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29年之后，联合王国内的天主教徒，开始被合法赋予权利，可以与新教徒一样，平等分享“英国人的伟大和优雅”（参见第330—341页）。然而，在享有特权和受过教育的阶层之下，旧派、排外的新教徒的后撤反应明显慢得多。迟至1927年，威斯敏斯特改革英格兰教堂祈祷书的努力，被某些人看作是一种完全赞同罗马的方式，从而激起一场抗议风暴，聚集了整个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现在乌尔斯特1的政治家、宗教活动家和普通男女民众。甚至直到这个时候，“一个处在危难之中的新教国家”这样的呼声，仍然可以激起政治上压倒性以及显而易见全英范围内的响应。28
1927年在全国范围内爆发的对祈祷书以及新教信仰是否安全的恐惧和焦虑，提醒着人们，英国性观念可以以两种截然不同且似乎对立的方式起作用和彰显自己。新教徒卓尔不群这样一种广泛、斩钉截铁和积极进取的感觉，常常与一种易受攻击和存在外部威胁的显著感觉并存。这种与之相对的脆弱和自卫性焦虑，其重要性有时会被忽略，这很大程度上因为，在一段时间里，人们基于事后的态势认为，大不列颠是世界第一强国，一个行使霸权的帝国。
历史学家、政治学家和文化理论家越来越爱强调，“帝国”（empire）和“国家”（nation）在这里是相互构成的要素；这个在学术上被称为“帝国转向”的东西，马上给人以启发、鼓舞人心并歪曲事实。它滋生有价值的新信息和洞见，对那些研究彼此有内在联系的英国和英帝国史的学者而言，它还有助于拓展视野和洞察力。29但一些学者把“帝国和国家相互构成”这一主张更进一步，选择只聚焦英格兰。据他们解释，在若干世纪里，主要是英格兰在致力于两种模式和两个阶段的帝国主义，一种对内，显而易见另一种对外。一位作家曾指出，“大不列颠”以及最终的“联合王国”，是“南方的英格兰君主政府扩张野心的产物，这个政府常常与以伦敦为基础的商业和金融利益为伍”。30他进一步声称，英格兰统治阶级通过贯彻国内的“扩张计划”，并使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屈服，从而逐渐获得必要的经济力量、人力储备和统治技术，来贯彻执行更野心勃勃的海外扩张。由此，一个完全由英格兰提出的国内帝国计划帮助进行准备工作、推动并促进帝国的海外扩张。31
这种非常线性的理论，其部分诱惑在于，它似乎解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联合王国为何开始显现越来越严重的“分裂”倾向。在1947到1997年间，英国海外帝国的身躯开始分崩离析。常常有观点认为，由此而必然的结论和后果，一定是英格兰在国内的“凯尔特”帝国也逐渐无情地分裂和沦丧。这种观点认为，1916年的爱尔兰革命，以及随后爱尔兰共和国的建立，纯粹是一个连锁反应的第一步，这个连锁反应就是，一度由英格兰统治者强加给其所有邻国的捆绑束缚，将逐渐和不可逆转地松弛。32
借用这种分析最早的支持者之一汤姆·奈恩那著名的术语来说，这样一种“英国式分裂”，实际上可能正在进行。但这并不是一个预料中必然会发生的结果；从这些当代发展（或不发展）得出的历史论断，在当下就有高度目的论和过于片面的危险。
固然，帝国和国家在这里常常相互构成——且是以诸多不同的方式。我在书中谈到，苏格兰家境殷实的民众逐渐顺从1707年的《联合协议》，因为它使他们可以获得帝国更多的商业、工作、投资机会和其他民族的富饶土地（第118—134页）。同样，在1800年的《联合法案》之后，收益、机会、殖民地总督的恭维和帝国的负担，使越来越多爱尔兰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忙忙碌碌。33但这些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并不只是一个英格兰所统治和主宰的帝国里的小卒。最近的许多研究证明，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个别人物，在塑造帝国的形式和发展方向，以及它被感知和想象的方式方面，扮演着先锋角色。根据最近的研究，詹姆斯·密尔、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和托马斯·卡莱尔这些有意识地对维多利亚时期对待种族和帝国的态度发挥重要影响的人物，全都是苏格兰人，而且都经受了苏格兰大学的哲学、经济学和政治训导的深刻熏陶。341830年代夺取香港，这很大程度上是一项苏格兰商人、资本家和士兵的计划；到19世纪末，印度次大陆更多地区，是由爱尔兰出生的地方长官，而不是由英格兰人主管；数量众多和各式各样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投身帝国事业，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一切很难令人以为，至少从1760年代开始就在大众和象征中被人们所知的大英帝国，主要和完全是一项英格兰人的事业。35这反过来又使人们开始质疑如下观点：大不列颠的创建和维系，仅仅只是一项完全和单独由扩张主义所推动的“英格兰人的计划”。
实际上，在大不列颠和联合王国若干世纪的创建过程中，真正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其关键阶段常常是对容易受到攻击的脆弱感作出的反应。1536和1543年与威尔士的联合“法案”，无疑是伦敦强加的同化性的主动行动，但一定程度上，也被当时新教改革的创新性和不完整性，以及担心法国和西班牙攻击这片新继承的土地所驱使。1603年的《王权合并法案》，很难说是一项英格兰主导的国内帝国法案。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苏格兰国王（即詹姆斯六世）出乎意料的行动：这个例子正好说明，在英国性的形成和维护中，苏格兰的个别人物在过去（和现在）的影响力有多大。36詹姆斯被接纳为国境之南的国王，因为单身无子的伊丽莎白女王去世后，那里没有其他合适的继承人，而在政治真空和可能出现的混乱状态面前，几乎也别无选择。同样，安妮女王统治期间，又一位即将离世的在位女王身后，没有一位活着的继承人，从而面临国内战争和天主教徒夺取王位的危机，正是这样的前景，说服威斯敏斯特的政治家们，致力于合并苏格兰议会。在边界北部，1707年的《联合法案》，“正是现在确保苏格兰教会和苏格兰人得以抵制天主教僭君所必需”，这一信仰在逐渐削弱反对立场而与英格兰结合的过程中，并非无足轻重。37而最终，正是对拿破仑的军队及其入侵舰队可能会利用爱尔兰作为入侵大不列颠跳板的担忧，在背后促成了1800年签订的《联合法案》。38
回头看来，可以认为大不列颠及其后的联合王国形成过程中的各个阶段，与其他诸多事件一起，为帝国的扩张奠定了安全基础。但是，不应当把当时各个阶段导致联合的原因，与最终和逐渐积累的联合努力混淆。1837年（即本书终点）之后的事件也进一步表明，英国联合的深度，很大程度上与反复出现的脆弱感和外部入侵的危机感不断交织。研究维多利亚时期的历史学家指出，1815年滑铁卢战役之后，法国威胁逐渐消退，这意味着英国性的语言，一定程度上让位给了南部旧的英格兰性语汇。但在危机和局势紧张时，又会迅速提到和借助与英国相关的事物。如1852年法国入侵恐怖期间的情形，便是如此。通常以英格兰为中心的讽刺杂志《笨拙画报》在这一年宣称：“如果法国士兵被命令想要跳上英国海滩，英国人民就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他们——尽管会为此非常遗憾。”39同样，“英国性”这个词仿佛又成为19世纪最后几十年中的新发明，当时“国家的至尊地位”，在令人敬畏的新“异己”——一个统一的德国，一个欣欣向荣的美国和对英国在印度的地位构成威胁的俄罗斯帝国——面前，面临又一次“信心危机”。40
因此，就英国国家认同的形成而言，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的论断很有道理：“再没有什么途径，比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更能有效地把各个地区惶恐不安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41然而就其本身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大部分新教教义；在面对国内和海外天主教“异己”时的惶恐和自我定位；与一个教皇至上、专制主义、革命或拿破仑统治的法国反复进行的战争；英国强大和持久的自由至上观念以及共有的岛国性；帝国的诱惑、驱使和机遇；国内贸易和移民平常但日积月累的影响；更便捷的交通；跨国的友谊和婚姻：我在本书试图论证，所有这一切，都有助于在这一时期，形成一种包容性的英国身份认同，这一身份认同与作为英格兰人、威尔士人或苏格兰人（或康沃尔人，或约克人，或奥尼克人）的独特性并存，有时还显得更为重要。
此外，这种逐渐发展的英国身份认同感，还常常被不同群体，出于他们自己的特殊原因和目的而加以拥护和借用。一个生机勃勃的小镇或城市中的地方官员和商人，决定竭尽全力拥护一名英国君主，其部分原因，可能也是为了宣扬他们自己的重要性和价值（例如第229页）。小店主和工匠急匆匆加入民众志愿兵团，可能目的是向其成员销售靴子、制服或给他们理发，同时在抗击拿破仑入侵大不列颠时尽一份力（例如第308—309页）。威尔士和苏格兰爱国者可能会对英国性津津乐道，这显然不是他们投靠英格兰作风的标志，而是因为“大不列颠”的创建，提供了把英格兰人融入一个更大的领土单元，从而使其他人与其平起平坐的途径（例如，参见第142—143页）。而从1790年代通讯会激进的抗议运动，历经1830和1840年代的宪章运动，直到20世纪初的妇女选举权运动，都采取了英国性的语言和视觉形象，其部分原因，是使其各自的努力合法化，也因他们需要拉拢大不列颠以及最终联合王国各个地区的支持者。42因此，本书在描绘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重大变化和进展的同时，也时不时稍微停顿，去解释一些更隐秘的原因，说明一下为什么特定的群体和个人，会选择成为英国人。自始至终，我都希望搞清楚，一种新生的英国国家认同，是如何被使用，以及为何这一时期的各个利益集团和支持者，会觉得它非常有用。
但英国的国家认同，现在还依然有用吗？
《英国人》主要是一本历史著作。它从来没想过要进行政治宣传，更不是一部政治预言式的评论。但是，我在1992年相信——现在仍然相信——本书所考察的一些发展、反论和观念，为围绕身份认同所产生的不安和争论（这是当代英国的特征）提供了基本背景，并有助于搞清楚其真正含义。
首先，正确评价相对较晚才创建的大不列颠，和更晚形成的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尤其是其现在已被削弱的形式），对于理解当前正在进行的关于英国性的讨论，不可或缺。事实上，“大不列颠”和英国身份，被加在其他更为古老的身份之上，并总是与之并存。《英国人》的一个中心论点是，过去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保持着多重身份。因此，一个爱丁堡居民，可能会特别珍爱自己的城市，但在某些场合，又把自己看作一个自豪的苏格兰低地人，在其他某些情形下，又强烈感觉自己是一个英国人，诸如此类。比较机敏的时事评论者非常清楚这些忠诚、效忠和自我认同的不同层次。例如1879年，自由党政治领袖威廉·格莱斯顿，决定把联合王国呈现为一个既单一又复合的国家。他告诉中洛锡安郡选民：“如果我们能做出一种安排，让英格兰各地、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在这种安排下，能比现在的议会更有效地为自己处理好当地和特殊的利益，我敢说，那将会对国家的福祉非常有利。”43但格莱斯顿本人也非常明白，这一复合结构在本质上是一个不稳定的结构，会时不时出现裂缝和紧张状态。伦敦《泰晤士报》在1910年谈到当时威尔士和苏格兰以及爱尔兰要求更大限度的地方自治时，紧张地呵斥道：“如果这些岛上的人不能组成一个民族”这位报人继续问道：“那么民族是什么？”44
在《英国人》的结论一章中，我提到为何这种问题和焦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日益频繁和持续的各种原因。我在那里简略谈到，本书所讨论的建构英国性的主要材料，有一些明显已不复存在。帝国已灰飞烟灭，非常频繁和长久地把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在有些时候，还包括爱尔兰的部分地区）的普通男男女女拉拢和联合在一起的“新教徒构成的下层社会”及其思想世界也同样如此。第四章所讨论的，在整个英国境内拥有土地和权力的精英，现在已经不复存在；而英国君主，也失去了其部分（尽管不是全部）超凡魅力和凝聚力，对君主的忠诚日益淡薄，在现在广受爱戴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仙逝之后，可能还会变得更加明显。
经济凝聚力的部分基础也已被削弱。例如，英国工业从1980年代开始不断持续进行的私有化的结果之一，是许多全国范围（也就是全英范围意义上）的机构组织消失无踪。分别来自康沃尔郡彭冉市和凯斯尼斯郡瑟索市的人们，再也不能登上英国铁路公司的列车，或向英国电信报怨其电话服务，或从英国煤炭公司订购其冬季燃煤。而且，再也没有全英范围内强有力的劳工运动。约瑟夫·杰拉德关于1790年代爱丁堡的全英国民代表大会的经历，证明极端分子、工匠和工人的激进主义，在历史上常常有助于创造和加强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有时还有爱尔兰）之间的联系。工联主义从1970年代开始在整个联合王国内收缩，和一度维系它的那些阶级意识形态的消退，都已经表明，这种跨国界的联系和劳工大众中的共性，在一定程度上已越来越不明显和越来越不容易维持。
更致命的是，再也不存在一个可以让绝大多数英国人与之对照来界定自己的，一眼就能认出来的“异己”。45相反，1945年以后，那些有时被当作“异己”的人本身，还以新的方式来到英国境内。昔日的大英帝国收缩回国内，与此同时帝国以前疆域内的大量移民定居英国，他们中许多人不是白人，可能同时也不是基督徒。在这方面，英国与法国、德国、荷兰和西班牙等其他欧洲列强的经历非常相似，在1945年之后，这些国家人口的种族和文化也变得越来越多元化。但就英国而言，外部世界在两个更深入的层面，被更强有力地推进到其境内。英国没有颂扬与天主教大国长期支配的欧洲形成对比的岛国性，而是（半心半意地）成了欧盟的一员。而且英国没有像以往那样，专横地把海军基地遍布世界，相反，在其境内，现在还永久驻扎了比其他欧洲国家更多的美国军队，只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德国和意大利。
英国现在的外交政策实际上被华盛顿左右，其社会、法律、金融和经济政策，实质上要与布鲁塞尔磋商，这削弱了英国性的另一个传统官方标志（即英国议会）的力量，使其魅力大打折扣。权力下放也同样如此。同在1998年，北爱尔兰根据《耶稣受难日协定》，在贝尔法斯特重建议会，威尔士在加的夫建立议会，苏格兰新议会也在爱丁堡开幕。46权力下放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它是一个注定要继续和发展的过程。下放行政权给加的夫、爱丁堡和贝尔法斯特，进一步鼓励了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自治和自我意识，随着其程度加深，其效果也日积月累。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回应这些变化，那些认为英格兰自身也应当重新确立其对于“凯尔特边远地区”的独立性的呼声（这些呼声，像本书所显示的那样，历史悠久），当前正在复活，且越来越洪亮，越来越狂暴。不仅政治和媒体上的争论如此，学界也同样如此。牛津大学一名教授最近写道：“如果若干个世纪以来，英格兰人第一次发现自己只代表英格兰人在讲话，谁知道英格兰性将会展示什么样的活力。”47约翰·威尔克斯对此可能会高声喝彩。
所有这些，是否意味着英国即将面临某种分裂？可能如此。但对正在发生的状况，用“分裂”这个词可能有些危言耸听，对于迫切的事务和选项，只会引起躁动和焦虑，而不是深入广泛的考察。苏格兰现在似乎并不比《英国人》第一次出版时的1992年更有可能脱离国家。但我在本书初版中写到，大不列颠和联合王国有可能从一个自诩的国家，越来越快地转变成一个明显的联邦，或成为欧盟这样更为松散的邦联中的某种松散邦联。不管情形怎样，脱离外界的发展而孤立看待这些岛上的事件和趋势，都不恰当并容易出错。
我在美国东海岸写下这些文字。依据血统，我是部分威尔士人、部分英格兰人和部分爱尔兰人，依据默认情况、选项和护照，我是英国人，但我向华盛顿特区联邦政府纳税。雇我的是一所美国大学，其许多学生和教工不是美国公民，而来自许多国家。每天，我都通过电邮与各大洲的人们通信；而我大多数时候身居其中的，是一个纯粹想象中的国度：一个横跨大西洋的长方形，一头是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另一头是伦敦。我记下这些个人细节，是为了强调将变得显而易见的一点。关于国家身份和归属的争论、不确定性和明显的流动性，并不是当代英国人所特有的东西。这些事情非常普遍。在其一生不止一次两次，而是反复多次长途跋涉的移民——其思想也如同身体一样经历变迁——现在这样的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会越来越多。其结果之一便是，来自各个收入阶层和各大洲的、越来越多的人流大军，其身份更容易与其现在居住的城市、特定社区、某个公司企业或一群虚虚实实的个体保持一致，而不是与其出生的国家保持一致。即便是终身只待在一个地方的男男女女们，现在都比历史上任何一代先辈们的命运更不可避免地与世界上每一个地方的事件和思想联系在一起。
媒体和政治上对英国性及其不如意之处的争论，经常太过具有内向性。然而所谓的“全球化”对此所产生的影响，尽管还不完全清楚，但也容易想见。可能的情形是，在巨大的全球性力量和转变的背景下，就我们时代真正的大事而言，大不列颠马上显得太小，但又太大，难以为其中人员、商品、思想、工作和影响前所未有的流动提供必要的安全感、舒适感和归属感。但情况也可能完全相反。英国作为一个从来不以人种或文化同一性为基础的、合成和人为创造的国家，以及曾经的帝国，其某些方面特别适合于适应一个变动不居的世界和流动的人口。例如，令人惊讶的是，联合王国有很多加勒比或非洲裔居民称自己为“英国黑人”，还有许多阿拉伯裔公民，常把自己叫作英国穆斯林。英国性这把大伞，似乎比更为严格的英格兰性、苏格兰性和威尔士性，更容易被新近来自不同背景的移民所接受。此外，迁徙和经济变动的频率越来越高，使更多人在联合王国内走来走去，而不只是移居进来或移民出去。例如，苏格兰再次带着其自己的爱丁堡议会步入新千年，但在其境内居住的英格兰裔男男女女，也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都多。换句话说，现在还在进行的巨大变化，并没有全指向一个清晰和不变的方向。
所有这些五花八门和相互交织的冲击、悖论和变迁，要预言其最终结果，显然不明智和冒昧，尤其是对一位生活在3000多英里之外的历史学家。但从那一角度，我贡献了两个结论性的观点。首先，战后的英国政治家大体上投入了太多精力，来让联合王国在整个世界“超水平发挥”，而不注重思考和重新规划大不列颠和联合王国现在的出路，或改变和调整公民权和宪法。联合王国如果要以某种残存的模式或形态继续存在，就需要他们拿出更持久的创造力、想象力和努力。其次，虽然政治家需要提升自己的水准，但联合王国的居民同样也需要不时擦亮他们的眼睛，去放眼世界，并看到可能面临的危险。过于迫切地争论英国性及其亦真亦幻的缺陷，将会堕入拖拉无度的纸上谈兵的危险之中。然而，18世纪（和19以及20世纪）的英国人明白，有一个外面的世界：可能会带来威胁和动荡，又令人兴奋不已。
如果欧盟真像某些批评文章说的那样，是令人敬畏的超级大国，倒没什么问题。然而欧盟虽然经济强大，但行政管理常常发育不全，军事上也微不足道。因此，联合王国在一个已经划分为许多小国的欧洲当中，进一步分裂自己，到底有多明智和安全？诸如此类的问题，需要睿智的思考、睿智的讨论和睿智的行动。要实现这一目标，政治家、辩论家和市民们首先需要信息灵通地全面了解过去和现在。对任何一本著作来说，在讲述逐渐发展（并且尚未解决？）的英国身份的故事时，1707到1837年这段时间都是核心而且意义深远。这一故事现在仍在继续。
第一版序言
本书讲述的是英国的形成，从1707年苏格兰加入英格兰和威尔士的《联合法案》，到1837年维多利亚时代正式开始之间的历程。我在写作时，脑海里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目的。第一是要揭示那些在其祖国面临外部重大威胁时，愿意支持现有秩序的人们，他们的身份认同、行动和思想，明确搞清楚这些英国人在效忠时想的是什么，他们希望从爱国奉献中获得什么。第二个是为了显示，正是在这段时间，广泛形成了一种英国国家身份感，而其形成的方式，从那时开始，无论是其显著的力量和适应性，还是其相当多的和越来越明显的弱点，都决定了这种特殊的国家感和归属感的品质。
英国和法国之间的一系列战争，使群众的忠诚和英国性的形成这些主题在这130年里牢牢居于中心地位。两国分别是海上和陆上的霸主，被保罗·肯尼迪叫作鲸鱼和大象，它们在1689—1697年处于交战状态，在1702—1713年、1743—1748年、1756—1763年、1778—1783年、1793—1802年，和最后1803—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之间，战争的规模更大，耗费更多。而这些仅仅只是更为持久和层次丰富的敌对状态最激烈的表现方式。1即使是在中间的表面和平时期，这两个强权也在反复密谋算计对方和互派间谍。其殖民者和军队在北美、西印度、非洲、亚洲和欧洲抢夺地盘和统治权。法国传教士、知识分子和旅行者对英国的政治体制、道德结构和文化成就挑三拣四，他们的英国对手也对法国做着同样的事，两者都带着狂热的成见，暴露了彼此的敌意和焦虑。2英国和法国又像一对出名的不幸夫妇一样，在这些年（和之后很久）彼此紧咬对方，既不能和平共处，又不能彼此释怀平静分手。结果不是一系列单独或传统的战争，而是无孔不入和旷日持久的冲突，几乎没有时间发展成20世纪意义上的冷战。
持久缠斗考验并改变了海峡两岸的国家实力，这很正常。在大不列颠，其直接导致了英格兰银行的建立和金融街的创立，发展了更高效和全国性的金融体制，并出现了大规模军事机器，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真正瓦解。3然而大多数历史著作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最初的变化都是在无人参与的情况下发生。关于大多数英国民众对绵延的战争，以及与之相伴的革新、征服和危险作何反应，我们不甚了了。4这在一定程度上，但也仅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不列颠与这一时期其他的几乎每一个欧洲国家不同，没有经历大规模外部入侵。其结果之一是，它从来不用大规模强制征兵（尽管已很接近了）。因此，人们始终认为，被误称为英法第二次百年战争的事件，很大程度上发生在英国市民大众的思想世界之外：即与17世纪中叶的内战或20世纪的世界大战不同，在这些冲突中，政治家、官吏和职业军人，始终是被无动于衷的大众包围的少数积极分子。
但这完全错了。英国逃过了一劫并没有使英法之间旷日持久的冲突，显得与其民众无关。它只是使对战争的反应更明显具有盲目爱国的色彩。与其大多数欧洲邻国不同，这时的英国，像20世纪的美国一样，在享受军事荣耀时，毫发无损，没有民众伤亡，国内也没有受到重创。他们罕见地免遭更为残酷现实的驱使，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得以把精力集中在与法国更广泛，但较少直接接触的斗争上，这一斗争过程把大不列颠持续暴露在外部威胁下，从而对定义大不列颠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某种层面上，双方都认为，这是宗教战争。法国在九年战争（1689—1697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年）和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1739—1748年）中的首要目标之一，是入侵英国，以支持斯图亚特王朝的僭君，开始是被流放的詹姆斯二世，然后是其子詹姆斯·爱德华·斯图亚特，最后是他的孙子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绰号美王子查理。因为他们都是罗马天主教徒，这些战争就都必然被提升到事关大不列颠本土新教群体安危和担心再次引发内战的高度。即使是七年战争（1756—1763年），也隐约有一丝法国支持詹姆斯党人入侵的威胁存在。
图1. 高卢鸡与英国狮，佚名，1739年
图2. 英国雄狮和法国雄鸡，草图，菲力佩·德·博格，约1797年
从那以后，整个英国的詹姆斯党人灰飞烟灭。接下来的两次英法之战，其思想形态的主要威胁不是宗教，而完全是政治性的。法国在1778年之后与美国结盟，从英国怀中成功剥离了第一帝国最殷实的地区，也是英国民众感觉情感纽带最亲密的部分。伦敦曾统治的那片疆域，成立了一个共和政体，其振臂高呼自己不仅独立，而且是比母国更自由、更美好和更虔诚的新教国家。换句话说，这次战争，也迫使英国焦虑和深刻自省，尽管战斗大部分是在三千英里外的大西洋彼岸进行。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1793—1802年以及1803—1815年），更沉重地打击了英国人骨子里的自信，而且持续时间更长，波及范围更广，面对的入侵威胁更大。
因此这些大战每一次都挑战了大不列颠的政治和宗教基础，并威胁其国内安全及商业和殖民权力。结果是其统治者不得不一次又一次不仅动员其支持者，而且越来越多地与大量英国人积极合作，以抵御反复出现的外来危险。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积极响应。近年来，我们对一些男男女女的行径早有耳闻，他们有的在18世纪上半叶藐视当局，继续支持詹姆斯党人入侵英国；有的在1775年之后反对英国与美洲殖民地的战争；有的在1793年之后支持与法兰西共和国和拿破仑和平相处。5
总有持不同意见的声浪：让它们从历史陈迹中清楚响亮地浮现从而让我们知晓，这没有什么不妥。但我们不能让其压过其他绝大多数的英国人发出的、显然更传统的声音，这些人出于种种原因，支持了坚持不懈的战争努力。接下来的部分工作，是把这些被假定为英国国教徒的人，从后世的殷勤态度中解脱出来（我曾更恰当地称其为从史学家的无知中解脱出来）。我们急需重新认识他们的所作所为，因为这些行为通常体现的东西更多，而不只是本能的盲目爱国，或单纯的防卫，或心胸狭隘的保守。爱国主义对所有阶层和两种性别，常常都是一种高度理性的反应，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反应。我们看到，为英国身份服务这种意义上的爱国主义，就像一辆乐队彩车，不同群体和利益都在上面蹦蹦跳跳，好让其驶向一个对他们有利的方向。做一名爱国者是宣称有权参与英国政治生活的一种方式，最终是让更多人成为公民的手段。
如果我们要理解必然被称作英国国家主义的那种事物的演进，批判和包容地看待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也很重要。我知道把大不列颠当作一个国家来谈论，会令人迷惑，甚至会冒犯习惯只把国家当作以同文同种为特征的历史现象来思考的人。我的回答是，如果我们以如此严格、有机生长的方式来限定我们对“国家”一词的使用，我们将发现，世界上只有极少数这样的国家可供研究或生活其中。相反，如果我们接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已被公认的，松散但因此弥足珍贵的定义，即国家是“一个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也承认，就历史而言，大多数国家都有文化和种族上的差异、不确定性、变化无常和人为构建的痕迹，其建也勃，其崩也忽，那么，我们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大不列颠看作一个建立在更古老的结盟和忠诚之上的、虚构的国家，哪怕只是昙花一现。6
英国国家的形成首先是通过战争。与法国的战争，一次又一次让英国人（不管来自威尔士、苏格兰还是英格兰）直接面对一个显然敌对的异己，并激励他们集体以反抗法国来界定自身。他们把自己界定为新教徒，为生存而反抗世界上最大的天主教强权。他们对照着法国人界定自己，认为法国人迷信，是好战分子、堕落和不自由的人。而且，随着战争继续，他们中许多人更越来越以被其征服的殖民地民族为对立面，来界定自己，就文化、宗教和肤色而言，这些民族显而易见是外国人。彼得·萨林斯曾指出，国家身份“像种族或社群身份一样，视情况和关系而定：视把集体自我和其暗示的对立面（即异己）相区别的社交和领土边界而定。”7换句话说，人们根据他们不是谁和什么，来决定他们是谁。一旦遇到一个显然异己的“他们”，一个在此前分歧很大的社群，就可以成为一个令人放心或纯粹不顾一切的“我们”。这正是英国1707年后的情形。他们开始（有时）定义自己是一个单一民族，与其说是因为国内在政治或文化上意见一致，毋宁说是对其海岸之外的异己作出的反应。8
我任何时候都不认为，这一时期感觉逐渐增强的英国性，代替和磨灭了其他忠诚。情况并非如此。身份不像帽子。人们可以而且的确同时拥有多种身份。大不列颠并不像人们有时主张的那样，通过“混合”包含在其境内的不同地域性或更古老的民族文化而形成，也不能首先从英格兰“核心”把其文化和政治霸权强加给无助和受骗的凯尔特外缘这样的角度来解释其起源。9即使对大不列颠只有粗浅认识的人都知道，就文化而言，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在许多方面都是迥异的民族，就如同这三个部分都还可以继续被明显细划为不同的地区。因此，这里并没有因整合和同化截然不同的文化，而形成共有的身份感。相反，英国性滋生于国内千差万别的人群与异己接触时作出的反应，最主要是与异己冲突时作出的反应。
承认这一点，有助于解释英国最近的一些难题。英国是一个人为制造的国家，其存在深深依赖于泛新教文化、不断出现的战争威胁和滋养（尤其是与法国的战争），以及庞大的海外帝国所代表的胜利、利益和异己，它现在注定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英国必须适应帝国的陨落，尽管这显然只是问题的一部分。不仅如此，新教教义现在也只是其文化的残存，所以它再也不能对照着以天主教徒为主的欧洲来界定自己。实际上，大不列颠现在是欧盟的一分子，根本不能再随便以欧洲大国为异己来界定自己。不管喜欢与否，它都是联系日益紧密的欧洲的一部分，尽管在与布鲁塞尔及其指示达成协议时，英国一些政治家和选民毫不掩饰内心的挣扎，昭示出把欧陆视作异己的观念仍根深蒂固。在这种情形下，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在近几十年如此显著，可以看作不仅是文化差异的自然结果，也是对英国意义上国家认同大量丧失的一种反应。好战的天主教徒、敌对的欧陆强权或异国情调的海外帝国，英国人再也找不到这样的异己，通过对比，感觉他们拥有共同的身份。可以预料的结果便是，其内部的分裂死灰复燃。大不列颠过去是在与法国连续大规模作战的过程中产生的，这是其身份现在变得不确定的根本原因，也很可能是将来其瓦解的方式。
因此，本书同时探讨了一个特殊问题（即18和19世纪初的英国人为何会成为爱国者，其结果如何？）和至今仍有深远反响的过程：一个国家的创建。本书按年代顺序叙述，聚焦各个时期显得最突出的主题和人群。前三章探讨从1707年联合王国在名义上被创建开始，到大约70年后美国革命爆发之间的大不列颠大融合：新教势不可挡的影响、商贸的贡献、苏格兰与岛内和帝国内其他地区日益紧密的联系。第四至七章聚焦1776年《独立宣言》发表之后的半个世纪，这是在现代世界的形成和英国身份的形成中，最赋予其形式的一个时期——这并非偶然。这是君主和统治阶级成为真正和高效的英国人，以及普通劳动者和数量空前的妇女被史无前例地吸收到国家事务尤其是保家卫国中来的年代。最后一章讲述从滑铁卢战役到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之间的故事，此时，多次大战后骤然降临的和平迫使人们重新审视英国性与积极公民权之间的关系。
采用这样的结构，我知道有很多东西不得不一笔带过，还有一些更是只字不提。我重点关注民众的反应，而不是军队的态度，后者亟待单独和详细考察。我力图在一本书中，揭示这座岛上不同社会背景和不同地区的英国人，他们的经历和精神内涵，尤其是说出常常被误认为过于平常而注定无人倾听者的各种声音，但我无意写作一部曲高和寡的历史。我在重构英国性包含的内容时，尽管把大量图像证据与文字资料等同对待，但我没有详细讨论美术、戏剧、文学或音乐可以就这一主题告诉我们什么。希望将来能有其他人做这件事。最终，我选择考察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考察其居民如何对照欧洲其他国家和英帝国来界定自己。尽管我偶尔提到居住在英伦的爱尔兰男女，但我有意避而不谈爱尔兰本身。英国性的创造，与新教、对法战争和大英帝国的车轮齐头并进、紧密相连，但爱尔兰在这一时期却极少或不愿意扮演一个尽如人意的角色。其人口中天主教徒比新教徒多。它是法国入侵英国的理想跳板，持不同政见的天主教徒和新教徒，传统上都向法国求助。尽管爱尔兰人是（现在仍然是）英国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爱尔兰个体在帝国中也扮演了将军、外交官和殖民地总督这样的领导角色，但爱尔兰与帝国的关系，却总是含混不清。当伦敦把它当作一个殖民地，而各色爱尔兰人都像罗伊·福斯特所写的那样，“心理和实际上……都有最好被称为殖民地子民的心态”时，它又怎能不这样？10爱尔兰与大不列颠岛被大海分割，但它更被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偏见分割，被大量爱尔兰人自身的自我想象分割。
最后一点：本书讨论的是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但我力求让其内容和叙事方法都不狭隘孤立。事实上在我看来，理解英国性的演进，不可能不涉及欧洲和世界历史，我处理这一主题时更宏大的目标之一，是逃离战后英国史学家非常偏爱的高度内省和专业化的历史写作模式。我想把军事史和帝国史，整合到大不列颠作为一个整体的、广义的政治和社会史当中。在我看来，这是搞清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状唯一适当方式。因为，与公认的常识相反，英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孤岛民族——远非如此。在其近代早期和近代历史上的大多数时候，他们与世界上更多地区的联系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多——只是通常采取了军事侵略和商业扩张的模式。我曾指出并继续认为，这是一种习惯于战争并常常通过战争来界定自己的文化。实际上，如果最近进行的一次全欧范围内的调查正确，那么有超过三分之二的英国人，依然非常乐意为祖国而战。相反，其欧洲邻国只有不到一半的人表达了相似意愿，愿以这种方式表达爱国之情。11大家可能会允许一个有部分威尔士血统、部分英格兰血统和部分爱尔兰血统，过着跨大西洋生活方式，并选择做欧洲人——和英国人——的人，表达这样的期许，即如果英国性得以延续（也可能不会），能在将来找到一种更实用和更包容的形式。
图3.《上帝乐土》，本杰明·韦斯特，《不列塔尼亚的故事》，181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