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欧阳修曾对韩愈文集进行过整理，除了校理过旧蜀刻本《昌黎先生文集》以外，还校理过韩愈文集一个全集四十卷的足本。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卷8）载有“唐田弘正家庙碑”一条。文中，欧阳修称：“余家所藏书万卷，惟《昌黎集》是余为进士时所有，最为旧物。自天圣以来，古学渐盛，学者多读韩文，而患集本讹舛，惟余家本屡更校正，时人共传，号为善本。及后集录古文，得韩文之刻石者，如《罗池神》、《黄陵庙碑》之类，以校余家集本，舛缪犹多。若《田弘正碑》则又甚。盖由诸本不同，往往妄加改易，今以碑校集，印本与刻石多同，当以为正。”（《集古录》卷8）这里所说的“家集印本”明显就是早年所见的旧蜀刻六卷残本。
至于四十卷足本。据刘真伦考证后所作结论是：“全集四十卷足本也很有特点，其编次不同于通行的李汉编次本，而接近南唐保大本，且校勘间夹有少量说明性文字，朱熹等校本曾经采用。”(78)
（2）皇祐五年（1053），欧阳修计划要将古文师友尹洙的《河南先生文集》二十七卷镂板发行。
欧阳修在《与梅圣俞第二十八书》载曰：“师鲁文字，俗本妄传，殊不知昨范公已为作序。李厚编次为十卷，甚有条理。厚约春末见过，当与之议定，别谋镂板也。”（《欧阳文忠公集》卷149）请注意，欧阳修在这里用了“俗本妄传”字样，又可见尹洙文章早在民间有印本或抄本流传。而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民间早有尹洙文学印本流传并非不可能。
目前，北宋人版印传播欧阳修本人文集作品的事例，我们所掌握的仅有：北宋宣和年间，吉州公使库曾积极出钱雕印发行欧阳修《居士集》九十九卷。《天禄琳琅书目》（卷3）载：
《居士集》八函六十四册。宋欧阳修著，九十九卷。……前宋祝庇民《序》。祝庇民列衔为迪功郎士曹掾兼户曹及管左推勘公事。序后又列朝散大夫知军州兼管内劝农借紫金鱼袋方时可、朝请郎通判军州兼管内劝农事赐绯鱼袋周诜、从事郎司仪曹事监方荐可诸贤名，卷五十后载：“吉州公使库开到《六一居士集》计五十卷。宣和四年九月记。”又列迪功郎司士曹事郭嗣明、迪功郎司兵曹事监曹尹、迪功郎刑曹掾监洪知柔诸衔名。庇民《序》称太守陈公尝以公帑之余刻《居士集》五十卷。观者犹恨未为全。……考《吉安府志》载：“宋徽宗宣和三年至五年知州事者为陈诚，六年继其任者为方时可。则序中所称太守陈公即为陈诚，序后所列衔名盖时可同官，卷五十后所列衔名盖城同官也。城与时可世系里居志亦未载，而核其官稽其时寔两相吻合则书之为北宋刊本，信有征矣。收藏诸印无考。”
以此可知，这本流传下来的北宋本《居士集》，其准确的刊刻时间大致在北宋宣和三年至六年之间。尽管欧阳修本人文集在北宋流行的具体情况现在已无法完整复原了，但是北宋古文革新派作者的印本书籍作品的梓行情况，以现有资料仍可粗略地绘出一张表格。
续 表
根据这张《北宋古文家印本书籍表》，应该说，韩愈与欧阳修等人印本作品的广泛传播，客观上对古文革新运动的贡献在于此类书籍文本以集团化形式得以传播，大大加速和催化了新古文作品和新古文创作理念的流行。
当然，欧阳修以古文出名，优秀的创作成绩也是其古文理念得以普遍接受的重要原因。我们由此可以确定下欧阳修文章闻名鼎盛的时间，这个时间最重要的是至和元年（1054）他奉诏入京，与宋祁同修《新唐书》。我们知道，唐宋两代得以参与修国史是一项无上的荣誉，也代表了其人的史学及文学水平在当时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可。在修《唐史》之前，欧阳修曾参与修撰过《崇文总目》，又于庆历三年与王洙等人共同编修了《祖宗故实》。可见，其史才早在庆历三年已为北宋朝野所认可。然而，《新唐书》的修撰却与以往有所区别，因为欧阳修此时已经成为了史书修撰的主力，成为史书“文从字顺”、“文约事详”、“简而有法”写作标准的制定者(79)，而非一个简单的参与者。
欧阳修自中进士后，即到洛阳任职。按《书旧本韩文后》一文所说，他正式开始古文创作也就在此时。根据《长编》、《续资治通鉴》的文字记载，可以勾勒出欧阳修此后一系列得以列入史书的事迹。
（1）《长编》（卷114）载，景祐元年六月，欧阳修及尹洙置之馆阁，乃枢密使王曙所荐。
（2）《长编》（卷118）载，景祐三年夏四月，“戊戌，贬镇南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欧阳修为夷陵县令”。
（3）《续资治通鉴》（卷41）载，景祐四年十二月，“壬辰，徙知饶州范仲淹知润州，监筠州税余靖监泰州税，夷陵县令欧阳修为光化（军乾德）县令，帝谕执政移近故也”。
（4）《续资治通鉴》（卷42）载，康定元年六月，“辛亥，复权武成军节度判官欧阳修为馆阁校勘。始，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辟修掌书记，修以亲为辞，且曰：‘今豪杰之士，往往已蒙收择，尚虑山林草莽有挺特知义慷慨之士，未得出门下也，宜少思焉！’”
（5）《长编》（卷134）载，“庆历元年十二月己丑，翰林学士王尧臣等上新修《崇文总目》六十卷”。欧阳修参与其事。
（6）《续资治通鉴》（卷45）载，庆历三年夏四月，“己酉，以馆阁校勘蔡襄为秘书丞、知谏院。初，王素、余靖、欧阳修除谏官，辞多激劝。三人者以其诗荐于帝，寻有是命”。按照《续资治通鉴》（卷47）记载：“（晏）殊初入相，擢欧阳修等为谏官，既而苦其数论事，或面折之，及修出为河北都转运使，谏官奏留修，不许。”
（7）《续资治通鉴》（卷46）载：“（庆历三年九月）赐知谏院王素三品服，余靖、欧阳修、蔡襄五品服，面谕曰：‘卿等皆朕所自择，数论事无所避，故有是赐。’……丙戌，命王洙、余靖、孙甫、欧阳修同编修《祖宗故实》。……辛卯，同修起居注欧阳修，请自今后，上殿臣僚退，令少留殿门，俟修注官出，面录圣语；从之。”
（8）《续资治通鉴》（卷46）载，庆历四年，欧阳修作《朋党论》反驳夏竦所论。“于是为党论者恶修”。
（9）《续资治通鉴》（卷47）载，庆历五年，范仲淹、富弼等人既罢，欧阳修上疏为之辨诬。“疏入，不报，指修为朋党者益恶焉。”是年，欧阳修贬滁州。
（10）《续资治通鉴》（卷54）载：“（至和元年七月）戊子，以龙图阁直学士、吏部郎中欧阳修知同州。先是修守南京（今河南商丘），以母忧去，服除入见，帝恻然怜修发白，问在外几年，今年几何，恩意甚至，命判吏部流内铨。小人恐修复用，乃伪为修奏……修坐是出。修在铨曹未浃旬也。……初，欧阳修罢判流内铨……而宰臣刘沆亦请留修。戊申，命修刊修《唐书》。”
（11）《续资治通鉴》（卷55）载：“（至和二年）六月，己丑，以翰林学士欧阳修为翰林侍读学士，知蔡州，知制诰贾黯知荆南，皆从所乞也。……已而修及黯皆补外，殿中侍御史赵抃言：‘窃见近日以来，所谓正人贤士者，纷纷引去……又闻欧阳修乞知蔡州，贾黯乞知荆南府。……伏望陛下勿使修等去职，留为羽翼，以自辅助。’知制诰亦以为言，修、黯遂复留。……庚戌，翰林学士、刊修《唐书》欧阳修言：‘自武宗以下，并无《实录》，以传记、别说考正虚实，尚虑阙略。闻西京内中省寺、留司御史台及銮和诸库有唐朝至五代以来奏牍、案簿尚存，欲差编修官吕夏卿诣彼检讨。’从之。夏卿，晋江人。”
（12）《续资治通鉴》（卷56）载，嘉祐二年正月，“癸未，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
上述记载显示，在天圣九年以后，欧阳修秩满回京得以任馆阁校勘，全仗王曙的推荐。王曙推荐的原因则是看重欧阳修的文才。据《长编》（卷114）载：
始，钱惟演留守西京，修及洙为官属，皆有时名，惟演待之甚厚。修等游饮无节，惟演去，曙继至，数加戒敕，尝厉色谓修等曰：“诸君知寇莱公晚年之祸乎？正以纵酒过度耳。”众客皆唯唯，修独起对曰：“以修闻之，寇莱公之祸，正以老而不知止耳。”曙默然，终不怒，更荐修及洙，置之馆阁，议者贤之。
而此后，欧阳修又受晏殊知引，擢为五品谏官。这段时间欧阳修两度遭贬，而其文学创作尤其是古文创作又多与其政治活动有关，“所以他的文章常有震撼人心的魅力”(80)。如他早期的作品《与高司谏书》，即是一篇杰作。其中“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尔”一语，曾经惊动京师朝野，一时间成为广为传诵的名句。此后，还有其作为谏官职责所作的《朋党论》，也是铮铮有声，传播甚广。
庆历五年，范仲淹等人罢官而去后，欧阳修在京城的处境并不是太好。王志坚《四六法海》（卷3）载：“庆历三年，公知谏院，论事切直，人视之如仇，帝独奖其敢言，遂知制诰。故事：必试而后命，帝知公，诏特除之。”至和元年，欧阳修所以能留到京城修唐书，皆是皇帝怜其老，又有宰臣刘沆请留之故。在当时政治旋涡中，仁宗皇帝对于欧阳修的任用采取了一个以退为进的办法。即通过委以欧阳修修史的闲职，最终达到逐步提拔的目的。这段时间，欧阳修真正有大影响的古文作品，应该就是庆历六年在滁州写就的《醉翁亭记》。
因为按照《欧阳修年谱》记载，欧阳修自称“醉翁”的时间是庆历六年（1046），那么这个关键时间就应该出现在庆历七年（1047），欧阳修成功写出《醉翁亭记》之后。离开滁州后，欧阳修开始官运亨通。庆历八年（1048）正月，转起居舍人，以知制诰知扬州；皇祐元年（1049）正月，移知颍州；皇祐二年（1050），改知应天府兼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司事；皇祐五年（1053），欧公谋镂板《河南先生文集》。护母丧自颍归吉州。至和元年七月，仁宗皇帝先是以龙图阁直学士、吏部郎中欧阳修知同州。随后，又命其刊修《唐书》。至和二年六月，仁宗皇帝以翰林学士欧阳修为翰林侍读学士。嘉祐二年，又命欧阳修以翰林学士知贡举。
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欧阳修自庆历五年至滁州贬所，庆历六年写就《醉翁亭记》之后，其官职开始稳步上升。这是否与其优秀古文作品的传播和影响有一定关系呢？不得而知。然据史载，庆历八年，当欧阳修调离滁州时，当地人的确将其所撰《醉翁亭记》一文模勒上石，以期永传。朱熹《考欧阳文忠公事迹》一文，也记载道：“醉翁亭在琅琊山寺侧，记成刻石，远近争传，疲于模打。山僧云：寺库有毡，打碑用尽，至取僧堂卧毡给用。凡商贾来供施者，亦多求其本，僧问作何用，皆云所过关征，以赠监官，可以免税。”(81)此文通过水陆商旅传播开后，闻名而至滁州观览醉翁亭的大有人在。欧阳修在《醉翁并序》中记道：“余作醉翁于滁州，太常博士沈遵，好奇之士也，闻而往游焉。爱其山水，归而以琴写之，作《醉翁吟》三叠。”(82)
关于欧阳修，另一个敏感的时间是从欧阳修至和元年（1054）奉诏入京至嘉祐二年（1057）他奉命知贡举，拔擢三苏及曾巩，抹倒太学体举子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欧阳修在京城拥有怎样的名声呢？
北宋释惠洪《嘉祐集序》记载一事：“（僧人契嵩）因却关著书，以考正其祖宗所以来之迹，为十二卷，《辅教编》三卷，又列《定祖图》一面。书成，携之京师，因内翰王公素献之于仁宗皇帝，又为书以先之。上读其书，至‘臣固为道不为名，为法不为身’叹爱久之，旌以‘明教大师’之号，赐其书入藏书。既送中书，时魏国韩公琦览之，以示欧阳文忠公。修公以文章自任，以师表天下，又以护宗，不喜吾教。及见其文，乃谓魏公曰：‘不意僧中有此郎也！黎明当一识之。’师闻，因往见之，文忠与语终日，遂大称赏其学赡道明。由是师之声德益振寰宇。事竟，遂买舟东下，终老于山林。”(83)
此段记载，说明了这样一些事实：第一，北宋僧人欲倡导其教，积极推动儒佛合流。由契嵩所云“臣固为道不为名，为法不为身”之语，以及释惠洪对契嵩逸事的叙述，可知僧人渴望结识当时以儒道文章自任的欧阳修。第二，契嵩的名声和著作文章的传播从京城开始。契嵩书成，携至京师的目的，我以为有二：一是为了昌隆佛教；二是为了使世人知其声名。不然，当不至于“因内翰王公素献之于仁宗皇帝”，也不至于“师闻，因往见之”。
对于本文来说，值得关注的是契嵩入京师的时间。现在，关于契嵩入京的时间有两种说法：
（1）《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52）、《钦定续文献通考》（卷190）以及《镡津集提要》皆云契嵩入京在皇祐年间。如：《四库全书总目》（卷152）记有《镡津集》二十二卷。其下详载曰：“宋释契嵩撰。契嵩，姓李氏字仲灵，藤州镡津人。庆历间居杭州灵隐寺。皇祐间入京师，两作万言书上之。仁宗赐号明教大师。寻还山而卒。”
（2）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第五章《北宋古文运动与佛教》一文，称契嵩到京师的时间是嘉祐六年（1061）十二月六日。这一时间从何得来？文中没有注释。然据祝尚书文中所引，与契嵩此次入京相关的原文，亦是《镡津集》之内容。遍查《镡津集》，于《镡津集》（卷9）有“契嵩嘉祐之辛丑岁十二月六日，以此正宗辅教编进。明年三月十七日，先皇帝赐入大藏，使与经律偕传。盖留于政府七十一日，丞相钜公躬屈详阅佛教光贲，虽振古未有如此者也。契嵩，佛子辈岂不荣且幸，宜何以报其大赐？还吴之三年，吴郡人有曰曹仲言、苐玘仲彝者，乐闻其胜事，乃募工于其明之万寿禅院施财镂板，仰赞国家之鸿体也。传法觉初守坚知一详较善慧宗遇。治平改元甲辰四月十一日题（出《正宗论》）”字样。后段紧接又有契嵩《再书上仁宗皇帝书》一文，开首即云“十二月日，杭州灵隐寺永安兰若沙门赐紫臣僧某，谨昧死上书皇帝陛下”(84)，未知是否针对的就是“嘉祐六年十二月日”？
皇祐元年（1049）距嘉祐六年（1061）有十年左右时间。两种说法，未知孰是？按记载时间先后推断，当是“治平改元题字”为先，契嵩入京时间应该算作“嘉祐六年”。结合《欧阳修年谱》记载，皇祐年间，欧阳修不在京城。至和元年（1054）五月，方才入京就职，到嘉祐七年仁宗暴崩，直至治平四年，欧阳修一直在京城担任要职。这与惠洪所记暗合。说明契嵩在京师的这段时间里，欧阳修正好就在京城任职。又按惠洪所云，欧阳修当时在京城的名声是“以文章自任，以师表天下”。这与欧阳修至和二年奉诏入京修唐史，嘉祐二年主持科考等事实相符合，说明祝尚书所引“嘉祐六年十二月六日”上书的时间是比较符合事实的。契嵩完成使命后，离开京城回到了杭州。据其友释文莹所撰《湘山野录》（卷下）记载，契嵩于熙宁四年没于余杭灵隐山翠微堂。(85)
事实上，正如祝尚书所说的：“当时古文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古文家排佛的声势浩大，石介写了著名的《怪说》三篇，猛烈攻击佛教。这在当时影响很大，一般学子及士大夫都不敢提佛了。欧阳修这时也已登上文坛，他的古文理论，同样主张排佛。”(86)那么欧阳修为什么要见契嵩呢？欧阳修见契嵩的原因当然不是因为宗教，而是因为契嵩的文章“学赡道明”。“学赡道明”又是什么？我认为，它不是对宗教或文章骈体的赞美，而更近似于对契嵩文章“言之有物”，“道胜者文不难自至”的赞赏。这与欧阳修对于优秀古文的评价如出一辙。由此，将上述记载结合仁宗皇帝至和元年诏欧阳修回京修唐史，以及嘉祐二年委任欧阳修知贡举的举措，我们可以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欧阳修见契嵩的主要原因乃是因为契嵩对“佛道”（理想）的明确执著，而其文章又能将“道”与“文”较好结合。由此可知，欧阳修当年“以文章自任，以师表天下”的名声，乃是北宋古文革新领袖的名声。
我们看到，从庆历八年转官到嘉祐二年知贡举，朝廷对欧阳修一系列的提拔举措，皆不是因为欧阳修政绩出众造成的。(87)尽管有人说欧阳修在滁州、扬州推行“宽简无为”的治理，就是他最好的政绩。苏辙也称赞欧阳修当年的治理措施是“其政察而不苛，宽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扬之人，至为立生祠”(88)，然而我依然认为这并不是欧阳修什么出色的政绩。而据《欧阳修年谱》记载，庆历六年（1046）欧公贬滁州不久，即在滁州丰山上建丰乐亭。琅琊山上建醉翁亭，并自号“醉翁”。同时也创作了著名的《丰乐亭记》和《醉翁亭记》。
欧阳修在贬滁州期间，由于此处地僻事简，“舟车商贾、四方宾客之所不至”（《丰乐亭记》），当地百姓安于耕作，自给自足，所谓“山民虽陋，亦喜遨游”（《与韩忠献王稚圭》其四）。由此，欧阳修在滁州的生活常态也是“日游山水，写作诗文”。至庆历七年，欧阳修在给梅尧臣的书简中也描述道：“某此愈久愈乐，不独为学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适而已，小邦为政期年，粗若有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89)是岁，其子欧阳棐出生。此后，其在扬州度过的也多半是“晓起凭栏，六代青山都到眼；晚来对酒，二分明月正当头”的日子。况且在扬州，欧阳修43岁已是鬓须皆白，眼目昏暗，而且眼疾时时发作，剧痛如割，黑白未辨。欧阳修在《与赵康靖公书》中，谈到自己“早衰多病”。嘉祐四年盛暑，又忽得喘疾，“动辄伏枕，情绪无悰”。同年《与王懿敏公书》中，又言：“某益多病，目昏手颤，脚膝行履艰难，众疾并攻。”（《欧阳文忠公集》卷146）可证欧阳修病有多年，而此前在滁、扬时，欧阳修亦多以病居。这样的生活和工作状态，何谈政绩？然而，在滁、扬两地，欧阳修徘徊山水，迎来送往，沉迷文事，诗文成绩倒是非同一般。
滁州地处偏僻，只要不扰民、害民，无所谓治理好坏。扬州本来就是万商云集的通都大邑，前任韩琦已经治理得相当不错了，欧公只需一切照旧即可谓“治”。故朱熹引李本云：“公为数郡，不见治迹，不求声誉，以宽简不扰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扬州、南京、青州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间，事已十减五六；一两月后，官府阒然如僧舍。”(90)因此，我认为这种“不治”即“大治”的做法，其实成就的是欧阳修的文学成绩。我认为朝廷提拔欧阳修的举措恰是因为欧公早年在朝廷的谏官表现和修史才能，以及流放在外所成就的诗文成绩，再加上因诗文广泛传扬收获“以文章自任，以师表天下”的文名。如果说当年任西京留守推官三年，是“欧阳修在创作上获得了第一个丰收”。那么，其文学创作在贬滁、扬之后又成就了另一次丰收。这次文学创作的丰收，再次提升了欧阳修在朝野上下的“以文章自任，以师表天下”的名气。欧阳修在滁、扬期间，慕名远来求教诗文者不绝于途(91)，就是明证。
分析之下，我们或许可以知道在《醉翁亭记》之后，在北宋京城应有欧公之印本书籍或作品广泛传播的事实。否则，就很难想象在贬谪滁州的这段时间内，北宋朝野上下如何对欧阳修这个贬谪荒野的人士还有着异乎寻常的关注和喜爱。那么，我们又何以认为欧公传播于京城的作品是印本呢？原因在于，早在景祐三年间，欧阳修等人因范仲淹事斥责高若讷，相继辞官而去，京城就有关于此事的诗作印卖发行了。《宋史·蔡襄传》（卷320）载曰：
蔡襄字君谟，兴化仙游人。……范仲淹以言事去国……襄作《四贤一不肖诗》，都人士争相传写，鬻书都（疑误，应为“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适至，买以归，张于幽州馆。
蔡襄因范仲淹遭贬去国而写的《四贤一不肖诗》，京城上下都鬻书市之。“鬻书市之”，在北宋最有可能获利甚多的，就是雕印售卖。由此，我认为此诗最初定然是抄写传播，然一旦商人介入，以售卖赢利为目的，则非雕版不可。而《四库全书总目·蔡忠惠集》有言载曰：“（蔡）襄于仁宗朝危言谠论，持正不挠。一时号为名臣，不但以书法名一世。……惟其为秘阁校勘时，以《四贤一不肖诗》得名，《宋史》载之本传，以为美谈。今考其时，范仲淹以言事去国，余靖论救之，尹洙亦上书请与同贬，欧阳修又移书责司谏高若讷，均坐谴贬谪。襄时为秘阁校勘，因作是诗，至刊刻模印，为辽使所鬻。”清代官史著作再次证明了蔡襄《四贤一不肖诗》在当时曾被印卖，并为契丹入京使在汴京市场购买带回了本国。
关于此事，还有更为详尽的材料可以说明。《长编》（卷118）载曰：景祐三年四月戊戌，时为贬镇南节度掌书记、馆阁校勘欧阳修为夷陵县令。原因是范仲淹贬职之后，欧阳修移书抵高若讷，“因缴进修书。修坐是贬”。由是，当时“西京留守推官仙游蔡襄作《四贤一不肖诗》，传于时。四贤指仲淹、靖、洙、修，不肖斥若讷也。泗州通判陈恢寻上章，乞根究作诗者罪。左司谏韩琦劾恢越职希恩，宜重行贬黜，庶绝奸谀，不报，而襄事亦寝”。此外，王辟之记载：“景祐中，范文正公知开封府，忠亮谠直，言无回避，左右不便，因言公‘离间大臣，自结朋党’。仍落天章阁待制，黜知饶州。余靖安道上疏论救，以朋党坐贬。尹洙师鲁言：‘靖与仲淹交浅，臣与仲淹兼师友，当从坐。’贬监郢州税。欧阳永叔贻书责司谏高若讷不能辨其非辜，若讷大怒，缴其书，降授夷陵县令。永叔复与师鲁书曰：‘五六十年来，此辈沉默畏慎布在世间，忽见吾辈作此事，下至灶间老婢亦为惊怪。’时蔡君谟为《四贤一不肖诗》，布在都下，众争传写，鬻书者市之，颇获厚利。虏使至，密市以还。张中庸奉使过幽州，馆中有书君谟诗在壁上。四贤：希文、安道、师鲁、永叔；一不肖，谓若讷也。”（《渑水燕谈录》卷2）
我认为以当时欧阳修、蔡襄的低微官职，相信其诗出名不是因为他们位高权重，而是因为两人的忠直和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而其影响的播散却完全归功于当时《四贤一不肖诗》印本在京城的广泛售卖与传播。
北宋东京城内民间坊刻的兴盛，此前我们已经有所描述。其中有一件事可以佐证欧阳修贬滁期间，其诗歌文章印本也极有可能在京城传播。《长编》（卷179）载：“至和二年五月，翰林学士欧阳修言京师近有雕布《宋贤文集》，其间或议论时政得失，恐传之四夷不便，乞焚毁，从之。”对于这段记载，首先需要关注的是“至和二年”这个时间，其次要关注《宋贤文集》的印本。
从庆历七年（1047）到至和二年（1055），时间相距不过七八年的时间，而欧阳修在这段时间内的仕途履历，以“至和二年五月”的时间和“雕布《宋贤文集》”的相互关系考察，至少说明在至和二年前，京城坊间早有将北宋当时有名文臣的文章编纂结集，并且在市面上大量印刷、刊布售卖的情况。所谓《宋贤文集》，尽管我们现在无法见到其中究竟有哪些人的文章，但可以肯定它们应是从北宋建国初期到至和二年以前宋代文臣的文章。(92)欧阳修描述《宋贤文集》里面有文臣“议论时政得失”的文字，那么，至和二年以前究竟有哪些“议论时政”的文字呢？
翻看《长编》、《续资治通鉴》、《宋史》，可以看到庆历年间范仲淹、富弼、张方平、余靖、欧阳修、石介等人就国家边防、强兵、科举选人等问题发表过许多议论，而这些庆历年间“时政议论”产生的时间又是如此接近于至和二年，有关国家政治议论的保密时效尚未完全消失，这与欧阳修“恐传之四夷不便”的担心相符合。所幸的是，至和二年欧阳修所撰《论雕印文字札子》至今仍然可见。其札子详载曰：
臣伏见朝廷累有指挥禁止雕印文字，非不严切，而近日雕板尤多，盖为不曾条约书铺贩卖之人。臣窃见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为《宋文》者，多是当今论议时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让官表，其间陈北虏事宜甚多，详其语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体，窃恐流布渐广，传入虏中，大于朝廷不便。及更有其余文字，非后学所须，或不足为人师法者，并在编集，有误学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挥下开封府，访求板本焚毁，及止绝书铺，今后如有不经官司详定，妄行雕印文集，并不得货卖。许书铺及诸色人陈告，支与赏钱二百贯文，以犯事人家财充。其雕板及货卖之人并行严断，所贵可以止绝者。今取进止。(93)
按欧阳修所云，二十卷《宋贤文集》的首篇即是富弼的时政论文，又“多是当今议论时政之言”。那么，我们可以推定这二十卷的《宋贤文集》之中定然不止富弼一人，还应包括有庆历其他文臣的“时政议论”文章，而欧阳修当时又有“以文章自任，以师表天下”的文名，或许可以肯定此本《宋贤文集》应该有欧阳修本人的文章在内。欧阳修的文章名篇，脱不了就是《上高司谏书》、《朋党论》、《醉翁亭记》等文章。以此推测，欧阳修的古文作品在当时坊间应该有较多的印本售卖才是。
从北宋民间曾经大量印刷《宋贤文集》的事例，也可看出北宋古文理念的确立和传播绝不仅仅是欧阳修凭一己之力推动的结果。应该看到，北宋古文理念的传播的背后有一个或有意或无意致力古文作品创作和推广的传播群体存在。有意识的群体就是柳开、王禹偁、范仲淹、尹洙、石介，直至欧阳修、雷简夫、张方平等这样的文人士大夫，他们从治国守道的利益出发，大力提倡国人以切合实用的新型古文来抒情写意。而在这一过程中，来自民间的大量印刷出于商业的目的，又在无意中起到了加速推动北宋古文（理念）书籍文本传播的作用。
北宋的古文理念就是这样随着官员的贬谪迁移，士子文人的流走迁徙，随着时事的变化和人世的浮沉，在北宋文人士大夫以及坊间商贾的共同努力之下，完成了它附载于印本书籍的传播和接受。
二、北宋印本传播与古文运动之关系
按照“文学传播流程示意图”所示，印本与文学风尚存在着彼此的互动。一方面，当前社会的文学风尚对于印本书籍的生产和售卖有所影响；另一方面，雕版印刷生产大量代表新兴文学理念的印本作品，又可推进和加速新文学风尚的成形，雕版印刷在文学传播中的作用相当于化学反应的催化剂。那么，同样都是古文运动，与中唐韩愈、柳宗元等人倡导的古文运动相比，北宋印本文学与古文运动之间究竟会有怎样的互动反应呢？
宋代文学相比于唐代，诗歌方面没有太多可以论道的成绩，然而这反倒将其散文成绩凸显了出来。钱穆说：“若论文学，唐诗、宋诗各有长处，唐诗并不一定就是在宋诗之上。如讲古文，虽然由唐代韩柳开始，可是宋代的古文盛过了唐代。经学、史学各方面，唐朝都远不能与宋相比。”(94)
关于宋代古文的成就，刘子健也说：“自宋朝以降，散文却作为有效的基本交流工具取得了更高的实用价值。”(95)我想，刘子健此话应当也是通过唐宋比较来言说的。我们知道，在宋代古文运动之前，韩愈、柳宗元等人在唐代中期有过一个古文运动，结果似乎也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从后来的发展历史上看，很明显唐代古文运动所成就的散文风气没有保留下来。五代之后，骈文又故态复萌了。于是，这才有了欧阳修等人发起的宋代古文运动。
尽管散文在中国文学上的排位通常列于诗赋之后，但是当我们以现在的目光去审视古代的时候，我们发现宋代散文更有可圈点言说之处，其对后世的影响远胜过了宋代的诗歌。我们知道，唐代最盛行的是一种讲究对仗的骈文。这种文体看起来很像赋，实际上时至今日也很难说清骈文与赋的区别。然而这种文体到了唐代后期、五代乃至北宋，开始逐渐定形。它以排偶句式写作，每组句式在字数上常常是4 6 46。刘子健说：“11世纪早期，几位年轻的天才发现了韩愈及其同时代人柳宗元所开辟的蹊径。他们一面推动儒学的发展，一面自豪地称自己的文章体裁为‘古体’。”刘子健所谓的“天才”，是可以明确界定的。从“年轻”的特征出发，我想很容易就可在宋代历史中找到他们的身影。然而我们现在要关注的是，天才们当时是如何推动儒学和“古体”的发展和流行的？道路无非几条：学校、科举、书籍传播，或还有其他佐道。在欧阳修推动科举改革之前，天才们就已经着手在学校教育、书籍传播两个方向上努力工作了。穆修在相国寺刊刻韩愈等人的文集出售，可视为其工作成果之一。石介在国子监的呼号推动虽然效果不大，但也是提倡古文革新的先锋。
钱穆对于宋代古文盛过唐代的缘由，没有特别说清楚。我认为其中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时代变化固然是其原因之一，但更为具体而重要的，应当是宋代有了更为先进的传播手段——印刷（传播）。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宋人通过印刷广泛地传承了前人的文学成果，理解和接受了其中的精髓，从中获得了启发。反过来，印刷又帮助宋代文人更便捷地书写和传播了自己的诗文著作，在更大范围内造就了作者及其作品的影响。宋代的古文和古文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蓬勃发展起来，取得了唐代韩、柳远没有达到的效果和成就。
唐、宋古文运动比较
关于唐代古文运动，葛兆光说：“在中唐以前的一、二百年里，不是没有人看到六朝骈文的弊病，也不是没有人写质朴的散文。”然而，骈文的风气在此时并没有改变。直至“大约在开元、天宝年间，文风出现了缓慢的变化。……从天宝末到贞元末，由于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现实，使一部分士大夫急于寻找挽救衰世的方案，他们认为，社会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由于人们违背了儒家传统的社会规范而导致礼义沦丧”(96)，因此，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提出了文体改革的问题。贞元八年（792），韩愈中了进士，古文运动自此展现了新的面貌。“从初唐到中唐，文章复古的呼声日渐强烈。而韩愈适时出现，对‘文’与‘道’的内涵做出新的限定，成为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97)长庆四年冬，韩愈逝去。其门人李汉“遂收拾遗文，无所失坠。得赋四、古诗二百一十、联句一百六十、杂著六十五、书启序九十六、哀词祭文三十九、碑志七十六、笔砚《鳄鱼文》三、表状五十二，总七百，并目录合为四十一卷，目为《昌黎先生集》，传于代”。（《昌黎先生集序》）
（一）唐代古文运动时期书籍作品的传播
我们今天有幸能看到韩愈有关古文创作的观点和认识，多是归功于韩愈传世的诗文集子。在那些传世文字中，可以看到韩愈在举进士后，其对古文革新的认识才渐渐成形。最初，韩愈关于古文革新的看法主要是通过其作品和书信等文本传播了出去，其附载古文思想文本的传播主要是以上行、平行方向为主。“上行”即是韩愈给皇帝和高级官员投谒递送的作品和书信；“平行”是指韩愈给自己朋友、同道所寄送的书信和作品。总的说来，曾与韩愈书信交往的皇帝和权臣是有限的，问题是那些平行的朋友、同道人数究竟能有多少？韩愈在《与崔群书》一文中说：“仆自少至今，从事于往还朋友间一十七年矣！日月不为不久，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与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98)
皇帝权臣可数，而朋友、同道则难以尽数。故此处，我仅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韩昌黎文集校注》为底本，从其书第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八卷以及其他书卷中统计出与韩愈有联系的上级、平级人物的书信文章传播交往情况表，以勾勒出唐代韩愈古文作品及观念的传播脉络。
韩愈文章、书信寄送传播表
续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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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韩愈生平在京师长安和东都洛阳的时间归纳如下：
第一阶段，从贞元八年二月至贞元十一年五月。
贞元八年二月，韩愈参加进士科考试，试题为《明水赋》和《御沟新柳诗》。韩愈以第十三名登科，后因试吏部求仕不成，遂于贞元十一年五月离开长安。
第二阶段，从贞元十七年十月至贞元十九年十二月。
贞元十七年十月，韩愈再到长安“从调选”。贞元十八年正月，韩愈由吏部铨定，从九品下将仕郎身份，任七品上国子监四门馆博士。韩愈刚到职，就连同陆参向权德舆荐举侯云长、尉迟汾、沈杞。贞元十九年十二月，韩愈因言事触怒皇帝，奉诏贬为阳山县令(99)。
第三阶段，从元和元年六月十日至元和十五年正月十四日。
元和元年（806）六月十日，韩愈奉诏暂代国子监博士。元和三年，韩愈在东都洛阳国子馆讲学。元和四年，朝廷任命韩愈为刑部都官员外郎，仍分司东都。元和八年春，韩愈作《进学解》，为当时宰相所重，上报朝廷旋乃任命为五品上的刑部比部郎中、史馆修撰。元和十一年，韩愈调任中书省中书舍人。元和十二年，韩愈随裴度平定淮西叛乱有功，升为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韩愈上《论佛骨表》极谏。宪宗怒，于元和十五年正月十四日下诏贬韩愈为潮州刺史。
第四阶段，从元和十五年九月至长庆四年十二月初二。
元和十五年九月，唐穆宗召韩愈返京任国子监祭酒。十月接到诏命，旋即带领家人回长安。十二月到达长安。长庆四年十二月初二，韩愈病卒于靖安里第，年五十七。宝历元年（825）三月廿九日，归葬于河阳。
按：我认为就韩愈名声与文章传播而言，其在京城和东都洛阳的影响及效果最佳。而以时间而言，成就韩愈文名的时间当以其在京师第二、三阶段时间为最佳。又，陈克明《韩愈年谱及诗文糸年》载，贞元14年韩愈写下《与冯宿论文书》（卷17）。陈克明说：“此书反映韩愈近来力图摆脱‘时文’即骈文写作，而从事‘古文’改革，但困难和阻力不少。”详见陈克明：《韩愈年谱及诗文系年》，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81页。
由上述表格所列，可以看出唐代韩愈古文作品（观念）的传播，从表层上看基本上是“点对点式”，“一点对一点或对两点、三点”，其直接传播并没有达到“点对面”的模式。书信自不必说了，一般来说韩愈的书信都是写给某一个人的，或又由此人转交给第三者阅览。至于作品，特别是韩愈拜谒、“行卷”的文章，最初也是针对皇帝或某位权臣，但是这些“行卷”的文章，有可能会在某些权臣之间或皇帝与权臣之间形成特定范围内的传阅。
如果以朋友书信这样的传播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必然要制约韩愈文学主张在更大范围内的扩散和传播。因此，当时要形成大范围文学作品和主张的传播应另有其他方式。
首先，我认为不管采用什么传播模式，在“前印刷时代”的社会条件下，文章能进入京城是其大范围传播的关键。因为京城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四方学者文人汇聚，文章在京城，或传抄或传播于人口，才有可能造成较大范围的传播影响，其效果就如同东汉蔡邕在太学门外立碑。我个人认为唯有此法，文章（及文学主张）才有可能找到最佳的传播渠道和手段，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其次，要使文章真正进入京师，就要为文章在京师预先确定下一些最佳的传播起始点。在唐代社会，作为正经士人文章的最佳起始点，无非有如下几个：第一，科场应试及其行卷、纳卷；第二，出于仕途等目的，投献诗文于权臣或知名文人、名士。此外，还有一种较佳传播起始点，即自己成为有影响的人物后，其书信文章传播至某一人或几人，影响至京师上层以后再予以扩散传播。因为作为有影响的公众人物，其本身就成为媒体传播所关注的焦点，所以一旦名人有任何言语举动，势必要引起人们的关注。我以为，文章只有占据了以上这些“传播制高点”，其大范围的辐射传播才更为便捷有效。
如果某位文人的文章（文学主张）从以上三种起始点得以传播出去，其影响自然要比一般市井朋友往来书信、赠文的传播影响要大得多，范围也要广得多。我们以韩愈文学作品和主张的传播为例，其文章传播尤可视为唐代古文运动中书籍作品传播的典范。
韩愈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卒于唐穆宗长庆四年（824）。据史载，韩愈出生两月，其母即逝世，未满三岁其父韩仲卿又卒于秘书郎任内。以后，韩愈依靠长兄韩会和嫂嫂郑氏扶养。大历九年（774）甲寅，韩会任起居舍人。韩愈七岁随兄嫂由洛阳移居长安，始读书习文。大历十二年（777），韩会贬韶州刺史，韩愈又随兄嫂南迁。大历十四年（779），其兄韩会去世。建中三年（782），嫂嫂郑氏带着韩愈、韩老成等避兵居于宣城“别业”(100)。在宣城期间，韩愈在嫂子郑氏督促下学习。这期间，他写过一些文章。贞元六年（790）韩愈赴长安，过郑州时写给贾耽的信中说道：“窃整顿旧所著文一十五以为贽”（《上贾滑州书》）。他写这些文章目的十分明确，就是用来赠送给达官显宦和其他社会名流，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奖誉，以便将来科举一举中第。故韩愈说自己当时“居穷守约，亦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以求知于天下”。
贞元二年（786）秋，韩愈苦于家贫，决意赴长安求仕。到长安后，他和一些应试礼部的士子交谈，了解到一些参加考试的情况。十月，经过县、州两级选拔后，韩愈顺利地赶到长安。贞元三年礼部进士科考试后，由于无人推荐，韩愈落第了。由于无川资回家，韩愈在长安道上拦住马燧请求帮助。这期间，我以为韩愈在京城马燧家传播了自己的文章和学识。
据《旧唐书》（卷134）记载，马燧乃中唐名将。贞元二年四月，马燧在征讨吐蕃于河西，中途与吐蕃大将论颊入京讨论议和之事，马燧即在此时救助了韩愈。因军务繁忙，马燧委其留京师子马畅照顾韩愈。《旧唐书》（卷134）载，时马畅“以父荫累迁至鸿胪少卿，留京师”。在马氏父子的帮助下，贞元五年，韩愈再次参加了进士考试，但又因无人推荐，再次落第。此后，为了改变命运，韩愈离开长安求助于滑州刺史、义成军节度使贾耽。为此，他特地写信给贾耽，并附寄了旧文15篇，然而贾耽似乎对韩愈的求助并没有搭理。在《上贾滑州书》中，韩愈说道：
愈儒服者，不敢用他术干进；又惟古执贽之礼，窃整顿旧所著文一十五章以为贽，而喻所以然之意于此曰：“丰山上有钟焉，人所不可至，霜既降，则铿然鸣。盖气之感，非自鸣也。”愈年二十有三，读书学文十五年，言行不敢戾于古人，愚固泯泯不能自计。周流四方，无所适归。伏惟阁下昭融古之典义，含和发英，作唐德元；简弃诡说，保任皇极：是宜小子刻心悚慕，又焉得不感而鸣哉！徒以献策阙下，方勤行役，且有负薪之疾，不得稽首轩阶；遂拜书家仆，待命于郑之逆旅。伏以小子之文，可见于十五章之内；小子之志，可见于此书。与之进，敢不勉；与之退，敢不从：进退之际，实惟阁下裁之。(101)
在这封书信中，韩愈明显表达了希望自己的儒术文采得到贾耽重视的愿望，也附寄去了文章十五章。然而韩愈以文章欲求引荐的企图失败了。
韩愈回到宣城家中住了一年，未参加进士试。贞元七年，知贡举的是兵部侍郎陆贽。由于担心三考不中，韩愈想到了走访拜谒当时文名正盛，时任右补阙兼皇太子侍读的梁肃。梁肃与韩愈之兄韩会有多年文字之交，且韩愈虽数次困于科场，然也是“屡贡于王，名乃有闻”(102)。这次拜谒，韩愈得到了梁肃的欣赏和关注。韩愈的这个举动不仅对于科举中第是必要的，而且也有利于其文章的传播。陆贽是梁肃的好友，且当年陆贽邀请梁肃和崔元翰担任其贡举助手。《旧唐书》卷139《陆贽传》载，贞元七年，陆贽“拜兵部侍郎，知贡举。时崔元翰、梁肃文艺冠时，贽输心于肃，肃与元翰推荐艺实之士”。是年，韩愈终于以第13名登科。以后，韩愈回忆当年往事时说：“往者陆相公司贡士，考文章甚详，愈时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陆之得人也。其后一二年，所与及第者皆赫然有声，原其所以，亦由梁补阙肃王郎中础佐之。梁举八人无有失之当也，至今以为美谈。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无足信者，故蔑蔑无闻。”(1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