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科举，没有功名仕进的欲望，我们或许真会如桃花源里的世外之人，不知两汉魏晋，除了繁衍、耕种，也不再有读书的需求。因此，读书除了充实自己，明道至善，其或多或少地与功名欲望是有所关联的。相比于唐朝，北宋因为拥有更多平民社会的特征，这也导致民间众多士子有了更为旺盛的功名欲望。北宋晁冲之《夜行》诗云：
老去功名意转疏，独骑瘦马取长途。
孤灯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
诗中描述的，正是北宋科举选官所催生的民间浓厚读书风气。这也说明，宋代读书风气的养成，以及宋人对书籍重视的另一重要因缘则源自北宋科举制度的日益完善。当然，从根本上讲，宋代科举的兴盛仍与宋初诸帝提倡文治的策略有密切关系。但是，若要谈到宋代书籍刊刻的发展和兴盛，科举无疑是更为具体直接的重要原因。正是因为有了宋代平民社会对科举仕途的大力推崇，读书才成为宋代社会士人生活乃至生命存在不可分割的部分。
事实上，书籍的生产与消费一直都和社会的各种现象有关联。在宋代与书籍相关联的社会现象中，有别于前代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科举制度更为完善和规范。（2）学校兴盛程度远过于唐代。中央以太学为标志，各地如州学、县学、乡学、书院等地方学校的繁荣，也最能代表宋代学校的兴盛程度。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如果没有科举制，当然也会有读书人和买卖书籍之人，然而科举制的意义在于，它使读书人的群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扩大，读书人手中书籍的种类和数量也会围绕着科举考试的风向转动。若科举考的是经义，则官方认可的儒家经典书籍则供不应求。若考诗文，则官方、民间对于《文选》、唐宋诸家的经典散文定是版印辛勤。
在绍兴市鲁迅幼年塾师寿镜吾先生的故居里，有这样一组历史数据展出，其数字统计为绍兴历代科举所中进士的人数。我注意到，五代时整个绍兴地区考中进士的人数仅为7人，到宋代考中进士人数却激增到681人，而元代的中举人数又骤降到24人。由此一地的中举进士统计，可想见宋代读书人的数量会有多少，又可想见宋代书籍市场上，与科考相关的书籍印本的种类和数量的多寡。
我们知道，唐代科举仍有通过门资、投卷或推荐中举，或又有所谓“终南捷径”者登第。即使是在五代，进士投卷的现象仍十分普遍。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8）载：“后唐明宗，公卿大僚皆唐室旧儒。其时进士贽见前辈，各以所业，止投一卷至两卷，但于诗赋歌篇古调之中，取其最精者投之，行两卷，号曰双行，谓之多矣。”然而到了北宋，这样的情况被日益规范化、制度化的科举考试阻隔了。人们不可能再像唐人那样，仅靠吟诵两句诗，行几张卷子（文章）来博取功名。唐太宗时马周直接拔擢入官的情况（《旧唐书·马周传》），在宋代更是罕有再现。尤其是科举在北宋进入正轨以后，天下生员欲走仕途，必经考试一关。《宋会要辑稿》载有淳化五年八月十五日《不许献诗赋杂文诏》(29)。诏书曰：
昔汉武之时，上书阙下衒鬻者以百数。故枚皋之徒以作赋，遂拜为郎，东方朔敢肆大言，亦得侍诏，朕甚不取也。盖自衒自媒者，士女之丑行；难进易退者，贤达之令猷。适足长躁竞之风，何以取敦朴之士；自今京朝、幕职、州县官等，不得辄献诗赋、杂文。如有时政阙失、民间利害策及直言极谏书，即许投进；其宏才奥学、为人所称者，令于中书投献，丞相以闻，别听进止。
这则材料说明，“投卷”一途在宋代已不再像过去那么有效了。
宋代科举的规范化、规模化和制度化，使宋代官吏几乎皆由科举选人中入仕，北宋由此成为一个典型的文臣主政社会。据统计，《宋史》“文苑”中记录有文人96人，“儒林”有77人，“道学”有24人。三者总共有197人。此外，在其他列传当中，文人学者也不在少数。如李昉、晏殊、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范成大、陆游、张孝祥、辛弃疾、文天祥等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都收入一般列传之中。这些都是因为自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之后，开始有意抑制武人权力的缘故。
据《续资治通鉴》（卷2）记载，建隆三年正月，即在太祖释武将兵权后不久，“帝谓侍臣曰：‘朕欲武臣尽令读书，俾知为治之道。’左右皆莫对”(30)。由此，宋太祖开始大开科举仕途，大量任用读书人作为各级地方官员。据《续资治通鉴》（卷3）载，乾德元年正月，宋太祖初命文臣知州事。《续资治通鉴》（卷3）又载：“帝惩五代藩镇强盛之弊，时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至是用赵普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遥领它职，皆以文臣代之。”
整个宋代即便是在军事作战方面，也不乏掌握兵权的文人。如北宋著名文臣范仲淹、沈括等人，都曾在北宋对西夏用兵的边防前线担任过要职。据史料记载，当年宋太祖曾经问赵普说：“儒臣有武干者何人？”赵普以知彭州、左补阙辛仲甫对。于是，太祖即“徙仲甫为西川兵马都监”。事后，太祖皇帝向赵普解释自己任文臣干武事的原因，说：“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续资治通鉴》卷7）
唐宋相比，尽管唐代统治时间长、版图辽阔，且国家统一的局面维持得更长久，但唐代读书成名载入史册的文人学者明显不如宋代众多。《新唐书》“儒学”、“文艺”共立传148人，相比宋代少了许多。这其中原因固然有多种，但是在科举选人和学校培养人才的机制上，宋代较唐代更为完善是其根本原因。因为宋代整个官僚制度与科举制度完全挂钩衔接，科举在宋代才真正意义上地实现了平民化、普及化和制度化。而像唐代李白、杜甫等人所设想的“终南捷径”，在宋代难有实现的可能。咸平元年，翰林学士杨砺等受诏知贡举。在考试之前，真宗特地请杨砺等人入宫，嘱咐国家选才的原则。《续资治通鉴》（卷20）载：“帝召坐，语之曰：‘贡举当选擢寒俊，精求艺实，以副朕心。’”选拔寒俊，几乎成了宋代选拔科举人才普遍遵循的准则。雍熙二年三月，太宗朝科考进士，得进士须城梁颢等179人，诸科318人。时宰相李昉子宗谔、参知政事吕蒙正从弟蒙亨、盐铁使王明子扶、度支使许仲宣子待问，举进士，试皆入第。帝曰：“此并势家，与孤寒竞进，纵以艺升，人亦谓朕为有私也。”皆罢之（《续资治通鉴》卷12）。于是，“选拔寒俊”几乎成了宋代选拔人才普遍遵循的准则这也导致宋代许多著名的文人学者，其出身毫无例外都要经历科举考试一关，而国家明显更注重对庶族文人的选拔。而宋代在考试规模以及入选进士的人数等诸多方面，都要远超前代。
《续资治通鉴》（卷19）载，真宗即位之初，针对当时国家面临的问题，王禹偁曾上疏言及五事，其中就包括科举。王禹偁说：“太祖之世，每岁进士不过三十八人，经学五十人，诸侯不得奏辟，士大夫罕有资荫，故有终身不获一第，没齿不获一官者。先帝（太宗）在位将逾二纪，登第殆近万人，不无俊秀之才，亦有容易而得。”宋王栐《燕翼诒谋录》（卷2）也载：“诸州贡士，国初未有限制，来者日增。淳化三年正月丙午，太宗命诸道贡举人悉入对崇政殿，凡万七千三百人。时承平未久也，不知其后极盛之时，其数又几倍也。”此后，时逢咸平三年科举，“帝（真宗）连日临轩，初无倦怠之色。所擢凡千百余人，其中有自晋天福中随计者，推恩之广，近代所未有”（《续资治通鉴》卷21）。当然，真宗对于庶族文人的重视还不仅如此。宋江休复《醴泉笔录》（卷上）载：
温仲舒判开封府。一进士早出探榜，其妻续，有人报其父母船至水门，亟僦驴往省之，至宋门，为醉人殴击，僦驴者又惧证佐留滞，潜遁去，府中人以醉人亦有指爪痕，俱杖而遣之，归家号泣。夫自外亦落第而泣，两不相知其由。徐知妻被杖，诣所司诉冤，不听。于州桥夫妻投河溺死。真宗闻之怒，知府已下悉罢去。
在此段记载中，真宗皇帝因为平民文士夫妇含冤自尽一事震怒，竟然可以悉数罢免开封府知府已下官吏。这也可见出北宋官家对于庶族文人选拔的重视。
此外，唐五代以来，门阀制度的进一步溃败，也是宋代科举平民化程度得到加强的缘由。北宋名士范仲淹、欧阳修、宋祁兄弟、苏轼兄弟都是出身下层，凭刻苦读书换取来功名。宋人楼钥曾记载范仲淹在长山（山东邹平）醴泉寺僧舍刻苦读书的故事。关于此事，有史载：“吴人范仲淹”，“生二岁而孤。母贫无依，更适长山朱氏，从其姓名说。读书僧舍，日作粥一器，分块为四，早、暮取二块，断虀数茎，入少盐以啖之。如此者三年”。（《资治通鉴后编》卷31）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6）也载道：“文正公初随母嫁朱氏，后复姓，谢表云：‘志在逃秦，入境遂称于张禄；名非霸越，乘舟乃效于陶朱。’”而欧阳修也有因家贫，“以荻画地学书”（《宋史》卷319）的故事。
因为以往的门阀制度已不受重视，官府对于庶民求学也大开方便之门。《宋会要辑稿》载，仁宗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国子监上请：
自今经试补学生并依起请，听读满五百日方许取解。……唐置六学，皆品官子弟充员，其庶人子弟亦有四门学。今国学除七品已上子孙许召保官试补外，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孙例不收补。自来虽有此条贯，每遇科场多有冒称品官子孙，难以详别，致容假妄，或兴讼诉。自今欲依仿唐制立四门学，以八品以下至庶人子孙补充学生，不唯渐革偷薄，亦以示国家育材之广也。附监生徒听读已久，须正系生员名籍，自今每岁一补试，差学官锁宿封弥，精加考校，取文理相通者具名闻奏，给牒收补。内不合格者，且令理日，依旧听读，后次与试。若三试不中者，便不在试补之限。从之。（《宋会辑稿·崇儒一》）要这条证据充分说明，由于科举平民化程度的加强，宋代科举的参考人数和录取人数较前代大大增加。其中原由，据说是北宋上层汲取了晚唐战乱教训的结果。盖因“唐末，进士不第，如王仙芝之辈唱乱，而敬翔、李振之徒，皆进士之不得志者也。盖四海九州之广，而岁上第者仅一二十人，苟非才学超出伦辈，必自绝意于功名之途。无复顾藉。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自是士之潦倒不第者，皆觊觎一官，老死不止”。(31)由此，《燕翼诒谋录》（卷1）记载：“国初，进士尚仍唐旧制，每岁多不过二三十人。太平兴国二年，太宗皇帝以郡县阙官颇多，放进士几五百人，比旧二十倍。”
显然，上述记载表明，这种录取人数剧增的状况在宋太宗时期更为显著。以太平兴国二年为例，据《续资治通鉴》（卷9）记载，是年诸道发贡士凡五千三百余人，最后考试“得吕蒙正以下进士一百九人。诸科得二百七人，赐及第。又诏礼部阅贡籍，得十五举以上进士及诸科一百八十四人，并赐出身。《九经》七人不中格，帝怜其老，特赐同《三传》出身”。此举导致大臣中薛居正等人谏言“取人太多，用人多骤”。然而，“帝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因为此前宋太宗初即位，“以疆宇至远，吏员益众，思广振淹滞以资其阙”。又谓侍臣曰：“朕欲博求俊乂于科场中，非敢望拔十得五，止得一二，亦可为致治之具矣。”（《续资治通鉴》卷9）
据相关史料统计，唐代科举每榜录取进士一般在30人左右。五代时期，每榜进士一般也就10余名，47科平均每科14人。宋太祖在位时期，共开科15次，每科平均也仅录13人。而宋太宗仅吕蒙正一科就录进士109人，诸科207人，后阅籍又补进士诸科出身184人，怜7人年老又赐《三传》出身，总共加起来共取507人。这个数字比宋太祖在位15举总共录取的455人还多。(32)由此，美国汉学家伊沛霞认为：“一个世纪的藩镇割据结束后，宋朝初期，朝廷采取措施扩大科举考试的规模。宋朝整个时期凭科举考试获取官职的竞争稳定增长着。11世纪初期，3万多名考生参加了州级考试，世纪末达到8万名，宋朝末期这个数字可能为40万。”(33)从伊沛霞的上下文理解，其所云的“宋代末期”指的应是北宋末期。北宋末期参加科举的考生人数达到了40万，这似乎又多得有点难以置信。
正是由于宋代科举的平民化、普及化，昔日唐太宗所感叹的“天下英雄入吾彀中”（《唐摭言》卷1）的理想在宋代才得以真正实现。至于科举的平民化、普及化为什么在唐代没能实现呢？抛开其他社会原因不提，从技术层面上考虑，最重要的就是在唐代没有一种能支撑起知识普及的“利器”。现在看来，这种“利器”就是能造成书籍大量复制的雕板印刷技术的推广。《石林燕语》（卷8）记有一事，颇能比对唐宋两代科举的区别。其文载曰：
唐礼部试诗赋，题不皆有所出，或自以意为之，故举子皆得进问题意，谓之“上请”。(34)本朝既增殿试，天子亲御殿，进士犹循用礼部故事。稍厌其烦渎，诏御药院具试题，书经史所出，模印给之，遂罢“上请”之制。(35)
此记载说明，当时考生太多，考前每有疑问，北宋官方十分厌烦举子每到考试前总要“上请”询问题意。于是，干脆命有司模印出所考题意和范围下发给举子。(36)《长编》（卷68）载，大中祥符元年夏四月，“上御崇政殿，亲试进士，仍录题解，摹印以示之”。另，《长编》（卷158）有载，庆历六年正月，“癸卯，礼部贡院请自今试进士并如诸科例，印所出经义题，从之”。由此可见，正是雕版印刷使宋代的科举与唐代有了显著的区别。
除了上述原因，不可忽略的，宋代还是一个倡导儒学复兴的社会。从宋初的柳开、石介，到欧阳修、二程，再至陆九渊、朱熹，南北两宋儒学复兴的热度不减。而儒学复兴的重要内容和指标之一，就是教育的兴盛。在宋代，孔子所提倡的“有教无类”儒家教育思想才像样地得以贯彻执行。例如，宋代科举考试，竟已准许工商业者子孙参加科考。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苏辙在《上皇帝书》中说：“今世之取人，诵文书，习程课，未有不可为吏者也。其求之不难而得之甚乐，是以群起而趋之。凡今农工商贾之家，未有不舍其旧而为士者也。”(37)其典型例子是北宋宣和年间担任了宰相的李邦彦，其父原是名为李浦的银匠。李邦彦作为银匠的儿子于徽宗大观三年（1109）以上舍及第，进入仕途（《宋史》卷352）。
由于宋太宗、宋仁宗等文治皇帝的极力主张，宋代科举每年录取的人数在逐年增多，参加科举考试的学生人数也逐年增加。与之相应，北宋进入各类学校接受教育的人也在大幅增加。仅以国子学、太学为例，据《宋会要辑稿·崇儒》记载，太祖建隆三年（962）六月崔颂判监事，始聚生徒讲学。《宋史·选举三》（卷157）载曰：“初，以国子名监，而实未尝教养国子。诏许清要官亲戚入监听读，额二百人，仍尽以开封府解额归太学，其国子生解额，以太学分数取之，毋过四十人。”开宝八年（975），国子监向皇帝报告说：“生徒旧数七十人，元奉诏令分习《五经》，内有系籍而不至者，又有住京进士、诸科，常赴讲席。缘监生元有定数，欲以在监习业之人补充生徒。”“诏令元系籍而听习不阙，得于秋赋，系籍而不至者，听于本贯请，其未入于籍而听习者，或有冠裳之族不居乡里，令补监生之阙。”
按照上述这条记载，宋初国子监的生徒的确是有定数的，左右不离七十人。因为有多名在监学生不在监内学习。开宝八年，国子监请求让那些在监学生，而名字不在监生名单之列的人补阙。最终，皇帝同意了这个要求。真宗景德年间（1004—1007），北宋又有“附学充贡”之举措。《宋史·选举志三》载曰：“许文武升朝官嫡亲附国学取解，而远乡久寓京师，其文艺可称，有本乡命官保任，监官验之，亦听附学充贡。”此口子一开，致使附籍考试的人数每年徒然增加了许多，由此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庆历二年（1042）闰九月，天章阁侍讲、史馆检讨王洙言：
庠序之设，教化所先。自顷学徒未愻师业，国子监每科场诏下，许品官子弟投保官家状，量试艺业，给牒充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多或至千余人，即随秋试召保取解。及科场罢日，则生徒散归，讲官倚席。若此，但为游士寄应之所，殊无国子肄习之法。
王洙所言的情况，与现代社会文凭造假、资格造假类似。王洙说的是科考将临，有权势有办法的官员子弟就去投靠国子监，让国子监出具文牒冒充广文、太学、律学三馆的学生，等待秋试领取“准考证明”参加科考。然而，等到科考结束，情况则是“生徒散归，讲官倚席”。如此下去，人人皆可不必到国子学、太学等学校学习听讲，只需在考前来国子监领取文牒附籍即可。
按照王洙所说，当时京城国子学、太学等学校固定生员人数还不是太多，但是每到科考之前，学生人数就大幅增加。因为国子监当年掌管各学校在籍文牒的发放，而参加科考之人必须要有人担保或有学校学籍，故科考之前便有“国子监每科场诏下，许品官子弟投保官家状，量试艺业，给牒充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由此，王洙担心国子学将成为一个纯粹的临时制作或办理学籍的机构。临时抱佛脚的人愈多，此间学校再也不闻朗朗读书声。《宋史·选举志三》（卷157）载：“元祐间，置广文馆生二千四百人，以待四方游士试京师者。律学生无定员，他杂学废置无常。”
国子学在北宋仁宗庆历时，生员已增至200人，出现了学舍不能容纳的情况。河南大学教授赵国权因此评价说：“宋代国子学入学资格不像唐代那样品极严格和高贵(38)，且其主要作用在于取解充贡，成了科举的附庸。”(39)尽管条件不断放宽，由于国子学只以京朝七品官以上子孙充斥（《宋史》卷157《选举志》），所以其影响在宋代远不如太学。那么，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太学又有多少生员呢？
按谏官滕甫、刘庠的说法，“庆历中，太学生内舍生二百员，并官给日食”(40)。《宋会要辑稿·崇儒一》亦载，皇祐三年七月，“诏太学比岁增以房宇，赐之土田，许置内舍生二百名”。仁宗皇祐四年（1052），召胡瑗“管勾太学”(41)，由是“其徒甚众，太学至不能容，取旁官舍（锡庆院西廊庑）处之”。不久，又以马军都虞侯公宇为太学之舍，学生增至300人（《长编》卷184）。至宋神宗熙宁四年，王安石整顿太学，创立三舍法，将锡庆院和和朝集院一并扩充为学舍。学生人数规定为：上舍生100人，内舍生200人，外舍生700人，共计1 000人。熙宁四年十月十七日，中书门下言：
近制，增广太学，益置生员，除主判官外，直讲以十员为额，每二员共讲一经，委中书选差或主判官奏举，以三年为任。……其生员分三等：以初入学生员为外舍，不限员。自外舍升内舍，内舍升上舍，上舍以百员，内舍以二百员为限。其生员各治一经，从所讲之官讲授。……（《宋会要辑稿·崇儒一》）
对此，《长编》（卷228）也记载：“熙宁四年十一月诏每岁加赐国子监钱四千缗，以增置学官、生员用度不足故也。”按这个计算方法，王洙所言仁宗年间“游士寄应”所导致广文、太学、律学三馆学生增至千余人，实不为过。由于学生人数过多，用度不够，太学不得不靠其他渠道贴用。《宋史·选举三》（卷157）记载：“元丰二年，颁《学令》：太学置八十斋，斋各五楹，容三十人。……岁赐缗钱至二万五千，又取郡县田租、屋课、息钱之类，增为学费。”
在熙宁四年的十月二十八日，神宗皇帝诏殿中丞宋靖国、赞善大夫吕嘉问相度锡庆院，建太学。原因是御史邓绾曾上言说：“国子监粗容春秋释奠，斋庖之室，不足以容诸生。至于太学即未尝营建，止是假锡庆院西北隅廊屋数十间，逼窄湫隘，又官司未尝葺治。今大新学制，学者闻风坌然毕集，恐不足以容，乞特赐锡庆院为太学。”（《宋会要辑稿·崇儒一》）如此来看，熙宁时太学人数的扩增，确实导致了学校学舍等硬件设施赶不上形势的需要。《长编》（卷253）记载，熙宁七年五月，国子监又言：“太学生员多而斋舍少，乞尽充学舍。”诏从之。于是，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太学增学舍至80斋，每斋5间，可容30人，计2 400人，其中上舍生100人，内舍生300人，外舍生2 000人。太学规模进一步扩大。(42)又据《宋史·选举志一》载：“元祐八年，中书请御试复用祖宗法，试诗赋、论、策三题。且言：‘士子多已改习诗赋，太学生员总二千一百余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我们也知道，太学生的人数变化与北宋中期的科举改革有莫大关系。神宗时期，王安石主张废诗赋，以经术取士。为此，王安石在太学实行三舍法，层层选拔生员，又以自己的《三经新义》作为科举考试的专用教材和标准答案，导致太学生人数第一次扩充。这种情形发展到宋徽宗时期，太学生人数更是增长迅猛。崇宁五年（1106），北宋全国从县、州至太学全面实行三舍法，每年考选县学上舍生升入州学外舍，州学上舍生每年秋季贡入辟雍。(43)蔡京将三舍法推行于地方官学，规定州学学生每三年选送一次进入辟雍学习，定额是3 000人，是为太学外舍生。加上当时太学内舍生有600人，上舍生有200人，当时太学生人数共有3 800人。(44)关于太学生人数变化，又有证据说：
国初，凡事草创，学校教养未甚加意。皇祐三年七月壬子，诏太学生旧制二百人，如不足止百人为限。其简如此。元丰二年十二月乙巳，神宗始命毕仲衍、蔡京、范镗、张璪详定，于太学创八十斋，三十人为额，通计二千四百人，内上舍生百人，内舍生三百人，外舍生二千人。崇宁元年，徽宗创立辟雍，增生徒共三千八百人。内上舍生二百人，内舍生六百人，教养于太学，外舍生三千人，教养于辟雍。（《燕翼诒谋录》卷5）
崇宁五年科举礼部试之后，学校三舍法的“育才取士”取代了“科举取士”。从崇宁五年到宣和二年，没有科举，所录取的五榜进士，皆是由太学上舍考取。其结果导致人们对太学趋之若鹜，太学生员激增。为了求得入学和升舍，“于是轻薄书生，矫言饰行，造作虚誉，奔走公卿之门如市矣”（《东轩笔录》卷6）。与太学相比，国子学自北宋中期就日趋衰落下去，其地位渐为太学所取代。从王安石改革伊始，清要近贵之子弟亦于太学听读。据宋魏泰《东轩笔录》（卷6）记载：“王荆公在中书，作新经义以授学者，故太学生几及三千人。”崇宁三年，国子学更是停止了招生。
太学生员增速如此，可想而知，遍及全国诸道、诸军那些基数庞大且难以统计的郡县乡学、民间书院，会有怎样的学生人数。张围东总结说：“以宋真宗咸平元年（998）的贡举为例，当时参加省试的举人将近二万，若以每进士一百人，只解二十人；《九经》以下诸科共及一百人，只解二十人赴阙的比例计算，前一年全国参加发解试的士人就达十万之多。中唐时，每年赴省试的举人约三千人，若以三人取一人赴解计，全国每年参加发解试的士人也不过近万人，只及北宋前期应试人数的十分之一。到北宋中后期，科举进入黄金时代，不论地近京畿的州县，或川广等僻远地区，到处都是读书应举之人。”(45)嘉祐二年，欧阳修在知贡举时，曾对皇帝说：“臣伏见国家自兴建学校以来，天下学者日盛，务通经术，多作古文，其辞艺可称、履行修饬者不可胜数。然累次科场，人数倍多于往岁，事既太盛，弊亦随生。”(46)由于全国各地学生人数众多，且又都按各地人口比例实行固定的解额制。北宋朝臣为各地参考的“解额”分配问题产生的争议曾多次发生，司马光与欧阳修就曾为南、北方考生的份额之事有过争议。司马光是北方人，主张“分路取人”。而当时南方人才众多，因受到解额限制，南方各地颇有怨言，因此欧阳修代表南方要求取消“解额”限制，主张“凭才取人”。争议的结果，北宋省试中仍未实行分区定额制度，而各地固定“解额”制也未取消。(47)
宋代受教育的人数激增，同样也体现在民间私学方面。以北宋书院为例。据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考证，“北宋时期，历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凡九帝共167年（960—1126）。统计数字表明，是期书院总数在73所以上，略微超过唐五代十国共计近350年所有书院的总和，而实际存在的书院当在百所左右”(48)。又据白新良统计，宋代共有书院515所，其中73所可以确考为北宋书院……北宋73所书院中，新建书院71所，修复前朝旧书院2所。(49)
实际上，据邓洪波的说法，北宋建国初期，“为了巩固时时受到威胁的政权，统治者无心于文教，而连年用兵又耗费了有限的财力，统治者更无力于文教。因此，宋初80余年间，官学没有任何新的发展，中央已无二馆六学之盛，只勉强维持国子监与太学，大唐时代建立的州县乡党之学等一整套地方学校教育制度始终没有恢复，而处于一种基本瘫痪状态。”(50)面对这样的情况，民间的有识之士自觉地承担起了培养人才、发展教育的责任。
淳化元年（990），江西丰城县筱塘乡人李琮在家乡创建了“莲溪书院”。按相关记载，北宋仅江西一省，在庆历年以前就建复了庐山白鹿洞，南昌秀溪、香溪，宜黄慈竹、鹿冈，建昌雷塘，丰城莲溪，分宁樱桃洞、芝台、景濂，龙泉新兴，南城盱江等12所书院，以及南丰曾氏书舍、华林书屋，玉山怀玉精舍等，计有15处教学机构。(51)而在四川，据胡昭曦考证，北宋时期书院有7所，包括太宗时2所（修文书院、果山书院），仁宗时3所（岳阳书院、东台书院、太元书院），徽宗时1所（柳沟书院），不详1所（张九宗书院）。(52)
当时，民间书院的情形正如朱熹在《衡州石鼓书院记》一文所描述：“予惟前代庠序不能，士病无所于学，往往相与择胜地，立精舍，以为群居讲习之所。”李国钧《中国书院史》对此则评价说：“我们还可就江西书院发展的情况看，始建于北宋的大约40来所书院中，有五分之三始于庆历之后。浙江的书院建于北宋的大约30余所，其中建于庆历以后的约占80%，湖南的10余所书院中庆历以后的亦占70%。……就一所、二所书院而言，因系家族、乡党，甚至个人所建，由于种种原因，是时有兴废。然而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和学校制度来说，则终北宋之世仍然存在，并发挥了作用。”(53)
官私学校的互为弥补，使北宋受教育人数比前代大大增加，其所引发的直接后果自然是各种硬件设施的滞后，资金的匮乏以及相关图书典籍的供应不暇。咸平四年（1001），真宗下诏，正式承认书院等私学的合法性。同时规定州县官学之外，同样给聚徒讲习的地方学校颁发《九经》。(54)这一举措虽大大鼓励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然而无疑也进一步加剧了图书供求的矛盾。同样情形之下，张围东也认为，宋代应举人数的增加，导致作为应试者必备用书的“类书”的编修和刊印也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的事业。“这便有力地推动了类书的编修。从此，这些‘备场屋之用’的类书大量涌现，仅为《四库全书》所收的就有高承《事物纪源》、孙逢吉《职官分纪》、吕祖谦《历代制度详说》、陈傅良《永嘉八面锋》、佚名《锦绣万花谷》、祝穆等《事文类聚》、潘自牧《记纂渊海》、章定《名贤氏族言论自由类稿》、佚名《群书会元截江网》、章如愚《山堂考索》、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林 、黄履翁《古今源流至论》、王应麟《玉海》、佚名《翰苑新书》等等。”(55)
当然，张围东所说的“类书”包括南北两宋，但科举对于类书的编撰、刊印的推动作用却是客观存在的。我们看到，从端拱二年五月三十日诏从康州请言“愿给九经书，以教部民之肄业者”（《宋会要·崇儒二》）起始，至熙宁七年九月，《长编》（卷256）有“岷州言已立解额，乞赐国子监书，许建州学。诏亦从之”这样的记载。这一时期，各地学校请求官府赏田赐书的声音就不绝于朝野。从下列《北宋学校受获书籍、田地等赏赐表》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北宋来自地方学校的不绝呼声。
北宋学校受获书籍、田地等赏赐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续 表
附注：
以《长编》、《宋会要辑稿·崇儒》、《续资治通鉴》卷4、卷11（简称《续通鉴》）、《玉海》卷167、《文献通考》卷46等书为据列表。至道三年，嵩阳书院获朝廷所赐《九经》后，即将其翻印后卖给生徒（《嵩阳书院志》）。
考察之下，我以为科举与书籍之间的关系更重要的一点是，北宋的科举考试需要大量的考试试卷和备考用书，而这些科举所用的文本书籍都要通过印刷刊刻寻求解决。大中祥符五年二月，“癸丑，上谓宰臣曰：‘闻贡院试诸科举人皆解衣阅视，虑其挟藏书册，颇失取士之体，宜令止之。’……己丑，上御崇政殿亲试礼部合格贡举人。殿之廊庑分列位次，署其名氏，仍揭于牓使无得迁易，始摹印诗赋论题，以赐官给纸起草，得进士建安徐奭而下及第者百人，同出身者二十六人，诸科及第者三百二十四人，同出者五十二人……”（《长编》卷77）。“（天圣二年正月）辛亥，知贡举刘筠等请差覆考及详定官，上曰：‘非所以责成之意也。’诏筠等以公考校。巡铺官、左正言孔延鲁又请未试前令主司晓谕举人，不得上请，仍雕印试题，分明解说，就试卷内散，上曰：‘文闱取士，条约已多，只依旧例施行可也。’”（《长编》卷102）同样，《长编》（卷114）也载曰：“（景祐元年）三月丙子，诏御试进士题目书所出，摹印给之，更不许上请。”
景祐五年正月，国子监又呈上《应考试进士只于国子监有印本书内出题奏》。奏曰：
切见近日发解进士，多取别书小说、古人文集，或移合经注，以为题目，竞务新奥。臣以为朝廷崇学取士，本欲兴崇风教，反使后进习尚异端，非所谓化成之义也。况考校进士，但观词艺优劣，不必嫌避正书。至如近日学者编经史文句，别为解题，民间雕印，多已行用，考试之时不须一一回避。其经典子书之内，有《国语》、《荀子》、《文中子》，儒学所宗，六典通贯，先朝以来尝于此出题。只是国庠未有印本，欲望取上件三书，差官校勘刻板，撰定音义，付国子监施行。自今应考试进士，须只于国子监有印本内出题。所贵取士得体，习业有方，稍益时风，不失淳正。如允所请，兼乞编入贡举条贯施行。（《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一七。又见同书崇儒四之七）
这段记载，可以视为国子监意欲垄断科考印本书籍供应的企图。与此事相关，《续通鉴》（卷41）也载：“宝元元年四月，诏：‘自今试举人，非国子监见行经书，毋得出题。’从翰林侍读学士李淑请也。”试想，如果考题从国子监印书内出，那么其结果势必造成国子监书籍销售与刊刻量大增。此奏章未知后来是否得到批准，但以上记载已可说明，当时科举考试对于书籍刊刻，尤其对与科考相关书籍的刊刻产生了巨大推动作用。
此外，还有一条记载亦可证书籍印本与科举考试的密切关系。据宋文彦博《潞公文集》（卷30）记载，淳化三年二月，太宗诏以新印《儒行》、《中庸》篇赐中书、密院、两制、三馆、御史中丞、尚书丞郎、给谏等人各一轴。此段记载下有注云：“先是，御试进士日，以《儒行》篇为论题。帝意欲激劝士人敦行儒行，故特命雕印。……”(56)既然御试题目就是以《儒行》篇出题，想必此科过后，新印《儒行》、《中庸》等书页或会成为当时社会上炙手可热的考试畅销书。
由于拥有巨大且亟待供应的书籍市场，北宋印刷从一开始就在为满足这样的书籍需求而运作，由此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社会推动力，其带来的推动和影响均与书籍制作、消费相关。徽宗大观二年（1108），苏棫上言：
诸子百家之非无所长，但以不纯先王之道，故禁止之，今之学者程文知晷之下，未容无忤。而鬻书之人急于锥刀之利，高立标目，镂版夸新，传之四方。往往晚进小生以为时之所尚，争售编诵，以备文场剽窃之用，不复深究义理之归，忘本尚华、云道逾远。欲乞今后一取圣裁，尚有可传为学者，或愿降旨国子监并诸路学事司镂版颁行，余悉断绝禁弃，不得擅自买卖收藏。(57)
苏棫给皇帝的建议是：凡符合官方要求的儒学用书，由国子监及诸路学事司镂版颁行，而其他非科举教育类用书，均要求禁绝，不得擅自买卖、收藏。此段记载说明，由于学校和科举的市场存在，导致当时相关书籍的社会需求旺盛，也导致官方急欲加强这方面的管理和控制。其情形或可简略示意如下：
社会读书藏书风气、士人和科举地位的提升等等（多源头因素影响）→→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的增加→→社会对科举相关书籍的需求量增加→→刺激书籍产量的提高→→刺激先进书籍生产技术的采用（雕板、活字印刷术，譬如木活字、泥活字等）→→流通市场扩大和流通方式的多样化→→造成社会影响的多样化（包括文学、艺术、宗教、风俗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