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在推销传播“平淡”文学理念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那么，诗歌“平淡”的美学接受在北宋又是如何得以最终确立下来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宋代儒学复兴和科举制度当然是其原因，然而我们亦未可忽略诗歌创作实践与相关印本消费的力量累积。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了《陶渊明集》（或《陶靖节集》）多种印本在北宋得以大量印刷传播的事实。此外，在属于本朝“平淡”类诗集的雕印发行方面，宋人也颇有工作成绩。由此，我们看到在北宋中期至后期，当时诗歌以追求“平淡”著名的诗人诗集大都有了印本流行。这其中包括有：
（1）宋王汾编于治平、熙宁间的北宋刊本王禹偁《小畜外集》20卷。陆心源《北宋本小畜外集跋》曰：“王黄州《小畜外集》，存卷六末页起至卷十三止，每页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盖北宋刊本也。”（《仪顾堂集》卷16）
（2）北宋元符有刻本梅尧臣《梅尧臣诗集》10卷。据汪伯彦《梅圣俞诗集重刊板序》，上海古籍出版社《梅尧臣集编年校注》本卷末附录。绍兴十年（1140）初，宛陵州学刊成《宛陵先生文集》，知宣州汪伯彦作《重刊板序》，称“《梅圣俞诗集》自遭兵火，残编断简，靡有全者，幸郡教官有善本”。这段话说明在北宋曾经有过《梅圣俞诗集》刊板（清梁中孚刻本中宋绩臣有《梅圣俞外集序》）。
（3）北宋吉州公使库刊本有欧阳修《居士集》99卷。(169)据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卷13）云：“《居士集》五十卷，宋欧阳修撰……卷末有‘熙宁五年秋七月发等编定’一行。……”傅氏又作《宋衢州本居士集跋》云南宋衢州本《居士集》“本虽椠于南渡，而探源仍出于熙宁”。《天禄琳琅书目》（卷3）著录云：“《居士集》八函六十四册，宋欧阳修著。……卷五十后载‘吉州公使库开到《六一居士集》计五十卷，宣和四年（1122）九月记’。……则是书之为北宋刊本，信而有征矣。”
以上仅是北宋文人集子得以刊刻印行的数个典型例证。加上前代以陶渊明、杜甫、韩愈、白居易等为代表的诗集印本的广泛印行，历代与当代的两股印本“势力”在社会上传播售卖，其影响实在不可低估。
考虑到欧、梅等人在北宋文学革新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可以看出欧、梅等人对诗歌“平淡”风格追求，是欲借提倡晓易之诗文，改变当前西昆体雕琢过分的弊病。乍一看，北宋诗歌的“平淡”审美取向似乎又与中唐的新乐府运动有了雷同，然而事实上在对前人诗歌作品的审美（解读）接受和继承过程中，宋人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追求，为诗歌在宋代的发展开辟出了一条新路。而他们的“平淡”诗歌理念得以最终确立的原因是他们以自己丰富的创作成绩及相关诗集印本的广泛传播巩固了自己的文学理念。
总体来说，我认为“平淡”是北宋文人努力构造的文学理念。在这样一个类似“审美风格”的词汇中，其实蕴含了宋人对于文学的最高目标追求。宋人似乎有意为了与前代有所区别，一直努力将“平淡”这样的文学理念涵盖北宋的诗、词、文等大部分文学样式。我们这里所谈论宋代“平淡”与我们平常意义的理解有所不同。它实则代表的是宋代文人的一种崇高的文学理想，更多地包含了宋人的儒学复兴、文学实用性以及文学的审美趣味取向在内。在宋人的论述中，我们看到，“平淡”一词通常与“新奇”、“典雅”、“豪放”、“高致”和“怪巧”结合在一起。在这些看似矛盾的词汇概念中，我以为恰恰涵盖了宋代文学追求“平淡”的丰富内涵。王顺娣认为需从诗歌审美鉴赏和宋诗创作实践两方面把握“平淡”的本质内涵。“平淡美不是一成不变的、僵滞的，而是审美活动中不断生成的，是动态的。”无论从诗歌审美鉴赏或是创作角度，都印证“宋代诗学的‘平淡’正是矛盾因素对立统一产生的审美张力”(170)。对于这一问题，韩经太也说：“对宋人平淡诗观之特殊指向与内蕴的探究，必将是一种多维视野之透视的汇聚，并且只有辩证的思维理性才能把握其精神所在。”(171)宋诗“平淡”拥有这样的本质内涵，恰恰说明了以传统方法界定“平淡”的困难。
事实上，在宋代文人看来，“平淡”并不等于“淡而无味”，相反它是造语天然之后自然达成的理想境界。其外形是“平淡”的，而内核却是异常丰富且难以把握的。所谓“平淡”，在梅尧臣看来，并非平庸浅俗，梅尧臣曾说：“诗句义理虽通，语涉浅俗而可笑者，亦其病也。”又说：“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六一诗话》）
陆游有诗曾说：“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这很能反映宋人对“平淡”理想极致追求的描述。这与梅尧臣“唯造平淡难”之语，可谓“异口同声”。于此，韩经太也说：“诚然，宋人虽向往此境，却不免事与愿违，于是每每未得其佳处而先为其所累。”(172)所以，我理解这句诗的意思是，“自然天成的文章”是一个最高的文学理想，要达到这样的理想，拼命追求也不一定能够，只有不期而遇的“妙手”（灵感）或者才能得之一二。有些时候，理想就是理想，有的理想能够达到，有的就仅仅是理想。我认为宋人将“平淡”的标准树立在那里，只是为了让文学有确定追求的目标和方向。我们历数宋代的“平淡”诗歌，真正能达到“平淡”标准的毕竟少数，即便是欧阳修、梅尧臣、苏轼等人，也是如此。然而“平淡”理念的确立，最重要的是它使宋人明确了属于自己的文学发展方向。“作为一种由特殊的人文背景和主体意识所决定的诗学理想，其独特的价值和深远的影响，却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和低估的。”(173)
我们知道，中国文学的两种主要体裁就是诗歌和散文。由于唐诗突兀在前，宋诗的地位相反没有得到太多的承认和赞赏。然而钱穆也说：“若论文学，唐诗、宋诗各有长处，唐诗并不一定就是在宋诗之上。”我认为此话是说：与唐诗相比，宋诗的优势是走向了理趣化的文学发展道路。这里所谓的“理趣化”，一是指在创作上，宋诗与唐诗相比显得更为精深，更富含哲理而且这种哲理又是以宋人特有的审美趣味表现出来；二是指宋诗开始有了自己渐成雏形的诗学理念。
尽管如此，在我看来，北宋文人在这种文学理想之下并没有构建完成一个类似西方式的、严密的文学理论体系。它只是宋人一些松散的思想和柔性概念构成，并在诗歌创作实践做出了有益的追求与尝试。所以北宋文学的“平淡”，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是宋人的文学理念（理式），或者说是宋人提出的柔性概念，其背后蕴藏的是宋人的文学理想。(174)如果袭用西方的理论标准，我认为从宋人提出诗歌“平淡”到具体构造“平淡”诗歌的过程中，没有形成一个成体系的“平淡”成熟理论存在。他们所拥有的仅是一个有关诗歌创作的“平淡”标准和尺度，而这个标准尺度因为掺杂了更多文学语言的表述，具体操作起来有一定的困难。这种困难不表现在诗歌的外在形式上，而主要表现在宋人对诗歌的所谓“平淡”的“内核”的把握和控制上。事实上，我们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时，还不能套用西方的标准。我们需从中国的气脉出发，努力挖掘宋诗“平淡”的理论要素。假若我们将古人对于诗歌的认识大致归纳为（1）诗歌理想；（2）诗学（创作论）；（3）诗学理论化、系统化三个阶段的话，那么宋诗“平淡”虽未完全达到诗学理论化、系统化的阶段，然而它明显已超越了一般“诗歌理想”的层面。因为“平淡”一词的内涵其实很难完全包容宋人对于“平淡”诗歌的全部理想追求，它实则已经成为宋人关于诗学创作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注释】
(1)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2)按：本文这里所说的“理解”，是指文章作者与接受者通过媒介传播，在阅读那一刻所达成类似于感应互动式的接受与反应。参见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3)按：李元庆认为：“古人记谱疏略，不如现代乐谱那么精确，‘细腻小腔，纤巧唱头’是不记出来的。初学者如无人传授，径自按谱演唱，自然不能得其精髓。”袁青：《戒“按谱自读”今解》，《人民音乐》1963年第Z1期。又见伍国栋：《在传承中新生——工尺谱存在意义和作用的思考》，《中国音乐》1997年第1期。
(4)（挪）G·希尔贝克、N·伊耶：《西方哲学史》，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5)同上，第27页。
(6)（荷兰）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25页。
(7)佚名《历代三宝记》（引自《大正藏》No2034卷4第49页下）认为《四十二章经》与《孝经》相似。而梁启超《〈四十二章经〉辨伪》则认为其近似《道德经》。详见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按：又一说，《历代三宝记》（15卷）作者是隋人费长房。详见《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出版©授权CBETAJ输入及公开。
(8)（荷兰）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9)刘梦溪《百年中国文化传统的流失与重建》的南京大学讲座内容。
(10)（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1)（德）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9—13页。
(12)（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西传》，吴泽炎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4页。
(13)（加）哈罗德·伊尼斯：《帝国与传播》，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2页。
(14)（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15)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6页。
(16)李幼蒸：《仁学解释学：孔孟伦理学结构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80页。
(17)（美）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页。
(18)（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84页。
(19)按：因《论语》惟“有若”、“曾参”称为“有子”、“曾子”，故有人猜测《论语》乃有若、曾参之弟子相互论纂而成，并无子夏、子贡、子张等人的弟子，因《论语》直呼三人名字。参见钱穆：《论语新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6页。
(20)（美）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页。
(21)［唐]张籍：《遗公第二书》，引自《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版，第134页。
(22)［宋]蔡絛：《铁围山丛谈》卷6，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12页。
(23)据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所录，敦煌《秦妇吟》写本新增有《俄藏敦煌文献》第十一册Дx．四五六八（右）《秦妇吟》残片，是已知的第十一个《秦妇吟》写本。按：敦煌发现十一种《秦妇吟》写本，抄写内容彼此并不完全相同，文字亦多有出入。详见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0—252页。
(24)《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57、340页。
(25)（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26)Edward Clodd，The Story of the A lphabet，New York，1913，p．182。
(27)（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28)（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29)［宋]苏轼：《苏轼文集》卷1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59页。
(30)GDCM《妙法莲华经》卷尾题识，见《敦煌宝藏》，第1册，新984号；按：写经工价，见台静农：《谈写经生》，《大陆杂志》第1卷第9期。
(31)［宋]魏泰：《东轩笔录》（佚文），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页。
(32)（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4页。
(33)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郑宜秀整理，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0页。
(34)同上，第147、148页。
(35)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36)同上，第7页。
(37)［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4，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59页。
(38)王仲荦：《金泥玉屑丛考》，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92—394页。
(39)（美）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3页。
(40)［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
(41)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大象出版社2001年版，第82页。
(42)（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43)周裕锴：《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9页。
(44)按：尼采认为，我们明知道概念、名称或语言不等于事物，但我们不能不用它们，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生活。逻辑规律也是这样，我们之所以相信它们，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超验的、绝对的真理性，而是不信它们不行。详见张汝伦：《现代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4页。
(45)［宋]欧阳修：《文忠集》卷18，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4页。按：赵翼《陔余丛考》有《宋儒疑〈古文尚书〉》一文。
(47)张汝伦：《现代哲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9、41页。
(48)（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页。
(49)按：南宋张九成，字子韶，有《论语解》20卷。见《读书附志经解类》及《直斋书录解题》卷3《语孟类》。引自［宋]周煇：《清波杂志校注》卷9，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8页。
(50)按：政府各部门颁下的管理条文由进奏院摹印颁到全国各地，而国家负责有关印刷的全部费用。
(51)《宋大诏令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56页。
(52)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中华印刷通史》第七章，印刷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
(53)王澄：《扬州刻书考》，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1页。
(54)（日）冢本善隆：《奝然请到日本的释迦佛像胎内的北宋文物》，《现代佛学》1957年第11期。
(55)刘尚恒：《徽州刻书与藏书》，广陵书社2003年版，第17、18页。
(56)叶德辉：《书林清话》卷3，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64页。又见《中国善本书总目录》。
(57)叶德辉：《书林清话》卷2，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32页。
(58)姚瀛艇：《宋代文化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59)许道和：《麻沙本》，《历代刻书概况》，印刷工业出版社1991年版，第438页。
(60)［宋]苏轼：《苏轼文集》卷16，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5页。
(61)叶德辉：《书林清话》卷2《宋建安余氏刻书》，中华书局1957年版，第43页。
(62)肖东发：《建阳余氏刻书考略》，《文献》1984年总第21、22辑，1985年总第23辑。
(63)详见张金吾《爱日精庐藏书志》、瞿镛编《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转引自叶德辉《书林清话》第86页。又见黄镇伟：《坊刻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
(64)［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卷1《总叙》，中华书局1986年版。
(65)［清]陈鳣：《简庄随笔》，1920年版。又见《文物》1979年第11期刘乾《浅谈刻本》一文。
(66)按：孔子认为子游、子夏熟习文章博学。此“文学”与我们今天所讲的文学不是一回事，主要指古代的文献及礼仪制度。此言是指子游、子夏熟习古代的典籍文献以及各种礼仪制度。
(67)（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页。
(68)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69)［清]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1，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
(70)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71)《孔子家语》，王国轩、王秀梅译注，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57页。
(72)冯友兰：《新原道》，上海书店1996年版。
(73)张岱年、成中英等著《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36页。
(74)按：祁克果、尼采、海德格尔等学者都强调，真实的世界是流动和生成的，人生也是一个有待实现的过程。有鉴于此，无论是“畏”，还是“去存在”，都提醒我们要独立踏入自己未来的前途。
(75)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76)（德）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14页。
(77)同上，第216页。按：翻译有出入。待查。
(78)尚学锋、过常宝、郭英德：《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山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
(79)（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80)黄亚平：《典籍符号与权力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18页。
(81)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1页。
(82)［宋]徐天麟：《东汉会要》卷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83)刘琳、沈治宏编著：《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前言》，巴蜀书社1995年版。
(84)［宋]程颢、程颐：《二程集》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页。
(85)《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40页。
(86)章启群：《新编西方美学史》，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34页。
(87)张岱年、成中英等《中国思维偏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5页。
(88)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89)黄亚平：《典籍符号与权力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320页。
(90)黄亚平：《典籍符号与权力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9、320页。
(91)［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2，中华书局2002年版。
(92)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中国文学史》（上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页。
(93)金元浦：《接受反应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版，第32页。
(94)宿白：《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4页。
(95)朱自清：《经典常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15页。
(96)［宋]周煇：《清波杂志校注》卷7，刘永翔校注，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299页。
(97)（美）伊沛霞：《内闱——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序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98)［清]王夫之：《读通鉴论》下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955、956页。
(99)季羡林：《中国古代城市生活长卷丛书·总序》，湖南出版社1993年版。
(100)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7页。
(101)［宋]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18《春秋论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2)［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校证》（卷21），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60页。
(103)详见《宋大诏令集》卷198，参见《长编》卷18。
(104)（德）马克思·韦伯：《儒教与道教》，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90页。
(105)（德）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页。
(106)刘小枫：《接受美学译文集》，三联书店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页。
(107)钱穆：《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65页。
(108)按：［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也有类似记载，而此类记载以潘永因《宋稗类抄》所记为详。
(109)《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见于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版。
(110)袁枚：《随园诗话补遗》（卷10）云：“古无自刻文集者，惟五代和凝以其文镂板行世，人多讥之。”
(111)李葆嘉：《中国语言文化史》，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112)（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113)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54页。
(114)姜锡东：《宋代商人和商业资本》，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58页。
(115)参见《长编》卷387。又见《苏轼文集》卷16《司马温公行状》，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75页。
(116)王岚：《宋人文集编刻流传丛考》，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117)［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2，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04页。
(118)［宋]朱弁：《曲洧旧闻》，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04、2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