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系列打击下，葡萄牙人在中国沿海的损失是极为惨重的。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七月，与许栋合流攻击福建福宁州黄崎等地的葡萄牙人，被明军用火箭焚毁同来的彭坑国大帆船一只，哨船两只，双桅桨帆船Galiot（小型桨帆船）或者Galley（中型桨帆船）一只。十八日从东南亚北上的一大两小三只葡萄牙船，在黄崎被明军击败，桅杆都被打断。八月，葡萄牙三桅大船一只和双桅中船两只，在古雷海被明军截获，船尾被打烂。同时在浙江蒲壮，被明军缴获叭喇唬船一只。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正月二十五日，在明军的重重围困下，葡萄牙人只能将经营许久的夷屿，连带未完成的交易货物一起放弃。
◎ 描绘一艘西班牙小型桨帆船（中间有四支桨的那条）遭受两首阿尔及利亚小型桨帆船（两侧有新月旗的两艘）袭击的画作。当时葡萄牙所用桨帆船的桨数，应类似两侧阿尔及利亚的数量。
走马溪之战后，朱纨大获全胜，葡萄牙人消失在中国沿海。被葡萄牙人武装的中国走私商人和日本人乃至东南亚人，在武备失去支持后也已式微。鉴于夷屿作战之时，福建走私商人当着明军的面，仗着小船的速度比明军哨船速度快，直接向被围困的葡萄牙人出售粮食等物资。为震慑这种肆意妄为的通番资敌行为，朱纨决定斩杀所有俘获的对海寇联军贩卖物质的人。而这些人，很多就是福建浙江沿海豪族的家庭成员。“断人财路如杀人父母”，现在朱纨不但断了这帮人的财路，还依法处置了他们的亲族。于是同族同窗同堂们开始联合，闽浙籍官员纷纷上奏弹劾朱纨，要求皇帝削弱他的职权，并调查杀人事件。朱纨上奏辩解称，逮捕的海盗都是本地人，如果不赶紧杀掉，恐怕迟则生变。
中国衣冠之盗的卑劣报复
杀了其实也有变，只是刀子是从背后捅过来的。在朱纨的奏报里，有三名佛朗机国王。这三个所谓“国王”，更大可能是东南亚当地部落首领。因为在俘获的俘虏中有不少数量的女性，这是东南亚的航海特色。葡萄牙人虽然使用东南亚人作为武装奴隶和桨手，但是按欧洲的航海习俗，远航或者海战，船上是不能有女性成员的，所以不会在战时船上携带所谓“番妇”一般的东南亚人也不会和葡萄牙人联合军事行动，因为葡萄牙人在东南亚颇为强势。所以这些非奴隶的东南亚人中，或许有在当地地位较高的人，被朱纨误作夷王上报。
不过对于弹劾朱纨的福建、浙江籍官员，真相并不重要。他们因为自己的财路被断，需要的只是一个攻讦朱纨的借口。于是不明真相的嘉靖，下令调查滥杀的真相。
兵科给事中杜汝桢与会同巡按御史陈宗夔调查结果出来了。他们声称，“所谓葡萄牙人其实是满剌加国（即马六甲）商人，每年私招沿海无赖之徒，往来海中贩卖外国货物，未尝有僭号流劫之事。朱纨擅杀之罪证据确凿，闽浙官僚们对朱纨的弹劾也的确不是罗织罪名。”
杜汝桢跟陈宗夔，直截了当的无视了葡萄牙攻灭明朝藩属国马六甲的事实，更将二十年前葡萄牙公然在广东与明朝开战的事实置之不理，说其为和平商人。
要知道，16世纪在中国的葡萄牙人已经在一条船上装备着三十几门炮，时常炮击中国军船的和平商人；开战时能敲锣擂鼓，以军队正规作战方式指挥战斗；更是把火炮卖给中国沿海海盗，导致一条海盗船上能装备十六门火炮。
这样的武装殖民侵略者，都被士绅们说成和平商人，那帮既得利益者颠倒黑白、指鹿为马的能力可见一斑。
根据杜汝桢的报告，嘉靖皇帝对朱纨案裁定如下：朱纨身负大罪，反上疏告捷。而卢镗、柯乔与朱纨相佐，应以首犯论处，其他官员如通判翁灿；拒捕顽抗的葡萄牙人方叔摆等四人当处死，其余佛南波二者等五十一名当安置；现存通番奸徒当如律发配发遣。于是嘉靖诏命朱纨进京讯鞫，与其一同作战的福建都司都指挥佥事卢镗、海道副使柯乔被丟进牢里等死。当消息传到杭州，朱纨很明白，这是闽浙官僚们要他死。朱纨说：“我既贫且病，而且脾气倔强，决不肯跟奸佞对簿公堂！我是死定了！即使皇上不要我死，福建、浙江参与海上走私的人也必将至我于死地。横竖是死，我宁可自己了断，也不愿死在他人手里。”临死前，朱纨给自己写好了墓志，写下一首绝命词，然后服毒自尽。这位威震海疆的“海盗克星”就这么惨死于既得利益者的陷害。
当朱纨死后，嘉靖询问是否开海，对走私不缴税很满意的闽浙官僚们，为了避免开海禁之后的抽分，也为了避免开海之后利益流失。这帮人告诉皇帝，通番不赚钱也没好处，不用开海。翻云覆雨的福建、浙江官僚，就这样轻易弄死了巡抚级别的重臣，自此明廷罢巡视大臣不设，中外不敢言海禁事。从中外不敢言海禁也可以看出，当时明廷上下对朱纨为什么死非常的清楚，朱纨不是因为所谓的擅杀而死，而是因为海禁而死。当朱纨死后，在福建、浙江沿海士绅们的纵容之下，武装走私船再一次蓬勃的发展起来。
“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滨海之盗尤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朱纨的身亡，名将卢镗、柯乔的入狱，代表着明朝试图重新恢复东亚秩序的行为，惨遭失败。葡萄牙在远东的投入，其实远超现在学者所认为的袭扰。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技术扩散。葡萄牙人连接中国、东南亚、日本三国的不法分子，中国和东南亚提供人力、船只；葡萄牙人提供火器、军事技术；日本人提供冷兵器，军费。使得中国在维持东亚秩序上的成本，已经远超了国初所设计的能力。
明朝初年的时候，东南亚和日本的船只上面只有少量或者没有火器，中国水军在压制周边国家的时候有着极强的技术优势。加之中国造船技术先进，船只巨大，曾经的挑战者日本人，多数仅仅是载人二三十的小船。
当葡萄牙人发现自己在远东人数稀少，实力较弱，无法挑战明帝国，于是拉拢怂恿周边的势力，将以上各方的优缺互补，整合出了一支庞大而专业的倭寇军队。
我们之前提过，封锁双屿之前的海战，明军缴获了一条日本船。该船大小按日本的标准，是可以作为朝贡用的大型船只，或者日本国内水战中相当于战列舰来使用。船上最少载有四五门火炮，同年日本连室町幕府将军家都没这么多门。再看来看中国海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七月在福宁州，中国的海盗兼武装走私贩，和葡萄牙人一起跟明军开战。他们装备有火炮和火绳枪尚且不提，在交战中这些海盗，竟然有鸣锣擂鼓来战斗的！鸣锣就是鸣金，鸣金退，擂鼓进。这种行为是典型的正规化的表现，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再来看乡绅势力的武装走私船，在黃崎被明军截获的一艘广东潮州双桅船，上面带有佛狼机铳一门，铁铳两门。古雷海洋堵截作战中，四十多条走私船中有两条被明军俘获。这些走私者主动给被围的葡萄牙人送稻米，这种资敌行为暂且不提。这两条船，每条各有佛狼机铳四门，铁铳十二门，一条船上有十六门火炮。除此之外，刀枪藤牌锣鼓齐全，这跟军舰已经没有任何差别了。
◎ 16世纪中前期的卡瑞克帆船（Carrack）
◎ 16世纪中期17世纪地中海大型桨帆船（galleass）
现在，中日两国的海寇们已经被武装到了与明军正规军队的同等水平，甚至在军舰、火炮方面上还有所超出。东南亚方面，葡萄牙人除了双桅的小型或者中型桨帆船，还给东南亚人还用上了三桅船。三桅要么是大型桨帆船（galleass），要么就是葡萄牙在16世纪常用的卡瑞克帆船（Carrack）。
◎ 1535年土耳其与西班牙在突尼斯的海战，图中Carrack和galleass配合作战
在夷屿交战中，有一条大船被称为大夹板船，有火炮三十余门，炮弹是石制的，如碗口一般大。明代所说的碗口，直径一般为21cm，所以当时葡萄牙人出动的大夹板船当为卡瑞克帆船（Carrack）。那么三桅杆的葡萄牙船，就应该是大型桨帆船（galleass）。大夹板船在火炮齐射时还有中、小鸟铳（火绳枪）齐射，也相当符合16世纪伊比利亚半岛地区，葡萄牙和西班牙军队所装备的大小两种火绳枪。
◎ 1529年查理五世博洛尼亚入城式，图中有大小两种火绳枪，大型火绳枪配有支架（红线标注）
双屿—走马溪之战后，葡萄牙人在中国海的经营失败了，据点被一扫而空。葡萄牙人就此放弃了用武力与中国正面对抗的政策，转向幕后。但也可以说葡萄牙人成功了。因为中国的海盗和武装走私商人借着这个机会，完成了武装力量由毫无章法的武装暴民级别，向有战时指挥系统和高技术火器装备的正规军水平转化。
在此之前，当明军攻破双屿之时，这些武装走私商人还是被按国家分为佛朗机夷、番贼、海寇、倭夷等。其战斗力远不如朱纨严格编练下的明朝正规军。进攻双屿的只是一千名福建士兵和一千名浙江乡兵，结果数量占据绝对优势双屿海盗集团，却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而走马溪之战，明军不顾兵力地形劣势强行进攻，依然进展顺利。
可现在，海盗集团与日本西部地区的大名领主相结合。前者向后者扩散造船、火器技术，后者向前者稳定的火器、刀剑、长枪、盾牌、军舰制造基地。双方完美的避开了中国政府的监控。同时，海盗集团又从日本大名手上获得了相当数量的武士，充实了自己的基层军官，获得了日本正规军完整的作战体系。
这三者的结合，为后来的嘉靖大倭乱打下了一个可怕的基础。嘉靖时期的倭寇，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占总人数不同比例的各国盗匪。而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相结合，使用着葡萄牙人提供火器，采用日本作战模式和战术体系的正规军了。他们日后对中国东南沿海地区进行惨无人道的杀戮和劫掠行为，都要“归功于”贪图眼前利益的福建、浙江沿海士绅。这些“中国衣冠之盗”的纵容，成为了东西方海盗对抗明朝政府的缉拿与进剿的保护伞。
随着倭寇武装力量越来越强大，足以对抗明朝政府军之后。福建、浙江沿海士绅也渐渐失去了对其的掌控，于是倭寇就拿起了屠刀，他们的想法很好理解：抢钱来的快，而且不要成本，你也奈何我不得，既然如此，我为何不抢？我本来就是犯了罪的人，你还要我依着大明律不成？
这种倭寇武装力量的无限制庞大，最直接的恶果就是日后荼毒整个亚洲的“嘉靖大倭乱”！
“嘉靖大倭乱”的爆发，一些人认为是因为明朝海禁，导致沿海居民衣食无着所致。但是如之前资料所示，在葡萄牙人刚到东南亚的时候，就在东南亚见到了前来做生意的中国商船。在葡萄牙人到达广东的时候，广东当局甚至正在招揽外国商船前来贸易。说明此时，“海禁”早已经是名存实亡。而且“海禁”的名存，也是沿海乡绅为了独占走私贸易而故意为之。因此“明朝海禁，导致沿海居民衣食无着”自然是无稽之谈。
不过倒是有一支势力，在“嘉靖大倭乱”开始前真正导致了“沿海居民衣食无着”。那就是打着上帝旗号，自称文明的葡萄牙殖民者。
当葡萄牙人一到中国，广东就被迫关闭口岸，对葡萄牙人开战。双屿以前作为走私港口一直存在了几十年。但当葡萄牙人一来，连朝鲜都向明朝报告，中国走私船上携带有足以对抗军舰的武器。
◎ 巴黎军事博物馆馆藏16世纪初西班牙铜炮
这些表征揭示了怎么样的内在根源？根源就是：葡萄牙人从一开始的贸易行为，就是建立在践踏亚洲国家所有一切的基础之上的。当年郑和下西洋期间，除了几次自卫反击，从未有主动进攻过沿海国家。但当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给印度洋上的穆斯林商船就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当葡萄牙人到达东南亚，直接就灭亡了当地的穆斯林王国马六甲，也就是满刺加。随后葡萄牙人与东南亚各国开战，直接导致了东南亚大帆船时代的终结。等他们到达中国广东，首先就是先占地、再立碑、然后把绞刑架都搭起来了。
为什么欧洲人跟中国人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行为模式？原因在最开始交代过了——为了上帝。跟现在的天主教不同，15世纪末之后的天主教可以说是极其血腥，欧洲的宗教氛围跟现在完全两个世界。天主教修士兼宗教裁判官的克拉马（Heinrich Kraemer）与司布伦格（Johann Sprenger）在1486年出版了一本著名的作品《女巫之锤》。这是一本教导女巫猎人和法官如何识别巫术，检验女巫与怎样对女巫施行酷刑的书。这本书拉开了欧洲近代历史上最为黑暗血腥的行为——狩猎女巫。这种现代人看起来犹如迫害狂和虐待狂的可怕暴行一直持续到18世纪。
以上帝的名义，欧洲的天主教徒们把一些无辜的女子指控为“魔女”、“女巫”，而处以焚刑或放入锅中活活煮死。其残害女性之众是十分惊人的。例如，英国埃塞克斯郡在1560年至1680年间处死了291名“行巫术”者。其中268人是女性，有23人是男性，这23人中还有11人是仅仅因为“与女巫关系密切”而获罪的。在卡尔文教地区，迫害“女巫”达到疯狂的地步。瑞士的沃州一地，1591年至1680年间处死“女巫”3371人。德国的一个小城市威森斯泰格，仅1562年一年就烧死了63个“女巫”。另一个小城市奥贝尔马赫特尔，在两年内处死“女巫”54人，占全城人口7％。
◎ 《筹海图编》所绘发熕炮，与16世纪初西班牙铜炮的炮口、炮尾兽头装饰极为相似
以上暴行只是当时的宗教大屠杀的冰山一角。打着上帝旗号，战斗了700年的伊比利亚人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英语里有这么一个词汇“Iberial Inquisitions in Spain and Portugal”。缩略语是“IIS”，翻译过来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伊比利亚宗教裁判所。其中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最为有名，这个机构是由西班牙卡斯提尔伊莎贝拉女王（Isabella）在1478年，要求教宗思道四世准许成立的异端裁判所。这个裁判所残酷到受教宗思道四世指责，而在1820年被迫关闭。这的确是被迫的，因为在这个宗教裁判所关闭之后，依旧有巫师被处死。抛开关闭之后情况，单单在1478年到1820年间，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判定了三十八万名异端，其中有十万名异端被用火刑柱“净化”。葡萄牙的情况甚至于还青出于蓝。葡萄牙人在国外都开设了宗教裁判所，葡萄牙在印度果阿的宗教裁判所，甚至连欧洲清教徒也不放过。
◎ 1530年左右西班牙造火绳枪，注意部分欧式火绳枪并无完整瞄准具
◎ 徐州卫正德六年铜炮，与弘治炮一样，是传统倍径在1：5至1：7之间的短管中式火炮
◎ 大明弘治年制飞电肆佰玖拾号（辽宁省盘锦市沙岭镇出土）
现代的人很难想象出当年的伊比利亚半岛的宗教氛围有多么残酷。就如同大部分人在看着《哈利·波特》的时候，不会想到竟然现在还有一帮人在号召抵制哈利·波特电影和小说，因为它们向儿童灌输撒旦崇拜、巫术和魔法。
但对当时的亚洲人来说，那些自称上帝选民的葡萄牙人，更像是散播死亡与恐怖的魔鬼，更是一切动乱和痛苦的根源。
没有能力应对狂热的天主教徒的下场，就犹如那些东南亚穆斯林商业城邦。葡萄牙人从来都是鸡犬不留，更绝对不会放过妇孺儿童。所以当1538年土耳其扩张到伊拉克和波斯湾之后，自马六甲被攻占后四散逃亡，最后在亚齐等地站稳脚跟的穆斯林们，转头对葡萄牙人展开了报复。亚齐国王阿拉丁·里阿亚特·沙·卡哈尔在1538年到1539年期间向红海派遣了四条载满胡椒的船，返航时带回了数百名土耳其士兵。古吉拉特船主霍贾·阿瑟姆，为报复葡萄牙洗劫穆斯林商船并杀害其全部亲人，自发组成了一支1500人的船队在中国南海地区袭击葡萄牙船只。但是阿瑟姆在1540年被葡萄牙人杀死。
阿瑟姆的死和土耳其人的支援，促成了1540年之后东南亚的泛穆斯林反葡萄牙联盟。借着葡萄牙在双屿的惨重失败，亚齐险些在1547年攻占马六甲。但是这种战争带有极其强烈的宗教色彩，天主教徒和穆斯林之间以圣战的名义互相厮杀，使得双方的交流极为封闭。东南亚的穆斯林王国面对葡萄牙人，选择了自我封闭的宗教圣战，宁可长期处于技术劣势，也不愿意一开始从葡萄牙那里获得火炮技术。直到与葡萄牙交战几十年后，在16世纪六十年代，亚齐才舍近求远从奥斯曼帝国手上获得了枪炮匠，从而拉开了铸造火炮的序幕。
在东亚范围，由于明帝国的强大和明军强有力的反击，使得葡萄牙人并没有立即带来动乱与屠杀。而明朝从对葡萄牙的战争一开始，就已经开始学习其不同于中国，但对中国有利的军事技术并将其融入明朝军事体系当中。比如射速高的后装炮佛朗机铳，这类火器与中国最求火力密度和射速的军事体系极为融洽，短短几年间迅速扩散至全国各地。锻造方式捲管制造枪管的技术，则被明朝用来改良原有铸造的身管较短的火门铳，从而出现了快枪，以融入中国的火门枪组队配合，轮番射击的战术中。可单兵灵活使用，不需组队配合的火绳枪，主要则被明朝水兵所装备。发熕类超长身管的火炮，就变成了中国军舰的主要炮种之一。当然也有不适用于中国军事体系中的，如欧式桨帆船，中国在少量试用蜈蚣船后放弃了这个舰种。
“是年行取到广东船匠梁亚洪等三名，发提举司，先行料造蜈蚣船一只，长七丈五尺，阔一丈六尺，及南京兵仗局铸佛朗机铳六副，给发新江口官军领驾操演。以上蜈蚣船例。”这是最早中国仿制欧式船只的记录。按龙江船厂志来算，这只桨帆船长度是24米，宽度为5.12米，上面有舰炮六门。按桨帆船的装配模式，应该为左右船舷各两门较小的佛朗机铳，船首两门略大的佛朗机铳。按绘图的桨数，这条船一侧有九支船桨，一共十八只桨，是典型的小型桨帆船（Galiot）。按欧洲这类船的标准，一支桨用三人操作，桨手需要五十四人，六门佛朗机铳，每门需要两到三人操作，炮手便需要十二到十八人，仅仅维持最基本的运作和武备，这只蜈蚣船便需要六十六到七十二人。再算上舵手、捕盗（船长）、望斗兵以及肉搏兵，这只小型桨帆船则需要八十人左右的船员才能维持其战斗力。其中占一半人员以上的桨手，葡萄牙人可以使用奴隶，而中国不能。在同等船员标准下，中国已经可以使用福船这种战斗力远超蜈蚣船的大型船只。小型桨帆船尚且如此，而更大的中型桨帆船（Galley），其载员可以抽空当时中国一个水寨的全部兵力。所以在当时的条件下，明朝水军使用桨帆船是不现实的。但是此类船只的高速性能明朝并不愿意放弃，于是最后选择了船型类似但吨位更小，排水量在四十吨以下的，由东南亚人所创的叭剌唬船船型，丰富了明朝的水军舰种。由此可见，在葡萄牙人的刺激下，“嘉靖大倭乱”前的明军也没有固步自封。但明军所有的努力都无法弥补明朝乡绅们的疯狂破坏和掣肘。
◎ 17世纪初桨帆船桨手位
◎ 比例尺寸蜈蚣船复原图及其桨手数量（《龙江船厂志》《筹海图编》）
当时的局势是，葡萄牙人被赶出中国沿海，明帝国的能臣勇将又惨遭闽浙乡绅陷害。这就等于在中国沿海形成了一个军事真空。
再加之，新兴的东南亚穆斯林王国，对葡萄牙发动了规模越来越大的圣战，葡萄牙人已经没有太多精力来操控中国的武装走私集团。
于是倭寇和海盗就在这个真空领域，实力急速膨胀。这些曾经为葡萄牙人和乡绅充当“看门狗”的亡命徒，也渐渐挣脱了“狗链”，变成了中国沿海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可怕怪物。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双屿—走马溪之战，倭寇和海盗成为了最后的受益者。
这其中收益最大的，可能就是那个著名的汪直了。
当双屿被攻破后，汪直逃至舟山列岛的马迹潭，继续进行走私贸易，并积极与日本人相勾结。当时另一股海寇卢七、沈九联合一部分日本人，抢掠杭州钱塘。浙江海道副使丁湛采用以贼制贼的方针，传檄汪直等人，如果能够消灭卢七等人，就允许开放民间贸易。此时的汪直积极响应了传檄，消灭了卢七。随后又在嘉靖三十年（1551年），在舟山岛定海福建的沥港，消灭了自己的竞争对手陈思盼，并将其献给明朝政府。为奖励汪直，丁湛将此前朱纨为防备海寇，而从福建调来的四十余只福船，拨出一半送给了汪直。于是，未来的“倭寇之王”汪直，通过与明朝政府联合打击海盗和其他走私船队，逐渐确立了自己在西太平洋武装走私贸易上的绝对优势地位。
为了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汪直借着与日本交通，从日本大名手中获得了大量军事技能娴熟的中低级军官。以这些武士为骨干，汪直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得自己的武装力量达到了日本战国时期强势大名正规军级别。
这些混杂了相当数量日本武士的武装走私力量，实际上是以日本战国时代军队的战术作战的。因此后来中国军队在嘉靖倭乱时期总结出来的对倭战术，在万历年被直接应用于朝鲜对日战场，连李朝也认为这是行之有效的战术战法。而丰臣秀吉时代侵略朝鲜的军队，全是所谓的“战国百战精锐”，并没有什么中国人。这也反证了汪直之后的海寇，在战术上已经完全是一支日本战国时代的军队。
参与其中的中国人为躲避官府追究，做日本人的装束发型。这些人联合日本大名、武士，以日本为基地出发，使用日本的战术战法，洗劫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其残暴与早期倭寇并无不同。这些所谓中国人，在抢掠中国沿海，屠杀中国平民的时候，并没有把自己当作中国人。
所以嘉靖倭乱时期的海寇集团，从其出发地点、战术战法乃至所作所为，明朝将称之为倭寇并无错误。现在有些人纠结其中所谓中国人占多少，日本人占多少，因而不算倭寇。殊不知，中国讲究“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重视文化认同而非血统认同。因此与其说是“假倭”，倒不如说他们是“假中国人”。就如同法国的外籍军团，即使外籍人士再多，也依旧是要算法军。又如同那个先高喊“我是中国人，别开枪”再趁机袭击志愿军的华裔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不管他汉语说得再好，他也是个美国人。
可以说，嘉靖大倭乱是日本倭寇的狂妄与贪婪，西方殖民者的支持与怂恿，中国乡绅的勾结与纵容等因素所共同形成的畸形武装怪物。当这个怪物面对富庶繁华，但又缺乏保护的中国沿海，自然不可能去争取什么“正当贸易权利”，反抗“海禁制度”。相反，倭乱的最初目的，也正是为了“保护”那个名存实亡的“海禁制度”，以保证倭寇、殖民者以及乡绅能继续享受走私与劫掠的巨额利润。
但仍有声音，将那些暴虐成性的倭寇，美化成为追求自由海商，将屠杀与劫掠美化成抗争与进步。甚至有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声称所谓葡萄牙人带来开放交流，海盗象征是商业进步，明朝对抗是逆历史潮流之类的奇谈怪论。这其中的一些人自然是因为无知和臆想才去响应或传播这种声音，但另有一些人，手中掌握着史料，在具有足够的智力水平和逻辑思维来分析辨史料的情况下，却故意制造着这种声音，其目的和用心就值得考量一下了。或许这类人的“思想血脉”中，流淌着跟当初明朝士绅一样的“文化基因”吧？真不晓得这样的言论的散播者，死后如何有脸面去面对当年惨遭屠杀与伤害的中国沿海居民。
但就当时，在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之下，因为朱纨的死亡，明朝浙江、福建地区沿海守备迅速衰败，政府官员对武装走私仅只敢以目视待之。当丁湛纵容之下的汪直一统东南沿海之后，在海上搞走私的船主均奉汪直旗号。利欲熏心之下的沿海居民，争相对汪直献米酒子女，明军把总张四维，甚至见汪直而下拜，亲自为其送货。于是这个“倭寇之王”，开始把魔爪伸向了自己曾经的祖国。
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四月，倭寇进攻台州，巡按御史命知事武纬率军前往迎击。战斗力上脱胎换骨的倭寇诈败退走，把武纬引进了埋伏圈。当武纬率军追进包围圈时，倭寇伏兵大起三面夹击，明军溃败，武纬阵亡。倭寇乘胜攻破黄岩县，大肆屠杀居民，抢掠财物，随后四散抢掠象山县和定海县周边村镇。
至此，即将荼毒整个亚洲的“嘉靖大倭乱”，在朱纨死后的第四年，正式拉开了的序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