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世纪
1 1世纪末，西欧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发展。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城市开始崛起，已有的财富已不能满足封建主的贪婪欲望。当时的西欧实行长子继承制，许多不是长子的贵族骑士不能继承遗产，往往靠服兵役和劫掠商旅为生。除了贵族骑士外，西欧的城市商人，特别是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人，企图从阿拉伯和拜占庭手中夺取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港口和市场，并独占该地区的贸易。于是在罗马天主教会试图建立世界教会的鼓励下，西欧封建主和意大利各主要城市，对东部地中海各国进行长达两个世纪之久的侵略战争，这便是著名的“十字军东征”。
十字军东征虽然最后遭到了失败，但是东侵在客观上打开了东方贸易的大门，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使东西方文化与交流增多。阿拉伯数字、代数、航海罗盘、火药和造纸，都是在十字军东侵时期内传到西欧的，从而极大的提高了欧洲的经济文化水平。闻名世界的《马克波罗游记》也是在十字军运动结束后不久成书的。书中第一次向欧洲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描述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极大的开拓了欧洲人的视野。
◎ 航海王子亨利
除此之外，十字军打开东方贸易之后，带来了亚洲的香料、印度棉布、中国的生丝和丝织品。特别是胡椒，对于常常以肉类为食的欧洲人必不可少，需要巨大的数量来作为调味料和贮藏剂用。胡椒最初是由阿拉伯商人中转给意大利商人进入欧洲的。但是在1291年，随着最后一个十字军城堡，位于叙利亚境内的阿卡城堡被攻陷，中东十字军拉丁国家灭亡。至此，欧洲获得亚洲商品的难度开始增加。随着拜占庭的灭亡和奥斯曼帝国的扩张，欧亚大陆之间的主要陆路贸易航线被奥斯曼所垄断。奥斯曼对东西方贸易收取的重税，导致欧洲开始出现不经过土耳其而直接从亚洲产地进口的趋势。
◎ 瓦斯科·达·伽马
基督教徒们在伊比利亚半岛通过八百年的漫长战争，终于击败了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从而建立起葡萄牙和西班牙，两个新的王国。绵延数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使得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相信上帝是站在他们这一边的，从而产生了他人难以理解的、强烈的宗教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后来成为西班牙、葡萄牙在美洲、亚洲、非洲开拓殖民地的动力之一。在狂热的宗教使命感下，伊比利亚人带来了一次次的地理大发明，从而最终将世界链接起来。其中起到相当作用的就是“约翰长老”的传说。
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失败后的1145年，欧洲出现了约翰长老的传说，认为他是东方最强大的国王。这个故事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结合的结果，包括耶律大石打败塞尔柱王朝苏丹。1165年前后，欧洲出现了“约翰长老来信”。13世纪前期，欧洲人曾把成吉思汗视为约翰长老。13世纪中期，欧洲人不再认为约翰长老是东方最强大的国王，而仅仅是中亚某个聂斯托利派部落的首领。从14世纪开始，欧洲人转到非洲去寻找约翰长老。葡萄牙的亨利王子出于狂热的宗教热情，大力支持了非洲探险队的活动，以期与非洲的基督教徒联合起来，讨伐占据北非的非基督教徒。到了15世纪初，随着非洲沿岸的探险进展，大量的黄金被发现，而黑人奴隶的价值也同时被欧洲人所关注。
1486年10月10日，巴尔托洛梅乌·迪亚士受葡萄牙国王若昂二世委托，以寻找一条绕过非洲大陆到达印度的贸易航线。探险队的另一个目的是试图重新访问若昂·阿方索·德阿威罗所提到的，与葡萄牙拥有友好关系的远方国度（可能在埃塞俄比亚和亚丁附近）。另外，迪亚士还要负责寻找和拜访传说中的基督教国王约翰长老。1487年12月，船队到达好望角，在绕过非洲大陆后，迪亚士试图直接到达印度，然而由于船员的反对，迪亚士只能被迫返航，回到里斯本。
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奉国王之命，率领舰队从里斯本出发，绕过好望角，第二年到达莫桑比克。此后，达·伽马得到阿拉伯领航员艾哈迈德·本·马吉德的帮助，于1498年5月抵达印度西南海岸的卡利卡特。在第二年的九月，达·伽马满载交换来的宝石、胡椒和肉桂回到里斯本，终于实现了航海王子亨利以来葡萄牙人的愿望。葡萄牙人一开始的目的，只是为了获得香料，以及找到东方的基督教之王，以期望可以联合对伊斯兰教徒作战。但是这个过于带有宗教极端思想的愿望和葡萄牙王国稀少的人口数量，制约了葡萄牙人此后入侵东方的力度。此后，葡萄牙在东方的活动，长期停留在地中海商业模式下延伸的香料贸易阶段，即通过依靠少数精锐士兵和占有优势的火器，来控制旧有的印度洋贸易网络节点，以此形成来葡萄牙东方商业帝国。
与倭寇无异的西方海盗
在1390至1499年，威尼斯商人通过努力和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建立起了交易，从东南亚获得香料，穆斯林的印度洋海上贸易开始繁盛。从记录可以查到，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威尼斯商人交易了约四十吨香料。到了15世纪末，威尼斯商人香料交易量的已经增长到一百二十九吨。然而自从葡萄牙人到达印度后，在宗教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葡萄牙在印度洋上大肆击沉或抢掠穆斯林商船，导致在1502年到1520年间，没有任何香料从印度洋地区抵达意大利港口。
自洪武末年，明帝国开始了长达两个世纪的经济繁荣。然而因为海寇和倭寇的影响，以及明太祖严厉的海禁政策，使得明朝的繁荣在一开始并未对东南亚产生影响。但是当永乐即位期间，这项政策进行了极大的改变，由官方举办的巨型贸易船队开始抵达东南亚。同时明朝向缅甸和越南两个方向进行扩张，并一度吞并越南北部，建立了交趾布政司。
明朝对东南亚方向的经营，极大的刺激了东南亚对中国市场的商品供给。通过郑和下西洋所开辟的东南亚朝贡贸易，使得贩卖到明朝的胡椒和苏木的数量空前巨大。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便使这些曾经的奢侈品，成为了大众日常消费品。而印度胡椒树，更是由于郑和下西洋，而传到苏门答腊北部地区。明朝看似短暂的官方贸易船队极大的促进东南亚海上贸易的发展。阿瑜陀耶、马六甲、巴赛、文莱、绵石和淡目等贸易城市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官方船队曾经在此停泊。随着永乐死后明朝对外政策的改变，官方的贸易船停止了，但是东南亚的朝贡船队和中国商人则在东南亚各港口城市迅速发展起来。
◎ 欧洲进口香料数量表
注释：a包括国王亲自率队的使团
◎ 东南亚各国朝贡次数表
受朝贡贸易的高额利润推动，东南亚主要香料产地上的各国，向中国频繁朝贡。爪哇在永乐十八年（1420年）到宣德四年（1429年）的十年间，朝贡次数高达十九次。当景泰元年（1450年）以后，中国对外政策趋于保守，暹罗、占婆、马六甲（满刺加）三国代替爪哇，成为15世纪后东南亚朝贡贸易的中心。
宣德四年（1429年），琉球中山王尚巴志攻灭北山王国，一统琉球。而早在洪武五年（1372年），琉球中山王察度就已向明朝朝贡。当时为了方便贡使往来，另一方面也为了防备倭寇，明太祖曾派遣福建舟工三十六户赴琉球久米村定居。琉球借着对中国态度的恭谦，从中国手上获得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造船技术，为其海外贸易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宣德八年（1433年）之后，明朝官方的下西洋活动停止。尚巴志借着中国势力退出东南亚的空间，乘机鼓励琉球本土的原福建人和中国福建的海商交通，以琉球的名义在东南亚进行各项贸易。同时琉球定期向中国、朝鲜派遣使团，以至在朝贡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当被神国观熏陶成自大狂的室町失去了朝贡贸易资格后，琉球也借着同中国的特殊关系，以中转站的形式向日本派遣商船。当明朝宝船消失在海面后，以琉球为中心，链接中国、东南亚、日本乃至朝鲜的东太平洋海上贸易圈，就正式被尚巴志极其后任者建立起来。天顺二年（1458年），著名的“万国津梁”钟铸造成功，被悬挂于首里城的正殿内。
琉球无疑是15世纪初至16世纪中，东太平洋最成功的贸易王国之一。宣德五年（1430年）到正统七年（1442年）的十三年间，琉球至少派遣了十七个贸易船队到达阿瑜陀耶，八个到达旧港，六个到达爪哇。随着马六甲和巴赛的兴起，天顺七年（1463年）以后，琉球也与其保持了良好的贸易往来。然而随着葡萄牙人的到来，琉球在东南亚的贸易开始衰落。
◎ 万国津梁之钟。铭文内容：“琉球国者南海胜地也，钟三韩之秀，以大明为辅车，以日域为唇齿，在此二中间，涌出之蓬莱岛也，以舟楫为万国之津梁，异产至宝充满十方刹。”
葡萄牙人在印度洋的第一个十年，到处击沉、掳掠穆斯林商船，导致威尼斯人通过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在印度洋上的威尼斯—埃及—印度航线被摧毁。但是葡萄牙人劫掠，除了给本国带来好除外，并没有能代替穆斯林商人给欧洲带来足够的香料。当时葡萄牙带回里斯本的香料仅有埃及运至意大利的四分之一，因此葡萄牙人的海盗行为，反而更进一步的加剧了欧洲的香料危机。于是为了黄金和香料，又或者为了上帝。葡萄牙人开始继续东进，正德三年（1508年），塞克拉率领一只葡萄牙船队到达马六甲。鉴于马六甲、爪哇等东南亚岛国及港口商业城邦基本为伊斯兰教信仰，于是在上帝的名义下，葡萄牙人劫掠了马六甲的几艘载满货物的东南亚帆船。然而随之被马六甲人击退，但是在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阿方索·德·阿尔布克尔克率领舰队卷土重来，进攻马六甲，马六甲灭亡。
◎ 15世纪中期以后的葡萄牙殖民船只，注意右下角的早期火绳钩枪
◎ 16世纪前期在埃塞俄比亚的葡萄牙士兵16世纪前期在埃塞俄比亚的葡萄牙士兵
马六甲的灭亡，使欧洲人第一次正式进入中国的势力范围。马六甲作为东亚活动的要冲与连接太平洋印度洋的通道，对葡萄牙人来说有很大的意义。随着葡萄牙人在1513年侵入香料群岛，建立了摩鹿加的德那第商馆，1515年攻占波斯湾入口处的霍尔木兹岛，并将其要塞化，使得亚洲—欧洲的航线，落入了葡萄牙手上。然而在马六甲，葡萄牙人和当地的中国、琉球商人接触以后，对东方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改变。马来人曾经告诉过葡萄牙人，中国和琉球商人在做生意上没太大区别，但是中国和琉球并不进行奴隶贸易。葡萄牙人托梅·皮莱斯，根据在马六甲得到的描述，写了一本《东方诸国记》，向欧洲人正式介绍了东方国家的样貌。
正德九年（1514年）广东右布政使吴延举设立《番舶进贡交易之法》，招揽外国商船前往广东贸易，不在仅局限朝贡船。乘着这个机会，葡萄牙人阿尔瓦雷斯率领一支葡萄牙舰队，到达珠江口，要求和中国进行贸易。但是因为马六甲亡国之时，曾派人通告宗主国明朝，所以这只舰队被禁止登岸，葡萄牙人只能在水面和中国商人贸易，后来达到屯门海澳，立起石碑以示占领，这种公然挑战天朝威严的行为自然是不被容忍的，于是葡萄牙人被逐出中国沿海，回到了马六甲。
正德十二年（1517年）6月17日，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Fernao Peres d'andrade）等载葡萄牙使者皮莱斯（《东方诸国记》作者）带领两艘船前往中国，于8月15日抵达上次的“屯门岛”。当其进入珠江时遇到了明朝水师的阻拦，但是葡萄牙人并没有理会，强行进入珠江，到达广州怀远驿。葡萄牙人吸取了上次的教训，假扮穆斯林，自称佛朗机国向中国进贡。总督都御史陈金得知后，先安排他们在怀远驿住下，然而发现他们即非伊斯兰教徒，佛朗机亦不是历来进贡的国家。新国家的朝贡是一件大事，没有决定权力的陈金，先安排葡萄牙人到广州光孝寺学习中国礼仪，同时将此事上奏朝廷。
正德十三年（1518年）正月，朝廷答复，把佛朗机人带来的特产按市价折成银两，使节进京洽谈，请其余船只、人等立即返回。于是皮莱斯等人在广州停留，佩雷兹率领船队退出广州，开始在中国沿海寻找一处地方，作为类似其在印度洋和东南亚那样的行为，占领该地建立商馆。一开始，葡萄牙人选择了珠江口的南山半岛（今深圳南山区的一部分），但由当地有明朝驻军，因而未能得逞。虽后他们退至屯门岛登陆，以做下一步准备。
在这里不得不提一下大航海时代两个先驱者，葡萄牙和西班牙在航海过程中的宗教思想。这两个国家一开始因为宗教狂热驱动而到达东方，虽然黄金和香料转移了其宗教上的狂热性，但是深刻在骨子里的宗教因素，使其在印度洋和东太平洋地区，给当地居民带来了沉重的伤害。与日本的神国观里日本是神国居民一样，上帝的选民们也自认自己是上天堂的。“杀异教徒不是罪，是上天堂之路”，也曾在欧洲也叫嚣了二百多年。在对异教徒的战争中建立起的葡萄牙和西班牙这两个王国，看待非基督徒，也是类似日本的“神国观中秽土之民”的概念，日本人的神国观看“秽土”上的人是牲畜，“上帝的选民”看异教徒就是需要送入地狱的“罪人”。明代中国国内曾经传说佛朗机人嗜好吃小孩，也并非完全谣传。基督徒们在东南亚遇到困境时，曾打算烹食当地居民的儿童，被其自己写在了当时的航海日记中。
一百年多前出海的日本人，在几百年的神国观自我催眠下，看待朝鲜人是猪狗不如。这时的葡萄牙人，在一千多年的宗教极端影响下，也根本不可能对当时崇拜偶像的异教徒中国人，会有多么尊重。皮莱斯等人在广州时，远迎俱不肯跪拜。跪拜礼是东方通行的外交礼节，导致总督都御史陈金大怒，将火者亚三杖责二十，将这帮基督徒丢进偶像崇拜的光孝寺，专门学习了跪拜礼，一日跪左腿、次日跪右腿、第三日叩头之后，才肯与葡萄牙人相见。不过参考后来记录中，传教士当面对佛像吐口水，可见这帮葡萄牙人心里是有多么痛恨异教徒。宗教极端主义者的历来固有想法是：“异教徒的罪过在于不肯信我的教，又不肯去死。”因此，欧洲人在东方礼节上表现强硬，拒绝入乡随俗，宗教上起了决定性的因素。
8月，若热·德·阿尔布克尔克派西芒·佩雷玆·德·安德拉德（Simã o Peres d'Andrade）换其兄费尔南·佩雷兹·德·安德拉德到满剌加。此人一改其兄的稳健，认为中国人慢待葡萄牙人。在宗教狂热的推动下，西芒·佩雷玆像以前葡萄牙人在其他地方一直所干的那样，在屯门修筑石制要塞，以枪炮威胁来往船只，买卖奴隶，树立绞刑架，处死不听其命令的船员。其后，又在屯门海澳及葵涌海澳探查地形，立石碑，烧杀掠夺。当地居民怨声载道，纷纷向官府告状，并要求迁移至别处躲避佛朗机人的欺凌。从而导致葡萄牙的使节，一直被滞留在广州。
葡萄牙人眼见这样拖下去无法见到中国皇帝，于是在翻译火者亚三的建议下，贿赂广东的官员。此法立即奏效，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底，朝廷允许葡萄牙人到北京朝见。正德十五年（1520年）一月，葡萄牙使节终于从广州启程，此时因为宁王叛乱，正德正在南京，于是葡萄牙人首先到达南京。但是正德知道佛朗机使者到达南京却不急于召见，而是自行返回北京，并告知葡萄牙人到北京朝见。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一月，葡萄牙使节终于抵达北京。葡萄牙人在到北京后，知道本国在中国官员中的印象很差，于是四处行贿，并让自己的翻译火者亚三交往正德宠臣江彬。因而火者亚三得以面见皇帝，正德则对没有听说过的葡萄牙很感兴趣，要求火者亚三教他葡萄牙语。火者亚三得以经常接触到皇帝，但是此人依仗皇帝及江彬的庇护，经常对官员无礼冒犯。主管外国进贡等事宜的四夷馆主客主事梁焯，对不按规矩行礼的火者亚三施以杖刑。江彬得知后大骂梁焯，并向正德皇帝告状。但朝中憎恶江彬及火者亚三品行的人很多，又有朝中重臣帮梁焯求情，因此正德皇帝并未治梁焯的罪。而滞留在广东的葡萄牙人也因此而开始更加肆无忌惮。
然而好景不长，四个月后正德皇帝病逝，江彬在正德病逝当天就被皇太后送去见了先帝。依靠行贿宠臣得以靠近皇帝的火者亚三自然也不会有好下场。葡萄牙使节被赶出京城不许入贡，翻译火者亚三被处死。明朝对葡萄牙的态度开始由暧昧转向强硬。正德十六年（1521年）七月，广东官员报告，有葡萄牙人前往广州要求贸易，礼部认为佛朗机人假借朝贡之名挟货通市，在广东沿海屯驻过久，有所窥伺，兵部的意见与礼部相同。因此兵部与礼部都认为应当拒绝其要求，将其驱逐出境。八月，嘉靖（正德十六年四月即位）下令广东海道副使汪鋐，驱逐葡萄牙人。
明军痛击船坚炮利的西方海盗
不过这对于广东来说，并不是什么好差事。明朝初年，浮海而来的倭寇的活动范围多在福建以北，海防建设的重心根本不在广东。加之倭船多数是二、三十人驾驶的小型船只，明朝为保证作战效率，多以大船配合小船的模式在海上作战。随着倭寇的平息和宝船的消失，耗资巨大的大型船只开始逐渐退出明朝水军序列。从来不是战争一线的广东水军只会更加凋零。随着明初郑和下西洋巨型船队对东南亚各国的威慑，东南亚地区没有任何国家试图挑战中国制定的外交准则，跑来广东海域和中国做对，因此当骨子里看异教徒都是应该下地狱的葡萄牙人来到的时候，整个广东沿海的账面上，连个正规点的水军都找不到。
葡萄牙人在屯门筑城，屯门在广东省海防规划中属于中路。在长期没有海上威胁的时候，广东水师可以说是若有若无的存在。由于一百多年没打过仗，明朝政府根本没有把士兵投入在广东这个平静的后方，驾船的全是从沿海抽调的民兵。为了节省军饷，对水师的招募大多数还都是临时行为。按嘉靖初年的广东中路战船配置看，包括了八条大战船，十二条乌艚船；东路略多，战船十二条，乌艚船十五条，哨船八条。按嘉靖初年的来算，大半个广东沿海，不超过二十条战船。如果跟当时只能载人二十的倭寇船比，这些明军军舰确实不小，水兵和水手加起来，一条船上五十个人。但这种战船别说跟葡萄牙人相比，跟当时东南亚战船都没法比。
◎ 荷兰人首次远航至东南亚时见到的爪哇沿海各国帆船，沿顺时针方向依次为叭剌唬、中国帆船、本地渔船、爪哇帆船（《Lodewycksz1598》132-133页）
在当时的到达中国沿海的《东方诸国记》作者皮莱斯眼里，广东沿海防御近乎虚设，中国水军连爪哇都不如。在对比当时的珠江口海防状态，他有这样的描述：“（爪哇）船队中的一艘船便可以轻易击溃二十艘中国帆船”。船小兵寡，这就是汪鋐在接到旨意之后的现状。
◎ 中型双桅单甲板排桨帆船（Galley）
反观葡萄牙人，按中方的记载，应该是当年欧洲地中海沿岸流行的一种中型双桅单甲板排桨帆船（Galley）。一般这种船只是按船桨来计算大小的，汪鋐的记录中，葡萄牙人的桨帆船一共有四十多支桨，夹板长十丈（32米）宽三尺。夹板是排桨帆船两旁特有延伸结构，船桨从夹板下的空隙伸出，夹板上成为士兵作战的平台。按葡萄牙当年的船只大小，这样的桨帆船水实际长度四十米左右，一支桨为三~四人操作，那么操桨人员当为120-160人以上。这样一条船上三十四门的载炮则超过欧洲同等级别的桨帆船，应当为葡萄牙人考虑到在东方作战人员较少的状况而特意加强了火炮。
说起火炮，东西方火器发展从一开始就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西方的火炮，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代替投石机，来摧毁城堡这类空心结构的城防建筑。如著名的重型火炮乌尔班大炮。这是和欧洲封建制度下密集的领主城堡分不开的。而中式城防是实心梯形结构的厚重大堤，用火炮击毁城墙本体耗资巨大而旷日持久。因此，东方攻城模式倾向以压制城墙守军，破坏城墙上附属防御工事，如城垛、敌楼、战棚为主，使得大型火炮发展迟缓。随着明朝崛起，蒙古退入草原大漠，作战环境的变化，使得中国火器向轻型、野战方向发展。东方火器的使用和设计目的倾向于轻便化，追求火力密集性和持久性。明代中前期火器，包含单兵火器在内，主要以轻便化、霰弹式为主，如手把铳弹丸数量为三枚，朝鲜仿制中国，能一次发射四支、八支箭型弹的四箭铳筒和八箭铳筒等等。
◎ 国朝五礼仪内的多发射箭铳
这样的发展方向在大规模野外作战时期当然没有什么问题，在城市防御作战中压制冷兵器的游牧骑兵也完全够用。但是当葡萄牙人携带大型火器到达时，这样的方式就完全不行了。葡萄牙当时在桨帆船上装载的中轴线大炮重量高达一千三百斤，最小的也是一百斤以上。这样的火炮，已经超越了仅仅杀伤人员，发展为以伤害船只结构，摧毁对方作战船只为主要目的。可以说，葡萄牙人的军舰完全颠覆了东亚和东南亚以往的水面作战认知。因此，中国人对葡萄牙人的火炮有了一个专有的名词：佛朗机铳。而桨帆船因为船桨数量众多，船身细长，类似蜈蚣，则被中国称作蜈蚣船。蜈蚣船长宽比高达1：10左右，加上桨手数量众多，因此在航速上远超那些为追求作战平台平稳，长宽比多为1：4左右的中国战船。
一开始的佛朗机铳，是指佛朗机人带来的三种新式火器。第一种，以一个炮身做母铳，配上几个短炮室做子铳，发射时将子铳插入母铳的后装炮。这种后装炮的射速，引起了以火力覆盖和持久性为发展目标的明朝军队注意，因此佛朗机铳很快被特指为后装炮。第二种，长管径比1：20以上的（中国传统为1：8左右的短管炮）长管前装火炮——大佛朗机铳，在本土化后被称为发熕（拉丁语火炮gun的中文音译）。最后一种则是以锻造方式制作的长管径比火绳枪（小佛朗机铳），其在中国本土化之后，中国出现了两种新式武器，鸟铳和快枪。鸟铳就是中国版的火绳枪，所谓明军从倭寇手中缴获火绳枪，才获得仿制的说法并不成立。而快枪的则是中国人接触西方技术，在传统火门枪上的改进。快枪的快，就是当年中国人在对比手铳和早期火绳枪，射击结果的异同而命名的。长管径比的小佛朗机铳因为枪管长，火药燃气做功时间长，因此弹丸速度快，在射击木板时跟短管的手铳比“洞而不裂”，因此才叫做快枪的。
汪鋐一开始并不知晓双方在火器上面的巨大差距，因此一开始只是加强战备，招募民船、民兵。在完成人员船只准备后，向葡萄牙人宣谕，要求其离开屯门。西芒·佩雷玆自认为上帝的子民，自然不能向异教徒退缩。于是凭借着宗教极端思想，西芒·佩雷玆选择了和中国开战。当时葡萄牙人在屯门岛已经经营数年，能够依托要塞防守。因此，兵员素质、船只、火器全面劣势的明朝民兵团，在和葡萄牙的第一次海战中失败。汪鋐在继续加强战备的同时，与和葡萄牙人同来的中国人接触，以期了解葡萄牙人的船只及武器性能。
早在葡萄牙人与1509年9月11日到达马六甲时，就有三艘旅居东南亚的中国商船主动和葡萄牙人接触。在葡萄牙人进攻马六甲时，港口中除五艘中国船外，其余的东南亚人船只被全部摧毁。而作为回报，中国人使用小船帮助葡萄牙人登陆。当时，东南亚最好的造船、金属加工行业的人要么是中国人、要么是有中国血统的人，而葡萄牙也不可能跨越半个地球，来从国内调拨所有的船只、武器。所以，当时葡萄牙和东南亚的中国人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葡萄牙人当时在屯门的舰队中，也因而带有中国船匠和武器工匠。
◎ 16世纪前期桨帆船及其船首中轴线大炮
◎ 以出土实物尺寸所绘一寸口径（32mm）铁质佛朗机铳（有马成甫《火炮的起源及其流传》）
◎ 大型铜制佛朗机铳（七斤弹重）神飞炮尺寸比例复原图（《登坛必究》《练兵实纪》）
东莞县白沙巡检何儒，曾经在抽税的时候见到过葡萄牙船上的杨三、戴明等中国人。在交谈中，何儒得知他们曾经帮参与葡萄牙人在东南亚的造船及武器制造。于是汪鋐命令何儒派人假扮贩卖食物的商贩，继续与杨三、戴明等通话，劝其回到中国，交待葡萄牙人的具体情况和造船、枪炮及火药配方。到了约定的夜晚，何儒亲自驾驶小船，将杨三、戴明等带回广东。从此桨帆船、后装炮样式、长管径比前装炮样式、锻造法制作枪管、蛇杆火绳枪这五项技术，正式流入中国。
凭借中国传统技术的深厚底蕴，借鉴这些技术对于中国并不困难。汪鋐在几天内就迅速制造了相同的火器，随后再次调集军队攻打屯门。这次汪鋐改变了以往的传统对倭作战经验，他先派出三十只火船，乘着南风大起之时，顺风放下，以限制葡萄牙桨帆船的活动范围。然后汪鋐率领五十艘轻型战船趁机冲锋，将葡萄牙的四只桨帆船分割包围，并用火箭火罐等投掷纵火。汪鋐尤恐不保险，又命水手趁乱潜水，将一只葡萄牙战船凿沉。一番激战下，中国军队包围了屯门葡萄牙要塞。之后因为风向改变，九月七日，西芒·佩雷玆率领剩下的三只船突出包围圈，逃离屯门。
葡萄牙人撤离后，明军拆毁了屯门岛上的葡萄牙工事，同时下令任何中国人不得与葡萄牙人交易。中国战船一旦见到有任何悬挂葡萄牙旗帜的船，都可以不经奏报直接击毁。西芒·佩雷玆觉得自己拼命为上帝战了一把，但是却坑惨了前来接手的麦罗·哥丁霍（Mello Coutinho）。麦罗·哥丁霍便是中国史书中的别都卢，在他到达马六甲的时候，已经获悉屯门船队与中国关系极端恶化，但仍打算冒险前行。哥丁霍不像西芒·佩雷玆那样暴躁，试图避免和中国冲突。在到达广东后，哥丁霍派人上岸求见广东地方长官，请求许其和平贸易。但是西芒·佩雷玆前面做得太野蛮，广东地方长官置之不理，哥丁霍不得已，由屯门退出，但是已经被得到消息的中国舰队截杀。
备倭指挥柯荣和百户王应思在海上拦截了这伙葡萄牙人。早在屯门之战中，明朝就已经获得了葡萄牙人的船只、火器资料。因此当哥丁霍的舰队到达时，对中国水军已经失去了火力上的优势。葡萄牙人且战且退，转战到稍州西草湾水域，两军爆发了接舷战。向化人潘丁苟率先冲上葡萄牙船，明军一拥而上，生擒了别都卢、疏世利等四十二名葡萄牙人，砍下了三十五颗脑袋，一度夺取了两条桨帆船。葡萄牙人不甘心失败，将剩下剩下战船排成纵队切入中国船和缴获的葡萄牙船之间，试图夺回这两条船。
经过激战，葡萄牙人一度夺回了被缴获的桨帆船。但参与反击的葡萄牙人，很快遭到了明军霰弹炮的“横扫”。一条桨帆船在火焰中沉入了大海。该船上所有葡萄牙人，不管是原有船员还是参与反击的葡萄牙援军，一个都没能逃掉。别都卢船上的葡萄牙人运气较好，还下剩两个活人。但是别都卢的船战损严重，帆索也被切断，而且船上的人员已经损失殆尽。已经在战斗中损失了不少人手的葡萄牙人，无法凑够足够的人来操作别都卢船上的船桨，只能被迫将其凿沉，以避免被明军缴获。
人员耗尽的葡萄牙人只能乘着风势突出包围，狼狈不堪的回到马六甲。战斗中，明军百户王应思阵亡。巡抚都御史张巅、巡抚御史史涂敬，将战况报告给了嘉靖皇帝。鉴于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的所作所为，与倭寇没有任何差别。嘉靖皇帝也按对待倭寇的方式对待了葡萄牙俘虏，四十二个俘虏一个不留，全部斩首示众。
然而明朝在广东沿海的军事胜利，没有能够进一步扩大至东南亚。北方蒙古的再一次崛起，将中原王朝的精力牢牢的拴在了长城沿线。随着明初开中法（明代鼓励商人输运粮食到边塞换取盐引﹐给予贩盐专利的制度）在弘治时期的废除，北方边境的军粮储备遭到了破坏，最终导致卫所制度的瓦解。蒙古人动辄十万级别的军事入侵，远比葡萄牙人在东南亚灭亡一个朝贡国，又或者在广东沿海出没几次要危险得多。因此明朝只能诏谕东南亚的附属国来对付葡萄牙人，没有能亲自将屯门——西草湾的战果扩大至东南亚。帮助马六甲复国。
宗主国暂时无法帮忙，东南亚各国只能自己对抗葡萄牙人。虽然在明初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向东南亚传播了火器制造技术，但是这些火器是以针对游牧骑兵为交战对象制作的轻型野战用火器。明朝自己一开始都在与葡萄牙人的水战中处于火力劣势，更何况东南亚其他国家。当年马六甲拥有三千件轻型火器，也没能能阻止葡萄牙人将其攻灭。因为火力的劣势，东南亚的反葡萄牙势力在同葡萄牙人的作战中损失往往异常惨重。中国禁止对外出口先进的火器制作技术，这使得东南亚诸国根本没有能力来响应中国的诏谕。因此，葡萄牙人得以将东南亚作为恢复实力的根据地，并最终成为了搅乱东亚以及东南亚海域的祸乱策源地。
虽然东南亚诸国对葡萄牙人束手无策，但毕竟明军已经清除了中国势力范围内倭寇和西方海盗。可明帝国帝国内部的一群既得利益者，却把这两支“祸害”又重新引回了国内。
与东、西方海盗勾结的明朝乡绅
内忧外患，往往是被一起提起的，明朝也不例外。明初的禁海政策在明中期以后趋于瓦解。福建、广东、浙江等地沿海地方，因为人口众多而造成当地耕地不足，早在明朝建立几百年前，便以渔业和沿海商业航运为生。因此海禁通常所称的“片帆不得下海”，只是夸张的形容，一般的近海的渔业和商业活动一直没有中断。从历史上来看，这些地区自古就有很多港口作为通向东南亚和日本的门户。特别是福建省，因为人口众多耕地不足，粮食大部分需要从外省通过船只转运。随着盐商和米商为中心的商人势力的膨胀，有远航能力但被禁止的双桅大船，也开始被这些人偷偷建造起来。毕竟船越大，能装载的货物就越多，而货物越多，则意味着利润越高。
虽然海禁在这时已经早已瓦解，广东颁布《番舶进贡交易之法》就是典型例子。但是朝廷中央毕竟没有开口废除，因此这些大型船只的建造依旧还是违法的。但是由于中央朝廷无法面面俱到，政策反应又具有滞后性，再加上地方官员具有流动性，因此，在当时在地方上有很大介于违法和合法的灰色地带，统治这个灰色地带的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乡绅。
所谓乡绅，本来是其出身乡村所在地，称呼现任和退职官员的名称。不过涉及到明代的违禁船只问题时，就是特指一度担任中央和中高级官职，因休假或退职回乡居住的现任和离职官僚。这些中央或中高级官僚在其任职期间，和商业资本结合，积累了错综复杂的人脉关系和庞大的财产。这类人中虽然也有在任职地定居而不回故乡的，但是多数人还是在衣锦还乡的观念下，将在任时期所得的财产带回故乡，并扩大其本人和宗族在故乡的土地，成为乡村大地主。古代的同窗、师生关系与现代不同，在古代是类似兄弟、父母之类的紧密关系，如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因此这类人在求学、为官期间所打下的人际关系，即使离职，仍然能够对在职的曾经的同窗、师生，构成一定影响。
政府内的人际关系，加上土地和财富，使这些乡绅在乡村中的政治、社会发言权逐渐增大，在地方有举足轻重地位。导致后来的地方官员，如果忽视这些地方乡绅就不能执行政务。福建、广东、浙江等地自古发达的航海活动，在乡绅参与进来之后，就不是地方官员所能轻易制约的了。乡绅和商人相结合，擅自建造远洋大船，由牙行聚集货物，贿赂监督官吏，从一开始的大型船只沿海商业活动，最终不可避免的走向利润高昂的远洋走私贸易。
但是乡绅的势力再强大，也并不总能绕开政府监察机构。只要这些通番船被发现，就会在政府眼里成为奸商、海盗、海寇，成为被打击取缔的对象。再加上通番的处罚极为严厉，参与的人通常会被处以极刑。因此进行走私贸易的人，很容易转变为和官府对抗的武装集团，又或者与海盗集团相结合，来对抗朝廷的缉拿。
早在葡萄牙人刚刚进入中国沿海不久。嘉靖元年（1522年）广东就有海贼方甘同等人的活动。次年有自广东蔓延到附件漳州、泉州的海寇活动。嘉靖八年（1529年），浙江温州出现海贼活动，盘石卫逃军兵变后逃至海上，南直隶候仲金之乱等。嘉靖十年（1531年）广东海贼董秀山被拘捕，嘉靖十一年，广东海贼仍在继续活动。为了负责东南沿海地区蜂拥出现的海上武装走私贸易集团，明朝临时增设了浙江巡抚，意图加强东南沿海地区的军政管理。然而如同上面说的，乡绅、商人、官员、海盗互相勾结，海禁命令无法往下执行。而随着明初卫所制度的瓦解，东南沿海的海防体系也是名存实亡，海上走私贸易实际上当时已经是半公开的进行。
在广东沿海声名狼藉而又遭受惨重损失的葡萄牙人，不甘心放弃与中国贸易的庞大利润，开始把目光转向中国其他省份。但是东南亚的形势在1517年以后发生了重大改变。土耳其人的目光看向了印度洋，埃及马穆鲁克王朝被奥斯曼军队灭亡，土耳其人的新月旗抵达红海。1538年阿拉伯半岛落入奥斯曼手中，土耳其人的兵锋直抵印度洋。身为最后一个伊斯兰教帝国，奥斯曼人也跟伊比利亚人一样，具有高度的宗教狂热性。当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国家向哈里发求援时，土耳其苏丹用在地中海建造——陆地分解运输——红海组装——开往东南亚的形式给了当地的穆斯林王国极大的支持。除此之外，苏丹还直接派遣枪炮工匠和士兵，以武装东南亚的穆斯林兄弟。
奥斯曼帝国在东南亚的直接参与，使得葡萄牙人的相当一部分精力被牵制在东南亚，加之中国强大的实力和底蕴，使得葡萄牙人改变了以往一直推行的强硬态度。屯门—西草湾海战之后，葡萄牙人虽然没有得到中国许可下的官方贸易，但是通过与到往东南亚的中国商人和琉球商人进行接触，进行实质上的中国贸易。葡萄牙人在通过和中国、琉球商人做生意的同时，又与通过土耳其重新武装的东南亚伊斯兰国家交战。虽然东南亚国家进行了相当顽强的抵抗，但是没有能够赶走葡萄牙人，相反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junk”即戎克船，一开始是指16世纪初活跃在东南亚水域，曾让欧洲人叹为观止的东南亚国家巨型船只。这个词也是来源于马来语对“船舶”的发音。可在葡萄牙人以上帝为名的炮火中，短短几十年之后，这些排水量高达一千吨的马来巨舰就彻底消失于人们的视线当中。以至于，在17世纪，“junk”这个名词已经成为了中国帆船的专有名词。失败后的东南亚人，残余下来的只是一些中小型船只，失去了自己独立进行远洋贸易的可能。
在摧毁了巨大的东南亚商船船队之后，在东南亚站稳脚跟的葡萄牙人重新北上，开始和中国沿海的走私商人接触，直接绕过中国官方进行走私贸易。广东省的上川岛、福建省的漳州和泉州，浙江省的宁波，成为了当时海上走私贸易的舞台，特别是宁波双屿，成为了当时东太平洋的走私贸易的中心，成为了“16世纪的香港”。
双屿也叫双屿港或者双屿山，在浙江省的长江口附近，是宁波以东洋面的岛屿，这里靠近中国经济最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双屿港的地形也很优良，以朱纨《双屿填港工完事疏》记载：“然访其形势，东西两山对峙，南北俱有水口相通，亦有小山如门障蔽，中间空阔二十余里，藏风聚气，巢穴颇宽。各水口贼人昼夜把守”。“东西两山”是指六横的双顶山（海拔299米）与大尖山（海拔261米），两山对峙，贺家山、积峙、沙头等小山像门一样形成障蔽。“南北俱有水口相通”，在贺家山的西北部和东南部各有一个水道，形成南北两个水道，“中间空阔二十余里”。按《葡属印度水路志》记载，双顶山与大尖山之间（也就是双屿港的中间空阔海域）的水道深35寻，即65米。双屿港北港水道最窄处大约50米，水深5寻，约9米（1寻＝6英尺＝1.829米）；双屿港南港水道宽约100米。这样的港口外小内大，从外看着不起眼，而内部相当空旷，加上除特定航道外，其他地方密布暗礁和急流。非常适合作为走私船停泊交易的地方。
最早在嘉靖五年（1526年），福建的邓獠就以这个地方作为走私贸易基地，引诱南洋各国商人开始进行走私贸易。参加沿海走私贸易的宁波人，主要是盐场的“灶丁”。灶丁生活在沿海地区，他们负责采办渔课，可以借采办之名，私下制造大船下海，帮双屿港走私分子搞物资运输，有的则直接参与交易。到了1532年左右，海上私人贸易公开化。宁波人万表《海寇议》称：“十数年来，富商大贾，牟利交通，番船满海间。”这些话形象地描写了双屿港当时的国际走私贸易发达状况。在这个时间段，是海上私人贸易自由发展阶段，大多数海商都是独家经营的小商人，“承揽货物，装载而还，各自买卖”。嘉靖十八年（1539年），福建的走私商金子老入据双屿港，开始与葡萄牙人接洽，引诱葡萄牙人前来贸易。嘉靖十九年（1540年）四月，金子老与著名海盗李光头合流，嘉靖二十一（1542年）年，金子老回到福建，没有继续出现。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许氏四兄弟许一（松）、许二（栋）、许三（楠）、许四（梓），投奔到李光头麾下，许栋有个著名的部下，就是后来的“倭寇王”汪直。
汪直，也被称为王直。南直隶徽州府歙县雄村拓林人，一开始是作为盐商。经商失败后，汪直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乘海禁政策松缓之时，与同乡徐惟学、叶宗满等人一同赴广东进行海外贸易。在那里，汪直与葡萄牙人进行了紧密接触，积累了巨额财富。后来汪直投入许栋门下，移屯至双屿港。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汪直去到日本，诱带博德津、倭助、才门三名日本人前来双屿。失去了朝贡贸易资格，但是又迫切需要中国商品的日本人与汪直一拍即合。这是双屿港发展史上公认的转折点。开始出现了大规模的海商集团，海商集团的形成，有其内在因素。海上竞争激烈，弱肉强食，迫使海商走上小船主依附大船主之路。规模小的五十只船，规模大的达一百多只船，“成群分党，分泊各港”。这些海商集团不但雇用本地的舵工、水手，还招募了一些日本的贫穷浪人，作为护卫家丁，同时购买枪炮以增强实力。某些富裕的日本商人则出资搭股，从事海上贸易。走私贸易的集团化、国际化，使海上形势更为复杂，出现亦商亦盗现象。
◎ 大福冈县出土的中国铜钱
嘉靖十二年（1533年），日本周防国大名大内大内义隆，用明朝的灰吹法改良了石见银山的精炼技术，导致日本国内产银量大为提高。这就催生了新的商机。
明初时，被明帝国吞并的越南北部和缅甸掸邦地区，曾大大提高了中国国内金银和其他矿产的开采。早期的扩张使得中国的白银产量在15世纪初高达每年三十六吨，加速了白银作为货币在国内的普及。然而一个世纪之后，中国的白银产量降到每年区区四吨，明朝的经济繁荣而导致的作为货币的白银严重缺乏。同时期的日本并不使用银作为货币，白银更多的时候是作为一种商品来出售。明朝一两白银大约值铜钱七百五十文，而日本白银一两的售价是二百五十文，因此用日本白银交换中国铜钱，在当时的东亚是极其暴利的商业模式。早在汪直之前，中日航线上就有络绎不绝的中国走私商船。现在，日本国内白银产量激增，导致大量的中国人前往日本，以求获得白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