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爵到访（1793）
两位君主都死了，男暴君和女暴君。你会认为，要有一种自由的感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感觉了；露西尔发现，她并没有这种感觉。有关王后最后几个小时的具体情况，她已催问过卡米尔，因为她迫切地想要知道，她与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是不是匹配相称；不过他似乎不情愿说起这事儿。最后，如她非常熟悉的一样，他说，什么都不能吸引他亲临行刑现场。她说，你真是个伪君子。你应该去目睹你的行为导致的后果。他凝视着她。我知道人是怎么死的，他说。他朝她行了一个旧政权时代的鞠躬，非常令人反感，也非常具有讽刺意味，之后便拿了帽子出去了。他很少跟她吵架，不过他用神秘兮兮的销声匿迹来报复他本人，销声匿迹持续的时间在十分钟与几天之间。
在这个小时之内他回来了：他们能办一场晚餐聚会吗？通知说得非常优雅大度，让莱特酸溜溜地说。不过呢，要是你有钱，又晓得到哪儿买东西，数量充足、质量上好的食品总能够买到的。卡米尔又不见了，还是外出买东西的让莱特弄清了到底要庆贺什么；那天下午，国民大会已经听到，奥地利人在瓦缇尼斯一场旷日持久的血腥战役中被打败了。
所以，那天晚上，为了最新的这场胜利、为了最新的指挥官，他们这才畅饮举杯。他们谈到抗击位于旺代的叛乱分子的进展，还谈到了抗击在里昂和波尔多叛军的成功。“在我看来，好像共和国正在无比地繁荣昌盛，”她对埃罗说。
“消息是蛮好，是的。”不过，他皱了皱眉头。他在忙碌着；他已经要求委员会在圣-约斯特之后把他派到阿尔萨斯去，现在他很快就要离开，也许就在明天。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她问他。“少了你，我们将会觉得无聊。你今晚能来我真高兴。我原以为你会在委员会工作不来的呢。”
“这些日子，我对他们来说还有一点用场。有关情况，他们能不告诉我就不告诉我。我从报纸上获悉的情况倒是更多。”
“他们再也不信任你了？”她吃了一惊。“出了什么事？”
“问问你丈夫吧。他有不可腐蚀之人的耳朵。”过了几分钟之后，他起身，感谢他，然后解释说，最后时刻的准备已经做好。卡米尔站起来，亲亲埃罗的面颊。“很快回来。我居然这么特别地想念我们之间定期交换遮遮掩掩骂人的话呢。”
“我猜测很快就要这样了。”埃罗的声音变得紧张起来。“起码，在边界，我可以做些有益的工作。我可以看到敌人，知道他们是谁。巴黎现在正成为一块供捡垃圾之人待的地方。”
“我道歉，”卡米尔说。“我能看得出我在浪费你的时间。我能收回我的亲吻吗？”
“我发誓，”有人懒洋洋地说，“如果你们两人将来一起上了断头台，你们将会为了谁先谁后争吵不休的。”
“哦，我觉得我应该占上风，”卡米尔说。“虽然我无法想象断头台放在哪一边。我的堂弟决定行刑顺序嘛。”
有一阵哽咽的声音，有人把酒杯重重地放下。法布尔盯着他们看看，脸涨得通红的。“这可不是好玩的事，”他说。“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最坏品味，甚至连好玩都谈不上。”
一阵沉默，就在这一段时间的沉默当中，埃罗撂下了几句话再见了。他走了之后，谈话重新开始，由法布尔起头，有勉强的喜乐气氛。聚会早早地结束了。后来，躺在床上，露西尔问，“出了什么事？我们的聚会从来没有这么失败过，从来没有。”
“哦，”卡米尔说，“毫无疑问，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文明终结。”接着他补充说，“大概是因为丹东不在吧。”他从她那边翻身，可是她知道，他躺着，并没睡着，他在谛听夜间这座城市的各种声音：黑眸子直视着墨一般的黑暗。
第二天，她拜访了艾蕾奥洛莉。假如艾蕾奥诺莉真是罗伯斯庇尔的情人，拜访一点也不会使她更开心，一定再也不会优雅大方。她把谈话转移到卡米尔身上并不傻。
“他呀，”她厌恶地说，“能让马克西做每一件他要他做的事，除他之外，再也没有旁人能让他做他们要他做的事了。他就是向来非常彬彬有礼，而且忙碌。”她把身子前倾，想要把她的痛苦诉说一通。“他起得早，处理来信。然后就去国民大会。到杜伊勒利宫，交涉委员会的一些事务。然后再到雅各宾派俱乐部。夜里十点钟委员会开会。到第二天天亮之前他才回家。”
“他把自己压得非常紧。可是你指望什么呢？他就是这么种人。”
“他永远不会娶我。他说，只要眼下的危机一结束。可这场危机永远不会结束。露西尔，危机会结束的，是吗？”
几个星期之前，在大街上露西尔和她母亲见到了安妮·戴洛瓦妮。她们彼此都发愣了一会儿，才互相辨认出来。戴洛瓦妮美貌不再了。她瘦；脸干瘪下去，仿佛掉了一些牙齿。她打她们身边经过；眼里闪烁着什么，可她没吭声。露西尔觉得她可怜兮兮的——这个时代的受害者啊。“现在没有人会觉得她有姿色了，”安莱特说。她笑了。她最近几年的生日，用她的话说，已经平安无事地度过。绝大多数男人还饶有兴致拿眼瞅她呢。
又有一回，她在几个下午都见到了卡米尔。现在他经常远离国民大会。蒙塔纳德派的很多人因为有事没有参加大会；许多右翼代表，那些投票反对国王死刑的人已经放弃他们的公职，从巴黎逃走。七十多个代表署名抗议关于开除布利索、维尼奥德，还有其他人的决定。他们现在被关在监牢，只有罗伯斯庇尔手下几个做事尽职的人才使他们没有落到法庭手中。佛朗索瓦·罗伯特处于斯文扫地的状态，菲利普·艾佳力岱在等待审判；考洛特·德·艾尔博瓦身在里昂惩治叛军；丹东在享受乡下的空气；圣-约斯特，还有巴蓓特的丈夫，菲利普·勒巴，正和部队在一起；委员会的工作负担常常使罗伯斯庇尔困在杜伊勒利宫。卡米尔和法布尔对于计算空荡荡的职位已经感到厌倦。没有什么人，他们非常喜欢，他们也不大想用高调把别人镇住。因为马拉已经去世。
晚餐聚会过去了几天，戴洛瓦妮在科德利埃大街上露面了。她衣服披在身上；看上去没有洗澡，神情有些绝望。“我要见卡米尔，”她说。她养成了说话的时候把脸从你那边转开的习惯，仿佛她在进行一场私人独白似的，你没法插进她的独白中。卡米尔听到了她的声音；他一直坐着，无所事事地在发愣。“噢，我的天，”他说，“你已经堕落。如果这就是你在女性美方面所能做到的，那么我觉得我更喜欢你从前的样子。”
“你的样子依然优雅，”戴洛瓦妮边说边朝墙上看。“那是什么？那个雕刻画？那个女人打算把她的头让别人砍掉。”
“那是玛利亚·斯图亚特，我妻子钟爱的历史人物。”
“多奇怪啊，”她没有声调地说。
“坐下，”露西尔说。“你想来点什么？喝点暖和的东西吗？”她满心满肺都是对她的怜悯；应该有人喂她吃的，给她梳头，告诉卡米尔别用那副样子跟她说话。“你情愿我离开你这儿？”
“不，没关系。你想在这儿，就在这儿。或者走。我不在乎。”
她慢慢走到光线更好的地方时，露西尔看到了她脸上的块块疤痕。几个月前，她知道，她在大街上遭到一帮女人的暴打。她经受了多少痛苦啊，露西尔心想；上帝保护了我。她喉咙一紧。
“我想要的东西费不了多长时间。”戴洛瓦妮说。“你知道我的想法，是吗？”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卡米尔说。
“你知道我赞成哪一方。布利索的人本周要接受审判。我就是他们其中的一位，布利索的人。”她的声音里没有丝毫激情。“我相信他们所代表的东西，他们已经努力要做的事情。我不喜欢你的政治，我不喜欢罗伯斯庇尔的政治。”
“就这个？这就是你到这儿来的目的？”
“我要你去，立刻就去选区委员训斥我呀。我会跟你一起去的。我不会否认你针对我说的那些话。我会完全重复我刚才说过的话。”
露西尔：“安妮，你怎么啦？”
“她要寻死，”卡米尔说。他笑了。
“是的，”她用同样低声无力的声音说。“我确实要寻死。”
露西尔从房间这边走到她那边。戴洛瓦妮把她的手推开，卡米尔朝她凶巴巴地看了一眼。她一边坐回，一边从这个人看到那个人。
“这容易，”卡米尔说。“你到大街上去，高呼‘国王万岁’就可以了。他们会立刻把你逮起来。”
安妮抬起一只瘦骨嶙峋的手，摸了摸眉毛。一块白色的印记表明，那里的皮肉曾被打得开裂过。“我做了一个演讲，”她说。“就出了这档子事。他们用鞭子抽我。他们朝我肚子上踢，还用脚踏在我身上。我本以为我当时就完蛋了。可是当时死的方式真是痛苦啊。”
“到河里试试，”卡米尔说。
“训斥我。让我们现在就到选区去。这样做，你会感到高兴。你想报仇雪恨。”
“是的，”他说。“我确实想报仇雪恨，可你为什么居然得到了文明终结的好处呢？我也许讨厌布利索的人，可是他们不该把他们的名字与像你这样的混蛋扯在一块儿呀。不，戴洛瓦妮，你可以死在大街上——像路易·苏鲁那样。你在哪里找到那条大街，你就可以在哪里死去，从不管是谁那里把死亡的消息传出去。我希望你等上好长时间。”
她的表情没有变化。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眼睛扫过地毯之后，她说，“我求你。”
“滚开，”卡米尔说。
她点头。她的脸避开了，戴洛瓦妮步态吃力而又缓慢地朝门口走去。露西尔大声喊她回头。“她打算去寻死。”傻乎乎地，她在她后面用手指着，好像是为了使自己的意思清楚似的。
“哦，她没有，”卡米尔说。
“哦，你真是缺德，”露西尔低声地说。“假如有地狱，你会在里面被烧死的。”门关上。她匆匆地穿过房间。她想要打伤他，让他心里受伤，好弥补从屋里出去、走进雨中的那个幽灵一般的人。他表情冷淡，抓住了她的手腕，把她制服了。她整个身体都在颤抖，眼泪奔涌出来，泪流满面。“对不起，”她说。“你不可能干她所说的事，这真是荒唐啊，可是一定有法子帮她，让她想活下去吗？大家一定要活下去才行哪。”
“这不对。每天远离大街的地方都有人加入进去。他们等待巡逻的队伍过来，然后，他们高声呼喊，要太子或者要罗伯斯庇尔把头砍掉。有很多死亡在等待着。她不过是非得选择死亡罢了。”
她把自己从他手中挣开，跑进了卧室，嘭地把门关上。她胸口起伏不定，心脏往上直跳，咚咚地蹦到了喉咙。有朝一日，这些墙壁会因为我们的脑子里和身体里所有拼死拼活的激情断裂的，有朝一日，这屋子会倒塌。会有土壤、尸骨和野草，为了弄清楚我们曾经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将会阅读我们的日记。
雾月[1]9号，司法大厅。布利索显得苍老多了。他更像纸一般，佝偻着身子，两侧的鬓毛已经退得更远。德·希勒雷显得老态龙钟了；眼下，他昔日赌博的热情到哪里去了呢？他不会在这件事的结果上打赌；这是铁定了的事。只是，有时候，他纳闷，他怎么会变成一个布利索派的人呢。他应该坐在菲利普身边；菲利普，这个幸运的恶魔，还有一个星期的活命时间。
他把身子朝前倾。“布利索，你还记得吗？我们都是卡米尔的婚礼证人。”
“我们也是，”布利索说。“不过，那时候，你知道，罗伯斯庇尔也是。”
维尼奥德，向来对自己的衣着不拘小节，今晚却是纤尘不染，好像要显示囚禁和审判不会摧垮他的精神似的。他脸上谨慎地不带任何表情；他不会露出蛛丝马迹，也不会让折磨他的人获得丝毫的得意。今晚布卓在哪儿呢？公民罗兰在哪儿呢？裴迪昂在哪儿呢？是活着，还是死了？
时钟敲响了十点一刻。外面一片漆黑，下着雨。陪审团回来了；旋即，他们被法庭的官员们包围了。公民福奎尔，他的堂兄跟他一起，从大理石地上轻松地走过，进入了灯光之中；有二十二个裁决将要宣布，二十二个死刑将要宣读，之后，他才能回家吃上一顿迟到的饭，喝上一瓶葡萄酒。
他堂兄卡米尔的脸色非常苍白；他声音颤抖，感到忐忑不安。六天了，他，福奎尔，一直在陪审团引用他堂兄的断言，对联邦主义派的合谋进行指控，对君主派的阴谋诡计进行指控。偶尔，某个著名的表达掉落到他们耳朵上的时候，所有的被告如同个人一般便转身看看卡米尔。他们的样子俨然早就排练过似的；毫无疑问，他们已经排练过了。这真是一个负担，福奎尔觉得。他已经预定好囚车；一旦有了二十二个被告，你就得当心这些细节问题。
福奎尔在想，此番场景具有某种戏剧性的特征，或者具备了让艺术家泼墨的元素；瓷砖的黑白颜色，蜡烛光芒的闪耀，遍地都是三色的光怪陆离。烛光触摸到他堂兄的脸了；他拿了张椅子。陪审团领头的站了起来。一个文员从一件文档中轻轻地弹出一扎死亡宣判书。在检察官后面，有人低语说，“卡米尔，怎么啦？”
突然，从被告队列中传来了一声尖利的呼叫。被告人跳了起来，卫兵们把他们团团包围，法庭官员扔下文件，急忙从座位上攀爬。其中一名被告，名叫查尔斯·瓦拉宅，从他凳子上朝后滑倒了。人群中妇女那边传来了喊叫声，她们奔将过去，要看一看出了什么事；卫兵们拼命地要拦住旁观者。
“这是怎样的结束方式啊，”一位陪审团的成员说。
维尼奥德，脸上依然没有表情，朝雷阿迪医生示意其中的一个被告。雷阿迪跪在摔倒的人身边。他手举一把长长的匕首，一直到匕首的手柄那儿都是血淋淋的。检察官很快从他手中夺走匕首。“针对这种情形，我要说几句话，”福奎尔埋怨道。“他也许是拿匕首冲我来的。”
布利索坐着，身子松垮垮地向前，下巴抵在胸口上。现在，瓦拉宅的鲜血在黑白瓷砖上拖了一道猩红色的印记。有一块地方被清理好了。瓦拉宅显得细细小小的，已经彻底死了，两个宪兵过来收尸，把他抬走。
这场戏剧还没有结束。公民德穆兰正试图走出法庭的时候，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跌倒在地，不省人事。
雾月17号：以公民艾佳力岱而闻名的菲利普被执行死刑。吃最后一顿饭的时候，他吃了两块大肉，许多牡蛎，喝了好大一瓶波尔多葡萄酒的大部分。为了走上断头台，他穿了件白色的凸纹马甲，绿色长袍外套，还有黄色鹿皮裤：很有英国风格。“好了，我的好伙计，”他对桑松说，“让我们赶紧完事，好吗？”
行刑者。自从恐怖状态开始实施以来，他的行政费用一直以惊人的速度在飙升。他要从自己的工资中支付七个人的开支，很快，他要一天雇用十二辆手推车。之前，他雇用两个助手和一辆车便可对付过去。他能给出的那种价钱不会吸引人家来干这种活计。为了捆绑他的客户，他只好自掏腰包，买绳子，后来，自己垫钱去买那些大柳条篮，用来收尸。起初，他们觉得砍头会是个有油水可捞的干净行当，不过，一旦你在一天当中有了二十个或许三十个人头要砍的时候，规模问题便来了。那些当权的人明白，哪怕就是一个被砍掉头颅的人身上要流出多少血呢？血把一切都给糟蹋了，把东西腐烂掉，尤其是他的衣服。下面的人没有意识到，可是，他有时候被血喷得浑身都是，一直喷到他的膝盖上。
这可是一件重活计。如果你遇到一个人，他已经事先想好自己寻死，他可能会成为麻烦，也许，服了毒药，突然倒地，或者失血，之后，你会弯腰弯背，尽量把他拉到铡刀下面的位置上。最近，公民福奎尔坚持说，他们砍了一个尸体，大家都觉得做了许多不必要的工作。还有，要砍死残疾人或者畸形人，也是个麻烦；你不出大汗，不喘大气，就没办法把他们绑在厚木板上，之后，观望的人群（但是他们不会看到很多）感到无聊乏味，便开始发出嘶嘶的声音或者吵着要轰你下台。与此同时，排队的队伍越来越长，站在队伍最后头的人变得更加不耐烦，开始大声喊叫或者昏倒。如果所有的客户都年轻，又是男的，身体壮实而且健康，他遇到的问题要少一些，不过，他们当中归到这一类的人是少之又少，这真让人感到惊讶。住在附近的公民们抱怨，他没有撒下足够数量的锯木屑把血污吸干，而且抱怨味道极其难闻。机器本身安静、高效、可靠；可是，不消说，他得掏钱请人把铡刀磨得锋利呀。
他正在努力使这项操作尽可能地高效，提高操作速度。福奎尔不该抱怨。就拿布利索派来说。二十一人，再加上一具尸体，在三十六分钟之内彻底搞定。他不会抽出一个技艺娴熟的人来计算时间的，不过，他已经让一个态度友好的旁观者拿着表站在了一边：万一他听到有人抱怨。
过去，行刑者受人尊敬。他也受人敬仰过。有一条特别的法律禁止人们用难听的话骂他。有正常的观众过来，看他熟练的活计，他哪怕费上一点力气，他们都会欣赏。人们来到刑场旁观，因为他们要来呀；不过，有些上了年岁的妇女，为了战争在编织着什么，你能看得出她们拿了钱才坐到那里的，而且，她们巴不得马上就走开，然后把好处领尽；国民卫兵们，非要参加，看了几天这样的场面之后，个个恶心得跑开了。
有一回，行刑者请人做了一场特别的弥撒，为死刑犯人的灵魂做超度祈祷；可现在你不可能这么做。他们现在就是一张名单上的数字。在此之前，你感到，死亡还是有差别的；对你的客户而言，这意味着一次特别的个体生命的了结。为了他们，你早早地起身，然后做好祝祷，然后穿得一身红，摆出一脸冰冷的神色，最后为你的外套剪上一朵花戴好。可现在呢，他们像小牛一样，被人家用农用手推车装过来，嘴像牛嘴一样低垂着，目光呆滞，从宣判到被驱赶到刑场，再到死亡，他们被这个速度惊吓得只好任人宰割；这再也不是一门艺术；更像是在屠宰场干活。
“我一边听着隔壁房间里的笑声，一边写下这些话……”
从他们把她带进牢房的第一天起，玛侬就一直在写东西。她非得记录一次申辩，一个信条，一本自传。过了一段时间，她手腕发疼，寒冷中手指头都僵直了，她总想哭。每当她停止写作，任由思绪停留在过去自身而不是思考表达过去的方式时，她便感到，在她的内心敞开了一片巨大的渴望空白：“……我们已经一无所有。”她总是躺在自己监牢的床上，直视着黑暗，有意识地让自己与英雄主义相配。
每天，她盼望着他们过来，告诉她，她丈夫被捕，告诉她，他被控制在某个省里的小镇上，告诉她，他在往巴黎的路上，准备跟她一起经受审判。可是，要是佛朗索瓦-列奥纳德被捕了，怎么办？也许他们根本不会告诉她。这就是小心谨慎的代价，这就是行为端正的代价；他们这么谨慎小心，举止这么善良，结果呢，连她最亲密的朋友都不会认为，布卓与她私人有任何关系。
她住的牢房里一无所有，冷飕飕的，不过还算干净。一日三餐有人送进来给她；可是，她已经决定绝食至死。渐渐地，她减少进食，知道他们会把她带走送到另外一个权当监狱医院的房间。对她来说，坚持的希望是，她会获准在布利索审判的时候去作证；为了这一线希望，她必须坚强，因此她又开始吃饭了。
也许，从一开始，这就是一场诡计？她不知道。虽然审判在进行，但是她已被带进了司法大厅，关在一个侧间，有人看守。然而她根本没有见到被告，根本没有见到法官和（像他们那样的）陪审团。看守她的其中一个人给她带来了瓦拉宅自杀的消息。一个人的死会带动另一个人去死。维尼奥德说起的那个镇定冷静、皮肤光滑、刺死马拉的姑娘究竟是什么人？“她虽然把我们给杀了，但是她教会了我们该如何去死。”
他们推迟了对她本人的审判，也许是因为他们希望抓住罗兰，把他们放在一起经受考验。当然，一个人可能恳求怜悯；可是，她的生命还不值得把她为之而活着的所有理想都牺牲掉。此外，根本就得不到什么怜悯。从丹东那里？从罗伯斯庇尔那里？卡米尔·德穆兰在布利索审判的时候一直处于一反常态的情绪之中。他说过——很多人都听到了，看守她的人告诉过她——“他们都是我朋友，是我写的东西把他们给害死了。”不过，毫无疑问，雅各宾派的人手还没有把他从地板上捞起来的时候，他就已经为之悔恨了。
就在那一天她被转移到门房监狱的时候，她意识到，她会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孩子和丈夫了。单间牢房就在革命法庭所在的大厅下面；这是最后的阶段了，即使罗兰现在被捕，他还没到巴黎的时候，她就会死去。11月8号，也就是雾月18号，根据那个骗子法布尔·德·伊格朗汀的估算，她在法庭上出现了。她穿了白色套装，棕褐色的头发垂下，给它自身采集并积累了那天午后的阳光。福奎尔办事讲究效率。就在同一天晚上，她被五花大绑押进了一辆囚车。凛冽的寒风把她的面颊鞭打出颜色，她在绸缎衣服里面打着寒战。天色越来越暗，不过，她还是见到了在天空衬托之下的那台机器，那个阴森森的刀刃的几何图形。
一位目击证人这样说道：
“罗伯斯庇尔马上慢慢地走上前来……他戴了一副眼镜，眼镜可能是遮住他那病态变形的脸用的。他的话虽然说得慢条斯理，但是稳重而又谨慎。他使用的表达是如此之长，结果，每次当他停顿，向上抬抬眼镜的时候，大家都以为他没什么话要多说了，可是，在他缓缓地、搜索一般地把会议厅每一部分的观众扫视之后，他总是重新调整好眼镜，然后，在他的句子上面再添上更多的表达，原来的句子已经长得无比了。”
如今，每当他在人们的后面出现，他们总是跳将起来，既吃惊又感到负疚。这就像他时常所感觉到的恐惧已经传导给他们了。既然他不是自然而然地步履沉重，他便纳闷，他该做些什么才能给他们提醒呢，咳嗽，猛撞到家具上？他知道，他们还没有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认为他在那里谛听了；之后，他们所有的自我怀疑和叛逆性的半心半意的念头便出现在他们的外表了。
在委员会会议上，他经常一个人默默地坐着；他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他们身上，但是，当他不发表任何评论的时候，他知道他们怀疑他在监视他们，怀疑他在记录什么；他确实这么做过；他记录了很多事情。有时候，他发表看法时，考洛特无趣地反驳他；罗伯特·林德显得非常严肃，好像他对此有保留看法似的。他总是冲着考洛特厉声地斥责，弄得他只好一言不发。这个人到底有什么看法呢，他拥有某种威信，因为他以前就认识他？他的同事们总是互相交换眼神。有时候，他总是从考洛特的公文包里抽出几份文件，抽出一些指挥官们的投诉，说他们的手下得了痢疾或者缺少鞋子，或者他们的马匹快要死于草料匮乏。他总是很快就念完这些文件或者投诉，然后把它们摊在桌子上，像个赌徒在桌子上把手摊开一样，他的眼睛盯着考洛特；我纳闷，他总是说，你是否觉得你在岗位上尽责尽力，求得完美了？
他的同事们发言时，罗伯斯庇尔就坐着，窄窄的下颌撑在他的拇指和前指上面，脸斜向天花板。关于一天接着一天的政治，关于舆论的好与坏，关于大会的处理以及得到了大多数支持的事，他们什么都不会对他说。他想起了上学的日子，那时候，他总是在一些更富有活力的人的影子里拼命读书；他想起了阿拉斯，在那里，他曾经被他家里的一些声明欺骗，曾经被当地的县官打倒在地，因为他的政治见解遭到当地律师协会聚餐俱乐部的投票反对。
他不像丹东；他不想回家。这儿就是家：在午夜的灯光下走进雨中的大街上。不过，有时候他们在谈话的时候，有一会儿，他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已经心在别处了；他想起了那些灰绿色的草坪和宁静的小镇广场，还有一排排的杨树在秋风中弯着身子。
雾月20号。在从前以巴黎圣母院著称的那栋公共建筑里举办了一场“理性节”。那些宗教性的美化饰物，如同人们喜欢的叫法那样，已经从建筑里被清除了；一座纸盒做成的希腊神庙在中殿竖起来了。歌剧院的一名女演员打扮成理性女神被册封为王，与此同时，群众唱起了《革命成功有希望》这首歌曲。
迫于埃贝尔派的压力，巴黎主教在国民大会上露面并宣布了他的军事无神论。代表朱利安、曾经做过新教的神父同时利用这个场合宣布了自己的军事无神论。
代表克鲁兹（一位激进人士、一名外国人）发表声明说：“宗教人士乃堕落之禽兽。他和那些为了商人和屠户的利益被养大、等着被剪毛，然后被烧烤的动物相似。”
罗伯斯庇尔从大会回家。他双唇苍白，眼睛因为气愤而显得冷漠。有人要遭罪了，艾蕾奥洛莉心想。
“假如没有上帝，”他说，“假如没有上帝，那些一辈子在艰辛和穷困中生活的人该怎么想呢？这些无神论者认为他们可以消除贫穷吗？他们认为共和国可以成为人间天堂吗？”
艾蕾奥洛莉从他那儿转身走开。她没有傻到希望他给她一个亲吻。“圣-约斯特确实这么认为，”她说。
“我们无法向人民保证面包。我们无法保证公正。我们应该夺走希望吗？”
“听起来好像你只需要上帝，因为他能填补你政策中的空白。”
他凝视着她。“也许吧，”他慢吞吞地说。“不过，安特瓦妮，你明白，他认为所有事情通过希望就能实现——每一个个体完善自己，做一个更加完美的人，一个更有德性的人，之后，随着每一个个体的变化，社会也就变化了，可是，这要花上——什么？一代人的时间？问题是，艾蕾奥洛莉，当你陷于具体细节的时候，你就看不到这一点了，你无时无刻不为了给部队提供靴子在发愁的时候，你就想，每天我都有什么事没有做好呀——而这开始看上去好像是个巨大的失败。”
她把手放到了他的胳膊上。“我亲爱的，这不是失败。这是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唯一成功。”
他摇了摇头。“我现在不能总是用这么绝对的字眼来看待这件事。我希望我能。我有时候感到我正失去方向。丹东明白，他知道该怎么谈起这件事。他说，你犯了一些错误，你取得了一些成功，那就是政治的内涵。”
“愤世嫉俗嘛，”艾蕾奥洛莉说。
“不，这是一种看法——这是他看待这件事的方式，你确实有你的一般原则在指引你，但是你非要最为充分地利用出现的每一种形势才行。现在圣-约斯特，他的想法不一样了——在他看来，你非要在每一个具体的环境中瞧准一个机会，让你自己的原则运作起来才行。对他而言，一切都是用来表达更宏大的观点的机会。”
“你的立场呢？”
“哦，我只是”——他把手甩了出去——“举棋不定。只有在这里，带着这个问题，我确实知道我的立场在哪里。我不会有这种不宽容，我不会有这种顽固，我不会让质朴人民的终生信念被半调子们从他们下面被夺走，这些半调子们不懂信念意味着什么。他们把神父当成冥顽不化之人，而他们才是冥顽不化之人，他们想要阻挠弥撒被神父念祷出来。”
“你不会容许这样的，”她在心里想。如果他们不再让步退却，那就意味着要动用法庭了。她自己没有相信上帝的秉性；或者，不管怎么说，她并不相信有一个乐善好施的上帝存在。
在楼上的房间里，他给丹东写信。他把信仔细地读了一遍，然后细心地修改，正如他修改每样东西那样，在上面仔细画线，提炼语义，陈述要点。他对此还是感到不满意；他把信撕成了碎片，因为他没有过分生气而不小心翼翼，之后又重新写了一封。他将请求丹东回到巴黎，帮他击垮埃贝尔。他想要说，他需要帮忙，但是又不愿意让别人凌驾于他之上：需要一位盟友，但是又不愿意被他主宰控制。
甚至写到第二稿，他还是不满意。为什么他就没想到请卡米尔写呢？卡米尔可以简单地把他的情况陈述一下，那天更早的时候，他已经这么简单地表达过了：“我们不需要游行，不需要串珠和文物，可是我们确实需要令人感到慰藉的希望，当处境极其不利的时候——我们确实需要这种想法，从长远的角度看，当处境变得更为不利的时候，有人能够设法原谅我们。”
他低下头坐着。你得笑一笑嘛；神父巴拉尔蒂尔会说什么呢？当一切都说了做了，两个善良的天主教男孩，我们做得对。别介意他这么多年没有听弥撒了，别介意，卡米尔如果没有触犯《圣经》上的每一条戒律，他就觉得一周时间被浪费了。真的奇怪，你怎么不知不觉地发现自己回到了当初的起点呢。也许，当然不是；他记得卡米尔被神父普罗亚特抽打他头四周围的情景，因为他把普卢塔克[2]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当成了弥撒。“我刚刚读到一个令人兴奋的章节……”他总是说。在那个年代，普卢塔克权当是令人刺激的读物。难怪卡米尔从神父那里溜开的时候总是不见人影呢。他们要求我们要做超越人类的什么人。可我呢，继续在挣扎，努力要做他们想要我们成为的那种人——尽管我并不知道我当时正在这么做，尽管我以为我完全是根据另一种信条在生活。
他的更放松的情绪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他让自己写第三稿了。大家是怎么给丹东写信的呢？他拿出他的丹东笔记本，然后仔细地阅读。读完之后，他觉得一点也没得到更多的头绪，反倒有了更多的忧郁了。
让-马利·罗兰正藏在卢恩。那天，11月10号吧，当他妻子被处决的消息传到他这儿时，他离开了自己的藏身之地，走了大约三英里的路出了小镇。他手里拿着带剑的拐杖。他在一条废弃不用的胡同停住。胡同靠近一个苹果园，他坐在树下。这里就是那块葬身之地了；他没有必要再走远了。
地面硬如铁块，树干碰到人，冷丝丝的；冬天快要来临了。他试了试；第一眼看到他自己的血令他感到不快，使他病倒了。可是，这儿就是那块葬身之地啊。
后来的某个时候，这具尸体还是被找到了，是由一个过路人发现的，此人一开始把他带到一个睡着了的、一大把年纪的人那里。要说他死了多少个小时，这是不可能的；要说他是不是被锋利的铡刀刀刃吓得面色惨白，这也是不可能的；他费了老长的时间才死去。
11月11号，大雨如注，市长白力被处决。根据民众的要求，为了这个场合，断头台在三月田广场上立好，正是在这里，在1791年，拉法叶特朝人民开枪。
“卡米尔，”露西尔说，“有位侯爵要见你，”卡米尔从《上帝之城》一书上抬起头，把头发从眼睛上面抖了出去。“不可能的事吧。”
“噢，那么，一位从前的侯爵吧。”
“他样子体面吗？”
“是啊，非常体面。好了吧？那么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突然，经历了这么些年之后，她对政治压根儿就没了兴趣。维尼奥德临终前的那几句话还在她脑子里不停地滑过：“法国革命，像萨杜恩[3]一样，把自己的孩子吞噬了。”这句话正成为她好像赖以生存的一句口号和喜爱的口头禅。（难道父亲的威权不值一钱？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抱怨他们现在赚不到钱，我可没有烦恼。他们是我的朋友，我写的东西把他们杀害了。）每天夜里，这些话滑过她的梦境，她发现，在谈话当中，它们不知不觉地跃升到她的嘴边上，成了最后五年流行的观点了。（这是完全组织好的，无罪之人没有一个感动。我讨厌态度坚决的政府。没什么可发愁的，丹东先生会照顾我们。）她坐在公共画廊里，和路易丝·罗伯特一起吃着糖果，不再参加国民大会的辩论。有一回，她去了革命法庭一趟，看堂弟安东尼欺负他的受害对象；一次就足够了。
“对身份有些困惑，”德·赛德对卡米尔说。“我本该把我作为皮克选区一名官员的证书派人给送来的。我思想上在开小差。把一个人斥责为怀疑对象这就够了。”他伸出一只又小又软绵绵的手，抢走了卡米尔的书。“虔诚的阅读，”他说。“我的天啊。这与什么……没有关系吧？”
“晕倒了？哦没有吧。只是正常的消遣而已。我在写一本关于教堂神父的作品。”
“各司其职，”德·赛德说。“我们作者必须互相警惕，难道你不这样认为？”
眼下他五十出头，人小小的，身子笔挺，发灰的棕色头发越来越少，眼睛淡蓝色的。他正在发福，不过走路的时候依然优雅。他穿着黑色衣服，脸上是一副恐怖主义政客那种紧张的、心怀鬼胎的表情；他拿着一卷文件，上面系着鲜艳的三色绶带。“黄色插图？”卡米尔指着卷宗问道。
“善良的上帝啊，”德·赛德说，震惊的样子。“你把你自己看成是我的道德上司，是吗，灯柱律师先生？”
“噢，我是绝大多数人民的道德上司。我懂全部理论，我有全部的伦理良知。恰恰就是在我的行为当中缺失了什么。请问，我可以把圣人奥古斯汀请回来吗？”
德·赛德环顾四周，要找一张桌子，用圣人的气势压倒他。“你让我感到吃惊，”他说。卡米尔看上去开心的样子。“我原以为你或许想要告诉我有关你经历这些悔恨的情况，”侯爵说。他拿了一张椅子。
卡米尔想了一刻儿。“不是……我不认为我会。不过你可以告诉我有关你的情况，随你便吧。”
“巴士底狱，”德·赛德说。“这完全是双刃性质的，是吗？就拿巴士底狱沦陷来说。它让你出了名。我向你祝贺道喜。它表明了道德败坏之流是如何发迹的，甚至道德一半败坏之流是如何获得截然不同的好处的。此外，不管他们是谁，对于人类而言，这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就我而言，骚乱还没开始，我就被赶走，当时走得这么匆忙，我把我的新小说手稿给落下了。在美好的星期五那天，我出狱了——卡米尔，过了十一年的时间啊——我的稿子哪儿都找不着了。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可以告诉你。”
“什么东西？你的小说？”
“《所多玛[4]一百二十天》。”
“噢，天哪，”卡米尔说，“这已经不止四年了，难道你没时间把小说重新写出来？”
“根本不是一百二十天，”侯爵说。“这是想象力的功劳，在艰难时代很难复制。”
“你来有何贵干，公民？肯定不是过来说起你的小说吧？”
侯爵叹息了。“就是来表达我的看法。关于这个时代的看法，你知道的。我喜欢审判布利索的时候发生的事。就想想在所有那些健壮之人的怀抱里，像他们一样，你在恢复神志吧。因此，现在你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不杀布利索的人有可能吗？”
“我原先不认为有可能，但是现在我认为可能——是啊，我们当时也许可以处理好的。”
“即使在马拉死了之后？”
“我认为至少有可能是那姑姑自己干的。她声称是她干的。可就是没人听她说话。布利索的审判持续几天了。他们得到允许说话。他们传唤证人。这全在报纸上给报道了。正是来自埃贝尔的压力才阻挠了报道，否则，我们还可以一直争论下去。”
“原来是这样，”德·赛德说。
“不过，在将来，辩护人不会再有那些权利了。这被看成是非探索性的、非共和的行为。我担心把审判缩短带来的后果啊。我认为很多无须杀害的人正遭杀害。可是杀戮还在进行啊。”
“还有判决，”德·赛德说。“法庭里的判决。你明白的，我赞成决斗、复仇、激情犯罪。可是恐怖机器操作的时候根本没有激情。”
“对不起，我不完全清楚你在说什么。”
“你知道，你最初写的东西是这么地毫无怜悯之心，这么完全缺乏陈词滥调——我当时对你还抱有希望。可是现在，你正开始重新寻找你的脚步。忏悔。不是吗？你知道，九月份我还是我们区委员会的秘书。不是去年的九月：是刚刚过去的九月，那时候我们把这些囚犯杀了。关于流血的方式，具有某种纯洁的、革命化的，而且是绝对恰当的东西——速度、恐惧。可是现在，我们得到的是陪审团的裁决，还有剪发，还有囚车。在死亡之前，我们还有律师辩论。人总有一死，这是自然规律；这不应该是你反驳的内容。”
“我相信，我搞不明白你为什么来访时把这些垃圾带到我这里来。”
“我认为，对你来说——至少就你目前的思维框架而言——只是法律程序才使杀戮变得好接受。如果审判公正公平，这就更好接受了；如果证人遭到欺负，审判遭到缩短，那么这就不大好接受。不过，对我来说，这一切完全无法接受，你明白。他们越是辩论，这种情况就越糟。我再也没法进行下去了。”有一阵子的停顿。“你正在写些什么呢？”侯爵问。“我的意思是，除了你的理论著作之外？”又被误解了；他那双胆怯的、苍白的眼睛像是一只垂老的、等待陷阱的野兔眼睛一样。
卡米尔犹豫了。“我在考虑写。我必须明白我得到什么样的支持。这真困难。我们知道有一些阴谋，我们的全部生命被他们吞噬了。我们不敢对我们的挚友无忧无虑地说话，也不敢信任我们的妻子、父母，还有孩子。这话听起来有离奇剧的味道吧？这像是处于皇帝提比略[5]统治之下的罗马了。”
“我不知道，”德·赛德说。“不过，如果你这样说，可能就是。我去过罗马，你知道吗？浪费时间。他们围绕大圆形剧场建起了这些小小的教堂，把这地方都给毁了。我看到了教皇。俗不可耐的化身。不过，我还是认为提比略更坏。”他抬起头。“你会怎么处理我的观点？”
“关于教皇？”
“关于恐怖。”
“我认为，如果我是你，我会把这些话放在自己的心里留着。”
“可是我没有，你看得出来。我在我所在的区会议上说过，恐怖必须停止。我料想，他们会很快将我逮捕。到时候我们就会明白我们所看到的东西。我告诉你，亲爱的公民卡米尔——我无法忍耐的不是死亡。而是判决，法庭里的判决。”
11月20号，丹东回来了。他的口袋里装着来自罗伯斯庇尔、法布尔、卡米尔的信。罗伯斯庇尔的信有歇斯底里的色彩，法布尔的，听上去眼泪汪汪，卡米尔的信只是怪兮兮的。他克制住要把它们折小、当护身符的欲望。
他们在公寓里重新把自己安顿好。路易丝抬头看着他，有些责备。“你在考虑出去吧。”
“不是每天，”他说，“公民罗伯斯庇尔在他春风得意的时候请我陪他。”
“整个这段时间你一直都在考虑巴黎。我相信你一直在渴望回来。”
“看看我。”他抓住她的手。“我知道我是个傻瓜。我一到这里，就想要在阿希斯。一到阿希斯，就想要在这里。不过，我要你明白，革命不是游戏；一旦我选择了，我就可以离开。”他的声音非常严肃正经；他把手伸到她的腰肢上，把她往自己身上拉。天啊，他是多么爱她！“在阿希斯，我们避免谈这个话题，我们谈些简单的事情，不过，这可不是游戏，也不是什么我投身于它就是为了从中谋取自己的好处或者获得满足感的事。”他的手指头在抚摸她的嘴，非常轻柔，堵住了她想要说的话。“曾经是这样，是的。可是我们现在得非常仔细地思考，宝贝儿。我们得要仔细考虑这个国家会出什么样的事。还有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