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努力让四季循环光芒万丈，
让橄榄树和葡萄藤在记忆中回荡，
丰富的物产在平原上兴盛，
金灿灿的谷物遍布田野。
正因亨德尔以这种热情洋溢的方式赞美英国，成就了一个全国性习俗。在18世纪，随着时间流转，他的清唱剧开始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演出，在伍斯特、格洛斯特和赫尔福德郡每年举行的三大音乐节的教堂音乐会中演出，在北部非国教徒的小礼拜堂中、在威尔士礼堂与想要宣扬其时尚性的苏格兰城市和小镇中演出。如在1815年的第一届爱丁堡音乐节，就被亨德尔的音乐主宰。理查德·瓦格纳在1850年代参加伦敦的一场音乐会时，一眼就明白了它何以吸引这么多人，并指出：
听众花一个晚上来听一幕清唱剧，其感觉可被看作在参加某种宗教仪式，并且几乎和去教堂做礼拜一样有益。每一名听众手中都捧着一本亨德尔的钢琴乐谱，就像教堂里每个人手中都捧着一本祈祷书一样。52
这一评论极其犀利，因为瓦格纳看到男男女女听得如醉如痴，他们实际上是在全神贯注投入一场信仰活动。只是他们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对象是大不列颠，间接地也就是他们自己。
在威廉·布莱克看来，用类比以色列来振奋人心，也可以是唤起激进变革的一种途径。但以这种眼光来看待英国的许多人，至少一定程度表达了一些自鸣得意的元素。作为被选中的土地上的子民，他们实际上可能必然会有背运和遭受挫败的时候。但根据阐释，他们受到保佑，这些保佑既有物质也有精神形式。有相当数量的英国人似乎相信，在上帝的庇护下，他们非常自由和繁荣。
然而他们为何会这样？这一时期，英国人被征收的赋税比欧洲大陆的同时代人更多。他们很多人都受制于一部极其严苛、常常任意武断的刑法。即使笛福这位把大不列颠当作新教徒的以色列的御用宣传员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度，”但伦敦的监狱却比“欧洲任何一个城市的监狱都多，可能有欧洲其他国家首都的所有监狱加起来那么多。”53而且大多数英国人都很贫穷。在威尔士，这一时期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都在勉强糊口的生活水准下默默无闻地过活。了解这一切的人很容易相信（一些历史学家实际上已指出）亨德尔的清唱剧和笛福的政治和经济著作中所贯穿的崇高自信，只不过是富裕和非典型的少数人的政治宣传而已。54然而，为何这些男女过着毫无指望的生活，却无论如何都相信，英国在任何意义上，都是一片充满希望的乐土？
他们中有很多人无疑并不完全相信这一点，甚至多数时候都不信。有的人当然明确说他们反对这虚无缥缈的想法。然而，相信大不列颠受到上帝特殊护佑，这一想法并不仅限于富人，也不仅限于英格兰居民，需要强调的是，同样不仅限于辉格党人。像所有经久不衰的国家神话一样，认为英国是一片因被选中而富饶的乐土，其效力并不取决于它是否真实。不管是否贫穷，大批英国新教徒相信（仅因他们是新教徒便相信，也因相信这一点令他们感到安慰）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比其他民族，尤其是比天主教民族，特别是法国人，更富有。
威廉·荷加斯的名作《加莱门，或古英格兰的烤牛肉》，显示了这种自鸣得意可以达到多么无礼的程度，以及它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对敌人的界定和贬抑。一个肥胖的修士望着一大块刚烤好的进口英格兰牛排直流口水；那些光着脚、完全没有吸引力的修女傻兮兮的乐不可支，因为她们认为她们已在一条鳐鱼的嘴脸中，找到了基督的影像；那些法国士兵骨瘦如柴，衣衫褴褛，完全一副娘娘腔；甚至绝望哀愁的苏格兰高地人因反抗其新教徒最高统帅乔治二世而被抛弃放逐，吃着大蒜：所有这些都是相当程式化的搞笑形象，一批历史悠久的新教陈腔滥调。只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才注意到荷加斯的讽刺画真正致命和创新的部分。只要看一眼这幅画，我们就已被关入一座法国监狱的大门之内。顷刻间，我们这些观众就已变得像法国人一样不自由。也像荷加斯本人，他把这幅画当作一次报复行动，报复1747年他在加莱旅行时的遭遇。
图7. 《加莱门》，威廉·荷加斯，雕版画，1749年
荷加斯在为这座古代防御工事写生时，被当作一名英国间谍抓捕和临时关押。55尽管他只把这一幕当作背景描在画上，我们仍能看到重重的手落在他肩上，士兵的矛在他头上若隐若现。对荷加斯而言，这一小小事件直指法国积弊的心脏：没有真正的自由，他们的财富必定微不足道且分配不公，他们的信仰永远都在迷信中纠缠不清：
让法国人愈加自鸣得意，在暴君的淫威之下，
而被压榨的民众跪倒在地，卑躬屈膝：
我们这个岛上顶天立地的众生，
鄙视所有看似光鲜的奴役，或金灿灿的镣铐。56
在画面中，阳光只照在加莱城古老的城门上，这是见证英国曾占领这里的最后一个实实在在的遗迹。阳光使英国皇家的盾形徽章熠熠生辉。但首先，它照在大门顶端的十字架上，象征着我们（荷加斯的观众）的宗教，那种被认为与肉质鲜美的烤牛肉和其代表的繁荣息息相关的真正的宗教。
这种宣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令人信服，甚至其创作者也不甚了了，但其实际效果却显而易见。尤其是在18世纪上半叶，以这种方式看待法国，消除了英国人在面对法国军事实力和文化繁荣时深深的不安全感。认为海峡对岸与他们对峙的成百上千万法国人实际上贫困潦倒、受压迫、轻信，甚至有些娘娘腔，这是消除紧张情绪的灵丹妙药和一种消除嫉妒的方法。57
但用贫困缠身来形容法国和其他天主教大国，这也是宣告只有新教徒才可以享有真正和持续繁荣的一种方式，那些在服务上帝方面缺乏热情和清晰洞察力的人，在更世俗的生活方面，很可能也同样懒懒散散、容易被误导和效率低下。1754年在布里斯托街头游荡的大批工人，据说口里高喊着这样的口号：“不要法国人……不要一天只领4便士和大蒜的廉价劳工，”他们就同意这样的信仰模式，正如1729年在意大利旅游的优雅的双性恋者赫维爵士即兴创作的诗歌所描述的那样：
在整个意大利境内，
除了贫穷和傲慢，你还能找到什么？
迷信愚蠢的闹剧，
腐朽、穷困和忧郁：
在暴君专制的蹂躏下，
一个富饶的国家，其主人贫穷；
城镇人口减少，土地荒芜，
人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58
根据这一观点，成为一名天主教徒，在经济上就会变得无能：如果有权有势就浪费、懒惰和压榨别人，如果没有就贫困潦倒和受人剥削。
那时的英格兰人知道，苏格兰人对天主教欧洲的反应，有时会采取一种不同并显然更宽宏大量的方式。把他们的剑卖给无论哪一支最需要它们的大陆军队，以此补充有限的国内收入，这是他们的一项悠久传统，尤其使其精英中的男性成员在面对欧洲各国时更加潇洒自如，在遇到与其宗教信仰相异的做法时，也不那么吹毛求疵。但苏格兰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坚定的长老会教徒，决不都是比他们的南方邻居更友善的欧洲人。罗伯特·伍德罗是格拉斯哥附近一个教区教堂的执行牧师，他眉飞色舞地记录了他的一个苏格兰同胞在“西班牙或意大利”（显然，对伍德罗来说，一个天主教国家与另一个天主教国家没有什么区别）旅行时，对一座天主教堂附近的一处圣迹的轻蔑之情：
他服了一点泻药，做好准备，在一个神圣的日子来到这里，颤颤巍巍步入这个祭坛，在那里排泄。我们可以确信，很快，他就发出一声叫喊；而他还想无拘无束地讲述这一情形。他准备这样讲述他的故事：在暴饮暴食很多天之后，他相信只有这样才能使他解脱；只要他来到这个圣迹……他就能被治愈。而且，据此，神父很快就把这当作一个奇迹，并向人们广为发布，而他是最高兴的人，因为他能够得到一些粪便。59
这是一个令人恶心的故事，可能是编造的。但它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那个极端的新教信念，即天主教的价值观颠倒混乱。这里的人非常无知和轻信，很穷，一定程度上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没有感觉，因此连污秽的事物都会去追逐。
因此，在整个18世纪，英国上层建筑都有一种巨大偏见，即一种看待（或更确切说是错误看待）天主教徒和天主教政权的方式，这种方式从宗教改革（如果不是之前的话）开始兴起，在与法国和西班牙接二连三的战争中培育，并使许多英国人，不管其真实收入如何，都认为自己特别幸运。然而，如果把这种喧嚣的自鸣得意当作只不过是无知的排外主义而置之不理，这有些傲慢。即使它的确不过如此，但其影响仍不容忽视。但是，这类事情的发生，还另有深意。英国人相信他们的经历完全和一成不变地不同于而且优于其他欧洲人的经历，这大错特错。但一些历史学家认为，英国的历史经历与欧洲大陆的经历实际上并无差别，这些历史学家的做法也同样不可取。60为了解真相，我们必须把两种极端说法折中，既不把骄傲自满的英国当作独一无二的例外，也不把它当作全欧洲范围内无差别的古代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要承认在某些方面，英国人与其大陆的许多邻国的确明显不同，而且更加幸运。
图8. 道路、贸易和流动性，约翰·奥尔维，《不列塔尼亚，或图解英格兰王国和威尔士版图》一书的标题页，伦敦，1675年
首先，他们挨饿的人口比例更小。1695—1699年压垮苏格兰许多地方的饥荒，是英国本土发生的最后一次饥荒，其本身也是一场极其例外的灾难。此后当然也有食物严重匮乏的时期，例如1730年代末和1740年代初，当时粮食严重减产、糟糕的天气和牛瘟接踵而至，似乎已促使全英国的死亡率大幅攀升。挨饿的情况总还是有，这是为什么穷人很容易感染呼吸道疾病和更引人关注的杀手如伤寒和天花等的原因。但即便如此，就食物短缺而言，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遭遇要比这严酷得多，而且相当长时期里都更加严酷。直到1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仍然很容易遭遇饥荒。法国也同样如此。实际上，这也是从人口角度而言，它对英国具有巨大优势的反面：它就是不能妥善地解决其人民的温饱。有时它根本就不能给他们提供食物。在1700—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间的几十年里，法国遭遇的全国性饥荒不少于16次，还有此起彼伏、几乎每年都发生的地区性饥荒。61所以英国人津津乐道的“饥饿的法国农民”这一原型，绝不只是傲慢偏见和愚昧无知的产物。法国农民的确在挨饿：大部分人都是如此。
但大多数英国人没有挨饿，这对其统治者一举两得。在国内，饥荒相对并不常见，这有力维护了社会稳定。当食物价格增长过快时，暴动很常见。但因这通常都是临时性的地方短缺而不是毫无希望、大范围的粮食匮乏所致，当局通常只需从其他地方额外调运一船粮食补给就可以平息事态。在农业上相对自给自足（加之还有爱尔兰这样一个令人着迷的粮仓），还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好处。它弥补了英国从军事角度考虑比其欧洲竞争对手人口更少这一劣势。到这个世纪末，英格兰作为大不列颠人口最稠密和物产最富饶的板块，其劳动力只有三分之一在从事农业。与之相比，法国被捆绑在土地上的劳动力比例，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而征兵的努力，总是不得不与数百万农业经营者的抵制相抗争。英国在那时肥沃富饶，詹姆斯·汤姆森在《统治吧，不列塔尼亚！》中颂扬的“乡村王国”，供养了它的战争机器，还有它的骄傲自豪和它的人民。62
繁荣富裕证明他们是一个被选中的民族，他们为此骄傲自豪，这种自豪不仅有农业支撑，更显然有商业的有力支持。他们在这一点上同样有更多骄傲的理由，而不只是偏见。从其贸易自由的程度、城市扩张的速度、居民在地理上的流动性和流动范围等角度而言，大不列颠的经历的确与众不同。1707年《联合法案》最重要的条款之一，是取消了所有国内关税和贸易壁垒。奥地利国内的关税壁垒一直延续到1775年，法国同样延续到1790年，而从1707年起，大不列颠的国内贸易商，就可以在从北部的苏格兰到南部的英格兰之间800英里的海岸线上反复穿行不用交税。1730之前的交流还有些缓慢和不情愿，但之后就突飞猛进，这就是当时的状况。保留至今但不完整的贸易数字，显示了国内贸易日益增长的规模和复杂性，以及对议会施加的压力，使议会准许收费公路蜿蜒穿越英格兰，并在这个世纪下半叶穿越威尔士和苏格兰。63全英范围内的市场正在形成，可能其最有力的证据，正是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无数抱怨之声，他们感觉自己在这一进程中正在节节败退。1748年，由英格兰人主导的下院试图通过立法，限制为数众多的苏格兰人把该国的产品贩卖到国境之南。四年后，150名爱丁堡商人发表了一份严肃声明，声称将不再从来访的英格兰销售人员手中购买或代销产品。64这些试图继续让英格兰人只在英格兰做买卖，苏格兰人只在苏格兰经商的努力，最终只是白忙活，这并不令人惊讶，就像在洪水已淹没堤坝时，还想在上面挖洞泄洪一样徒劳无益。
大不列颠各地之间的商品流通，与持续不断的人员流动相伴。在18世纪，英格兰和苏格兰（但不包括威尔士）城市的增长速度，比欧洲其他任何一个地方的速度都快得多。在欧洲大陆，城市化程度在1770年代之前几乎根本没有提高；而在荷兰这个城市生活一度非常辉煌和极其富裕的地方，其城市人口在这一时期实际上还有所下降。65但在海峡对岸，情况则完全不同。不只是伦敦，而且普利茅斯、诺里奇、伯明翰、布里斯托、利物浦、利兹、哈利法克斯、曼彻斯特、纽卡斯尔、爱丁堡、格拉斯哥、佩斯利和其他无数城市，没有哪个城镇的经济增长在此时能看出有什么问题，所有城市明显能看到的都是新建筑、街道、商店、住宅、旅店、酒馆和市政设施的大建设，以及每天从乡村滚滚涌入的新移民潮。66
这些男人和女人们出行的距离大都不远，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超过十或十五英里。然而，各个社会阶层的英国人，尤其是穷人，其出行的人数和频率，似乎比他们在法国、西班牙、德国或意大利那些待在家里的同时代人多得多。67在英国，一个人终日待在他出生的村庄或离群索居的陋室，这种情况只是例外，而不是常态。即使是能够抵御离家的诱惑和压力的人，也极少过着完全自给自足和离群索居的生活。外面的世界被走街串巷的小贩带到他们面前，这些小贩深入全国较偏远之地，兜售各种商品、小奢侈品、民谣和流言，以此谋生；外面的世界也可能以赶牛人的方式来到他们面前（如在罗马大道上勇敢穿行和在卡那封郡和安格尔西郡的马道上蹒跚而行，为切斯特、利物浦和伦敦采购肉牛的人）。反过来，商业也把乡村居民带离他们的隐居所，农夫和他们的仆人会经常外出光临某些小镇，以销售产品并购买必需的商品。
那么，认为这时的大不列颠是由狭小的、对外界不闻不顾的聚落构成的国家，其被封冻在习俗当中，商贸和交通被条块分割，这种观念充其量也只对了一半。大部分男女根本负担不起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不管是否愿意，谋生这一要务都驱使他们走向城镇、市场和小商贩，在某些时候，还要外出走走。贸易，和一个新闻记者在1716年提到的“自然而然把人们连接在一起、维系在一起的其他促进因素”，68并不是少数人的特权，而是许多人的必需，这种必需把不同地区都牢牢系在经济上维护自身利益、诚实信用和人际交往的网络之中。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把所有阶层的英国人相互联系在一起，那就是印刷作品。
从16世纪初起，印刷机就已开始在苏格兰飞转，特别是爱丁堡这一世界上重要的印刷中心之一，为全英国、欧洲大陆和美洲殖民地的读者生产图书、小册子和布道书籍。然而，在国境之南，政府立法曾有效地把印刷品限定在伦敦。只因1695年《特许经营法》失效，首都之外的印刷厂才开始成功确立自己的地位。威尔士在1718年开设第一个印刷作坊，那时一个名叫艾萨克·卡特的人在卡马森郡的一个小村庄开办了一个小企业，而在英格兰，18世纪上半叶开办的印刷厂有将近60家（在那之后，其数量更飞速增长）。69当然，这一切都已尽人皆知；但印刷业在统一大不列颠的过程中的重要性，和在塑造其居民认为自己享有特权这方面的重要性，则被远远低估。
就繁荣程度而言，新型印刷品中最夸张的无疑是报纸。法国人要到18世纪的最后25年，才等来第一份日报，而伦敦人在1702年就已经拥有，并在1730年代养活了6份日报，外加多份一周出版三次的报纸。半个世纪后，英格兰各郡生产了50份不同的报纸。苏格兰还有9份报纸，和《苏格兰月刊》这样定期出版的刊物，其出版商夸口说，该月刊可以在该国70多个书商中的大多数那里买到。70威尔士直到19世纪才有本土出版的成功报纸。相反，其地主绅士和更富有的商人，通过邮寄获得自己那份英格兰报纸，或从小商贩那里购买，每个出版商都雇了这样的小商贩来把他（有时是她）的出版物销往更偏远的地方。
尽管许多人主要出于个人原因阅读报纸，如浏览广告或品读更恐怖和荒淫的犯罪及性冒险报道，但报纸可以使英国不同文化和地区之间的接触了解过程变得更容易和平常。为填满地方报纸有限的篇幅，各郡的每名编辑都大量援引伦敦的报纸，在其密密麻麻印刷的栏目中，充斥着议会辩论、股票市场的起落变化、最新宫廷流言、与外国政府开战的可能性或和平的前景等报道内容。在这方面，苏格兰报纸与英格兰报纸并无区别。它们也用大量篇幅重印从首都报纸上精挑细选的国境之南的新闻，只是严格用“大不列颠”这个词替代“英格兰”这一更狭隘的称谓。71对买得起报纸的少数人，或有机会在咖啡屋和酒馆免费读到报纸的那部分人来说，报纸必然让他们更容易把大不列颠想象成一个整体。阅读报纸会不断提醒他们，其个人生活与更大范围的环境息息相关，不管是否愿意，他们都会被住在伦敦的那些人作的决定，或世界另一端爆发的战争牵连。
然而，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报纸、语法书、字典或这一时期从新闻出版界汹涌而来的其他所有供人自学的材料，都不是教会他们自己是谁的最有效的媒介。尽管世俗读物格外引人瞩目，但事实上，这一时期英国每台印刷机生产的主要产品，仍然是宗教作品。为证明这一点，你只需看一看当时更高档的刊物《绅士杂志》、《伦敦杂志》或《苏格兰杂志》为方便读者而发行的出版物清单。1750年，以上刊物中的第一份，罗列了430本新著，根据题目对其进行了广义分类：小说、戏剧、地图集、游记、烹饪书、园艺书、对古典著作的翻译等。在宗教书这一类别下，罗列了130多本书，具有压倒优势。72然而，《绅士杂志》所覆盖的范围还很不全面，你只有记住这一点，其真正的数量优势才清晰可见。它忽略了英格兰大部分郡和苏格兰出版商出版的书籍（与伦敦的出版商相比，宗教题材的作品在这些出版商所占的比重大得多），它也几乎总对宗教小册子、皇历、民谣和新版《圣经》只字不提。
新教神学和争辩学，不管是钦定《圣经》还是班扬和福克斯等人的作品，还是更普及的布道辞，现在从地理上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买到，而从价格上也远远更容易接受——对下层民众而言，这一现实可能才是印刷作品爆炸影响他们最广的一面。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认为1695年解禁印刷机完成了新教改革的普及工作。杰伦特·H.詹克斯写到：“这一时期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宗教改革的核心教义在出版物中，以浅显易懂和大众化的方式广为传播，这在威尔士还是第一次。”73在苏格兰和英格兰也同样如此，只是戏剧化程度稍弱。在整个大不列颠，普通男女现在越来越多地接触到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书写的宗教读物。他们读到或听到别人大声朗读新教经典的机会前所未有，还可能为自己买上几本。接触出版物的机会大大提高，这正是英国新教徒认为“自己享有特权”这一信念的重要部分。不管多穷、多不重要、受的教育多么少，他们都可以某种（他们相信）罗马天主教徒不可能的方式，直接接近上帝的话语，并且即使没有别的原因，仅凭这一点，新教徒（哪怕是他们中最穷的人）也是自由人。直到这个世纪末，爱丁堡的一个牧师协会还声称，天主教信仰意味着“普通人不能自由使用神圣典籍”。一个驻扎在西班牙的英格兰列兵写道：“天主教徒不读《圣经》；牧师完全控制着民众……噢，英国人！让我们珍惜我们的特权吧。”74
这句话从一个穷人口中说出，令我们回忆起英国新教徒受到特殊护佑这一信仰，在这一情形中是护佑他们拥有高人一等的宗教自由，但我们看到在其他背景下，则是护佑他们拥有更深厚和更坚实的繁荣昌盛。在当今社会，经济发展一直常被看作是现代化的原动力，并因此与宗教格格不入。但我们无须用这一观点来看待过去。在实践上，经济发展与一种深厚的新教爱国主义和自豪感和谐共存。在今天，这一看法令人不安和怀疑。然而，如果我们想要理解18和19世纪初的英国人如何看待自己及其世界，就必须认识并认真对待他们无比的自负。这不只是无知的岛国思想，尽管其中有一部分的确如此。它还与一种新教世界观捆绑在一起，这种世界观帮助男男女女搞清其生活的意义，并在他们面对困难和危险时，给予他们慰藉和尊严。而这并不只是有害的偏见。
就其农业的产量、商业的范围和体量、人员在地理上的流动性、市镇的活力以及无孔不入的印刷品而言，这一时期英国的经济体验明显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国家。其经济网络更为精致复杂，这在联系这片文化差异很大的土地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即使是几乎很少从这些网络中受益的英国人，甚至是非常穷的人也会被这种信念吸引，认为大不列颠就是比其邻国更富有和自由，是金色的耶路撒冷。乔治·达比曾这样描述一个处于极不寻常时期的非常与众不同的民族：“社会中个人和个人组成的群体对其自身社会境况的态度，以及这些态度支配的行动，并不全由实际经济状况决定，更是由个体和群体脑海中的想象决定。”75许多英国人对其故土所生发的想象，被势不可挡的新教信仰渲染，而变得更光明乐观。底层的新教偏见，正是英国政府在1707年之后被无怨无悔建立起来的坚实基础。
依靠信仰力量的政体
上帝保佑我们高贵的国王
上帝保佑伟大的乔治，我们的国王，
上帝保佑国王。
赐予他胜利
快乐和荣耀，
统治万世长，
上帝保佑国王。
噢，我们的主上帝现身，
驱散他的敌人，
并让他们一败涂地：
让他们的政治现乱象，
挫败他们的奸诈诡计，
在他们身上确立我们的希望
噢，保佑我们所有人。
这些诗句于1745年9月在伦敦的一家剧院第一次高声唱响，在场的男男女女群情高昂地聆听之后，在这个温暖的秋日夜晚兴奋地踮起脚尖，反复要求再唱一次。76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首歌的另一个版本，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已广为流传，似乎主要在被流放的斯图亚特王室的支持者中传唱。它现在因其所表达的情感，但首先因为政治和军事方面的背景，而被忠于现政府的人接纳。由于伦敦处置不当，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规模有限的军队得以跨越苏格兰，现在正昂首往南挺进。最初，在入侵路线上的人们对威胁其安全的这次行动不屑一顾，但现在开始恐慌，并在《上帝保佑国王》这首歌中，找到一根令人安慰、神圣和熟悉的救命稻草紧紧抓住。其歌词为他们提供的东西，正是其新教文化教他们去企求的东西；然而，尽管被敌人团团围住，但上帝的特殊关照是另一个保障。恰如《统治吧，不列塔尼亚》，也像威廉·布莱克的诗行（这些诗行直到1916年面临更大规模国家危难时，才像《耶路撒冷》一样被谱成曲子），《上帝保佑国王》号召这个民族群起奋争，但却通过信仰获得拯救。
直到19世纪初，这首歌才开始被称为国歌（national anthem），国歌这个词是英国发明的，这也证实大不列颠的国家身份与宗教信仰联系非常紧密。77在1745年，这首歌的地位还不那么正式，但它通过教堂仪式中的传唱和出版网络，得到有效传播。报纸和月刊为其读者迅速提供了歌词和乐谱；连《苏格兰杂志》也刊印了它，尽管从严格意义上说，苏格兰事实上还在詹姆斯党人的占领之下。它还通过大幅张贴的布告和民谣歌手吟唱的方式在穷人中传播，这些民谣歌手会为那些不识字的人唱出这些歌词，以换取半便士或更少的报酬。荷加斯在他那幅《向芬奇雷进军》的画中，画了这些女人当中的一个，她正在高声动员国王的军队，这些军队在伦敦一个较为贫穷的辖区聚集，准备向北进发，去与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和他的追随者作战。据说乔治二世觉得这幅画有破坏性，因为它显示了一次计划不周全的动员行动的混乱场面：不知所措的普通士兵穿着他们紧绷的新制服，他们的装备随意捆绑在手推车上，随行的商贩和号啕大哭的私生子拖拖拉拉跟在其身后。78然而，像荷加斯的很多画作一样，这幅作品实际上是一幅意味深长的爱国画。
其中心人物，一个显得特别烦乱的士兵，被两个或许是他妻子的人拉扯着，这个人实际上正代表英国本身。顺从搀扶着他右手的，是一个衣衫褴褛但依然洁净素白的民谣歌手，脸蛋漂亮、身怀六甲。从左边（与艺术处理的惯例方向相反）攻击他的人，是一个老得多而且又恶又丑的卖报人，像修女一样拖着一身黑袍，一个十字架在她的颈下摆来摆去，她的布袋里装满了充满恶意的敌方报纸。这幅画从微观层面向我们展示了更宏观层面发生的政治决策危机。大不列颠是继续忠于汉诺威王室（画中以身着白衣的女人来表现，她是一名民谣歌手，《上帝保佑国王》的歌词醒目地悬挂在她的篮子上）？还是屈从于卖报人所代表的斯图亚特王室？根据这幅画的启示，正确的决定是什么已毋庸置疑。白衣女子具有生育能力而且纯洁美丽，她的肚子，像她手上挎的篮子一样，装满了未来。相反，斯图亚特王室的代表很老因而没有生育能力。她用暴力威胁，而且无疑是罗马天主教徒。这样的人物塑造清晰反映了荷加斯自己的倾向性，但其背后蕴含的意义重要且有根据。大不列颠这时的政治、政府组织方式和男男女女对其所持的看法，都不可避免与天主教和新教的观念联系在一起。
当然，被无情重建的君主政体，最戏剧性地反映了这一点。在1688年，之后又在1714年，严格的王位继承规则被惹人注目地打破，因而避免了邪恶的（多数英国人都这么认为）罗马天主教君主继位。这种情况第一次发生时，公开信仰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及其男性继承人被军队武力逼迫逃亡法国，以便使王位传给他的新教徒长女玛丽，实际上是传给她加尔文教派的荷兰丈夫，奥兰治的威廉。而玛丽的妹妹安妮继任女王之后，虽然子嗣众多，但都因有病，无一幸存；托利派乡间绅士主导的议会在1701年通过《嗣位法》，明确任何一个天主教徒或与天主教徒结婚的人，都“永远不能继承、获得或享有王位和对这一王国的统治”，这一法律至今仍有效。79为确保得到一个新教徒继承人，议会不是一次，而是无数次反复被迫肃清有继承权的人选。它回避了50多个与安妮女王血缘关系更近，但因其天主教信仰而不合格的人选，以便迎来在1714年最终成为国王的那个人，即汉诺威的乔治·刘易斯，一个只会说一点简单英语的德意志人，一个其貌不扬、没有任何魅力的中年人，一个除了基本诉求之外，没有任何伟大抱负的人。他是一个路德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80
图9. 《向芬奇雷进军》，威廉·荷加斯，雕版画，1750年
这些不遵传统的继承法令，其意义在博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那里得到最清楚的展示，他是一个才华横溢、壮志未酬的人，曾担任托利派内阁大臣。他在《一个爱国国王的理想》（1738）这本写来教导乔治一世之孙（当时的威尔士亲王）的小册子中指出，英国君主仍可以使自己成为政治中最重要的中心、其子民的父亲。但他也以毫不含糊的口气告诉王位继承者，对统治之君的忠诚，其基础已不可避免发生了转移：“法律所要求的忠诚，其根源……来自国家，而不是个人。”81来自汉诺威的国王仍很有权势。但他们并不首先因为他们是谁而得以统治。也不因为他们的祖先曾经是谁而得以统治。议会把他们推上王位，而新教徒让他们继续待在那儿。他们本质上是时势造就的国王，因迎合了多数子民的宗教偏好而居其职，斯图亚特家族却反复拒绝这样做。一名英格兰主教曾说：“一个天主教国君治下的新教国家，将永无宁日；如同看护人是一匹狼，那任何一群羊都不得安宁。”82
粉饰这一实用主义安排需要些时间，把一个顺应时势和功利主义的王朝变成一个富有吸引力和讲究礼仪的王朝，也同样需要时间。而在被流放的斯图亚特王储、詹姆斯二世之子詹姆斯·爱德华·斯图亚特和其孙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不断觊觎王位的情况下，这一任务就变得更加艰巨。在他们的宣传海报中（这是大多数英国人曾见过的他们的唯一形象），他们都体格健硕招人，这正是汉诺威最初的国王所缺的东西。他们在苏格兰受到广泛支持（尽管也不是万众一心），尤其是在联合还没有完全深入人心的18世纪初。甚至在苏格兰之外，他们的不幸遭遇和大无畏精神，也使他们显得充满无限传奇色彩，这是古板、一帆风顺和同样充满勇气的汉诺威人并不想要拥有的气质。此外，像所有在野的领袖一样，斯图亚特王室允诺的东西很多，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不处于那些复杂之事中，也没有参与令人幻想破灭和失望的政府日常工作。83但尽管如此，斯图亚特王室进行的事业，却面临一个致命障碍。那就是其代理人不会放弃曾经在最初令其王朝失去王位的天主教信仰。斯图亚特王室信仰坚定、令人钦佩，但从政治角度却致命，他们不皈依新教，这被证明具有决定性。
在英国王位上替代斯图亚特王朝的人知道，宗教是他们的王牌，他们要把它发挥到极致。例如，威廉和玛丽在1689年经历的加冕仪式，经过精心改造，以强调其信仰的优势和不可替代性。宗教改革的关键文本，即英文版《圣经》，第一次被带到向西敏寺进发的加冕队伍当中。这对君主必须依照“福音的真正信仰，以及法律所确立的、经过新教改造过的宗教”宣誓就职——其前任从来没被要求这样做。加冕之后，《圣经》就交给他俩人手一本：“以使你铭记这一规则，且你应当遵守它。”84所有这些革新都被以后的加冕仪式保留，如果有所区别，那就是提醒的热情有增无减，要在这些君主一生最重要的加冕仪式上提醒他们，他们是因为从宗教而言是什么而不是什么才获得这一位置。当安妮女王在1702年加冕时，在宣誓之前，她被要求发表一份冗长的声明，反对圣餐变体论6的主张。85
为使这些被指定的新教徒新君的统治合法化，护教人士不再求助于总是带来麻烦的“君权神授”说，而把其立场改为神圣天意和人民的意愿。他们指出，奥兰治的威廉在1688年征服詹姆斯二世，还有汉诺威王朝在1714年继任英国王位，都是因为神圣天意对他们的青睐。新教的神祇再一次守护着被他选中的人。但上帝之所以以这种方式垂青新教徒国王，只因他们愿意承担他们对其子民的责任，而斯图亚特王室表现很糟糕，不愿意这样做。因此，君主的宗教基础和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契约观念，至少在理论上，完美结合。86一个牧师在1714年曾指出，乔治一世把其继承王位归因于他是“皇家血脉在新教这一系”的直系传人，但同样重要的是，他是“这个国家自己的选择”，并将根据这片土地上的法律来统治。87《上帝保佑国王》的最后一节同样指明了这一点：
最珍贵的宝物，
愿倾囊与他。
愿他维护国法，
为我们指引目标，
我们衷心放声歌唱，
愿上帝保佑国王。
英国人被反复告知，重新安排给他们的君主，是他们特别自由的原因之一。不仅君主继承王位的条件是信奉新教，而且人民对他的忠诚，也以他遵守宪法为条件。如果斯图亚特王朝复辟，这两样东西——新教信仰和宪法原则——都将被碾得粉碎。
这可能更多的是诉诸理智而不是情感，承认新王朝是建立在功利和宗教偏好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个人忠诚之上。支持最初几位汉诺威国王的书面和口头宣传，无一具有诗意，几乎没有詹姆斯党人最优秀的辩护词那样华美、像民间传说一样的特征。它常常更擅于就英国的现状发出令人兴奋的警告，而不擅于充满朝气地想象一切都已令人满意的未来。尽管有这种种局限，但它仍然赢了。因为它能吸引新教徒大众，而詹姆斯党人永远都不能。但它获胜，也因为新建的王朝只是革命之后给英国人提供的政治安排中的一半。而同样非常重要和有强大吸引力的另一半是议会，现在每年召开一次，会期达好几个月——这在1688年前从来未曾实现。
其直接后果，是加剧了党派间的冲突和选举时的竞争。88但议会行使职能的方式和笼罩在其周围的神秘氛围，也促进了国家统一。1707年后，实际上这个岛国的每个部分都有一个其近旁的贵族在上院，并且（或）向下院派驻代表。而且尽管与英格兰南部相比，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代表的比例严重偏低，但实践中，这一体制的运作比其看上去更为公正。来自席位偏少地区的富有和有影响力的人，常常在席位更充裕的地区当选，以这种间接方式，他们所在地区就在威斯敏斯特获得了发言权。例如，康沃尔这个当时乃至现在都在文化上独特且相当孤立的郡，其在1761年选出的44名议会议员，有一半以上，都是在其境外出生和扎根的人。另两个议员席位充裕的郡，即德文郡和威尔特郡，其选出的下院议员有一半也同样如此。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即可能衰落但仍拥有议会选举权的市镇满足了实用目地，在这一案例中，是让那些议员席位较少地区的英国人，能进入威斯敏斯特及其立法机构。89
这与16和17世纪的状况完全不同，那时，各地上层阶级的精英，常常花很大心思来为当地人保住席位。在1700年代，外地人越来越容易当选，这显示出选举现在变得更不稳定，但也显示出上层阶级精英更具有英格兰头脑，而且越来越有英国头脑。假如一个人有钱、有门路和相当的能力，那他出生在康沃尔、德文郡还是威尔特郡就不再那么重要。到18世纪下半叶，甚至他是不是英格兰人都已不重要。因为虽然在1750年前，很少有苏格兰人能代表威尔士或英格兰选民，但随后，苏格兰人——和人数更少的威尔士人——渗透到英格兰选区中去的情况越来越普遍。1760到1790年间，有60个苏格兰人在国外当选议员。接下来的30年里，超过130名苏格兰人坐到了国境之南的议员席位上。90这标志着到这个世纪末，英国统治阶级已是名副其实的英国人，而且这样的标志还会越来越多。
尊重议会成了精英态度中一个越来越重要的部分，也是精英爱国主义中最重要的部分。这不仅因为议会为贵族和议员提供了一个促进其自身地区利益（显然它做到了这一点）的独一无二的途径。也不仅因为议会是发展事业和保障适当立法最重要的平台。在议会中服务（这个词被频繁使用，无疑意味深长），为沉迷于古典作品的男性精英，提供了扮演罗马元老院议员的机会。它调动他们的全部修辞能力，还迎合了他们的公民价值感。此外，曾到欧洲大陆参加教育观光旅行7的人，都清楚明了议会在英国的重要性，其把英国政府与其他几乎每个欧洲国家现有的政府区别开来。到18世纪初，与它最相近的机构都不再开会，如法国国民议会；或已被削弱，如德意志大部分邦国议会；或被人们视为只不过是阶级和地方特权已完全过时和令人讨厌的护卫者，是良好和高效政府的绊脚石，如波兰议会。91
他们所服务的机构与众不同，以当时的标准来看非常高效，而不是碍手碍脚，而且它的作用范围和重要性实际上还在增强，这一认识再次确保了英国贵族对其政治优越性的信心，也暗示了他们自身的优越性。贵族和议员常常为下院中行政部门的影响力，或为大选的频率，或为个别大臣的行为争论不休。但这些冲突都源于真正或莫须有的担心，担心这一体制的美正在腐坏，而不是源于怀疑这一体制整体的有效性。翻一翻对这些争论的记录就可以很快明白，在18和19世纪，人们对议会的意见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地高度一致，认为议会独一无二、卓越非凡和至高无上，是这个自由和信奉新教的民族来之不易的特权。
但对议会的狂热崇拜不仅限于操控它的地主阶级，尽管在1700年代初的大部分时间，崇拜者似乎的确只限于英格兰人。这部分原因在于，大多数威尔士和苏格兰民众从这一机构得到的直接好处甚微。直到18世纪末，议会几乎没有制定和通过任何特别影响到威尔士的公法或私法，其大部分居民对通过了什么法律也并不了然。雷蒙德男爵在1730年提议议会的所有会议记录都应翻译成威尔士语，以加深其民众对它的忠诚，这一具有远见的提案却被上院否决，因为苏格兰阿盖尔公爵认为这一提议滑稽可笑。92尽管如此，威尔士仍因拥有选举权的人数众多，而远比苏格兰更密切地参与到议会体制当中。1707年前，即使是苏格兰自己的爱丁堡议会，在其爱国精神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大，因此，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在北部几乎不可能激起广泛热情，尤其是在联合之后的前三四十年。它实在太远了。在1745年前，它只偶尔通过了几项福泽苏格兰的立法。而更尴尬的是，只有极少数苏格兰人（不超过3000人）拥有投票权。93
在英格兰甚至威尔士的状况则完全不同。在这些地方，成年男子中拥有选举权的人口比例从未低于14%，而就在联合之后的那几年，几乎达到25%。94此外，从1688年革命一直到1716年，至少每三年举行一次大选，有时甚至更为频繁。这常被看作是这一时期极不稳定的原因之一。然而我怀疑，频繁的选举也为男男女女反复提供了了解、欢呼或嘲笑其绅士代表的机会，这很可能促使新的政治秩序越来越深入人心、坚定不移。紧张状态可以被消除，愤怒能以一种可以接受和讲究礼仪规则的方式表达。而且，在早期阶段及之后，选举还被当作一种爱国和新教徒的方式，而不只是政治教育的方式。
不管竞选对手之间是否为争取选民而激烈竞争，也不管议会议员（像大多数情况那样）实际上是否由当地最有影响力的地主提名，一次选举仍然是一个公民盛会。联合王国的国旗高高飘扬，乐队演奏爱国乐曲，焚烧教皇的肖像，免费啤酒激励人们为忠诚干杯，偶尔也激起不忠诚的示威游行。如果某人的投票权受到质疑，他可能不得不在村庄或城市广场公开宣誓效忠，以此提醒观众谁是在位之君，同时也提醒他们，只有新教徒才能成为公民。即使是不能投票的人，也受选举过程中的言辞和仪式鼓舞，相信他的代表们的权力附有条件，议会一定程度上是这些代表们义不容辞的责任。95正因他们相信这一点，因此没有选举权的男士，偶尔还有一直没有投票权的女人，都频繁在商贸、道路、桥梁和地方管理等事务上，参与到向议会请愿的活动中来。例如1730年代，议会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店主那里收到100多份请愿书，希望更严格管理抢走他们一些生意的流动小商贩。96这样的请愿者在议会选举中大都没有直接发言权。然而他们的行动显示，他们仍感觉那里代表了他们，他们也有发言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