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印度公司涉案人员（1793）
7月25号：丹东盛气凌人地坐在椅子上，头朝后一甩，嚣张地大笑起来。路易丝吃了一惊。她一直在为家具的事发愁呢；他总是向她保证说，钱，有的是，换上新家具就是了。“我跟委员会分手的那天，”他说，“我看到了某件我认为我从未见过的事——我看到法布尔·德·伊格朗汀失语了。”丹东有点头晕；经常地，他总是斜着身子走到桌子对面，捏着他新婚妻子的手。“所以，法布尔，还是被吓得目瞪口呆了，是吗？”
“不，不，”法布尔毫无把握地说。“不错，我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在任何人身上，跟圣-约斯特一起在委员会任职。不错，如你所言，罗伯特·林德当选了，他是位立场坚定、我们可以信赖的爱国者。还有，艾郝尔特已经当选，他是我们的朋友……”
“你还是不信哪。瞧，法布尔，我是丹东，你能在脑子里把这件事想一想吗？委员会或许需要我，可我不需要委员会。现在，允许我提议，给我本人敬酒，因为没有别的人有这份福气这么做。为我干杯——新近当选的国民大会主席。”他朝露西尔举起杯子。“现在再来干杯，”他要求道。“为我的朋友韦斯特曼将军干杯，祝愿他在旺代抵抗叛军旗开得胜。”
他真幸运，在上次那场战役失败后，让韦斯特曼将军重新获得了指挥权，露西尔心想；韦斯特曼没被逮捕，真幸运啊。“为了马拉的那颗神圣之心，干杯，”丹东说。路易丝朝他恶狠狠地看了一眼。“对不起，我的爱人，我不是故意亵渎神灵，我只是在重复大街上可怜的受骗暴民说过的话而已。喏，又一次，假如那个婊子根据自己的计划在行动，如她所宣称的那样，难道这不恰恰证明了我一直说过的那句话，女人没有政治感觉吗？她本该去找罗伯斯庇尔或者找我的。”
哦，别那么说，露西尔恳求他。与此同时，她发现，把厨刀砍进他那些厚实的层层肌肉和脂肪，很难想象得出来。丹东朝桌子下面看了看。“卡米尔，”他说，“你使用的一滴墨水抵得上马拉体内的全部鲜血啊。”
他又把杯子一次次地斟满。他还要再喝一瓶，露西尔心想，那时候，或许他会立刻睡着。“还要为自由干杯，”他说。“将军，举杯。”
“为自由干杯，”迪龙将军说道，动了感情。“假如你知道我的意思，但愿我们长久地自由自在地享受自由。”
7月26号：罗伯斯庇尔坐着，头弓着，双手在膝盖间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痛苦的画面。“你明白吗，”他问。“我一向抵制这样的参与，我一直在拒绝任职。”
“是的，”卡米尔说。从昨晚开始，他头疼了。“形势变化了。”
“现在你明白了——”罗伯斯庇尔已经形成细小的面部痉挛，这令他感到伤心；太经常性地，他总是中断他正在说着的话语，用手摁住面颊。“显然一个坚定的中央集权……在敌人从四面八方进攻的情况下……你知道我一直在捍卫委员会，一直懂得需要委员会……”
“是的。别道歉了。你已经赢得选举，不是犯罪。”
“有些帮派——我可以说埃罗，我可以说雅克·卢克斯——他们希望法国没有强大的政府。他们利用市井之人自然而然生发的不满情绪，把它们充分地发泄出来，尽可能制造这些麻烦。他们提出了一些只能叫作是极端革命的措施，那些对于讲究体面的人来说好像令人作呕、令人感到受到威胁的措施。他们令革命声誉扫地。他们妄图通过极端手段来扼杀革命。这就是为什么我把他们称做是敌人的特务的缘故。”
“显然，他不认为委员会和你的看法同样重要。”
“把这记下，”罗伯斯庇尔说，“我不追求职务。公民嘎斯巴林突然生病了，这件事就轮到了我。我确实希望他们不要开始把它叫作罗伯斯庇尔委员会。我应该只是众多……当中的一员而已。”
一名最好的朋友离开了委员会。另一名最好的朋友在委员会任职。卡米尔习惯了当试验性质的听众，聆听罗伯斯庇尔反复操练的各种演讲。自1789年以来，情况一直如此。自从在杜普莱夫妇屋里那次充满情绪的时刻以来——“你一直在我心中”——他感觉到他期望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东西。罗伯斯庇尔正成为那些人当中的一员，与那些人结伴同行，不可能感到片刻的轻松。
两天之后，公安委员会被授予颁发拘捕令的权力。
雅克·卢克斯，追随他的人在不断增多，他宣布，他的新闻报纸的新作者是“马拉的幽灵”。埃罗向雅各宾派建议，如果马拉需要一位继承人，如果贵族需要另一位受害人，他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个毫无才干的小家伙，”罗伯斯庇尔说。“他怎么敢？”
8月8号，西蒙娜·艾瓦纳德出现在国民大会律师协会上慷慨激昂地抨击领导无裤党人叛变的几个家伙。她说，她的所有观点都是由那位烈士，也就是她丈夫，在他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讲出来的。这是一次流利自信的鸿篇大论；只是偶尔有时候，她停下，越发仔细地朝她的笔记瞥上一眼，好把罗伯斯庇尔那既细小又不匀称的笔迹辨认清楚。
过了一个星期，公安委员会又增补一名委员：拉扎尔·卡尔诺，是罗伯斯庇尔第一次在阿拉斯军事学院遇到的军事工程师。“我没有专门与军事人员有所交往，”罗伯斯庇尔说。“他们好像个个胸怀壮志，好像有些奇怪的重要大事。不过他们的确是必不可少的魔鬼。卡洛特一向，”隔了好久，他才补上一句，“好像清楚他在谈什么。”
就这样，卡尔诺后来以胜利的组织者出了名；而罗伯斯庇尔也成了卡尔诺的组织者。
革命法庭庭长被捕的时候，取而代之的是公民赫尔曼，阿拉斯律师协会的后起之秀。这些年以前，难道他不是唯一领会罗伯斯庇尔讲话意义的人吗？“我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就认识他了，”他对杜普莱太太说。
“你觉得你现在是什么人？”她问他。
出局的主席被宪兵带走了，与此同时，革命法庭实际上还在开会。福奎尔-汀威尔喜欢戏剧；他堂兄丝毫没有独享的权利了。
内政部长辞职的时候，这个职位的两个竞争对手是埃贝尔和一位现在有些名气的律师约勒·巴雷。后者被任命了。“当然，我们都知道为什么要任命他，”埃贝尔说。“他曾是丹东的行政文员。我们的机构变得这么庞大，所以，我们自己实际上什么工作都没做，我们只是让手下随从代表我们行使权力。他还有别的文员德芙格在外交事务办公室。巴雷与丹东和小偷一样厚颜无耻，正如，”他补充说，“丹东和杜姆雷兹一样。”
“屁话，”丹东说。“对他来说，拥有整个战争事务办公室的所有人手，把他所谓的报纸发行给部队，难道这嫌不够吗？”
他在雅各宾派俱乐部证明了自己的权威；他赢得了掌声。他离开讲坛时，罗伯斯庇尔站起来讲话了。“没有人，”他对俱乐部说，“有权对丹东表现出丝毫的批评语气。任何想要诋毁他声誉的人必须首先在精力上、在力量上以及在爱国热情上证明是他的对手才行。”
掌声更多了。有些成员站了起来。丹东受到掌声的鼓励。他把四肢摊在凳子上，领结也没系，脸也刮得很不干净，垂着头。罗伯斯庇尔受到掌声欢迎。他把衣袖拍拍整齐，仿佛像十字架标志的什么仿造品，他朝仰慕他的人不住地点头，朝俱乐部成员显示出他那并不自信的微笑。之后，公民卡米尔获得了掌声，大概仅仅为了表示他存在。这就是他所喜欢的，是吗？他回到了中央舞台，这个革命情人，这个可怕的孩子，总是沉溺在自己的胡思乱想之中。大概在某个地方，在长凳子上，小提琴制作人雷诺丹匆匆地跑了过来，拿着他那令人难忘的垂直钩子；不过，眼下唯一的危险就是爱国者的热情，他来了个熊抱，把他撂倒了。第二次，他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靠着莫利斯·杜普莱的肩头，给压垮了。他想起了第一次，当时他从巴蓓特那里历尽了千难万险才得以逃脱。
“为什么你看上去这般愁眉苦脸呢？”丹东问他。
“我为你们之间保留的这份和谐关系发愁。”他比划了一个小小的手势，说明他现在是如何保留它的；好像鸡蛋那么大小，而且，和鸡蛋一样脆弱。
八月下旬，征兵工作来临，卡斯汀将军（旧政权下面的德·卡斯汀伯爵）丢了性命；这倒激励了其他人。26号那天，伊丽莎白·杜普莱嫁给了代表菲利普·勒巴：一个显然算不上潇洒英俊，但却是一位出色的共和派年轻人，他天性快乐，忠诚，坚定。“最终嫁出去了！”卡米尔说。“多么令人释然的一件事！”罗伯斯庇尔感到惊讶。不错，他赞成这桩婚事，可她才十七岁啊，他说。
面包店外，排队的队伍变得骚动不安起来。面包价格虽然便宜，但数量不多，而且质量低劣。蒙塔纳德的代表查伯就新宪法问题跟罗伯斯庇尔叫板了。他当着他的面挥舞文件。“新宪法未能把讨饭现象从共和国消灭。它未能给那些没有面包的人确保提供面包。”
罗伯斯庇尔在路上被人拦住。这是他心中最美好的愿望：确保那些没有面包的人得到面包。除此之外的每一个目的都可以分成碎片，分离，消灭。当然，这个目的简单，可以实现吗？可是，因为有了这些挡道的小问题，他还是没法解决更大的问题。他说，“我希望我能做到。我希望在我们身边不再有穷人出现。不过我们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努力吧。”
“你的意思是，这个委员会使用我们赋予它的全部权力——”
“你赋予委员会一些权力，但也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你拿我们不可能回答的问题来控告我们。你已经给了我们——比如说——一支需要供给的征兵部队。你指望从委员会获得一切，可你却嫉妒它的权力。假如我能创造出面包和鱼的奇迹，我认为，你要说，我们行使的权力超出了我们的法定权限。”他抬高了声音，以便那些周围的人能听到。“假如没有面包，那就谴责英国封锁吧。谴责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吧。”
他走开了。他从没喜欢过查伯。他努力使自己不要对他怀有偏见，因为查伯，如大家所言，长得像只火鸡：红红的、斑斑点点的，而且臃肿不堪。他曾经当过圣方济会托钵僧。难以想象，他会恪守自己的宣誓：清贫和圣洁。他和代表朱利安都是为了消灭非法投机倒把活动而成立的委员会成员。罗伯斯庇尔觉得，根据使小偷……的原则，把他们安置在那里。不巧的是，朱利安是丹东的朋友。他想到捧在卡米尔窄窄的手掌之间的那只鸡蛋了。他们说，查伯正在考虑结婚。她是个犹太人，是两个叫作弗雷的银行家的姐姐；至少说，他们声称这是他们的名字，而且他们还是从哈布斯堡过来的难民。结婚之后，查伯就要成为富人。
“从原则上讲，你讨厌外国人，”卡米尔对他说。
“当我们处于跟欧洲其他国家交战的时期，这好像强调的不是一个不好的原则吧。所有这些英国人，奥地利人，还有西班牙人，他们想要在巴黎得到什么呢？他们在别处一定有死党。人家说，不过就是做做生意罢了。我问我自己，什么类型的生意呢？他们为什么要留在这里，用价值连城的文件获取报酬，服从无裤党人的命令呢？在这座城市，要由干洗衣活儿的妇女们确定肥皂价格。”
“噢，你为什么要这么想？”
“因为他们是间谍，是杀手。”
“你不懂金融，是吗？”
“是的，我不可能什么都懂。”
“经常从每况愈下的局势中可以捞很多钱。”
“冈鹏是我们政府的金融专家。他硬要把情况向我解释。我要提醒他。”
“不过你已经形成你自己的结论了。我觉得你会赞成根据怀疑把这些人囚禁起来这一做法。”
“外来之敌。”
“是啊，现在你这么说——不过，事情要到此为止吧？每进行一次拘留收容，法律都会背离正义。”
“你必须看到——”
“我知道，”卡米尔说。“国家紧急，特别措施。你不会说，我对我的敌手已经心慈手软。我从来没有畏葸不前过——偶尔，你为什么推迟审判布利索派的人——不过，如果我们自己表现得像暴君一样，打击欧洲暴君有何意义呢？这样做，在任何方面有何意义呢？”
“卡米尔，这不是暴君专制——我们正在行使的这些权力，我们也许从来不需要运用它们，或许，不止好几个月，我们也许都不需要运用。这是为了我们的自我保存。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的生存。你说，你从未畏葸不前过，可我已经畏葸不前了——我一直在畏葸不前。你认为我嗜血成性吗？我以为，你本会信赖我来做这件正确的事的。”
“我的确是——是的，我的确这么认为。不过，你控制了委员会，还是，你只是他们的公共战线？”
“我怎么能控制他们呢？”他把手一甩。“我不是一个独裁者。”
“你故作惊讶嘛，”卡米尔评论道。“假如你没有控制，就是圣-约斯特在牵着你的鼻子走？我问你这个问题，就是要提醒你，不要错过把握大事的机会。假如我认为这是专制，我会告诉你的。我有这个权利。”
你明白革命归根到底是什么吗？一个更具讽刺意味的浓缩点：粗鄙之人现在成了部长、成了善解人意的老朋友了。到九月份为止，法庭已经把二百六十名受到指控的人带上了法庭，不到三十六人被判处了死刑；这个比率要开始变化了。虽然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但是人力资源越来越少；在任何时刻，幸存者感到他们彼此相识已经很久了。
卡米尔知道，今年夏天他已经干了一件糟糕的事；他本该把亚瑟·迪龙交给共和国审判的。与此同时，他已经展示出自己的个人权力。可是，当早晨变得清新，当过冬的圆木已经备好，当淡淡的金色阳光照射在公共花园纸一般的树叶上时，他感到的恰恰是孤立。心里丝毫没有特定的目的，他便在稿纸上随便做了个标注：
裴休斯说，在图勒岛，维吉尔把该岛称为终极图勒岛，距离大英帝国有六天的行程，既没有陆地，也没有海洋，只有三种元素的混合物，在这种混合物上面，不可能步行，也不可能搭乘工具行走；他把这座岛屿当成他亲眼目睹过的东西在谈论了。
1793年9月2号：无裤党人选区（以前以植物园为人所知）在国民大会的发言如下：
“难道你们不知，除了生理需要之外，没有财产基础吗？……应该给个人财富确定一个上限……没有人应该能够拥有超过使用规定数量的犁能够耕耘的土地……公民不应该允许拥有超过一家商店或车间……勤劳的工人、商人或者农民不仅应该能够获得他本人的基本生存所必需的那些物品，而且应该能够获得也许增加他幸福快乐的那些东西……”
安东尼·圣-约斯特：“在欧洲，幸福是个新思想。”
9月2号，土伦人已经把他们的城市还有他们的海军拱手交给英国人的消息传到了巴黎。这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叛国行为。法国失去了十六艘快速军舰，在这条战线上部署的六十五艘战舰已经失去了其中的二十六艘。去年这个时刻，阴沟里，血流成河。
“瞧，”丹东说。“你用这个。你不要老是让它冲着你来。”从国民大会会议厅里传来的喧哗成了单调的怒吼，被时不时的尖叫打断。“你控制住这个。”他的手指绕着什么东西在做折叠手势：咽喉吗？“作为一名九月的大屠杀者，我从来没有感到这么受欢迎过。”
罗伯斯庇尔开始说什么了。
“你得大声讲话，”丹东说。
他们在其中的一个小房间里，房间里空空的，积满了灰尘；他们从由漆黑的甬道组成的养兔场进去了，辩论大厅通向这些甬道。就他们几个，不过他们没有感觉到，因为暴民的动荡不安，以及他们近距离的肢体接触，差不多能闻到他们身上的气味了。卡米尔和法布尔贴着潮湿阴冷的远处的墙壁消失了。1793年9月5号：无裤党人在他们的代表中间举行了一场示威游行，或者叫作骚乱暴动。
“我说，丹东，你为什么斜靠着门呢？”
“阻止圣-约斯特进来，”丹东很快说道。千万别解释。罗伯斯庇尔张开了嘴巴。“现在要安静，”丹东说。“埃贝尔和肖美特组织的。”
罗伯斯庇尔摇了摇头。
“哦，好了，”丹东说，“那样说也许有一定的道理。也许是无裤党人他们自发组织的，这是我讨厌的一个先例。所以要确保我们行事超前。用一只包裹把他们的要求扎好，然后从山岳派那边把它作为礼物还给他们。经济控制，价格上限——很好。逮捕怀疑对象，很好。然后我们到此为止——不要干预私人财产。是的，法布尔，我知道商界人士会怎么看待经济控制，不过这属于紧急情况，我们只得让步，为什么我要向你辩解？”
“我们必须向欧洲呈现一个移动的目标，”罗伯斯庇尔轻轻地说。
“你说什么？”
什么都没说：罗伯斯庇尔一挥手，紧张而又不耐烦地把这个问题挥开了。
“你已经接受拘押嫌疑人这个想法了——卡米尔，相关解释一定要等一等。是的，我知道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不过我需要一张纸把立法框定一下。你要保持安静好吗？我现在不想听你讲话。”
“你愿意听我说吗？”罗伯斯庇尔冲着他大喊道。丹东停下。他小心地看着罗伯斯庇尔。
“好的。继续。”
“明天委员会将按时重新选举。我想把考洛特·德·艾尔博瓦和比劳德-瓦恩尼斯增补进去。他们一直在批评我们，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我们想不出别的办法使他们保持安静。是啊，我知道这是一个疯狂的政策。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腰杆子挺直，是吗？委员会需要你回来。”
“不。”
“求你了，丹东。”法布尔说。
“我会全力支持你。我会逼他们扩大你的权力范围。你从国民大会需要什么，只要告诉我一声就行，我会解决的。不过我不会跟你一起任职。整个局势把我累垮了。上帝在毁灭它，难道你看不出来吗？我不属于适合在委员干的那种类型的人。我要独立干自己的事。我有一种本能，我喜欢根据自己的本能采取行动。我讨厌你们该死的日程安排，你们的会议记录，还有你们的各种程序。”
“你的态度让人感到格外讨厌，”罗伯斯庇尔对他大声嚷道。
外面的喧哗越来越高。丹东朝噪声方向点了点头。“让我来帮你处理这件事，我可能是唯一可以让他的声音被人家在那边听到的人了。”
“我讨厌你——”罗伯斯庇尔说。他的言词消失了。“每个地方的人民，”他大吼道，“都是善良的，要是他们阻止革命——甚至，比如说，在涂农——我们一定要责怪他们的领导人。”
“你为什么要继续说这个？”丹东问他。
法布尔自己从墙那边发出了声音。“他在努力阐述信条，”他尖叫道。“他认为搞一次他妈的说教的时刻已经到来。”
“要是有更多的德性该多好啊。”罗伯斯庇尔大叫道。”
“更多的什么？”
“德性。热爱祖国。自我牺牲。市民精神。”
“有人肯定欣赏你的幽默感了，”丹东把他的大拇指朝噪声方向猛力一甩。“这些畜生懂得的唯一德性就是我每天夜里给我老婆展示的那种。”
罗伯斯庇尔的脸皱成了一团，像个孩子快要流出眼泪一样。他跟随丹东出了房间，进入黑暗的甬道。
“你希望他没讲那句话，是吗？”法布尔询问道。他从墙那边温和地打量着卡米尔。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在他的私人笔记本里这样写道：“丹东对德性这个想法大加嘲笑，把它比成每天夜里他跟他老婆干的那种事。”
丹东一开始发言，游行示威者们就高声欢呼；代表们站起来鼓掌欢迎。掌声持续了老大一会儿才停止，他才好继续往下讲。震惊和感激的表情在他脸上互相追逐；眼下我干了什么正确的事？又一次，他劝诫，他退让，他团结，他支持——他把这一天给挽救了。接下来的一天，当他再一次被选进委员会的时候，罗伯斯庇尔登门拜访了。他脸上表情僵硬，坐在椅边，不肯吃点心。“我过来是督促你要明白自己的职责，”他说。“假如职责这个词对你来说还有意义的话。”
丹东那天性情好。“别跑开，路易丝。你从来没有面对面地见过公民罗伯斯庇尔，是吗？”
“我为如此恭维感到恶心，”罗伯斯庇尔说。他哽咽着把这些话说了出来，与此同时，他的左眼睑开始痉挛性地跳动。他摘下眼镜，把手指用力压在眼睑上。
“你得要镇定，”丹东说。“想想卡米尔，生活了一辈子，说话还结巴。虽然我承认卡米尔的结巴有相当大的魅力。”
“国民大会也许会压倒你。也许会命令你加入到我们当中来。”
“我打算做所有委员会这块肉里的一根刺，”丹东快活地说。
“真的没什么要说了，是吗？人民正在高呼要求审判、清洗、杀戮。你倒更乐意走开。”
“你要我干什么呢？为共和国流血吗？我已经告诉过你，我会支持你的。”
“你要做大会的偶像。你要站起来，发表妙语宏论，用荣耀把自己包装好。好了，让我告诉你，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
“假如你继续这样下去，你会把自己弄出病来的。”
“你怪我向圣-约斯特寻求帮助。至少说，他没有把他个人的快乐当成革命的奠基石。”
“谁说我那样做了？”
“我希望，至少你要尽量在大庭广众场合对我说话文明吧？”
“我会主动表示友好的，”丹东承诺道。
罗伯斯庇尔坐在政府的马车上，离开了他家门口。两个人高马大的男子在他旁边爬进了马车。“保镖，”丹东一边从窗户注视着，一边在说。“终于他们胁迫他了。他被怀疑耍奸使诈，要把他的人马插进公安委员会。实际上，他宁愿被人暗杀。”他伸手去摸路易丝。“对他硬要让自己过上这种艰难痛苦的生活来说，这种结局将是至高无上的荣耀。”
游行示威那天，无裤党人领袖雅克·卢克斯被捕了。有一段时间，对他没有采取任何法律程序，不过当他终于要被传唤至法庭时，他在狱中自杀了。九月，作为管治的一种形式，到处都在实施恐怖。新宪法要被取消，直至战争结束。9月13号那天，丹东建议所有委员会应该更换，将来，委员会成员应由公安委员会任命。有一阵子，他和罗伯斯庇尔站在一起，好像是在对山岳派那边的掌声共同致谢。“行了吧？”他对罗伯斯庇尔说，罗伯斯庇尔镇定回答说，“行，这样好。”
法令通过了。这个时刻过去了。现在，丹东心想，我们应该鞠躬从舞台上走开了。困倦像只寄生虫一样，好像从他骨子里一下子突然发作了。
第二天早晨，他发现自己几乎都没力气从枕上抬头。他记不清前一天发生了什么。他的记忆已被掏空，取而代之的是铅一般的在不停跃动的疼痛。疼痛之中，有些事件飘忽而过，那些事件毫无联系，有些是好些年前发生的。他不知道这些事件发生的日期。他觉得他看到加布丽艾尔走进房间，低着头在看他，把他的枕头抹抹平整。只是后来他才记起，加布丽艾尔已经不在人世。
几个医生过来了。他们彼此争论不休，仿佛他们的性命就取决于这件事一样。安琪莉可到的时候，路易丝的脸变形了，在沙发上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哭成了一团。安琪莉可让人把孩子们送到他们叔叔那儿去，让路易丝喝了点温热的牛奶。之后，她把医生们打发走。苏波尔毕耶尔留了下来。“他应该从巴黎滚出去，”他说。“像这样的人需要呼吸他自己的空气。他把整个成年生活都耗费在与时代精神对抗上。他滥用自己的力气，把身体素质搞垮了。”
“他身体会好起来吗？”路易丝说。
“哦会的。不过他一定要在这座城市的外面才能恢复健康。国民大会必须给予缺席假期。女公民，我可以给你出点主意吗？”
“当然可以。”
“他生病的时候，别跟任何人讨论他的事情。别信赖任何人会把他的利益放在心上。”
“我不会。”
“远离是非争论。女公民，你喜欢表达你的看法，这大家都知道。这样做，你给他增加压力。”
“我只说良心话。也许这次得病是天意。他必须放弃革命。”
“没这么简单啊。我的天，巴士底狱沦陷的时候，你才十二岁。”
“加布丽艾尔身体虚弱。”
“那不是我对她的看法。她把自己限定在自己的圈子里。”
“我想把他从他自己那里拯救出来。”
“奇怪，”医生说。“罗伯斯庇尔也有同样的决心。”
“你认识罗伯斯庇尔？”
“非常熟悉。”
“他是个好人吗？”
“他诚实、谨慎小心，他总想救人性命。”
“以他人的性命作为代价。”
“有时候这是无法避免的。他为之感到懊悔。”
医生耸耸肩。“我不大了解。他们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这重要吗？”
这当然重要，就在他离开时，她喃喃自语道。医生们被安琪莉可的媳妇们取代了，她几乎都不认识的那些强壮而又果断的女人。他们四处耍她玩她，然后送她上楼，在她自己的旧房间里睡觉。她爬了出来，坐在楼梯的台阶上。她真盼望见到加布丽艾尔，回到她的圈子里。你没怀孕，是吗？她母亲问她。她能明白她母亲的思维方式；要是真的出了什么事，要是他的身体真的朝更坏方向转变，要是他死了，我们能多快地让她脱身呢？如果我没怀孕，她说，那倒不是因为缺乏同房试验。她母亲哆嗦了一下。他是个野人哪，她说。
警察委员会的大卫和另一位代表一起喊起来了，说，有公事要见丹东。安琪莉可把他们带到门口。他们离开的时候，放了几句狠话，但是没有胆量，叽里呱啦为他们批准说了几句。安琪莉可用意大利语说了一些让人听不懂的话。她说，他们始料未及，他恢复过来的时候，居然活得轻松。
在德穆兰夫妇的公寓里，法布尔坐着，使自己陷入了惊恐之中。“假如我们想要锁定价格，”他说，“那么我们就必须锁定工资。我想知道的是，一个间谍每天官方的正式工资是多少？求求你，当这么多身强力壮的家伙都被雇为委员会的间谍时，我们将如何赢得胜仗？”
“他们在监视你？”
“当然他们在监视我。”
“你告诉罗伯斯庇尔了吗？”
法布尔气急败坏地看着他。“告诉他怎样？告诉他什么呢？我的事情这么复杂，我夜里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想让他们向我本人解释一下。我受到了骚扰。我正被迫陷入困境。你觉得那个好管闲事的小孩会让我见到乔治吗？”
“不会的。不管怎么说，他为什么要听呢？如果你没法告诉罗伯斯庇尔，乔治他为什么要操心呢？”
“有原因。”
“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把他的名字扯进去了？”
“不。我的意思是，他对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我本该以为情况正好相反，我本该以为你的一个义务是，你应对股票市场无能为力，不要让他承担其中的任何后果。”
“不仅仅是这个，这是——”
“法布尔，别告诉我，我宁愿不知道。”
“你那样对警察说将无济于事。”
卡米尔把手指放在嘴唇上。露西尔进来了。“我听到了，”她说。
“不过是法布尔的突袭战术罢了。他惊慌失措了。”
“这是一个晦气的表达，”露西尔说。
法布尔跳了起来。“你在迫害我。你的双手并不如此干净。我的天啊，”他说。他把手指从他的喉咙上面拖过。“卡米尔，当你在两张凳子之间摔倒的时候，没人会把你扶起来的。他们只会站着大笑。”
“他在编造隐喻，”露西尔说。
“整个事情——”法布尔用双手做了个形状，然后突然使这个形状爆炸——“整个事情正像腐烂的水果一样在四分五裂。”突然，他失去了自控。“卡米尔，看在上帝的分上，在罗伯斯庇尔面前替我恭维几句吧。”
“好，没问题，”卡米尔赶忙说。他想安抚他，阻止他在露西尔面前继续这样表演下去。“把声音降低，用人们会听到你的声音的。你要我对罗伯斯庇尔说什么呢？”
“假如我的名字要暴露，”法布尔边说边吃力地呼吸，“就说我已经和你进行过的谈话，我一直是个爱国者。”
“坐下，你自己要镇定，”露西尔建议道。
法布尔六神无主，朝四周张望。他抓住帽子。“得走了。露西尔，求你了。送我本人出去吧。”
卡米尔跟在他后面。“菲利普，”他低声说，“有很多罗伯斯庇尔所说的小鱼，他们非得坐实之后，你才需要发愁。争取逃过这一劫。”
法布尔的嘴张开出一个小缝。“你为什么那样叫我？你为什么喊我的名字？”
卡米尔笑笑。“保重，”他说。
他回到露西尔那里。“你在嘀咕什么呢？”露西尔问。
“安慰。”
“你不该对我保密，求求你。他干了什么事？”
“在八月份——你已经听说过东印度公司了吧？天哪，因为我们已经从中捞了不少钱。你还记得股票价格下跌，然后股票价格又上扬——这不过是在合适的时候买和卖的事情罢了。”
“我爸爸提到过这件事。他说他指望你在股市上干得出色些。我爸爸尊重你们的内部信息，但是，他说，在我那个年代，当然，他们会干脆被叫作骗子，不过，在我这个年代，全国委员会那些威严、品德高尚的成员存在并不是为了互相处理事务。”
“是的，我能想象得出来你爸爸那样说话。他知道事情是怎么经营的吗？”
“可能知道。不过不要试图向我解释。只要把事情的后果告诉我就行。”
“公司必须清算。在国民大会上针对应该如何清算已经有过讨论。也许清算方式不会完全按照大会计划的那样实施。我不知道。”
“不过你确实知道，真的？”
“不知道具体的细节问题。好像法布尔也许犯了法，这种情况在我们早期交易中没有出现过，要么他也许打算犯法。”
“不过他说话的样子好像是受到了你的威胁，还有丹东。”
“丹东也许要受牵连。法布尔说，你明白，调查丹东的事情也许不是件好事。”
“当然，”她努力想寻找某种策略来表达这件事。“难道丹东不会躲过——我的意思是，他擅长转移别人的指责吗？”
“法布尔是他朋友，你明白。我们还在部里的时候，我想警告他关于法布尔在僭越或多或少的许可界限。他说，‘法布尔是我朋友，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人生风雨。我们彼此也互相了解很多。’”
“所以乔治会保护他？”
“我不知道。我不想他们两人告诉我有关这件事的情况。如果他们告诉我，我会感到有义务要告诉罗伯斯庇尔，他会感到有义务要告诉委员会。”
“也许你应该。告诉罗伯斯庇尔。假如有危险，你可能会被扯进去，如果你是揭发这件事的人，情况会更好些。”
“不过那样是在帮委员会的忙。我可不愿意帮委员会的忙。”
“假如委员会成了我们唯一严格管治的机会，不去帮忙，难道不是不负责任吗？”
“我讨厌严格管治。”
“什么时候大审判开始？”
“很快。丹东现在还没法妨碍处理。他病得很厉害。罗伯斯庇尔不会开始，不会单独开始。”
“我觉得我们还是欢迎这些审判吧？”
“怎么不欢迎呢？保皇派，布利索派……”
嫌疑犯法。嫌疑犯是那些人：他们以任何方式帮助专制（保皇派专制、布利索派专制……）；他们无法表明他们履行过公民义务；他们虽然没有挨饿，但是却没有表示明显的支持方式；他们所在的选区已经拒绝给他们办理公民证书；他们已经被国民大会或者大会代表从公共职位上开除；他们属于贵族家庭，而且没有证据说明自己一以贯之、非同寻常的革命热情；或者他们已经移居国外。
后来，据公民德穆兰称，根据该法律，有二十万人遭到了拘留。每一选区的监察委员会将要草拟嫌疑犯名单，搜走他们的文件，把他们羁押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些地方将被称为“国家大厦”——女修道院、清空的城堡、空荡荡的仓库。考洛特·德·艾尔博瓦想出一个更妙主张。他建议把嫌犯赶到很多埋有地雷的屋子里，之后，这些屋子可以被炸毁。
自从他当上委员以来，考洛特不再批评公安委员会了。他一走进委员会大厅，要是可能的话，公民罗伯斯庇尔就从另一扇门走开。
国民大会法令：“法国政府具有革命性质，直至和平……恐怖乃例行公事。”
安东尼·圣-约斯特说：“你必须惩罚那些在革命事物中消极被动之人，以及对革命无所作为之人。”
“因此他们改了历法，”丹东说。“这对于一个无能为力的人来说真是太过分了。”
“是的，”卡米尔说。“一个星期现在有十天。对于战争活动而言，这更干脆，也非常好。我们的日期现在从共和国创建那天算起，所以我们现在处于第二年的第一个月份。可是法布尔被要求为每个月份想出一些富有诗意但是荒唐滑稽的名称。他计划，第一个月份应该叫作葡月[1]。然后今天嘛，”卡米尔皱了皱眉头，“是的，今天就要叫作葡月19号。”
“在我家里今天仍然是10月10号。”
“你最好学会这个历法。在正式信件上我们应该采用这个历法。”
“我一点没有打算，”丹东说，“写什么官方信件。”
他下床了，不过说话行动都是慢腾腾的；偶尔，他靠着椅背把头向下低垂，把眼睛闭上一阵子。
“跟我讲讲有关靠近敦刻尔克的战斗情况，”他说。“我离世的时候，这里正在被当成共和国的伟大胜利而受到人们的欢呼。现在我听到欧查将军已经被捕。”
“委员会跟战事办公室聚在一起商量过。他们判定，他可能会给敌人带来更大的伤害。他们正用叛国罪名控告他。”
“不过，恰恰就是委员会任命他的。我觉得国民大会里要有好戏可看了。”
“是的，不过，罗伯斯庇尔唱的是最精彩的部分。”
“他已经成为一名非常出色的委员会成员了。”
“他负责委员会，他样样事情都做得兢兢业业。”
“我必须让他去做。他们说我现在适合于旅行。你要是——闲上几天，愿意出来到阿希斯吗？”
“没有空闲的日子。”
“我知道那个阶段的重要变化。你已经看到罗伯斯庇尔其人太多了吧。”
“乔治，你了解代表朱利安的情况吗？”
“不了解。”
“路易丝不让你获得任何消息吗？”
“我不认为朱利安做的任何事情对她来说似乎有丝毫重要性。我不认为她知道存在这么个人。”
“警察已经突袭过他所住的公寓。他们搜走了他的文件。”
他睁开眼睛。“还有？”
“查伯把我带到了一边。他说，‘我已经把一切统统烧毁，你知道。’我认为，有个消息有人要捎给你。”
丹东驼起身子向前。他眼中突然出现了专注的神情：像是玻璃杯破裂了一样。“法布尔？”
“法布尔一直感到惶恐不安。”
“法布尔脾气容易激动。”
“我也是，乔治-雅克，我也是。指望我干什么吗？我觉得法布尔犯了伪造罪。东印度公司被清算的时候，我以为是为了公司利益，有些文件被证明是伪造的。这些文件成了国民大会的法令，而且只有一个代表能够这么做。查伯卷进去了，也许还有其他六个人。我认为他们本人并不知道是谁实际上造了假。朱利安也许会责怪查伯，查伯也许会责怪朱利安。他们有些秘密，一个套着一个。”
“不过法布尔向你坦白了吗？”
“他想要坦白，但是我不会让他说。我告诉他，我不可以知道。我现在告诉你的就是我所能想出的办法。警察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才能得出他们的结论。为了搜集证据，花费的时间将会更长。”
丹东闭上眼睛。“收获注定是有的，”他说。“我们没有办法了，只有把身体保暖好准备过冬。”
“还有些事情你应该知道。”
“给我统统说出来。”
“佛朗索瓦·罗伯特遇到麻烦了。她什么都没告诉你吗？”
“她也不会知道那件事情重要。他没有卷入这件事当中吧？”
“是的——这是最为滑稽好笑的事——他被指控在黑市上做过交易。八桶朗姆酒。为了他的商店。”
“看在上帝的分上，”丹东说。他捶击了一下椅子扶手。“你给了他们创造历史的机会，可是，他们更乐意当杂货商。”
路易丝跑了进来。“你不该让他心烦意乱。”
“我让他们赚了大钱。我没有请他们耗费力气。我把他们晋升到职位上，我满足了他们小小的梦想。我请他们办的所有事情就是他们投票，一次偶尔的演讲，如果他们选择要当小罪犯，他们别把我扯进去。”
“朗姆酒是小事。可东印度公司不小啊。不过，还有，佛朗索瓦·罗伯特是我们的同僚。这对我们有影响。请你把你老婆打发走，好吗？”
“要求你保持平静，”她反抗说。
“路易丝，你可以从我们身边离开。我会保持平静的。我承诺。我现在完全平静了。”
“你们想不让我知道什么吗？”
“没有人不让你知道什么，”卡米尔说。“不值得烦心。”
“她是个孩子。她不懂。她不知道这些人是谁。”
“正是我们自己的选区，科德利埃选区，在斥责佛朗索瓦。大会同意你的看法，这是小罪。他们拒绝取消他的赦免权。否则——严惩不贷。现在他和路易丝非得悄悄地逃走，努力被人遗忘。”
“这是多么可怜的结局，”丹东说。他表情郁闷。“巴士底狱沦陷之后，我回想过那些日子，《国家晴雨表》报纸就在商店后面经营，想起那个小小的路易丝把长得好看的鼻子朝空中竖起，然后忽然跑开，对着印刷商大声责骂——你知道的，佛朗索瓦是个不错的小伙子，我总是说，‘去干这个，这个，这个；去把砖头系到你的靴子上，然后跳进塞纳河’，而‘他总是’”——丹东摸到了想象中的刘海——“‘立刻，乔治-雅克，我不在家的时候，你需要买东西吗？’上帝啊，这是多么可怜的结局啊。你见到他的时候就告诉他，假如他记不住他还认识我，我会感激不尽的。”
“我不见他，”卡米尔说。
“我们自己的选区，卡米尔。哦，我本该把雅各宾派俱乐部交给罗伯斯庇尔的，就在小河我自家的那一边待着。我本该抓住我自己区里的权力不松手的。现在谁在管理？埃贝尔。我们老科德利埃派本该抱成一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