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沉默了一会儿。我们老科德利埃派……自从巴士底狱沦陷到现在，已有四年，四年三个月了。感觉像是过去了二十年。丹东坐在这里，身体超重，眉头一直紧锁着，只有天知道，他的内脏里到底在出现什么情况。罗伯斯庇尔的哮喘更严重了，大家禁不住注意到他的发际正在往后退。埃罗鲜嫩的皮肤不像原先那么鲜亮了，还有他那双下巴，露西尔对之下过该死的判断，这预示了一个双下巴、令人失望的中年。法布尔出现呼吸困难了；至于卡米尔，他头疼得更加严重，在他的小骨头上，他几乎都留不住一点肉了。此刻他抬头看看丹东：“乔治-雅克，你认识一个名叫孔德的人吗？只要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是。在诺曼底，我曾雇用他做政府事务代理人。为什么要问？”
“因为他在巴黎露面了，而且提出了什么指控。说你跟布利索的人联手，要把约克公爵推上王位。”
“约克公爵？主啊，”丹东痛苦地说，“我原本以为只有罗伯斯庇尔才会梦想到像约克公爵这样完全异想天开的事情的。”
“罗伯斯庇尔感到深深的不安。”
丹东慢慢地抬起头来。“他使你相信这事了？”
“没有，当然没有。他说这是场破坏爱国者声誉的阴谋。不过，我们现在还有埃罗在委员会，这是件好事。趁他还没有带来任何伤害的时候，他已经让人把孔德逮捕了。就这因为这件事，大卫代表警察委员会前来拜访你。不过是个形式罢了。”
“我明白。‘早上好，丹东——你是叛徒吗？’‘当然不是，大卫——跑开，回到你的画架去吧，’‘那事儿我会做的——涂鸦还有一半没有完成呢。很快就好！’是那一类形式吗？我认为，对于罗伯斯庇尔来说，这等于是火上浇油？这助长了他产生巨大阴谋的想法？”
“是的。我们觉得孔德一定是个英国特务。毕竟，我们跟我们自己推理——我们想入非非地假定情况也许是真实的——然后，我们跟我们自己推理，这个毫不起眼的伯爵，这个用人，这个下人，怎么会知道像丹东这么个人的计划的全部内容呢？那就是我们推理的过程，罗伯斯庇尔和我。”
“卡米尔，我知道你的意思，”路易丝警告性地说。“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问他，这里面是否有什么情况？”
“因为这样荒唐，”卡米尔发脾气了。“因为我对其他人忠诚，要真是这样，他们会把他杀了。”
路易丝往后退却了一下。她的手颤颤地放在她的喉咙上。卡米尔立刻看出了她的难处：她既想，又不想他死。
“路易丝，别管它，”丹东说。“现在就去保证我们的行李已经打点好就行。”他的声音里不知不觉地透出了疲惫。“你一定要稍微学会区分辨别——这是一个荒唐的故事。事情正如罗伯斯庇尔所言。这是诽谤中伤。”
她犹豫了。“我们还去阿希斯吗？”
“当然。我已经给他们写了信要指望我们到的。”
她离开了房间。
“是的，当然你必须走。”卡米尔把脸避开。“你在回避大审判，是吗？”
“到这儿来。”丹东朝他伸出一只手。卡米尔装作没看到。“我讨厌这座城市，”丹东说。“我讨厌人。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来，换换空气？”他心想，我已经失去他了，我已经把他丢给罗伯斯庇尔了，还有那个罕见的、持续令人心寒的环境了。
“我会给你写信的，”卡米尔说。他走过房间，用他的嘴唇碰了碰丹东的面颊骨。这感觉像是他能做到的最小的表示了。
他们抵达阿希斯的时候天色已晚，天气越来越凉了。他双脚一接触到地面，他就感到源自太阳的力量正在损耗，土壤正在失去夏日的温暖。他伸出手臂去找路易丝。“这里，”他说。“这里是我出生的地方。”
她一边把旅行披肩裹在身上，一边抬头好奇地望着这栋别墅房子，看着牛奶般浓稠的黑暗正从河边蔓延过来。“不，不是这里，”他说。“不是在这栋屋子里。是在附近。现在过来，”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已经到了你们奶奶这里了。你们还记得吗？”
愚蠢的问题。不知什么原因，乔治总在想，他的孩子们比他们的实际年龄要大，他期望他们记性好。他妈妈去世的时候，佛朗索瓦-乔治才一岁；现在已长成一个又大又粗的孩子了，他抓住他继母。用他的鞋跟在她孱弱的肋骨四周击打。安东尼，因为激动，变得又累又没力气，抱着他爸爸的脖子吊着，像一个从失事的船上被打捞上来的孩子。
安妮·玛德琳的丈夫把火把举得高高的。她过来了——这是路易丝头一回看到这些令人吃惊的姐姐们——在她的脚上跑呀，绊呀，像个女学生似的。“乔治，乔治，我弟弟乔治！”她猛地扑向了他。他的手臂把她围成一圈。她把头发往眼睛外面拨开，在他的两个面颊上亲吻，然后从他的拥抱中挣脱开来，搂起她孩子当中离她最近的那个，然后把小男孩举起来，仔细地端详。这就是曾经把他从公牛脚下拉出来的安妮·玛德琳。
玛丽-塞谢尔到这边来了；她的契约解除了，她回家了，她到了她该到的地方了：难道他没说过他会照顾她的吗？她依旧保留着她修女般的举止仪态；她试着把双手合起，放到她再也不穿的修女服饰的衣袖里。皮埃尔蕾特到这里来了，她个子高，笑眯眯的，脸圆嘟嘟的，是个老处女，比巴黎绝大多数女牧师更有女监护人的仪态。安妮·玛德琳生得最晚的一个孩子把口水流在她肩上。他们把路易丝围住，拥着她；她们这么做的时候，感觉到了加布丽艾尔的丰满肉身许下的鬼魂诺言。“我的小鸽子！”她们边说边笑。“你这么年轻啊！”
这些姐姐们一头扎进了厨房。“可怜的小东西！这么地被责任缠住！根本没有乳房！”
“难道你不觉得他会把露西尔那个家伙带过来吗？那个黑眼睛姑娘？他要把她与她那个黑眼睛丈夫分开吗？”
“不会，那对魔鬼般的夫妇。他们天生就是一对。”姐妹们笑得前仰后合。德穆兰夫妇的来访曾经是她们生活中的快乐时刻；她们一边巴不得他们再过来，一边在心里产生一种相似的对都市的畏惧。
他们开始表演乔治-雅克和他们母亲之间发生的那种情感场面了。“这真是个安慰，”玛丽-塞谢尔呱啦呱啦地说。“在我临死前又见到了你。”
“死？”安妮·玛德琳说。“你这个老骗子，你不会死。我发誓，你会活得比我寿命长。”
“乔治-雅克怎么发誓！”皮埃尔蕾特说。“他怎么发誓！你觉得他已经跟坏人在一起了吗？”
在别墅屋子的客厅里，雷考丹太太的蓝眼睛先是闪闪发亮，继而黯然失色。“女儿，从外面进来吧。在我旁边，坐这儿。”诊断身体的手指塞进了她的腰里。两个月了！可是没有怀孕！死去的那个意大利姑娘通过乔治-雅克尽了她的本分——现在，我们身边有了这么一位有些小里小气的巴黎女人了。
“要是你就是揭发这件事的人，情况也许会好些。”法布尔没听见露西尔这么说过，不过这就是他本人的想法。丹东离开巴黎的那一天，他独自坐在自己的公寓里，与自己要尖叫、要砸墙、要敲墙的欲望进行搏斗，他像是一个得到了很多承诺，但是承诺没有兑现的坏孩子一样。他又一次拿起那份简单的礼貌性的、没有承诺的便条，这是丹东出发之前派人送过来的；他把便条撕成无数细小的纸条，然后一片一片地把它烧了。
在雅各宾派俱乐部开过一场累人的争吵不休的会议之后，罗伯斯庇尔和圣-约斯特肩并肩地走出大厅的时候，他拦住了他们。晚间的会议上，圣-约斯特不大全神贯注；他觉得这些会议毫无要领，虽然他没说出来，但是在他自己心里，他把会议成员叫作观点贩子。他对任何人的观点都不大感兴趣。几天之后，他就要在阿尔萨斯与部队在一起。他正盼望着这一天呢。
“公民们，”法布尔招呼道。“能跟你们说句话吗？”
圣-约斯特脸上表现出来的恼怒在加深。罗伯斯庇尔想到了小小的新历法，便在脸上装出一副冷笑。
“行行好吧？”法布尔说。“有件极其重要的事。你能给我一次私下面谈的机会吗？”
“这是一件冗长的事吗？”罗伯斯庇尔礼貌地问。
“现在瞧瞧看，法布尔，”圣-约斯特说，“我们在忙着呢。”听到年轻的安东尼的语调，罗伯斯庇尔只好又笑了：马克西是我朋友，我们现在不跟你玩了。他半心半意地指望法布尔会往后退一步，透过他的长筒望远镜把圣-约斯特打量一番。不过，这样的事并没有发生；法布尔脸色苍白，显得既急迫又笨拙的样子，在恳求他的注意。圣-约斯特的粗暴已经使他失去了镇定。“我非要见见委员会，”他说。“这是他们处理的事。”
“那么就别大声说它。”
“只有阴谋家才会窃窃私语。”看到自己的机会，法布尔恢复了神志，说话的声音突然变得洪亮起来。“很快整个共和国必定知道我的消息。”
圣-约斯特厌恶地朝他看了看。“我们不是在舞台上表演，”他说。
罗伯斯庇尔感到相当震惊，迅速朝圣-约斯特看了一眼。“法布尔，你说得对。如果你的消息关涉到共和国，它就必须被广播出来。”与此同时，他迅速环顾四周，看看有谁听到了。
“这是公共安全问题。”
“那么他必须到委员会来。”
“不，”圣-约斯特说。“今晚的日程安排要使我们忙到明天天亮。没有一件事不是极其紧迫的问题。没有一件事可以被耽搁下来，我呢，公民法布尔，只好在明天九点之前才能坐在我的办公桌边。”
法布尔没有理睬他，他抓住罗伯斯庇尔的胳膊。“我非得要揭发一场阴谋。”罗伯斯庇尔的眼睛睁大了。“不过，它不会一过夜就熟的——如果我们明天精力充沛采取行动，还会有足够的时间。年轻的公民圣-约斯特需要休息。不像我们上了年岁的爱国者，他还不习惯于熬夜。”
这就错了。罗伯斯庇尔冷若冰霜地望着他。“公民法布尔，我碰巧得知，你绝大多数熬夜的时间都耗在赌场上，同行的还有公民德穆兰争强好胜的怪癖，还有几个名声令人怀疑的女人，这个赌场的存在还不为公社爱国者们所知。”
“看在上帝仁爱的分上，”法布尔说，“认真对待我。”
罗伯斯庇尔把他打量了一番。“这是一场错综复杂的阴谋吗？”
“它影响巨大。”
“很好。公民圣-约斯特和我本人明天要和总安全委员会碰头。”
“我知道了。”
“那样合适吗？”
“警察委员会极为合适。它会加快事情的办理进程。”
“我明白。我们在——会面。”
“我知道。”
“我明白。晚安。”
圣-约斯特不停地在挪腾双脚。“罗伯斯庇尔，人家在指望着你呢。委员会会等你。”
“我希望他们不会，”罗伯斯庇尔说。“我希望，他们会处理这件事。不应该等任何人。没有人是不可或缺的。”不过他还是听了进去。
“此人不值得信赖，”圣-约斯特说。“他是个善于演戏的家伙。他是个歇斯底里的家伙。我毫不怀疑，这场阴谋是他太活跃的想象中的一块遮羞布。”
“他是丹东的朋友，一个经过证明了的爱国者，”罗伯斯庇尔厉声地纠正道。“他是伟大诗人。”他们边走，他边沉思。“我倾向于相信他说的话。他脸色非常苍白，而且他的长筒望远镜不见了。”
这好像，这好像完全过于令人相信了。他紧张、安静、一动不动，他双手手掌朝下，放在桌上，罗伯斯庇尔负责盘问工作。他从桌子的一个角落挪到一处直接面对法布尔的地方，快速挪动的委员会人员笨手笨脚地把椅子拿开，不要挡了他的路；此刻，他们默默地坐着，同时根据他直觉的节拍在踮着脚。他总是厉声要求法布尔停止。他会记录笔记，然后擦擦他的笔，刻意把它放在一边，他总是把手指头在桌面上摊开，抬头对法布尔瞥去一眼，示意他又该开始了。
法布尔身子摊在椅子上。“什么时候，”他说，“在一个月之内吧，查伯到你那儿说，有一场阴谋，我希望你要记住是谁第一个把这些名字给你的。”
“你，”罗伯斯庇尔说，“竟然盘问他。”
法布尔咽了口唾液。“公民，”他说。“做你理想幻灭的代理人，我感到非常难过。你一定相信这些人当中很多人是坚定的爱国者吧？”
“我？”罗伯斯庇尔抬起头来，带着一丝淡淡的毫无喜悦的微笑。“我的笔记本里已经有了这些外国人的名字。任何人都可以看这些名字。我意识到他们腐败，而且危险，不过你现在跟我说起系统的阴谋，说起皮特那里的钱——你觉得我没有看清，没有比你们任何人看得更加清楚吗？经济屠杀，他们在雅各宾和科德利埃俱乐部里宣扬的极端主义者的政策，亵渎神灵、不堪忍受的对基督教的攻击，这致使善良的人民感到不安，导致了把他们拒绝在新秩序之外——你认为我觉得这些事情毫无联系吗？”
“不，”法布尔说。“不，我本该意识到你会为你自己纠正的。你打算下令逮捕吗？”
“我认为不会。”罗伯斯庇尔朝桌子四周围看看，指望没人反驳。“因为我们现在完全意识到了他们的手腕，我们玩得起让他们忙上一到两个星期、搞得他们自身黔驴技穷这个代价。”他又一次环顾四周。“用这种办法，我们将会发现他们所有的同谋。我们会一次性而且永久性地使革命纯洁。你听够了吧？”一两个人点了点头，他们神情紧张，莫名其妙。“我没有，不过，我们不会占用你更多的时间。”他站了起来，用手指尖一起轻轻地拍着文件。“过来吧，”他对法布尔说。
“过来？”法布尔傻乎乎地说。
罗伯斯庇尔对着门用头示意。法布尔站起来，跟在他后面。他感到身体虚弱，颤颤巍巍的。罗伯斯庇尔拐进了一个小房间，这房间几乎没有家具摆设，非常像在近期骚乱的那天他们占领的那个房间。
“你经常在这儿办公吗？”
“随着形势的要求吧。我喜欢有个私人待的地方。你可以坐下，没有灰尘。”
法布尔看到一帮子锁匠、窗户清洗工、拿扫帚的老太太在清扫公共建筑物的阁楼和单间牢房，好让罗伯斯庇尔有些干净的藏身之地。“把门敞开着，”罗伯斯庇尔说，“作为防止有人偷听的谨慎措施。”他把笔记随手扔在桌上；法布尔心想，那是一个学来的姿势，他从卡米尔那儿学到的。“你好像紧张不安，”罗伯斯庇尔说。
“什么——我的意思是，你还有什么更多的情况要告诉我吗？”
“只是你喜欢的内容。”罗伯斯庇尔在顺水推舟。“我们现在可以把一些并不重要的方面澄清一下。弗雷兄弟们的真名。”
“伊曼努尔·杜布鲁斯卡。西格蒙·戈特雷。”
“他们改名换姓，我不感到惊讶，你呢？”
“你为什么不在别人面前问我？”
罗伯斯庇尔没有搭理他。“这个叫普鲁尼的人，埃罗的秘书，我们在雅各宾经常见到他。有些人说，他是奥地利总理考尼兹的私生子。这是真的吗？”
“是啊。噢，完全有可能。”
“埃罗是个异类。他出身贵族，可他从来没有遭到埃贝尔的攻击。”埃罗，法布尔心想：之后，他的思绪便飘回到德·伏伊咖啡馆去了。这些日子好像它习惯于这样了。他一直从他最近的作品中——奥古斯塔在意大利人中正在气息奄奄——给他朗读材料，过后进来了这么一个身高马大、样子粗粗的男孩，硬生生地穿着一套律师的黑色套装，十年前，他在大街上曾给此人画过肖像。现在这个男孩已经养成上流阶层才有的说话带拖腔的风格，而且他谈到过埃罗——“他的长相无可挑剔，他见多识广，皇宫中所有的女士都在追他”——在丹东的身边，他向来就是这么个眼睛大、古里古怪、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此人证明是半个城市婚外恋情的兴趣中心。这些年过去了……万变不离其宗啊[2]……“法布尔，我的话你听懂了吗？”罗伯斯庇尔说。
“哦，很是如此。”
罗伯斯庇尔身体前倾，把手指头交织在一起，成了辫状。法布尔从1787年和1788年的深深回忆之中被人拽了上来，开始出汗。他听到罗伯斯庇尔在说什么，他的话足以令他热血变凉。“因为埃罗从来没有受到埃贝尔的攻击，我觉得他们之间一定有一种共同联盟。埃贝尔的人不仅仅是受到误导蒙蔽的狂徒——他们和你所谴责的所有这些外国分子有接触有联系。他们的暴力言语和行动目标就是制造恐惧和憎恨。他们开始使革命显得好像荒唐可笑，开始着手摧毁革命的可信度了。”
“是啊，”法布尔朝别处看去。“这一点我懂。”
“与这一起齐头并进的是妄图使伟大的爱国者威信扫地。比如说，有关丹东的指控。”
“这再清楚不过了。”法布尔说。
“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这样的阴谋家居然会接近你呢。”
法布尔好奇而又郁闷地摇摇头：“在山岳派人的心中，他们已经获得一些成功。我认为成功激励了他们。查伯、朱利安……所有被信赖的人。自然，一旦这些人遭到审查，他们就会声称我卷入其中，难脱其责。”
“我们给你的命令，”罗伯斯庇尔把他的指尖合在一起，“就是仔细监视你所指名道姓的那些人——特别是你所怀疑的犯有经济罪行的那些人。”
“好，”法布尔说。“嗯——谁的命令呢？”
罗伯斯庇尔抬起头来，一副惊诧的样子。“委员会的命令。”
“肯定。我本应该知道你代表所有人讲话的。”法布尔把身子朝前倾了倾。“公民，我恳求你不要因为查伯说了什么而上当受骗。他和他的朋友们都非常能言善辩，以假乱真。”
“你觉得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是吗，法布尔？”
“对不起。”
“你现在可以走了。”
“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到下个月，你会看到一切都会水落石出。”
罗伯斯庇尔手一挥，和神化的暴君一样，自私地、不容置疑地把他打发走了。门外面，法布尔掏出一条丝绸手帕，在脸上轻轻地点了点。这是他一生中最不开心的一个上午——假如你除去1777年那个上午，那时，他被宣判处以绞刑——然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个上午比起他原先想象的要更轻松。罗伯斯庇尔接受了每条建议，仿佛他们只是确认他已经得出的结论似的。“这个外国的阴谋诡计啊，”他一直不停地在说。显然，他对政治感兴趣，对东印度公司几乎压根儿就了无兴趣。如他所预测，这件事情会有结果吗？哦，会有的：因为你可以依靠埃贝尔胡言乱语，依靠查伯欺骗、撒谎、偷盗，依靠肖美特骚扰神父、关闭教堂——现在，每次他们讲话，他们都会从他们自己的嘴里冒出谴责他们自己的话语；他把所有这些独立的线索看成是捻成一团的阴谋，不过，谁知道呢，也许他们就是，也许他们就是吧。他怀疑埃贝尔，这真是一件遗憾的事。我可以告诫他，不过有何用处呢？不管怎么说，对于这些旧政权之下的人而言，生活就是如此凶险难料，也许，他活在世上的时日已经屈指可数了。
主要的事情就是——他信任丹东。我是丹东的人。所以，也许，我已经为自己澄清了。通过告诉他他想要听的话这个办法。
圣-约斯特看到他的时候笑了笑。“罗伯斯庇尔在里面那儿吗？”
“是的，是的，我刚从他那儿过来。”
圣-约斯特侧肩从他身边过去。他只好贴着墙站直。“把门敞着作为防止有人偷听的谨慎措施，”他大喊道。圣-约斯特在他身后嘭的一声把门关上。法布尔开始哼起调子。他正在加工一部名叫《橘色的马耳他人》的新戏，突然，他脑子里出现一个念头，他可以把这出戏改成一部歌剧。
房间里面，罗伯斯庇尔抬起头来。“我原以为你在为边界之行准备呢？”
“明天。”
“你觉得怎么样？”
“法布尔的阴谋诡计？这与你所有预先考虑的想法吻合。我纳闷他是不是知道了这个情况？”
罗伯斯庇尔忿怒了。“你对此产生怀疑了？”
“为了消灭我们当中的外国人和投机倒把分子，还有埃贝尔派的人，”圣-约斯特说，“任何借口都行。只要你记住法布尔本人不可能被免除指责就行。”
“所以你不信任他。”
圣-约斯特大笑；笑得跟他以前笑的程度一样厉害。“这家伙是个欺骗老手。你明白，他为了纪念从图卢兹学院获得的一次文学奖，自称是‘德·伊格朗汀’吗？”罗伯斯庇尔点点头。“在他声称获得这个大奖的那一年，什么奖项都没颁发过。”
“我明白了。”罗伯斯庇尔把目光移开：含蓄地、偷偷地、朝旁边瞥了一眼。“你不可能搞错。”
圣-约斯特脸红了。“当然不会。我已经调查过。我已经核查过相关记录。”
“毫无疑问，”罗伯斯庇尔温和地说，“他原以为他该拿到这个大奖。毫无疑问，他认为他受骗了。”
“此人把他的整个人生都建立在谎言之上。”
“或许更多的是自欺吧。”罗伯斯庇尔淡淡一笑。“毕竟，虽然我说了这么多，他不是一个伟大诗人。只是一名平庸诗人。这倒是小事，圣-约斯特。你在这方面浪费了多少时间？”得意感从圣-约斯特的脸上一下子就抹掉了。“你知道，”罗伯斯庇尔继续说，“我本人也想得到这些文学奖项当中的某项大奖，某个出类拔萃的、不是地方性质的大奖，在图卢兹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不过，那些奖项都是旧政权之下的做法。”圣-约斯特听上去受到了伤害。“这政权已被打倒，完蛋了。这项大奖出自革命之前。”
“你知道，有过这么一段时间。”
“你和旧政权时期的举止方式和外表结合得太多。”
“这，”罗伯斯庇尔说，“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嘛。”
圣-约斯特看上去好像情愿要退却下去。罗伯斯庇尔突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他个子比他也许要矮个六英寸。“你想要取代我，换上一个革命更加彻底的人吗？”
“我抗议，我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感觉你要取代我。”
“弄错了吧。”
“如果你妄想取代我，我将在这场阴谋之中把你的份儿找出来，我将在国民大会要你的人头。”
圣-约斯特扬了扬眉头。“你被蒙骗了，”他说。“我要到部队去了。”
就在他从房间跌跌撞撞出去的时候，罗伯斯庇尔的声音传到了他那儿：“关于法布尔的大奖，我知道很多年了。卡米尔告诉过我。为此我们大笑过。这件事情重要吗？我是唯一知道什么重要的人吗？我该是唯一做事平衡周全的人吗？”
马克西米连·罗伯斯庇尔这样写道：
“在过去两年当中，作为叛国和怯弱之后果，已有十万人遭到杀害；正是我们对叛徒采取了软弱无力的态度，才导致我们前功尽弃。”
司法广场：“堂弟，你好像不开心嘛，”卡米尔说。
福奎尔-汀威尔耸肩。他那黑黝黝的脸已经变成了病态一般。“我们在法庭上待了十八个小时。昨天我们上午八点开始，夜里十一点才结束。真累人。”
“想象一下当囚犯是什么滋味儿吧。”
“那我真的无法想象了，”检察官实事求是地说。“今晚天气不错吗？”他问道。“我可以呼吸新鲜空气了。”
对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根据死刑指控来审判女人，他毫无感觉了；可是，对于审判在某些人头脑里提出的一些问题，他却真敏感。断头台赋予要死的人一些尊严；考验往往事先来临。他喜欢身体条件更好的囚犯，他不喜欢这个家伙，邋里邋遢的，还需要医生照顾。他安排过一个人站在一边，为她取过很多杯水，可到目前为止，既不需要水，也不需要有味儿的盐。眼下时间已经过了午夜，正在休息的陪审团在这个时刻不大可能为他们的裁决感到痛苦不安。
“昨天，埃贝尔，”他突然说。“乱得一团糟。他跟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为什么非要叫他，天知道。我为我的工作感到自豪。我是个有家室的人，我不想听到那一类事。这个女人在回答的时候表现出了尊严。她从众人那里获得了同情。”
昨天埃贝尔宣称，除了她的其他罪过之外，这个女囚犯还性虐待她九岁的儿子；她把他带到她旁边的床上，教他手淫。他的监护人一看到就逮住了他，埃贝尔说，还有——嘟-嘟，你从哪里学会这些行为的？妈妈教会我的，焦躁不安、受到惊吓的小男孩说。埃贝尔从文件证据上引证，这孩子无忧无虑地签署了有关申明。这孩子的笔迹，是古老的、摇摆不定的笔迹，倒是让公民福奎尔感到了一阵不安。“大家自己都有孩子，”他嘟囔道。公民罗伯斯庇尔何止是嘟囔。“那个蠢蛋埃贝尔！”他勃然大怒地说。“我们一生一世，遇到过把不大可能成立的指控摆到法庭上这事儿吗？如果靠这样做，他还能救下那个女人。”
我感到好奇，福奎尔心想，公民罗伯斯庇尔在入行执业的时候，属于什么类型的律师呢？我笃定，是一颗滴血的心。
他正转身面对他堂兄，就在此时，庭长赫尔曼从黑暗中穿过大厅，走进了一摊烛光里，出现了。烛光照在律师们的身上，照在那位囚犯的椅子上，还有证人站立的空白地带。庭长竖起一只手指，示意福奎尔跟他走。
“要跟肖沃-拉嘎尔德说句话，”福奎尔说。“可怜的魔鬼啊，他也为马拉的女儿辩护。我猜测他的职业生涯什么时候要恢复了。”
拉嘎尔德抬起头。“卡米尔，你在这儿干什么？如果我能在其他什么地方，我是不会在这儿的。”但是，见到他，他还是感到高兴。他对拼命要跟他的客户讲话感到厌烦。她没来。
“我应该在别的什么地方吗？我们中间有些人为了这一天等了很久。”
“是啊——噢，假如这样适合你。”
“我应该认为，看到叛国受惩，这适合我们所有人呀。”
“你是在预先判定。陪审团已经出去了。”
“共和国会输掉这场官司，这不可能，”卡米尔说。他笑了笑。“他们确实把所有最好的工作都给了你，是吗？”
“在巴黎，没有律师比我再有更多的为了不可能的官司进行辩护的经验了。”拉嘎尔德，二十八岁；他想方设法粉饰事情。“我请求宽恕，”他说。“我还能做什么呢？她被指控有现在的身份。她被指控还活在世上。这些指控没法辩护。即便有一个星期天晚上，他们指控我，说，明天上午你到法庭来受审。我向你堂弟要了三天时间。没有机会。她丈夫受审的时候，那些都是更为悠闲的时候。她去接受死刑的时候，要坐在囚车里面。”
“我认为，封闭马车某种程度上说并不民主。这是一件人民有权要看到的事。”
拉嘎尔德从侧面看着他。“在你们那个地方，他们养育的都是难以对付的畜生啊。”不过人家可能理解他们，他心想，人家可能觉得他们相当令人放心——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标志——面无表情的福奎尔，律师的律师，还有给了他这份工作、身居高位、性格捉摸不定的亲戚。大家会觉得，对于某些共和国公务员来说，他们更受人喜爱，更受埃贝尔的喜爱，他嘴上说的是下流话，皮肤白得像蛆子一般。在昨天的会议期间，有好几回，他感到身体有病。
“我知道你在考虑谁，”卡米尔说。“一般而言，人的表情从人们脸上划过。我怀疑，埃贝尔已经把他的爪子放在战争办公室的钱上面了，假如我有证据，他将要成为你们的下一个大客户。”
福奎尔匆忙赶了过去。“陪审团要回来了，”他说。“拉嘎尔德，我提前表示我的恻隐之心。”
囚犯由人扶着，走过了大厅，坐到了她的椅子上。有一会儿，她身处黑暗之中；之后，灯光照在她满是皱纹、被打得皮开肉绽的脸上。
“她好像年纪不小，”卡米尔说。“她好像看不清楚她朝哪里走了。我不知道她的视力是这么糟糕。”
“虽然毫无疑问，”检察官说。“那可不能怪我，”他带有先见之明地补充道，“我死的时候，人民将为此怪我。请原谅，堂兄。”
裁决结果毫无异议。赫尔曼把身子向前倾了倾，问囚犯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说。这位昔日的法兰西王后摇摇头。她的手指头在椅子的扶手上不耐烦地移动。赫尔曼宣布死刑判决。
整个法庭里的人全都站立起来。卫兵们上前把囚犯带了出去。福奎尔没有看她离开。他堂兄赶忙过来，帮他理了理他的一堆文件。“明天轻松了，”福奎尔说。“喏，拿着这些东西。某种程度上，你觉得检察官要有个文书。”
赫尔曼朝卡米尔礼貌地点点头，福奎尔向庭长说了声晚安，道别了。卡米尔的眼睛还在看着卡佩的遗孀蹑手蹑脚地退场。“真的，为了到达我们野心的巅峰，这好像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把某个无趣无味的女人的头砍掉而已。”
“我发誓，卡米尔，你变了。我压根儿不知道你为这个奥地利人说过好话。嘿。我通常在公家马车上保持我的尊严，可我需要呼吸空气啊。除非你向罗伯斯庇尔汇报？”
他们一起出现在大庭广众场合的时候，他向来为自己的堂兄而感到自豪。尤其是他看到他跟丹东在一起的时候，他注意到他们两人知道的那些私人暗示，笑话，斜眼看人，还有，他常常看到，丹东健壮的胳膊搂着他堂兄，要么，在某个深夜的公共大会上，看到他堂兄闭着他那双充满危险的眼睛，舒适地斜靠在丹东的肩膀上。当然，跟罗伯斯庇尔在一起的时候，样子就不是那样了。罗伯斯庇尔几乎从未碰过任何人。他的脸总是一副疏远的、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可是卡米尔却可以在这张脸上弄出一副生动的、和蔼慈祥的表情来；他们有共同记忆，也可能有两人之间的笑话。人们说，他们看到卡米尔使罗伯斯庇尔大笑过，尽管这话感觉像是异端邪说。
此刻，他的堂兄摇摇头。“罗伯斯庇尔现在总是睡着的样子。除非委员会还在开会。样子不像你有输掉的可能，是吗？”
“上帝禁止。”福奎尔把自己的手臂放到他堂兄的手臂中，然后他们出去，走进带霜的凌晨三四点钟的光景。一位警察向他们敬礼。“下一个大客户就是布利索，还有我们已经成功抓获的那帮人。我所有的指控都是根据你所写的东西进行的，你的《秘史》，还有，在你与他在赌博官司问题上争吵之后撰写的有关布利索的另一篇文章。好材料啊：如果你不介意，我会把你的一些表达升华一下。我希望你要在法庭上接受你的荣誉。”
现在回想一下那些后巴士底狱的岁月吧：布利索在卡米尔的办公室内，坐在他的办公桌上。戴洛瓦妮咔嚓咔嚓地进来，在他干巴巴的面颊上植下一个大大的吻。他是我朋友，卡米尔心想；接着就来了那场赌博官司，接着我们就在突然间变成了对立面，他把这场官司当成了个人之间的恩怨；我受不了批评。关于他自己，他清楚这一切；他要么是大发雷霆，要么就是置之不理，他是有点儿生气，或者，或者什么呢？“安东尼，”他对他堂弟说，“我好想知道全部的进攻形式。不过，我好像对防御形式根本一无所知。”
“喏，现在，”检察官说。他丝毫也不清楚他堂兄在说什么，不过那不是什么新鲜事儿。他伸出一只手，摸了摸他堂兄的头发。卡米尔把头猛地甩开，好像被黄蜂蜇了一下。福奎尔平静地接受了。此时他兴致不错——这桩案子全部结束，他答应要给自己买瓶葡萄酒的，现在正盼望着它呢；在审理大案子期间，他尽量不喝酒。可是他感觉到，要么是睡眠躲开他：要么就是回忆起很多噩梦。或许，他堂兄，他真的跟他在一起的时间太少了，想不睡觉，要唠叨唠叨呢。对于两个从省里来的男孩而言，他心想，这些日子，我们都干得分外出色呵。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钟过后不久，亨利·桑松为行刑做了些准备，然后走进她的牢房。他就是杀了她丈夫的那个人的儿子。她穿了件白外套，披了块淡色披肩，穿了双黑色长筒袜，还有一双紫色高跟鞋，这双鞋是她在坐牢期间小心翼翼保存下来的。刽子手把她双手捆到了背后，把她的头发剪了，据她女佣说，她觉得要把头发“向上高高地挽起”去见法官和陪审团才合适。她一点都没动弹，桑松不允许钢刀碰到她的颈子。几秒钟之内，多么长的披肩发啊，曾经是蜜一般的色彩，现在却是斑斑点点，粗糙不堪，灰蒙蒙的，躺在监牢的地上了。他把头发捋好，准备烧掉。
死囚押送车在院子里等候着。这是一辆普通的手推车，曾经用来装载木头，现在横在车上的是些厚厚的木板，当座位用了。她一看到押送囚车，便失去了从容。她害怕得张大了嘴巴，不过没有喊出声音来。她请刽子手把她双手松开一会儿，就在他把手松开的那个时候，她蹲在角落处，在一堵墙边上小了便。她双手重又被捆好，之后，人被推进了囚车。在被剪光了的头发和那顶寻常的白帽子下面，她那双疲倦的眼睛在从她四周人们的脸上寻求怜悯。通往刑场的路程持续了一个小时。她没说话。她踩上台阶的时候，那些花钱雇来的冷漠之手使她保持住身体平衡。她身子开始打颤，四肢感到无力。她在两眼什么也看不到的惊恐状态之中，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先生，对不起，”她低声说。“我不是故意那样的。”正午过去了几分钟，她便身首分离了：“这是巴雷·杜彻斯尼体验过的所有快乐之中最大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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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兰西共和历的一月，相当于公历9月22日、23日或24日至10月21日、22日或23日。
[2] 原文为法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