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1789）
巴黎选民苏勒先生一个人在巴士底狱的高墙上。临晚早些时候，他们过来找他，说，拉法叶特要用你。他们说，德·劳内已被害死，所以你就是临时狱长了。哦，不行，他说，为什么我呢？
定定神，伙计，他们说；不会再有麻烦了。
凌晨三点。在高墙上。他已经让困乏的护卫回去了。夜的黑暗像个粗野、缺少优雅风度的人：身体总是对着绝灭在渴求着。位于他下面的圣-安东尼教堂那边，一只狗对着天上的星星在痛苦地哀号。在他左边老远的地方，在墙上的托架里头，正在燃烧的一支火把在虚弱无力地用舌头舔着黑暗：照亮了滑腻腻的石头，还有这些正在哭泣的鬼魂。
耶稣啊，马利亚啊，约瑟夫啊，在此刻和在我们死亡的那个时辰，帮帮我们吧。
他在盯着一个人的胸脯看，此人持有一支火枪。
应该要有一场争斗了，他在心里胡思乱想，你应该说，谁到那里，朋友呢，还是敌人呢？如果他们说“敌人”，而且不断地过来，结果会怎样呢？
“你是谁？”胸脯说。
“我是狱长。”
“狱长已经死了，整个人被剁成了细细的肉末。”
“这我听说了。我是新狱长。拉法叶特派我来的。”
“哦真的？拉法叶特派他来的，”胸脯说。黑暗中传来了窃笑声。“让我们看看你的委任状。”
苏勒把手伸进外套：把在这些紧张时刻一直挨着心口放着的那张纸递给了他们。
“在这样的灯光下，你还怎么指望我看它？”他听到纸被揉搓的声音。“对，”胸脯鄙夷不屑地说。“我是科德利埃区市民民兵营的德·安东上校，我现在就逮捕你，因为在我看来，你是一个非常值得怀疑的人物。市民们，履行职责。”
苏勒张开了嘴巴。
“喊也没用。我已经查过岗哨。他们喝醉了，睡得像死过去了一样。我们把你带到我们区的总部。”
苏勒朝黑暗中瞥了一眼。德·安东上校后面至少有四个武装人员，或许，阴暗处还有更多。
“请你不要考虑反抗。”
上校的声音文绉绉的，而且说得蛮到位的。这算是一个小小的安慰。保持镇定，苏勒冷静地对自己说。
他们拉响了圣-安德雷艺术影院的警报。几分钟之内，已有一百号人上了大街。如德·安东一向所言，这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地区。
“再小心不过了，”法布尔说。“也许我们该毙了他。”
苏勒一遍又一遍地说，“我请求把我带到市政大厅去。”
“求什么求啊，”德·安东说。旋即，他好像突然计上心头。“好。就去市政大厅。”
这是一趟多事的行程。他们只好坐敞篷马车，因为再也没有别的交通工具可坐了。有人已经（或者还在）在大街上了，科德利埃的市民需要帮忙，这对他们来说是明摆着的。他们顺着马车的这一侧一边跑，还一边高呼，“绞死他。”
等他们到了，德·安东便说，“这跟我所想的差不多。市政府已经落入那些抛头露面并说‘我负责’的人手中了。”现在，有好几个星期了，一个非官方的选民机构一直自称是公社，也就是市政府。国民大会的白力先生，曾经主持过巴黎进行的选举，成了组织的灵魂人物。诚然，到昨天为止，还有巴黎的一位宪兵司令，那是王室任命的；但是，当他们结果了德·劳内的性命之后，暴民把他也给杀了。现在，是谁在管理这座城市？是谁在掌握公章大印？这是天亮的时候需要考虑的问题。拉法叶特侯爵早已回家上床睡觉了，一名官员说。
“现在是睡过去的美好时光啊。把他从床上弄下来，到这儿来。我们该想什么呢？一班巡逻的市民们下床去巡视那座为之付出了高昂代价才从暴君手中夺得的巴士底狱——他们发现这名卫兵因为酗酒变得更坏了，而且，此人都不能把自己身份解释清楚，却声称负责巴士底狱。”他转身面对手下的巡逻人马。“应该有人对人民交代。大家会以为要数死人骨头了。嘿，也许有不少无助的受害人还套着枷锁被关在地牢里呢。”
“哦，他们都有说法，”这位官员说。“那里只有七个人，你知道。”
不管怎么说，德·安东心想，住宿总可以处理的。“那些囚犯的东西呢？”他问。“我本人曾听说过，二十年前，有张台球桌被人搬进去，从此再也没有给搬出来。”
从后面的几个人当中传出了笑声。这位官员感到茫然，拼命在凝视。德·安东的情绪刹那间冷静了下来。“找拉法叶特，”他说。
约勒·巴雷从文秘工作中解脱出来了，朝着黑暗咧嘴笑了笑。灯光在沙滩广场上闪耀。苏勒先生的眼睛不由自主地被吸引到大灯笼上面去了——一只巨大的、用铁做的墙支架上面，有盏灯在摇来晃去。在那地方，没多少个小时之前，德·劳内侯爵被割下的人头像足球一样到处被人踢着。“祈祷吧，苏勒先生，”德·安东愉快地建议道。
拉法叶特出现时，天已经亮了。德·安东失望地看到他准确无误地到场；不过，他刚刚刮过的脸沿着颧骨那儿变红了。
“你知道现在几点吗？”
“五点钟了吧？”德·安东说，一副乐意帮忙的样子。“只是猜测而已。我向来认为士兵在夜里无论什么时候都要随时准备起身。”
拉法叶特转身过去了片刻。他握紧拳头，对着红手指一般的天空抬眼仰望。他转回身时，声音清脆而又和蔼地说，“对不起。那不是问候你们的办法。德·安东上校，是吗？科德利埃区的吗？”
“将军，还有您的一位伟大的仰慕者，”德·安东说。
“多么友善。”拉法叶特好奇地凝视着这个新世界给他带来的这位下属：身材魁梧、肩头宽阔、脸上带疤的男人。“我不知道有这个必要，”他说，“不过，我认为你只是在尽你——所能。”
“我们将努力使我们的付出达到完美，”德·安东上校坚定地说。
有一刹那，一个怀疑的念头在将军的脑海中划过：他快成了开玩笑的受害对象，是不是可能呢？“这是苏勒先生。我正式说明他的身份。苏勒侯爵拥有我的全部权力。是的，当然，我将给他一份新的任命书。这样好吗？”
“这样好，”德·安东立刻说。“不过将军，只要是你，任何时候，对我来说，都行。”
“我现在要回家，德·安东上校。如果你与我之间的事务已经全部结束的话。”
上尉没明白其中的讽刺意味。“睡个好觉吧，”他说。拉法叶特敏捷地转身，心想，我们真的必须决定一下我们是否要敬礼了。
德·安东把他的一行人马掉头转回到河那边，眼睛发亮。加布丽艾尔还在家里等他呢。“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做？”
“表示主动积极，是吗？”
“你恰恰让拉法叶特感到厌烦了。”
“我就是那意思。”
“这不过是这里周围的人喜欢玩的那种游戏而已，”巴雷说。“我应该认为，他们真的会让你做民兵上尉的，德·安东。而且，我应该认为他们会选你当该区的主席。毕竟，大家都了解你嘛。”
“拉法叶特了解我，”德·安东说。
从凡尔赛传过来消息：赖克尔先生被召回了。白力先生被指定为巴黎市长。印刷商莫姆诺夜以继日地工作，给卡米尔的宣传册子定好了印模。建筑承包商被带过来拆毁巴士底狱。人们把巴士底狱的石头当成纪念品一块一块地拿走了。
移居他国开始了。孔代亲王匆匆忙忙地离开这个国家，律师的账单和很多其他账单都没支付。国王的哥哥阿特瓦斯也走了。王后的宠信珀利拉克一家子也走了。
7月12号，白力市长坐着花团锦簇的马车离开凡尔赛宫，上午十点抵达市政大厅，旋即又往回出发，在一群达官显贵之中迎驾。他们走到消防泵那么远：市长、选帝侯、卫兵，还有摆在银碗里面的几把巴黎城的钥匙——就是在那里，他们还接待了三百名代表，以及正朝着另一条路游行过来的皇室队列。
“先生，”白力市长说，“鄙人把陛下您的良城巴黎的钥匙给带过来了。这些钥匙正是呈献给亨利四世的那些钥匙。他重新征服了他的子民，不过，今天子民重新征服了他们的国王。”
这话听上去毫无策略，不过他的本意还是友善的。即席鼓掌。区域联防民兵沿着街道两边排列。拉法叶特侯爵走在国王马车的前头。礼炮已经鸣响。国王陛下从马车上走下来，从白力市长手里接受了国家的新三色帽章：代表君主的白色已经被加进红、蓝两种颜色中去了。他把帽章系在自己的帽子上面，人群中发出一片欢呼。（在离开凡尔赛之前，他已经许下意愿。）他沿着市政大厅的台阶，在用剑搭成的拱顶下面朝上走。疯狂的人群在他四周推推搡搡地向他靠近，要来摸他，看看他是否跟别人摸起来感觉一样。“国王万岁，”他们高呼。（王后已经不再指望见到他了。）
“随他们去吧，”他对士兵们说。“我相信他们真的喜欢我。”
正常生活的某些迹象逐渐显现。商店重新开门营业。有位老汉，干瘪枯萎，骨瘦如柴，胡须髯长花白，在全城游行，他对每条街上闲逛的群众都要挥手。他叫怀特少校——也许是英国人，也许是爱尔兰人——没有人知道他在巴士底狱被关过多久。他好像对自己得到别人的注意感到开心，虽然每次被问及他被囚禁的环境时，他总是哭。碰上哪天天气不好的时候，他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碰上哪天天气好的时候，他说，他对尤利乌斯·恺撒大帝负责。
1789年7月，在巴黎进行的德诺审查如下：
被问及他是否用这把刀肢解了德·劳内先生的头时，他回答说，用的是一把黑色的刀子，一把更小的刀子；当有人对他说，用这么小而不堪一击的工具不可能把头砍下时，他回答道，就他作为厨师的身份而言，他已经学会如何用刀处理猪肉了。
1789年8月18日
西敏寺桥 阿斯特雷圆形大剧场
（在斯宾纳库塔先生表演绳索舞蹈之后）
一次全新的精彩绝伦的场面
法国大革命
从7月12日星期天到7月15日星期三（包含在内）
名叫
处于动荡不安之中的巴黎
展示前所未有的、一场气势最为宏大、最不寻常的娱乐
根据真正的事实
包厢3苏币；舞台前排2苏币；顶层楼座1苏币；顶层楼座边上6丹尼尔
五点半开门，六点半钟准时开演；
在孔代大街，卡米尔现在成了不受欢迎之人。来来往往，他只好靠斯塔尼拉斯·弗雷农给他捎些音信，给露西尔传递他的感情（和书信）。
“你瞧，”弗雷农对他说，“假如我对情况理解正确的话，她爱上你是因为你高贵的精神品质。因为你这么敏感、这么高尚。因为——如她相信的那样——你处在与我们这些更粗鲁不堪的凡夫俗子相距甚远的不同星球上。可现在发生的情况呢？结果你成了街上四处冲击、浑身是泥是血、蛊惑人心并荼毒生灵这么一种人。”
德·安东说，弗雷农正“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试图为自己打扫战场”。他的口气是嘲讽性的。他还引用伏尔泰评论“兔子”父亲的话说：“假如有蛇咬到弗雷农，那条蛇将会死。”
真实情况是——不过，弗雷农是不会提到这一点的——露西尔比任何时候对他更加痴迷了。克劳德·杜普莱希斯依然相信，如果能把自己的女儿介绍给合适的人选，这种痴迷她会克服掉的。可是找一个对她稍感兴趣的人，他做起来还真难；如果他觉得他们俩都合得来，接下来就是，她觉得不合适。有关卡米尔的一切都令她激动兴奋：他的名声不好啦，他有貌似天真的小怪癖啦，还有他容易激动的心智状态啦。最令她兴奋的还是这个事实：他突然出名了。
弗雷农——这位家庭老朋友——在露西尔的身上看出了这种变化。一位奶油点心式的漂亮小姐变成了一名富有闯劲的年轻女子，满嘴跑出来的都是政治术语，眼里闪烁着知心会意的光芒。当她到了那儿的时候，在床上表现好一点，弗雷农心想。他本人有了妻室，一个对他的事业格局来说几乎不起任何作用的守家女人。在这些日子里，发生什么事情皆有可能，他心想。
可惜的是，露西尔已经学会叫他“兔子”这个荒唐的方式了。
卡米尔的觉睡得不多：没有时间。睡着的时候，做的各种各样的梦又使他精疲力竭。他特别梦见全世界的人都去参加一场聚会。聚会场景令人奇怪的是沙滩广场——安莱特的客厅——小乐厅。全世界的每一个人都出席了这场聚会。安琪莉可·夏庞蒂尔在与埃罗·德·塞谢尔交谈；他们在比较有关他的记录，破除他虚构的东西。来自吉斯的苏菲，十六岁那年他跟她睡过觉，正把所有发生过的事告诉拉克洛。拉克洛掏出自己的笔记本；佩林先生就在他身边，用律师的大嗓门喊着要求大家注意听他讲话。那位假笑的、黏黏糊糊的代表裴迪昂跟已经死去的巴士底狱狱长手挽手在一起；德·劳内在四处扑腾，因为缺了人头，徒劳。他的老校友路易·苏鲁在大街上跟安妮·戴洛瓦妮争吵不休；法布尔和罗伯斯庇尔正在玩儿童游戏；争论停止的时候，他们已经冻得像雕像一样了。
要不是每晚都出去吃晚饭，他本会对这些梦有所顾忌的。他知道这些梦包含了真相；他生命中的所有人此刻正走到一起。他对德·安东说，“你觉得罗伯斯庇尔怎么样？”
“马克西？是个非常出色的小家伙。”
“哦，不，你不可以那么说。他对自己的身高敏感。不管怎么说，我们一起上学的时候，他总是这样。”
“好好，”德·安东说。“那么就这样想，他非常出色。我可没功夫对别人的虚荣心说话还缩头缩脑的。”
“你怪我没有策略。”
“你想要开始争辩？”
因此，他从来没有摸准德·安东对罗伯斯庇尔的看法。
他对罗伯斯庇尔说，“你觉得德·安东怎么样？”罗伯斯庇尔摘下眼镜擦了擦。他在思考这个问题。“非常令人愉快啊，”他最终说。
“可是你真的觉得他怎么样？你说话闪烁其词。我的意思是，你恰恰认为人家并不令人愉快，那是你的全部看法，肯定？”
“哦，你行，卡米尔，你行啊，”罗伯斯庇尔轻轻地说。
因此，他也从来没有摸清罗伯斯庇尔对德·安东的看法。
以前的部长弗龙曾在闹饥荒的时候说过，如果人民挨饿，他们可以吃草。或者据认为是这样说的吧。这就是为什么——理由够充分的了——7月22号这天，他在沙滩广场跟观众在一起的原因。
有人保护他，不过，这一帮人数不多但是凶恶无比的群众已经算计过他，要把他抢走，这好像有可能。拉法叶特赶过来跟他们讲话。他一点都不希望妨碍人民的正义；不过，起码弗龙应该得到公正的审判。
“对于这三十年来一个一直受到指控的人来说，”有人高呼道，“审判有何用处？”
弗龙老了。自从他大胆说出自己的名言，距今已有很多年了。为了逃避这种命运，他一直躲躲藏藏，散布自己已经离世的谣言。据说，关于装满石头的盖棺入殓葬礼仪式都已经办好。被他们追踪、逮捕之后，他现在哀求地看着将军。从狭窄的街道朝市政大厅向外，传来了低低的轰轰轰的声音，这个声音，巴黎此刻辨别得出是行进的脚步声。
“他们正在汇合，”有个助手向将军报告说。“一方面是从皇宫过来的；另一方面是从圣-安东尼教堂过来的。”
“我知道了，”将军说。“在头两侧我可以听到。多少人？”
没有人能够估计得出来。人太多了。他看着弗龙，没有表示出多少同情。他手头没有兵力；要是城市当局想要保护弗龙，他们自己会采取措施的。他瞥了助手一眼，轻微地耸了耸肩。
他们用草连续不断地抽打弗龙，在他背上绑了一捆，在他嘴里塞满了一把。“把这些好草吃光，”他们在逼迫他。他嘴里塞满了尖利的草茎，被拖到沙滩广场的另一头，就在那儿，有人把一根绳子抛到朝外突出的灯笼铁支架上。有几回，在黄昏时分，只要那盏大灯来回地晃动，这位老人就会随之来回地晃动。之后，绳子啪地突然断了，他直直地坠落到人群中。一边挨打遭踢，一边他又被重新吊到空中。又一次，绳子断了。暴民们用手抓住他，小心翼翼地，不要打一下就让他一命呜呼。一个第三次的绳套在他死灰色的脖子上套好了。这一回，绳子牢靠。当他死了或者垂死的时候，暴民们把他的头砍下，挑在一把叉子的尖上。
与此同时，弗龙的女婿，巴黎省省长波希尔，已经在贡皮埃涅市被捕，正被押往市政大厅，因为惊恐，他目光呆滞。他被绑在车子里，从人群中经过时，他们用发酸的黑面包皮砸了他一身，之后不久，在被押往安布雷监狱的路上，他又被绑到了外面；在这之后不久，他被绑死了——也许是被勒死的，或者是被火枪子弹打死的，因为在这个时刻，有谁知道呢？也许，有人用剑开始朝他的颈部砍的时候，他还没死。过后才轮到把他的头戳在叉子上。两支游行队列汇合，叉子混合在一起，来回地摇晃，有人把几个割下的头颅鼻子对着鼻子。“亲吻爸爸吧！”暴民们高呼。波希尔的胸膛被锯开，心脏被掏出，被一支剑刺穿后，送到了市政大厅，甩在白力的办公桌上。这位市长差点儿瘫倒在地。过后，心脏被带进了皇宫。鲜血从心脏里一点一滴地挤进一只玻璃杯中，然后人们把血喝掉。他们高唱：
如果聚会上缺了心，
那就算不上是聚会。
巴黎使用私刑的消息在凡尔赛引起了震惊，那里，国民大会正沉浸在关于人权的辩论之中。人们先是震惊，继而愤怒，最后抗议：就在这个事件发生的当口，民兵在哪儿？一般认为，弗龙和他的女婿是粮食投机倒把分子，但是，在小乐厅和他们居家食品存储丰富的库房之间来回走动的代表已经和经常被称为“民众感情”的东西失去了联系。代表巴纳夫对他们这种虚伪感到深恶痛绝，于是问他们，“已经流出的这些血难道是纯洁的吗？”他们对此感到反感，于是他们高呼，用声音压倒他，这表明，在他们的头脑中，他是个危险分子。辩论恢复了；他们在专心思考起草《人权宣言》的框架。听到有些人在低声地说，国民大会应该首先起草宪法，因为权利是通过法律形式存在的；然而法理是个如此枯燥乏味的话题，而自由却是这么令人兴奋激动。
8月4日这天夜里，封建制度在法国不复存在了。子爵诺耶站了起来，因为情绪不稳，他的声音有些发颤，他把所有的财产全部无偿地奉送了——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因为他的绰号就是“失去土地”。参加国民大会的成员潮水般汹涌地站立起来，为宽宏大度纵情狂欢。他们抛弃了农奴、狩猎法、以实物缴纳的十一税，还有封建领主法院——喜悦的泪水从他们的脸上哗哗地直流而下。一名成员给大会主席递上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结束大会，他们已经失去自控”。可是，天堂之手无法阻拦他们，在喧嚣声中，人人竞相比赛，一个比上一个更加爱国，他们急切地说要放弃属于他们的东西，之后，更加急迫地说要放弃属于别人的东西。下面的一个星期，肯定，他们将要试着改变主张，可是这太迟了，来不及了。
卡米尔在凡尔赛四周游荡，摊开一张揉得皱皱巴巴的纸片，在夏日夜晚格外的沉寂之中创作了他不再小觑的随笔……
正是在那个夜晚，比神圣星期六还要漆黑的那个夜晚，我们从痛苦不堪的埃及枷锁中冲出来了……那个夜晚，恢复了法国人的权利，宣布了所有公民一律平等，一律可以平等地准入所有职位、所有场所和公共岗位；那个夜晚，把所有公务员的职位、神职人员和军事人员的职位，从富有之人、从出身高贵门第之人、从皇族贵胄之人的手中夺取过来了，根据任人唯贤的标准，把这些职位分给了作为整体的国家。那个夜晚，从国王太太的手中夺回了——她因为跟一位部长睡觉而得到的——两万里弗赫……现在，和印度群岛人做生意的机会已经向大家敞开。想要开店的可以开店；裁缝师傅、制鞋师傅、做假发师傅将会哭泣，但是，手艺上路的人将会欣喜，阁楼的窗户将会出现灯光……哦，对于大法院、文员、法警、律师、男仆而言，对于秘书、副秘书，对于掠夺者们而言，那却是一个灾难性的夜晚……可是，对于大家而言，那是一个美好的夜晚，真正美好的夜晚[1]，幸福的夜晚啊，因为把这么多的人排斥在尊严和就业之外的无数障碍已经被永远甩掉了，今天，在法国人当中，除了存在德性和贤能之分，任何差别都不复存在了。
在一个漆黑酒吧里的漆黑角落之中：马拉医生驼着背，坐在桌边。8月4号是个令人作呕的玩笑，他说。
他面对摆在面前的手稿满面愁容。“真正美好的夜晚[2]——我希望这是真的，卡米尔。可你是在制造迷思啊，你明白吗？你在把当下发生的事杜撰成传奇，一个革命的传奇啊。你清楚，只有在必要的地方，你才需要进行艺术化地处理——”他突然不说了。他瘦小的身体好像因为疼痛在一紧一缩的。
“你病了？”
“你病了？”
“没有，我只是喝得太多。”
“我觉得，是跟你的新朋友在一起喝的吧。”马拉蹑手蹑脚地坐回到长凳上，脸上依然保持着同样的紧张和不适表情。然后他想起卡米尔来了，手指在桌面上毫无节奏地轻磕着。“我们感到安全了，是吗？”
“没有特别的感觉。我得到了警告，我也许要被逮捕。”
“别指望法院讲客套摆样子。一个人拿着一把刀就可以在你身上干一件漂亮的活儿。或者在我身上。我打算要做的就是搬进科德利埃区。搬到某个我可以大声呼救的地方去。你为什么不也搬到那里去呢？”马拉咧嘴笑笑，露出令人恐怖的牙齿。“所有邻居都在一起。非常温馨舒服。”他把头弓在文稿上面，一边胡乱地翻阅，一边用食指在上面戳戳点点。“你下面说的话我赞同。要把像弗龙这样的敌人从人民当中清除，在别的时间，这要耗费人民多年的内战才能办到。而且，在内战的时候，无数人会死，是吗？因此，私刑完全能够接受。它们是人道的选择。你也许为了那种情操被迫受苦受难。别害怕把稿子送给印刷工人嘛。”医生若有所思地擦了擦自己扁平的鼻梁：这个动作、这个口吻是如此索然无味。“卡米尔，你明白，我们一定要做的就是砍头。我们耽误得越久，我们被人家砍头的可能性就越大。把这一点写上去。必要性就是杀害人民，砍掉他们的头颅。”
凭直觉，首先试探性地讨好别人。一、二：德·安东的手指在他的军刀手柄的圆头上面轻轻地磕了磕。邻居在他的窗户下一边跺脚走路、高声尖叫，一边手里挥着排列座次的计划。皇家音乐学院的管弦乐团正在调试声音。这是他出的一个好主意，雇佣他们，给这种场合来上一点情调嘛。当然，也应该有军乐乐队。作为这个区的主席和国民卫兵（正如市民民兵现在这么称呼自己一样）的一名上尉，他负责白天有关任务部署的全部事宜。
“你气色不错啊，”他对妻子说话了，连看都没看她一眼。新穿的制服弄得他浑身冒汗：白色马裤，黑色长筒马靴，蓝色束腰外衣，与白色形成了对比，猩红色的衣领证明是做得过紧了。外面，太阳把油漆都晒得翘起了。
“我请卡米尔的朋友罗伯斯庇尔今天过来，”他说。“可是他从国民大会抽不出时间来。非常认真。”
“那个可怜的男孩啊，”安琪莉可说。“我没法想得通，他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里。我对他说过，亲爱的，你难道就不念家吗？难道你就不思念你自己的家人吗？他说——尽管严肃认真地——‘哦，夏庞蒂尔太太，我思念我的狗啊’。”
“我倒蛮喜欢他，”夏庞蒂尔说。“他怎么跟卡米尔混在一起的，我真想不出来。喏，”他搓了搓手，“今天的头等大事是什么？”
“拉法叶特十五分钟之后要到这儿。我们都去参加弥撒，神父为我们的新团旗祈福，我们排队出去，把旗升好，从它旁边行进，拉法叶特站在周围，看上去像个总司令。我想，他会期待有人为他欢呼的。我应该觉得，即使是在这么个市侩的地区，也会有够多的傻瓜制造出一种体面的声势。”
“我还是吃不准我是否听懂了你的话。”加布丽艾尔的口气听上去愤愤不平。“民兵站在国王这一边吗？”
“哦，大家都站在国王这一边，”她丈夫说。“只是他手下的部长、侍从、他弟弟和他妻子，我们无法忍受。路易，人还是不错的，就是老朽昏聩。”
“可为什么人家说拉法叶特是个共和党人？”
“在美国他是个共和党人。”
“这里有共和党人吗？”
“很少。”
“他们会把国王处死吗？”
“天哪，不会的。我们把这种事情交给英国人吧。”
“他们会把他关在牢里吗？”
“我不知道。看到罗伯特太太的时候，你问问她就是。她是极端分子之一。要么卡米尔是。”
“所以假如国民卫兵站在国王这一边——”
“站在国王这一边，”他打断了她的话，“只要他不再妄想重新回到我们在7月份以前的状态就行。”
“是啊，我懂了。支持国王，反对共和党人。可是卡米尔、路易丝，还有佛朗索瓦，都是共和党人，是吗？所以，如果拉法叶特命令你逮捕他们，你会干吗？”
“好家伙，我不会。我不打算干他的脏活儿。”
之后，他心想，在这个区里面，我们可以成为约束自己的法律。我可以不当营长，不过他还是处于我的掌控之下。
卡米尔到了，气喘吁吁的，不过兴致很高。“没有比这再好的消息了，”他说。“在图卢兹，我的宣传册已经被那个公共行刑者烧毁了。他们真是太好了，要宣传，肯定就意味着要出第二版。在奥雷隆，销售这本册子的一家书店已经遭到僧侣的袭击，他们把所有的存货都给扔了，点了一把火，还把书商剁成了几块。”
“我不认为这非常非常好玩，”加布丽艾尔说。
“是的。真的相当难过。”
巴黎外面的一家陶器厂正在生产厚厚的、刺眼的黄蓝彩陶，上面印着他的照片。一旦你成为公众人物，这样的事就会发生；人家吃晚饭离你远远的。
他们把新旗升起的时候，一丝风的声息都没有。旗帜绕着旗杆躺着，像一块耷拉下来的三色舌头。加布丽艾尔站在她父母之间。她的邻居吉力一家在她左边。戴了一顶新帽子的小路易丝，为她的这顶帽子自豪到了令人不堪忍受的程度。她意识到大家都在朝她看的目光：那边，他们在说，那是德·安东的妻子。她听到有人说，“她多妩媚啊，他们有孩子吗？”她抬头看看站在教堂台阶上的丈夫，他那职业拳击手一般的硕大身躯高高地盖过了拉法叶特又细又挺的体型。因为她丈夫瞧不起他，她便对这位将军露出了几份鄙视。她能看得出，他们彼此礼貌客气。营长在空中挥了挥帽子，抬高了嗓门，在为拉法叶特高呼。人群欢声雷动。将军略带微笑向他们致意。她对着太阳把眼睛闭了一半。在她身后，她能听到卡米尔的声音在一直响个不停，在和路易丝·罗伯特交谈，俨然她是个男人。他在谈起布列塔尼的代表和国民大会的种种计划。一旦巴士底狱被占领，我就要到凡尔赛去——她听到罗伯特太太故意压得低低的赞同声——不过应该尽可能赶紧完成。他在说起另外一场暴动，她心想；另一座巴士底狱吧。之后，从她身后传来了一声高喊：“德·安东万岁！”
她转身，既感到惊奇又感到得意。有人跟着高喊起来。“只是少数几个科德利埃派的人在叫喊，”卡米尔辩解说，“不过很快将是整座城市在叫喊了。”
几分钟之后，仪式结束，聚会开始。乔治走下台阶，到了人群中，拥抱着她。“我刚才在想，”卡米尔说。“现在该是你把那个撇点符号从你名字上去掉的时候。这不合时宜。”
“你也许说得对，”她丈夫说。“我会慢慢地去掉撇点的——但是没必要宣布。”
“不，立刻就把它去掉，”卡米尔说。“这样大家就知道你的立场了。”
“欺负人呢，”乔治-雅克怜爱地说。他自己也正在学会这样：喜欢对峙较量。“你介意吗？”他问她。
“我想你做你认为最合适的事，”她说。“我的意思是，你认为正确的事。”
“假设它们不一致呢？”卡米尔问她。“我的意思是，他认为最好的和他认为正确的事情并不一致呢？”
“不过，它们将会一致，”她说，样子慌慌张张的。“因为他是好人。”
“那真是深刻。他不在家的时候，他将会对你的想法产生怀疑。”
卡米尔前一天是在凡尔赛度过的，傍晚，和罗伯斯庇尔一起参加了布列塔尼俱乐部的一个聚会。现在，这里成了那些倾向于大众事业、对皇宫产生怀疑的自由派代表的论坛。有些贵族也参加了。疯狂的8月4号已经在那里被非常细心地算计过。如果他们的爱国热情广为人知，即使不是代表，他们还是受欢迎的。
可是，还有谁比他的爱国热情更广为人知呢？罗伯斯庇尔催他发言。可他感到紧张，要让自己的声音被别人听见还真有困难。结结巴巴的情况真糟。听众听他说话不大耐烦。就他们的所见而论，他不过是个暴民演说家而已，不过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而已。不管怎么说，这是一个痛苦不堪、令人泄气的场合。罗伯斯庇尔坐着，看着自己的鞋带扣子。卡米尔从讲台上下来坐到他身边的时候，他头也不抬，只是把绿眼睛朝旁边闪闪眨眨，笑出他那耐心的沉思般的笑容。毫无疑问，他没有什么鼓励的话要对他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站在国民大会上，那些桀骜不驯的贵族成员总是故意使劲地呼哧扑哧地把蜡烛吹灭；要么他们几个人总是坐在一起，导演一出模仿疯狂羔羊的表演。因此，他没有必要说“卡米尔，你讲得不错啊”，也没有必要对他说什么安慰性的谎言。
聚会结束之后，米拉波走上了讲台，为自己的祝愿者和吹捧者表演了一出模仿白力市长决定到底是周一还是周二的戏：模仿白力市长为了找到答案观看木星的天然卫星；最后，他一边嘴里说着下流的华丽词藻，一边承认他的望远镜太小。对于这些，卡米尔感到不大好笑；但是他快要眼泪汪汪了。表演在掌声中结束，伯爵大步流星地走下讲台，拍拍几个人的后背，握握几个人的手。罗伯斯庇尔碰了碰卡米尔的肘：“我们离开这儿，好吗？”他建议道。
太迟了。伯爵在监视卡米尔。他抱住他，不让他离开，这一抱快要挤碎他的肋骨了。“你真了不起，”他说。“别理这些乡巴佬。由他们按照他们屁大的标准去吧。他们没人能够干你已经干过的事。没有一个人。实情是，你使他们恐惧害怕。”
罗伯斯庇尔退到了会议室的后头，想要从这里离开。卡米尔听到自己使他们害怕这个前景觉得如此激动不已，如此开心。为什么他就不能把米拉波说的话说出来呢？他的话绝对千真万确。而且，他是想为卡米尔说公道话、办公道事。差不多二十年前，他就承诺过要照顾他，可他看不出有什么迹象，他已经放弃了这个责任。不过，事情就是这样——他没有把话说得恰到好处的天分吧。卡米尔的所需所愿成了一本合上的书，大部分：用自己从没学过的语言书写的一卷书。“过来吃晚饭吧，”他听到伯爵说。“让我们把这头羔羊朝前拉，为什么不？给他一些红肉，让他负责嘛。”
桌上坐了十四个人。嫩羊肉的血滴在碟子里。大比目鱼那切好的鲜肉散发出月桂树叶和麝香草的味道。茄子紫黑色的外壳表面已经枯焦，刀一戳，便渗出奶油般的肉汁来。
伯爵这些日子过得非常惬意。他仅仅是在把债台摞得更高，还是突然有了支付能力呢，很难说得清楚；如果是后者，你要纳闷了，他的钱是怎么得来的呢。他跟许多来源有秘密的往来。他在大庭广众说话，不仅声音洪亮，而且样子神秘；他还给她的情人、出版商的妻子赊账买了一颗钻石。那天晚上，对年轻的罗伯斯庇尔来说，他是多么让人开心哪。为什么呢？他心想，礼貌不花钱呗。不过，最近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注视这位代表，注意到他的语调经常单调乏味，注意到他对人家对他的看法总是毫不在乎的样子，还注意到这位律师脑中闪过的各种念头，他心想，毫无疑问，他的这个脑袋今天够用。
整个晚上，他都在用低低的、具有保密性质的声音跟阿拉斯的蜡烛谈话。他心想，一旦你追根究底，在政治与性之间其实并没有多大差别。所有这一切都与权力有关。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世界上第一个观察到这个差别的人。这是诱惑的问题，还有你能多快地、成本多低地实现这个目标的问题：他心想，如果卡米尔和那些卑微的、连生计问题都捉襟见肘的制帽商毫无分别，换言之，他是一个绝对容易被征服的人，那么，罗伯斯庇尔就是圣衣会的一位修女，一心一意要当女修道院的院长。你无法使她腐败；你可以在她的鼻子下摆摆鸡巴，但是，她既不感到震惊也没有兴趣：在她丝毫也不明白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缘故的情况下，她为什么应该如此呢？
他们谈起了国王，谈起了他是否应该对国民大会通过的立法具有否决权。罗伯斯庇尔认为没有。米拉波认为有，或者，如果价格合适，认为他可能觉得有。他们谈起这些事情在英国是怎么处理的；罗伯斯庇尔以快速的、半开玩笑的方式纠正了他所列举的很多事实。他呢，不仅接受了他的纠正，而且态度也平和了一些；当他得到他脸上出现的标准的三角式微笑这个奖励时，他感到心里涌起一阵极不寻常的安慰。
十一点钟：这只狂暴的羔羊给自己找了个理由，悄悄地从房间里走了。知道自己是个凡人，知道自己跟其他人一样需要撒尿，这算是知趣。米拉波觉得奇怪，一反常态的清醒，一反常态的冷淡。他朝桌子的对面看看手下的日内瓦人。“那个年轻人将来会走得很远的，”他说。“他相信自己说的每一句话。”
布鲁拉德·德·希勒雷，德·让利伯爵站起身，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谢谢，米拉波。现在是开始正儿八经喝酒的时候了。卡米尔，你回头跟我们一起吧？”
这份邀请似乎再普通不过了。它排除了两个人：阿拉斯的蜡烛（此人当时已经不在现场），还有普罗旺斯的火炬。把自己排除在外的日内瓦人站起来，鞠躬道别；他们开始把餐巾纸叠好，拿起帽子；开始整整领结，开始猛力拉好长筒袜。突然，米拉波恨起了他们。他恨他们灰色的丝绸长外套，恨他们完完全全地听话，恨他们俯首帖耳对所有他的要求都言听计从。他想要把他们的帽子扯扁，压在他们的眼睛上面，然后咆哮着走进夜色，一条同志般的胳膊搂着他的制帽商，另一条搂着一名畅销小说家。不过这番情形真是奇怪；如果有他无法忍受的人在场，那就是拉克洛；如果有他讨厌一起醉酒的人，那就是卡米尔。他心想，这些疯狂的感觉只能是一个举止端正、行为克制的晚上的产物，那个用来培养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的晚上。
罗伯斯庇尔到家的时候，房间一定已经空了。他们会留下，彼此稍微握握手，那种无趣的、英国式的握手。蜡烛，自己保重啊。火炬，走路小心啊。
当然，他们只好出牌；要是他们不出，德·希勒雷根本不会睡觉。陷入一段时间的输牌手气之后，他往椅子后面坐了坐，然后开始大笑。“如果他们知道我是怎么处理英国国王的钱，米勒斯先生和艾略特一家将会多么气恼啊。”
“我认为他们对于你怎么花钱了解得非常清楚，”拉克洛一边洗牌一边说。“他们不会认为你把钱用在慈善事业上。”
“米勒斯先生是谁呀？”卡米尔问道。
拉克洛和德·希勒雷互相交换了眼神。“我认为你应该告诉他，”拉克洛说。“卡米尔不应该活得像个不拘小节的国王，对于钱的来源十足无知。”
“这非常复杂。”老大不情愿地，德·希勒雷把牌扣在桌上。“你认识艾略特太太，那个娇媚动人的格蕾丝吧？毫无疑问，你已经看到她在镇上窜来窜去的了，搜罗政治八卦。她这么做是因为她为英国政府工作。你知道，她的各种关系使她处于这么个有意思的位置上。在菲利普把她带到法国之前，她是威尔士亲王的情人。现在，当然啦，阿涅斯·德·布封成了情人——这些事儿都是我妻子菲丽切蒂一手安排的——不过，格蕾丝和公爵的关系还算最亲。现在呢，”他顿了一下，神态疲惫地在额头上擦了擦，“艾略特太太有两个妹夫，吉尔伯特和休。休住在巴黎，吉尔伯特每隔几个星期就过来。还有另外一个英国人，他们有所交往，一位叫米勒斯的先生。他们都是英国外事办公室的人员。他们到这儿是为了观察事态，撰写报告，给我们传递基金。”
“干得好，查尔斯-阿莱克斯，”拉克洛说。“清晰得让人羡慕。再来点红葡萄酒？”
卡米尔说，“为什么？”
“因为英国人对我们的革命怀有浓厚的兴趣，”德·希勒雷说。“是的，拉克洛，你继续说，你把瓶子推倒了。你也许认为，他们想要我们像他们一样享受议会和宪法带来的好处，可基本上不是那样；他们对任何破坏路易地位的事情都感兴趣。这就像他们对柏林、对维也纳感兴趣一样。假如我们废除了路易国王，让菲利普国王取而代之，对于英国人来说，这兴许是一件极好的事。”
裴迪昂代表慢慢地抬起头。他那张又宽又俊的脸上因为顾虑太多而布满了皱纹。“你把我们带到这儿就是为了用这个消息使我们背上负担吗？”
“不是，”卡米尔说。“他告诉我们这个，是因为他还有太多的酒要喝。”
“那不是负担，”查尔斯-阿莱克斯说。“一般来说，这是相当广为所知的事。你问问布利索吧。”
“我对布利索非常尊敬，”裴迪昂代表强调说。
“你是这样吗？”拉克洛小声抱怨道。
“在我看来，他好像不是阴险狡诈的那种人。”
“亲爱的布利索，”拉克洛说。“他是这么不懂世故人情，他认为钱会自动地在他口袋里生钱。哦，他知道——可是他不承认他知道。他总是小心翼翼，从来不过问事情。假如你想要吓他一大跳，卡米尔，你只要走到他那边，在他耳边说上‘威廉·奥古斯特·米尔斯’就够了。”
“假如我可以谈谈看法的话，”裴迪昂插话道，“布利索不像是拿了钱的样子。我只看到他一直就穿这么件外套，而且那件外套破得连臂肘都露出来了。”
“哦，我们给他的钱不多，”拉克洛说。“他不知道该怎么花钱。不像现在的伙计。谁喜欢生活中这些更细微的事呢？你现在还是不信吗，裴迪昂？卡米尔，你告诉他。”
“可能是真的，”卡米尔说。“他过去常常从警察那里拿钱。就是跟朋友们随便聊聊，然后把他们的政治观点汇报一下。”
“现在你让我感到震惊。”可是，不：裴迪昂的语气被控制住了。
“他还有别的什么方式可以谋生吗？”拉克洛问道。
查尔斯-阿莱克斯笑了。“所有这些作家和人民，通过敲诈，他们才有了充足的、相互依靠的东西生存，而且发了财。难道不是这样吗，卡米尔？他们只是因为害怕被重新敲诈才罢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