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相关史实记载，我们知道五代至北宋初期，书籍刊刻的事例多属于官方行为。五代后晋、后周、后蜀国子监刊刻《九经》(7)、《经典释文》等书籍，南方吴越国钱俶、释延寿《宝箧陀罗尼经》的印刷，以及北宋初期国子监诸如《说文》、《九经》等书籍的刊板雕印，都属于这种情况。然而，在更早的中晚唐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中，我们发现雕版印刷事件，譬如柳玭、宗叡、王玠等人与雕印相关的活动又多出现在民间。
从这样的事实，可以看到时尚的流行和发展，普遍遵循了这样一条流行规律，即其最初源头来自于民间，传播社会后，由于得到上层官方的认可和推动，而后在其传播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风气。这样的风气形成又进一步地促成了它的发展和繁荣，其情形恰如东汉童谣所唱：“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广眉，四方且半额；城中好广袖，四方全匹帛。”(8)
北宋京城开封是当时全国的文化中心，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文化风俗在这里汇聚，然后再辐射到各地。作为京畿重地，其文明的诸多方面往往成为全国各地效法的榜样。北宋元祐元年十月，监察御史上官均说：“臣窃以为京师太学，多士所聚，风化渊源，实系四方之观法。”（《长编》卷390）宋陈俞舜《都官集》（卷2）记曰：“今夫诸夏必取法于京师。所谓京师则何如？百奇之渊，众伪之府，异服奇器，朝新于宫廷，暮仿于市井，不几月而满天下。”而《清波杂志》（卷8）又载，皇祐初，“诏妇人所服冠，高毋得过七寸，广毋得逾尺，以角为之”。作者周煇所以有此记载，原因是在此之前，“宫中尚白角冠，人争效之，号‘内样冠’，名曰‘垂肩’、‘等肩’，至有长三尺者，登车檐皆侧首而入，梳长亦逾尺”，于是“议者以为服妖”，谏议皇上下诏“禁止之”。面对这种流行情状，周煇感慨地说：“煇自孩提，见妇女装束数岁即一变，况乎数十百年前，样制自应不同。”
关于北宋“流行”的传播，王安石也说：“且以圣人之化，自近及远，由内及外。是以京师者风俗之枢机也，四方之所面内而依仿也……至于发一端、作一事，衣冠车马之奇，器物服玩之具，旦更奇制，夕染诸夏。”可见，京师流行对于全国的示范作用。此外，岳珂《桯史》（卷5）载有一事，记曰：“宣和之季，京师士庶竞以鹅黄为腹围，谓之腰上黄；妇人便服不施衿纽，束身短制，谓之不制衿。始自宫掖，未几而通国皆服之。明年，徽宗内禅……”“宣和之季”至“明年，徽宗内禅”，时间跨度至多两年。岳珂所谓“宣和妖服”的流行，从京师到地方也才一两年的功夫，流行速度之快令人惊叹。(9)
关于此问题，本人在观《宜州家乘》时，亦有一悟。宋黄庭坚《宜州家乘》中记载，贬谪宜州的黄庭坚当年款待远道而来的亲人朋友，就是请朋友一道去宜州城内的澡堂沐浴。其文载曰：“十七日丙戌，晴，从元明(10)浴于小南门石桥上民家浴室”。此后，黄庭坚又先后于闰二月“十九日，丁亥。晴。沐浴于石桥之湢室。”(11)三日后，“二十一日，己丑。晴。与僧惠宗、了观浴于石桥”。可见，黄庭坚到石桥的浴室（湢室）洗浴非止一次。所谓“民家浴室”，自然是指宜州当地的收费澡堂。据此，我估计黄庭坚笔下小南门石桥的民家浴室应是迁居于宜州的北人（或外来客居户）所开设，因为在浴室澡堂里泡澡本是北宋京城和淮扬等地流行的习俗。苏轼在《兴国寺浴室院六祖画赞并叙》(12)一文中说：“予嘉祐初举进士，馆于兴国浴室老僧德香之院。浴室之南有古屋，东西壁画六祖像。”（《苏轼文集》卷21）此外，元丰七年（1084），苏轼在泗州雍煦塔下澡堂洗浴后，曾作《如梦令》词二首，描述澡堂里请人擦背的情形。其中一首词云：“水垢何曾相受，细看两俱无有。寄语揩背人，尽日劳君挥肘。轻手，轻手，居士本来无垢。”
浴室在北方中原、淮扬一带都市里常见，北宋公共性浴室最早出现在汴梁、泗州等这类人口聚居的大都市。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3）记载，北宋汴京的甜水巷有浴室院，当时浴室有显著的标志是“悬壶于门”。然而，这种公共浴室在南方，尤其是地处蛮夷的宜州原是没有的。我少年时曾在宜州生活过四年，知道宜州地处炎热的蛮荒南方，此地民间从没有到公共澡堂里洗澡的习惯，因而那里至今压根也没有北方常见的公共营业性的澡堂。由此推测，或许京城澡堂习俗的影响只是在宋代传到了宜州这样的南蛮边地。
与之相关的证据是，北宋时期为稳定南方政局，官方在宜州曾驻有重兵。由此，一度造成大量北方军民随军南下移民定居的局面。黄庭坚在《左藏库使知宜州党君墓志铭》中记载，宜州太守党光嗣本为河中河西人，因“安化蛮犯宜州，州将杨应辰射中臂，不能军。经略司以党侯对移领溪洞司事。……崇宁初，竟用党侯守宜州”（《豫章黄先生文集》第二十二）。此外，在《广西通志》卷65《名宦》辑录的北宋时期宜州地方官员，如赵抃（衢州）、和斌（濮州鄄城）、王奇（汾州）、王安中（中山曲阳）、朱勔（苏州）等人，也多以中原、江浙一带籍贯为主。宜州不仅军政官员多来自北方或宜州以外的地方，而且北宋时期还有大量外来的移民。我们将《太平寰宇记》修撰时间与《元丰九域志》相比较，自太平兴国（976—983）年间至元丰年间（1080），两书撰写间隔仅百年时间，然而宜州外来客户数量就由原来的596户增至4 273户，这一切自然也与当时的军事、政治形势有关。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1）记载：
本朝皇祐中侬智高平，诏狄青分广西邕宜融为三路，用武臣充知州，兼领使事，于是八桂遂为西路雄府矣。厥后，罢邕宜融为郡，宜融州守臣兼本路兵马都监，邕守兼本路安抚都监，沿边守臣，并带溪峒都巡检使，尽隶于经略安抚使。帅府既内兼西南数十州之重，外镇夷蛮几数百族，事权不得不重矣。
由于“广西控扼夷蛮”以及北宋中央政府镇抚蛮夷的需要，周去非才有“祖宗分置将兵……军容颇盛，无事足以镇抚，有事足以调发”的说法。宜州因为地处中央与蛮夷对峙的最前线，得以“屯半将二千五百人”（《岭外代答》卷3）。宜州当年有驻军，自然就有军马喂养。崇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黄庭坚《宜州家乘》载有“三鼓，马军营外火，焚十家”一行文字。小小宜州，中央政府竟不惜驻军2 500人，并且配备有大量军马，这在其他边地也是不多见的。这些军人与外来人口的移入，引发宜州风俗构成融入了更多北方中原的因素。由此，北来的户籍人口以及军人与家属的到来，显然带来了北方中原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或许这才导致宜州城中民家开始有浴室经营。
北宋宜州边兵户数统计表
附注：
①关于主客户，有两种看法。第一种说法，主户指土著户，客户指外来户；第二种说法，主户指的是有田户，客户指的是无田户。
②《永乐大典》卷2343《文章》。
③《宋史》所记北宋元丰年间户数等于《元丰九域志》主客户数的总和，盖其数据源于《元丰九域志》。
④宋周去非《岭外代答》（卷3）载：“祖宗分置将兵，广西得二将焉。边州邕管为上，宜次之，钦次之，融又次之。静江帅府元屯半将二千五百人，又驻泊兵二千人，效用五百人，又殿前摧锋军五百人，又有雄略忠敢等军，军容颇盛，无事足以镇抚，有事足以调发。……更戍宜州屯半将二千五百人，乃静江一将之分屯者。”按：北宋熙宁年间始改禁军制度，总“天下”兵为92将，将置有“将”、“副”以统一将之兵，“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固定其戍地，使禁军无奔驰之苦，缓急之时可调其兵。又，《宋史》卷90《地理志》载，北宋大观四年（1110）广南西路辖州二十五：桂州、邕州、融州……宜州……南渡以后，辖府二：静江府、庆远府。州二十：容州、邕州……故，周去非所言祖宗“戍宜州屯半将二千五百人”，乃记北宋事耳。
面对“澡堂沐浴”这类中原风俗习惯在各地的流行与传播，无怪宋耐得翁亦云：“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都城纪胜·序》）
北宋书籍印刷发展和繁荣的轨迹，从总体上是符合这样的规律的。尽管最初的印刷萌芽或许出现在民间，然而它的发展和繁荣却有赖于官方的接受和推动。自上而下的流行，才是北宋印刷最终得以普及流行的关键。因此，要考察北宋书籍刊刻的状况，我们首先要了解北宋上层对于书籍及其刊刻的接受态度。
谈到宋代上层对书籍的态度，就要考虑到宋代是个“崇文抑武”的特殊朝代。细数南北两宋，太宗、真宗、仁宗、徽宗、高宗等等，不乏提倡读书治国的皇帝。上层对书籍的喜好，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朝野对待书籍刊刻和普及的态度。
我们知道，唐末以来的地方割据造成了五代十国纷乱频仍的局面。以往的经验教训，使北宋皇帝自夺得天下后，在政治上就采取了“偃武修文”的治国方略，以此来加强中央集权，安定社会秩序。陈锋在《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一书中谈道：“综观北宋历史，崇文抑武是一种极其突出的社会政治现象，提倡、推行和贯彻者，非一朝一帝，也非一时一地的权宜之计，自始至终，并未间断，系中央王朝所采用的具有纲领性质的治国方略。”(13)宋代高层“崇文抑武”的结果，在社会上也逐渐形成了读书尚文的普遍风气。《宋史·文苑传序》载曰：
艺祖（宋太祖）革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宗、真宗，其在藩邸，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自时厥后，子孙相承，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出焉。
北宋的书籍印刷承继了唐五代以来的印刷成果，历史的发展成就了宋代书籍印刷的繁荣。宋代以文治国，而“文治”的主要内容除了朝中重用文臣，任用文臣接管地方以提高文臣的地位和权威之外，宋代高层还将文治的重点放在尊崇儒学、重视科举的多项举措上。赵匡胤在登基不久，就开始着手扩建孔庙。《长编》（卷3）载曰：
周世宗之二年，始营国子监，置学舍。上既受禅，即诏有司增葺祠宇，塑绘先圣、先贤、先儒之像。上自孔、颜，命宰臣、两制以下分撰余赞，车驾一再临幸焉。于是，左谏议大夫河南崔颂判监事，始聚生徒讲书，上闻而嘉之。
赵匡胤的这些举措，说明宋朝即将拥有不同于以往的儒学光明。宋人范祖禹据此评价说：“儒学复振，是自此始，所以启知后嗣，立太平之基也。”（《帝学》卷3）其他“文治”举措，譬如宋代科举在太祖还有了所谓的“特奏名”制度。
为了杜绝唐代考客与生徒的关系，宋代科举增加了殿试，从此以后天下举子自然都成了“天子门生”。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1）载：
自唐以来，进士皆为知举门生，恩出私门，不复知有人主。开宝六年，下第人徐士廉挝登闻鼓，言久困场屋。乃诏入策进士、终场经学，并试殿庭。三月庚午，御讲武殿覆试新进士宋准以下一百二十七人。是岁礼部所放进士十一人而已，《五经》止二十二人。艺祖皇帝以初御试，特优与取放，以示异恩。而御试进士不许称门生于私门，一洗故习，大哉宏模，可谓知所先务矣。
科举到太宗一朝，情形更加繁盛异常。宋太宗即位仅两月，就亲自主持科考，当年录取进士诸科及特奏名达五百多人，大大超过了以往。《长编》（卷18）载：
太平兴国二年……上御讲武殿，内出诗赋题覆试进士，赋韵平侧相间依次用，命翰林学士李昉、扈蒙定其优劣为三等，得河南吕蒙正以下一百九人，庚午，覆试诸科，得二百七人，并赐及第。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上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凡五百人，皆先赐绿袍鞾笏，锡宴开宝寺，上自为诗二章赐之。
此后，太宗又打破常规授官，史载：“第一、二等进士并九经，授将作监、大理评事，通判诸州，同出身进士及诸科并送吏部免选，优等注拟初资职事判司簿尉。”此举被史家称为“宠章殊异，历代所未有也。”端拱二年，又得陈尧叟等进士186人，并赐及第；诸科博平孙奭等450人，亦赐及第；73人同出身。无怪南宋洪迈亦言：“国朝科举取士，自太平兴国以来，恩典始重。”（《容斋续笔》卷13）
至于史书记载北宋时期其他文化举措，太平兴国年间还有以下诸项：
（1）二年三月，太宗又“命翰林学士李昉等编类书为一千卷，小说为五百卷”（《长编》卷18）。（2）五月丁亥，诏太子中舍陈鄂等同详定《玉篇》、《切韵》（《长编》卷18）。
（3）三年，京都藏书处“自梁氏都汴，贞明中始以今右长庆门东北小屋数十间为三馆，湫隘才蔽风雨，周庐徼道，出于其侧，卫士驺卒，朝夕喧杂”。
太宗初即位，即诏有司度左升龙门东北旧车辂院，别建三馆，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栋宇之制，皆亲所规画，自经始至毕功，临幸者再，轮奂壮丽，甲于内庭。二月丙辰朔，诏赐名为崇文院。西序启便门，以备临幸，尽迁旧馆之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南廊为集贤书，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文焕乎一变矣。”（《长编》卷19）关于这一史实，《石林燕语》（卷1）亦证之云：“国朝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皆寓崇文院，其实别无舍，但各以库藏书，列于廊庑间尔。”
以上这些举措所形成的崇文风气，无疑都大大刺激了儒家典籍的整理出版，书籍的印刷刊刻从此也走向了繁荣发展的道路。随之而来，北宋建国初期的“文治”还集中表现在对图书典籍与刊板的搜罗上。
在宋代，从皇帝、大臣到一般文人士大夫，都热衷于书籍的搜集、收藏。皇帝更是在搜集书籍、读书与藏书方面，率先垂范，表率天下。《长编》（卷465）载，元祐六年闰八月，范祖禹有言曰：“臣窃惟祖宗置三馆、秘阁，以待天下贤材，公卿侍从皆由此出，不专为聚书。设校理、校勘之职，亦非专为校书也。六经之书不可不尊，孔氏之道不可不明。”事实证明，北宋官方上层喜好读书、搜书、藏书，其目的并非那么简单。
宋初诸帝从太祖、太宗直至真宗，均对书籍阅读及搜罗表现出了相当的兴趣。据说，宋太祖年轻时在军中就颇喜阅读书籍，倘有奇书，往往不惜重金搜罗。《长编》（卷7）记载：
（赵匡胤）性严重寡言。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显德中，从世宗平淮甸，或谮上于世宗曰：“赵某下寿州，私所载凡数车，皆重货也。”世宗遣使验之，尽发笼箧，唯书数千卷，无他物。世宗亟召上，谕曰：“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封疆，当务坚甲利兵，何用书为！”上顿首曰：“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贪污纳贿是社会普遍不能容忍的行为，然如果贪嗜物为书籍，尤其是人们所认可的典籍时，则又另当别论了。按《新旧五代史》、《十国春秋》、《长编》、《宋史》等书所记，史家对于历代嗜书、藏书之人，均给予较高评价。即使在战乱时期的五代，史家对于藏书、嗜书的记载照样不遗余力，对于荆襄节度使赵匡凝以及和凝等人的
记载都是如此。令人惊讶的是，宋太祖赵匡胤当年作为后周的检校太尉、殿前都点指挥使，一员武将居然也嗜书若此。
黄袍加身后，赵匡胤读书兴趣丝毫不减。《宋朝事实类苑》（卷1）载：“太祖少亲戎事，性好艺文，即位未几，召出人郭无为于崇政殿说书。至今讲官所领阶衔，犹曰‘崇政殿说书’云。”开国君王本人对于书籍的喜爱，也成为北宋王朝以文治国的发端。“崇政殿说书”这一特殊官职，也就这样设立延续了下来，到了北宋仁宗年间，著名理学家程颐就曾以布衣身份任此一官职，为皇帝讲说儒理。
宋太祖欲以文治国，安定天下，教化人伦当为根本。要达到这一目的，书籍储备又是文化知识推广之关键。如果说太祖当年“淮甸购书”只是为了自己，那么在北宋建国后，太祖皇帝平定五代诸国之时，所颁下搜集书籍和印板的决策，则完全是为了国家“文治”的需要。据《宋朝事实类苑》（卷31）载：“乾德元年，平荆南，诏有司尽收高氏图籍，以实三馆。国初，三馆裁数柜，计万三千余卷。三年九月，命右拾遗孙逢吉往西川取伪蜀法物图籍印篆赴阙，得书万三千卷送三馆。开宝九年，平江南，命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余卷，悉送史馆。”《长编》（卷19）载：“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及平诸国，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篇帙稍备。”另外，《资治通鉴后编》（卷4）亦载：“（乾德四年）初，帝遣右拾遗孙逢吉至成都收蜀图书、法物。五月，乙亥，逢吉还，所上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毁；图书付史馆。”
实际上，与上述的相关记载则是，宋太祖喜好书籍，灭蜀之时命使尽取蜀文籍及诸印板归阙。不料，太祖“忽见板后有毋氏姓名，乃问欧阳炯。炯曰：‘此是毋氏家钱自造。’上甚悦，即命以板还毋氏”(14)。
如果上述记载属实，那么太祖朝掠夺的图书与原有图书加起来近四万六千余卷。这些为宋朝的图书积累奠定了基础，也为太宗皇帝尽情抒写儒墨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宋初诸帝中，宋太宗无疑是一个勤勉于学的典型。据《宋史》（卷4）记载：“帝（宋太宗）幼不群，与他儿戏，皆畏服。……性嗜学，宣祖总兵淮南，破州县，财物悉不取，第求古书遗帝，恒饧厉之，帝由是工文业，多艺能。”或许是循于太祖皇帝的影响，太宗在书籍的喜好以及搜集方面，与乃兄相比丝毫不落下风。他曾多次对手下说出“无所爱，但喜读书”这样的话。尽管政事繁忙，宋太宗仍每天安排了固定的读书时间。《长编》（卷25）记载，太宗皇帝“辰巳间视事，既罢，即看书，深夜乃寝，五鼓而起，盛暑永昼未尝卧”。
除此以外，为了便利于系统地、有计划地阅读，太宗皇帝还采取了以下多项举措：
第一，他开始利用北宋建国以来的图书积累，有目的地编纂诸如《太平御览》、《文苑英华》这样的类书。《宋朝事实类苑》（卷2）载：
太宗诏诸儒，编故事一千卷，曰《太平总类》。文章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小说五百卷，曰《太平广记》。医方一千卷，曰《神医普救》。总类成，帝日览三卷，一年而读周，赐名《太平御览》。……太宗锐意文史，太平兴国中，诏李昉、扈蒙、徐铉、张洎等门类群书为一千卷，赐名“太平御览”。又诏昉等撰集野史小说为《太平广记》五百卷，类选前代文章为一千卷，曰《文苑英华》。太宗阅御览日三卷，因事有阙，则暇日追补之，尝曰：“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15)
第二，为了服务于自己庞大的图书编纂计划，太宗延用并深化了宋太祖以来奖励献书的政策。(16)具体例证如下：
（1）《长编》（卷25）载：“（雍熙元年春正月壬戌）上（宋太宗）谓侍臣曰：‘夫教化之本，治乱之源，苟无书籍，何以取法？今三馆所贮，遗逸尚多。’乃诏三馆以《开元四库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募中外有以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酬奖，余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其本写毕还之。自是，四方之书往往间出矣。”
（2）《宋会要辑稿》载有太平兴国九年(17)正月诏书。诏曰：“国家勤求古道，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宜在询求。致治之先，无以加此。宜令三馆所有书籍，以《开元四部书目》比较，据见阙者特行搜访，仍具录所少书，于待漏院榜示中外。若臣僚之家有三馆阙书，许上之。及三百卷以上者，其进书人送学士院引验人才书判，试问公理，如堪任职官者，与一子出身。或不亲儒墨者，即与安排。如不及三百卷者，据卷帙多少优给金帛。如不愿纳官者，借本缮写毕，却以付之。”（《宋会要辑稿·崇儒四》）
（3）《长编》（卷192）载，嘉祐五年八月壬申，有诏曰：“国初承五代之后，简编散落，三馆聚书才万卷。其后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遣使人，屡下诏令，访募异本，校定篇目，听政之暇，无废览观。然比开元，遗逸尚众，宜加购赏，以广献书。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阙书，每卷支绢一匹，五百卷与文资官。”其实，太宗这个“献书授官”的政策在先前就已露端倪了。太平兴国六年十二月癸酉，太宗出示《访求医书诏》。诏曰：“太医之方，以十全为上；神农之药，有三品之差。历代之议论实繁，生人之性命攸系。比令编纂，多所阙遗，宜行购募之文，用申康济之意。宜令诸路转运司，遍指挥所管州府，应士庶家有前代医书，并许诣阙进纳。及二百卷已上者，无出身与出身，已任职官者亦与迁转；不及二百卷，优给缗钱偿之。有诣阙进医书者，并许乘传，仍县次续食。”(18)
太宗对于家有藏书者或给钱帛或赐以出身，以此来刺激图书流入社会，贡献国家。关于这方面的事例还不在少数。《长编》（卷31）记载：
（淳化元年八月）癸卯朔，秘书监李至与右仆射李昉、吏部尚书宋琪、左散骑常侍徐铉及翰林学士、诸曹侍郎、给事、谏议、舍人等，秘阁观书。上闻之，遣使就赐宴，大陈图籍，令纵观。翌日甲辰，又诏权御史中丞王化基及三馆学士并赐宴秘阁。先是，遣使诣诸道，购募古书、奇画及先贤墨迹，小则偿以金帛，大则授以官。数岁之间，献图籍于阙下者不可胜计，诸道购得者又数倍。乃诏史馆尽取天文、占候、谶纬、方术等书五千一十卷，并内出古画、墨迹一百一十四轴，悉令藏于秘阁。图籍之盛，近代所未有也。
淳化五年四月，参知政事苏易简言：“故知制诰赵邻几留心史学，以《新唐》纪传及近朝史书多有漏略，遂寻访自唐以及近代将相名贤事迹及家状、行状甚多，虽美志不就而遗稿尚在。望遗直史馆钱熙暂往宋州询问邻几家人，寻检奏御。”从之。熙还，得邻几所撰补会昌已后《日历》二十六卷，《文集》三十四卷。所著《鲰子》一卷，《六帝年略》一卷，《史氏懋官志》五卷，及它书又五十余卷来上。皆邻几涂窜笔削之迹也。诏本郡以钱十万赐其家（《宋会要辑稿·崇儒四》）。
至道元年六月十日，命内品监秘阁三馆书籍裴愈乘传往江南、两浙诸州购募图籍，愿送官者优给其直，不愿者就所在差能书吏缮写，以旧本还之。仍赍御书石本所在分赐之。愈还，凡购得古书六十余卷，名画四十五轴，古琴九张。王羲之、贝灵该、怀素等墨迹共八本，藏于秘阁（《长编》卷38）。
宋祁《代人乞存殁臣寮纳家集状》亦云：“曩者太宗皇帝亮其愚讷，奖以宠灵，命臣充史馆书库都监、兼秘阁供御图书。……又命臣往江浙搜访遗书。”(19)
我们比较太宗与太祖时期对于图书的搜求，可以归纳出一些基本的线索：①太祖方面：重金搜罗（年轻时）→→南下掠夺→→诏开献书之路→→天下书复集三馆，篇帙稍备。②太宗方面：搜访诸州图籍（当国）→→诏求书籍（按献书多寡者或赐出身、安排或优给金帛，不愿者借本缮写，毕而还之）→→崇文院藏书（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文焕乎一变）。
两相比较，可以看出太宗皇帝更深谙士人的藏书心理。他善于结合运用金钱和赐予出身两种手段来打动藏书人的内心。加上整个社会平和稳定、发展向前的环境氛围，使藏书者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大有希望的王朝。书籍贡献出去，不仅有利于自己的仕途出身（最次也有利于经济、金钱），而且有利于国家文化建设。因为太宗皇帝最有效果的政策，当是向民间藏书者借书缮写，优给其值，录毕给还的方式。对于那些不愿献出图书的藏书人，这样的方式无疑是最具诱惑力的。
历史上，国家搜集民间图书，集中收藏，其实也并不有利于图书的保存。国家集中收藏的弊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一旦国家收藏，社会大众对于国家藏书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因为封建国家收藏多藏于皇家、内府，并不对外开放；第二，盛世国家收藏书籍尚可保存，但是集中收藏对于防虫、防水火、防尘等又有较高要求。图书太过集中，对于图书的保存反而不利。如果在国家末世或战乱时期，国家所藏图书倒更容易遭到破坏或散失。因此，对真正爱书之人来说，仕途与金钱并不一定能打动其心。唯有图书本身得到尊重和保护，才能换取藏书者的心。宋太宗的借书缮写政策恰好迎合了藏书家的心理。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原书可以保全，藏书者还可因此得到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
总之，由于政策得当，宋太宗时期的三馆书籍积累已达到相当程度。据史载，太宗即位之时，筹建崇文院，藏尽三馆之书。(20)至太平兴国二年，三馆之书“参以旧书为六库”，计有八万卷。(21)此后，真宗又继承和延续了太宗的献书政策。咸平四年十月甲子，真宗皇帝再次颁《访遗书诏》。诏曰：“国家大崇儒馆，博访艺文。虽及购求，尚多亡逸。特降恩制，用广搜延。应中外官及民庶家，有馆阁所少书籍，并令进纳，每卷给千钱。及三百卷已上，当量材录用。”（《宋大诏令集》卷158）
献书政策的延续使真宗朝的藏书又有所增长。《宋朝事实类苑》（卷31）载：“景德中，集贤院四万二千五百五十四卷，其间杂伪国及籍没之书卷袟不等，仍多复本，岁久多蠹。秘阁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五卷，皆黄本书，编袟严整，以备进御。”
北宋官方藏书统计简表
附注：
据宋仁宗时编纂的《崇文总目》著录，当时崇文院所藏图籍有三万六百六十九卷（30 669卷）。
宋真宗笃孝，文治方面当然更不愿落下风。据说他还没有即位，就以名儒邢昺讲《尚书》等经典。当国之初，又发布诏书表明增广图籍的态度。咸平四年，真宗诏曰：“国家设广内石渠之宇，访羽陵汲冢之书，法汉氏之前规，购求虽至，验开元之旧目。”（《宋会要辑稿·崇儒四》）
除此以外，真宗文治之风表现也在读书和藏书上。在读书方面，《玉海》（卷30）记载了宋真宗读书的两则材料：
一则是大中祥符七年（1014）六月到八年六月，宋真宗读完了《周礼》、《仪礼》、《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周易》、《春秋》、《诗经》等十一经。
二则是大中祥符八年（1015）七月到天禧元年（1017）二月，真宗皇帝又读完了《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后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唐书》、《梁史》、《后唐史》、《后晋史》、《后汉史》、《后周史》等所有宋以前的正史，凡十九史。宋人笔记《青箱杂记》（卷3）中也有类似记载佐证。其载曰：
真宗听政之暇，唯务观书，每观毕一书，即有篇咏，使近臣赓和，故有御制《看尚书诗》三章、《看春秋》三章、《看周礼》三章、《看毛诗》三章、《看礼记》三章、《看孝经》三章。复有御制《读史记》三章、《读前汉书》三首、《读后汉书》三首、《读三国志》三首、《读晋书》三首、《读宋书》二首、《读陈书》二首、《读魏书》三首、《读北齐书》二首、《读后周书》三首、《读隋书》三首、《读唐书》三首、《读五代梁史》三首、《读五代后唐史》三首、《读五代晋史》二首、《读五代汉史》二首、《读五代周史》二首，可谓近代好文之主也。
不仅如此，景德四年十月癸亥，真宗在审阅《册府元龟》初稿时，还对辅臣描述了自己当时勤于审稿阅读的情形。他说：“朕每因暇日阅《君臣事迹》（《册府元龟》）草本，遇事简，则从容省览；事多，或至夜漏二鼓乃终卷。”《玉海》（卷54）又记载，大中祥符元年五月甲申，真宗有手札诏：“凡悖恶之事及不足为训者，悉删去之。”日进草三卷，帝亲览之，摘其舛误，多出手诏诘问，或召对指示商略。三月丁卯，诏或有增改事，标记，复阅之。凡八年而成之。
宋真宗对于读书的喜好，就连他自己也多次总结说：“朕听政之外，未尝虚度时日，探测简编，素所耽玩。古圣奥旨，有未晓处，不免废忘。”（《宋朝事实类苑》卷3）“朕听政之暇，唯文史是乐。讲论经艺，以日系时，宁有倦耶？”（《太平治迹统类》卷26）此类话语宋仁宗亦曾谓辅臣说：“朕听政之暇，于旧史无所不观，思考历代治乱事迹，以为监戒也。”（赵汝愚《宋名臣奏议》卷6）
正是由于对于书籍的喜好，宋真宗在搜集藏书方面花费精力也不少。据《长编》（卷59）载：“（景德二年夏四月）戊戌，（宋真宗）幸龙图阁，近臣毕从，起居舍人、直昭文馆种放预焉。阅太宗御书，又观诸阁图画。龙图阁在会庆殿之西偏，北连禁中，阁上藏太宗御书五千一百十五卷、轴，下设六阁：经典阁三千七百六十二卷，史传阁八百二十一卷，子书阁一万三百六十二卷，文集阁八千三十一卷，天文阁二千五百六十四卷，图画阁一千四百二十一轴、卷、册。”在这一阅书过程中，真宗对辅臣们说：“朕退朝之暇，无所用心，聚此图书以自娱耳。”
此外，宋岳珂《愧郯录》（卷14）又载，咸平四年十一月，真宗召近臣观太宗御书时，对近臣说：“先帝留意词翰。朕孜孜缀缉，片幅寸纸不敢失坠。因念古今图籍多所散逸，购求甚难。朕在东宫时，惟以聚书为急。多方购求，亦甚有所得。王继英备见其事，今已类成正本，各及三万余卷。朕以深资政理，莫如经术，故机务之暇，惟以观书为乐焉。”
《长编》（卷134）亦载曰：“景祐初，以三馆秘阁所藏书，其间亦有谬滥及不完者。命官定其存废。因仿开元四部录为《总目》。至是上之。所藏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误弃不录者。”
《玉海》（卷163）则记载，真宗尝语近臣曰：“三馆秘阁所藏外，又于后苑及龙图阁并留正本各及三万余卷。”
这样的书籍积累到景祐初年，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确切的数字。《宋朝事实类苑》（卷31）载，景祐初，“三馆、秘阁所藏之书，皆分经史子集四类。昭文馆三万八千二百九十一卷（38291）；史馆四万一千五百五十三卷（41553）、集贤院四万二千五百五十四卷（42554）；秘阁一万五千七百八十五卷（15785）。总计有图书十三万八千一百八十三卷（138183）”。
嘉祐五年，仁宗皇帝曾有诏书总结北宋建国以来的求书献书政策。其诏书曰：“我国家承五代之后，简编残阙，散落殆尽。建隆之初，三馆聚书才仅万卷。祖宗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遣使人，屡下诏令。购募所至，异本间出。补辑整比，部类渐多。”(22)《铁围山丛谈》（卷1）也载曰：“唐有宏文、集贤、史馆，皆图册之府。本朝草昧，至熙宁始大备，乃直左升龙门建秘书省，聚书养贤。”
北齐颜之推曾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自先而施于后者也。”（《颜氏家训》卷1）上有所好，下必有所效，此乃风气使然。宋初诸帝嗜好读书，对身边大臣也有影响。当年宋太祖赵匡胤本人不仅自己喜读书，也不时教育手下文臣、武将读书。赵普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赵普因建议太祖削夺武将兵权，于国家稳定贡献颇大。史载，赵普以吏道入仕，太祖视为左右手，“事无大小，悉咨决焉”(23)。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吏道干练的有功之臣，太祖仍力劝其读书。《玉壶清话》（卷2）载：“太祖尝谓赵普曰：‘卿若不读书，今学臣角立，隽轨高驾，卿得无愧乎？’普由是手不释卷，然太祖亦因是广阅经史。”同样事情，《宋史》（卷256）也有记载：“赵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户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24)
关于北宋读书风气，《长编》（卷7）又载有一事云：“初，帝改今元，命宰相撰前世所无年号以进。既平蜀，蜀宫有入掖庭者，帝阅其奁具，得旧鉴，其背有‘乾德四年铸’字，帝大惊，出鉴以示宰相，皆不能答。乃召学士陶谷、窦仪问之，仪曰：‘此必蜀物。昔伪蜀王衍有此号，当是其岁所铸也。’帝乃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由是益重儒臣。”（《宋史》卷3）
五代至北宋建国之初，武将多出身行伍，目不识丁。不仅如此，更糟的是当时风气是嗜武成性。武将王彦升在任京城巡检时，竟敢夜闯宰相王溥家(25)，以索酒为名，对宰相王溥进行敲诈。据说，王溥当时是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平白地被勒索去了“白金千两”。(26)而当时的旧藩镇将领侯章更是毫无愧色地说：“我粗人，以战斗取富贵。”即使是稍有文墨的将领也放弃了读书，决意马上取功名。如《宋史》（卷261）记载，当时历仕三朝节镇的焦继勋，早年确曾喜好读书，但后来却发誓说：“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然而，由于宋初诸皇帝的倡导，这种情况终于有所改变。北宋开国将领党进在这方面算是个典型。党进本不识字，为了响应皇上的号召，也着意表现对文艺的喜好。他曾对旁人说：“我尝见措大们（书生）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玉壶清话》卷8）
此类“风气转变”在太宗、真宗时代，一直都有体现。《续资治通鉴》（卷11）记载，太宗皇帝曾教育近臣说：“王者虽以武功克定，终须用文德致治。朕每退朝，不废观书，意欲酌前世成败而行之，以尽损益也。”具体事例有《长编》（卷24）记载：“（太平兴国八年正月）己卯，以东上合门使开封王显为宣徽南院使，德超为北院使，并兼枢密副使。显初隶殿前为小吏，性谨介，不狎同辈，不践酒食之肆，上爱之，于是召显谓曰：‘卿世非儒门，少罹兵乱，必寡学问，今典掌万机，固无暇博览群书。’命左右取军戒三篇赐显曰：‘读此可免于面墙矣。’”又，《青箱杂记》（卷6）载：“曹翰尝平江南有功，后归环卫，数年不调。一日内宴，太宗侍臣皆赋诗，翰以武人不预，乃自陈曰：‘臣少亦学诗，亦乞应诏。’太宗笑而许之，曰：‘卿武人，宜以刀字为韵。’翰援笔立进，因以寄意，曰：‘三十年前学《六韬》，英名常得预时髦。曾因国难披金甲，不为家贫卖宝刀。臂健尚嫌弓力软，眼明犹识阵云高。庭前昨夜秋风起，羞睹盘花旧战袍。’太宗览之恻然，即自环卫骤迁数级。”
其他事例佐证，还有历仕太宗、真宗两朝的大将高琼，也曾请求皇帝赐书阅读。《长编》载：“（景德二年六月）乙未，赐殿前都指挥使高琼板本经史，从所乞也。上（宋真宗）崇尚文儒，留心学术，故武毅之臣无不自化。”
到了仁宗朝，武将读书的典型是狄青。狄青乃北宋军班行伍成为大将的代表人物，他因长期在前线参与对西夏作战，屡立军功，受到当时的文臣主帅韩琦、范仲淹等人赏识，不断得到升迁。此后，经由范仲淹指点，狄青更成为北宋武将自觉读书的典型。《长编》（卷129）记载：
康定元年十一月丁卯，鄜延路部署司指使、右班殿直狄青为右侍禁、合门祗候、泾州都监。青每临敌，被发面铜具出入贼中，皆披靡无敢当者。尹洙为经略判官，青以指使见，洙与谈兵，善之，荐于副使韩琦、范仲淹曰：“此良将才也。”二人一见奇之，待遇甚厚。仲淹以《左氏春秋》授之曰：“将不知古今，匹夫勇耳。”青折节读书，悉通秦、汉以来将帅兵术，由是益知名。
由于皇帝的榜样作用，宋代文臣武将对于书籍喜好均有过于前朝。如此一来，推动或催生了整个社会的爱书、读书和藏书的风气。
在藏书方面，欧阳修藏书尤可成为北宋私人藏书的典例。据说，欧阳修晚年号“六一居士”，有人问他：“何谓‘六一’？”欧公答道：“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一壶酒。”旁人说：“这仅仅是‘五一’尔，何谓‘六一’？”欧公笑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27)欧阳修一生，独好收集古文图书，据说其藏书有一万卷，暇日惟读书，未尝释卷（《文忠集》附录卷5）。
此外，宋龚鼎臣《东原录》又载：“庚子正月二日，予谒吕冲之。因问三馆秘阁所藏之书多散落于士大夫之家。客有对以所藏之书今存者有三万七千卷。其实有万余卷尔。惟秘阁与昭文集贤最多存者。盖阁上有太宗御容。非具朝服不可上，以故存者多矣。及言士大夫以金帛购书者不少，而书亦有人不得见者。且云，景初家藏旧郑氏诗谱注，人不见名氏。而欧阳永叔庆历四年奉使河东，尝得郑谱。自周公致太平以上不完。遂用孔颖达《正义》所载《诗谱》补全之，而复为之序。景初之本甚完。尝为并州牛景胜借去。今乃亡吾之本矣。”
宋代的读书藏书风气浓郁，有时候甚至会造成某一地区文人名士高度集中的现象。所谓“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君子、鸿儒得以聚居之所，除了“岁寒三友”一类的自然环境，更重要的还需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同伴，以及书籍文献盈室的人文环境。潘永因《宋稗类抄》（卷14）载：“宋次道家书，皆校雠三五遍。世之藏书，以次道家为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时，士大夫喜读书，多僦居其侧，以便于借置故也。当时春明宅子，僦直比他处常高一倍。陈叔易常叹此事曰：‘此风岂可复见耶？’”(28)
宋敏求，字次道。其父宣献绶。父子继世掌史，人以为荣。据说，宋敏求父子世袭掌史，家里藏书颇多，而且多为善本。当时社会读书、藏书风气正盛，于是士大夫们争着购置房产到宋家附近居住，以便能方便地从宋家借书读书。由此，导致宋家附近的房产价格比别处高了一倍（《宋稗类抄》卷3）。
此种现象另有实例，也证明读书风气熏染所引起的某一地方“人文环境”的变化。据《嘉靖建宁府志》（卷4）载：“建州至宋而诸儒继出，蔚为文献名邦……家有诗书，户藏法律，其民之秀者狎于文。”文人词客多产于此邦，如词人柳永，建宁一带的书籍印刷业也颇为发达。《建安志》亦云：“自五代乱离，江北士大夫、豪商巨贾多逃难于此。故备五方之俗。处市井者尚侈而好浮，居田里者勤身而乐业。……宋韩元吉记云其民之秀者狎于文，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福建通志》卷9）宋代“建本”书籍的大量雕印和售卖，也与这一带文人众多，读书风气浓郁不无关系。由此数例，可见宋代社会读书、藏书的风气如此。
一旦某地读书风气浓郁，购书、藏书者增多，藏书家为了补充家藏，往往是通过购买，或者与其他藏书者订立条约、互通有无、往来抄借。然而，以宋代已有条件，利用雕版印刷来扩充藏书，无疑更是有效途径之一。这样看来，一方面北宋社会好读书、喜藏书的人日渐增广，风气形成对于书籍印刷社会需求的推动，无益是巨大的。书籍巨大的社会需求反过来也构成了北宋“以文治国”策略的最好注解。另一方面，官方和民间的图书收藏和累积，也为北宋后来图书典籍的雕版印刷准备了选本、校勘以及人才等前提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