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长编》（卷85）载，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癸酉，“高丽进奉告奏使、御事民官侍郎郭元与东女真首领何卢太来贡。……明年，辞还，赐其主诏书七函、衣带、器币、鞍马及经史、《圣惠方》、历日等。元又请录《国朝登科记》及赐御诗以归，从之”。
（3）《长编》（卷115）载，景祐元年十一月，“赵元昊献马五十匹，以求佛经一藏，诏特赐之”（《实录》于此既书赐经，明年十二月又书献马求经特赐之，当是一事，误重出尔，今止见于此）。
（4）《长编》（卷120）载：“景祐四年春正月庚子，赐龟兹国佛经一藏。”
…………
此外，早在北宋初年，诗人魏野的集子就已经传播到了契丹。据《长编》（卷75）记载，大中祥符四年（1011），“三月甲戌朔，次陕州，召草野魏野，辞疾不至。野居州之东郊，不求闻达，赵昌言、寇准来守是州，皆宾礼焉。为诗精苦，有唐人风。契丹使者尝言本国得其《草堂集》半帙，愿求全部，诏与之”。
北宋与境外印本书籍传播史实表
续 表
附注：
《长编》（卷207）载，治平三年正月癸酉，契丹改国号曰大辽。
关于朝廷对于臣下的赐书，王禹偁曾替宰臣进表说：“臣某等言：伏蒙圣慈，赐臣等新印本三史书各一部者。伏以先帝好文，校雠三史，诸儒会议，绵历两朝，模印方行，颁宣首及。（中谢）伏惟尊号皇帝陛下心存稽古，志在奉先。念五帝三王之书，具存道德；思列国两汉之事，可鉴兴亡。睹真本之初成，先近臣而受赐，欲俾详观理乱，起发昏蒙。臣等素匪知书，仰承善诱，敢不服勤旧史，少副圣怀？庶窃慕于格言，或有裨于大政。臣等无任感天荷圣激切屏营之至。”(129)然而到后来，售卖的传播作用被凸显了出来。宋真宗曾颁有《国学见经书降付诸路出卖诏》。其诏曰：“国学见印经书，降付诸路出卖，计纲读领，所有价钱于军资库送纳。”（《宋会要辑稿》职官二八之二）
当时印本传播还有一条特别途径，即是以租用印板刷印带动印本书籍流传。从前面所述，我们知道官方（国子监）雕制印板，是允许吏民租用印版印刷书籍的。田锡曾有《谢赐九经书状》云：“右臣当州，为无经书，乞自办纸就国子监印取《九经》归州。今月若干日，伏奉敕牒，蒙恩却给还纸，特宣赐《九经》书并《释文》者。伏以圣人之道，著在典坟；英主之恩，颁于郡县。是使桐庐陋壤，化为礼义之乡；钓濑遗民，永习《诗》、《书》之训。”（田锡《咸平集》卷26）。田锡道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当年田锡在浙江桐庐当州官之时，因为没有儒经典籍，他请求由自己准备纸张，到国子监用墨板印制《九经》带回桐庐郡州。却没想到皇帝宣布赐予《九经》和《释文》等书。田锡自然是大喜过望，激动之余，不忘向皇帝上表谢恩。田锡此状也印证了太宗皇帝雍熙三年在给徐铉《雕造说文牒》所说的“依《九经》书例，许人纳纸墨价钱收赎”的情况属实。
北宋民间书籍传播与获取的渠道主要包括：施舍、赠送、买卖。施舍多出现在佛经典籍的获取上。淳化元年，宋白撰有《大宋杭州西湖昭庆寺结社碑铭并序》载：“杭州昭庆寺僧曰省常，身乐明时，心发洪愿，上延景祚，下报四恩，刺血和墨，书写真经。书之者何？即《大方广佛华严经·净行》一品也。每书一字，必三作礼，三围绕，三称佛名。良工雕之，印成千卷，若僧若俗，分施千人。”(130)另外，宋人庄绰记载自己曾在京师新门里向氏南宅屋极中得《华严经》一卷，于是“尝刊《净行品》施于人，帖于屋柱间，凡数十年，已万余本矣”。(131)
《梦溪笔谈》（卷9）也载有一事，曰：“朱寿昌，刑部朱侍郎巽之子。其母微，寿昌流落贫家。十余岁方得归，遂失母所在。寿昌哀慕不已。及长，乃解官访母，遍走四方，备历艰难，见者莫不怜之。闻佛书有水忏者，其说谓欲见父母者诵之，当获所愿，寿昌乃昼夜诵持，仍刺血书忏，摹板印施于人，唯愿见母，历年甚多。……士人为之传者数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诗数百篇。”朱寿昌寻母采用方法实有三种：一是解官访母，遍走四方。结果并不理想，备历艰难。二是诵佛书，感动神佛。效果也不好。三是摹板佛水忏书。结果是：士人为之传者数人，丞相荆公而下，皆有朱孝子诗数百篇。可见，印本传播的力量惊人。后来，朱寿昌终于找到了生母。这件事情在魏泰的笔记中曾有记载。魏泰《东轩笔录》（卷10）载曰：
司农少卿朱寿昌，方在襁褓，而所生母被出。及长，仕于四方，孜孜寻访不逮。治平中，官至正郎矣。或传其母嫁于关中民为妻，寿昌即弃官入关中，得母于陕州。士大夫嘉其孝节，多以歌诗美之。苏子瞻为作诗序，且讥激世人之不养母者。李定见其序，大惋恨，会定为中丞，劾轼尝作诗谤讪朝廷。同样，苏轼也曾叙此事说：“有大长者，曰朱寿昌。生及七岁，而母舍去。长大怀思，涕泣追求。刺血写经，礼佛忏悔。四十余年，乃见其母。(132)
商业是民间书籍文化传播中最为活跃的因素，北宋民间的书籍售卖活跃，其主要动力是源于印本书籍有较大的利益空间。对此，前述有关印本书籍的造价已有相当说明。李致忠曾为宋代舒州公使库所出版《大易粹言》的刊刻费用算了一笔账。结论是刊刻一部《大易粹言》，工本费用不超过4贯钱，但是每部买价却可以开到8贯文足，利润在1倍以上。(133)利益驱动之下，才有民间不惜冒险将苏轼诗文集通过边境售卖到了外邦谋利(134)，也才有北宋末年民间不顾党锢之祸，将元祐党人诗文集私印售卖。民间售卖传播活跃，官府不得不加强管理和控制。于是，《长编》（卷64）载有真宗景德三年九月诏书曰：“民以书籍赴缘边榷场博易者，自非《九经》书疏，悉禁之。违者案罪，其书没官。”这则事例从侧面说明到了真宗年间，北宋边境民间印本书籍贸易种类繁多、数量可观。而且当时民间并非单一地在售卖传播《九经》，其种类应更为丰富。
北宋之前，中外学术文化的交流主要是由政府间使节、僧侣、留学生等人员完成。而到了宋代中外文化交流的部分职责却被商人取代了。(135)关于商人在北宋民间书籍传播中起的作用，也多为史料所证明。这种文化交往，在陆路有陆商参与，如边境互市榷场的商人贸易；海路贸易又有民间海商参与，如东部沿海与日本、高丽、东南亚诸国的海外贸易。在陆商和海商的共同努力下，大量的中国书籍得以传到境外。如北宋海商郑仁德曾把日本僧人奝然在宋朝求赐得到的《大藏经》悉数带到了日本。《宋史》（卷491）载：“雍熙元年，日本国僧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浮海而至，献铜器十余事，并本国《职员今》、《王年代纪》各一卷。奝然善隶书，而不通华言，问其风土，但书以对云：‘国中有《五经》书及佛经、《白居易集》七十卷，并得自中国。……’其国多有中国典籍，奝然之来，复得《孝经》一卷、越王《孝经新义》第十五卷，皆金缕红罗褾，水晶为轴。《孝经》即郑氏注者。越王者，乃唐太宗子越王贞；《新义》者，记室参军任希古等撰也。奝然复求诣五台，许之，令所过续食；又求印本《大藏经》，诏亦给之。”而另一个商人孙忠也曾把宋朝给日本国的《法华经》及其他经书送到了日本。
同样，当时东边的另一个邻国高丽，也与北宋有印本交流。《宋史》（卷487）载其国曰：“高丽王出，乘车驾牛，历山险乃骑。紫衣行前，捧《护国仁王经》以导。……王城有华人数百，多闽人因贾舶至者，密试其所能，诱以禄仕，或强留之终身，朝廷使至，有陈牒来诉者，则取以归。”对于宋朝商人的到来也是十分的欢迎，因为商人带来了高丽国所需要的书籍。《宋史》（卷487）载曰，“每贾客市书至”，其王“则洁服焚香对之”。至于北宋与其他邻国的书籍交往情况，可参见前面《北宋与境外印本书籍传播史实表》。
商人主导的文化传播有售卖书籍的，也有其他传播方式。如民间印本传播又有以售卖印板带动书籍（印本）传播的情况。北宋苏轼曾有奏议说，元祐四年（1089），泉州人徐戬私自为高丽国印造了经板二千九百余片，公然载往彼国，不报官知晓。却收受酬答银三千两。苏轼从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认为高丽臣属于契丹，“情伪难测”，徐戬公然与高丽来往，略无畏忌，请求官府将其治罪。以警示闽浙百姓，杜绝奸细（《东坡全集》卷58）。然而事实证明，商业利益驱使之下，这样的禁令是很难奏效。就连苏轼也承认，北宋海商中“如徐戬者甚众”（《东坡全集》卷56《论高丽进奉状》）。
当然，民间的印本书籍传播不仅限于北宋内部，国内传至边疆、外国，也有外国印本传入宋国者。辽释行均《龙龛手镜》（共4卷）就是从契丹民间渠道传入了北宋重新印制。(136)《长编》（卷480）又载，元祐八年正月，工部侍郎兼权秘书监王钦臣言：“高丽献到书内有《黄帝针经》，篇帙具存，不可不宣布海内，使学者诵习，乞依例摹印。”诏令校对讫，依所请。
以上情形充分证明了北宋由于官私印刷业的发达，印本书籍的种类、数量的大增，也导致了宋国的印本传播同样需要多样的渠道尽快传播开来。按照苏轼所说“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辞学术当倍蓰于昔人”（《李氏山房藏书记》）的情况，我们显然感受到了当年印本书籍商业交易的活跃。
随着北宋印本书籍的增加以及其传播渠道多样化和商业化，宋人的文学理念就是在这样的传播环境中萌发起来。前人的书籍刻本为宋人所传播和接受，宋人又将自己接受和创新的文学理念以印本的方式播散开来。宋代的文学运动就是在如此的社会背景下展开了。因此，我们要了解北宋（印本）书籍的接受情况，首先要明了的就是属于北宋的文学理念是如何在印本接受之后，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再次以印本的方式传播并影响了宋代的文学创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