旧五代史》（卷17）载：“初，匡凝好聚书。及败，杨师厚获数千卷于第，悉以来献。”
(16)《旧五代史》（卷54）记载，后周著名藏书家王都，有藏书三万卷，然而在天成四年（929），“（王）都巷战而败，奔马归于府第，纵火焚之。府库妻孥，一夕俱烬”。此事亦载于《册府元龟》（卷194）。
(17)傅璇琮：《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
(18)《爱日斋丛抄》（卷1）引之，作“毋昭裔”。按：误。非毋丘俭，乃毋昭裔也。考《资治通鉴》、《新旧五代史》等书，毋丘俭生活在魏晋时期。《资治通鉴》（卷83）载：“正始中，毋丘俭讨句骊。”此记载又见《资治通鉴》（卷75）载：“正始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毋丘俭以高句骊王位宫数为侵叛，督诸军讨之。位宫败走，俭遂屠丸都。”王国维有《魏毋丘俭丸都山纪功石刻跋》，收录在《观堂集林》（卷20）。又考，五代时期蜀国并无毋丘俭，后蜀宰相实为“毋昭裔”。毋昭裔于935年初仕于蜀国，944年擢升蜀相。《宋史》（卷441）载：“句中正字坦然。……孟昶时馆于其相毋昭裔之第。”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载：“建隆二年五月，后蜀毋昭裔致仕。”
(19)按：臧逢世乞求刘缓给他名刺、书札的边角纸。
(20)佚名：《大唐传载》，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1)《新五代史》（卷56）载：“凝好饰车服，为文章以多为富，有集百余卷，尝自镂板以行于世，识者多非之。然性乐善，好称道后进之士。”
(22)《唐六典》记载：“其生初入，置束帛一篚、酒一壸、修一案，号为束修之礼。每旬前一日，则试其所习业。”引自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下卷），东方出版中心1988年版，第446页。又，“光学钱”，《五代会要》作“充学钱”。赵翼《陔余丛考》卷4《束修二义》载曰：“‘束修’有二说，其以为十脡脯者，本邢昺疏，引《檀弓》……然《汉书》光武诏卓茂曰：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执节诚固。……皆以整束修饬为训……”
(23)按：［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277）有“小注”曰：“印卖九经始此”。
(24)按：《金石录》（卷30）记载：“右《后唐汾阳王真堂记》，李鹗书。鹗五代时仕至国子丞，《九经》印板多其所书。”
(25)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版，第52页。
(26)［清]苏履吉：《敦煌县志》，曾诚纂，台湾成文出版社1970年版，第242、243、90页。
(27)宋原放、李白坚、陈生铮：《中外出版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11页。
(28)（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吴泽炎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33、34页。
(29)按照《挥麈录余话》（卷2）、《分门古今类事》（卷19）、［明]焦竑《焦氏笔乘》（续四）记载，可知当年科举以诗赋取士，毋昭裔才有借《文选》之事，后其刻印《文选》、《初学记》等书，表面亦是为了士人科举，然深层却影响了文学。
(30)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107页。
(31)祁国宏：《唐代类书的文学传播功能——以〈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初学记〉等对屈宋辞赋的传播为例》，《新世纪图书馆》2007年第6期，第45页。
(32)［清]赵翼：《陔余丛考》卷28，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
(33)何易展：《试赋取士肇始新辨》，《西南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143页。参见［清]徐松：《登科记考》第2卷，中华书局1984版。
(34)闻一多：《唐诗杂论》，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页。
(35)任爽、赵旭：《五代典制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57页。
(36)林其锬：《略论萧统为何钟爱陶渊明》，《镇江高专学报》2003年第2期，第11页。
(37)按：傅旋琮认为：“窦贞固的意思是说，自唐以来，进士试杂文（即试诗赋），都是从白昼起，到夜晚以三条烛尽为止；后唐长兴二年（931），改为只限于昼试，废止夜试。他认为，如只限于白天，举子们惟恐时间稽迟，不能专心精研，也就未能尽其才，所以还应按照往例，仍旧延长到夜间，以三条烛尽为止。”详见《唐代科举与文学》第四章，陕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94页。
(38)张秀民：《中国印刷史》，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55页。详见《五代会要》卷8、《册府元龟》卷608。
(39)［宋]洪迈《容斋续笔》（卷14）“周蜀九经”条记：“予家有旧监本《周礼》，其末云：大周广顺三年癸丑（953年）五月，雕造《九经》书毕，前乡贡三礼郭嵠书，列宰相李榖、范质，判监田敏等衔于后。”
(40)（美）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页。
(41)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8页。
(42)详见《宋史》（卷3）；曹学佺《蜀中广记》（卷68）亦有载。
(43)详见《旧五代史》（卷116）；又见《文献通考》（卷174）。
(44)郭琳：《五代十国的流民问题》，《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5期，第75页。
(45)按：此事在《新五代史·吴世家》中时间记载语焉不详。容易误为中和三年，实为光启三年。另，《资治通鉴》（卷257）亦载：“杨行密围广陵且半年，秦彦、毕师铎大小数十战，多不利。城中无食，米斗直钱五十缗，草根木实皆尽，以堇泥为饼食之，饿死者太半。宣军（秦彦军队）掠人诣肆卖之，驱缚屠割如羊豕，讫无一声，积骸流血，满于坊市。”
(46)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下册），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页。
(47)卞孝萱、郑学檬：《五代史话》，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6页。
(48)按：902年，杨行密受后唐册封为吴王。
(49)卞孝萱、郑学檬：《五代史话》，北京出版社1985年版，第52页。
(50)朱绍侯：《中国古代史》中册，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14页。另，冻国栋也说：“北方各道州县级行政区中唐以后大都是人口凋耗，即使未被停废或并省，也只是虚置。而南方人口却在持续上升，新置之州县为数甚多。自唐开元年间直至五代宋初，全国各道州新置县计120个，其中属北方各道州的只有20县，在南方的却达100县之多。”详见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7页。
(51)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529页。
(52)同上，第530页。
(53)按：廖匡图一族为江西赣州宗族，他们迁至广东又迁至湖南，皆因战乱也。由此可证，五代流民迁移不仅是北方到南方，还有南方往北方，东方迁至西方等等。所以，安徽大学郭琳关于流民逃亡规律的看法，其本质应为，从动乱地区迁往安定富足地区。
(54)按：韩偓一族因宫廷内乱而迁居福建南安，虽多次有机会北归，韩偓均放弃了。
(55)石谷风：《谈宋代以前的造纸术》，《文物》1959年第1期，第33页。
(56)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5页。
(57)石谷风：《谈宋代以前的造纸术》，《文物》1959年第1期，第33页。
(58)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5页。
(59)潘吉星：《敦煌石室写经纸的研究》，《文物》1966年第3期，第39—47页。
(60)Giles，“Dated Chinese Manuscripts”，op．Cit．，p．317．转引自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6页。
(61)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
(62)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区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7页。
(63)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64)［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0页。
(65)钱存训：《书于竹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29页。
(66)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参见《梦溪笔谈》卷1、《宋朝事实类苑》卷31。
(67)《谈瑞光寺塔的刻本〈妙法莲华经〉》，《文物》1979年第11期，第32页。
(68)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页。
(69)同上，第99页。
(70)李致忠：《古书版本学概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71)潘吉星：《中国古代加工纸十种》，《文物》1979年第2期，第38—44页。
(72)石谷风：《谈宋代以前的造纸术》，《文物》1959年第1期，第33页。
(73)石谷风：《谈宋代以前的造纸术》，《文物》1959年第1期，第33页。
(74)按：钱氏所言根据源于《新安志》卷2，1888年刊本。转引自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75)程民生：《宋代地域经济》，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00页。
(76)［宋]罗愿：《新安志》卷2，1888年清刻本。
(77)详见［宋]廖刚：《高峰文集》卷1，第15—17页，转引自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5页。
(78)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第101、102页。
(79)赵冬生：《关于山西发现的五卷〈开宝藏〉的雕印问题》，《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第107页。
(80)惠慧：《从〈开宝藏〉看官刻大藏经的雕刻、印刷、流通制度》，《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7月第36卷专辑，第311页。
(81)王国维：《观堂集林》下册卷21《两浙古刊本考序》，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48页。
(82)按：北宋时蜀道难行，而杭州却有廉价的运河水路直通汴京。
(83)［宋]释慧宝：《北山录》，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4年版，第296页。
(84)［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四库全书》第105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版。
(85)按：《宋会要辑稿》册二百《道释》载：“太宗崇尚释教……（太平兴国五年）诏中使郑宗约就太平兴国寺大殿西，度地作译经院……（八年）诏改译经院为传法院，又置印经院。”
(86)［宋]释志磐：《佛祖统纪》，《续修四库全书》第128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版。
(87)详见《景定建康志》卷50、《墨池编》卷6，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88)刘仁庆：《中国古纸谱》，知识产权出版社2009年版，第101页。
(89)《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11）载：“曾宏父云：‘阁帖，其原得自江左，多南唐善书者取前语以意成之。非临非模，是谓仿书。藏之秘阁，凡数十匣，明题云：仿书皆用澄心堂纸与李廷珪墨，悉后主在江南日所制者。宣政间，刘无言辈犹见之。’”
(90)［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5，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5页。又见《清波杂志校注》卷5，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92页。
(91)此事又见《清波杂志》卷9。
(92)详见《四库全书·王氏谈录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3)Wang Chi‐chen，“Noteson Chinese Ink”，Metropolitan Museum StudiesⅢ（1930—1931），p．115。
(94)按：《玉海》（卷43）记载，收伪蜀一万三千卷图书的时间是“乾德四年五月”。
(95)按：关于“十余万卷”的说法，我认为与北宋平江南后的书籍统计出入过大。
(96)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页。
(97)《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43；又见《墨池编》卷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8)按：对于此事，岳珂亦表示怀疑。他说道：“余按当时陶（谷）、窦诸名儒，端委在朝，若使角辩骋词，庸讵不若铉？艺祖正以大国之体，不当如此耳，其亦不战屈人，兵之上策欤！”以上均见于《桯史》卷1《徐铉入聘》，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