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出了什么事？”他问她。
“有人记得绿色是阿特瓦侯爵的颜色。我们不能用那种颜色，所以，红色和蓝色现在是巴黎的颜色。”她朝他笑笑，好像跟他有老交情似的。“安妮·戴洛瓦妮，”她说。“我们在法布尔一次试镜的时候见过。记得吗？”
在如水的灯光下，她的脸好像在发亮。此刻，他看清了，她非常冷，浑身给淋透了，在瑟瑟发抖。“天气阴晴不定，”她说。“其他很多事情也是这样啊。”
在商廊那边，看门人把门封了，因此他只好透过窗户跟加布丽艾尔说话。她脸色苍白，头发乱蓬蓬的。“乔治跟我们的邻居吉力先生一起出去了，”她说，“为了市民民兵征兵的事儿。几分钟前，拉福克斯先生来过——你认识他，他就住在对面吧？——他说，‘我非常担心乔治，他站在桌上声嘶力竭高喊高叫，要我们保护家园，防止部队和匪徒袭击。’”她瞪着眼睛朝站在他身后的人看看。“这些人是谁？他们是和你在一起的吗？”
路易丝·吉力出现了，她的脸突然在加布丽艾尔的肩旁出现了。
“你好啊，”她说。“你是准备进来，还是准备站在大街上？”
加布丽艾尔搂着她，把她抱紧。“我已经让她母亲住到这里来了，她有精神忧郁症。乔治对拉福克斯先生说，‘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吧，不管怎么说，你已经丢了职位，君主制度已经完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要那样说话？”她用近乎发狂的手抓住窗台。“他什么时候才回来？我该咋办？”
“因为这是真的，”他说。“他不久就会回来，乔治，他不久就会回来的。你要把门锁好。”
喝醉酒的手榴弹兵捅捅他的肋骨。“那么，你老婆呢？”
他往后退了一下，惊奇地看着此人。就在那个时候，好像有个东西在他头里面非常响亮地击打了一下，随即，他们只好把他倚着墙撑住，往他嘴里灌白兰地，在这之后，很快一切就没那么重要了。
又一个晚上，在大街上：五点钟，警钟和报警大炮响起。有人把他轻轻地翻过身，指给他看，清晨的太阳光芒在战神广场装好的刺刀上闪耀。“他们不会来的，”他说，的确他们没来。当他向上看到大炮炮口的时候，士兵们站在那里，手里拿着点亮的小蜡烛，他听见自己的嗓音里在说着一些令人镇定的、充满理智的话。他并不害怕。后来谈判结束了，后来出现了奔跑和高喊。这就叫冲击荣军院。头一回，他感到害怕了。冲击结束之后，他靠着墙，这位长着棕色头发的姑娘把一把刺刀放到了他的手上。他用手掌抵着刺刀口，纯粹好奇地问，“干起来难吗？”
“容易，”醉醺醺的手榴弹兵说。“你知道，我已经记住你了。那是法庭外面的一点点骚乱问题，两三年前的事情。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好像把你打翻在地上，踢中了你的肋骨。这件事对不起。我只是例行公事。看样子没伤着你吧。”
卡米尔一直盯着他看。这位士兵浑身是血，血还在往下滴着，把他的衣服浸透了，他的头发乱成了一团，透过淤血结成了膜，他咧嘴在笑。就在他朝他看的时候，他朝脚后跟吐了一口痰，跳了一圈小小的舞蹈，同时举起了他那猩红色的小臂。
“巴士底狱，嗯？”他唱了起来。“现在冲向巴士底狱，嗯，巴士底狱，巴士底狱啊。”
德·劳内，巴士底狱狱长，是个平民，他投降的时候穿着件灰色罩衫外套。投降之后不久，他试图用剑杖把自己刺死，但是给人挡住了。
拥在德·劳内身边的人们高呼，“杀了他。”法国卫兵中有些人想要保护他，在用身体为他做遮挡。但是，到了圣-路易教堂边的时候，人群中有人把他从卫兵们那里拽走，朝他身上吐痰，用棍子揍他，用脚踢他，直至把他打倒在地。卫兵们前来营救的时候，他已是血流满面，头发被大把大把地揪掉了，他连走路都快不行了。
挨近市政大厅时，他们的路被堵住了。在那些想要在他被绞死之前对他进行审判的人和那些想要立刻要了他性命的人之间，存在着争论。彻底被打垮了的德·劳内惊恐万状，向外拼命地挥舞着胳膊；两边有人抓住了他的胳膊，这样他就再也腾不出手来，好擦去从头上的伤口往眼睛里流的鲜血了。他痛苦不堪，用脚挣扎，向外踢摆，一下子踢中了一个名叫德诺的男人的裆部。德诺——一名失业厨师——震惊而又痛苦地大叫。他抱住自己，跪在地上。
一个大家都不认识的人从他身后走出，打量着这位囚犯。他迟疑了一秒钟的功夫，向前一步，把他的刺刀戳进了德·劳内的肚子。就在刺刀往外拔的时候，德·劳内踉踉跄跄地向前扑上另外六把刺刀的刀尖。有人用一块大木头不停地猛击他的脑后。他的保护人朝后退让，当他被拖到阴沟里的时候，就在那儿，他死了。有人对着他被打烂了的、还在抽搐的身体开了好几枪。德诺站立不稳地往前走，推开一条路，来到了前面。有人说，“该轮到你了。”他在口袋里摸了摸，他的脸依然在痛苦中扭曲，然后在尸体旁跪下。他把手指伸进德·劳内头上剩下的几缕头发中，他猛地弹开一把小刀，一边把尸体的头使劲朝后拉，一边开始对着喉咙不断切割。有人主动把剑递给他，不过，他不相信自己具备干好这件事的能力；他脸上露出了他自己有点不只是不舒服的神情，可他继续用他的折叠刀往内切割，直至德·劳内的头完全被割断。
卡米尔在睡觉。他的梦是绿色的，是乡下的，到处都是清澈的水。只是到了最后水变黑了，黏黏的，有打开的下水道，还有切口很长的喉管。“哦，上帝，”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说。他哽咽着，流泪了。他的头靠着一堵不是很像母亲般的胸膛。“我克制不了这么强烈的情感啊，”路易丝·罗伯特说。
“你一直在哭喊，”他说。他说的是明摆着的情况。他睡了多久？一个小时，还是半天？他搞不清，他是怎么最后躺在罗伯特夫妇床上的呢。他记不清他是怎么到那里的了。“现在几点了？”他问她。
“坐起来吧，”她说。“坐起来听我说。”她还是个小姑娘，脸色苍白，骨头细小。她在房间四周走动着。“这不是我们的革命。这不是我们的，不是布利索的，也不是罗伯斯庇尔的。”她突然停住。“我了解罗伯斯庇尔，”她说。“我觉得，要是我当时不怕麻烦，我也许就是阿拉斯的蜡烛夫人了。要是那样的话，对我来说是件好事吗？”
“我真的不知道。”
“这是拉法叶特的革命，”她说。“是巴雷的革命，也是操他妈的菲利普的革命。可是革命才刚刚开始。”她注视着他，双手指向她的喉咙。“在所有人当中，怎么偏偏就是你呢？”她说。
“过来，”他把一只手向她伸去。他感觉他已经从结冰的海洋上漂出，遥远地，遥远地，跟人类再也无法联系。她坐在他身旁，理理自己的裙子。“我已经把商店的窗户关好。没有人对来自殖民地的精致食品感兴趣。已经有两天没有一个人过来买东西了。”
“也许不会有殖民地了。不会有奴隶了。”
她大笑。“要过一阵子吧。别打岔。我有我的事要做。我一定要阻止你到巴士底狱附近的任何地方去。万一你的运数到头了呢。”
“这不是运数。”几乎还没醒过来，他就在加工自己的故事了。
“你或许觉得不会，”路易丝说。
“如果我到巴士底狱去，我会死。他们将会把我写进书里，是吗？”
“是的，”她望着他，感到奇怪。“不过，你不能到任何地方去送死。”
“除非你丈夫回家把我杀了，”他一边参考目前的形势，一边说。
“哦，是的，”她冷冷地笑了笑，眼睛朝别处望去。“实际上，我想对佛朗索瓦忠诚。我认为我们在一起有前途。”
现在我们大家都有前途了，这不是偶然的，他心想，这不是运气。他看到了他的身体，细细的，平平的；面对未来这张令人盲目的白粉笔灰脸，他的手在摸索，寻找把持的地方，他感到自己的脸抵着岩石经受挤压，而且，在心里，有令人头昏的眩晕侧倾；他总是在攀爬。路易丝把他紧紧地抱住。他疲乏无力地靠着她，想要睡觉。“这么好的房间，”她低声说。她轻轻地抚摸他的头发。
她给他端来咖啡。她说，保持安静，保持镇定。他望着咖啡在渐渐地变凉。他周围的气氛令人紧张。他仔细看着自己的右手掌心。她的手指头顺着细得像一根头发的伤口在游走。“你对我得到那样东西有什么看法？我记不清了，可是，在这种情形下，好像是，人被压死，被践踏——”
“我以为你过着魔力无穷的生活呢，”她说。“虽然到现在我还在怀疑。”
佛朗索瓦·罗伯特回到家。他站在房间门口跟他妻子亲嘴。他把外套脱下给她。然后刻意站在镜子前面，梳了梳他那黑色的卷发，路易丝就站在他身边，等着，她的头还不及他的肩高。头发梳好之后，他说，“巴士底狱已被拿下。”他走到房间的那一边，低头看着卡米尔。“尽管你在这里已成事实，但是你也在那里待过。目击证人都见过你，你是这次行动的中流砥柱。里面的第二个人是埃罗·德·塞谢尔。”他走开。“那种咖啡还有一些吗？”他坐下。“一切正常的生活停止了，”他说，仿佛是在对一个傻瓜或者小孩子说话似的。他把靴子脱下。“从现在起，一切都将大不相同啰。”
你是那样认为吗，卡米尔疲惫地说。他不能全部听懂他对他所说的话。万有引力还没有消除，下面的土地已经被尖钉刺破。甚至在峭壁的顶上，还有关口和悬崖，空荡荡的隘路四周和坟墓四周一样。“我梦见我死了，”他说。“我梦见我已被埋葬。”只有一条狭窄的小径通向这座山脉的心脏，这个冷酷无情、矛盾暧昧、行动缓慢、单调无聊的思想世界。还有你的谎言，他自言自语道。我没有梦见那个，我梦见了水，我梦见我正在大街上流血。“你认为我的结巴也许会消失吧，”他说。“可是，生活不像那样充满了魔力。你能给我几张纸吗？我应该给我父亲写信了。”
“行啊，卡米尔，”佛朗索瓦说。“告诉他现在你已经名扬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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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英国辉格党是英国历史上的一个政党。1679年，因为约克公爵詹姆斯（后来的詹姆斯二世）具有天主教背景，所以在詹姆斯是否有权继承王位这个问题上，议会展开了激烈争论。一批议员因为反对詹姆斯公爵的王位继承权，被政敌讥为“辉格”。“辉格”的名称可能是“Whiggamores”（意为“好斗的苏格兰长老会派教徒”）一词的缩语。辉格党人多属于各种教派的新教徒。十九世纪中叶，辉格党与其他政党合并，改称自由党。美国辉格党（Whig Party）是美国在杰克逊式民主（Jacksonian democracy）时代的一个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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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人说你名声伟大；他们会重复你的话，而且他们的重复将会成就你的名声。
“我要快速地活……”
让-马利·埃罗·德·塞谢尔的随笔《抱负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