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你在把我朝什么事情里拽啊……”有一会儿，裴迪昂看上去头脑清醒。他把前额托在手掌上面。“要是我能把这事想通了多好啊。”
“这容不得想通，”卡米尔说。“试试别的。”
裴迪昂说，“要保持任何一种……品格将是如此艰难啊。”
拉克洛又给他倒了一杯。卡米尔说，“我想创办一份新报纸。”
“你预想谁来做你的赞助人呢？”拉克洛温和地说。他喜欢听到人们承认他们需要得到公爵的钱。
“有了这么多其他资金来源的时候，如果我还拿他的钱，算是公爵幸运。”卡米尔说，“我们或许用得着公爵，可公爵还需要用到我们多少？”
“从集体角度看，他也许需要你，”拉克洛用同样的语调说。“从个人角度看，他根本不需要你。从个人角度看，你们所有人都可以从新桥上跳下去，把你们可怜的自己淹死。从个人角度看，你可以被人家取而代之。”
“哦，你也这么认为吗？”
“是的，卡米尔，我确实这么认为。你把自己在事情格局中的位置虚夸得离奇了。”
查尔斯-阿莱克斯向前倾了倾身子，把一只手放在拉克洛的胳膊上。“当心，老东西。换个话题吧？”拉克洛却故意不听他的话，把酒一口喝下。他坐着，一言不发，当德·希勒雷讲到他老婆的故事时，他才稍稍高兴了一下。他说，菲丽切蒂在结婚的床下面保留了几摞笔记本。有时候你趴在她身上，拼命用力追求快感的时候，她还在摸索着它们呢。他想知道，公爵是不是像他一直感觉的那样认为这令人感到不爽呢？
“你老婆真是个令人厌倦的女人哪，”拉克洛说。“米拉波说过他已经把她给占有了。”
“非常有可能，非常有可能，”德·希勒雷说。“他还得到了其他所有人。而且，这些日子，她不大做爱。跟其他人干这样的事，她更高兴。我的天啊，每当我想，每当我回首我的生活……”他突然陷入了短暂的幻想之中。“我会不会想到，我的结局就是我娶到欧洲最好的老鸨呢？”
“顺便说一下，卡米尔，”拉克洛说，“阿涅丝·德·布封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起你的最后一个宣传册的事。那篇随笔。她认为她是法官。我们得把你介绍给她。”
“还要介绍给格蕾丝·艾略特，”德·希勒雷说。说完，他和拉克洛大笑。
“他们会把他生吞活剥掉的，”拉克洛说。
拂晓时分，拉克洛打开一扇窗户，在城市的上方，敞开自己优雅的身体，喘着气，在呼吸国王的空气。“在凡尔赛，”他宣告说，“没有人像我们一样如此陶醉。让我告诉你们，我的海盗水手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快乐的时刻，菲利普就在身边，很快、很快了，八月、九月、十月。”
九月，卡米尔的新宣传册出版了。册子取名《灯柱下对巴黎人的演说》[3]，上面还印有取自圣马修的“Qui male agit odit lucem”[4]。作者随意把它翻译成：恶人恨灯柱。沙滩广场上的铁制绞刑架在自我宣告，它准备承载更多的负荷。它暗示着他们的名字。册子作者的名字没有出现；他本人签的字是“我的灯柱公诉人阁下”。
在凡尔赛宫，安托瓦内特只读完了头两页。“照常理来看，”她对路易说，“这位作者要被关进监狱很长时间。”
国王正在阅读一本地理书。他抬眼朝上瞅了一眼。“那么，我觉得我们必须参考拉法叶特的意见了。”
“你是不是疯了？”他妻子冷冷地问他：在这些紧急事情上，他们已经养成了相当平常的说话方式。“这位侯爵是我们不共戴天之敌。他花钱买通像这样的家伙诽谤我们。”
“公爵也是这样，”国王声音低低地说。他觉得要把菲利普的名字发出来有困难。“我们的红色堂弟，”王后叫他道。“哪一个更危险？”
他们陷入了沉思。王后觉得是拉法叶特。
拉法叶特念完了宣传册，低声地、不成曲调地哼着。他把册子拿到白力市长那儿。“太危险了，”市长说。
“我同意。”
“我的意思是，逮捕他将太危险。你知道，科德利埃那一片。他已经搬进去了。”
“我尊重你的看法，白力先生，我说写的这个东西具有叛国性质。”
“将军，我只能说，上个月，圣-伍鲁奇侯爵给我送来一封信，叫我反对国王的否决权，否则将被私刑处死，这非常接近叛国。如你意识到的，我们逮捕此人的时候，科德利埃派会引起很多麻烦，因此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再放他一马。我不喜欢这样干，可是你只好这样。整个地区都在变质，准备战斗。你认识科德利埃区主席丹东这个人吗？”
“认识，”拉法叶特说。“我的确认识。”
白力摇了摇头。“我们得谨慎小心。我们再也无法应对暴动了。你明白，我们不可以做牺牲者。”
“我必须承认，”拉法叶特说，“你讲的话有道理。如果德穆兰扬言要杀的所有人明天都被绞死，那就算不上是针对无辜者的大屠杀。因此，我们什么都别做。但是，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处境会变得艰难，因为我们将被指控支持暴民法律。”
“因此你想要干吗？”
“哦，我想……”拉法叶特闭上眼睛。“我想要派三到四名结实的同伙过河，带着指令，把我的公诉人阁下变成留在墙上的一点血迹。”
“我亲爱的侯爵！”
“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拉法叶特满是后悔地说。“可是有的时候，我希望我不是这样一个高贵绅士。我经常纳闷：在对付这些人的时候，文明的方式将会如何回应。”
“你是法国最为高贵的绅士，”市长硬生生地说。“那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要是他不是天文学家，他就会说，全宇宙都知道。
“你为什么觉得我们在科德利埃片有这么多的麻烦呢？”拉法叶特问道。“有这么个人叫丹东，还有那个怪物马拉，还有这个——”他指了指那本册子。“顺便说一下，这个东西在凡尔赛的时候，它跟米拉波待在一起，这也许能告诉我们有关米拉波的某些情况。”
“我会留意这一点。你知道，”市长温和地说，“如果这个宣传册被当成文学看，它还是满令人佩服的。”
“别跟我说关于文学的东西，”拉法叶特说。他正想到波希尔的尸体，从切开的腹部内拉出的肠子的情景。他朝前倾了倾身体，用指尖向上弹了弹宣传册。“你知道卡米尔·德穆兰吗？”他问。“你见过他吗？他是这些法学院男孩中间的一个。再也没有什么比以笔当刀更危险的了。”他摇摇头，感到奇怪。“这些人来自什么地方呢？他们还是新手。从来没有打过仗。从来没有到过猎场。从来没有杀过动物，更不用说杀人了。可是，他们却是对屠杀如此狂热的家伙。”
“只要他们自己不必杀人，我觉得，”市长说。他想起办公桌上那颗被切开的心脏，还有一块瑟瑟发抖的屠夫的肉。
在吉斯：“我在大街上怎么抬得起头来？”让-尼克拉斯反诘道。“他觉得最糟糕的是，我竟然为他感到自豪。他说，每一个地方人家都认识他，每天他都跟贵族们一起吃饭。”
“只要他还在吃，”德穆兰太太说。这句话从她本人嘴里说出来，让她为之一怔。她是一位对做母亲从来都不感兴趣的人。同样，卡米尔从来不是一个贪吃之人呀。
“我不知道我该怎么面对戈达尔一家。他们都读过这本册子了。但是，有件事——我敢保证，既然他们使她中止了这桩婚约，露丝感到开心。”
“你对女人懂得太少！”他妻子说。
露丝·戈达尔把宣传册放在针线桌上，在当季和淡季的时候，她都要引用里面的话，好气煞她的新未婚夫，塔芮修·德·泰兰德先生。
丹东读完宣传册之后，把它交给加布丽艾尔读了。“你最好看一看吧，”他说。“大家都在谈论它。”
加布丽艾尔读了一半便把它放在了一边。她的理由是：从某种意义上说，她得要宽容卡米尔，因此，对于他的主张，她宁愿不要知道得太多。眼下她内心平静；日复一日，谨慎行事，像个住在新房子里的女瞎子一样。她从没问过乔治，在区国民大会的多次会议上发生过什么事。每当晚餐桌上出现一些新面孔，她只是摆好更多的座位，努力使他们的交谈轻松愉快。她又怀孕了。没有人对她抱有多大的指望。没有人指望让她为国家的现状操心。
著名作家梅尔希尔把卡米尔领进巴黎和凡尔赛的沙龙。“过二十年以后，”梅尔希尔预言，“他将成为我们最伟大的作家。”二十年？卡米尔连二十分钟也等不及了。
在这些聚会上，他的情绪总是时时刻刻在剧烈地摇摆不定。他可以感到特别高兴；之后，便感到他是在虚假的借口之下在那儿的。费了很大心血才把他请来的社团女主人们经常感到，有必要装作不认识他是谁。她们的想法是，他的身份应该逐渐渗透，悄然退出，这样，如果有人要出去，他们可以毫无动静地离开。可是，女主人们一定要有他才行。她们一定要有令人颤栗、令人震惊的效应。聚会算不上是聚会……
头疼的毛病又犯了。也许是拽头发拽得太多的缘故吧。在这些聚会上，一成不变的事就是他不必说什么话。其他人就在他身边谈话。谈有关他的事。
星期五晚上，时间不早了，德·布哈莱斯伯爵夫人的屋内：满满一屋子的年轻诗人在恭维她，讲各种有趣的丰富多彩的克里奥语[5]。许多宽敞的房间闪闪烁烁的：银色的、浅蓝色的灯光。芳妮·德·布哈莱斯抓住他的胳膊：这是一个表示拥有他的姿势，这个姿势与没人想要拥有他的时候是如此不同。
“亚瑟·迪龙，”她低语道。“你们还没见过？是第十一代子爵迪龙的儿子？他常坐在国民大会等马丁尼克？”一次抚摸，一声低语，一回丝绸衣服的摩擦：“迪龙将军？这里有样东西会刺激你的好奇心。”
迪龙转过身。他四十岁，样子长得好看而又特别，文质彬彬的；鼻子细长，像只鸟喙，嘴小唇红，几乎就是漫画上的贵族形象。“那位是灯柱律师，”芳妮低声地说。“别告诉大家。别突然告诉大家。”
迪龙把他仔细打量了一番。“要是你就是我心中期待的那个人，那就见鬼了。”芳妮轻轻地走开，身后留下一小团滚滚而来的香气。迪龙看得专注而又着迷。“时代在变化，我们也在随着时代变化啊，”他用拉丁语说。他悄悄把一只手搭在卡米尔肩上，把他抓住。“来见见我妻子。”
劳拉·迪龙坐在一张躺椅上。她身穿白色薄棉连衣裙，银光闪闪；头发用一块银白丝绸做成的纱巾缠住。她靠在椅子上，在练习她的癖好：她随身带着蜡烛剩下的残段，闲着的时候就用嘴一点一点地咬。
“我的天啊，”迪龙说，“灯柱律师来了。”
劳拉有点儿恼怒地动了动身子：“谁啊？”
“在巴士底狱沦陷之前倡导骚乱的那一位。专干把人绞死、把头砍下，还有诸如此类事情的那一位。”
“哦。”劳拉这才抬起头。她耳坠上的银色圈圈在灯光中颤颤巍巍的。她那美丽的眼睛游移到了他身上。“甜啊，”她说。
亚瑟似笑非笑的。“我老婆，不会多谈政治的。”
劳拉把那块温温的蜡烛从她嘴唇上慢慢地拿开。她叹了一口气。接着又心不在焉地玩起连衣裙颈部上面的绶带。“来吃晚饭吧，”她说。
就在迪龙带他走过房间的时候，卡米尔看到了自己：他那苍白无力、黝黑、发尖的脸。钟叮叮当当地敲响了十一点。“快到吃晚饭时间了，”迪龙说。他转身，发现灯柱律师的脸上挂着一副最令人心碎肠断的茫然表情。“别那样，”他真诚地说。“这就是权力，你明白的。你现在已经得到了。权力改变事物。”
“我知道。我无法适应啊。”
他每走到一处，都有这样的秘密审视，都有压得低低的声音，还有回过头来的查看。谁？那样？真的吗？
只过了几分钟之后，将军便注意到他身处一群女人之中了。他的身份现在好像已经被人知道。她们的面颊上都有了颜色，嘴唇稍稍张开了一点，只是在靠近的时候，她们的脉搏鼓荡了。这是一个不好的情景，将军心想：可那是给你的女人啊。三个月前，他们对这个男孩都没正眼瞧过第二回。
将军倒是个友善之人。他曾经为卡米尔担过心、发过愁，也为他纳闷过。从那天晚上起，他就时时刻刻在接下来的五年时间当中，总是记得要这么做。一想到卡米尔，他就想要保护他，虽然这样做也许显得愚蠢。
国王路易应该有权否决国民大会的行动吗？
“否决夫人”是王后在民间的新名字。
假如没有否决权，米拉波含糊其辞地说，大家倒不妨在君士坦丁堡生活了。不过，既然巴黎人民坚决反对国王否决权（从广义上说，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新税种），米拉波临时为国民大会拼凑了一个演讲，那就是人皆有物，政治家的工作比起乡村集市的柔术表演者干的工作要少。最后出现了妥协：给国王留下不可以阻碍立法、但是可以拖延立法的权力。没人为此高兴。
民众的困惑加深了。巴黎，一个街角的演说家这么说道：只是在最近一周，贵族们才被赋予这些悬而未决的否决权，不过，他们正在使用这些权力逐渐买下所有的玉米，然后把玉米从这个国家运出去。
十月：没人确切知道国王是在考虑抵抗还是在考虑逃跑。不管怎么说，凡尔赛宫有了新兵团，所以当弗兰德尔斯团赶到的时候，国王的保镖在皇宫为他们设宴招待。
这是一件在众目睽睽之下发生的事，没有任何策略：虽然撰写宣传册的人会以此作为根据在人多的午饭场合大声高喊酒神。
国王带着妻子和小太子露面的时候，那些喝醉了的战士们高声欢呼，喊声回荡。小孩被举到了桌上，从上面大笑着走到他们中间。使叛军感到茫然不解的是，有人把杯子举起来。三色陶器被甩到了地上，在绅士们的脚下给碾碎了。
那是10月3号星期六：在巴黎挨饿的同时，凡尔赛宫却在大摆宴席。
那天晚上五点钟，丹东主席在区国民大会大发雷霆，握紧的拳头砰砰地拍打桌子。他说，科德利埃区的公民将在这座城市到处张贴。他们将要爱国者去雪耻。他们将要拯救巴黎，免遭王室的威胁。全营将士将召唤每个区里的手足兄弟，他们将要最先出征上路。他们将要把国王拽到巴黎去，使他处于他们的监视之下。如果其他一切都失败了，那么，显而易见，丹东主席将会亲自行进到那里，单枪匹马地把路易拽回。国王的这位议员说，我已跟国王断绝关系了。
夏特雷皇宫的一名官员，斯塔尼拉斯·麦拉德，在对集市妇女们进行说教。他毫无必要地提到他们挨饿的孩子。一个游行队列形成了。麦拉德属于身材修长而又憔悴的体型，像是连环画中的死鬼一般。在他右边是个补锅的妇女，一个流浪者，对于穷人来说，她叫匈牙利王后。在他左边是个大脑受了伤、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人，手里紧紧地攥着一瓶最廉价的烈酒。酒从他无力的嘴里顺着下颌往下淌，他燧石般色彩的眼睛里压根儿没有一丝表情。星期天。
星期一早上：“我觉得你在想你要去什么地方吧？”丹东问他手下的几个文员。
实际上，他们想到了在凡尔赛宫的一天。
“这是法律业务呢，还是一次实地总部工作？”
“丹东有一件重要的运输官司，”那天早晨，后来，巴雷告诉卡米尔。“他不能受到打搅。你当时没有想到真的要到那里去，是吗？”
“在地区国民大会，只是他给人家留下了这么个印象——哦，是的，我真的不想去。顺便问一问，当巴士底狱被拿下的时候，他接的也是同样的运输官司吗？”
“上诉，”丹东在拉好门栓的门后面说。
桑泰雷，一个国民卫兵营长，带领人马攻打市政大厅；一些钱财被盗、文件被撕毁。那些集市上妇女们满街奔跑，她们一边劝解她们、威胁她们，一边把她们碰到的女人全部从街上带走。在沙滩广场，这一群人都在搜集枪支。他们要国民卫兵跟他们一起到凡尔赛宫去，要拉法叶特领头。从上午九点到上午十一点，拉法叶特侯爵一直在跟他们争论。一个年轻人对他说，“政府在欺骗我们——我们必须要去，把国王揪到巴黎来。如果，照他们说的，他是个白痴，那么我们就让他儿子当国王，你就当摄政者，一切将会更好。”
上午十一点，拉法叶特去跟警察委员会争论。整整一个下午，他都被封锁消息了，只能零零星星地获得消息。可是在五点钟之前，他已经在一万五千人的国民卫兵前头率兵出发前往凡尔赛宫了。暴民人数没有统计。雨正下着。
一列妇女先头部队已经进攻国民大会。她们坐在代表们的凳子上，湿漉漉的裙子往上叉好，大腿伸开，拉扯着代表们，开着玩笑，还一边高呼米拉波。小部分妇女代表允许进来与国王会面，国王向她们承诺把能找到的面包都给她们。面包还是鲜血？戴洛瓦妮在外面，跟士兵们谈话。她穿一件血红色的宗教服装，还握着一把军刀。雨把她帽子上的羽毛浇坏了。
在行军路上有人给拉法叶特传来了消息：国王到底还是决定接受《人权宣言》。哦，是真的吗？将军疲惫沮丧，双手僵在缰绳上，雨水顺着他的鼻尖直流，对他来说，这倒不是最有意义的消息。
巴黎：法布尔在咖啡馆四处讲话，发表观点。“要点是，”他说，“谁带头这样做谁就得到好评。谁能够否认这样的行动计划被丹东主席和他的选区把握住呢？至于说到游行本身，有谁比巴黎的妇女更合适呢？他们不会朝妇女开枪。”
对于丹东待在家里这种情况，法布尔丝毫没有感到失望。相反他感到轻松。他开始隐隐约约地感到事情在变化。卡米尔说得对；在大庭广众场合，在他合适的听众面前，丹东就有那种伟大的光晕笼罩在身边。从现在起，法布尔将会一直敦促他为自己的人身安全着想。
夜里。雨还在下着。拉法叶特的人马还在黑暗中守候，与此同时，他正被国民大会盘问。这次并不恰当的军事游行原因是什么？
在拉法叶特的口袋里，有一张也是这个国民大会的主席写的紧急便条，恳求他把人马行军赶到凡尔赛宫营救国王。他想把手伸进口袋里，确信这个信息不是一场梦幻，但是当着国民大会他不能那么做；他们会觉得他对国民大会不够尊重。要是华盛顿会怎么办呢？他问自己：没有结果。因此，他就站着，泥泞溅到了他的肩头，一边尽自己最大的可能回答这些奇奇怪怪的问题，一边用越来越沙哑的声音恳求国民大会——为免去许多麻烦，能否劝说国王发表简短的演讲，支持一下这个新的国民大会颜色。
过了一会儿，虽然他感到疲惫不堪，但是还在别人的搀扶之下拜会了国王，身上满是泥污，他对着国王陛下，对着国王陛下的弟弟、普罗旺斯伯爵，对着波尔多大主教和赖克尔先生说话了。“噢，”国王说，“我觉得你已经尽了全力。”
因为变得心里明白，但是嘴上又说不出来，将军便把双手合在胸口，用他迄今为止只在画中才看见过的一种态度，用自己的性命向国王保证安全——他也是宪法忠诚的公仆，他说，有人、有人，一直在支付一大笔钱。
王后站在暗处，带着讨厌的表情看着他。
他出去了，在皇宫和城市四周确定好巡逻人员之后，便从一扇窗户里注视着火把在低低地燃烧，他还听到夜风中传来醉汉的唱歌声。毫无疑问，这是跟皇宫生活有关的情歌。他突然感到伤感起来，是一种对英雄主义的怀旧思绪。他检查了各路巡逻，再一次察看了皇家寓所。他没获准进去；他们已经就寝。
临近拂晓时分，他完全和衣倒下，闭上了眼睛。他们后来把他叫作摩耳甫斯[6]将军。
日出时分。鼓声传来。不知道是因为疏忽，还是因为阴谋，一扇小门没有派人把守。枪声大作。国王保镖被制服了，几分钟之内，就有人头被叉起。暴民已经进了皇宫。手拿刀子和棍子的妇女们跑步穿过过道，奔向她们的袭击对象。
将军醒来。出发，跑步走。在他赶到之前，暴民已经到了小圆洞门口。国民卫兵已经把他们赶退了。“把王后的肝脏给我，”有个妇女尖叫道。“我要用她的肝脏炖肉吃。”拉法叶特一路步行，来不及等马系好马鞍了，他还没有进入城堡，因为他被高喊尖叫的暴民逮住了，这群暴民已经把绞索绳扣套在几个国民卫兵的颈项上。皇室人员安然无恙，只是被困在沙龙里而已。皇室的孩子们哭哭啼啼的。王后光着脚。因为一扇门厚，她才得以死里逃生。
拉法叶特赶到。他迎着这个赤脚女人的目光，这个把他从皇宫赶出去的女人，这个曾经揶揄过他的举止方式、嘲笑过他的舞姿的女人。此刻她从他那里需要的不仅仅是一名朝臣的技能。暴民在窗户下面沸腾了。拉法叶特示意阳台。“必须这样，”他说。
国王走了出来。人们在高喊，“到巴黎去。”他们挥舞叉子，举枪瞄准。他们要求王后出来。
房间里，将军朝她摆了个邀请的手势。“难道你没听到他们在叫喊什么吗？”她说。“你看到他们做出的姿势了吗？”
“看到了。”拉法叶特拖着手指划过喉咙。“不过要么你到他们那里去，要么他们进来找你。出去吧，太太。”
她的脸僵住了，她手搀着孩子们，走到阳台上。“不要孩子，”暴民们喊道。王后放下太子的手，他和他的妹妹被拖回到房间里。
安托瓦内特一个人站着。拉法叶特的脑子迅速想到了事情的后果——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所有的地狱魔鬼将会释放出来，将会出现全面的战争。他走出去，站在她身边，如果最糟糕的情形发生，他希望用自己的身体为她遮挡……之后人们嚎叫……之后，哦，绝佳朝臣！他抓住王后的手，把它举起，向她深深鞠躬，亲吻她的指尖。
旋即，情绪倒转过来。“拉法叶特万岁！”听到他们的反复无常，他在颤抖，内心在颤抖。然后“王后万岁！”有人高喊。“王后万岁！”那种喊声十年当中从没听到过。她的拳头松开了，她的嘴稍微张开了一点；他感觉到她依偎在他身上，因为如释重负而浑身软绵绵的。一名保镖走过来扶她，他的帽子上有个三色帽章。人群欢呼。王后被接回到房间。国王宣布他将去巴黎。
这要花费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
在去巴黎的路上拉法叶特在过往的马车旁边骑着马，几乎一言不发。他心想，往后，除了我提供的人马之外，不会再有保镖了。我以前是保护全国人民免遭国王的伤害，眼下我在保护国王免遭全国人民的伤害。他心想，我救了她一命。他又一次看到那张惨白的脸，那双赤裸的脚，还有当人们欢呼时，她软绵绵地倚着他的感觉。他知道，她永远不会原谅他。他心想，武装力量现在听我的调遣，我的职位应该是无人可以撼动……除了在半黑半明之中那些默默无闻、无精打采向前行走的无数人、人民之外。“我们让他们到这里来，”他们高喊着。“面包师，面包师的老婆，还有面包师的徒弟。”国民卫兵和保镖们互相交换了帽子，结果弄得样子滑稽好笑：不过更为滑稽好笑的还是那些血淋淋的、外表丑陋的人头，一拨接一拨地在皇家马车前面动来动去。
那是十月份。
国民大会跟随国王到了巴黎，在大主教的宫殿里临时安顿下来。在位于圣-雅克大街上一栋空置的、女修道院建筑的餐厅里，布列塔尼俱乐部恢复举行国民大会会议。以前的住户们，天主教的多明我会修道士，一直被人们称为“雅各宾派成员”，而且这个名称就一直附加在代表、新闻记者，还有在那里辩论得像是在某个第二国民大会担任要职的人身上。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多，他们搬进了图书馆，最后搬进了这所古老的小教堂里，那里有个对公众开放的画廊。
十一月份，国民大会搬到了先前是所室内骑术学校的地盘上。大厅已经失修，照明不好，布局设计不方便，很难在里面演讲。会员们穿过过道的时候要面对面走才行。房间的一侧已被打破，为了给主席设计座位，为了摆放秘书的桌子；另一侧呢，因为要摆放演讲人的讲台，也给打破了。更严格坚持王权的人坐在过道的右边；爱国者，那些经常这么称呼自己的人，坐在过道的左边。
地板中央有一只火炉供热，不过通风不好。听从季乐汀的建议，醋和药草混合每天泼洒两次。公共画廊也被挤坏了，这些画廊能够容纳的三百名观众可以组织起来，有警察守护就行了——不需要当局来守护。
从现在开始，巴黎人再也不叫它国民大会了，而是把它称为“骑术学校”。
孔代大街：临近岁末，克劳德同意缓和一下关系。安莱特办了一场聚会。他的女儿们邀请了她们的朋友，朋友又邀请了她们的朋友。安莱特看看四周：“难道要失火了？”她说。“太多的革命成果将要化为乌有。”
客人还没到，总少不了跟露西尔的争吵不休，可是今天不行，少了谁，事情都没法办成。“让我帮你把头发梳梳好吧，”安莱特连哄带骗地说。“像我原来的样子？戴花？”
露西尔声嘶力竭地说，她宁愿死。她不要别针、绶带、花，还有其他各种玩意儿。她梳了个马尾，可以随意甩来甩去，安莱特心想，如果她愿意揪上几把卷毛放进去，那真是再逼真不过了。“哦，真的，”她气愤地说，“如果你想要冒充卡米尔，起码要做得像个样子才行。如果你想一直这样下去，你会落枕的。”阿黛乐用手捂住嘴，高兴地直哼哼。“你得这样才行，”安莱特边说边演示。“你不能同时把头往后甩，又要把头发从眼前甩开。这些动作实际上是相当独立的。”
露西尔尝试了一下，笑了。“你或许说得有道理。阿黛乐，你试一试。站起来，你得站起来才会出现那种效果。”
三个女人在争着抢着，要照镜子。她们先是咯咯大笑，继而开始放声嚎啕大哭。“就是这个样子，”露西尔说。“我给你们展示的时候，下人，别挡我的路。”她把笑容从脸上抹去，凝视着镜子，眼睛睁得老大，一副自恋的狂喜表情，然后，把想象中的一卷头发轻轻地弹开。
“愚蠢，”她母亲说。“你的手腕角度大错特错了。难道你没长眼睛？”
露西尔把眼睛睁得很大，用卡米尔的方式朝她瞅了一眼。“我是昨天才生出来的，”她可怜兮兮地说。
阿黛乐跟她母亲一起在房间里到处跌跌绊绊地走着。阿黛乐突然扑在安莱特的床上，把头埋在枕头里啜泣。“哦，别哭了，别哭了，”安莱特说，她的头发散开，垂下，泪水从她口红上流过。露西尔退到地上，用拳头击打地毯。“我觉得我要死了，”她说。
哦，说起来多轻松！到现在，这三个人已经有好几个月几乎没说过话了！她们站起来，努力使自己镇定，可是当她们伸手去拿敷粉和香水的时候，从这个或者那个人那里迸发出一阵一阵的大笑。整个晚上她们都不安全：“丹东先生，你认识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是吗？”安莱特说完，转身走开，因为泪水涌入眼睛，她嘴唇抽搐了一下，而另外一个人的尖声大笑即将诞生。丹东先生养成了一个非常富有侵略性的习惯，把拳头叉在臀部上，一边蹙着眉头，一边谈论天气或者其他同样庸常的什么话题。代表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却有一个最令人好奇的习惯，从来不眨眼睛，还有让自己躲在家具之间与人隔绝的习惯；看到他跳在老鼠身上总令人觉得这是个奇迹。她任由他们自以为是，自己却在内心狂笑。
“那么你们现在住哪里啊？”丹东询问道。
“住在马来区的圣通计大街。”
“舒适吗？”
罗伯斯庇尔没有回答。他无法想象丹东舒适的标准会是什么样，因此他说什么都没有多大的意义。像这样的顾虑常常会使他在最简单的交谈中出现差错。巧的是，丹东似乎不需要答案。“大多数代表对搬到巴黎似乎并不高兴。”
“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根本就没有在那里待过。就是他们在的时候，他们也不会留意。他们坐在那里，彼此闲聊有关区分葡萄酒、使猪长肥的事情。”
“他们考虑的是家啊。毕竟，这样打乱了他们的生活。”
罗伯斯庇尔稍微笑了笑。他并不自以为是，他只是觉得这是独特的看待事物的方式。“可这是他们的生活呀。”
“但是你能理解——他们考虑的是农场要播种啦，孩子们要成长啦，老婆要跟各色人等上床啦——他们不过是人罢了。”
罗伯斯庇尔眼睛朝上迅速瞥了他一眼。“真的，丹东，时代就是它们这个样子，我觉得我们大家所能做的就是比那稍微多一点。”
安莱特走到客人当中去，努力把自己的咧嘴大笑克制成社交式的微笑。不知怎么的，好像再也不可能看到她的男客人了，如同他们希望被她见到一样。代表裴迪昂（自顾自地傻笑）好像和蔼可亲了。布利索也是如此（一整套小小的面部肌肉抽搐和颤抖）。丹东看着她走过房间。心里纳闷他在想什么呢？她想出了一个精明办法。她想象丹东先生说话拖长的腔调：“考虑到她的年龄，她算不上是个长得难看的女人。”弗雷农一个人站着，一个人显得惹人注目了。他的目光追随着露西尔。
卡米尔在这些日子，跟往常一样，总有听众。“真的我们所有非得要做的事情就是决定一个题目，”他说。“还有组织省里订购。虽然更多时候书是随着事件的发展需要出版，但是书在每个星期六会出版的。书可能是八开纸。灰色封面。布利索将给我们写稿，还有弗雷农，还有马拉。我们将向读者约稿。我们将会刊登特别具有批判色彩的戏剧评论。宇宙以及宇宙间所有的愚蠢将在这本具有超级批判性的期刊上被人类理解。”
“这本期刊会赚钱吗？”克劳德问道。
“哦，根本不赚钱。”卡米尔开心地笑了。“我甚至都没指望它把成本抵掉。想法是尽量把封面价格降低，这样几乎人人都可以买得起一份。”
“那么，你将怎么给你的印刷工人付工钱呢？”
卡米尔显得神秘兮兮的。“有来源，”他说。“我的想法真的是，为了写出无论如何你都要写的东西，让别人给你付钱。”
“你吓我呢，”克劳德说。“你没有丝毫的道德感。”
“最后的结果将是好的。我不会非得辟出几行的篇幅向我的支持者表示感谢。这页纸的其余版面我可以用来宣传代表罗伯斯庇尔。”
克劳德充满恐惧地朝四下里看看。代表罗伯斯庇尔在，正跟他女儿阿黛乐谈话。他们的谈话好像私密性的——差不多是亲密无间了。可是那时候——他只好承认这一点——如果你能够把代表罗伯斯庇尔在骑术学校的演讲与代表本人区分开，那么关于他也就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了。真的，情况恰恰相反。他是个优雅安静的年轻人；他好像寡言少语、温和、有责任心。阿黛乐总是在谈话中提到他的名字；显然，她一定是对他有感情了。他没钱，可那时候，你也不可能拥有一切啊。你只好高兴，就是因为有了一个不会对身体施暴的女婿。
阿黛乐经过简单的交谈阶段找到了抵达罗伯斯庇尔的道路。他们在谈什么呢？露西尔。“这很怕人的，”她说。“今天——哦，今天不一样，实际上，我们笑得尽情开心。”她觉得，我不会告诉他有关情况的。“可是，正常情况下这样的氛围令人害怕。露西尔意志满坚定的，她一直都在争吵。她确实拿定主意要跟他了。”
“我也那么想的，因为今天他被邀请到这里来，你父亲的态度软了一点了。”
“我也是呀。可现在你看看他的脸色。”他们把目光朝房间的那一边看看克劳德，然后转回，彼此点了点头，情绪低落。“而且，”阿黛乐说，“他们最终会按照自己的心愿在一起。他们就是这种照自己的方式做事的人。令我担心的是，他们的婚礼会是什么样呢？”
“情况是，”罗伯斯庇尔说，“大家似乎都把卡米尔看成是个问题。可在我看来他不是个问题。他是我交过的最好的朋友。”
“你这么说，难道不好吗？”是的，难道他不是这样吗？她心里想。这些天来情况复杂，除了他，还有谁会如此不讲究说话艺术，大胆说出这样的话？“你瞧，”她说。“朝那边瞧。卡米尔和我母亲在谈我们呢。”
他们真的在交谈，头靠在一起，就像从前一样。“做媒成亲是上了年纪的处女的专业，”安莱特说。
“难道你不认识你们能请过来的人？我喜欢做事恰当。”
“可是他要把她带走。带到阿特瓦去。”
“所以？人家可以到那里旅行。你觉得巴黎周围有陡峭的悬崖，在协洛，你会掉进地狱吗？此外，我觉得他再也不会回家了。”
“不过，等宪法制定好了，等国民大会解散了，情况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事情不会那样发展，你明白的。”
露西尔注视着。哦，妈妈，难道你就不能靠得再近些？为什么你不抱住他到地毯上一起做爱呢？就她而言，他们之间早期那种甜蜜友好的感觉已经消失。她不想待在这个房间，跟这么多叽叽喳喳的人在一块儿。她朝四周看看寻找在可能的情况下最安静的地方。弗雷农跟在她后头。
她坐下；努力挤出了一丝硬生生的笑容。他顺着椅背，主人似的伸出手臂；一边懒洋洋地消磨时光，一边闲聊，眼睛盯着房间望望，不是在看她。不过时不时地，他的目光闪烁着往下看。最后，轻柔地、悄悄地说，“露西尔，还是个处子吗？”
露西尔脸一下子红透了。她低下头。那么，她离正经小姐距离还不是那么远吧？“当然，”她说。
“这不是我所认识的卡米尔。”
“他还在等着我，等到我结婚呢。”
“我觉得那样对他非常有利。他有——发泄感情的方式，是吗？”
“我不想知道这个，”她说。
“可能最好还是不要知道。可是，你现在是个大姑娘了。难道你没发现你老是处于不结婚状态，得到的快乐开始腻味了吧？”
“你建议我该怎么办，罗伯特？你觉得我有什么机会吗？”
“哦，我知道你找到法子见他。我知道你现在悄悄出来，还会的。我当时觉得，也许是在丹东的那个地方吧。他和加布丽艾尔都不是过分讲究道德的人。”
露西尔眼睛朝他斜乜了一下，她怎么能使它没有表情就怎么使它没有表情。她本不会参加这次谈话的——除了跟任何人，哪怕是个迫害者谈话可以痛苦地释放自己的感情这一点外。他为什么非要诽谤加布丽艾尔呢？她认为，罗伯特要说些什么。就连他自己也意识到他做得过分了——她从他脸上可以看得出这一点。只要想象一下，她心里想——“加布丽艾尔，我们明天可以过来借你的床用吗？”加布丽艾尔会死得更早。
她承认，丹东夫妇的床这个想法给了她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真的，一种难以名状的感觉。当那一天到来时，卡米尔就不会伤害她了，可是丹东会令这个想法在她脑中滑过的——接着，她的心蹦起来了，她又脸红了，而且红得更厉害，因为她不知道这个想法来自何处，她没要产生这个想法呀，她压根儿就没想过这个想法呀。
“什么事让你难过了？”弗雷农说。
她突然厉声说：“你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可她还是没法把这个图景从脑中抹掉：那股好斗好战的精力，那双又大又硬的手，还有那份重量。她心想，女人必须感谢上帝，因为她的想象力有限。
报纸历经了各种名字的变更。一开始叫《布拉邦邮报》——他们正好也在边界地区进行革命，而且卡米尔觉得这地方值得一提。后来换成了《法国和布拉邦革命报》，最后干脆改成了《法国革命报》。当然，马拉因为各种躲躲闪闪的原因，总是同样在不断地变换他的头衔。他曾经是“巴黎宣传家”，现在成了“人民之友”。在《法国革命报》报社里，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幼稚好笑的头衔；听起来像是淋病疗法一样。
大家都开始创办报纸了，包括那些不会写文章的，还有那些，卡米尔说，甚至都不会思考的人也在办。《革命报》在众多报纸中脱颖而出；而且一石激起千层浪，反响巨大，不过它同时还强行制定了一道常规。如果员工不多，临时的而且有点散漫的，这几乎并不重要；在催逼之下，卡米尔自己可以写出整个一期。对于一个有太多的话要说的人而言，三十二页（八开纸）算什么呢？
周一和周二他们一早就在办公室，为一周的版面工作。到周三的时候，很大部分都准备就绪，交给印刷工人了。也是在周三，因为上个周六的诽谤问题，法院传令还是到了，虽然受害人把他们的律师在周六上午从乡下拽了过来，到了周二的时候得到传令，这是大家知道的事情。整个星期，零零星星地传来要决斗的挑战书。
周四是报纸的出版日。他们做好最后一分钟的校对，之后一名干体力活的工人会迅速跑到印刷工人拉弗雷先生那里，他的厂位于奥古斯汀外滩。到了周四正午十二点的时候，拉弗雷和发行商贾勒雷先生两人在互扯头发，要打架了。你想要看到我们的出版社被捣毁吗？你想要我们蹲大牢吗？坐下，喝点东西，卡米尔总是说。他很少同意修改文稿；几乎从来没同意过。但是他们知道风险越大，他们卖出的份数就越多。
赫雷·埃贝尔总是这样走进办公室：粉红色的皮肤，一脸的愠怒。他无时无刻不拿卡米尔的私生活讽刺挖苦、寻开心。每句话里都带黄色的双关暗示。卡米尔向自己的助手说明了此人的情况；他过去在一家剧院的票房工作，后来因为偷过一小笔现金被开除了。
“你为什么还要接受他？”他们说。“下次他来的时候，我们要不要把他撵出去？”他们像在《革命报》报社工作时那样；总是希望从事少做案头的职业。
“哦，不，别理他，”卡米尔说。“他一直在挑衅，要冒犯别人。这是他的本性。”
“我只想办一份我自己的报纸，”埃贝尔说。“我的报纸将与这份报纸有所不同。”
那天布利索也在办公室，坐在办公桌边，身体一抽一抽的。“不应该有太大的不同，”他说。“这份报纸办得特别成功。”
布利索和埃贝尔彼此生厌了。
“你和卡米尔都是在为受过教育的人写文章，”埃贝尔说。“马拉也是。我可不打算那么做。”
“你打算为文盲创办一份报纸吗？”卡米尔可爱地问他。“我祝愿你完全成功。”
“我打算为普通百姓写文章。用他们的口头语言来写。”
“那么，别的每个单词就会成为过时的东西了，”布利索边说鼻子边在呼气。
“的确如此，”埃贝尔边说边走开了。
现在，布利索是《法国爱国者报》（日报，四开四版，枯燥无趣）的编辑。同时，他还是一个非常大度、吃苦耐劳的投稿人，不停地创作，还给别人的报纸撰稿。绝大多数早晨，他总是哆哆嗦嗦地来到办公室，又窄又瘦的脸因为最近有了奇思妙想显得神采奕奕了。我把一生的时光都耗在向出版商低头上，他总是说；接着便讲述他是怎么被人家欺骗，他的思想是怎么被剽窃，他的手稿是怎么被盗版的故事。他好像还没看出在他这份令人伤心的记录存在着什么关联，也弄不明白他现在是在干什么——到了早上十一点半，他便到另外一名编辑的办公室，手里一边转动他那积满灰尘的贵格会教徒款式的帽子，一边把这些话不停地说完。“我的家庭——你明白，卡米尔？非常贫困无知。他们想要我当和尚，那是他们能够憧憬的最美好的生活。我丧失了信念——哦，最后，我只好对他们食言了，是吗？当然，他们并不理解。他们怎能理解呢？这好像我们说的是不同的语言一样。比如，他们说瑞典语，而我呢，是个意大利人——那就是我跟我家之间有多亲近的情况。所以，那个时候他们说，我们认为你可以做律师啊。喏，有一天我正走在街上，有个邻居说，‘哦，瞧，那就是让威尔先生，正从法院回来。然后，他指着这位律师，一个样子傻乎乎的、挺着个大肚皮、腋下夹着晚上要处理的文件、在街上摇摇晃晃向前走的人。他说，‘你要好好努力，将来有一天你就是那副样子。’当时我的心就沉了下去。哦，我知道，那是修辞方法——可是，你知道吗，我发誓，我的心真的沉下去了，我的心一紧，然后“啪”地掉进了肚里。我觉得，不，任何困难——他们可以把我打进监狱——可我不想变成那样。现在，当然，他不再是那副蠢样子了，他有钱，他被人家羡慕，他并不压迫穷人或者什么的，他只不过就是第二次结婚而已，娶了这么一位非常贤惠的年轻女子……所以，我为什么不被诱惑呢？我也许会想——哦，这就是生活，这不算太糟。可是，你们说对了，收入稳定，生活轻松，这从来就不是生活的全部，是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