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清]钱谦益：《尊拙斋诗集序》，《牧斋有学集文抄补遗》。
(33)按元稹所言，当年白居易诗篇传播主要依赖师友、世人间手抄口传，通过驿站、题壁等方式流传。详见白居易：《白居易集》第1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页。
(34)据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所录，敦煌《秦妇吟》写本新增有《俄藏敦煌文献》第11册Дx．四五六八（右）《秦妇吟》残片，是已知的第11个《秦妇吟》写本。按：敦煌发现11种《秦妇吟》写本，抄写内容彼此并不完全相同，文字亦多有出入。详见徐俊纂辑《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30—252页。另参颜廷亮、赵以武辑：《秦妇吟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张涌泉：《秦妇吟汇校》，《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8年版。
(35)按：现今中华书局版《白居易集》即是顾颉刚以宋刻绍兴71卷本作底本，参校宋明清各本进行校勘标点而成。其中《卖炭翁》一诗即被现今小学课本直接选入。详见中华书局1979年版《白居易集·出版说明》。
(36)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24页。
(37)［宋]叶梦得：《石林燕语》（卷8），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6页。
(38)按：狄尔泰的释义学以经历—表达式—理解的三角关系整体为基本理论构架，而以人的历史存在（生命）为真正对象。根据狄尔泰的生命哲学，生命是一个历史的存在，它既是一个人文关系的总体，又是一个自身展开的历史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它必然表现为语言、宗教、哲学、文学等等外在的形式。狄尔泰把这些表达式分为三类：（1）科学和理论判断；（2）实践行为；（3）经历的表达式。虽然都是生命的表达式，然而我们的生命经验在经历的表达式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艺术作品即为第三类生命表达式的典型，它具有独特的揭示生命的功能。转引自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第93页。
(39)（美）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按：此句文字转引自爱德华·萨皮尔《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一版。
(40)同上，第19页。
(41)同上，第16、17页。
(42)按：说话作为宋代民间伎艺，其话本多为师徒隐秘相传。此外，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又载，南宋高宗“喜阅话本”，内珰辈广为搜求。而高宗却“一览辄置，卒多浮沉内庭，其传布民间者，什不一二耳”。
(43)叶昶：《宋代话本小说及其存在条件》，详见王小盾主编：《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281页。
(44)《春秋左传注疏》（卷35）载：“豹闻之，太上有立德（杜预注：黄帝、尧舜），其次有立功（杜预注：禹、稷），其次有立言（杜预注：史佚、周任、臧文仲），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45)［清]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4），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46)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266页。
(47)《孟子注疏》卷六《滕文公下》，详见《十三经注疏》。
(48)金柏东：《温州文献丛书·温州历代碑刻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49)［汉]班固：《前汉书》（卷6）记载：“去病与左贤王战，斩获首虏七万余级，封狼居胥山迁还。”［唐]颜师古注曰：“登山祭天筑土为封，刻石纪事以彰汉功。”
(50)（加）哈罗德·伊尼斯：《传播的偏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
(51)同上，第14页。
(52)（美）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6页。
(53)（美）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页。
(54)［宋]苏轼：《苏轼文集》卷11《李氏山房藏书记》，中华书局1986年，第359页。按：［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9）记载：“李尚书公择，少读书于庐山五老峰白石庵之僧舍，书几万卷。公择既去，思以遗后之学者，不欲独有其书，乃藏于僧舍。其后，山中之人思之，目其居云李氏藏书山房，而子瞻为之记。”
(55)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前言》，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0页。
(56)［清]袁枚：《随园诗话》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683页。
(57)《新唐书·贾岛传》载：“岛字浪仙，范阳人，初为浮屠，名无本。来东都，时洛阳令禁僧午后不得出，岛为诗自伤。愈怜之，因教其为文，遂去浮屠，举进士。”《唐诗纪事》载：“岛为僧时，洛阳令不许僧午后出寺，贾有诗云：‘不如牛与羊，犹得日暮归。’韩愈怜其才，俾还俗应举。”
(58)按：苏仲虎即苏符，是苏轼长子苏迈的次子。余嘉锡认为，“京师印本《东坡集》者，皆指《前集》言之”。（《四库提要辨证》卷22）曾枣庄考证苏轼“令仲虎取京师印本《东坡集》，诵其中诗”，很可能在苏轼一家惠州相聚或共同北归之时。由此推断，“京师印本《东坡集》”当印行得更早一些，可能刊印在元祐末年。详见曾枣庄：《苏轼著述生前编刻情况考略》，《中华文史论丛》1984年第4期。
(59)［宋]陈鹄：《西塘集耆旧续闻》卷2，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04页。
(60)戴文葆：《关于印刷术起源的论争》，《出版科学》1997年第2期。
(61)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60页。
(62)按：这里主要指的是迄今发现最早的书籍刻本，而非其他种类的印刷品。
(63)无名氏：《爱日斋丛抄》（卷1），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64)《大正大藏经》卷55《目录部》。引自《禅林寺宗叡僧正目录》（1卷）收于《大正大藏经》第55册（№．2174B），《大正新修大藏经》，日本大藏经出版株式会社©授权CBETAJ输入及公开。又见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
(65)肖东发：《中国图书出版印刷史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2页。
(66)张秀民：《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及其影响》，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59页。
(67)问曰：“元微之序白乐天《长庆集》亦云：‘缮写摹勒，炫卖于市井。’摹勒即刊刻也。则唐时已开其端欤？”［清]赵翼：《陔余丛考》卷33《刻书书册》。
(68)［唐]白居易：《白居易集》（卷70），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66页。
(69)张泽咸：《唐代工商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2页。
(70)按：毋昭裔935年任后蜀宰相后，在成都雇工雕印有《文选》、《初学记》、《白氏六帖》。详见张秀民：《五代吴越国的印刷》，《文物》1978年第2期。《旧五代史·和凝传》载，宰相和凝“有集百卷，自篆于板，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焉”。
(71)白居易《白氏长庆集》载曰：“白氏前著《长庆集》五十卷，元微之为序，后集二十卷，自为序；今又续后集五卷，自为记。前后七十五卷，诗笔大小凡三千八百四十首。集有五本：一本在庐山东林寺经藏院，一本在苏州南禅寺经藏内，一本在东都胜善寺钵塔院律库楼，一本付侄龟郎，一本付外孙谈阁童。各藏于家，传于后。其日本、暹罗诸国及两京人家传写者，不在此记。……会昌五年夏五月一日，乐天重记。”另，白居易《刘白唱和集解》载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一二年来，日寻笔砚，同和赠答，不觉滋多。至大和三年春已前，纸墨所在者，凡一百三十八首。……因命小侄龟儿编录，勒成两卷，仍写二本：一本付龟儿，一授梦得小儿仑郎，各令收藏，附两家集。……己酉岁三月五日，乐天解。”详见《白居易集》第四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53、1452页。
(72)“夹缬”是一种古老的印染工艺。《辞源》解释：“唐代印花染色的方法，用二木版雕刻同样花纹，以绢布对折，夹入此二版，然后在雕空处染色，成为对称花纹，其印花所成的锦、绢等丝织物叫夹缬。它与印刷技术的不同仅在于其所印的是雕花纹饰，且印于织物之上。”按：唐代普遍流行蜡缬、夹缬和绞缬三种方法。其中，“夹缬”是用两块相同花纹的版模将织物折叠夹紧，然后再行浸染，染出的图案工整对称，能套染多种颜色，是一种直接印花的方法。此种技艺盛行于唐宋，明清以后逐渐失传。如今，在浙江温州地区又找到了民间流存的夹缬作品，是用雕成对称的花版将织物夹在中间进行染色，属于我们今天所称防染印花中的一种。
(73)按：肖东发认为，由印章技术过渡到雕版印刷术，必须解决如下三方面问题：一是能够进行大型反文雕刻的技术方法；二是大面积刷墨印刷经验；三是由“唯印性”向“泛印性”的功用转向。详见肖东发：《中国印刷图书文化的起源》，《出版科学》2000年第1、2期。
(74)《“可怕的处境——关于访问巴德尔问题与萨特的谈话”》，《外国哲学资料》第5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51页。
(75)《法苑珠林》（卷39）载：“《西域志》云：王玄策至大唐显庆五年九月二十七日，菩提寺主名戒龙，为汉使王玄策等设大会。使人以下各赠华氎十段并食器，次伸呈使献物龙珠等具录大珍珠八箱，象牙佛塔一，舍利宝塔一，佛印四。至于十月一日，寺主及诸众僧饯送使人。”
(76)《南海寄归内法传》（卷4）载：“造泥制底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或积或聚，以砖裹之，即成佛塔；或置空野，任其消灭。西方法俗莫不以此为业。”
(77)《云仙散录》印普贤像条引《僧园逸录》载：“玄奘以回锋纸印普贤象，施于四众，每岁五驮无余。”按：有学者从普贤崇拜的形成和玄奘本人的宗教信仰两个方面分析，认为玄奘“印普贤像”是不可能的。详见曹之、霍艳芳：《玄奘印普贤像质疑》，《出版发行研究》2009年第3期。
(78)葛洪：《抱朴子·登涉篇》附有“入山符”、“避虎狼符”，另有“老君所戴百鬼及蛇蝮虎狼神印”。此印以枣之心木方二寸刻之，“再拜而戴之，甚有神效”。详见葛洪：《抱朴子内外篇》卷四，四库全书本。
(79)苏勇强：《元稹“模勒”续考》，《晋阳学刊》2006年第1期。
(80)作者按：事实上，人类生活地上，无法站得更高。由于视野有限，或思想有限，每个人至多只能在自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做到有限的甚或是片面的“智慧”与“深刻”。古今中外的哲人，如孔孟、老庄、柏拉图、尼采都拘于自己的片面的智慧与视野，尚不能做到思维转向，何况那些惯常使用印章、夹缬印染的平常人，期待他们“印刷意识”的萌生绝非易事。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从印章至雕版的诞生，其技术并无重大突破，都是将图案、文字刻于金石泥木之上，它们之间只有或主动或被动，或印于泥膏、布帛，或印于纸张的差别。故若印刷技艺本身而言，其早在印章出现的先秦时代就已初具其形，不过那时印出的成品称作“泥封”。随着时代的发展，一旦有适合刷印的纸张出现，人们又能“思维转向”地将原用于泥封、布帛印染的这项技术运用于纸张，真正意义上的“印刷术”才宣告诞生。由于雕版技术早已存在，因此自有纸张以来，唐宋以后诞生的“雕版印刷术”更应该科学地称之为“纸张印刷术”。
(81)（美）卡特：《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吴泽炎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43页。
第一编 五代十国至北宋：印刷文化传承
事实上，晚唐五代的社会状况由于时代混乱、资料缺乏，欲详实研究往往易流于奢望。于是，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中国社会历史和文学的研究，常常是史必曰唐宋，文必曰诗词，而对于中国历史上过渡时期的历史和文学，往往重视不够。人们常常忘了唐宋之间曾有五代十国，忘了宋元、元明、明清之际均有新旧交替时期。而文学常常就在这段时期内，或呈现出异彩，或为即将到来的兴盛准备了条件。五代十国的经济、文化对于北宋文学的影响，正体现了作为过渡时期所拥有和呈现的蕴蓄。具体印本刊刻而言，五代十国实为北宋文学兴盛奠定了书籍、人才、文化和制度传承，以及纸墨印刷技术等前提条件。
据《宋史》记载：“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陵迟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然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1)而《五代会要》、《册府元龟》等历史文献亦可证实，五代十国确是中国文学作品由抄本时代转入印本时代的特殊历史时期。相比以前，这一时期印刷的显著变化是出现了较多与文学作品相关的刊刻事例。例如：五代时和凝曾自刊文集，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2)乾德五年，前蜀僧人昙域雕印其师贯休的诗文集，题号《禅月集》。(3)而南唐刘绮庄则刻有《绮庄集》十卷。(4)此外，在这一时期，南方闽地还有商人刻印徐夤的诗赋在市场上售卖。由此可见，有确切年代记录的诗文专集始现于五代。(5)
至于中国古代较早文学印本的证据为何不出现在唐代，反而集中出现在社会动荡的五代时期？其中原因，我以为首先是人们对于印刷的“革命性应用意识”，经过中、晚唐的历史过渡与沉淀，最终在五代时得以“历史觉悟”的必然结果。其二是当时社会或个人（世界、作者与读者）对于文学作品传播有了更迫切的需求，而凭借传统抄写方式已无法全部满足当时社会与个人的双重需要，由此催生了文学作品的雕印售卖，这也就造成了所谓“雕版印刷技术在初唐时期虽已产生、应用，但大量用于诗文作品的印刷已是宋代以后的事。”(6)相关论述我们在《引论》中已有涉及，此不赘言。
在晚唐五代的诸多印刷事实中，尤其值得关注和凝一例。和凝是五代时期著名的文臣，先后仕于后晋、后唐等朝，曾官居宰相之位。孙光宪《北梦琐言》（卷6）载：“晋相和凝，少年时好为曲子词，布于汴洛。洎入相，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相国厚重有德，终为艳词玷之。契丹入夷门，号为‘曲子相公’。所谓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士君得不戒之乎？”(7)
关于曲子词，任半塘先生考证，“依据历史肯定唐、五代342年间的歌辞乃曲子和大曲二体”，而曲子词并不是指赵宋词业的“词”。总体而言，宋词起源于唐曲子，唐曲子创始于隋燕乐。此外，“‘曲子’不但名目和‘词’不同，连性质上二者也迥别；曲子含义的主导部分是音乐性、艺术性、民间性、历史性，都较词所有为强。由于唐曲子词的曲牌名目广泛出现在唐、五代民间书手笔下，有较强的民间性”(8)。所以，像和凝这样一位精通曲子的文人，一旦做了宰相高官，出于名声考虑，他便专门“托人收拾焚毁不暇”。然而，即便是这样，和凝的名声还是被艳词玷了清白，终得了“曲子相公”的雅号。名声已被艳词玷了清白，就免不了要以雅言作品的有效传播来补还。因此，或是考虑个人“声誉”，以及“讳其名，又欲后人知”(9)的缘故，和凝敏锐地发现了书籍版印对于“立言流芳”的好处。在和凝版印文集的同时，天福五年（940），后晋石敬瑭喜好《道德经》，曾命道士张荐明以《道》、《德》二经雕上印版，又“命学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颁行天下。”（《旧五代史》卷79）此外，据宋刻本《颜氏家训》所附沈揆《跋》云，《颜氏家训》流传至南宋，除了蜀本、闽本，还曾有过“五代和凝本”(10)。由此可证，和凝当年雕印文集并非孤立事件，而是其参与多项雕印活动中的一项。由于和凝乃是五代文人版印个人文学作品的第一人，所以备受学者重视。
社会与个人需求的相互结合，一旦突破了纸张印刷仅限于佛经、历书的“惯性使用”(11)，人们对于印刷的“突破性应用意识”也由此产生。因“尤好声誉”，和凝将原来广泛用于历书、佛经、道经的版印方法用于自己作品刷印，将自己“拿得出手”的文集作品勒成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旧五代史》卷127），以期实现自己“立言流芳”的愿望。而和凝、贯休等人的文学印刷在这一时期较为集中地出现，以现有证据材料而言，恰也证明了书籍刊刻对于文学的影响应该始于五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