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体制的倾斜与商人艺术的成熟
商品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武士和农民的贫困，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得日益严重。1716年（享保元年）就任第八代将军的德川吉宗发动的享保改革，目的就在于抑制这一势头，并重新强化封建秩序。在第十代将军家治治下，自1767年（明和四年）以来掌握实权的田沼意次推行的政策是与御用商人联手，这不外乎表明他试图顺应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但是，官商勾结所产生的金钱力量公然横行，因而受到指责，导致田沼下台。1787年（天明七年），第十一代将军家齐治下，松平定信就任老中[59]，开始了宽政（1789年以后）的改革。他重新采用复古主义的政策，以整顿纲纪为目标，强行实施了诸如鼓励节俭、抑制奢侈、救济武士、防止农村荒废等各种举措。
1793年（宽政五年）定信引退，家齐掌握实权，整顿政治失败，上下阶层无不追求感官享受，迎来了文化文政的成熟时代。第十二代家庆治下成为老中的水野忠邦所尝试的天保改革，是在这一形势下为重新强化封建体制所做的最后努力。他不仅奖励节约、整顿风气、清理财政，还将江户周边区域划归为幕府直辖的领地，将农村的新兴商人置于幕府的直接管辖下，甚至试图实行带有极权主义色彩的中央强权政策。但是，这项政策招来了各方面的反对，忠邦不得不于1843年（天保十四年）下台，从此江户幕府走上了衰微的道路。
就这样，为了应对封建社会的矛盾激化，出现了试图抑制局面的复古干预政策和试图顺应局面的现实放任政策的循环往复，时代就在这一过程中前进。然而，在如此背景下，即便采取了复古政策，也不会如改革当事者所愿，结果只能沿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轨迹，促进封建社会发生质变。并且，在复古改革政策的时期，整顿风俗、对商人文化严加管控成为常态。然而，来自外部权力的重压绝不可能培养出健全的文化，因此，无法阻止商人文化愈发成熟并走向颓废，也势在必然，甚至导致不健康的倾向愈演愈烈，如有人摆出迎合权力的姿态，有人表面上拥护政策暗地里却寻求出口发泄欲望。
城市商人无力开辟崭新的历史方向，他们的生活即便能托太平之福促使消费文化成熟，但无法形成有效的历史条件，为创造新时代积累革新动力。正如我后面要谈到的那样，值得充分肯定的是，力图脱离封建意识形态的思想界、学术界的运动大多来自商人文化发展的支撑。然而，尤其在谈到文学艺术时，与元禄时代形成对比，以文化文政时代为中心的封建社会瓦解期的商人艺术，一如平安时代后期的贵族艺术，尽管越发精致、日益洗练，但是，与其说它直接连接力量强大的历史进步的基线，不如说它是在死胡同中发展到了极限，之所以无法摆脱这一感觉，就是由上述的历史缘由所导致。下面，我想围绕这个时代文学艺术各领域的问题，探讨它们所展示的具体倾向。
文学艺术中，以西鹤为最高峰的浮世草子趋于僵硬的脸谱化并走向衰落，分化成读本、草双纸、洒落本、滑稽本、人情本等各种类型的小说本开始流行。
读本，是取材于历史的长篇读物。泷泽马琴耗时二十八年创作的《南总里见八犬传》，以长达一百零六卷的无与伦比的篇幅而著称。但是，该作品不但人物概念化，而且由于内容中充满机械地迎合封建道德“惩恶扬善”的意识形态而显得极不自然，它仅靠复杂的情节展开吸引读者，十分乏味。这种评价，也很适合于从红皮本、黑皮本、蓝皮本、黄皮本等一众幼稚画本中脱胎而出的草双纸，尤其是长篇多卷本。
草双纸的生命力在于它是更以插图而非文字吸引读者的配图小说。由一流浮世绘画家绘制的封面以及插图，是草双纸的巨大魅力所在，这一点与过去的画卷传统有关，是一种特别的艺术形式（因此，阅读只有文字的活字印本完全不能体会草双纸的妙趣）（图54）。但是，草双纸的故事大多远离现实、荒诞不经，在插图中加入歌舞伎的舞台表演后，愈发显露丧失文艺作品自律性的倾向。
与前者相比，细腻描述花街柳巷中的嫖客与妓女对话的洒落本，虽然有些无趣，却忠实描绘了现实，因而十分自然。由式亭三马创作、从洒落本演变而来的滑稽本代表作《浮世澡堂》《浮世理发店》等，生动再现了聚集在澡堂和理发店的市井男女老少的对话，令人置身于当时庶民社会的真实氛围中。同样以滑稽本著称的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游记》中，虽然加入了许多狂言创意中特有的编造成分，和《浮世澡堂》等相比缺乏写实性，但还是能从中读到江户商人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趣味横生。
由洒落本演变而成的另一种读物—人情本，为永春水的《春色梅儿誉美》是其中的代表。它依然借助插图的魅力，在渲染背景情调的同时，以冷峻的笔触刻画花柳世界中男女的心理纠葛，再现发展到最成熟期的商人生活侧面，这一点上可谓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从这一意义而言，人情本作为文化文政时代的文学，比起读本和草双本，应该说具有更高的艺术性。不过，它作为小说还是格局有限，缺少思想深度和高尚品位。总之，从它在颓废期中难成大器这一点上，不得不让人感到商人的文学艺术已经走到了尽头。
除了文字的艺术形式外，还诞生了大众娱乐的场所—寄席[60]，讲谈、落语等用耳倾听的大众文艺的兴起，是庶民文化的一个新现象。尤其是落语，作为以大众日常生活为素材的喜剧艺术，经过一代代人的精益求精，到了现代仍然没有失去它的魅力。
到近松时为止一直是一个人操控的人偶，终于发展成三人操控，人偶净琉璃的表演技巧不断得以提升，剧本创作也在复杂的情节和多样的题材上下足了功夫（图53）。竹田出云、并木宗辅等合作的《菅原传授手习鉴》《义经千本樱》《假名手本忠臣藏》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知名度极高。这一时期的作品，尽管整体上缺乏统一的基调，但惨死于礼教而将剧情推向高潮的场面，令观众为之泪下，也让人感受到民众中蕴藏着的对非人封建道德的批判，不失为动人的舞台艺术。
图53 人偶净琉璃（现代的文乐的舞台，林嘉吉摄影，平凡社画廊，引自《文乐》）
不久，人偶净琉璃日渐式微，新内调、常磐津调、清元调等净琉璃的新流派兴起，它们与歌舞伎结合在一起，在酒席上演出，大受欢迎。
戏曲方面，歌舞伎剧本在结构上有了长足进步，幕府末期，出现了如鹤屋南北、河竹默阿弥等杰出的剧作家，他们以写实手法抓住现实世界的百态。作为传统艺术在今天依然拥有大量观众的歌舞伎，大致也在这一时期成形。歌舞伎作为歌舞剧，起步于以特定演员的个人魅力为卖点的表演艺术，并自始至终保持了这一特征。最终，剧本的艺术形式、内容的进步等价值不大被认可，依赖于主演的人气这一世俗特征十分强烈。与后期人偶剧的情况相同，歌舞伎纵然每一个舞台场景、细致入微的演技都有着吸引人的美感，但很少能在整体上打动人。歌舞伎在被视为类似于花街柳巷的不健康的娱乐场表演，演员被当成“河边乞食”的贱民，如此氛围之下，它没有机会将艺术升华也是理所当然的。
进入近代以后受到高度评价的商人艺术，宛如古代物语所经历的那样，在当时只不过是一时的消遣品而已。文学工作者也安于“通俗作家”之名，并不以迎合读者的口味为耻，因此，他们和古代的物语作者以及元禄时代的文豪们一样，缺乏正视人生、将全部热情倾注于创作的认真态度。虽然在不拘泥于儒教的伪善道德、肯定恋爱与性欲、直面活生生的人类情感等方面，他们表现出了儒学家身上没有的现实精神，但不得不看到，这些并不是在反抗封建正统道德的基础上所采取的态度，而是为了避免受到压制，在表面上迎合封建道德，张冠李戴打出“惩恶扬善”的幌子。既没有深刻的思想，又欠缺对抗现实的勇敢行动，也就难免落入猎奇的窠臼。读本、草双纸、歌舞伎等作品中，之所以充斥着残忍的凶杀、恶毒的阴谋、怪诞的幽灵妖魔、露骨的男女情爱的场景，以此来刺激读者的末梢神经，正是出自上述的原因（图54）。即使在鹤屋南北、河竹默阿弥等在描绘社会世相方面极为出色的作家剧本中，也存在着如南北的《东海道四谷怪谈》等丑恶离奇的妖怪剧、默阿弥的《红碟破碟》等以性嗜残暴的场景为中心的剧目，由此能看到颓废期的艺术特色。但是，反过来说，这也可以看成是民众对封建社会的消极抵抗，是野性能量的发泄，是对固化的社会体制、因袭的道德的反叛。近年介绍的土佐画家绘金的歌舞伎图（图55）等作品，强烈体现了这一特色。
图54 多卷本《不知火谭》的一个画面。嘉永二年至明治初年出版。展现了奇异的妖怪、残暴的杀人和虐待、丑恶的疾病等异常情景，充分反映了颓废期的艺术特色
图55 绘金的歌舞伎图（引自《太阳》1966年4月号）
韵文方面，俳谐落入俗套，值得瞩目的也就是运用华丽文字开创了新局面的与谢芜村以及如实反映农村生活情感的小林一茶等人。从“前句付[61]”的游戏演变而成的十七字诙谐诗的川柳，虽然后来走向了概念化，但在由柄井川柳任点评人的早期作品中，写出了许多敏锐抓住日常生活细微之处的杰作，与同是诙谐诗的三十一字的狂歌一样，都能从中读到太平盛世逸民的感觉。但是，由于这些诗歌也缺少认真思考人生的态度，因而没有对社会以及人生的辛辣讽刺，之后更是朝着“道破”“戏谑”等表现语言诙谐机敏的方向发展。
接下来将目光转到造型美术。浮世绘版画的技巧日益精致，成功创作出了色彩鲜艳的锦绘，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画家，如前代以来保持了浮世绘主要题材的美人图画家中有铃木春信、喜多川歌麿等人，演员的肖像画画家中有东洲斋写乐等人。春信以及歌麿的美人图，画出了极其优美的日本女性，深受人们喜爱（图56）。然而他们的作品千人一面，缺乏个性美，而且只要与元禄时代的美人图相比便能发现，画中人有气无力，可以说是颓废社会中女性的极好象征。只有写乐的演员肖像画成功抓住了人物的鲜明个性（图57），但也正因为此，他并未受到当时世人的欢迎，好像时间不长便封笔停止创作了。
图56 铃木春信的浮世绘
图57 东洲斋写乐的浮世绘（大谷鬼次扮演的江户兵卫）
为了给走进死胡同的人物画、风俗画打开一条通途，浮世绘风景画得以发展。接近幕府末期，出现了葛饰北斋和安藤广重两位天才，前者以《富岳三十六景》著称，后者则以《东海道五十三次》《江户名所百景》等深受欢迎。尤其是广重，虽然缺乏艺术深度和敏锐性，但他以沉稳的笔致，满腔热忱地描绘了在风花雪月等四季景物装点下的日本风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图58），较之略有古怪之嫌的北斋更胜一筹。
图58 安藤广重的《洗马》（《木曾街道六十九次》中的一幅）
除了浮世绘版画，重视写生的圆山应举的圆山派、松村吴春的四条派，以温文尔雅的笔致描绘京都一带的风景，深受京城富商的欢迎，但在艺术上稍欠火候，无特色可言。南画派（文人画），学习和吸收《芥子园画传》画谱以及明、清的画风，迎合以汉学功底见长的知识分子的口味，与职业画家风格迥异的作品受到推崇，涌现出池大雅（图59）、与谢芜村、田能村竹田等众多大家。他们充满诗意、超凡脱俗的作品散发着独特的气息，这一点的确是事实，但无法否认的是，他们的作品中也有着刻意卖弄清高的一面。
图59 池大雅的《钓便》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这一时代的造型美术没有达到堪与《信贵山缘起》以及雪舟、宗达比肩的高度，这一点也恰好对应文学艺术成果中没有出现能和《源氏物语》以及芭蕉、西鹤、近松等人作品媲美的情况。
然而，在这一时代的造型美术领域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与西方美术界开始了交流。西洋画的传入早在十六世纪的南蛮文化时代已经出现，当时仅有一些依样画葫芦地模仿西方作品的油画。到了这个时代，通过荷兰传入的西洋画，与兰学的流行并行，不仅诞生了司马江汉等西洋画家，而且在日本画的领域里也引进了透视法等西洋画的手法，这一点在浮世绘版画中随处可见。如果没有对西洋画中写实主义的接受，也同样不会有南画家渡边华山肖像画中的逼真感。北斋、广重的风景版画中也明显流露着如描绘云彩等方面的西洋画技法痕迹。
但是，较之西洋画对日本产生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下面这一事实，即接受了西洋画影响的日本画，在幕末开国以后反过来输出到欧洲，给予西方绘画史决定性影响。后期印象派之所以能一举改变被古典写实主义的暗色画法捆住手脚的西洋画风，开创出以鲜明的色彩构成明亮画面的境界，其中固然有着各种历史条件的作用，但至少作为其中重要的一点，必须提到他们受到了北斋以及广重版画的色彩运用方法的刺激，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例如，以不用中间色过渡而直接配以原色震惊世人的爱德华•马奈的技法，虽然是从西班牙绘画的色彩感发展而来的，但决定性的因素更在于1855年前后频频引起巴黎画家们关注的浮世绘版画的影响，这成为后期印象派诞生的契机，他们脱离过去的古典式写实主义，建立了运用明亮的色彩和画家自由视点来进行创作的崭新画风。在莫奈等人的作品中也能明显看到这一影响。天才画家梵高也热心学习浮世绘，留下了色彩强烈、富有个性的作品。
大和绘虽然曾传入宋朝受到高度评价，也有狩野派的安土山屏风画赠送给罗马教皇的先例，但并没有对中国以及意大利绘画产生任何影响。然而到了浮世绘版画，在西方绘画史上产生了决定性影响，这对于过去一味接受外国文化而几乎没有机会对其作出贡献的日本文化而言，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划时代的现象。迄今为止有关日本文化对西方文化产生影响这一基本事实甚至都未进行过充分调查，因此，避免用现有的这点知识而作深入论述是比较妥当的。不过，在仅能找到俳句给予意象主义运动（1910年前后在英美兴起的自由诗运动）的诗人们以影响等少数几个例子的当下，可以说浮世绘版画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是值得大书一笔的事实（图60）。
图60 浮世绘对欧洲绘画的影响（梵高临摹的广重作品）
科学精神的诞生
追求消费型享乐的艺术领域，并没有响起迈向新时代的强有力的脚步声，但在学术和思想领域中却明确显示出了历史的发展方向。
前章已经谈到，在作为正统理论主宰思想界的儒学内部，儒学本身的权威受到否定，出现了探寻符合日本现实道路的思想。这种倾向，使得在这一时代中所形成的与儒学完全不同系列的两门新学科完成了体系建设，由此拓展了拘泥于将中国古典的理论思想视为最高权威的儒学时代所无法拓展的视野。其中一门学科是国学，另一门则是兰学或西洋学。
国学，是元禄时代的契冲提出来的，他试图从国语学的角度对《万叶集》等日本古典展开研究。荷田春满又加上了通过对日本古典的研究来阐明古代之道的思想性内容，经过贺茂真渊到本居宣长，无论在思想性上还是在学术性上都达到了集大成的高度。尤其是宣长，耗时三十余年，于1798年（宽政十年）完成了《古事记》的注释—《古事记传》，该著作作为对日本古典的缜密的实证性研究，时至今日也仍然是《古事记》研究者案头必备的力作，有着极高学术价值，再加上盲人学者塙保己一汇集众多日本古代典籍校订编辑的《群书类丛》五百三十卷，堪称国学家建立的最大功绩。
通过从文献学角度理解日本古典来探索“古道”的国学方法论中，留下了深受徂徕学派古文词学研究方法启示的痕迹，徂徕学派试图通过研究儒教经典阐明孔子、孟子的古义。但在徂徕学派那里，将中国圣人的教说奉为绝对权威，而国学则相反，称颂从日本的古典中抽象出的日本古代之道是至高的理想，为了探求未被中国思想、佛教思想—用国学家的国语来说就是“唐心”“佛心”—扭曲以前的纯粹的日本古道，他们在古典的研究上倾注了全力。
上述的方法，意味着以颠覆徂徕学中国崇拜的形式高歌日本中心主义。与儒教思辨性道学理论同质的思想，和实证性学术研究密不可分地结合在一起，仅就这一点而言，不能说完全脱离了儒教的思维方式。他们攻击儒学家不了解脚底下的日本，只会一味地依附于中国的古典，极力强调研究日本古典的必要性，这是一个进步。但是，他们不正视日本的现实历史，只将眼光放在古代经典上，这也是直接承袭了案头学问儒教之局限性的结果。
从这一点上来看，国学还存在着无法脱离封建学术理论桎梏的一面，但是，它排斥前代以来学术研究上的通病—即对大师的学说囫囵吞枣，宣扬比起追求大师的学说，更应该追求真理，极力倡导自由讨论研究的精神，并且与儒教站在道德立场判断一切的行为相反，它主张事实真相比只停留在文字上的道德更重要，这一切都显示了前所未有的进步态度。
尤其是伊势商家出身的本居宣长认为，《源氏物语》的本意并非宣扬儒教和佛教，而在于表现“物哀”，他阐明艺术不只是道德、宗教的手段，有独立存在的理由，强调恋爱才是人类真情最为切实的表现，日本古代文学艺术中之所以存在大量的爱情主题，是因为它们符合文艺的宗旨，而斥之为好色只不过是儒教的伪善。可以说他的言论从正面批判了封建思想，显示了新的思考维度。
尽管如此，国学家的视野仍局限在为古典研究打开新的天地，并没有跳出古典的框架直接面对活生生的现实，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在继承国学传统的人中，也出现了菅江真澄这样的人物，他的足迹踏遍了信州、东北等地的农村、渔村，仔细考察了连名字都没有的百姓生活习俗，写成了一部容量庞大的游记，并加入了自己画的漂亮插图（图61），他的著作成为很久以后的柳田国男民俗学研究的先驱，因此，不能断言国学家中的所有人都无视古典以外的事物。但是，即便是真澄，其意图也并不是要在变化的历史现实中把握民众的生活，而是采取了通过民间传承研究古代生活习俗的向后回望的姿态。首先，真澄是否可称为国学家尚且有待商榷，作为一个旁系另类人物，他自然无法成为将国学从已经走入的死胡同中解放出来的突破口。
国学的主流封闭在游离于现实之外的古典文献学的研究中，甚至这一文献学的客观精神也被它自己背叛了，在世界观上也有着陷入了非理性神秘主义的一面。与国学相比，科学态度远在其之上的则是兰学，或者说洋学。
图61 菅江真澄著作插图（引自男鹿史志刊行会《新译真澄翁男鹿游览记》）
国民的视野被锁国政策遮蔽了，看不到世界的动向，即便在这种状态下，人们对西方文化的强烈憧憬、学习热情依然无法阻挡。新井白石很早就开始关注西方社会，他从企图潜入日本的意大利人西多迪那里打听世界的情况，写了《西洋纪闻》这本世界地理书。恰好在此前后，采取锁国政策的日本留下的唯一出口—长崎，与荷兰之间有着贸易往来，人们以此为窗口，坚持努力学习西方文化。有人来长崎游学以及荷兰洋行人员一年一度的“江户参府[62]”，都被憧憬西方文化的人当成绝佳的机会加以利用。于是，只不过是一名贸易公司职员的洋行经理不得不穷于应付回答各种理论上的问题。
同时，统治集团也为了强化封建体制而认识到利用西方近代科学与技术的必要性。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为了推行增产兴业的政策，重视实用的知识理论，从这个角度出发开始关注荷兰的天文、历法等，奖励兰学。只是，由于打击天主教，阅读西方读物受到严格限制，略懂一点荷兰语的只限于长崎的荷兰语译员，因此，学习西方的学术理论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
医师前野良泽、杉田玄白等人，通过人体解剖实验确认了荷兰解剖书极其准确，而中国派的日本医学书则很不可靠。于是，他们经过呕心沥血的钻研，完成了对荷兰解剖书的翻译工作，1774年（安永三年）以译名《解体新书》出版发行。这件事的前后经过在玄白的《兰学事始》中有详细的叙述。自此以后，通过荷兰原著学习西方学术理论的通道终于被打开了。
之后，大规玄泽写了兰学入门书《兰学阶梯》、稻村三伯出版了书名为《哈尔马和解》[63]的兰日辞典，为兰学研究者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图62）。进而，1823年（文政六年）来到荷兰洋行的德国医生西博尔德，在长崎市外的鸣泷塾为从全国集中到此的学生系统讲授西方学术理论，这对于兰学学术水平的提高发挥了作用。
图62《哈尔马和解》（早稻田大学图书馆所藏《江户哈尔马》）
进入幕府末期，不仅向荷兰学习，开始更广泛地学习欧洲各国的近代学术理论和技艺，将兰学进一步拓展到与“洋学”这一名称匹配的广度。习惯于因循守旧的社会，并不是没有将洋学看作异端的倾向，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洋学的价值，因此，幕府和各藩竞相竭尽全力引进洋学。
作为南蛮文化的一环得以传播的欧洲学术理论，在禁止天主教的政策下，还未来得及生根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日本开始接受近代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是学习洋学带来的结果。就像前面详细阐述的那样，日本虽然在艺术和宗教领域中创造了足以在世界上引以为傲的高度发达的文化财富，但是，几乎没有建立起称得上是科学的理性知识体系。
进入江户时代后，宗教超验的世界观终于失去了力量，人们越来越强烈地关注现实，其结果，即便是继承中国式传统学术体系的学者，实证性探求的精神也变得高涨起来。例如，先于前野良泽等人的人体解剖学，1754年（宝历四年）名为山胁东洋的学者就展开了人体解剖，并以《脏志》为题发表了该实验记录。可以说日本人就这样在科学研究的历史条件齐备的基础上开始学习洋学，并因此终于找到了掌握科学认识方法的道路。
无论是前野良泽、杉田玄白、西博尔德等人通过实验打开以生理学为基础的西方医学的门户，还是志筑忠雄研究天文学和物理学并写作《历象新书》介绍地动说，平贺源内尝试制造温度计和发电机（当时的人将电称为“爱来科特儿[64]”），伊能忠敬实测日本国土制作精密的日本地图，这些实例无疑都是成功学习近代科学所收获的成果。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实例均局限在自然科学及其应用技术的领域中。在封建学术理论牢牢统治着人的思想的时代，学习与日本社会结构迥异的欧洲的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统治阶级积极采用洋学，也仅限于用以强化封建统治的目的，不用说他们处心积虑地排除了有可能引发对封建体制批判乃至怀疑的内容。到了幕末，在不得不放弃锁国政策，外交问题显得更重要以后，无论是幕府还是各藩，更加竭尽全力地引进洋学及其技术，但是这些也都集中在能对强化军事力量发挥作用的军事科学上，恰好说明了上述这一点。
1850年（嘉永三年）锅岛藩设计反射炉制造大炮，稍后萨摩藩主岛津齐彬也创建精炼厂，开始了军事机械的制造。开港后，萨摩藩在英国的援助下开设了机械纺织工厂，幕府也在法国的帮助下在横须贺建造了造船厂，这些事例都显示出接受近代科学和技术的历史特殊性。
幕府于1857年（安政四年）创立“蕃书调所”（后改名为“开成所”），这是官方开设的研究、教授西方科学的机构，它作为今天东京大学的前身，在日本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是，在这里研究、教授的诸多学科，都直接间接地服务于军事目的。甚至一眼看来与军事没有任何关系的图画课程，也是为了学习作为军事科学基础的制图技术而开设的。将洋学的历史作用看作仅是服务于重新强化封建体制虽说有些片面，但也无法否认有这一侧面。
不过，我们也不能无视这一点，即通过学习洋学，日本人极大开拓了观察世界的视野。工藤平助撰写《赤虾夷风说考》，提出开展与俄国贸易的方案，田沼意次按照这一意见开始开拓虾夷地；本多利明执笔《西域物语》一书，主张通过建造巨轮、开放门户与西方各国展开贸易交往使国家富强起来，正如从这些观点中所能看到的那样，他们已经意识到了封闭在狭小的日本死守锁国政策是多么愚蠢，而离开洋学拓展了世界认识这一背景，这种意识的产生是无法想象的。
但是来自欧美列强的压力出现之前，统治者们所做的就是贪睡在锁国的温床上，哪怕只是多一天也好。林子平撰写了《海国兵谈》一书，预言西方各国将要进入日本，对此敲响警钟，但他被冠以扰乱人心的罪名受到处罚，统治者要做的只是极力防止人民睁开眼睛认清世界形势。兰学家渡边华山、高野长英等人举办取名为“尚齿会”的聚会，交流知识。相当通晓西方社会的他们，批评幕府下令驱赶外国船只是错误的行为，华山执笔撰写《慎机论》、长英执笔撰写《梦物语》，各自陈述批评意见，结果他们都遭到了幕府的处罚。所谓“蛮社之狱”就是指的这一事件，可以说洋学作为批判封建社会的新思想而发出的萌芽，就这样被摘除了。
在那之后，西周赴荷兰留学，学习康德等德国哲学；加藤弘之在蕃书调所的藏书中觅得西方政治学、经济学等著作，引发了兴趣，他从中了解了议会政治的长处；福泽谕吉奔赴欧洲，发现西方万人平等，不存在日本那样的等级制度，对此羡慕不已。上述的事例说明，人们开始放眼西方哲学和社会思想，不过，这些都是发生在明治维新前不久的事。从这一意义上来看，江户时代的洋学，就社会现象以及人生观的领域而言，在日本人中间传播近代精神方面没有起到太大作用。
社会革新思想的发展
放弃了哲学和社会思想领域研究的江户时代的洋学家们，在实践的行为原理上，依然只有支持封建伦理，这也是为了强化封建体制而采用洋学的统治阶级所期待的。“东方道德、西方艺术（技术之意）”这一佐久间象山的言论，可以说典型地指出了洋学的应用宗旨：站在封建伦理这一主体立场上，对自然科学以及应用技术加以利用。
但是，封建社会正在瓦解的这个时代的历史趋势，通过日本人的体验，也并非没有培养起对封建社会或者说对幕藩体制的批判。因此，即便没有系统学习西方近代社会思想，也必然会自发地产生革新思想。明治宪法下的统治者，为了强调“国体观念”是日本固有的传统精神，将近代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统统视为崇洋媚外的舶来观念加以排斥。但是，不能不看到下面这一事实，即近代社会意识，在封建社会的瓦解期已经在日本人的现实生活体验中诞生了。与西方的古典式近代社会为母胎的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不同，封建社会的忤逆子，即江户时代的革新思想，难免存在逻辑上不成熟、思想方法错误等弱点，但是，正因为有了自生的砧木，才使得嫁接明治以后的西方思想成为可能。因此，从观察日本近代思想发展前史的角度出发，应该说这一时代的社会思想所具备的意义绝不能小觑。
1752年（宝历二年）前后的时期，安藤昌益撰写了《自然真营道》（图63）、《统道真传》等著作，创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即便在那样的思想体系中，他的思想也堪比一座无与伦比的高峰。
他在思想体系的中心建立了一个破天荒的命题，即任何人都应该自己从事耕作劳动，通过生产谷物来维持生计，自己不从事生产劳动，而依靠无偿掠夺他人生产的谷物来生活的人是盗贼。进而他又运用这一根本原理严厉批判了一切历史性、社会性现象。按照他的观点，自古以来人们靠自己劳动生存从而维持了“自然世”的社会，但是，后来出现了圣人，在他们宣扬虚伪的道德之后，便进入了由天子、将军、大名、商人等依靠掠夺他人粮食来生活的盗贼统治的“法世”时代。今天，世间存在的犯罪、作恶、战争等种种弊端都由此产生，不铲除盗贼之根，世间将充满罪恶、永无宁日。废除士农工商四民的差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差别，让天下所有人建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的平等关系，回到人人耕田织布、通过自己的劳动来丰衣足食的“自然世”的社会，这才是终极理想。
图63 安藤昌益的《自然真营道》
他不仅全盘否定了阶级的对立、权力的控制、封建的身份等级制度，从根本上彻底批判政治体制和社会构造，而且，对男尊女卑的家庭制度进行了激烈抨击，他认为，一个男性与多个女性交配是禽兽之道，一夫一妻昼耕夜交，在没有上下之分的平等结合的基础上不断进行生活资料和人的再生产，这才是人类之道。
身处封建社会的中心，从根本上否定封建社会，这一果敢的独创思想究竟是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诞生的呢？昌益思想中过于彻底的观点，在江户时代是断然不能公然发表的。他的主要著作并没有多少人读到，甚至他的存在本身也几乎不为后世所知，到了明治之后才终于被人发现，关于他的生平也有众多不甚明了之处。
昌益曾在八户开业行医，后来回到故乡秋田的仁井田（现大馆市的一部分）并在那里去世，除此之外还有几个弟子的名字为人所知，仅此而已。他大概在东北地区亲眼看到落后农村的现实情况后，开始思考从事高尚的生产劳动却在穷凶极恶的掠夺下堕入生活最底层的农民贫困的原因时，终于发现了社会矛盾的本质，从而成功展开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当昌益反思自古以来一切思想尽管并不支持却都不得不默认阶级统治和剥削这一事实时，才第一次从正面开始研究这个根本问题，确立了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为其正确代言的哲学，可以说他在日本思想史上所占的地位极其重要。
拥有远远高于时代水准的激进观点的昌益思想，只是一座孤立的高峰，并没有出现发展他思想的后继者。并且，以落后农村为背景展开思考的昌益，将消灭武士阶级的剥削和商业资本的侵蚀、回到农村自给自足经济的原始状态视为理想，并没有预期通过发展生产力实现近代化。因此，他的哲学只能采取以回到古代“自然世”为目标的复古主义逻辑，而无法突破局限，正确把握现实的历史进程。
从这一点上来看，昌益伟大的哲学体系存在着最终未能摆脱被封建社会常识所束缚的一面。但是，试图正确理解历史发展、打破封建意识形态陋见的思想在其他各方面都已经开始显现—尽管尚未达到昌益彻底革新思想的高度。
当然，江户时代也在各个领域中发展了生产力，但是在封建等级制度和锁国政策下，不可能期待生产力的飞跃，树立将扩大生产力作为人类活动目标的积极人生观是十分困难的。因此，社会上广泛通用的道德是克制消费，即节俭，这是重要的道德标准，甚至出现了这样的训诫：如果不能忍饥挨饿，不去努力培养哪怕发生火灾也绝不加快脚步的涵养，就无法成为有钱人。但是，不久也诞生了通过积极发展经济、增强社会生产力才是人的最高使命的新思想。
平贺源内无论在文学艺术还是在科学技术方面都是天才型的人物，但在业已固化的社会条件下，他的才能没有施展空间，他于1779年（安永八年）病死狱中。他曾说，别人见到身边的绵羊脑子里想的只是挣钱，而自己考虑的却是怎么让日本也能生产出毛织品，不再需要从外国进口，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智慧，为国家发明有用的工具。显然，他在为社会增添财富中找到了生存价值。
到了活跃于文化年间的海保青陵，其思想进一步完善并形成体系。他在著作中论述道，表彰孝子对自己来说完全是无法理解的无意义的事情，与其做这些事，不如当有人从其他国家引进本国没有的植物来栽培，或者制造出巨轮向别国出口物产增加本国的财富，对他们的行为加以奖励，这样做有意义得多。武士依靠掠夺农民坐享其成，造成了鄙视商业的后果。青陵批判这种陈腐的思维，他说大名不也是年年卖粮换钱用以支撑各种开支吗？如果不做生意一天也活不下去，现在不是嘲笑做生意的时代，一边嘲笑做生意一边做生意的武士，他们等于在嘲笑自己。青陵表明了对流通经济、交换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正确认识。
无论是源内还是青陵，他们所做的最终都是站在武士本位的立场上提出重商主义的富国政策，并没有对封建社会的本质进行批判。虽然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思想中没有包含昌益思想那样的深刻洞见，却强烈反映出在昌益那里缺乏的对历史发展的自觉意识，不仅如此，他们超越了封建社会重农主义的正统思想，指明了新的社会发展道路，作为革新思想的萌芽，他们理应受到高度评价。
古典式重农主义，实际上是强迫农民从事过重的劳动，只是在美化抑制生活水平提高的非人性农民政策而已，它缺乏促使农业生产力进步从而提高农民地位的积极态度，对此，幕府末期的农学家大藏永常详细研究了商品作物的栽培技术，思考如何才能让卷入货币经济而痛苦不堪的农民提高哪怕些微的生活质量。不同于元禄时代农学书的代表作《农业全书》主要研究谷物生产的技术，永常的农学书《广益国产考》中的研究甚至涉及了农村家庭工业的原料栽培，就是出于上述的目的。为了启蒙安于原始陈旧的技术、不愿引进新技术的保守农民，永常实证性地研究农具的种类，减少农民体力劳动的负担，在积极寻找增产的方法上狠下功夫，他的思想即便缺乏对封建社会中农民地位的省察，也远比全盘肯定原始的农业技术并试图仅依靠对体力劳动的强化和统治阶级的温情来复兴农村的二宫尊德的思想，更符合历史发展的轨迹。
上述事例意义上的革新思想，也以某种形式包含在随着幕府接近末期而逐渐盛行的尊王论和攘夷论中。这些思想中，无疑完全不包含从根本上变革封建社会的意图。甚至尊崇天皇与忠诚幕府都毫不对立地相互并存，水户学的尊王论最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但是，开始强调迄今为止被彻底无视的皇室的存在理由，这对幕府来说并不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1759年（宝历九年），面向京都的贵族宣讲尊王论的竹内式部受到幕府的追究并流放，1767年（明和四年）常常为皇室的衰落哀叹的山县大弍，被以在军事学的课堂上谈论江户城、甲府城的进攻战术为由处以死刑，这些事件或许都有点小题大做，但是，随着幕府的政局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尊王论开始作为倒幕运动的政治战术而发挥作用。甚至包括本居宣长在内，国学家们也采取了顺应现状的保守态度，即便在宣长门下，既有伴信友等仅继承宣长的实证性学术研究的人，也出现了如平田笃胤那样的人，他们进一步发展国学复古神道，阐述激烈的实践性论点，在动荡的幕府末期的社会中，广泛给予地方乡士以及豪农阶层以巨大影响。
1853年（嘉永六年）以佩里来日为契机，在“黑船”所象征的欧美列强的近代军事力量压迫下，日本实施了门户开放政策，同时，在难以抵抗的资本主义生产的推动下开始了与欧美的贸易。在上述冲击下诞生的攘夷论，也具有朴素意义上民族主义的倾向。
历史上日本与外国的交往，暂且不提已被遗忘的久远的古代，除了蒙古袭来和丰臣秀吉出兵朝鲜等例外，基本上都停留在文化的交往，几乎没有积累国际政治的经验。因此，接受外来文化时的宽容态度自然成了常态，除了禁止天主教，可以说从未出现过排斥外国思想的情况。
但是，由黑船恐慌和贸易带来的物价飞涨所激起的憎恶感，前所未有地点燃了排斥外国的思想，与此同时，相对外国而言的“日本”这一国家观念第一次在日本人的心中生根发芽。然而，封建社会的日本，国内分割成与无数独立国家毫无二致的藩，而且人们在等级制度中被严格区分开来，民族和国家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实体。攘夷论者在朝这一方向靠拢时，他们必然会模模糊糊地考虑到通过扬弃封建式分裂来达成民族国家统一的目标。尊王论者与这一目标结合时，则形成以天皇为君主的民族统一这一极权主义的国家意识，1858年（安政五年）在安政大狱中被处死的吉田松阴等幕末尊王攘夷论者，他们的思想历经曲折开始逐渐摸索这一目标。
尊王攘夷论作为变革的能量发挥出巨大作用，更加重了它的历史意义。但不能忽视的是，其思想内容未必找到了历史进步的正确方向。在主要受到等级制度重压而心怀不满的下级武士支持下开展的尊王攘夷运动，很难指望它展现出未经扭曲的近代社会蓝图。
脱离民众力量的幕末的所谓志士们，企图恢复天皇这一古老权威，其本身就是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发展到试图阻止欧美列强发展的攘夷论，从一开始就只是不可能实现的违背时代潮流的空谈。变革的力量，鼓吹着这种错误的观念却反而在现实中发挥了巨大历史作用，这种结果上的矛盾，进而孕育了与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命运相关的重大问题，总之，从中可以让人感受到近代日本诞生时的剧烈阵痛。
但是，仅仅将尊王攘夷视作幕府末期改革的唯一指导力量是不恰当的，那只是由所谓的志士们创立的明治政府通过历史教育等手段强调的一种解释而已，目的在于夸大其词地宣扬自己的业绩，同时美化天皇崇拜与军国主义的历史系谱。我们也要看到，这一时代还是存在着与历史的本质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思想潮流，那就是农民在政治上的觉醒，尽管表面上没有尊王攘夷那么轰轰烈烈。
较之因为处于封建社会的边缘反而相对受惠的商人，农民背负了封建社会矛盾所带来的一切不良后果，他们无法像商人那样轻松地讴歌太平，无法安于维持现状。商品经济的发展，带给武士贫困，这使得他们进一步增收年贡，让原本就苦不堪言的农民生活变得更加沉重，加之自然灾害，给他们造成破坏性的影响。
农民被分散在农村狭隘的社会圈中，没有建立阶级性组织的条件。由于高强度的劳动和低水准的生活，在既缺乏知识又缺乏觉悟的农民中，无法诞生打破这一悲惨状况的革命性思想。虽然旨在反抗各种沉重压迫奋力揭竿而起的农民暴动，充其量每一次只是为一个当时的具体目标—如为了减免年贡等—而抗争，但是连续暴动的波涛，可以说在整体上为加速封建体制的解体起到了巨大作用。
其中，站在暴动最前沿而死于非命的牺牲者的名字，就像有名的佐仓宗五郎那样，被视为“义民”的榜样而传颂，到了幕府末期的动荡年代，被编入化缘谣（化缘的僧侣所表演的曲艺）演唱，或编成歌舞伎的剧目上演，发挥了激励大众的作用。
事态并不止于暴动之类的激烈运动，各地农民通过诸如监督村吏、罢免行为不端的村吏、促使村里的开支负担合理化等对日常生活中村政的运营和改革，逐渐提高了政治上的自觉意识。他们发现农民贫困的原因来自武家财政的混乱，进而，他们甚至对统治者提出了政治改革的要求，这种发挥高度政治意识的实例绝不仅是一两个。
在这一农民觉醒的背景下，幕府末期的暴动中，开始出现了着眼社会体制根本性变革对“社会改良”抱有幻想的人物。近年来的研究表明，明治前十年的自由民权运动虽然短暂，但以农村为基础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探究其历史条件，可以一直回溯到幕末农民在政治上的成长，这或许已经很接近历史真实了。
农村中没有如城市商人那样创造的灿烂文化遗产。但因此无视以农民为主体的珍贵文化传统的意义，则是不正确的。也许农民没有可用来消费的颓废艺术，但他们在极度困难条件下发挥的斗争精神，不正是日本文化史上几乎唯一的民主主义运动遗产，是现代的我们必须继承和发展的宝贵传统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