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张围东：《宋代类书之研究》，《古典文献研究辑刊》初编5，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第57页。
(56)事又见《长编》卷433、《国朝诸臣奏议》卷75、《历代名臣奏议》卷42。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7)引自《宋会要辑稿》第165册。
(58)韦兵：《日本新发现北宋开宝五年刻〈炽盛光佛顶大威德销灾吉祥陀罗尼经〉星图考》，《自然科学史研究》2005年第3期。
(59)李际宁：《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2页。
(60)［清]江标：《宋元本书目行格表》卷下；［清]顾广圻：《思适斋集》卷7，清道光29年春晖堂丛书。
(61)［明]王志庆编：《古俪府》卷9，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又见《全宋文》卷226。
(62)李际宁：《佛经版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63)叶恭绰：《历代藏经考略》，《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64)雍熙四年十月《贾黄中等纂神医普救方令付史馆刊板并赐器币诏》，引自《全宋文》卷66。
(65)宋太宗：《太平圣惠方序》，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74，巴蜀书社1988年版。
(66)《宋会要辑稿》职官一三之九。转引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231，巴蜀书社1988年版。
(67)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卷239，巴蜀书社1988年版。
(68)辛仲甫：《委徐铉等雕造说文牒》，引自《说文解字》卷15下，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9)［宋]周煇：《清波杂志校注》卷2《修书谬无赏》，刘永翔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6、47页。
(70)《长编》（卷43）载：“（真宗咸平元年正月）初，李至判国子监，上言：‘本监先校定诸经音疏，其间文字，讹谬尚多。盖前所遣官，多专经之士，或通《春秋》者未习《礼记》，或习《周易》者不通《尚书》，至于旁引经史，皆非素所传习，以是之故，未得专详。伏见国子博士杜镐，直讲孙奭、崔颐正，皆苦心强学，博贯《九经》，问义质疑，有所依据。望令重加勘正，除去舛谬。’太宗从之。丁丑，蔡州学究刘可名又上言诸经板本多误，上令择官详校，因访群臣通经义者，至复以颐正对。上曰：‘朕宫中无事，乐闻讲诵。’因召颐正于后苑，讲《尚书大禹谟》，赐五品服。他日，谓辅臣曰：‘颐正讲诵甚精，卿等更于班行中选经明行修之士一二人，具以名闻。’自是，日令颐正赴御书院侍对，讲《尚书》至十卷。颐正，雍丘人也。”
(71)《宋会要辑稿·崇儒四》，河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15页。又见《宋朝事实类苑》卷31；《长编》卷85。
(72)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86页。按：“国子监规定，图书校勘必须经过三道手续：凡一书校勘既毕，送覆勘官；覆勘既毕，送主判馆阁官，覆加点校。这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三审三校制’”。详见李明杰：《宋代国子监的图书出版发行》，《出版科学》2007年第6期，第70页。
(73)白玉岱：《敦煌遗书与我国古代的图书翻译及抄写》，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第二届全国出版科学研究优秀论文获奖论文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7年版。
(74)按：参见北宋书籍刊刻表。山西大学尚丽新综合清人陆心源、今人颜中其、汪俊对郭茂倩的生平考证，并引用傅增湘的结论，认为郭茂倩《乐府诗集》最早刻本当是“刻于北宋末而印于南宋初者”。详见尚丽新：《宋本〈乐府诗集〉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5期，第59页。
(75)［明]高濂曾评价宋版书说：“宋人之书，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格用单边，间多讳字。用墨稀薄，虽著水湿，燥无湮迹。开卷一种书香，自生异味。”《雅尚斋遵生八笺》卷14，书目文献出版社影印明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1989年版。
(76)按：李鹗，五代监本九经书写人之一。
(77)胡道静：《弥足珍贵的〈梦溪笔谈〉——写在沈括逝世900周年》，《自然杂志》1996年第1期。
(78)徐忆农：《活字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79)按：宋木。活字本书有范祖禹《帝学》一书。曾为缪艺风所藏，见《艺风藏书续记》卷20，为南宋嘉定十四年（1231）木活字本
(80)参见《北京图书馆馆刊》1997年第1期第72页。
(81)详见史金的木活字波、雅森·吾守尔：《中国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和早期传播》，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牛达生：《我国最早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文集》，印刷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
(82)史金波：版。《现存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品——西夏活字印本考》，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83)徐忆农：《活字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84)按：张秀民在《中国活字印刷史》一书中对此提出反驳意见。转引自徐忆农：《活字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85、86页。
(85)郭英德等：《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320页。
(86)《宋会要辑稿》册七五《职官》二八，影印本二九七三页。
(87)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2册，巴蜀书社1988年版，第655页。
(88)叶德辉：《书林清话》卷3，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0页。
(89)按：时间误也，乃是崇宁中王云与刘逵、吴拭使高丽所书。所谓“鸡林”者，乃高丽国王颙，时封鸡林公。
(90)按：指徽宗纳赵良嗣策，遣使自登、莱涉海，结好女真，与之约攻辽事。见《宋史》卷472《赵良嗣传》。
(91)参见《宋大诏令集》卷199；又见《全宋文》卷227。
(92)参见《欧阳文忠公集》卷108。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79，《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卷37；《全宋文》卷686。按：宋人关于“文”的概念，包括一些议论性文章。
(93)吕荣义：《唐眉山先生文集序》，景宋本《唐先生文集》卷首。
(94)参见《宋会要辑稿》第165册。又见《长编》（卷445）载，元祐五年秋七月礼部言：“凡议时政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国史》、《实录》，不得雕印。违者徒二年，许人告，赏钱一百贯。内《国史》、《实录》仍不得传写，即其他书籍欲雕印者，纳所属申转运使、开封府，牒国子监选官详定，有益于学者方许镂板。候印讫，以所印书一本，具详定官姓名，申送秘书省。如详定不当，取勘施行。诸戏亵之文，不得雕印，违者杖一百。凡不当雕印者，委州县、监司、国子监觉察。”从之。以翰林学士苏辙言，奉使北界，见本朝民间印行文字多已流传在彼，请立法故也。又引见《中华印刷通史》第七章，第147—149页。
(95)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
(96)详见《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卷六、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59年版。
(97)参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三八之二八；又见同书职官三六之三三及《长编》卷64。
(98)［宋]叶廷珪：《海录碎事》卷15，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760页。
(99)［清]潘永因：《宋稗类抄》卷3，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
(100)《宋史》（卷19）载：“（崇宁二年夏四月）乙亥，诏毁刊行《唐鉴》并三苏、秦、黄等文集。……夺王珪赠谥，追毁程颐出身文字，其所著书令监司觉察。”又见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95，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1)参见《宋会要辑稿》刑法二之八八。又见《宋史》（卷22）载，宣和六年“冬十月庚午，诏有收藏习用苏、黄之文者，并令焚毁，犯者以大不恭论。癸酉，诏内外官并以三年为任，治绩著闻者再任，永为式”。
(102)参见［宋]刘才邵：《檆溪居士集·原序》；［宋]王霆震编《古文集成》卷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3)［宋]周紫芝：《太仓稊米集》卷67，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4)按：东京内阁文库所藏宋刻本《淮海集》（1173年）记录有印书的费用。该书共用印版449版，纸500张，每部售价为500文。钱存训认为：“晚唐时期，专业抄书手的工价约为每卷书一千文，一卷书通常有5000至1万字，即抄工是一文钱5字到10字。敦煌发现的佛经抄本，有些在跋文中提到抄写工价，也大约如此。女书法家吴彩鸾的抄本《唐韵》，售价也在这个平均价位。约在同时，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在838年以五百四十文购得一部四卷本佛经。价钱远比抄本便宜，一般认为极可能是一部印本。如果真是这样，印本的每卷平均售价为一百文，也就是说印本和抄本的价钱约为1：10。”详见（美）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105)崔瑞德《中世纪中国的印刷和出版》；埃格伦《南宋杭州的印刷业》。转引自（美）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导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106)叶德辉：《书林清话·叙》，中华书局1957年版。
第三编 北宋印本书籍的传播与接受
在宋代文明传播散开之后，人们世代传诵的都是宋版书的经典与辉煌。然而，宋代的文化是如何传播而影响后世的，唐代及其之前的文明是如何被保存了下来而为我们所知的呢？以那个时代所具有的条件而言，我们不能不提及宋代印本书籍的推广和普及，以及宋人积极传承中华文明的殊勋。假如没有印刷术，假如没有宋代，没有了印刷书籍的传播，我们的文明将是怎样的一副情形呢？我们是否知道李白、杜甫呢？是否知道欧阳修、苏轼？其结果或许因为无人传播信息，真如世外桃源之人所云的“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我以为，若是那样，一切皆有可能。
谈到宋代印刷术对文学的影响，我们不可忽视的是传播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尽管文本作品是文学活动中的关键因素，但是印刷文本只有通过“传播”和“接受”，才能为人们所理解，也才足以对时代文学产生影响。“传播”与“接受”在这个链环中，无疑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因此，要论及印刷对于文学的影响，我们首先就要讨论“传播”与“接受”的作用。
19世纪，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在阐述自己的“生命哲学”时，曾提出了“生命经验”的概念。狄尔泰谈到“生命经验”与“个人经验”的关系时，提到“理解”这个中介词。他认为：“生命经验与个人经验不是毫无关系的两个范畴。生命经验是中介了的经验，个人经验通过公共形式，如语言，表达出来，就成为普遍的经验，这普遍的经验就是生命经验。比方说，将个人的经历诉诸文字，成为文本，这文本所表现的就是生命经验，个别的个人经验由此上升为普遍的生命经验，因为文本含有的意义、价值总是一般的、公共的。”(1)这与我们如今所要论及的“传播、接受”与“文学”的关系颇为类似。
事实上，正像“个人经验”必须进入整体和普遍的领域，才能成为“生命经验”一样，个人的文学思想也只有通过“理解”这个中介才能超越个人经验，进入到整体和普遍的层面，成为公认的文学追求。“理解”这个中介在宋代书籍印刷对于文学的影响中，由“传播”和“接受”两个环节构造成链，缺一不可。两者其实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而这枚硬币的价值内核就是“理解”。假若没有“理解”这个中介，就谈不上印刷文本对文学的影响。(2)我们这里所说的“接受”包括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接受印刷文本及书籍；二是指阅读者接受印刷文本中所记载或表达的文学思想和理念。就本论题而言，即是指阅读者所接受书籍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理念。这样的“文学”思想和理念怎样为我们所知呢？自然地，这要求阅读者接受这样的影响之后，还要有自己的模仿和创作——即印刷文本的阅读者拥有将自己所理解的“文学”思想和创作理念表达出来的实际文学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