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详见［唐]徐锴：《说文解字篆韵谱》；又见《骑省集》卷23。
(100)辛仲甫：《委徐铉等雕造说文牒》，引自《说文解字》卷15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1)叶德辉：《书林清话》卷6，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143页。
(102)《集韵》卷10附，宋刊本。又见《藏园群书经眼录》卷2。
(103)陶宗仪《说郛》（卷74）有沈括《忘怀录》，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4)详见王明清《挥麈后录》卷1；又见《十国春秋》卷30《殷崇义传》。
(105)姚瀛艇：《宋代文代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3页。
(106)按：《宋史》卷267载，有张宏预修《太平御览》。
(107)《宋史》卷479《后蜀世家》载：“（孟昶之子）玄珏方就学，为选起居舍人陈鄂为教授。……鄂尝仿唐李澣《蒙求》、高测《韵对》为《四库韵对》四十卷以献，玄珏益赏之。”又见《宋史·玄珏传》。
(108)又据《宋史》（卷296）载，《册府元龟》的编纂查道为歙州休宁人，父辈原为南唐臣子，然其本人亦是北宋端拱年间中的进士。
(109)按：《五代史补》无此条。《四库全书·五代史补提要》记载，《五代史补》本记有“毋昭裔镂板事”，曰“殆传写有遗漏矣”。我疑李锷刊板《五经》事，亦如是。
(110)详见王国维：《覆五代刊本〈尔雅〉跋》，《观堂集林》卷21。
(111)按：不知此印板是否为五代蜀时印板？存疑。
(112)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版，第89、90页。
(113)邵懿辰《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19）载：“［陈]徐陵《玉台新咏》10卷。《续录》南唐刊本。上有建业文房之印。见丰道生真赏斋赋。”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880页。
(114)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214页。
(115)按：张秀民认定保大本《韩昌黎集》的依据是廖氏彩堂本《昌黎先生集》（咸淳）里的相关记载。参见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册，第31页。
(116)按：王国维系浙江海宁人，故其云“吾浙”。究竟古刊本是否最早出现在吴越，尚难定论。
(117)按：钱王纳土归宋在太平兴国三年（977），时惟演已年满15岁。惟济年齿排在惟演之后，其前尚有“惟灏、惟溍”两人，年龄当为童年无疑。
(118)［清]钱谦益《牧斋晚年家乘文》载：“文僖公讳惟演，字希圣，忠懿王第六子也。少补牙门将，入朝累迁左神武将军。咸平中献所为文章，拜太仆寺卿，擢知制诰、翰林学士。”按《宋史》卷480《吴越世家》所载，惟治排序在惟演前，当为兄长。又考《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钱惟治生于949年。钱惟演当生于其后不久。
(119)《石林燕语》（卷1）载，孟昶降后，太祖言：“吾闻孟昶族属多，无使有不足。”即以右掖门之前五百间宅第赐之。
(120)［清]钱谦益：《牧斋晚年家乘文》，宣统三年闰六月扶轮社校印发行。
(121)李际宁：《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122)按：王国维作“显德二年”，待考。参见王国维：《观堂集林》卷21《显德刊本〈宝箧印陀罗尼经〉跋》，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50页。
(123)详见《安徽无为宋塔下出土的文物》一文，《文物》1972年第1期，第77页。又见，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文物》1978年第12期，第74—76页。
(124)李书华：《五代时期的印刷》，载张锦郎等编：《图书印刷发展史论文集》，转引自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第212页。
(125)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文物》1978年第12期，第74—76页。
(126)金志超：《浙江碧湖宋塔出土文物》，《文物》1963年第3期，第24—29页。
(127)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文物》1978年第12期，第74—76页。
(128)同上。
(129)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文物》1978年第12期，第74—76页。
(130)张剑光：《唐五代江南工商业布局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
(131)［宋]章渊：《稿简赘笔》，《说郛》卷24上。
(132)谢元鲁：《唐五代移民入蜀考》，《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第84页。
(133)张秀民：《中国印刷史》上册，浙江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9页。
(134)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135)按：陈师道说：“南唐于饶置墨务，歙置砚务，扬置纸务，各有官，岁贡有数。求墨工于海，求纸工于蜀。”详见［宋]陈师道：《后山谈丛》，中华书局2007年版。
(136)按：“四库之书，两京各二本，共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皆以益州麻纸写。”详见［唐]李林甫：《唐六典》卷9，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80页。
(137)张树栋等撰：《中华印刷通史》第七章《雕版印刷的应用和发展》，中国印刷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143页。
(138)冀叔英：《谈谈版刻中的刻工问题》，《文物》1959年第3期，第4页。
(139)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140)姚瀛艇：《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67页。
(141)王国维：《观堂集林》下册《别集》卷3，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831页。
(142)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143)同上，第13页。
(144)李明杰：《宋代国子监的图书出版发行》，《出版科学》2007第六期。
(145)《锦绣万花谷》前集卷3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46)按：《宋史》（卷441）记载，徐铉曾将徐锴《说文解字通释》镂板以行于世。
(147)按：此事又见于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16。
(148)其他事例可详见《南唐文臣入宋参与修撰项目表》。
(149)陈维昭：《带血的挽歌——清代文人心态史·绪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150)王国维《宋刊本〈尔雅〉跋》云：“宋初刊《五经正义》，成于淳化五年；《七经正义》成于咸平四年。”详见《观堂集林》下册卷2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643页。
(151)［宋]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52)《欧阳文忠公集》卷73；又见洪迈《容斋续笔》卷9。
第二编 北宋的书籍刊刻
什么是书？什么是书籍？奚椿年在他的《中国书的源流》一书中笼统地说，不管载体是什么，只要有文字在其上，即可称为书。于是，他说中国远古即有所谓的“青铜书”、“甲骨书”。对此，我不能苟同。《说文解字·叙》：“著于竹帛谓之书。”因此，我的观点是，有简帛之后方有类似现在意义的“书”。我认为，如果“书”可一概而论，就不称其为“书”。因为中国古代有六种造字方式，也称之为“六书”。所以，我们要将这里的“书”严格限定为书写的“载体”。
奚椿年认为，只要“文字与记载文字的材料结合在一起，形成整体，一种不同于文字和材料的事物。则不论所记的内容是什么，记的字数有多少，记下后起什么作用，都可以称为书。这是完全密切地符合其时代的”(1)。按照这样的逻辑，假如人们在海边沙滩上随手写上些文字，那一片沙地自然也可叫做“书”了。而苏轼诗云：“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那么，飞鸿在雪泥所写的又似可称作“鸟书”了。这样的情况与四眼仓颉见到地上的兽蹄鸟爪印，从而萌生造字灵感有所类似。我们或可称这些为“字”，然而它还不是“书”，因为它的载体不是“书”。实际上，大多数人也不会同意这样的说法。对于这个问题，湖州师院蒋瑞赞同我的观点。他认为：“甲骨、青铜文献不能叫书，也没有看见过权威人士这样叫。书好像指可以翻看的东西。不过在甲骨和青铜上的文字遗存可以叫‘文献’。”
我认为应该弄清楚的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汉字“书”的含义是有区别的。在青铜时代，甲骨文中的“书”字作“书写”讲，与其载体并没有关系。甲骨文有“画”字，这是自王国维以来很多人的共识。甲骨文“画”字上部从“聿”，下从类似“ㄨ”的形状，会意为以笔（聿）在“ㄨ”上画。我认为，此字未尝不可以隶定为书写之“书”。(2)谷衍奎《汉字源流字典》记载，“书”为会意字。甲骨文上边是手持笔，下边是器物，会手持刀笔在器物上刻画之意。金文改为从聿（笔），者声。篆文承接金文并整齐化。由此说“书”的本意是“书写”。(3)《荀子·解蔽篇》亦载：“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一也。”这里的“书”是“文字”的意思。说明当时喜好文字的人很多，惟独仓颉能够将文字整理流传下来，因为他“专一”。(4)
至于“六书”的由来，朱自清说：“造字和用字有六个条例，称为‘六书’。‘六书’这个总名见于《周礼》，但六书的各个的名字到汉人的书里才见。”(5)按照这样的说法，“六书”之“书”，通常是指古代汉字的造字方法和用字方法，与载体没有关联，也不是我们现在意义的“书”。直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书”是“著也。从聿，者声”。所谓“著”，竹也，指“书”是用竹制的，是竹简排列而成。可见到了汉代，人们才将“书”与其载体联系起来。此后，“书”字才有了与其载体相关联的概念。按照这样的概念，此后作为书写有文字的纸张又随理成章地称为“书”，只不过这时的“书”已经将其载体扩大到了纸张。而此前的竹简木牍，人们仍称为书，“书”这一概念被逐渐泛化了。按我们现在的理解言说，若将青铜和甲骨刻有文字的翻印到纸张上，这些复制亦可称为“甲骨文书”、“青铜文书”，但前提是这样的“书”是可以翻阅的。由此，我也很能理解奚椿年的界定，因其所著之书名称为《中国书的源流》，自然要将有字的青铜和甲骨都称为书，方才配得上这个“源流”的著作名称。然而，一旦还原历史，我们发现古人对于这一名词的使用还是很审慎的。这种情形在先秦两汉时期尤其如此。
从以下这张表里，我们可以看到，即便是解释“书”为“著”或“箸”，也很难说它是明确指一种有文字的载体，而更近于说明“书写文字于载体”这样的行为举止。又譬如“著此竹帛谓之书”、“著于书帛谓之书”、“书，箸也，箸于简牍者也，亦谓之篇”、“著于竹帛者为书”等这样的解释，其行为描述成分大于定义的成分。只有《周礼》中的解释才更接近于给“书”字下的定义，如：“书，谓簿书”；“书，即简策是也”。
“书”字界定汇总表
我们之所以谈这个问题，只是为了澄清一些概念上的模糊，以此特别说明本文所要讨论的“书”，乃是宋代人普遍认可的纸质“书”，而非奚椿年所论的“泛书”。至于所谓“印本书”，指的也是宋人所承认的雕板印刷出来的纸张书籍文本，而非指其他。
有宋一代，横亘三百多年时间，书籍印刷的种类、数量之多，前所未有。同时，围绕着书籍印刷的相关政策、制度和规范也逐渐得到了丰富和完善。李致忠说：“南北两宋三百余年间刻书之多，地域之广，规模之大，版印之精，流通之宽，都堪称前所未有，后世楷模。”(6)宋代书籍刊刻的兴盛，与宋代特殊的政治、经济及科举教育制度密不可分。与前代不同，北宋建立后，和平环境与官方的文治策略确实推动了书籍刊刻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