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世纪中叶到15世纪
元 至正十年（1350年，当时的高丽使用元朝年号）二月“倭寇固城、竹林、巨济，合浦千户崔禅、都领梁琯等战破之，斩获三百余级”。同年四月十四日，倭船百余艘，进攻全罗道南岸顺天府，南原、求礼、灵光、长兴等处漕运船只被掠夺。五月二十七日，倭船66艘，再次进攻顺天府，高丽军队反击，缴获倭船一艘，斩首十三。六月十四日，倭船二十艘，袭击庆尚道会原县合浦，固城、会原等地被掠。六月十八日，倭寇袭击全罗道南岸长兴府安壤。十一月十八日，倭寇袭击庆尚道东莱郡。以上是《高丽史》中1350年倭寇袭击高丽沿岸的记录。
1350年到1391年间，有据可查的倭寇入侵事件有303件，袭扰城镇591处，倭寇集团136个。这些倭寇充分发挥了在国内身为恶党的抢劫经验：恶党在国内侵攻庄园，在高丽侵寇；在国内恶党年贡抑留，在高丽倭寇漕运船掠夺；在国内恶党对庄园、政所、纳所烧讨，在高丽倭寇对役所攻击加放火，将二十年前恶党对抗镰仓幕府的一幕，如法炮制地在高丽国土上复制了出来。
日本南朝正平五年（1350年）九月，日本九州武将少贰赖尚与足利直冬合流，对抗镇西管领一色直氏。两军合流，军队规模变得更大，本来就因兵粮不足而频繁去高丽沿海劫掠的少贰赖尚，再次把眼光转向邻国高丽。一年后的日本北朝观应二年（1351年）八月，足利直东和少贰赖尚联军，攻略筑后。同年八月十日，规模高达130条船的倭寇舰队，出现在高丽王国全国漕运船只的集中地江华岛附近。紫燕、三木两岛被洗劫，官厅、民舍被付之一炬。十三日，高丽京畿船运集散地南阳府和双阜县遭到倭寇袭击。高丽首都开城受到极大冲击，“京师戒严”。
倭寇之所以如此嚣张，跟当时高丽政权的政局长期持续动荡是分不开的。一开始，高丽国王借着与元廷和亲，驱逐了武人势力。随着高丽王室和元朝皇室之间关系的日渐亲密，高丽王室经常性的卷入到元廷的政治斗争中。而高丽王室为争夺王位，也多次借用元廷力量参与其中，这使得高丽王国出现数次被改设内地化行省的危机。
最早在成宗朝，世祖女庄穆王后去世，有人声称王后死于谋杀，进而引发高丽宫廷争斗以及元廷的猜忌，忠烈王被迫让位其子忠宣王。忠宣王改革旧制，废除部分元制，引起元廷不满，不久被元朝逼迫退位，其父忠烈王复位。元皇庆元年（1312年），有高丽籍元朝官员洪重喜上书，请于高丽改设行省，被高丽籍宦官方臣佑所阻。元至治三年（1323年），高丽宗室沈王王暠，在元廷指控高丽忠肃王，忠肃王被元英宗传召到元大都，滞留无法归国。王暠党羽高丽大臣柳清臣、吴潜也上书，请求在高丽设置像内地一样的行省，高丽几乎亡国。
◎ 王氏高丽地图
因为元廷高层意见的不统一以及高丽臣属的奔走活动，使得高丽躲过了亡国危机。元泰定元年（1324年），因为高丽籍宦官方臣佑的活动，忠肃王被放归国。然而沈王王暠并没放过自己的亲戚。在攻讦中，忠肃王不得不于元至顺元年（1330年）传位于长子忠惠王，但是这个儿子品行恶劣，荒淫无度，甚至强奸自己的庶母。元至正四年（1344年），被元廷流放的忠惠王病死，八岁的长子忠穆王即位。元至正九年（1349年），十三岁的忠穆王病死。于是忠定王即位，年仅一十二岁。在亡国中挣扎了几十年的高丽，在顽童当政的前提条件下，就这样被倭寇席卷了沿海，乃至进逼京城。
政治的混乱，带来的是军队的衰败。借蒙古人之手消灭了武人政权的高丽王室和文官，自然不会重蹈覆辙让武人复兴。高丽初期的土地制度仿照唐朝，凡担任文武百官、府兵、乡吏及其他国家职务者，按其地位赐给田地与柴地，谓之田柴科。
高丽以产量来折算土地面积，最低单位为“把”，即指能产一把谷穗的土地；十把为一束（即一捆）；十束为一负（十捆正好是一人可以背负的重量）；百负为一结（结是“积”的意思）。
文武官员按身份分为79品，最高者得田柴各110结，最低者得田21结，柴10结。士兵给田15结。只有功臣和归顺的豪族另外得到世袭土地（“功荫田柴”），其余的土地在本人死后归还。其中士兵是二十岁受田，六十岁归还土地。这些国有田地，就是府兵战斗力的保证，但是这项制度能保证实施的前提，是国家有足够控制在手的公田。随着土地兼并的增加，屡遭外敌入侵和国内动荡的高丽，连国王都屡遭元朝废立监禁，王室都不一定能保得住，更何况府兵的田地？而武人政权的前车之鉴，使得高丽的王室和文臣，对自己本国的军队，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提防和蔑视。高丽的军队就处在这样的一个尴尬地位，倭寇频繁入侵袭扰，军人自己却衣食无着，其战斗力可想而知。
庚寅以来的倭寇
1350年是庚寅年，高丽将在这一年之后大兴的倭寇叫做“庚寅以来倭寇”。与13世纪的倭人海寇相比，这个时间段之后的倭寇战斗力和组织能力均相当强大。随着日本“观应之乱”，九州的军事冲突越发激烈。日本九州的高级军事贵族，在将目标转投邻国来补充自己粮食、物资；乃至劳动力不足的情况下，不可避免的将其军事力量投入倭寇行动中。因此，“庚寅以来倭寇”，其组织和战斗形式，带有很深的镰仓末期——室町初期日本国内战争的色彩。
检索庚寅以来倭寇的战法，高丽侧的史料中有一下几条：
“贼步骑千余登幸安山，我兵四面攻之，贼徒奔溃，遂大破之”
“贼至灵山，据险自固……贼众狼狈登山（智异山），临绝崖，露刃垂槊如猬毛，官军不得上……倭又寇班城县，登椎山顶，树栅自保”
“倭自智异山逃入无等山，树栅圭峰寺岩石间，三面峭绝，唯小径缘崖（而上），仅通一人”
“南秩击智异山余倭，斩四级，并捕获马十六匹”
“时倭贼千余人陷沃州、保宁等县，遂入开泰寺，据鸡笼山”
“太祖曰：贼穷可哀，勿杀生擒之，余贼入千佛山”
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在倭寇从船上登陆之后，当战况不利之时，便退入山地丘陵地带，利用有利地形，树立木栅以自固。这种战法非常类似日本国内流行的“恶党之战法”，当官军势大，退入山地修筑工事，然后借助地形，逼迫官军进行耗时日久所谓“笼城战”，从而使逼迫当时应后勤能力低下，而无法长期在外作战的日本政府军退却。“临绝崖，露刃垂槊如猬毛”、“登椎山顶，树栅自保”、“树栅圭峰寺岩石间，三面峭绝，唯小径缘崖（而上），仅通一人”通过这些描述，我们可以看到南北朝日本国内，乃至战国时代末期的日式小型山城要塞，或者说“村の城”的影子。
持刀枪而野战，胜了就蝗虫过境，败了就进山修工事，进行长时间的顽抗。这些组织严密，战法娴熟的倭寇，明显有着当时著名的被镰仓和北朝称为恶党，后世被喻为“日本军神”的楠木正成色彩。倒幕战争中的楠木正成，便是在赤坂城、金刚山等地修筑小型城寨，依托山地地形，来对抗在平原旷野中无法战胜的幕府大军的。
◎ 1600年江户城复原图
◎ 一般来说镰仓末期至室町中前期的所谓日式“城”并没有这些战国末期城大，1360年至1400年，西日本豪族大内氏的居馆最盛时，面积仅为东西160米，南北170米。
这些大规模的跨海劫掠，在日本国内已经公开化了，《太平记》中这样写道“四十余年间，本朝大乱，外国亦不安宁，山有山贼，旅客不敢过树荫，海有海盗，船民不敢戏白浪……最后，这些盗贼备置数千舟，拥向元朝、高丽的港口，劫掠明州、福州的财宝，焚毁官衙、寺院。元朝、三高丽之吏民，为防此寇而内迁，各国濒海之郡县，已荒无人烟。”
对面来的是挂着恶党名号的日本南朝军队，猝不及防的高丽损失惨重。国难当头，而十四岁的小孩子，明显掌控不了这个复杂的局面。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八月倭寇袭击京畿道后，忠定王下海追讨倭寇的命令，得到了这样的回答“臣非将，又不食禄，不敢奉命，固辞不行。”于是十月，忠定王的叔父在元朝的支持下流放了自己的侄子，即位为恭愍王。
日本南朝正平七年（1352年）二月人称“半将军”的幕府将军之弟足利直义，战败后被其兄长毒杀。室町幕府内讧的“观应之乱”结束。将军的弟弟虽然死了，但其义子足利直冬成了观应之乱后失败方的独苗，跟直冬成为亲家的少贰赖尚自然分外紧张。这个紧张的表现下的军队兵粮米确保，体现在1352年中更大规模的倭寇袭击高丽上。
◎ 恭愍王像
“捕倭使金晖南，以战舰二十五，御倭至枫岛，遇贼船二十，不战而退至乔桐，又望见贼船甚盛，还西江，请济师”
“乙卯，金晖南及副使张成一，与贼战于窄梁安兴长岩，获贼船一”
“倭屠巴音岛”
“丙辰，瑞州防护所获倭船一，歼之，献二人”
“己未，倭船大至，金晖南兵少不能敌，退次西江告急，调发诸领兵及忽赤，分遣西江、甲山、乔桐以备之，妇女当街痛哭，都城大骇”
“庚申，倭焚乔桐甲山仓，前代言崔源与战，获贼船二”
“丙寅，倭寇全罗道茅头梁，知益州事金辉，领舟师击之，不克”
“倭寇江陵道”
“秋七月壬申，全罗道都巡问使，获倭船二”
“丁亥，合浦万户献倭”
“丁卯，捕倭使印×帅禁军，及东西江、乔桐水手一千人御倭，以逗留不进，下狱”
“倭船五十余，寇合浦”
年长的叔叔即便取代了侄儿，也并不能改变长期以来抑制武人，以及土地兼并下府兵赤贫化所造成的高丽军队战斗力低下的情景。金晖南以战舰二十五，遇贼船二十，结果却是不战而退，形容是“贼船甚盛”。后面倭船大至，兵少不能敌，各地调兵抵御，分遣西江、甲山、乔桐以备之，乃至“都城大骇”，结果备敌之地的乔桐却是“倭焚乔桐甲山仓”。
相比有数量的倭船“二十”、“大至”、“五十余”来说，高丽方的战果却不怎样，一共才缴获了六条船，两名以上的俘虏。此时的高丽受蒙古影响注重骑兵和陆军，加之本身军队疲弱，因此水军也不像后世的李朝水军那样强大，捕倭使带领禁军却不敢出征，乃至下狱。倭寇以船为马，沿着朝鲜半岛的海岸线，如同骑马奔袭一般，登岸劫掠。对比倭寇的数量和高丽方的损失，六条破船跟两个以上的俘虏，与其叫做战果，不如说是安慰来的恰当。
直到这时，高丽王室和文臣们，才觉悟到因为自己多年对武人的打压，使得倭寇都打到京城了，国家却找不到堪战之兵。于是冷落多年的高丽军人们，在京师戒严的紧张气氛下，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赏赐。“倭贼寇边，屠烧室屋、夺漕船；皆由防守失律，储将无素。其有能为策者，许令条奏，择善从之，优加赏赉。前后征战有功者，典理军簿，加官爵。自募追捕者，两班超三等官之贱者，赐钱。”
虽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但军人也是需要精神激励的。恭愍王二年（1353年）十月，“海寇连年为边患，每念何日报平，今省卿申报擒倭至十余级，予甚嘉之，赐卿酒及银五十两。所管军士有功者，以名闻予，将录用。”区区十余人，国王都要赐酒赏银犒劳全军提拔有功，可见少贰赖尚确保军粮的行为，给带来了高丽多大的损害。
本来，按高丽朝廷的一贯流程，遇到无法对抗的外敌，本来应该是求助元朝。但是这会元朝可顾不上高丽，因气候异常，黄河决口，元朝强征民夫修堵黄河。平心而论，修整黄河是一项很好的事，但是这项工程工期紧而工程量巨大，如同隋炀帝修筑大运河一样。元廷在短短190天内，一共开挖修整黄河故道280余里，修整新建河堤850多里，石料2000船。于是，“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轰轰烈烈的反元大起义爆发了，天灾中，蒙古人造就了埋葬自己的人祸。
◎ 李氏朝鲜早期漕运船（出自《各船图本》）
恭愍王三年（1354年），正在被倭寇搅的焦头烂额的高丽接到了元廷的命令，要求高丽调集军队，讨伐张士诚。元顺帝亲自点名，把高丽现存的名将精锐抽调一空，惊惧之下的恭愍王，开始扩充军队。由于元朝不顾高丽死活，在倭寇逼近高丽首都的同时还在强征高丽军队的行为，让高丽的恭愍王，开始慢慢有了自己的小心思。
恭愍王四年（1355年），“四月辛巳，倭掠全罗道漕船二百余”，高丽却连基本的应对都无法做出，因为军队还在元朝境内而没回来。“五月，征南万户权谦元颢印还自元云：南贼日盛，我军陷六合城又移防淮安路。”用来奖励杀敌的重赏，成了敌人的军费，而堪用的勇夫，却在为他国征战。元朝不顾高丽死活的行为让恭愍王感到绝望。恭愍王五年（1356年），高丽正式停奉元朝的至正年号，开始与元朝为敌，高丽军队越过鸭绿江，攻打辽东婆娑府等处，并收复了高宗时代被元朝吞并的咸州以北地区，排除国内的倾向元朝的官员，打击地方豪强。
“贼臣之奴，倚其主势，占夺土田，役使平民。多聚良家子女，成群逞恶。（朝廷）存抚按廉，究治渠魁，撤毁屋舍，量罪罪之。良家子女，归其父母。籍没家产，以赡国用！所占民户，仍令安业，以从公役。漕运不通，凡所转输皆从陆路。宜令有司量地远近，营立院馆，复其土田。”恭愍王的目的很明确，打击土地兼并，保障公田，这样维持府兵战斗力的基础就有了。同时将原有供给中央国库的漕运船只，改由陆路运输，以避开倭寇的劫掠。
高丽为了自保，这样做无可厚非，但是这毕竟是背叛了宗主国。因此，在元朝的军事威胁下，高丽的军事力量不可避免的往陆军和北方转移。因此，自恭愍王五年（1356年）后的高丽，将军事重心转向防范以颠覆高丽为目的的元朝军队，以及后来的红巾军。至于以登岸劫掠为目的，并且在海上活动为主的倭寇，高丽朝廷就只能任而听之了。
于是，恭愍王六年（1357年），倭寇两次打到了开城附近的乔桐，攻入升天府，掳走了忠宣王的画像。京师再一次戒严，前往迎敌的高丽军队根本不敢和倭寇交战。倭寇打到首都旁边，连先王的画像都保不住，对高丽而言可以说奇耻大辱。恭愍王在不久后怒斥前来庆祝节日的地方军政长官，并将其下狱，“今国家多难，西忧红贼，东患倭奴，沿边之民，不获宁居，若等何敢擅离所管耶？！”
恭愍王的发怒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高丽的现状。恭愍王七年（1358年），“三月己酉，倭寇角山戍，烧船三百余”。就在这一年，朝鲜历史上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崔莹，正式站在了历史的前台。“辛巳，以大将军崔莹，为杨广、全罗道倭贼体覆使，仍命不能御贼者，按廉以下，悉以军法论”。
崔莹就是在庚寅以来倭寇最早几年，高丽那堪称狼狈的应对上，以武勇击贼闻名全军的。最开始的那区区二位数的擒获里，就有崔莹的一份。随着元朝征调高丽军队镇压红巾军，崔莹随高丽军队在高邮前后二十七战，随即转战八里庄、淮安等地，回国后又参与高丽进攻鸭绿江以西元朝辽东行省。可以说崔莹是恭愍王亲自提拔起来的，在高丽末期少见的，有相当军事才能的嫡系将领。
崔莹主政朝鲜半岛南方地区时，其所辖范围内，各地开始使用新的方法应对倭寇沿海四处劫掠。直面倭寇最严重的全罗道地区开始把沿海官仓内迁，漕运船只也摒弃了以往数百条、由中小型船只组成的大规模船队，改用从中国招募的水手和购买的中式帆船来冲破倭寇的封锁，以一船士兵150人这样的集中兵力重点保护的模式，前往首都运送税赋。这些方式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全罗道各地开始有捷报上传，漕运虽然没能打通，但是赋税也没被对方夺取，战果虽然不大，但是情况已经开始好转。但是毕竟高丽那会只有一个崔莹，倭寇没在全罗道捞到多少好处，于是绕过全罗，直接进攻京畿地区。
“辛亥，倭焚乔桐，京城戒严，发坊里丁为战卒。”其他人并不是崔莹，首都门户乔桐又一次沦陷了。如同朝鲜战争中麦克阿瑟的仁川登陆那样，倭寇从海上绕过了高丽重兵布防的南方，将把两国家力量向南北两面伸出的高丽，来了一招狠狠的黑虎掏心。满载而归的倭寇收获丰盛，而这一年的高丽首都却财政崩溃，连京城官员俸禄都无法支出，仓促征发的京城“战卒”们，仅仅过了六天时间就因为粮饷不足，而被迫解散。
只爱美人不管江山的恭愍王
虽然因为倭寇的劫掠，高丽首都附近付出了惨烈的代价，可毕竟情况在好转，京畿的防务也在加强。但是计划往往赶不上变化，南方战况在好转，但是北方形式在恶化。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年底，四万红巾军进攻高丽，高丽西京平壤沦陷。在得知高丽集结军队打算反击的情况下，红巾军对平壤进行了屠城，尸体堆积如山。经过四个月的战斗，恭愍王九年（1360年）年初，高丽战胜了红巾军，并收复了失地，但是伴随而来的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饥荒。倭寇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时机，再一次大规模的袭击高丽沿海郡县。筋疲力尽的高丽这次连曾经的首都江华岛都丢给了倭寇，而乔桐县则又一次被倭寇焚毁，内外交困的高丽京城大饥。
如此惨烈的国情，可以算得上是国丧了。于是恭愍王下令百官服三年国丧，不过周边的压力让高丽连服丧都服不起了。北方的压力越来越重，这个“国丧”两个月都不到就被迫取消。恭愍王十年（1361年）春，本来在全罗等地经营有方的崔莹，调任北方，以应对红巾军的压力。于是南方形势再一次糜烂。崔莹刚走，庆尚道南海县就被倭寇攻占，越发胆大妄为的倭寇直接毁灭了这座城市，随后分兵攻打固州、蔚州、巨济等地，沿海为之一空。高丽的无能为力更加助长了倭寇的嚣张气焰，春天没抢到多少粮食，于是夏天再过了一次，“八月，倭焚掠东莱、蔚州，夺其漕船；又寇梁州、金海府、泗州、密城郡。”把庆尚道沿海抢了个遍。
走投无路的高丽想到了原宗主国大元，废除多时的征东行省又一次恢复。不过这会大元已然自身难保，全国各地叛乱不断，高丽没能等来上国辽东省的援军，而是再一次等来了自上国辽东省而来的红巾军。
“丁酉，红贼伪平章潘诚沙、刘关先生、朱元帅等十余万众渡鸭绿江”上次四万红巾军，朝鲜大同江以西沦陷，西京平壤变成了鬼域。这次一下来了十几万红巾军，自然更不是高丽所能抵挡的，于是开京很快丢失。红巾军渡过鸭绿江的第二个月，恭愍王离开首都开城，逃到庆尚道福州。
这段时间，高丽可谓内忧外患天灾人祸，首都沦陷，国王出逃，中央的权威衰弱到了极点。中央权威的衰落，意味着地方势力的抬头。如同安史之乱，唐玄宗逃亡四川，使得藩镇崛起那样。高丽地方军政长官也开始了自己的心思。
◎ 足利尊氏
远在庆尚道权威尽丧的国王，自然无法保住忠心耿耿的臣子。督战收复京城的总兵官郑世云被部下矫诏击杀，而当时的恭愍王只能装作不知道。国家已经成了这样，自然没人操心倭寇怎样，倭寇则再次乘乱洗劫高丽，在史书上留下一句“倭焚晋州岳阳县”。
前面已经说过，倭寇一开始的出现，是南北朝战争中九州大名为确保军粮而发起的劫掠运动。随着高丽因内忧外患而面对倭寇应对无力的表现，使得这项低投入高回报，而且还能同时锻炼军队的行为，成为了九州大名豪强的传统。在恭愍王时代，倭寇集中活动的区间有三个，除了开始那两年，第二个集中期便是1358～1364年。原因很简单，日本南朝正平十三年（1358年），室町幕府第一代将军足利尊氏病死，南朝军队借此政权交替的机会开始选兵秣马，以图大举。伴随着劫掠战争所带来的丰厚回报，由高丽而来的充足物资，成为了南朝军队北进战争胜利的基石。恭愍王十年（1361年），在高丽首都沦陷的同时，日本南朝的军队吃着高丽的粮食，击败了北朝军队，占据了京都。
由此可见，日本南北朝内战的战场上，也洒满了高丽军民的斑斑血泪。倭寇在抢掠的同时，通常还伴随着残酷的杀戮。虽说日本人发起这些劫掠战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抢劫粮草物资以补充军需，而高丽军队的贫弱，也完全没有必要使用屠杀平民、毁灭城镇这种极端手段来进行威慑。毕竟粮食和物资都是由平民来生产制作的，在抢劫物资的同时杀戮平民，等同于杀鸡取卵，人都杀完了，地该由谁来种呢？
不过日本这个国家相对东亚其他国家而言，有着自己特殊性。如前文所述，当时日本神话里的神国观，因为受到元寇的刺激，在神风的作用和幕府的全力推动下已经被大大加强而普及深入人心。这样一来，使得这些来自“神国”的“恶党”们，对屠戮所谓“秽土之地”的高丽平民以及平毁城镇，完全没有了任何的心理压力和行为约束。可以说，当时日本的思想观念中，根本没有把高丽人当作人来看待。因为在日本人认为，高丽国王都只是日本人的一条狗，更何况连日本人一条狗都不如的高丽平民？因此，在这些劫掠粮食和物资的过程中，日本人一直经常做出一些屠城灭镇，这种正常人看起来非常短视的行为。而日本当时在经济文化上的全面落后，使得登岸后的日本人发现，“神国之人”过的还不如“秽土猪犬”，这种心理优越和现实碰撞后幻灭所造成的巨大落差，也使得羞怒之下的日本人所造成的杀戮行为显得分外的残暴。
◎ 李氏朝鲜早期朝鲜通信使船模型
恭愍王十四年（1365年），熬过了红巾军和倭寇，在与权臣藩镇博弈中的恭愍王，遭到人生最大的打击，他心爱的鲁国大长公主宝塔失里难产而死。至此之后恭愍王放弃了在现实中的努力，躲进佛经里寻求安慰，并把国家有限的国力，全身心的投入到了为公主修建影殿（供奉遗像的殿堂）工程中。高丽的军政事物一并被他放弃了。第二年，倭寇大举进攻京畿道，又一次屠乔桐军民，京城大为震动，然而这时的恭愍王已经不闻不问佛经和公主之外的事物了。恭愍王十七年（1368年）倭寇云集京畿道的时候，恭愍王连征召京城壮丁都没做。兵力不足的高丽军队只能面对着倭寇的暴行，而束手无策。
半夜里偷偷起来去看亡妻遗像的恭愍王堪称情种了。可惜外有倭寇内有藩镇，不修军政的王室权威更加衰败。首都高级军官甚至跟宫女通奸乃至宫女怀孕才被发现。无可奈何的恭愍王派出使节，企图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倭寇问题。
恭愍王十五年（1366年）八月，恭愍王的使节金龙从高丽出发，九月到达出云杵筑，也就是今天的岛根县大社町。在这里他们遭到到了“恶党”的劫掠。被抢掠一空的高丽使节只身逃出，藏到了海岛上。第二年的二月十四号，才通过春屋妙葩和尚，将使节到来的消息传达到了京都。高丽使节这才进入京都，住进了天龙寺。按正常的来回时间，高丽没能等到使节回来，于是当年的十一月又高丽派遣了以金逸为首的使节。两个使节的目的一样，要求日本镇压海寇，管好自己国内的刁民。
这是室町幕府第一次接受外国使节的国书。对于高丽使节的请求，室町幕府是无可奈何，于是把主要的精力放在了怎么对待高丽这块。高丽为了保持对日本的压迫性，用的是元朝征东行中书省的名义。用征东行省的名义来下文，对日本当然是一种威慑。虽然当时元朝已经日薄西山，但对日本还是很有威慑力。不知道怎么办好的室町幕府，就又把神功皇后抬出来自我安慰了。对外说是高丽使节来朝贡，国书里，不敢直接回文称高丽国王为日本人的狗，但是还是要压一头，高丽国皇帝是日本皇帝的弟弟。于是“弟弟”的使节就这样带着“哥哥”象征性的安慰品，回到了高丽。
这次的使节没起到什么作用，室町幕府的北朝根本管不住南朝，高丽也没有再继续外派使节。一是没有什么作用，二是以日本当时对高丽的态度，外派使节只是自取其辱罢了。高丽时代的朝鲜使节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史料上没有记载，但是从几十年后李氏朝鲜在日本受到的待遇来看，在神国观下熏陶的日本，使节去只是一路受辱的。明宣德八年（1443年）李朝的使节卞孝文一行前往日本，路过僧舍饮水，僧舍的和尚用破碗盛水给朝鲜人，并在他们喝完后将碗丢弃。吃饭时用木器盛饭食，用完当场踏毁。李朝在当时处于全盛期，日本还用“倭人待我甚薄”的态度对待，被倭寇长年欺凌的高丽末期，其使节的待遇，可想而知。
随着南北朝的战争开始平静，高丽沿海开始好转。明洪武二年（1369年），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节抵达日本九州，当时接待明朝使节的是南朝怀良亲王。第一次的交涉没有成功，第二次在明朝措辞强硬的交涉中，怀良亲王服软，对明朝称臣纳贡，送还了从中国抢掠的人口。随着南朝与明朝的交涉正式成立，北朝室町幕府的足利义满抛弃了以前的温和政策，开始加紧进攻南朝。明洪武三年（1370年），今川了俊被正式任命为九州提探，明洪武四年（1371年），在经过一年多的充分准备后，今川了俊登陆九州，进攻南朝当时的军政中心大宰府，随即占领大宰府，南朝征西府沦陷，随后爆发了持续两年之久的高良山之战。随着南朝核心将领的一一病逝，高良山被北朝攻占，随后爆发了水岛之战。眼看南朝的灭亡近在眼前，今川了俊在得意忘形之际，在宴席上杀死了前来助阵的少贰冬资，使得劝少贰冬资前来助阵的岛津氏久愤而离席。南朝借此机会绝境反击，大败今川了俊，自此九州局势的混乱达到了顶峰。
九州的混乱达到了顶峰，接连失败的南朝在垂死挣扎中将倭寇的活动也进入了顶峰。从征西府（太宰府）被北朝攻占的1372年起，倭寇对高丽的进攻次数和范围逐年攀升，当年倭寇进攻高丽沿海11次，入侵区域17处；1377年，在北朝对南朝总攻的肥前蜷打之战那年，倭寇的活动达到了空前绝后的顶峰，入侵高丽32次，入侵区域54处。
沉浸在对亡妻思念中的恭愍王却把残存的国力投入到修筑影殿上，影殿落成没多久，便开始嫌影殿狭小，不配亡妻，又开始了新一轮的修筑。恭愍王二十二年（1373年），忙于修筑影殿和祈祷佛陀的高丽，被倭寇攻至汉阳府，即后来的李朝首都汉城。东、西江至汉阳府，数百里为之一空。高丽被倭寇肆掠之惨和应对之消极，连远在南京的明太祖朱元璋都知晓。明太祖专门责问恭愍王“我听的倭贼，二三百里田地入侵不理论，放着破破的城子，不修理城池”。朱元璋还告诉恭愍王，大明不会因为恭愍王跟元朝有和亲关系而攻打高丽，让高丽把精力集中在防御倭寇和修理城池上。明太祖为减轻高丽负担，还将降低了高丽向大明贡品标准。
◎ 明太祖朱元璋绘像（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
大明如此慷慨大度，高丽再消极应对，下次就可是问罪了。明太祖的告诫传达高丽之后，恭愍王二十二年（1373年）冬天，先前应对倭寇颇有成绩的崔莹再次被启用为六道都巡察使。崔莹严肃军法，转变以往高丽以陆军各路防守，习陆战马战不习水战的方式。在崔莹开始编练水军前，高丽军队并不怎么练习水战，恭愍王二十一年（1372年）的《高丽史》有这样的战况描写：“辛巳倭船二十七，入阳川留三日。诸将领兵出战，我军皆成众爱马，未习水战，故大败。”
崔莹一上台，便把御倭不力的杨广道询问使李成林撤职仗配，都镇抚池深斩首，全罗道询问使都兴也被撤职，军纪为之一振。崔莹按明朝的建议，编练水军、修造战船和使用火药武器，这也是高丽最早使用火药武器的记录。“九月丙子，次西江城，丁丑观新造战舰，又试火箭火筒，晩宿马场。”。随后，崔莹向对倭寇问题非常关心的明太祖朱元璋求援，同时请求明朝赐给高丽火药以提高军队战斗力。“倭贼作耗，乍往乍来二十余年矣。自来本国沿海州郡，关隘去处，止是调兵，守御不行，下海追捕。近年以来，贼势已炽，今欲下海追捕，以絶民患，差官打造捕倭船只。其船上合用器械，火药硫黄焰等物无从可办，议合申达朝廷颁降，以济用度。”
这些举措立竿见影，崔莹任职后的第五个月，倭寇再一次来袭。这次就比之前好了很多，“倭寇安州，牧使朴修敬，力战却之。”随后倭寇再次入侵安州，又被击退，随后流窜到庆尚道沿海，打败了巡逻的高丽水军，击毁了四十只兵船。按理说，这会高丽国王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造船上了，然而恭愍王又一次让高丽全国上下失望了。在御倭上刚从一败涂地变成互有胜负，他这个情种又开始为亡妻修筑影殿护墙了。这次做的更过分，“命护军率徒兵，筑墙于影殿，用锥验其坚否。”
崔莹严肃军纪的后果这时也遭到了杨广道、庆尚道等地地方官员的反弹。刚刚有些起色的御倭战场又一次受到了挫折，崔莹被罢职。恭愍王这种做法很快就遭到了倭寇的“热烈响应”。“壬子，倭船三百五，寇庆尙道合浦，烧军营兵船，士卒死者五千余人。”“西海道万户李成副使韩方道崔思正与倭战于木尾岛败死。”“倭寇紫燕岛。”“五月乙酉，倭寇江陵；己丑倭寇庆蔚二州；癸巳倭寇三陟。”可是，这会恭愍王根本没心思管前线惨败的军队和被屠戮的平民，亡妻的影殿因为暴雨而漏水，狂怒之下的国王把主管官员一顿暴打丢进了牢房。从一开始，这个影殿就因为劳役过重而严重影响了高丽的财政，这次因为暴雨漏水，重修之下的影殿“役夫死者，相望于道”。爱美人不爱江山的恭愍王，在把工匠平民们送去给亡妻陪葬的同时，也给自己打开了黄泉的大门。
弑王与政斗的高丽国
相比之下，明太祖要比恭愍王更关心高丽的倭患，在收到高丽请求火药的咨文后非常高兴。洪武七年五月初八日，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官，于奉天殿钦奉圣旨：“高丽来关军器火药造船捕倭，我看了好生欢喜。却不似已前，坐视民病，方有救民之心，似这等行移，与中国一般。王敢眞个依着我的号令，若如此……敎那里扫得五十万硝，将得十万硫黄，来这里着上那别色合用的药，修合与他去。那里新造捕倭的船，敎差能斡将官，率驾将来我看。”明太祖虽然很开心，但是熟悉高丽情况的人害怕高丽说的是谎话，因为高丽王近年来只顾着思念亡妻，根本没心思在御倭上。于是省台官卽奏：“恐彼无此物。”明太祖此时则显示了大国的泱泱气度“皆是同天共日，安得此有彼无？此等之物，处处有之，彼方但不会修合耳。恁宰相每只将这号令行将去。”
给船给火药，明太祖待恭愍王可谓不薄，可惜恭愍王已无福消受了。借着明廷要求济州岛蒙古人所放养马匹中取得二千匹，而当地蒙古人只肯给三百匹的事，高丽的官员们开始谋算国王的性命了。林密等人告诉国王，明朝要二千匹马，而这边才给三百，恐怕到时候会遭到明朝军队的攻击。借着这个机会，这些人把崔莹调出，远征济州岛，之后林密等人借送马的机会提前回到开城，而崔莹这时还在济州岛。不久，恭愍王在影殿怀念亡妻之时被权臣李仁任指使崔万生、洪伦等人弑杀，这位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国王，就这样在亡妻的画像前，结束了自己可悲的一生。
恭愍王的死，是地方豪强权门世族的一次反弹，如前文所述，高丽王朝的军队的衰败，是因为高丽中后期政治动荡，军人地位低下，豪强世族侵占国有土地导致依附在公田上的军队瓦解。随着倭寇的兴起，意图重建国家军队的恭愍王将注意打到了豪强世族的侵吞土地上。而高丽的有识之士，也在为努力恢复高丽王朝而努力。1365年，僧人辛旽借着恭愍王的崇佛，而进入高丽中央中枢主政。1367年，引用中国儒学的性理学进入科举，提拔郑梦周等为学官，增置生员，采用受中国新学术教育出的新进士大夫，以对抗原有的权门世族下贵族体制，仿造中国的制度来将权力收归中央。这些政策不可避免的触及了权门的利益，加之辛旽本人为拓展佛教的影响力，在不少政策上，如影殿建造上大失人心，使得由他所提拔的儒学新官僚也弃之而去。1370年，辛旽被流放至水原，次年七月被处死。
辛旽的改革虽然失败，但是旧的权门世族在辛旽的打击下也可谓元气大伤。新进士大夫在正式进入高丽政治体系后，由于其学术思想和提拔体制跟高丽原有的权门世荫完全不同，所以形成了一群体认同感很强的团体，这个团体摒弃了高丽原有的权门血缘认同，改为座主门生学问传承认同。一个老师可以教出数十个乃至上百学有所得的学生，来形成一个较大规模的政治团体。这个团体可以随着座主之间的学术认同而联合成一个更大规模的政治团体。以性理学的“仁政”为理念的新进士大夫，对恭愍王修筑影殿这种佛教建筑而导致的财政亏空，工程浩大而“死者相错与道”的施政存在天然的抵触。但是这些佛教建筑，又是代表佛教僧院势力的辛旽的政治影响力的集中体现。这样。新进士大夫们便站在了改革领导者辛旽的对立面。随着新进士大夫和权门世族的联姻，无法进行同样手段来进行政治力量整合的和尚们只有黯然退场。于是在辛旽改革失败后，出身世族而由战功兴起的武将权门如崔莹、李仁任、庆千兴等人掌控了高丽朝政。
但是无论谁上台执政，土地问题是必须要解决的。对世族动手的辛旽被杀、崇佛的恭愍王被弑之后，终于把持朝政的世族自然不肯拿自己的利益去补偿军人，于是作为政治失败者的僧院就自然成为了“牺牲品”。以高丽末年，僧院占有全国约八分之一的土地来看，对僧院资产进行清理也很必要：“禑王元年九月，征诸寺住持僧战马各一匹；取诸寺田租，以充军费”。此举算是解决了高丽长期以来军费不足的燃眉之急，在战争中崛起的军事贵族，也借着和尚们数百年的积蓄迅速强大起来。
禑王时代把持朝政的李仁任以世荫出身，因和红巾军作战的军功而进入中枢，为迎合恭愍王修建影殿而任守门下侍中。在恭愍王的施政改革失败后，又杀死恭愍王而立十岁的幼主王禑为王，成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李仁任在恭愍王死后，遣使前往明朝告讣，恭愍王时代受到沉重打击的亲元势力借此发难。明朝正使林密、蔡斌在前往高丽途中，被高丽护送官金义袭击，金义杀死蔡斌，劫持林密逃至北元。得到消息的北元也遣使抵达高丽，不过北元希望自己封的沈王暠为高丽王，意图扶助其回高丽继承王位。北元的政策引起了高丽的极大恐慌，刚杀完明朝使节，后面北元干涉王位继承，恐慌中的李仁任迅速放弃了倭寇防备政策，将兵力集中在北方以应对北元的军事干涉。
禑王元年（1375年）“四月，以判密直李子松为西北面都巡问使兼平壤尹，赞成事池渊为西北面都元帅，门下评刘渊为东北面都元帅，征诸道兵，以备北元”“八月，泥城万户飞报：沈王母子率金义及进奉使金婿已到信州，中外汹惧。以知门下府事林坚味为西京上元帅，密直副使商议庆补兼都巡问使，门下评理商议杨伯渊为安州上元帅，同知密直李元桂为元帅，赞成事池奫为西北面都体察使，密直副使罗世为西海道上元帅兼都巡问使，密直副使朴普老为副元帅兼都体察使，密直副使赵仁璧为东北面元帅，门下评理边安烈为副元帅，又征诸道兵。”二年（1376年）“八月，有人自定辽卫逃还，言定辽卫将乘秋来侵。谴使诸道点兵。”面对这种情况，高丽只能放弃手上刚刚开始的备倭政策，将主力军队往鸭绿江方向转移，耗资巨大的军船建造被迫中止，而明朝的军事技术支持也同时中断。借着高丽的政治动荡，南朝恶党再一次疯狂的洗劫了高丽沿海，从禑王元年（1375年）五次入寇劫掠10处地区，禑王二年（1376年）激增至十五次入寇劫掠50处地区。
一开始，在明使被杀之后不久，李仁任放弃了恭愍王的军事打击政策，派遣判典客寺事罗兴儒，前往日本，以期用外交手段解决倭寇入侵高丽事件。九州探提今川了俊和大内义弘接到了高丽的要求：归还被掳掠的高丽人口；派军镇压倭寇。今川了俊到是答应了高丽使节。禑王二年（1376年）十月。罗兴儒从日本日本回到高丽，带来了日本的使节和今川了俊的承诺：“日本遣僧良柔来报聘，献彩段、画屛、长剑、镂金龙头酒器等物。其国僧周佐寄书曰：惟我西海道一路九州岛，乱臣割据，不纳贡赋，且二十余年矣。西边海道顽民，观衅出寇，非我所为。是故，朝廷遣将征讨，深入其地，两阵交锋，日以相战。庶几，克复九州岛，则誓天指日，禁约海寇。”
南北朝的军事争端还没有打完，支持倭寇的南朝对死敌的命令自然不会听从。而对今川了俊来说，这个誓言的象征意义远高于实际意义。高丽只能一边把军队往北方抽调，一边等着倭寇来劫掠。虽说穷途末路之下的南朝残余势力到了疯狂的顶峰，但是顶峰也意味着之后的衰落。倭寇自己也在开始分化，第一次出现了主动投降者，禑王元年（1375年）六月，“倭公昌等十六人来降”。而其组织严密性也开始瓦解，有逃亡者从九州到达高丽“大明人张来兴等被俘于倭，逃还，遣孙君佑，押送京师。”
虽然倭寇的战力在开始瓦解，但是当高丽战略重心北移后，军队被抽调进行北部防御而形成的防御漏洞还是无解的。“倭舶大集德积、紫燕二岛，时将卒悉赴北征，乃签坊里丁及诸陵户为兵。又征杨广、全罗、庆尙诸道兵，以我太祖（李成桂）及判三司事崔莹领之，耀兵东、西江以备之，寻放还诸道兵。”而同时为了进行北方防御，高丽的军事力量又开始全面向步兵和骑兵转移。于是在禑王二年（1376年）“八月，遣使诸道，点兵。杨广道骑兵五千，步卒二万，庆尙道骑兵三千，步卒二万二千。全罗道骑兵二千，步卒八千。交州道骑兵四百，步卒四千六百。江陵道骑兵二百，步卒四千七百。朔方道骑兵三千，步卒七千。平壤道骑兵六百，步卒九千。西海道骑兵五百，步卒四千五百。”
由上面的数据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在这次全国范围内诸道点兵中，根本就见不到水军的影子，而没有足够水军，高丽的备倭就只能处处布防被动迎敌。看着似乎每道有上万的兵马，但是当军队分散在沿海要地和各地郡县之后，一地少不过十几、数十人，多不过数百上千人。因此动辄数百船浮海而来的倭寇，往往局部的战场兵力优势极大。而高丽方一旦遇袭，守将要么逃跑，要么就只能带周边仓卒集结的少量兵力前往迎击，结果常常败亡，而即便侥幸获胜，斩获也不多。如上文杨广道看着有二万五千名士兵，而当时的久负盛名的杨广道元帅朴仁桂只能带着不多的军队前去堵截。虽说勇气可嘉，但是当他战死之后，整个杨广道就没有能用的机动兵力而必须从他道调兵了。没有强力水军的保护，迫使高丽正式放弃漕运，开始内迁仓库和沿海居民点，从而导致沿海无物可掠的倭寇更为频繁的登岸进攻高丽内地郡县，这也是1376年之后，倭寇的攻击密度和劫掠范围更加扩大的原因所在。
登岸进入内地分兵四掠，对于浮海而来的倭寇而言是风险很大的行动，稍有不甚，上岸的人就有去无回。深入敌境的压力、九州连吃败仗的耻辱、震慑高丽政府以及秽土之上“非人”无道德约束力，使得这个时间段的倭寇显得超级疯狂。虽然现在的日本学者把责任归咎于高丽，说这个时间段内倭寇的疯狂屠戮是因为高丽试图用欺骗的手法来对付倭寇。但是实际上，屠城这种事倭寇很早之前就已经做过了。这种“我们过去烧杀抢掠，你竟敢试图杀我，所以我才屠城报复，因此都是你的错！”典型的日式逻辑方式，也无法让正常人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