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试图描述书籍印本对于文学的影响的同时，学术界与市场上已经萌生了许多宏大的研究计划。诸如文学史、文学发展史、文学研究史、文学思想史、学术史、思想史、批评史、接受史、理论史、文化史等等之类的论著书籍，或在酝酿草创，或已出版成书。与此同时，一些如文学理论、文学思想、文学潮流、文学美学、文学接受、古代文论等等术语名词又频频纠缠于人的脑际，让人颇有不胜其扰之感。然而，我所欣赏的，总是西方哲学家希尔贝克曾说的一句话。希尔贝克在回答“为什么要研究哲学”这个疑问时，说：“一个简单的回答，我们之所以研究哲学，是因为在我们随身携带的精神行装中，就已经包括了哲学——不管我们是不是已经知道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最好还是对它多一些了解！”(59)
以我欣赏的反观令人困扰的，不禁对如今学界的流行感到十分困惑，心中不免时时有所疑问：“这些真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吗？在我们的旅程中是否真的需要随身携带上这些精神的行装呢？”由此，在权衡该用怎样的词语描述北宋革新派古文家的古文思想时，对于北宋“古文”的界定，我一直在“古文思想”、“古文理论”、“古文理念”、“古文观念”四个名词之间徘徊，拿捏不定。如果以西方那套成为体系的文学理论来衡量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和思想，我以为是不恰切的。因为中西方根本属于两类文学理论系统，严格地说中国古代一直没有出现过类似西方的文学理论体系。因此，我姑且将本文所要探讨的北宋文人通过印本传播的古文思想称之为“古文理念”，而不称为“古文理论”。因为西方思维体系内所谈论的“理论”，决非我们从字面上理解的那么简单。
“理论”是什么？美国学者卡勒随口就说：“理论首先表示思考、推测。然而它必须不仅仅是推测：它不能不望即知；在诸多因素中，它涉及一种系统的错综关系；而且要证实或推翻它都不是件容易的事。”(60)随后，乔纳森·卡勒对“理论”进行一番研究，艰难地得出四点结论：（1）理论是跨学科的——是一种具有超出某一原始学科的作用的话语。（2）理论是分析和话语——它试图找出我们称为性，或语言，或文字，或意义，或主体中包含了些什么。（3）理论是对常识的批评，是对被认定为自然的观念的批评。（4）理论具有反射性，是关于思维的思维，我们用它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提出质疑。(61)我们看到，卡勒从西方思维体系中最终弄出来的结果变得很是吓人。因此在我看来，对于中国古代较为朴素的本土文学思想来说，我以为唯有使用“理念”一词才恰如其分。
因为“观念”一词似乎低估了古代文人的思想能力，而“理论”又有夸大的嫌疑，且又易与西方的文学理论强套在一起。因此，以时间界限权衡，我将北宋古文运动之前的古文思想称之为“古文观念”，在此之后的称为“古文理念”。从接受和传播的角度区分，我将北宋文人从前人文本书籍接受的“古文思想”称为“古文观念”，而在前人“古文观念”基础上思考、生发而成的，将要传播的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称为“古文理念”。
两个名词交替使用，是因为“观念”代表后人阅读前人书籍文本时的所见所想，而“理念”代表阅读者接受前人观念后，经过自我思考梳理，提升出来的东西。一旦条件成熟，这些提升出来的东西会通过书籍文本再次传播出去。对于那些由接受者转化为作者的本人来说，这些属于自己的理性思考结果的东西就是“理念”。
一、北宋古文印本书籍的传播与接受
随着前代经、史、子、集及古文印本的传播，北宋古文理念也就在此过程中萌发了。宋人对于文学的重新审视和认识，首先是建立在对历代和当代经、史、子、集的广泛阅读和接受的基础上，继之而来的是属于宋人古文理念的提升和创造。当欧阳修等人的古文理念逐渐成形的时候，由于欧阳修等人特殊的文臣地位，使他们必然由当初的接受者很快转化成新作品和新理念的实践创作者。
欧阳修作为北宋古文理念的代表人物，其文学经历尤其值得我们关注。按照欧阳修的说法，他早年接受的教育，尤其是在文章方面，乃是顺应潮流地学习骈文。在《书旧本韩文后》一文中，欧阳修说自己少年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予亦方举进士，以礼部诗赋为事”（《文忠集》卷73）；而在162字吕夏卿本《书旧本韩文后》中，欧阳修同样说自己十五六岁时，“学者方作时文，天下之人无道韩文者，予亦将举进士以觖禄利，未暇学也”。而邵伯温《邵氏闻见录》（卷15）也说：“本朝古文，柳开仲涂、穆修伯长首为之倡，尹洙师鲁兄弟继其后。欧阳文忠公早工偶丽之文，故试于国学、南省，皆为天下第一；既擢甲科，官河南，始得师鲁，乃出韩退之文学之，公之自叙云尔。盖公与师鲁于文虽不同，公为古文则居师鲁后也。”
按162字《书旧本韩文后》（嘉祐杭本或云吕夏卿本）所云，欧公是在十五六岁时见到旧蜀本韩文残卷，而四库本《文忠集年谱》则明确记载，欧公少年见到旧本韩文时年仅十岁，然没有说明其根据为何，未知两种说法孰是孰非？然而，欧阳修在《书旧本韩文后》一文中，又说自己读韩文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这也就表明，不管是十岁或是十五六岁，至少欧阳修在读了旧蜀本《昌黎先生文集》以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其本人并没有完全接受韩文的影响，仍然以勤习骈文，备考科举为业。欧阳修后来也曾说道：“今世人所谓四六者，非修所好。少为进士时，不免作之。自及第，遂弃不复作。”（《文忠集》卷47《答陕西安抚吏范龙图辞辟命书》）《书旧本韩文后》载欧阳修阅旧蜀刻六卷残本韩文之后，“年十有七试于州，为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韩氏之文复阅之，则喟然叹曰：‘学者当至于是而止耳。’因怪时人之不道，而顾己亦未暇学，徒时时独念于予心，以谓方从进士干禄以养亲，苟得禄矣，当尽力于斯文，以偿其素志”。
欧阳修于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次年就到洛阳任西京留守推官。其在洛阳期间，结识了尹洙、梅尧臣，并明确接受了尹洙关于古文的见识。《宋史》（卷319）记载，欧阳修“举进士，试南宫第一，擢甲科，调西京推官。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书旧本韩文后》载曰：“后七年举进士及第，官于洛阳，而尹师鲁之徒皆在，遂相与作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至于今，盖三十余年矣，学者非韩不学也，可谓盛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7）又记载说：“本朝初为古文者，柳开、穆修，其后有二尹、二苏兄弟。欧公本以辞赋擅名场屋，既得韩文，刻意为之。虽皆在诸公后，而独出其上，遂为一代文宗。其集遍行海内，而无善本。”这里所云二苏兄弟，乃是苏舜元、苏舜钦兄弟。这也就是说，欧阳修真正学习古文是在尹洙和苏舜元、苏舜钦兄弟之后。对此，欧公《苏子美文集序》云：“子美（苏舜钦）之齿少于予，而予学古文反在其后。天圣之间，予举进士于有司，见时学者务以言语声偶摘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而子美独与其兄才翁及穆参军伯长作为古歌诗、杂文。”（《文忠集》卷41）韩魏公《师鲁墓表》亦云：“天圣初，公独与穆参军力以古文为主，次得欧阳永叔以雄辞鼓动之，于是文风一变。”（《安阳集》卷47）
上述记载合起来分析，欧公认真学习古文最有可能的时间就是天圣九年（1031），欧阳修到洛阳任职以后。
欧阳修年谱简表
续 表
附注：
①按：这里多少有些出入。四库本《文忠集欧阳修年谱》记载欧公是10岁时接触到旧本《昌黎先生文集》，而162字《书旧本韩文后》说是欧公十五六岁时第一次见到韩愈文集。详见朱熹：《昌黎先生集考异》卷10，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宋张洽池州刻本1981年版，第188页。以欧公《集古录跋尾》（卷8）“田弘正家庙碑”条所云“余家所藏书万卷，惟《昌黎集》是余为进士时所有，最为旧物”判断，欧公第一次见到蜀刻残本韩集的时间当在十五六岁。因为按《欧阳修年谱》，这个是最接近其16岁正式参加了随州举进士的乡解考试。
②欧阳修在这一时期，以习学（骈体）时文为业。欧阳修在《与荆南乐秀才书》一文中说：“仆少孤贫，贪禄仕以养亲，不暇就师穷经以学圣人之遗业。而涉猎书史，姑随世俗作所谓时文者，皆穿蠹经传，移此俪彼，以为浮薄，惟恐不悦于时人，非有卓然自立之言如古人者。然有司过采，屡以先多士。”（《文忠集》卷47）
③天圣六年，欧阳修携骈体写就的《上胥学士偃启》拜谒汉阳军胥偃。《胥氏夫人墓志铭》载曰：“庐陵欧阳先生语其学者徐无党曰：修年二十余，以其所为文见胥公于汉阳。公一见而奇之，曰：子当有名于世！因留置门下，与之偕至京师，为之称誉于诸公之间。明年，当天圣八年，修以广文馆生举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讳偃，世为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学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节为时名臣。”（《文忠集》卷62）
④《书旧本韩文后》载曰：“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补缀之，求人家所有旧本而校定之。其后天下学者亦渐趋于古，而韩文遂行于世。”（《文忠集》卷73）
⑤宋邵伯温《闻见录》（卷8）载，明道元年（1032）初夏，“钱与希深而下亦画其旁，因府第起双桂楼，西城建临园驿。命永叔、师鲁和欧阳修作记。永叔文先成，凡千余言。师鲁曰：‘某止用五百字可记。’及成。永叔服其简古。永叔自此始为古文”。又，宋释文莹《湘山野录》（卷中）载：“钱思公镇洛，所辟僚属尽一时俊彦。时河南以陪都之要，驿舍常阙。公大创一馆，榜曰‘临辕’，既成。命谢希深、尹师鲁、欧阳公三人者各撰一记。曰：‘奉诸君三日期。后日，攀请水榭小饮，希示及。’三子相掎角以成其文。夕就出之相较，希深之文仅五百字。欧公之文五百余字。独师鲁止用三百八十余字，而成语简事备，复典重有法。欧、谢缩袖曰：‘止以师鲁之作纳丞相可也，吾二人者当匿之。’丞相果召，独师鲁献文，二公辞以他事。思公曰：‘何见忽之深，已砻三石奉候。’不得已，俱纳之。然欧公终未伏在师鲁之下，独载酒往之，通夕讲摩。师鲁曰：‘大抵文字所忌者，格弱字冗。诸君文格诚高，然少未至者，格弱字冗尔’。永叔奋然持此说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廿字而成之，尤完粹有法。师鲁谓人曰：‘欧九真一日千里也！’”按：钱惟演对欧阳修有知遇之恩。多年后，欧阳修《送徐生之渑池》一诗写道：“河南地望雄西京，相公好贤天下称。……我昔初官便伊洛，当时意气尤骄矜。主人乐士喜文学，幕府最盛多交朋。”
⑥《续资治通鉴》（卷39）载，景祐元年六月，欧阳修及尹洙置之馆阁。
⑦按：在京期间，欧阳修上书言事，积极为范仲淹辩诬以及蔡襄的《四贤一不肖诗》在京城的广泛传播，使欧阳修当时闻名于朝野，这也为其日后的成就留下了伏笔。
⑧《续资治通鉴》（卷41）载，景祐四年十二月“壬辰，徙知饶州范仲淹知润州，监筠州税余靖监泰州税，夷陵县令欧阳修为光化（军乾德）县令，帝谕执政移近故也”。
⑨《续资治通鉴》（卷42）载，康定元年六月“辛亥，复权武成军节度判官欧阳修为馆阁校勘。始，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辟修掌书记，修以亲为辞，且曰：‘今豪杰之士，往往已蒙收择，尚虑山林草莽有挺特知义慷慨之士，未得出门下也，宜少思焉！’”
⑩按：庆历六年夏，曾巩到滁州，从欧阳修学习古文。二人同游揽胜，写下《奉和滁州九咏》诗。这一时期，慕名到滁州求教者，有名字可考者还有章生、王向、孙秀才、徐无党兄弟等人。详见黄进德：《欧阳修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4—145页。
韩琦《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载曰：“二年秋，移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历尚书礼部、吏部郎中，丁太夫人忧，去职。服除，入见，上怪公须发尽白，恻然存抚，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内铨。素忌公者恐将大用，乃伪为公疏，请汰内臣，以激众怒。有选人胡宗尧者，当引对改官。前任本州，尝以官舟假人，已而经赦去官，止得循资。公与判南南官，对日取旨，上欣然令改官。宦者杨永德密奏曰：‘宗尧，翰林学士宿之子，有司援救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事。物论不平，上亟开悟，留公刊修《唐书》。俄入翰林为学士、史馆修撰、勾当三班院。”（《安阳集》卷50）
按欧公《书旧本韩文后》所述，自从天圣九年后，欧阳修才正式走上古文接受和创作之路。从最初的与尹洙、梅尧臣诗文交往，日常游艺古文，以“言简意赅”为乐，直到有意识地重新校定《昌黎先生文集》，为今后镂板传播奠定基础。可以看出，欧阳修在这段时间里，对于古文的认识和思考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深化和提升。自洛阳调回京，欧阳修与尹洙同任馆阁校勘时，两人都有机会得以大量阅读皇家馆阁的经、史、子、集书籍。按《续资治通鉴》（卷40）记载，欧阳修与尹洙两人的直接交流，应从天圣九年（1031）一直延续到了景祐三年（1036）四月，两人因范仲淹落职事遭贬之时。这样的经历也使欧阳修的古文思想和理念由此得以定型，而被赋予鲜明的个人特色。此后，欧阳修又做了几件有益于北宋古文地位确立的事情。
从上述表格看，这几件事都较为集中地发生在1045年至1057年之间（庆历五年至嘉祐二年）。它们分别是：（1）庆历五年至七年，欧阳修贬滁州，六年创作古文《醉翁亭记》、《丰乐亭记》等，为古文地位的确立树立了典型范文。（2）皇祐五年（1053），谋划印刷出版古文师友同道尹洙的文集。（3）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其史书笔法即是古文笔法，强调简而有法、言简意赅。（4）嘉祐二年（1057）二月，主持当年的进士考试。拔擢了三苏父子以及曾巩等以古文写作文章的士子，反而抹倒了“太学体”的代表人物刘几，最终确定下北宋古文的新标准。
事后我们看到，北宋王禹偁和欧阳修的文章创作理念基本上代表了北宋古文革新可以成功的新方向，而北宋古文创作理念确实也是到了欧阳修手中才得以真正的提升和确立。韩琦《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载曰：“自唐室之衰，文体隳而不振，陵夷至于五代，气益卑弱。国初，柳公仲涂一时大儒，以古道兴起之，学者卒不从。景祐初，公与尹师鲁专以古文相尚，而公得之自然，非学所至，超然独骛，众莫能及。譬夫天地之妙，造化万物，动者、植者，无细与大，不见痕迹，自极其工。于是文风一变，时人竞为模范。”（《安阳集》卷50）然而，这样属于少数人的古文创作理念究竟是如何传播开并最终影响到北宋整个知识阶层的呢？这是我们接下来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以整个北宋古文运动的成绩论定，祝尚书曾说：“以柳开、王禹偁为中心的宋初古文运动，使宋初的学风、文风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古文作者队伍，创作上也取得了一定成就。”祝尚书说这话的原因是，“宋初身居上层统治阶层、手握文衡之权的官僚，许多就是学韩、柳的古文家，或是古文的支持者，因而当时虽以诗赋策论取士，但古文作手却往往中选”。而宋初古文派代表人物王祜、梁周翰、范杲等都曾知贡举。拔擢王禹偁的主考官宋白也是以古文出名，王禹偁在赠诗中也称赞宋白“古文学韩柳”（《小畜集》卷3《寄献鄜州行军司马宋侍御［白]》），并希望其能振兴“退之之辞”。而柳开的中举经历更能说明这一问题。据张景《柳开行状》说，柳开在开宝二年到京参加科考，曾“携文诣故兵部尚书杨公昭俭，杨公曰：‘子之文章，世无如者已二百余年矣。’崖相卢公（卢多逊）方在翰林，一见公，谓公奇士无敌。开宝六年，太祖御讲武殿复试礼部贡士，公年二十有七，一举登进士第。”像柳开这样专以韩文、道统相号召的人，能顺利中选，说明当时古文已经得到了某些上层人士的喜爱。然而，在此之后，古文革新何以没有广泛普及开来，成为“厚势”呢？祝尚书解释宋初古文运动的失败时，将其原因归之为“柳开、王禹偁以及孙何等相继去世……宋初古文运动的主力队伍丧失殆尽，又没有产生足以担当领导重任的后起作家，加之柳开等人在理论与创作实跋中的严重失误，于是骈文势力重新高涨，进而统治了文坛，宋初古文运动归于失败”。(62)这话说得没错。然而，再进一步仔细分析，为什么古文运动的队伍丧失殆尽，没有能接续柳开、王禹偁等人的发展势头呢？说到底，还是因为没有优秀的古文创作成绩，成熟的古文创作理念因此没能传播并深入影响到广大的知识阶层当中，所以才造成柳开等人死后，“没有产生足以担当领导重任的后起作家”。
谈到古文创作理念的传播，我们就要特别留意北宋古文革新派人物的文学主张及其书籍文本的传播情况。我们仍以欧阳修为例。按《欧阳修年谱》所述，欧阳修的古文创作有成熟作品和理念的时间，我个人确定在天圣九年（1031）至庆历七年（1047）期间，即欧阳修在洛阳与尹洙、梅尧臣等人诗文交往到欧阳修贬谪滁州，成功创作出北宋古文典范作品《醉翁亭记》的这段时间。这与《集古录跋尾》（卷8）“田弘正家庙碑”条下所云“自天圣以来，古学渐盛，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的说法，在时间上是一致的。这说明韩文的流行与尹洙、欧阳修的古文创作集团的号召与创作影响有一定因果关系。而韩愈、欧阳修等人的古文作品以及成形古文理念传播普及的时间，却是从天圣、庆历年间一直延续了整个宋代。
稍加留意，即可发现从天圣九年至庆历七年这段时间，北宋朝野上下对于古文的热度在持续地升温。到了嘉祐二年欧公知贡举时，“古文”发展的“厚势”事实上已经形成。因为在嘉祐二年科举考试之前，欧阳修在《条约举人怀挟文字札子》一文中有这样的描述：“臣伏见国家自兴建学校以来，天下学者日盛，务通经术，多作古文，其辞艺可称、履行修饬者不可胜数。”（《欧阳文忠公集》卷111）此所谓“学者日盛”、“多作古文”，与前面所述“天圣以来，古学渐盛，学者多读韩文”对比，可证随着时间的推移，使用古文写作的人士越来越多，北宋古文创作已逐渐形成有相当群众基础的“厚势”。由此我认为，欧公当时抹倒刘几的事件，只是纠正了一股步入歧途和有所偏向的“古文（太学体）歪风”，而并非是一次与骈文的直接较量。
北宋文人对于文学主张的讨论，尤其是对于古文的态度和认识，首先表现在科举考试问题的讨论上。《长编》记载，庆历三年，范仲淹、富弼与仁宗皇帝谈论科举取士问题时，二人均提出了“精贡举”的主张。他们认为：“国家专以词赋取士，以墨义取诸科，士皆舍大方而趋小道，虽济济盈庭，求有才有识者十无一二；况天下危困，乏人如此，固当教以经济之业，取以经济之才，庶可救其不逮。”“南省考试举人，一场试诗赋，一场试策，人皆精意，尽其所能。复考较日久，实少舛谬。及御试之日，诗赋文论共为一场，既声病所拘，意思不达。或音韵中一字有差，虽生平苦辛，实时摈逐；如音韵不失，虽末学浅近，俯拾科级。既乡举之处不考履行，又御试之日更拘声病，以此士人进退，多言命运而不言行业。”因此，他们奏请“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其取士之科，即依贾昌朝等起请，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诸科墨义之外，更通经旨。使人不专辞藻，必明理道，则天下讲学必兴，浮薄知劝，最为至要。内欧阳修、蔡襄更乞逐场去留，贵文卷少而考较精。进士旧人三举已上者，先策论而后诗赋，许将三场文卷通考，互取其长”。结果是“上方信向仲淹等，悉用其说。当著为令者，皆以诏书画一，次第颁下”。
时间到了庆历四年二月。《长编》（卷146）又载，崇政殿说书赵师民上疏道：“九曰革贡举。……今欲先策论以近古，后诗赋以救弊，而华伪滋久，淆滥者众，文或代作，言或预储，不若还乡举里选，复庠序升黜，以教育而察纠之也。”此外，《长编》（卷147）又载：“庆历四年三月，范仲淹等意欲复古劝学，数言兴学校，本行实。诏近臣议。”于是翰林学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诰张方平、欧阳修，殿中侍御史梅挚，天章阁侍讲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孙甫、监察御史刘湜等合奏曰：“伏奉诏书议，夫取士当求其实，用人当尽其才。今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核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才。此献议者所共以为言也。谨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故为设立学舍，保明举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好趋也。今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其诗赋之未能自肆者杂用今体，经术之未能亟通者尚如旧科，则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谓尽人之材者也。故为先策论过落，简诗赋考式，问诸科大义之法，此数者其大要也。其州郡弥封誊录，进士、诸科贴经之类，皆苛细而无益，一切罢之。法行则申之以赏罚。如此，养士有本，取才不遗，为治之本也。”最后，仁宗皇帝下诏曰：“儒者通天地人之理，明古今治乱之源，可谓博矣。然学者不得骋其说，而有司务先声病章句以拘牵之，则夫英俊奇伟之士，何以奋焉？”（《长编》卷147）
上述数条记载均凸显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天圣九年至庆历七年间，朝廷拥护科举改革的人士益众。而这些主张科举改革的有识之士达成的共识是：科举若以诗赋取士，拘于声韵，必不利于选拔人才为国家服务。所以，北宋“庆历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提出“先策论以近古，后诗赋以救弊”。苏轼后来评价说：“自文章而言之，则策论为有用，诗赋为无益。”(63)这样的科举改革意识其实就是当时北宋古文革新的主要动力之一。正因为朝廷上下对科举有了“以策论选拔人才”的共识，所以“古文”在这段时间必然得到了更多文人士大夫的提倡和响应。北宋的孙明复就曾附和范仲淹，称科举“专以辞赋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于声病对偶之间，探索圣贤之阃奥者，百无一二”(64)。
只是朝廷上层对于古文的提倡，又是如何较为迅速地遍及全国读书人呢？官府发布诏书政令是一种手段，然而不可否认，印本书籍文本的传播对于科举改革及古文革新有着催化和加速的作用，这也成了唐宋两次古文运动最大的区别。
我们知道，当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在汴京讨论以古文策论取士的时候，苏轼本人年仅九岁，还在四川眉山县的一个僻野乡村苦读。那么，苏轼父子是如何知道当时的京师将要酝酿怎样的文学变革呢？
苏轼在《密州谢上表》一文中谈道：“伏念臣家世至寒，性资甚下。学虽笃志，本先朝进士篆刻之文；论不适时，皆老生常谈陈腐之说。”（《苏轼文集》卷23）按苏轼的文章记载，当初其父子三人在四川眉山时是不学“时文”的，这才导致苏洵屡试不中，苏洵才有所谓“人固有才智奇绝，而不能为章句、名数、声律之学者，又有不幸而不能为者”的说法。苏轼在《眉山远景楼记》中说：“始朝廷以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文弊。独吾州之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辞为宗师。方是时，四方指以为迂阔。”(65)此外，苏轼在《上梅龙图书》一文中又说：“轼长于草野，不学时文，词语甚朴，无所藻饰。意者执事欲抑浮剽之文，故宁取此，以矫其弊。”
以此来看，似乎苏轼父子当年生活在一个脱离文章变革中心的世外桃源，大有浑然“不知魏晋”之感。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我个人认为，四川尽管消息相对中原闭塞，但是并非一窍不通。苏洵父子三人亦有接受外界变革信息的方式。
方式之一：远近拜谒，诗文交流。
就引领苏轼兄弟走上仕途道路的人物来说，雷简夫、张方平等人无疑是当年苏洵在四川拜谒的主要人物。《邵氏闻见后录》（卷15）载：
眉山老苏先生里居未为世所知时，雷简夫太简为雅州，独知之，以书荐之韩忠献、张文定、欧阳文忠三公，皆有味其言也。三公自太简始知先生。……予官雅州，得太简荐先生书，尝以问先生曾孙子符、仲虎，亦不能言也。简夫，长安人，以遗才命官，其文亦奇，《国史》有传。《上韩忠献书》：“简夫启：昨年在长安，累获奏记，及入蜀来，路远颇如疏怠，恭惟恩照，恕其如此，不审均逸名都，寝食何似。简夫向年，自与尹师鲁别，不幸其至死不复相见，故居常恨，以谓天下后生无复可与议论当世事者，不意得郡荒陋，极在西南，而东距眉州尚数百里。一日，眉人苏洵携文数篇，不远相访。读其《洪范论》，知有王佐才；《史论》得迁史笔；《权书》十篇，讥时之弊；《审势》、《审敌》、《审备》三篇，皇皇有忧天下心。呜呼！师鲁不再生，孰与洵抗邪？……”
以此观之，雷简夫当年从中原到四川雅州之前，曾与尹洙交往，并以文章古道为尚。而苏洵“携文数篇，不远相访”，除了期望引荐的因素以外，两人在诗文主张也在此时得到了交流。从雷简夫“师鲁不再生，孰与洵抗邪”的慨叹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两人进行诗文交流之后，雷简夫的初步判断是：苏洵的文章及文学主张与尹洙同道，且水平不相上下。这样的评语想必当时引起了苏洵的注意，随之而来的疑问定然是：“师鲁”是谁？此人人品、文章如何，有着怎样的文学主张？如此种种，雷简夫又该如何回答苏洵的质询呢？虽然据孔凡礼《三苏年谱》所记，苏洵早在景祐四年（1037）就赴京就进士试。历史也曾记载，庆历三年范仲淹参知政事，与欧阳修、尹洙等人施行所谓“庆历新政”，苏洵为此深受鼓舞。(66)由此，我认为苏洵应当是在雷简夫、张方平处更为详细地知晓了尹洙的为人和文章。
以下所列三苏简谱，仅是为了说明三苏在蜀所接受信息的种种源头。
三苏简谱
附注：孔凡礼：《三苏年谱》，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通过上表所示，我们看到，自从苏洵“年二十七始大发愤，谢其素所往来少年，闭户读书为文辞”（欧阳修《苏明允墓志铭》），然而他并没有完全断了与外界的联系。事实上，他一直在尽可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外界关于科举与文学的情况。随后，苏洵又将自己出外访问获得的信息传递给了苏轼兄弟。
苏洵27岁后，除了专志于学，谢其素所往来少年以外，还“从士君子游”（《上欧阳内翰第一书》）。苏洵从27岁到37岁前往京师应制科试以前，主要与眉山名士史经臣兄弟、眉州知州董储、结拜兄弟陈公美以及张俞等名士君子交游。此后，苏洵因举制策入京，又遇见、结识了更多的士大夫，其中包括同乡先辈石昌言和“凫绎先生”颜太初（字醇之）。
苏轼在《凫绎先生诗集后》中说：“昔吾先君适京师，与卿士大夫游，归以语轼曰：‘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以鲁人凫绎先生之诗文十余篇示轼曰：‘小子识之。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苏轼所记之事，发生在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苏洵时年37岁，而苏轼仅10岁。庆历七年考试结果下来，苏洵又是铩羽而归。故苏洵悲观地对苏轼说出“自今以往，文章其日工，而道将散矣。士慕远而忽近，贵华而贱实，吾已见其兆矣”这样的话。同样也是庆历五年，范仲淹、尹洙、余靖、欧阳修等人都遭贬离开了京师。嘉祐二年，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论及庆历当年事，也说：
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执事与余公、蔡公分散四出，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洵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
估计苏洵当时不能中第，也与当时党争的形势有关。所以，我们很可以理解苏洵当时“后数十年，天下无复为斯文者也”的预测。然而事实证明，苏洵的预言是错的。一年以后，欧阳修在滁州贬所就创作出了古文典范之作《醉翁亭记》。没过多久，古文革新派回到朝廷，基本掌控了科举文章的遴选标准。到了嘉祐二年科考前夕，正如欧阳修所言，天下已经呈现“学者日盛，务通经术，多作古文”（《欧阳文忠公集》卷111）的状态。
嘉祐元年，欧阳修在《荐布衣苏洵状》载曰：
往时自国家下诏书戒时文，讽励学者以近古，盖自天圣迄今二十余年，通经学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胜数。而四海之广，不能无山岩草野之遗。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闻，此乃如臣等辈所宜求而上达也。伏见眉州布衣苏洵，履行淳固，性识明达，亦尝一举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学。其论议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欧阳文忠公集》卷110）
由此可见，苏洵当初对苏轼所说的预言并没有成为现实，苏轼、苏辙二人也在嘉祐二年均考中了进士。
现在回想庆历五年进京举进士(67)，苏洵并非毫无收获。首先，他利用这次机会，一方面尽可能地结识了当时的文坛名人，极力扩大了自己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也将京师的文学信息带回了四川，告诉了儿子。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苏洵说：“其后困亦甚(68)，然后取古人之文而读之，始觉其出言用意与己大异。时复内顾，自思其才，则又似乎不遂止于是而已者。由是，尽焚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愈）及其他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对于此事，曾枣庄在《三苏传》中分析说：“为什么要烧掉这些稿子呢？因为这些文章‘浅狭可笑，饥寒穷困乱其心，而声律记问又从而破坏其体，不足观也矣！’（《上田枢密书》）总之，这些文章都是为应付科举考试而作的，没有多大价值。”(69)而我认为苏洵接下来闭门七八年所读《论语》、《孟子》、韩子（愈）等贤人的文章，却是其从中原带回来的重要收获。中原一行，苏洵所交结的凫绎先生、钟子翼兄弟(70)等人，皆是赞成欧阳修古文革新的人士，而从苏洵《上欧阳内翰第一书》所言，我们可以知道苏洵带回家乡最重要的是今后要效仿欧阳修等人，以“惶惶有忧天下之心”而勤习古文的决心。而这些来自中原的见闻收获，苏洵又将之尽数传授给了自己的儿子。重要证据即是，苏洵觉得欧阳修的《谢宣诏赴学士院，仍谢赐对衣、金带及马表》写得很好，曾叫苏轼拟作。据说，苏洵看了苏轼的拟作后很满意，高兴地说：“此子他日当自用之。”（《侯鲭录》卷1）
待苏轼兄弟成年以后，苏洵引领儿子谒见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张方平。张方平是庆历革新年间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力主科举文章改革，以策试取士的重要人物。庆历四年，时为知制诰的张方平与宋祁、王拱辰、欧阳修、梅挚、曾公亮、王洙、孙甫、刘湜等合论科举事，均认为“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才”，而“先策论，则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矣；简程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其诗赋之未能自肆者杂用今体，经术之未能亟通者尚如旧科，则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谓尽人之材者也”（《长编》卷147）。
据史载，早在至和二年，苏辙就曾随父亲苏洵到成都拜见了当时知益州的张方平。嘉祐元年，苏洵父子三人为进京赴考之事又至成都谒见。而张方平对于苏轼兄弟的影响也的确很深。苏轼在《乐全先生文集叙》说道：“轼年二十，以诸生见公成都，公一见待以国士。今年三十余年，所以开发成就之者至矣，而轼终无所效尺寸于公者，独求其文集，手校而家藏之，且论其大略，以待后世之君子。”(71)由此看来，苏洵庆历五年回到家乡后，其文章受到中原古文革新人物思想的熏染，已经将学习古文的行动和经验都传授给了自己的儿子。而老苏带儿子到成都拜谒庆历革新人物张方平的理由，除了请求张方平荐举以外，还有古文同道沟通交流的意味。毫无疑问，在苏轼文学成长的过程中，父亲苏洵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苏洵的作用就在于，他将川外先进的古文创作理念带回了家乡并传授给了苏轼兄弟，这才有了嘉祐二年，苏轼兄弟二人同时中举的文坛佳话。曾枣庄由此也说：“苏洵那时经常游学四方，回家后常把途中见闻告诉苏轼兄弟。在苏轼十二岁时，苏洵从虔州（今江西赣州）回来，对苏轼说，在虔州天竺寺有白居易亲笔书写的一首诗，笔势奇异，墨迹如新。”(72)
方法之二：来自中原地区的信息以及书籍文本传播至四川眉山。
关于此类记载，苏轼在《范文正公文集叙》一文中又说：“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轼曰：‘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矣。”(73)据《长编》（卷140）记载，“太子中允、国子监直讲石介作《庆历圣德诗》”的时间是庆历三年四月。苏轼见到士人从京师带来的《庆历圣德诗》的时间亦在同一年。以我推断，那位来自京师的士人所带的石介《庆历圣德诗》不大可能是原文，极有可能是抄写之文或当时市场印卖之文。就在这一年的九月，范仲淹、富弼等人提出了“精贡举”（《长编》卷143）的主张。
此外，按《三苏年谱》(74)记载，庆历二年（1042）时，苏轼年方七岁，然他已开始读书。据苏轼《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颍州）载：“维元祐六年……呜呼，轼自龆齯，以学为嬉。童子何知，谓公我师。昼诵其文，夜梦见之。十有五年，乃克见公。公为拊掌，欢笑改容。”(75)按此祭文结合《苏轼年谱》推算，“十有五年，乃克见公”，即嘉祐二年（1057）见欧阳修，那么苏轼的确就是在七岁（1042）读书。而苏轼祭文又说其七岁时已闻欧阳修之名，以至于昼读欧文，夜梦见之。如果此说属实，那么苏轼七岁时白天所读的欧文，究竟是什么文章呢？当然是欧阳修写于庆历二年（1042）以前的文章。结合前述欧阳修的生平创作来看，苏轼或其父在庆历二年（1042）所乐见的文章，应该就是欧公从天圣九年（1031）至庆历二年（1042）之间的古文。
至于苏轼七岁时是否能看懂欧阳修的文章。嘉祐二年，苏轼在《上韩太尉书》中说：“轼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岁知读书，及壮大，不能晓习时事，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同时间，其在《上梅直讲书》又记曰：“轼七八岁时，始知读书，闻今天下有欧阳公者，其为人如古孟轲、韩愈之徒。而又有梅公者从之游，而与之上下其议论。其后益壮，始能读其文词，想见其为人，意其飘然脱去世俗之乐而自其乐也。方学为对偶声律之文，求斗升之禄，自度无以进见于诸公之间。来京逾年，未尝窥其门。”(76)
两篇文章结合起来分析，苏轼在七八岁时，并不能理解欧、梅等人文章所言，只是听闻人言欧公为人如孟轲、韩愈，所以对其崇敬异常。这里隐含了一个细节，即在庆历二年以前，欧公传至西蜀的名声是其类似孟子、韩愈的古文名气。由此可见，尽管苏轼尚幼，未必知道欧、梅等文章所言，但是欧、梅等人的古文名声早已传播到了偏僻的西蜀眉州。文人的名声靠什么来传播呢？当然除了雷简夫之类的官方人物自中原将消息带入，主要还是要靠欧、尹、梅等人古文作品的普遍传播。既然当年石介《庆历圣德诗》可以由士人自中原带入，欧阳修等人的古文作品更有理由或可能以抄本和印本的形式传入西蜀。
苏洵在嘉祐二年科考期间，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曾将欧阳修的文章比作孟子、韩愈之文，并说：“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间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长，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让，有执事之态。陆贽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当，有执事之实。而执事之才，又自有过人者。”（《嘉祐集》卷11）又说：“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
苏洵、苏轼皆将欧阳修之文与孟子、韩愈等人相比，可以判断苏轼所言七八岁尝观欧公文的事情当非虚言。尽管是苏轼以七八岁之年龄看不懂欧公深意，以苏洵对欧文的熟习程度，以及携回欧阳修《谢宣诏赴学士院》一文令苏轼拟作的情形分析，苏洵在苏轼少时的确曾将自己所获欧阳修等人之文拿回家中，指导儿子阅读仿习。《清波杂志》（卷1）载苏轼言曰：
少时与父并弟同读富韩公《使北语录》，至于说大辽国主云：“用兵则士马物故，国家受其害；爵赏日加，人臣享其利。故凡北朝之臣劝用兵者，乃自为计，非为北朝计也。”三人皆叹其言明白，切中事机。老苏谓二子曰：“古人有此意否？”坡对曰：“严安亦有此意，但不明白。”老苏以为然。
仅此一例，足以证明四川并非与中原绝无消息，苏洵父子三人亦有多种方式和渠道获悉中原文章变革的风向，只不过消息传播稍稍有些滞后而已。
孔凡礼在《三苏年谱》书中，论及苏洵《送吴侯职方赴阙引》一文曾谈到度、量、权衡之器乃亿万人长时间创造。其谓器之“不击而自鸣，不触而自转”，乃是“生产技术领域之创造、发明，代表人类社会先进生产力”。又说道：“苏洵所处北宋社会，物质生产有较大发展，创造发明不断涌现（如毕昇活字版）。自洵此文‘不击而自鸣’云云言之，已可感受到此种声势。洵所处之西蜀，信息不畅，尚且如此，全国可想。”(77)
从以上这些叙述之中，尽管苏轼文学信息的来源主要来自其父苏洵在外游学赴考时的所见所闻，然而我们仍可从中隐约感觉到传播文学主张的力量存在。从苏轼兄弟青少年时期接受外界文学影响的情况看，或许就在庆历新政期间，文学尚古的主张和古文书籍的印本就已经传播到了四川那个称作“眉山”的偏僻地方。又以欧阳修《书旧本韩文后》所云少时即见“旧蜀刻残本《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的情况分析，韩文在四川蜀地应该早有印本流布通行。待到石介、欧阳修等人所倡导的先进古文革新理念，通过各种渠道传入四川，并得到天才合理的接受，此地就很自然地萌生了像苏洵、苏轼、苏辙这样的北宋古文大家。
因为北宋时期仍属于纸张文本传播时代，而印刷术有普及、传播范围和速度等方面的特殊优势，使我们不得不将目光集中在北宋古文家相关古文印本的出版发行上边。据我所见的相关资料证实，北宋期间，欧阳修本人将古文印本作品自觉加以版印传播的事实，包括以下数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