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52年—1558年
倭 寇攻破黄岩县，之所以成为“嘉靖大倭乱”爆发的标志性事件，因为这是倭寇第一次登岸攻陷中国的城市。说明这个时期的倭寇已经不是什么单纯的武装走私犯，或是什么劫掠沿海村镇的普通海盗了。黄岩县城被攻破，代表倭寇的攻坚能力和战斗力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达到了能够攻城拔寨的正规军水准。而且此次攻破县城的这股倭寇规模极大。根据记载其兵力已达一万余人，其中真正的日本正规军至少有三千人。
不过，黄岩的陷落，除了倭寇战力极具膨胀之外，朱纨的惨死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朱纨扫灭海寇的功绩，他因为触动士绅利益而惨遭构陷，等等一切都仿佛还在江浙官员的眼前。而且朱纨已经死去四年了，他的爱将卢镗还因为当初狠狠打击这帮倭寇的前身，现在还身陷囹圄。
因此，当时抗倭第一线的各级官员普遍害怕如果抗倭太过“努力”而遭到朱纨、卢镗等人的下场。如海道副使李文进、分巡副使谷峤，佥事李廷松、参议李实、顾问备倭把总等官畏缩不前，海道副使丁湛、新推备倭指挥张鈇，干脆就直接退避。以上双重因素才能使得汪直等人从容登陆、从容大掠之后、再从容离去。
反应过来的大明朝廷立即处罚了坐视倭寇劫掠的浙江各级官员，并派遣都御史王忬巡视浙江海道，及福兴漳泉地方。
然而情况比王忬想的要糟糕的多，浙江地区，特别是这次汪直聚众一开始攻击的台州地区，是在明初倭寇袭击的重灾区范围。浙江台州、绍兴、温州等地濒临大海，港口河川众多。因此倭寇只要登岸便是一片坦途，从海上攻击极为容易。明太祖为在此地区防御，设立卫所四十一个，战船四百三十九只，并有专门的备倭都司、巡视海道副使等官员负责。然而当明初倭寇平息之后，一百多年没有遇到大的战事，军备逐渐松弛下来。甚至军舰朽坏耗尽之后，都不补充或维修，有事就借用渔船而已。朱纨到任之后曾经加强过浙江的沿海防御，从福建调来四十余只福清船。此次被攻破的黄岩县，在当时有安排福船十四只，守备在遮蔽黄岩县的海门卫。在朱纨自尽后，新任海道副使丁湛将所有的福船全部遣送回去，结果导致汪直进攻的时候军队手中只有几条渔船。加之当地军队又全无战争经验，加之守城各级官员均率先弃城逃跑，进而导致黄岩县城被攻破。
无可用之兵，无能战之船，无堪用之将，不光是浙江一省，其实当时的整个江南地区就是这样窘迫。连陪都南京水域守军加起来都不满三千人。因此王忬一到任，就开始严肃军纪，征集粮草，重金招降愿意投降的中国人，以分化倭寇。王忬还释放因朱纨而被投入狱中的卢镗和尹凤二人，并让卢镗作为自己的副将。并提拔有才能的将领，比如后世与戚继光齐名的抗倭名将俞大猷，便是他在此时提拔至抗倭一线的，当时俞大猷还只是都指挥佥事（分管屯田、训练、司务等事的非一线军官）。当时一同被提拔的还有指挥佥事汤克宽。王忬的战略安排是由俞大猷负责温州、台州、绍兴等处，汤克宽负责福兴、泉州、漳州等地。而且王忬了解真倭在倭寇集团中，处于战斗精英和基层军官的地位，起着维系倭寇战斗力的作用。因此，王忬对真倭开出了高额的悬赏，同时对阵亡将士的家人也给了很高的抚恤，使前线士兵免除后顾之忧，能够安心杀敌。因此，王忬的努力很快就有了成效。
◎ 十八世纪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单桅小型渔船（勒·帕蔗雷特《福尔摩沙船只》绘）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三月，王忬督兵进攻位于普陀山的汪直老巢。此时汪直在普陀山经营许久，在岛上修筑了沿海岸防工事。汪直当知道王忬已经在征调兵力准备进攻时间，命令部下前来近海突袭明军。但是这件事被明军的间谍探知，于是王忬排遣参将俞大猷领精锐率轻舟先行出发，汤克宽帅主力乘大船随其后。
俞大猷乘着船只轻快士卒精锐，高速直抵沿岸工事纵火，猝不及防的倭寇大败，烈火蔓延至岸上房屋，已经无法守寨的倭寇被迫四散乘船而逃，明军乘胜追击，大败倭寇。斩首五十余级，生擒百四十三人，被烧死和淹死的无法统计。
但是天有不测风云，海上刮起了风暴，明军船只大乱，汪直率众乘机以火箭开路，逃出明军包围圈。但是在表头北诸洋，又被都指挥尹凤率领福建兵截击，炮击之下的汪直又一次战败，倭寇被斩首百余级，生擒一百余人。失败后的倭寇之王逃到了日本，指使手下进攻中国沿海。
在这里我们要特意提一下明军斩首的概念。明军对于斩首的标准非常严格，阵斩的才算斩级，也就是必须是就是在两军交锋之中，杀死对方并割下首级才算斩级，杀俘、烧死、淹死，逼入悬崖摔死之类都不计入斩级数，甚至连被火炮打死而无全尸的也往往不被统计。简单地说，必须是士兵亲手杀死的并拿到首级的才可以。因此斩首数的四五倍甚至十倍往往才是倭寇的真正伤亡。海战更是如此，明军在海战中，击沉一艘倭寇船或一条葡萄牙海盗船，往往能消灭几十上百甚至数百倭寇或葡萄牙人，但既然很难捞到尸体，那就不算斩首。因此海战中，倭寇或葡萄牙人的损失通常可能是明军斩级数的上百倍。因此，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次战斗，明军的斩级数并不是多么大，而倭寇已经元气大伤了。
普陀山之战后，汪直逃亡日本。汪直先是在日本的五岛设立了根据地。现在日本五岛福江市的明人堂和六角井就是倭寇的遗迹。之后由于平户领主松浦隆信的邀请，汪直在平户修建了住所，并长期在那里居住。这使得当时的平户出现了很多中国走私商人和葡萄牙人，其中仅汪直本人就带了二千人住在平户，因此各国商船频繁来往。于是以京都与堺市商人为首的日本各地商人开始纷纷前往平户贸易，以至于平户在日本号称西都。而汪直本人则在平户修建了豪华住宅，自称徽王。现在平户湾深处的鹤峰上有用坚固的石墙修筑的松浦氏古馆，在附近的山腰上有个叫印山寺邸的地方，可以瞭望整个平户湾，相传就是汪直过去居住的地方。
◎ 平户倭寇遗迹明人堂
◎ 平户倭寇遗迹六角井
汪直逃亡日本了，而没有跟其一起前往日本的倭寇们开始四散劫掠。有一股倭寇借着曾经攻陷县城的底气，直接登陆进攻温州。汤克宽率军从海上截击，大败倭寇，俘获十一人，斩首二十八级。但此时，其他倭寇已经分兵四掠。于是，从淮北到浙江，数千里同时烽烟四起。浙江昌国卫连卫所城都被倭寇攻占，倭寇在该地屯居五日，直到已升任参将的俞大猷率军攻击之后才离开。
由此可见，虽然反应过来的明朝政府做出了努力，但是浙江沿海积弊已深，倭寇的大规模袭扰和屠杀已经不可避免。虽然俞大猷、汤克宽等人多有斩获，但是这些人更像救火队员，那里火起那里跑。而处于卫所瓦解时期的当地驻军，根本无法抵御人员战力均占优势的倭寇。
虚弱的沿海防务
在整个“嘉靖大倭乱”期间，仅有据可查的倭寇入侵就高达一百七十九次。在这么频繁的倭寇入侵事件中，江浙地区是受患最严重的地区。当时倭寇的所有入侵中，有一百四十二次是入侵江浙地区，差不多占了八成。倭寇挑选江浙作为主要入侵地区，第一当然是因为江浙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在江浙地区劫掠可以获得丰厚的收入。第二，这里也是中日两国之间的传统航线，加上中国走私商人的参与，使得倭寇对这里非常熟悉。第三，江浙地区作为明朝的腹心地区，江浙地区的军事力量薄弱，城防在当时非常落后，很多新兴城镇干脆连城墙都没有，使得倭寇攻掠城镇显得极为容易。
于是，在倭寇大举入侵的头几年，江浙大量城镇被倭寇攻陷，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四月，倭寇开始入攻太仓州城，并分兵四掠。甚至有一支倭寇因为丢失海船，就突然窜到平湖县境内的乍浦，开始在平湖、海盐、海宁沿海几县，纵横烧掠。在松江府，倭寇攻下了上海县；接着攻占了吴淞江所、南汇所，分兵溯江逼掠常州府的江阴。五月，海盐县城遭到倭寇攻击，虽未被攻陷，但城楼及数百间民房被焚坏。与此同时，倭寇又入攻上海，劫烧县市。在平湖，乍浦所被攻陷。至七月，江南地区距海较近的太仓、海盐、嘉定、金山、青山、钱仓、上海县昌国卫、南汇、吴淞江、乍浦、崇明、华亭、青浦、嘉兴、平湖、海盐等州县卫所，都遭倭寇焚掠，乡镇受到扫荡。
到了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正月，倭寇从太仓出海，转掠苏、松两地。四月份，从海盐转攻嘉兴，嘉善县很快被攻陷，沿河运船全被烧毁。接着倭寇就直攻嘉兴府城，遭到反击后退至乍浦，攻破崇明县。昆山县城的形势更为严峻，被七千多倭寇围攻达四十五天之久。五月，倭寇再次攻入嘉兴府崇德县，大掠而去。六月，又由吴江转攻嘉兴。八月进逼至嘉定县城。十月，倭寇有三千多人从金山突至西海口，登岸进攻嘉兴府东关。十一月，入侵松江青村所等地。从最开始的倭寇入侵模式来看，他们直接登岸后便果断开始进攻城市，其中当然有城市作为一地财富集中地，和以及明中期卫所瓦解士兵十不存一，江南兵力羸弱有关。但是中国古代的城市本身就是一座要塞，攻城便意味着攻坚，而攻坚从古到今都是军事技术难题。一帮以船为生的人在一个陌生的军事专业领域，能一路横扫江浙大小城镇，本身就是非常不正常的。
◎ 苏州城墙内毗邻城墙的房屋建筑（清乾隆二十四年徐扬所绘《姑苏繁华图》局部）
◎ 苏州城墙外紧挨城墙的房屋建筑（清乾隆二十四年徐扬所绘《姑苏繁华图》局部）
明代文学家归有光是昆山县人，其亲历了当年的嘉靖大倭乱，在他的书中描述江南地区所受倭寇入侵，以苏、松为最；而苏州境内，则以昆山受害最深。他详细描述了嘉靖三十三年的倭患给江南地区带来的影响，特别指出昆山全县，在倭寇的合围攻掠之后“所至荡然，靡有孑遗”的破败景象。“所至荡然，靡有孑遗”，这是形容昆山被倭寇几乎荡平，但是昆山县城虽然被倭寇围攻一月之久，但是城池并没有沦陷，为何会说几乎被荡平？原因很简单，因为自明初到明中期，江南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加，原有的城墙内的土地面积不够，很多人把房屋修建在了城墙外面，沿着城墙外围，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各种乡镇。这些乡镇没有城墙的保护，加之明军兵力不够，防守城市都颇为困难，更何况城墙之外的房屋。
江南地区城市的发展，有着颇为悠久的历史。“凡藩郡卫所，所治必建城郭，以宿兵守民，防御奸宄”。嘉兴府、苏州府等城在春秋时期就已存在。发展到元末兵乱时期，以苏州府为中心的张士诚政权，对江南地区的城市曾进行了一次规模较大的重建。由于城市具有捍外卫内的鲜明功能，所以在明代人的心目中一直具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民之依城自固，犹居室以安身也”。城防建设更是“设险之大端”。民间俗语云“大难避于城，小难避于乡”。这正体现了城市“御暴保民”的功用。所以，无论战乱有无，城邑的巩固都是地方政府应该时时在意的大问题。但是为什么在嘉靖倭乱爆发之时，江南的城防却形同虚设？这其中的原因是众多的。但首先不可否认的一点是，明初设置的防卫体系，已经跟不上高速发展的江南城市了。
嘉靖朝以前，江南地区承平已久。所以，其城防建设除了在正德年间因寇贼盗乱有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外，基本上处于平静状态，没有大的变化。明太祖一手建立的沿海防御体系中的海上、海岸两线早已不复存在，仅剩最后一层的城市防御。但是有的城市因为繁荣日久，城防早已荒废，很多城墙还是在元末的战争模式下，为防御冷兵器而修筑的高而陡的土筑城墙。加上明代江南经济的繁荣，大量的房屋在城墙之外建立起来，更加严重影响了城防。
◎ 以明代江南城市为基准仿制的宋画《清明上河图》城墙外侧城门附近建筑物（明 仇英）
以苏杭二州为例。苏杭是明代江南的两大核心州府。如果把江南所涉苏、松、常、嘉、湖诸府作为一个整体，那么可以发现，这个区域的中心就是苏州府。无论是从地理方面，还是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来分析，苏州府都具有高于其他府的绝对优势。从城防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日本汉学家斯波义信曾对宋代江南城市的面积作过一个比较，他认为杭州，这个曾经的南宋首都，其城内面积是苏州城的2.8倍、常州城的6.7倍、镇江城的7.2倍、湖州城的8.5倍。虽然没有比较嘉兴府城，可以断定，其城内面积绝不会超过苏州。由此可见苏州在当时是仅次杭州的江南第二大城市。
在防御力上，苏州府城夙称“雄藩”，“二八通门，水陆交错”，加上“旁邑三城，分圻而治”，城池较为雄伟。其城防较为完善。苏州府旧城周围原为42里30步，城门8座，规模庞大。蒙元平定江南后，凡城池悉命湮毁。苏州府城虽然还剩有5门，但实际上“荡无防蔽”。后经过明初的修护，苏州府城防得到了巩固，整座府城从外观上呈“亚”字形。至正德时，城防已经较为完善，各城门均置有官军昼夜守卫，负责启闭，而锁钥则由苏州卫掌管。苏州府附郭有吴县与长洲二县，共治一城。吴县分治自教场北界牌起，从西迤南转东，历阊、胥、盘三门至南城界牌止，长15里。这三座城门内设有盘诘官厅3座、军器库3所，各门上建有鼓楼和角楼。另外，还有窝铺84座，民房63间，敌台24座，女墙4083垛。城门启闭仍归苏州卫官军管制，但城门锁钥由总捕府佐收掌。城墙外濠从阊门水关之下，与长洲分界，往南过夏家湾，度胥江，抵盘门，转东至界牌为止。相对中心的苏州府而言，松、嘉、湖、常四府城及其附郭县城，可以视作周边城市。
松江府城在江南地区可能算是较为狭小的，清人甚至认为“不及吴郡之三”。但其东西南北四境，十分繁华，“非官家栉比，即商贾杂居”，市物陈列，几乎“无一隙地”。元末张士诚据有当地时，加修了月城于城楼之外。明初更是重加修护，曾有月城、水门等设置。整座府城形势也很重要，“前襟黄浦，大海环其东南，三江绕乎西北”，地方皆为平畴沃壤，四望可以极目，所以明人称其为“东南之重地”。洪武三十年（1397年）十一月，金山卫中千户所的一部分官军被分出来，专门成立松江守御千户，守护府城。可谓“附郭华亭县，所治之乡”。然而这些明初建立起来的完善防御措施，因为承平日久，均已荒废。
至于嘉兴地区在倭乱大爆发前，已是“人垂老不识兵革，人情狃于晏安”，所以常常是“玩细娱而忽远虑，城郭池濠废而莫讲”。府城含有嘉兴与秀水二附郭县城，在元末明初曾经一番整修。明初的修葺工作较为简单，虽然较旧城十二里的方圆却少了三里，但城墙则比原来加高了一倍，增置或扩建了月城、钓桥、城楼、城门、水门、女墙、敌楼。可同样因为承平日久，后来日渐倾圮而无人修缮管理。到了嘉靖年间，这些城墙上的军事附属建筑已经荡然无存。
常州府深居于太湖东北的内陆地区，与沿海苏、松、嘉三府的城市有所不同。即使从经济发展的程度来分析，常州地区的发展水平与社会经济地位，也明显不能与苏、松地区相敌。因此，就常州地区的城市规模，大致可以透视一般地区的城市规模及防御能力。比如常州府过去的城防规模本来很大，有四重城墙。内子城周回二里三百一十八步，外子城周回七里三十步；罗城周回二十七里三十七步。在洪武二年（1369年）中山侯汤和改筑新城后，比旧狭五分之三，但全部用砖修筑，有水门和水关。内子城因不便城内交通，在经济发展后被拆除，而外罗城也因同样的理由而被毁掉。到了天顺以后，内外城墙楼堞已经全部废毁，到成化十八年（1482年），巡抚王恕委派知府孙仁重筑。因为原有城墙已经基本不存，拆掉房屋重修四道城墙也不现实，为加强防御，孙仁改用巨石修筑，新的城墙增高了三尺。由此池隍楼橹大大雄伟壮丽于前，然而后任无人维护，时间一长，城楼、敌楼等城墙附属工事，在风吹雨打之下再次坍塌。到正德六年（1511年），知府李嵩再次进行修葺，增加了阔一丈多的走马街，设立巡警铺，城外加开了壕沟。
上述府城构成了江南地区城市防护群中最主要的据点，根据这些城市在嘉靖前的城防规模比较，可以透视各府城的规模等第参看下表。表中所言“城堞”也就是城上的女墙，“月城”则是城外有以屏蔽城门的半圆形小城。两者都是巩固城垣防卫力量的重要设施。我们看到，各府城墙高度一般都在三丈以内（嘉兴府较为特别，罗城高度远超苏州城），也就是9.6米之内。其中松江府城墙只有一丈八尺，不到六米，还不如现在的两层楼高。池濠较为宽阔，是与江南这一地区的水乡环境密切相关的。其他城防设施，如敌台、窝铺、水陆城门等都是常规建制。其中水门设置较多，也完全与城市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关。
府城如此，一般县城又是如何？江南地区的普通城市于初建时，最简单的是以木、竹为栅。如昆山县，一直没有城墙，“惟树竹木为栅”，只是用木栅栏围了一个圈。常熟、太仓两地，也是如此。稍好点的就用土砌，如昆山县城在元末明初重建时，才改筑成了土城。德清县城在明初只存土垒，安吉、孝丰两地都是以土为城垣。江阴县晚至正德时还在筑土城；靖江县的土城是在元末筑就，入明后维持旧状。最好的当然是砖石筑就的城垣，如无锡县城在明以前就已是石筑，明代继续予以缮治。常熟县城在元末筑成砖城，嘉定县城也是如此，但到正德时已渐渐毁圮。长兴县城在明初筑成了砖城。少数城市还是砖石与土混合型的，如崇明县城，早期一直是“内砖外土”，晚至宣德初才改以砖筑。值得注意的是，江南地区一直没有城墙设置的县城，为数也不少。如宣德五年分县后新立的嘉善、平湖、桐乡三县，一直无城。崇德县在洪武十九年（1386年）城上砖石被拆做公用后，尽管在天顺年间仍有四座城门设置，但“无城如故”。武康县是“累土为缭垣”，也无城郭。上海县从元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从华亭县析置后，一直未设城郭，仅设有两个门，环县“以水为险”。
除了上述这些县级城市外，还有一些小型军事要塞城市，其地理位置都处沿海地带。因为在海防方面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是江南海防的前缘城市，属于明初海防要塞体系中的沿海防线，所以很多在明代成了卫、所治地，防御能力要稍好于一般的县城。如吴淞江守御所，在嘉定县东南四十里，洪武时期已筑成土城，此后不断得到重修。此类城市因其海防的专门目的，城防设施较为全面。如松江府的青村城，筑于洪武十九年，周六里，高达二丈五尺，建有四座城门，门上有城楼，外设月城，城防较一些县城为好。此外，还有金山卫、南汇城、澉浦城、乍浦城、梁庄寨城、杨舍堡城等。其中澉浦城完全是用砖石包砌的。乍浦城的城防设施比较而言是最完善的，不但具备一般的城防配套设施，还经常性地得到杭、嘉、湖三府的联合葺治。不过也有虽然名为军事堡垒，但是连城墙都没有的，比如常州府的杨舍堡城，尽管其地居滨江扼要，但也一直没有城垣。这些要塞型城市面积通常都在十五里之内，城墙高度都在三丈之内，这一点类似或者超过府城的城墙高度。池濠也很深，城防设施初具规模，有水门（水关）、城门、濠池（大都利用便利的水网构成）、女墙、敌台，甚至还有瓮城。但这些堡垒在嘉靖以前的已经颓废很多。
除了有海岸线的苏、松、嘉三府外，湖、常应当列入内陆府。但常州府还有长江岸线，江海连通依然较为方便。常州府的无锡、江阴与附郭武进的规模远比宜兴、靖江二县为大，其防御能力自然也最强。江阴县城规模大的原因，可能与其地处长江沿岸的要冲有关，它是常州府由江入海的重要门户，也是苏、常诸府的北门。虽然靖江县城处长江江心沙岛，但因与常州府本土有着天堑之隔，对整个常州府而言，其重要性就要逊于江阴。江阴与靖江隔江相望，在军事上可以互为犄角。无锡地近苏州，属于苏、常二府的陆路交通必经之地，由于苏州府地区防御力量较强，无锡地方完全可以此为屏障，因此防范能力相对弱化。
但是这个所谓的强，也仅仅是比元代强，远不如南宋时期。从宋室南渡以后，阻江为险，防护重点置于沿长江一线，“增置沿江民兵、游击，忠、卫二屯”，这种武备设置到元代就被废除了。明时又予重新加强防御力量，但仅存“警逻”而已。事实上，许多武备设置，如常州卫指挥使司、宜兴守御千户所、府治东北的教场以及江阴县的教场等，都是在洪武年间废弃的，直到成化年间仍未见复置或增设。靖江县城本处江中沙岛，曾经在正德元年因海盗的发生，由巡抚都御史艾璞委派常州府通判刘昂、靖江知县周奇在县城上加筑了土墙，四门用砖石加固而已。
杭州作为曾经的吴越和南宋首都，在城防基础上要好于苏州城。杭州府城墙是由隋朝杨素所创立的，周长三十六里九十步。唐朝沿用隋朝的规格。到了唐末景福二年（893年），镇海节度使钱镠，发动“民夫二十万及三十都军士，新筑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洎钱塘湖、霍山、范浦，周七十里，城门几十”，整建杭州府城墙，把隋朝以来的杭州府城墙规模扩大到二倍，作为日后建立吴越的国都。到了元朝，禁止各地修葺城墙，杭州府城墙也因此失修，城墙渐渐倾圮。元朝至正十六年（1353年），张士诚占据浙西五郡，三年后重修杭州城墙，发动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民夫，三个月内修筑城墙六千四百余丈，三丈厚，四丈高，上阔二丈二尺，城门十三个。
◎ 清代康乾时期《西湖繁胜全景图》城门外侧高大的民建楼阁建筑
杭州在明太祖丙午年（1366年）改立为杭州府，领有钱塘县、仁和县、海宁县、富阳县、余杭县、临安县、于潜县、新城县、昌化县九个县，以钱塘县、仁和县为杭州府附郭，钱塘与仁和共附省城，两县县衙在杭州府城内。因此，钱塘县大部分的居民住在城外，仁和县也是如此。明朝杭州城墙的奠基是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曹国公的修筑，曹国公将杭州城的城门减少到十个。东城有五个门、西城有三个门、南城和北城各一个门，另外有水门运送民生物资到杭州府城内。北城武林门、东城艮山门、东城候潮门、东城庆春门、南城鳯山门有水门，其中水门建有城楼的，只有北城武林门和东城艮山门。大部分城门都有二个城楼（月城楼和城门楼），只有西城涌金门无月城楼。杭州城共有十九个城楼，每个城门都有守廨二个，北城武林门因为商旅辐辏，所以比别个城门多二个，所以杭州城内共有二十二个守廨，提供守城门兵力驻守，雉堞共有九千八百三十三个，敌台有五十座，警铺有一百七十一个，修葺城墙的工作由钱塘县和仁和县共同分摊。
◎ 描绘明永乐年南京城墙内外大片房屋的《南都繁会图》
到了成化初年杭州城的状况，“有司时加葺其不葺，睥睨周遭庐舍，饰具门皆楼橹。”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到成化初年将近七、八十年间，杭州城墙仍然时常修葺，并增加城门上敌楼的防御设施。到了成化十一年（1475年），来杭州城居住的人口增加，左布政使寗良建议导在西城钱塘、涌金、清波等三门增建水门，以导引西湖水入城使用。由镇守太监李义上奏明孝宗请增建水门，得到同意，于是杭州城西城三个门增开水门，其“阔七尺，高九尺，入深丈九尺”，运用粮食竹木日常生活用品进入杭州府城内。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只有东城候潮、庆春、艮山、南城鳯山、北城武林等五个水门。到了成化初年（1475年），增加三个水门导引西湖水进入使用，杭州城水门数量达到八个。十个城门有八个水门，可见主要是来应付杭州城居民的生活需求，而非防御考虑。
在正德三年（1508年）时，郡守杨孟瑛向御史车梁、佥事高江建言，要重新疏浚被百姓占垦的西湖沿岸，以维护西湖河道的畅通。经过御史车梁和佥事高江向武宗上奏，得到武宗的同意，“于是大加浚治，几毁民田三千四百余亩，湖始复旧，又益苏堤高二丈，阔五丈三尺”，最后西湖恢复唐宋时的旧观，成为杭州城西边的天然屏障。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到正德三年（1508年）整治西湖河道，这一百多年间，杭州城墙并未进行大幅度的改建。由此可以推知，明代杭州城的基础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曹国公整修杭州城就已确定，之后只有对于杭州城墙进行维修的工作，并未进行大规模的整修工程。
因此，在嘉靖倭乱之前较为和平的时期，地方防护的需求是很低的，有的甚至武备废弛，在城防建设上，最多不过对旧城重加修葺而已，有些干脆防御技能倒退。除个别城市外，其他城市城墙高度有限，有些干脆连正式的城墙都没有。如松江府城墙高度仅有一丈八尺（5.76米左右），只相当于一杆长枪的长度。这种城墙高度，攻城方站在城墙脚下，只要手持长枪，哪怕坐在地上，都可以随意上刺守城士兵。即便是苏州城墙，也不到六米。攻城士兵举起长枪依然可以攻击到守城士兵。然而，当遇到水旱等天灾，即便是一些设施较好的城市，因城砖具有交易的价值，许多饥民就盗砖易食，致使城防日渐毁圮。如永乐年间一次大灾，使元末已为砖城的常熟县城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因此，当嘉靖倭乱突然爆发的时候，江南地区的城市防御，可以说绝大多数是有城无防。
西洋火炮外攻，江南士绅内耗
江南一片歌舞升平，自然没人会刻意加强城防，江浙的守备力量自明初以来，也一直在减弱。从成化弘治到嘉靖初年，“倭警寝息五十余年，边备废弛，卫所屯田，并兼豪右，军户亡耗，不复勾补，水寨移于海港，墩堡弃为荆榛，哨船毁坏不修，而奸民逸囚，渔人蜑户，咸伺隙思衅，勾引山城失职之贡使，啸聚称王，骚然蠢动。”
而且，根据之前对于江南城防体系的介绍，我们可以发现，江南城防的建设往往维持在应对冷兵器作战模式下的旧态。无论之前面的江南府城规模表格，还是对于杭州城的描述，我们都能看到大量的敌台和楼橹。这两种建筑物就是典型的冷兵器时代城墙附属防御设施。
敌台是古代城墙附属建筑中的重要永久工事，是凸出城墙面的方台，用以给城墙提供侧射火力，防止攻城部队过于靠近城墙。因此有经验的军人，往往能根据城垛和敌台数量来计算该段城墙的侧射火力密度。比如以有记录城垛和敌台数量的杭州府、松江府、嘉兴府三城为例，杭州府城城垛九千八百三十三个，敌台有五十座，平均一座敌台控制约一百九十六个城垛。松江府城垛三千三百八十九个，敌台二十座，一个敌台控制一百六十九个城垛。嘉兴府城垛三千四百一十五个，敌楼（敌台上的土木楼阁建筑）二十五座，一个敌台控制约一百三十六个城垛。以一个城垛连垛口宽一丈来算，一个敌台要给四、五百米的城墙段提供侧射火力。这种稀疏的侧射火力点构筑模式，带有典型的冷兵器时代特征。因为在冷兵器时代的城市攻防战中，因攻城方直射火力强度有限，防御方在墙垛口可以搭建木制战棚、或者遮蔽垛口的轻质挡板，以便士兵能进入战棚中或在挡板的掩护下，在垛口外直接对城墙墙根进行直射。
◎ 战棚类型的一种
◎ 明代城墙上修建的大型木质楼阁式建筑望海楼
楼橹也是典型的冷兵器时代，用于防御箭矢为主的城墙附属土木工事，根本无法抵御大型火器的炮击。比如在橹的基础上，将其大型化和结构强化后的日本城防建筑天守阁，在大阪之阵的时候，被德川方火炮一炮击中，打断房梁而压死了两名侍女，从而导致第一次大阪之战丰臣方投降。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江南府城，直至嘉靖倭乱之前，其主要城市的防御思路，还处于防御冷兵器为主的时代。
因此，当葡萄牙人东来，并在双屿直接参与倭寇之后，江南地区已经残破的冷兵器时代下的城防，当然不可能适应战争需要。而当年葡萄牙人所带来的长身管火炮，除水战之外，也非常适合于攻城作战。“铜发熕，每座约重五百斤，用铅子一百个，每个约重四斤。此攻城之利器也，大敌数万相聚，亦用此以攻之。其石弹如小斗大，石之所击触者，无能留存。墙遇之即透，屋遇之即摧，树遇之即折，人畜遇之即成血漕，山遇之即深入几尺。不但石不可犯而已，凡石所击之物，转相抟击，物亦无不毁者，甚至人之支体血肉，被石溅去亦伤坏。又不但石子利害而已，火药一爇之后，其气能毒杀乎人，其风能煽杀乎人，其声能震杀乎人。故欲放发矿，须掘土坑，令司火者藏身，后燃药线，火气与声，但向上冲，可以免死。仍须择强悍多人为之护守，以防敌人抢发熕之患。若非攻坚夺险，不必用此也。”
◎ 平遥城墙上密度极高的雉城和砖石楼阁建筑
◎ 长城上通常被误认为烽火台的骑城铺，其宽度横跨城墙，如骑在城墙之上，因此叫骑城铺。其正对城墙的侧面，可以看到其上布满覆盖城墙顶部的射击孔。
按上述《筹海图编》中所记发熕的一种，其弹丸重量为四斤重铅弹。以铅密度计算，弹丸直径约为7.3cm。假设炮口内径是外径的二分之一，那么用铜密度来计算，这个空心铜柱的长度约为265cm。因火炮尾部封堵，加上药室隆起，真正的炮管厚度也不明，但是综合抗倭名将戚继光所言发熕“身长殆丈”来看，五百斤发熕类火炮的炮管长度即便低估，也当在一米六以上，则倍径当超过1：20。因此炮弹的射程与破坏力较高，传统的轻型城防附属土木工事，如木制战棚、竹制或皮革制垛口屏廉，甚至包括夯土城垛在内，都无法抵御这类新式火器的炮击。明军在获得此类火炮规制之后，将其用于水战和攻城作战。但是由于倭寇本身也直接接触到了葡萄牙人，因此从倭乱爆发之时，倭寇手中便已经有这种攻城火炮。如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八月，浙直总督胡宗宪剿灭倭寇徐海之役，在最后阶段的沈庄攻守战，双方均使用发熕互相炮击。
当时徐海在沈家庄修筑城墙，依托工事与明军对抗。“分据沈家庄新宅，以为西巢。徐海盘踞沈家旧宅，以为东巢”。二十二日，兵备副使刘焘率部包围西巢，下令“将大发熕十二座。排列水边，或打敌台，或打门墙，声势振天。”二十三日“至二更时分，哨者报各贼下船出巢。”二十四日，明军焚烧西巢。刘焘复督兵搭桥过水，进逼东巢。此战中明军用发熕击毁了徐海在西部要塞修筑的敌台和城门。当明军逼近徐海最后据点时，徐海直接使用发熕来对抗明军。“而东巢贼之火器犹多。南门安驾发熕，诸兵莫敢近前。刘同尹游击率轻兵五七十人，亲诣南门，被贼向刘放一发熕，其铅子去刘不远尺余，入土尚滚三五尺。刘即向贼连射三矢，贼即弃熕。追入门内，各兵方敢挨次而进。”然而徐海并非只有一门发熕，而是打到最后炮弹用完，甚至以银币当炮弹，可见当时炮战之激烈。
◎ 北京城老照片上瓮城正面巨大的砖石敌楼（此类建筑通常被认为是箭楼，但其实是炮楼）
◎ 出警入跸图中砖石敌楼
◎ 用于替代敌楼作用的向下射击用懸眼
◎ 炮楼、雉城、懸眼的古兵书配图和示意图（《战守全书》《纪效新书》《华城城域仪轨》）
◎ 韩国京畿道水原华城瓮城和炮楼上的下射懸眼（水原华城城制仿效《纪效新书》）
“其铅子去刘不远尺余，入土尚滚三五尺”。这样的威力，一般冷兵器时代的城墙防御工事，已经失去了防御作用，而城垛也难以抵御这样近距离的炮击。即便城墙本身，冷兵器时代的那些底阔丈余，顶阔数尺的土质城墙，在长时间炮击之后也会变得非常危险。因此在明嘉靖年，中国的城防体系有了非常大的转变。从以前的夯土城墙为主，变成土筑砖包为主，在城墙外面加了厚厚的一层青砖。由原来的城墙高度大于城墙厚度，变成了城墙厚度大于城墙高度。厚重的砖石敌楼代替了木制敌楼，凸出城墙之外的雉城或敌台密度增加。同时敌台高度大为增加，出现了横跨城墙的骑城铺，从而把城防侧射火力，覆盖到了城墙顶部。
但是重修城防毕竟需要时间，所以当嘉靖初年倭寇大兴之初，江南地区落后而又残破的城防，已经无法保护城内居民。更何况不少地方连这种残破的城墙都没有。以杭州府为例，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一月，徐海攻至杭州北部塘栖镇时，杭州府闭城戒严，北城武林门外郊关四乡居民，恐惧倭寇的烧杀掳掠，请求进入城门。负责武林门的防务的提学副使阮鹗开门迎纳，前后四、五天，进城居民超过十万。而当时倭寇在杭州附近活动，不会有远处他县居民跋涉来投，可见当时杭州府城近郊地区，毫无城防遮蔽的乡镇规模之巨。
府城之外大片繁华乡镇毫无防御工事，因此倭寇“自塘栖至北关，直抵武林门，掳掠殆尽，沿途放火，四方分刧乡村巿镇，燔毁一空，杀戮之惨，遍于郊野，家无寸兵，一矢之御，任其所之，如入无人之境。自五月晦日至六月六日满载而去，城中万室彷徨，官司惟闭门谨守而已。”
但是杭州府城也谈不上绝对安全，五月二十四日，倭寇再度侵犯杭州，六月五日杭州参将尚允绍，率领士兵于塘西地方和倭寇作战兵败，倭寇乘胜烧劫杭州北新关，巡抚李天宠面临援兵未至的情况，派人从城墙上吊至城外，纵火烧毁依附城墙的民居。以正常的城市防御作战来说，城墙周围的房屋要全部扫除，以防止倭寇由民居屋顶，作为攻城的工具或躲避守城军士的弓矢炮火的攻击。但是李天宠的这次行动基本失败，因为倭寇仅仅是逼近，而没有真正到达城墙外面，所以在豪强士绅的抵制之下，当时靠近城墙的房屋，其实还有相当部分残留下来。结果此举差点酿成极其可怕的后果。
之后杭州被倭寇围城十日。在六月六日，杭州更是险些被倭寇攻破。原因就是城外房屋未被完全扫尽，倭寇在城外纵火。“大风益急，火熖入城，守者不能立，城几陷”，倭寇在武林门外使用火攻，烈焰滔天，让守城的将士无法在城墙上站立，使得杭州城差一点被攻陷。而杭州府城墙高达四丈，倭寇在城外纵火，火焰能够冲上城墙顶部，可见当时城墙外民居的高大和数量之多。而这种大型高层建筑，也绝不可能是一般平民所能拥有的。所以早期倭患中，地方豪强和士绅因过分计较本身利益得失，对城市防御也起了相当大的负面作用。甚至对触动他们利益的地方官员，横加攻讦。
比如新城县在整修城防中，县令就干脆被当地士绅逼至离职。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新城县令范永龄因新城县城圯不治，为防备倭寇，开始重修城墙，还“请示巡抚藩臬，经郡守诸公报可同意，重修城墙。”“周三里计六百余丈，高一丈六尺，厚倍之，城门楼四，雉堞五百七十堵。”新城县相对于余杭县城、富阳县城的雉堞数为少。是因为范永龄在修筑时，筑城经费不足，需要地方人士的资助和配合，才能进行。但是因为其体恤平民，而要求当地豪强士绅出资，进而导致其被士绅攻讦，所以被迫离职。所以新城县因资金不足，导致城墙高度较低，城垛较少。
“知县范永龄念民疲力不胜役，而分水富人王氏者，置产新城几三之一，且开质肆其地。永龄曰：财赋视田产是不，当与吾民均役乎，矧渔利又矣。遂令任城工什五，王不得辞，人衔之。乃令人诈为永龄家僮，走京师上状，……竟予王官去。”范永龄见到新城县可能面临倭寇的入侵，想要修建城墙保护百姓的安全，全城居民不分贫富，均应分担修建工作，后来反被士绅设计，改派他职。可见当时，即使已经面临倭寇的劫掠，想要修建城墙以资防护，但是其中损害了士绅的利益，仍会遭到某些目光短浅的豪强抵制，导致负责人无法完成城防工作。
甚至有的地方甚至因为士绅的阻挠，而无法筑城。如宣德五年（1430）分县后长期没有城池保障的嘉善县，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倭乱突起，明廷要求加紧修筑城防时，但是因为规划中的城墙，不可能把所有的房屋都圈进来，而城墙之外的房屋，为了防止敌方在攻城之时，被攻城方当作掩体利用，都要全部拆毁。因此遭到了地方士绅们的集体抵制，导致嘉善县在被倭寇围攻之时，根本没有城墙供守军依托。
更有甚者，在倭乱已经大兴之后，仍有士绅在跟倭寇暗中勾结，甚至充当其眼线和耳目。所谓明枪易躲暗箭难防，这也让明军多遭败绩。比如在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南沙之战后，就有一股倭寇专门避实击虚，突袭当时疫病流行，且战败降职的汤克宽军队驻地，在没能把汤克宽怎样后，便转头进攻防御空虚的通泰县。俞大猷在登陆普陀山时也曾遭倭寇突袭。倭寇对明军登陆的地点时间把握极其精确。
甚至，当卢镗刚从福建调至浙江嘉兴之时，就被一股倭寇引入嘉兴城附近可以设伏的地形中伏战败，导致明军阵亡一千一百人。此战倭寇竟然表现得比卢镗更为了解当地地形。明军的军情，各地的人文地理，倭寇都掌握得是一清二楚，显然是当地内奸暗中通风报信的结果。
联系“嘉靖大倭乱”之前，江南士绅之前庇护和参与走私，双屿之战又主动为海盗送粮，战后更构陷迫害有功之士。这些当地内奸的真实身份也就不难猜想了。他们如此行为的根本原因在于明初以来，层层设防下的完善国防防御体系，影响了当地士绅走私贸易中的经济利益。
其实江浙士绅这种既得利益者小集团，具备着一切小集团利益者的特征。那就是以牺牲全体利益来换取小集团利益。因此如果有什么阻碍他们那么做，他们就会疯狂地将其消灭。比如完善的国防体系阻碍了他们走私，就将其损坏；朱纨打击海寇，那就将其构陷致死。如果没有机会，他们甚至会制造机会，引入外部势力，以充当代理人。如狮子身后的秃鹫一样赚取外部势力劫掠之后的残渣剩饭。在这过程中，他们将表现得格外卑鄙、阴险、自私和短视。
而这种从内部的破坏，往往要比葡萄牙人的火炮还要危险。倭寇集团从葡萄牙人那里获得了先进的火器制造技术，而日本大名提供了制造场所和军事支持。而在走私高额利润下冲昏头脑的沿海豪强士绅们，把吊死自己的绞索亲手递给了倭寇。“杭城歇客之家，明知海贼贪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之打点。护送如铜钱，用以铸铳铅，以为弹硝，以为火药，金戠以制刀枪，皮以制甲。及布、帛、丝、绵、油、麻等物，大船装送关津，略不讥盘。明送资贼，继以酒米，非所谓授刃于敌，资粮于盗乎，自古所未有也。”仅仅是帮忙制造武器来攻打自己还不够，还提供军备情报以供倭寇劫掠，“一旦窥吾无备兵，朝遣而贼夕至矣。”
因此，倭寇的坐大，与沿海士绅的勾结是分不开的，为此，王忬向朝廷提出八条御倭措施之时，第一条就是请禁沿海豪强勾结倭寇，第八条是请求将资助倭寇和通风报信的叛徒全家处斩。
◎ 上海当时的城墙是用木栅栏围起来的，因此也叫栅城（图为日本栅城）
其实在双屿通番最初之时，江泽士绅就因通番获利丰厚，而经常阻挠甚至破坏军备。无可奈何之下地方官员只能叹道：“左也通番，右也通番，通到血流满地为止。”现在通番最终通出了倭寇，而倭寇将血流满地带给了中国沿海地区。
的确是血流满地，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四月，倭寇攻太仓州城，攻之不克后四处烧杀抢掠，周围乡镇村庄为之一空，因卫所制瓦解而导致战力低下的驻军，连游荡在乍浦所附近的四十余名倭寇都打不过，前后被其纵横十六天，出击的明军被杀把总一员，指挥四员，千户一员，百户六员，连县丞都死了一个，死伤官兵数百人。在这次战争中，上海县被攻破，街市掳掠一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