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阿弥、世阿弥不但是演员，而且是脚本、歌曲即谣曲的作者、作曲者，留下了众多成果。世阿弥更是写出了《风姿花传》等表演艺术论著，发表自己在表演等方面的独特见解，是一位天才型人物。他受到了足利义满等统治者的宠爱，将田乐能吸收到民间艺术的猿乐能中，成功地将猿乐能提升至从统治阶级到大众各阶层都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化高度。
猿乐能（现在称为能乐）的大众文化特征，可以从地位特殊的曲目《翁》出自庆祝丰年的农耕仪式的巫术、能面上留有民间巫术活动中使用的鬼面痕迹等方面略窥一斑。尤其在观阿弥的时代，还保持着丰富的大众性。值得注意的是，他所创作并爱演的《自然居士》等曲目，都是以民间十分熟悉的真实人物为原型创作的作品。在取材于古典并拥有大量曲子的谣曲中—如以表现被人贩子拐走孩子的母亲悲伤心情为主题的《隅田川》等—之所以存在不少取材于当时社会现实的作品，也是由于继承了这一传统之故吧。
但是，到了世阿弥的时代，取材于古典的作品多了起来，与此同时，观阿弥奔放的特色愈发洗练，风格变得十分典雅。例如集中表现在静寂的古寺内思慕恋人的女性情感的梦幻能乐《井筒》、由诗歌般的辞章串联起来表现对离别丈夫满怀哀怨恋情而死去的妻子的悲剧《砧》、描绘背叛了与妻子再会盟约而自杀的败军将领痛苦情感的《清经》等，迄今为止被认为是最高杰作的曲目都来自这些作品。也可以说这些用美丽辞章表现人的爱憎与命运典型的戏剧，是综合了王朝物语与中世世界观之后得以成立的艺术。
今天的能乐，在江户时代是武家的式乐[36]，形式似乎比较死板，室町时代演奏能乐的节奏好像比现在更快，这是由能乐的演出时间推算出来的。因此，通过现在的能乐来论及十四和十五世纪的猿乐能会有些问题，但有着被极度象征化了的舞台设计与表演—如仅将右手靠近脸部就能传达比失声痛哭更为强烈的印象、只要稍将面具上下改变角度（这称为“悦色”“愁容”等）就能表现微妙的感情变化—等出色戏剧效果的能乐，在十四和十五世纪的文化下克上的大环境中得以发展，这一事实对于回答在何种条件下才能诞生优秀文化这一问题时，可谓给予我们很大启发（图30）。
在猿乐能演出间隙表演的狂言，恐怕是吸收了古代猿乐模仿表演的元素而诞生的艺术。它与表现古典式主题、以典雅华丽的古典辞章组成的谣曲为脚本的优雅猿乐能不同，以现代众生相为主题内容，毫不留情地揭露武士和僧侣等统治阶级生活的内幕。并且，用当时的口语表演的狂言，与歌舞音乐元素大于戏剧元素的猿乐能相比，更是完全侧重于戏剧。不仅如此，它在题材上吸收了形形色色的大众生活，构成了符合平民趣味并能博人开怀大笑的通俗喜剧，从这点来看，和过去任何一种艺术相比，它都称得上是最大众的艺术。不过，狂言的讽刺和揭露流于表面，结构也很公式化，缺乏独特的个性，不得不说缺少艺术上的深度。
同样，在谈到被称为“御伽草子”的室町时代的短篇物语时也能如此断言。在这一拟古物语消亡、军记物语也失去了生命力的时代中，占据主流地位的御伽草子，作品和结构都很公式化，是艺术上极其朴素幼稚的文学，在接下去的时代中被当成了女孩子的玩物也并非没有道理。以常陆国的制盐工为主人公的《文正草子》、以伊势国身份卑微的沙丁鱼贩为主人公的《猿源氏草子》等作品，有的以身份低下的平民的命运为主题，有的大量吸收了民间口头传承的故事成分，大众艺术的特征十分明显。必须注意的是，我们可以从中找到民间流传的众多故事，这是旨在服务于天皇制正当性而经《古事记》《日本书纪》等著作体系化的神话记载所遗漏的。作为古典贵族艺术迈出第一步的日本小说文艺，到了江户时代作为商人文学得以重振，中间必定要经历这样一个阶段。
图30 能乐（现代能乐舞台上表演的《野宫》，金子桂三氏摄影）
进而，这一时代还诞生了不属于通常艺术分类中任何一种门类的艺术，即独特的“茶道”艺术。它的出现也和文化的下克上的大局有关。荣西从宋朝带回的药用饮料—茶，很快变成了嗜好品。自南北朝时代前后起，武将中出现了一种豪奢的赌博活动—茶会。到了十六世纪初期，京都城里流行在闹市中的小屋里举行斟茶品茗的茶会，该小屋建于树荫下，称为“数奇”，只有四张半榻榻米大小。这种活动与过去奢侈的茗茶会的性质截然不同，它发展成为后来称为“佗茶[37]”的茗茶会，据推测该茗茶会应该是来自另一个不同源流。关于这种茗茶会的起源，由于缺乏史料而不甚明了，但是与统治阶级奢侈的茗茶会不同，是始于民间的朴实的茗茶会，后来愈发讲究，发展成“数奇”的茗茶形式。这种茗茶会进而又在上流阶层中流行开来，从中也能看到文化自下而上的上升过程。
这一时代的文化不仅如此这般地扩大了中坚力量的阶层，而且在地域上也扩展到全国。武士在各地建立自己的强大势力，尤其在大名领国形成以后，势力强大的大名城邑同时成为地方文化的中心，加上中央贵族的没落，京都也变得不再是必然的文化中心，因此，地方上的文化财富积累以及新文化的创造中值得留意的东西日益增多。
下面所举的事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但可以作为事实用来证明上述的大趋势。如上杉宪实在下野创建了足利学校，许多武士为了研究兵书而前往学习，相关的学术研究十分繁荣；在中国地方[38]，以富强自居的大内氏的山口收集了大量经典的古抄本，大内氏还亲自出版儒教的典籍；雪舟以及雪村等杰出的画家们，继续在地方上从事创作活动，有关这一点我在后面还将详细叙述。迄今为止的日本文化史专注于京都一带的舞台，而在此之后，它在全国舞台上的展开则成为可能。
宗教世俗化带来的新文化发展
镰仓时代高涨的宗教精神，令佛教界诞生了众多新宗派。新佛教教团借时局变动的东风，从十四世纪末至十五世纪大幅度扩大阵线，奠定了牢固的大众基础。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十五世纪中期日莲宗的日亲和净土真宗（亲鸾所创立的净土宗的一个派系，称为“真宗”或“一向宗”）的莲如的活动，分别在都市商人阶层和地方农民阶层中推广佛教。特别是莲如领导的本愿寺教团，在各地发动了一向宗暴动，势力迅速壮大，甚至威胁到了武士的统治地位。如果统计在前近代保持了相对优势的昭和初期的全国寺院的话，根据各宗派的数据可以看到下列排位顺序：真宗以一万九千多所位居第一、曹洞宗一万四千所、真言宗一万二千所、净土宗八千所、临济宗六千所、日莲宗四千九百所、天台宗四千五百所，从新佛教各派占据压倒性多数这一点也能了解，这一时代新佛教教团的发展十分显著。从贵族信仰发展起来的旧佛教，依靠的是统治阶级给予的寺领庄园，而直接抓住民众的新佛教，巧妙地利用民众地位上升这一历史大趋势，从而取得了这样的成绩。
但是，教团外部的发展并非必然象征着佛教精神在思想上的成长。恰恰相反，它在很大程度上让人感觉到，正是因为淡化了开宗鼻祖严格的宗风，并与社会现实妥协才得以扩大阵营。证据就是，尽管教团得到了发展，但十五世纪以后并没有出现值得称道的佛教思想发展，大致在这一时期，佛教丧失了在日本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佛教美术在这个时代，之所以水平明显下降，虽然也与新佛教基本上不重视建寺造佛等外在功德不无关系，但不能不看到其中的一个原因在于，新佛教丧失了古代般热烈的宗教精神，创造优秀佛教美术的能量已经枯竭。
之后，佛教在很长的岁月里保持了其不可小觑的社会地位，却难以掩盖其宗教世俗化的倾向，禅宗文化的内容则如实反映了这一点。临济禅得到了以足利将军为首的统治阶级的大力保护，由足利义满引进宋朝制度并指定的五山[39]禅僧，甚至成了室町幕府的政治顾问，参与政治、外交、贸易等事务，在艺术、学术领域中也扮演起了指导性角色。禅宗文化在十四和十五世纪文化界所占的比重虽然很大，但尽是一些对于深化宗教精神不起任何作用的东西，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禅宗文化的流行，成为宗教文化向世俗文化转变的第一步。
禅僧的日常修行中，饮食起居无一例外试图原封不动地再现中国禅宗寺院的规矩。来往于明朝的禅僧们，则热衷于学习明朝文化。因此，五山禅僧与统治阶级密切勾结的结果，是自然而然地为上流社会造就了中国式禅宗文化趣味横溢的局面。古代贵族文化失去权威的这一时代，在贵族化了的上层武士面前，作为适合于为其崇高地位装点门面的新贵族文化，外来性较强的禅宗文化较之从底层发展起来的大众文化更符合其口味，受到了他们的宠爱。另一方面，在大众化倾向非常鲜明的室町时代，禅宗那样的贵族文化之所以受到尊重，其历史原因应该也是出自上述背景吧。
禅宗文化中，首先必须提到的是五山文化，但可以说它不外乎是游离于日本人现实生活的禅僧们出自卖弄学问的心理而创造的智力游戏。例如一休的诗歌，甚至赤裸裸地描写了性，然而他那宗教与文学浑然一体的诗歌也仅停留于反映日本禅文学的独创境界。玩弄语言文学技巧本身脱离了禅的宗旨，因此，五山文化的繁荣终究不过是禅宗文化世俗化的一个标志罢了。不过，正如我在前面也稍有提到的那样，作为禅僧研究中国文化的副产品，朱子学的研究开始盛行，这个时代终于诞生了几部著作，成为考察下一个时代儒学繁荣状况的历史前提，值得我们关注。
其次，在造型美术的领域里，禅宗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前面已经阐述了“顶相”，水墨画的流行也与禅宗有着密切的关系。用单一墨色画出极度抽象的线条和构图、从精神角度来表现对象的水墨画，取代以情趣和色彩为生命的大和绘，成为这个时代画坛的代表，这意味着它完全切断了与日本画既往历史的联系，形成了新的传统。
活跃于十四世纪中期水墨画初期的画家默庵以及可翁都是禅僧，他们的主题也以布袋图、五祖六祖图等宗教画居多。由此可知，水墨画是禅文化的一个构成元素。进入室町时代以后，虽然在水墨画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如拙和周文等人均出身禅林，但是绘画本身逐渐向宗教色彩淡薄、观赏性强的艺术转变。前面也提到大和绘也与和歌、屏风画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五山文学中的自然关照，则通过诗画轴这一形式与绘画结合，自此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宋元风格山水画的发展。从切断与日本绘画传统的联系、专注于学习中国绘画技法开始起步的水墨画，不仅在技法上，而且主题、构图等无一跳出模仿中国画的框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日本人艺术的独特性，并非毫无疑问。
1469年（文明元年）从明朝回国的雪舟的作品中，终于诞生了日本人的创作中足可自豪的水墨画杰作。雪舟也努力向夏珪等中国画家学习，这一点与前辈诸多画家没有区别。然而，他不仅全身心成功把握了自然的力量，而且远离世俗化了的画坛，居住在丰后、周防等偏远地区，在与各阶层人的广泛接触中从事创作，画出了真正以日本人精神为精神的水墨画，而不是对中国画的模仿。通过对空间进行纯视觉处理来构成绘画独有的造型美，这是雪舟在日本绘画史上的首创，也是因过度追求艺术趣味而使造型艺术的独特性稍有欠缺的大和绘中无法见到的，《秋冬山水图》《山水长卷》等作品便是其中的代表（图31），雪舟不正可以称为日本最早的个性画家吗？
图31 雪舟的《秋冬山水图》
《风涛图》的作者雪村，也是堪称在水墨画的日本化进程中占据了重要地位的画家。虽然在气势上不及雪舟，但他的《风涛图》，在冰雪覆盖的东北地区严酷环境中敏锐抓取了激荡震撼的大自然威力（图32）。
图32 雪村的《风涛图》
总之，水墨画源于禅宗，但在不知不觉中摆脱了宗教意义，独自发展成表达自然关照的艺术。然而，水墨画所开创的新造型美学，在追求和汉综合技法的狩野派手中，与大和绘的色彩主义相融合，成为后来日本画蓬勃发展的出发点。
在繁杂的对象中舍弃并非本质的东西，只以象征手法将本质的事物表现为单纯形象，这就是水墨画的目标，在大自然中对这一目标进行造型化尝试的，就是从大约十五世纪开始引人注目的这一时代特有的庭园样式。
古代贵族嗜好庭园之美，他们在“寝殿造”的住宅中建池、筑岛，还在他们建造的阿弥陀堂的前庭造池、立石。这种趣味来自室町时代，足利义满在北山建造的别墅—金阁寺的庭园，其创意似乎与古代净土教寺院的庭园出自同一源流。
但是，室町时代中期以后的禅宗寺院，将广袤的大自然压缩在一个狭小的空间，用象征性手法来加以表现，就此开始了新样式庭园的建设。如龙安寺的石庭（图33），只在别无他物的白砂石上配置大小不等的十五块石头表现大海的意境；大德寺大仙院的庭园（图34），在犹如猫额般狭窄的场地上同样仅用石块组合制造出溪水从深山流入谷间的复杂景观，这些都是出类拔萃的事例。同时，它们也是在一粒微尘中发现全宇宙生命这一佛教泛神论哲学的艺术表现，所以也许并不能说与宗教无关，不过，也可以说这是禅宗文化脱离宗教特征向纯艺术方向转化并日趋精湛的典型事例。
图33 龙安寺的石庭（图片：TPG）
图34 大德寺大仙院的庭园（图片：TPG）
较之庭园，在与人的日常生活关系更为密切的住宅建筑中更是出现了同样的现象。现代被视为日式榻榻米住宅基本配置的壁龛、搁架、客厅等，无论在古代贵族的“寝殿造”还是镰仓时代的武家住宅中都尚未出现，它们构成了室町时代末期出现的书院造[40]住宅建筑的特色，其源流则来自寺院中的僧侣书斋。尤其是生活在现代的我们十分熟悉的“玄关”就来自禅宗的专业术语，从这一点来考量的话，应该说不少方面受到了禅宗寺院的影响。寺院建筑通过书院造（图35）而为一般住宅建筑所采用，由此可以看到宗教文化世俗化的特征。
图35 书院造
书院造的形成，创造出了只有以书院造结构为前提才能理解的各种文化形态。在这之前，除了礼拜用的佛画之外，提到用以欣赏的绘画，不是屏风画，就是展开在书桌上的画卷，但是有了壁龛之后，挂轴就能挂在壁龛上欣赏了，挂轴不仅成了日本画的一个重要形式，而且比屏风画以及画卷的形式更加简易，使日本画在大众中比过去更易普及。
花道的形成，如果忽视了与书院造住宅的关系也无从谈起。因为壁龛诞生后人们才开始在住宅的客厅里放置花瓶，有了欣赏插花艺术的场地。在花瓶中插花，本来是供佛的一种礼仪。平安时代的贵族住宅好像也放置花瓶，他们有插花的场地，但是插花（图36）成为一种艺术并开始出现专业的名人还是在进入室町时代以后，从那时起客厅的壁龛用插花来装饰成为不可或缺的要素。总之，为了供佛而进行的插花，在不知不觉中其宗教的用途被淡忘，变成了将日常生活艺术化的手段，这一点与前面论及的诸多现象相同，可以从中理解宗教的世俗化特征。
图36 池坊专好的插花（山根有三提供）
室町时代的日常生活
如果说七至八世纪是致力于引进隋唐文化的时期，那么十三至十五世纪则可以说是引进宋、元、明文化的时期。并且，巨大权力集中在少数统治阶级手里的七至八世纪的时代，对大陆文化的引进貌似十分繁荣，但是其影响力所涉及的范围却十分狭窄。与此相反，在民众地位上升的十三至十五世纪，外来文化的影响，表面上看来并不那么声势浩大，但对日本人的生活实质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
例如，八世纪以来日本也曾铸造“和同开珎”及之后的货币，通过律令政府的权力强制流通，然而，在经济不发达几乎不需要货币流通的古代，货币经济最终走向衰落。进入镰仓时代以后，由于流通经济得到了飞速发展，货币的需求变得十分迫切，于是大量引进宋钱、元钱、明钱，通过这一舶来的铸造货币，日本终于进入了货币经济时代。不能忽视的是，外来文化已不再仅仅是统治阶级奢侈的消费品了。
镰仓时代，加藤景正赴宋朝学习大陆的制陶技术后回国，开始有了濑户烧[41]；过去除了麻和葡蟠等粗硬纤维只有丝绸等奢侈品的日本，从明朝以及朝鲜引进了棉花，室町时代后半叶起在以三河为中心的地带开始栽培。棉花从此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衣料品，作为外来文化为日本人日常生活带来的进步，这难道不是值得特书的现象吗？
“可以想象，棉花给我们生活带来的影响，远比毛衣以及更早的薄毛呢大得多。”“过去单纯的日本人，如果没有使用棉花，除了麻布就没有东西可以用来裹体了。”“对于在山野里干活的男女，丝绸实在是太过陌生，而且过于光滑，也有些冰冷的感觉。在柔软度和触感上，棉花无疑更胜一筹。其次，棉花很容易染成各种颜色，过去一直以为那是丝绸阶级才有的福利，现在也能按照我们的喜好随心所欲地染成各种华丽的彩色花纹。”“轻柔蓬松的衣料穿在身上时舒适的压迫感，让人的肌肤产生多种感觉。胸毛和背毛的生长变得不再需要，身体和衣物的亲近感变得愈加强烈。”“另一方面，过去以为只能用眼睛欣赏的红、绿、紫等色彩，现在从大自然走近我们，成了属于每个人身上的色彩。内心的活动见之于行，无论是歌是泣，人变得比过去美丽十分。这意味着，在用上棉花后，生活的情趣不知不觉变得更加浓郁，无论曾经身着粗纤维的我们，还是身披毛皮的西方人都是一样。但是，在日本又有了促使我们发生相同变化的另一种力量，它叫作‘濑户烧’。白木碗扭曲变形，一经使用便变得肮脏不堪，用水洗也只是自我安慰。”“于是，一种洁白而散发着柔光的物品进入了我们的生活，它只需用二合或三合米的价格就能买到。通过每天早晚捧在手里的这种杯碗，我们便能看到以前属于宗教领地的真实的圆相。它没有理由不对平民的文化作出贡献。就像过去达官贵人欣赏佩玉的声音那样，门牙磕碰陶瓷发出的幽远声响，甚至让人忘却画着松鹤、青松的美丽漆杯带来的喜悦。”（柳田国男《棉花以前》）以上的体验，我们不能仅视为诗人的空想而充耳不闻。
这一时代，大陆文化的影响第一次在日本的饮食生活中广泛表现出来。料理中使用油的人多起来了，茶和糖的使用也开始盛行，人们开始制作豆腐和包子，这一切无疑都是这一时代从中国引进的大陆风味的食品（不过，包子里加入豆馅儿是日本人的发明，中国是一律放肉馅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