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事例说明，学生有了印本书籍在手，就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了私塾先生的错误。由此，典籍的尊严似乎得到了维护。然而，假若典籍在流传过程中，从写本传抄到多种印本的刷印就无法避免舛误的产生，人们又该如何处置呢？这样一来，进一步启发了宋人“问古疑经”的精神。久而久之，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典籍”？它何以如此具有“尊严”？
学者黄亚平说：“从历史的长河去观照，‘典籍’只是一个相对的范畴，‘典籍’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在许慎的心目中，‘典’是上古圣王传下来的具有一定神性意味的书籍。……其后，随着‘私学’的兴起，教育流入民间，典籍的概念可以泛指各种图书。这时候所谓的‘典籍’，已经基本与现代意义上的典籍范畴雷同了。”“‘典籍’表现出的教化功能在历史阶段最集中地呈现在所谓‘经学’的研究上，在中国历史上，经学一般是对儒家书籍研究的专称，经学是典籍文化的代表和精华，是文化精英们精心选择的结果。”(80)
现代意义上，“典籍”其实是个宽泛的概念，一直以来我们都在用，然而事实上我们并不能确切地知道它所涵盖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我们这里所要谈论的“典籍”，很明显并不同于一般的作品、文章、文本等概念，按《现代汉语词典》所说，“典籍”是指“记载古代法制的图书，也泛指古代图书”（《现代汉语词典》1996年版）。因为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形成和发展中，一直具有历史的崇拜意识而缺乏怀疑、否定和批判精神(81)，而“古代”是一个变动的时间概念，于是在中国古代，任何著述一旦属于已经过去的时代（无论是否久远），便自然地获得了某种权威性，就会被人们视为值得征引的文献典籍。一般而言，越是年代久远的典籍，便越具有价值。先秦典籍在学术中的优先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尽管其中的一些都很难考证出确切的作者。由于古代典籍在中国古代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历代的学术都围绕着这些典籍而展开。而要开展属于自己时代的学术，保证古代典籍得以正确的流传就变成十分重要的工作。
我们知道，自有印刷技术后，经典的传播出现了重大革命。在抄写时代的东汉熹平年间，蔡邕在太学门外立下石经，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儒家经典的正确流传。当时，天下学子获取标准经典文本的方式，则是亲临太学门口，对石经进行现场抄写。据《后汉书》（卷9）记载：“（熹平）四年春三月，诏诸儒正《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门外。”《东汉会要》亦载道：“灵帝熹平四年，蔡邕拜郎中，校书东观。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谬，俗儒穿凿，疑误后学，乃与杨赐、马日 、张驯、韩说、单扬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82)
信息多元、文化多元终会导致思想多元，这是人类社会的进步。晚唐五代有了雕版印刷之后，时空限制被打破了，传统师徒学问相传、口耳相传的界限也被打破了。人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获取印刷典籍文本，从而达到更为有效的知识传播。北宋延续了五代以来的儒家经典刊刻和传播的工作，并且卓有成效。正如前面所述，北宋官方的书籍刊刻主要以经史书籍为主。我们从以下所列《北宋经部刊本表》，结合前面所列的相关表格中的北宋经书，可以体会经学书籍的刊刻对于支撑宋代经学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
北宋经部刊本表
续 表
续 表
据说宋人刻印书籍约有数万部，虽然历载千年，频遇战火，十亡七八，据统计，仅幸存至今的署名宋人的著作仍有4855种。(83)就目前所看的许多北宋经部印本书籍，也仅仅是北宋当年大量经籍印刷的九牛之一毛。
北宋印本典籍的普及，客观导致假如没有经学书籍征引，文章引文没有出处，在宋人看来成了一件不可想象的事情。《石林燕语》（卷8）载有一事，曰：
苏子瞻自在场屋，笔力豪骋，不能屈折于作赋。省试时，欧阳文忠公锐意欲革文弊，初未之识。梅圣俞作考官，得其《刑赏忠厚之至论》，以为似《孟子》。然中引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事不见所据，亟以示文忠，大喜。往取其赋，则已为他考官所落矣，即擢第二。及放榜，圣俞终以前所引为疑，遂以问之。子瞻徐曰：“想当然耳，何必须要有出处？”圣俞大骇，然人已无不服其雄俊。（参见《老学庵笔记》卷8）
当时，梅尧臣所以“大骇”的原因，当然是苏轼策论中所引的内容居然没有文献出处，全凭自己“想当然”。这个事例，一则说明当时由于印刷术的广泛采用，北宋书籍的普及较广，以至于梅欧等人见到苏轼文章所引用内容时，首先考虑到的是典籍中必定有。如果没有，唯一的可能即是自家看书时不够仔细，没有看到。所以待到考试结束后，欧、梅等考官马上去问考生苏轼“典出何处”？再则，这也透露出以苏轼为代表的创新派人物对于典籍的态度开始有所转变。这种转变即是典籍固然重要，然而更重要的不是拘泥于典籍，而是它在具体实践中的“经世致用”。如此转变，也验证了北宋涌现出二程、张载、邵雍、周敦颐等儒学大师（北宋五子）也并非偶然。
据记载，当年“苏季明尝以治经为传道居业之实，居常讲习，只是空言无益，质之两先生（二程）”。（程颐）正叔先生曰：“治经，实学也。‘譬诸草木，区以别矣。’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诸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如《中庸》一卷书，自至理便推之于事。如国家有九经，及历代圣人之迹，莫非实学也。如登九层之台，自下而上者为是。人患居常讲习空言无实者，盖不自得也。为学，治经最好。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今有人心得识达，所得多矣。有虽好读书，却患在空虚者，未免此弊。”(84)
程颐与弟子苏季明的答问，一则说明北宋治经被称为实学，为当时学术之首要。二则苏季明发现每天讲习经书，未切要实际问题，只是空言无益。而程颐的回答却是“苟不自得，则尽治《五经》，亦是空言。”此语何意？按程颐的看法，“治经”的确是实学，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治经”要方法得当。所谓方法得当，即是“自至理便推于事”。意思是要从经书中发现其理（道理）而推及于事（实际问题）。因为“道”，本来就在经书之中，只是有人可见，有人看不见而已，重要的是自己要极力穷究，自见其理。这个说法后来被朱熹推衍为“格物致知”。苏、程二人的对话恰可说明，经籍在北宋的传播甚广，使相关学问在当时得到很大的提升，所谓“道之在经，大小远近，高下精粗，森列于其中。譬诸日月在上，有人不见者，一人指之，不如众人指之自见也。”二程等人正是基于这样的典籍普及程度，跳出了“典籍中心主义”的窠臼，从经籍中见他人所未见，得他人所未得，脱颖而出，成为北宋一代儒学大师。总之，北宋由于印本经籍的普及，科举制的要求，使北宋士人多有机会和条件得以广泛研习经籍。
《石林燕语》（卷8）载：“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先遍读《五经》。余见前辈，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尔，故终老不忘。”在这样的科考经学阅读体制之下，北宋官方有如邢昺、欧阳修、司马光等饱学之臣，民间则出现了二程、张载、邵雍等鸿儒大师。
承上所说，我认为印本经籍的广泛传播最大的益处是，它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挑战了传统私塾式口耳相传的师徒传承制度。由此，自有印本经籍以来，学生除私塾业师之外，得到了另一条获取真知的渠道。由于媒介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导致信息由过去单一的口耳相传变为眼睛、文字、书面的传播。信息多元所导致的是接受者必须对信息进行甄别、筛选，并做出自己符合理性的判断。这也成了“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最好注解。如此一来，也逐步开启了北宋学术发明或改善发明的源头。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为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朱熹《观书有感二首》）按培根的观点，如果学术的传承仍是传统“师徒的传承，而不是发明者与进一步改善发明者的继承”(85)。那么，由此“流行的知识必然大多是只供争辩和文饰之用的，停滞的、僵化的，如同偶像，只受人崇拜的知识，不能帮助人们寻求真理、征服自然”。(86)经学发展到宋代，其学术发展的确呈现出与前代异样的特点。过去，汉儒讲“章句之学”，特重“师法”，学生要遵守老师的传授。宋儒则讲“义理之学”，主张依个人的心得体会来解释古代经典，力求从“圣经贤传”中寻找立说的根据。(87)因而，虽然宋代与唐代相比，版图和气势都逊色了许多，但作为传统的注解经书的工作却是更为出色了。北宋学人开始普遍质疑某些儒家经典的正确性及其章句的真正含义，其出色之处正如刘子健所说：
同前代相比，宋儒将经作为阐发自己理论的基础，更加孜孜不倦地为这些权威书籍讲解作注。从总体上看，大部分北宋经学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具有挑战性和原创性。而到了南宋解经著作的质量开始下降，变得喜欢争辩，过于关注细节，研究的范围趋向狭窄，文字冗长啰唆，缺乏学术的多元性和创造性。(88)
在这里，刘子健提到了宋代经学尽管仍将经学作为自己阐发的基础，但是其经学有了挑战性和原创性。“原创性”，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评价。事实上，经学发展到宋代，由于经学典籍的广泛印刷和传播，才从过去的“我注六经”发展成为“六经注我”。其原因当然并非仅是印刷术那么简单，但是印刷术的出现，所导致的印本经学典籍的广泛传播，无疑对宋代经学的影响是巨大的。
历史上对于典籍的理解，还有一点需要了解。这就是“作为儒家编著书籍通称的‘经’这一名词的出现，应在战国以后。而‘经’的正式被中国封建专制政府‘法定’为‘经典’，则应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89)。那些没有得到官方认可的书籍尽管也可以自称为“经”，但它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内发挥一点作用，不可能对社会人生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所谓“经学”概念中的“典籍”，只有在它具有法定地位，被官方认可后，才拥有法定性、权威性和适用性。“经”固然是具有法律涵义的文化表征，但是，经的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经”的地位和权威性会随着时代的需要而不断变迁。原先不是“经”的可以成为经。比如《论语》、《孟子》，在宋代以前一直位列“诸子”之中，只是到了宋代才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经典。相反，原来位列经典的“五经”及其义疏，在宋以后则被长期束之高阁，虽然名义上仍然是“经”，但实际上已经无人问津，失去了经典的现世权威。(90)
事物总有其两面性，典籍的存在与传播也同样有其弊端。不管是抄本典籍或是印本典籍，过分拘泥和依赖典籍，导致典籍的偶像化，会导致典籍在实际事务中丧失效能。从而，也导致人们对于自然界、社会和人自身的了解，始终停留在诗性的层面，缺少理性思考。
以典籍为中心，而不追求逻辑上的同一性，为断章取义地使用经典提供了方便。借用古代“概念”表达自己的意思，而不着力对概念进行辨析。典籍中的名篇多得益于修辞效果，而非内在理路。如此种种，所造成的结果，往往是中国古代累积了浩瀚的典籍，却无解决实际事务的有效办法，对于世界之认识仍停留在维柯所谓“诗性智能”阶段。因为，对古代典籍的考释往往不能将思维引向现实，反而增强了典籍的唯一合法性。当然从原则上讲，围绕着注经，也可发表个人的见解，也可表达出新意，甚至可以借题发挥，离经叛道。但由于以经典为中心，采用注疏或类似注疏的方式（非专论专著），在形式上承认了典籍的权威，而对儒家经典而言，就是承认其绝对的权威。虽有新意，也多被化为无形。更何况所谓“新意”，不过偶一为之，且为只言片语，分量几乎可以忽略，仅当后人仔细查验时，才会注意到。
基于上述论述，我以为北宋儒典经籍的大量刊刻印刷与传播，对于北宋文学的影响不仅显而易见的，而且是深刻的。
首先，从文学的源头来说，向来古代文人均普遍认可文学源于《五经》之说。颜之推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朝廷宪章，军旅誓诰，敷显仁义，发明功德，牧民建国，施用多途。至于陶冶性灵，从容讽谏，入其滋味，亦乐事也。行有余力，则可习之”（《颜氏家训》卷4）。就连宋人在总结作文方法时，也说：“古人凡在文章之苑者，其下笔皆有所法，不苟作也。班固序传，为斟酌《六经》，放易象论，然则文章自《六经》出者，上也。其次亦各有所祖传，而时自为变态。刘梦得与柳子厚论《平淮西碑》云：‘若在我乎，当学《左传》。’盖欲如左氏叙谋帅事而为之也。不知所法，不足以名文章。”(91)
其次，以经学为主导的中国学术，奉行的是“典籍中心主义”的学术精神和范式，这对北宋文学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因为中国学术奉行的“典籍中心主义”，在长时期、全方位影响了中国文学，导致中国传统文学无论从理论批评到文学创作，都更加强调以传世名著、古代典籍作为作品好坏优劣的衡量标准。自然地，北宋文学也在这样的氛围之下，将古代典籍、前人的创作所建立的规范奉为圭臬。
我们知道，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曾经称魏晋时期是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又说：“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鲁迅之所以这么说，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认为，这是因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日益改变了为宣扬儒家政教而强寓训勉的面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美的追求”(92)的缘故。由此，也带来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异常繁荣。按照鲁迅等人的观点，反过来也可以说，魏晋以前的文学尚处在非文学自觉的“前文学”时期。所谓前文学时期，泛指的是文学没有出现为大家所一致遵守的共同范式，理论与批评尚处于自然文化的状态。(93)随着这种自然文化状态的结束，中国的文学很快地就进入了“典籍崇拜”的阶段。根据鲁迅等前人的观点，我暂且将进入“典籍崇拜”的时期确定为两汉时期，与汉代立五经博士、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时间相仿佛。
北宋文学在“典籍中心主义”的时代氛围之下建立和发展起来，加上印刷技术的有力推动，以及印本儒家典籍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和接受，使北宋文学相比于前代来说，受到经学典籍的影响更为深刻和显著。北宋欧阳修、尹洙等人当年就特别强调古文对于前人作品的模仿和选择学习。于是，我们看到作为北宋文学代表的北宋古文运动，相比于唐代来说，更多了些儒学复兴的意味，其对当代及后世的影响也胜过了唐代古文运动。实际上，在中国“典籍中心主义”和典籍崇拜精神的影响下，对于北宋文学产生影响的印本范围不仅仅限于经学，而是涵盖了经、史、子、集四部类更为广泛的印本书籍和作品。
相比于经史，子部当中某些书籍的刊刻在北宋也占有较为重要的地位，其中尤以医书的刊刻为最。宿白撰文认为：“北宋肇建，最急切的是刊印安定社会秩序的法律文书和恢复人民健康的医药书籍。……太宗时代大力扩展官府雕印事业……（太宗）即位之初，创立三馆书院，聚天下图书……随后又多次汇刊了医方。”(94)北宋子部书籍刊刻给人印象深刻的，除了前面谈到的佛道藏经书刊刻之外，更为显著的就是与国民经济相关的农书、医书的刊刻成绩。以下表格略可说明北宋子部书籍刊刻成果的大概面貌。
北宋子部刊本表
续 表
续 表
谈及子部书籍与文学之关系，应该说子书中也多有与文学相关的内容，其对于北宋文学亦有着相当的影响力。如小学字书、韵书等，就与北宋科举关系密切，其为宋人写诗撰文的基础。《长编》（卷60）有真宗景德二年秋七月事，其载曰：“丙子，龙图阁待制戚纶与礼部贡院上言：‘今岁诸道进士仅三千人，诸科万余人，其中文理纰缪，经义十否、九否者甚众，苟非特行约束，必恐益长因循。又虑官吏坐此殿罚，因而避事，全不荐人。……近年进士多务浇浮，不敦实学，惟抄略古今文赋，怀挟入试，昨者廷试以正经命题，多懵所出。旧敕止许以篇韵入试，今请除官《韵略》外，不得怀挟书策，令监门巡铺官潜加觉察，犯者实时扶出，仍殿一举。咸平三年诏旨，进士就试，不许继烛，每岁贡院虽预牓示，然有达曙未出者。今请除书案外，不将茶厨、蜡烛等入，如酉后未就者，驳放之，仍请戒励专习经史。……’”《宋史·选举一》（卷155）亦载曰：“凡就试，唯词赋者许持《切韵》、《玉篇》，其挟书为奸，及口相受授者，发觉即黜之。”
从这些记载，我们清楚地知道北宋科举考试允许考生挟带《韵略》入考场的，原因当然是该书对于考生诗赋用韵至关重要的缘故。
至于其他，如前代诸子之书也多为北宋文人所喜。黄庭坚的诗歌就多从子书中寻找“点缺成全”、“夺胎换骨”的妙法。苏轼颇喜佛道以及老庄之书，其诗文从《庄子》之类的子书中也获益甚多。朱自清因此也说道：“欧文主自然。他所作纡徐曲折，而能条达疏畅，无艰难劳苦之态；最以言情见长，评者说是从《史记》脱化而出。……三苏长于议论，得力于《战国策》、《孟子》；而苏轼才气纵横，并得力于《庄子》。”(95)宋人对于文章的推崇，前代为韩、柳，当代则是欧、苏。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2）曾说：“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殊不料，欧、苏之文章却是源于对前代经史子集等相关书籍文字的模仿和学习。
当年苏轼曾教诸子如何作文，或辞多而意寡，或虚字多，实字少，皆批谕之。又有问作文之法，坡云：“譬如城市间种种物有之，欲致而为我用。有一物焉，曰钱；得钱，则物皆为我用。作文先有意，则经史皆为我用。”苏轼所教导的作文方法，其主旨就是“文以意为主”。文章先有意，则经史子集、典言故事皆为我用矣。(96)
北宋史籍刊刻
宋代是个奇特的王朝，关于这个朝代，总有诸如“历史上少数积弱的朝代之一”；“中国最懦弱的朝代；与唐代比，如果说唐代是太阳，那宋代就是一弯永远无法圆满的月亮”等这类说法。宋孟元老经历北宋靖康之难后，自述“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暗想当年，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古人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者，仆今追念，回首怅然，岂非华胥之梦觉哉！”（《东京梦华录序》）总之，谈起宋代，总让自豪的国人唏嘘感叹。
对于宋朝，美国汉学家伊沛霞也说：“宋朝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太高。很多人更青睐它以前的唐朝（618—907），唐朝有威武的皇帝，军事扩张的成就，激昂的诗人和文化上的自信。”伊沛霞还有一句话说得好，即我们“不能用喜欢还是不喜欢来概括宋朝。”(97)我尤其认为宋朝也有属于自己的好传统、好品质。除了对于文人的尊重，这种好传统还体现在宋人对于学术理性的探索。除此以外，我认为宋朝区别于其他朝代的特质尤其在于宋人有强烈的史鉴意识。说得更明白点，即是宋人有超乎前人的“镜子”意识。唐太宗曾说：“以史为鉴，可以明古今”，这样的认识到了宋代才达到了自觉的极致。
我们知道北宋从立国之初，就开始筹划并着手编撰刊刻前代的史书，到真宗、仁宗时，基本上将前代的所有史书都刊刻出齐。尽管如此，宋人还不满足，由司马光牵头又编撰了一部《资治通鉴》。据司马光自己说，编撰这部巨帙是因为在此之前，自《史记》至《五代史》，已有十七史先后问世。众多史籍，使“诸生历年不能尽其篇第，毕世不暇举其大略”。司马光在《进通鉴表》中说，他此举是要“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跻无前之至治”，清楚地表明司马光编撰此书的根本目的是要发挥“以史为鉴”的社会功能，通过总结历史为时下的政治服务，最终实现天下大治。无怪此书进奏后，深得宋英宗的赏识。宋神宗即位后，更因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正式赐名为《资治通鉴》。《玉海》（卷47）载：
治平四年己酉十月，初御迩英。甲寅二十三日，初进读，赐名《资治通鉴》。神宗亲制《序》面赐光。《序》略曰：“此亦古人述作造端立意之所繇也。其所载明君、良臣，切磨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规模利害之效，良将之方略，循吏之条教，断以邪正，要于治忽，辞令渊厚之体，箴谏深切之义，良谓备焉。”
至于所谓“资治通鉴”，王夫之亦云：“曰‘资治’者，非知治知乱而已也，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也。”“‘鉴’者，能别人之妍媸，而整衣冠、尊瞻视者，可就正焉。”“‘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虽扼穷独处，而可以自淑，可以诲人，可以知道而乐，故曰‘通’也。”王夫之此意归纳起来就是其所说的“鉴之者明，通之也广，资之也深，人自取之，而治身治世、肆应而不穷”，意思是说《资治通鉴》编著的目的，是用更广泛、更深邃的镜子为人们提供治身治世的资料例证。(98)而我认为“资治通鉴”，是为了明了古今政事得失，以利于当下之国家治理。“通鉴”两字，蕴含意思有两层：一是此书编撰有统括诸朝政事得失之意；二是希望由此成就一个放之四海皆有用的大瓠瓜，磨成一面照亮古今的大镜子。有此一镜子，旁镜皆可不用矣。
若干年前，季羡林在为他人著作作序时，曾有这样一段话：“有一个事实，本来是彰明昭著的，却几乎为所有的中外人士所忽略（黑格尔似乎谈到过），这就是：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在世界上所有的民族中，最爱历史，历史典籍的时间最久，最完整，最有系统的民族，就是中华民族。……史籍多而全，有什么好处呢？……用处是很多的，意义是很大的。我们常说‘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又说‘鉴古知今，鉴往知来’。类似的说法还多得很。宋代大史学家司马光写了一部通史，命名为《资治通鉴》，所谓‘资治’就是‘有助于统治或治理’，用意昭然。”(99)
北宋正是这样一个“史鉴意识”浓厚的朝代。北宋统治者一直希望从前朝史实中，找到长治久安的良方。从五代之历史，宋太祖深感削夺藩镇兵权的重要，并进而惊喜地认为“文人主政”是预防前朝乱世的好办法。实则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却出现了冗官尾大的毛病，客观上造成了军事上的极弱局面。宋人难权其衡，在“选择强兵”和“削夺兵权”的两难局面中寻找平衡点。实际上，整个宋代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改革，这样的平衡点不仅没有找到，而且搞不好的结果，还往往是把秤给翘翻了。史籍给宋人带来的不是明得失，而是“权衡”的两难。因为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历史并非模式的重复，它有其相似的一面，又有其变异不同的一面。其法则的掌握不是抓住具体的历史教训，而是要握历史脉动的规律，从中抽绎出一些原则性的东西，来指导当今的现实。现在来看，宋人并不明白其玄机，他们只是秉持儒家“扣其两端用其中”的中庸观，在这样的“两难”中艰难地努力寻找一个平衡点。如果找不到，他们就大概地截取两端，取其当间——即为“平衡”。
源于强烈的“镜子”意识，北宋的史学书籍刊刻，从建国之初就得到了上层的高度重视。《宋朝事实类苑》（卷31）载：“淳化五年七月，诏选官分校史记、前汉、后汉书，既毕，遣内侍赍本就杭州镂板。咸平中，真宗谓宰相曰：‘太宗崇尚文史，而三史版本如闻当时校勘官未能精详，尚有谬误，当再加刊正。’乃命直使馆陈尧佐等覆校史记，景德元年校毕，并录差误文字五卷同进。……又命直秘阁刁衎等覆校前后汉书，凡修改三百四十九签正卷。”
同书（卷31）又载，天圣二年六月，诏校勘南北史、隋书，以直史馆张观，集贤校理王质、晁宗悫、李淑，秘阁校理陈诂，馆阁校勘彭乘，国子监直讲公孙觉校正。命知制诰宋绶、龙图待制刘晔提举。
嘉祐四年，仁宗谓辅臣曰：“宋、齐、梁、陈、后魏、后周、北齐书，世罕有善本，未行之学官，可委编校官精加校勘。”八月，命编校书籍孟恂、丁宝臣、郑穆、赵彦若、钱藻、孙觉、曾巩校宋、齐、梁、陈、后魏、北齐、后周七史。恂等言：“梁陈等书缺，独馆阁所藏，恐不足以定著，愿诏京师及州县藏书之家，使悉上之。”仁宗皇帝为下其事，至七年冬，稍稍始集，然后校正讹谬，遂为完书，模本行之（《宋朝事实类苑》卷31）。
其他编撰事实又有薛居正、欧阳修、司马光等人修撰的新、旧《五代史》、《新唐书》、《资治通鉴》等，这些史籍中的大部分最终都在北宋得以刊刻印行。北宋史部书籍的刊刻情状大略如下：
北宋史部刊本表
续 表
附注：
《汉书》以北宋景德中（1004—1007）雕本为第一。当时，仅位登中书省、枢密院两府的要员大臣方能得到御赐。
根据相关记载，北宋人不仅关注继承或修撰前人的史实，对于本朝的史实也详加采录。自北宋建国以来，《太祖实录》（《长编》卷19）、《太宗实录》（《长编》卷43）、《真宗实录》、《仁宗实录》、《神宗实录》（《宋史》卷18、卷28）等，每朝的实录都勤录不阙。
《东坡志林》（卷2）有《记告讦事》，言熙宁、元丰间，皆重赏鼓励告讦者。东坡云，此“皆当时小人所为，非先帝本意”。东坡先生又云当时著名史学家范祖禹在座，他以史学家的敏感，冷静地说这样的事情“当书之《实录》”。苏轼之所以记载此事，即是认定范祖禹所说所为，一则表彰先帝仁德，让后世臣子缅怀；二则著于史籍，又有警示乱臣贼子，端正世风之意。而秉笔直书，看重实录，也成了北宋史家普遍的共识。又如《清波杂志》（卷10）所载：
唐中和四年，时溥献黄巢及家人首并姬妾，僖宗御大元楼受之。宣问姬妾：“汝曹皆勋贵子女，世受国恩，何为从贼？”其居首者对曰：“狂贼凶逆，国家以百万之众，失守宗祧，播迁巴蜀，今陛下以不能拒贼责一女子，置公卿将帅于何地乎？”僖宗不复问，皆戮于市。人争与之酒，其余俱悲恸昏醉，居首者独不饮不泣，至于就刑，神色肃然。刘更生传《列女》八篇，俱著姓氏，唐史《列女传》亦然，而独遗此。若非司马温公特书于《通鉴》中，则视死如归、应对不屈之节，卒泯而不传。惜不得其姓氏。
翻阅北宋人编著的众多史书，可以看到宋人在史学意识上，突出表现有以下两点：
第一，要在史学观念上突出封建伦理纲常的重要性。
按以往旧史例，每一篇传后都有论赞。钱穆说：“而欧阳修《新五代史》则论赞不苟作。每篇后有论赞，都是很重要的一篇大议论，不是随便循例而写。最有趣的一点，在欧史写的传赞里，每以‘呜呼’二字开头。先叹了一口气，再往下讲。”(100)这也成欧阳修《新五代史》中最大的特色，以至于神宗皇帝曾就此事惊问于王安石。据载，熙宁八年闰四月，王安石评价欧阳修《新五代史》曰：“臣方读数册，其文辞多不合义理。”上曰：“责以义则修止于如此，每卷后论说皆称‘呜呼’，是事事皆可嗟叹也？”（《长编》卷263）欧阳修就此辨曰：“此衰世之书也”，“我用《春秋》是用其法，师其意，而不学其文”。
事实上，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是把恢复伦常作为指导思想。其文曰：“史者，国家之法典也。”（《欧阳修全集·奏议集》卷12《论史馆日历状》）而他重修《五代史》的原因是仿《春秋》“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101)事实证明，欧阳修的史学观念最后得到了宋人的普遍认可，其所修《新五代史》得以雕板流行，而薛居正《旧五代史》反而逐渐湮没无闻了。由此，《铁围山丛谈》（卷3）载曰：“国朝实录、诸史，凡书事皆备《春秋》之义，隐而显。若至贵者以不善终，则多曰‘无疾而崩’，大臣亲王则曰‘暴卒’，或云‘暴疾卒’。”清赵翼《廿二史札记》（卷21）亦云：“不阅薛史，不知欧史之简严。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102)
宋人提倡要恢复礼制，认为以此就可以防止丧乱。殊不知，中原以外的异族是没有礼的，也是不讲礼的。唐代安史之乱的史实充分证明讲礼的中原人最终要败在没有礼制北方异族的铁蹄之下。与前朝不同，可喜之处在于北宋的番邦异族在稳定了政权之后，也开始接受了中原的先进文化的影响。宋人也有意识地通过各种方式影响异族，努力使之遵循自己的游戏规则。于是，我们看到，在宋代一些有关经学、史学等教化方面的书籍被允许大量地输出到境外。
第二，对“上天感应论”持矛盾的批判态度。
太平兴国二年十月，太宗特下《禁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阴阳书诏》。诏书曰：“两京及诸道州府阴阳卜筮人等，向令诸州传送至阙，询其所习，皆不通其业，无所取其所由。盖持祸福之言，于闾里间诳耀愚民，以资取给耳。自今后除二宅及《易》筮外，其天文、相术、六壬、遁甲、三命及他阴阳书，民间并不得私习。先有蓄者，限诏到一月悉以送官，限外不送及违诏私习者，悉斩。有能告者，赏钱十万。州县吏匿不以闻者，亦重置其罪。”(103)
《长编》（卷262）也记载，熙宁八年夏四月有大臣李逢、世居因“挟图谶祅妄书以相惑”而被收监。当时权御史中丞邓绾言：“伏详编敕，谶书之禁，虽坐流三千里，然非因事罥罣，无由发觉。所以法令徒设，人不知畏，士庶之家亦或收藏传说，不以为怪。乞下诸路，晓告收传图谶文书者立烧毁，或首纳入官，官为焚弃，过两月许人告，重赏之，犯人处死。”诏编敕所立法以闻。其后立法：私有图谶及私传习者，听人告，赏钱百千。从之。
宋室朝廷对于此类天人阴阳感应之说，也颇为矛盾和困惑。一方面，他们公开反对官方、民间私习、迷信此类书籍。《宋史·王拱辰传》（卷318）记载，帝于迩英阁置《太玄经》、蓍草，顾曰：“朕每阅此。卿亦知其说乎？”拱辰具以对，且曰：“愿陛下垂意《六经》，旁采史策，此不足学也。”另一方面，皇帝自己往往也沉迷其中。如宋真宗、宋徽宗迷信道教已是公开的事实了。又有《长编》中谈到王安石“下野”的直接原因，竟然不是因为神宗皇帝的不信任，而是因为反对派联络了后宫皇后，以天旱灾异现象，来暗示王安石变法触怒了上天，导致天下遭此大旱，以“天意”相压服。在这样的情况下，神宗才不得不停止了变法。熙宁七年四月丙戌，王安石以吏部尚书、观文殿大学士的职称被派往南京做地方官，由吕惠卿代其官职（《宋大诏令集》卷69），变法从此走入了党争的歧途。其情形或许正如韦伯所言：“从长远的角度，士大夫总是一再获胜。每遇旱、涝、军事失利或危险事件，他们都立刻把大权抓到手里，因为这些灾异事件都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结果，而以御使和翰林院为代表的儒士则是传统和经典生活方式的卫道士。”(104)《长编》的作者李焘这样描述当年那段变法的史实，是否也有春秋褒贬之意呢？
历史过去了几千年，如今我们再转头回顾，不禁感叹，北宋社会良好的历史传统和众多刊刻成册的历史典籍，也没能挽救北宋王朝的覆灭，更没有挽救后来南宋的亡国命运。南宋人是目睹北宋灭亡之“镜子”的，结果又怎么样呢？无非是“暖风吹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镜子”的意识在留给我们丰厚历史典籍遗存的同时，也把辛酸和屈辱留给了我们这个民族。我们不能仅仅记忆汉唐的辉煌，而将屈辱的历史总是忘记。历史如果仅仅是典籍的千年流传，后人从中没有得到前进的动力和经验，那么这样的典籍刊刻和流传对于时常容易满足和骄傲的国人来说，又有何种益处呢？
关于中国的历史典籍，这里引用季羡林所没有道出的黑格尔原话，可以明了我们和宋人时空跨越千年而共同怀有的隐忧。黑格尔说：“而尤其使人惊叹的，便是他们历史著作的精细正确。因为在中国，历史家的位置是被列入最高级的公卿之中的。大臣二名常常追随在天子的左右，他们的职务便是记录天子的一言一动，历史家便研究了这些记录而加以运用。这种历史的详细节目，我们用不着深入考究，因为这种历史本身既然没表现出有任何进展，只会阻碍我们历史的进步。”(105)
谈到北宋史籍对于宋代文学（尤其是古文）的影响，我们要明白的是书籍类别只是为收集整理的需要。在古代中国，尤其是先秦以前，书籍类别的区分本就不十分鲜明。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不仅是“六经皆史”，而且作为其他文学作品，“从一问世起就是历史的，从内容与形式的本质去看是历史的……它在自己的传达特性和自己的效果方面也同样是历史的”。(106)如果中国文学所遵奉的是对先人典籍的模仿和学习，自然地古代（先人）典籍本就属于历史文本。而事实上，北宋史学的确也奉行典籍中心主义的理念。《长编》（卷315）载，元丰四年八月庚申，史馆修撰曾巩兼同判太常寺。诏巩专典史事，更不预《两朝史》。上曰：“修史最为难事，如《鲁史》亦止录《国史》，待孔子然后笔削。司马迁材足以开物，犹止记君臣善恶之迹，为实录而已。”王珪曰：“近修《唐书》，褒贬亦甚无法。”上曰：“唐太宗治僭乱以一天下，如房、魏之徒，宋祁、欧阳修辈尚不能窥其浅深，及所以成就功业之实。为史官者，材不足以过其一代之人，不若实录事迹，以待贤人去取褒贬尔。”
详看上述记载，看出神宗皇帝与大臣们对欧阳修等人修《唐书》不甚满意，因此他们又认为现在不如修实录，以备今后有卓越史才出现再以实录为基础修史。再结合前述神宗皇帝嘲笑欧阳修《五代史》论赞中“呜呼乱叫”之言。我认为从神宗所言，可以看出宋人对古人尤其是盛世唐人的东西，认为不可超越。这是中国人“唯圣崇古”的观念在作怪，他们认为古人自有神奥之处，非当世人能猜测。然而事实却是，古人未必都比当代人强。
既然宋人所遵奉的典籍是古代的文本，那么我们终究也难以准确地区分《尚书》、《诗经》、《春秋》、《左传》、《战国策》等古代书籍中哪些文字是纯文学的，而又有哪些别的文字是经学或史学的成分。所以，关于史籍文本对文学的影响，自然从本质上就已经囊括在印本书籍传播和接受过程当中了。关于这样的影响，兹取以下数例略加说明。
我们知道，对于欧阳修等人所修撰的《五代史》、《新唐书》，后人评价皆曰欧阳修、宋祁等人所撰文字简严，而欧、宋等人的文章格调局法本于史是没有疑问的。譬如，后人评价《新五代史》，说它“褒贬祖春秋，故义理谨严，叙述祖史记，故文章高简”(107)。而《宋稗类抄》（卷5）亦载：
往岁士人，多尚对偶为文。穆修、张景辈始为平文，当时谓之古文。穆、张尝同造朝，待旦于东华门外。方论文次，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二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穆修曰：“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张景曰：“有犬死奔马之下。”时文体新变，二人语皆拙涩，当时已谓之工。如坡公岭外诗，叙虎饮水潭上，有蛟尾而食之，以十字说尽云：“潜鳞有饥蛟，掉尾取渴虎。”只著“渴”字，便见饮水意，且属对亲切。（一作“有犬卧于通衢，逸马蹄而杀之。”欧阳文忠公曰：“使子修史，万卷未已也。”改为“逸马杀犬于道”。）
这段记载显示，穆修辈对于古文的要求仅仅是简洁即可，对于工拙与否，考虑不是太多。但是到了欧阳修、苏轼等人，对于古文的要求明显提高了，即好的古文在文字表达上除了简洁外，还要表达准确、生动形象。欧阳修所说，透露出他对好文章的标准和要求基于修史“言简意赅”的考虑较多。同样，《宋稗类抄》（卷5）还有一则记载曰：
钱思公镇洛，所辟僚属，皆一时俊彦。时河南以陪都之要，驿舍常缺，公大创一馆，榜曰临辕。既成，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公三人各撰一记，期以三日后宴集赏之。三子相掎角以成。文就，出之相较，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阳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鲁止三百八十余字，而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欧、谢二公缩袖曰：“止以师鲁之作纳，吾二人者当匿之。”丞相果召，独师鲁献文。思公曰：“何见忽之深？已砻三石奉候。”不得已，俱纳之。然欧公终未服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二十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思公兼将相之位帅洛上，以宾友遇三子，创道服、筇杖各三，每府园文会，丞相则寿巾紫褐，三人者羽氅携筇而从之。(108)
欧阳修与尹洙对于古文的简洁要求达到了苛刻的程度。两人追求优秀散文的标准是“语简事备”、“典重有法”。尹洙批评欧、谢两人所作文，主要是说他们的文章“格弱字冗”。事实上，欧阳修、尹洙等人对于古文文字简洁的追求，乃是源于史家笔法的简严，这后来也就成了北宋古文创作所遵循的主要标准之一。
北宋集部书籍刊刻
陈寅恪曾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109)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华夏民族之文化，造极于两宋呢？我们比较宋以前的诸多王朝，不难发现宋代有繁荣的文学创作，还有活跃的学术研究，其散文、诗歌、词以及科学、理学等都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华夏文化发展到宋代，开始有了集前代之大成的特质。其表现在大量的前代著作、典籍得以广泛传播，人们由此所获得的知识也数倍于前人。按理说，唐代的国力强盛，本来应更有理由成为文化集成的主角，然而事实上，我们考察发现，不仅唐以前的著作典籍多靠宋人传承，唐人自己的著作也多亏了宋人才得以保存。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唐代文学，实际上是经由宋人编写转述而成的。造成此种情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宋代是印刷术成熟和极大普及的时期，许多前人的著作和典籍都有赖于这项技术的普及和推广得以广泛地传播。由于印刷术的功劳，宋人集成了前人的成果，造就了自己的辉煌。其繁荣的文学创作和学术研究也多得益于此。书籍的刊刻印刷与宋人的文学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相互促进关系。
从现存书籍刊刻资料来看，北宋的集部书籍刊刻，尤其是散文类书籍，最初并不受官方重视，倒是民间、个人出于自己的爱好和利益而时有刊刻。穆修刊刻韩柳文集在相国寺出售，最重要的是自己对韩愈、柳宗元的推崇。朱弁《曲洧旧闻》（卷4）载：
穆修伯长在本朝为初好学古文者。始得韩、柳善本，大喜，自序云：“天既餍予以韩，而又饫我以柳，谓天不予飨，过矣。”欲二家文集行于世，乃自镂板鬻于相国寺。性伉直，不容物，有士人来，酬价不相当，辄语之曰：“但读得成句，便以一部相赠。”或怪之，即正色曰：“诚如此，修岂相欺者。”士人知其伯长也，皆引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