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物皆欢
不管属于宗教还是世俗：
我们致命的争吵将很快平息，
由我们的和平之君，乔治国王加以调停；
我们的生活将富足而舒适，
哪管天主教徒羡慕不已。53
我们已经看到，长老派和英国国教的许多牧师认为，并鼓励自己的会众认为，詹姆斯党人是敌基督者的代言人，或是《旧约》中所说的亚述各部，野蛮而好战的外邦人，威胁着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
面对詹姆斯党人的威胁，社会所有阶层都可能感到焦虑。辉格派和托利派地主担心其地产安危，担心国内骚乱会导致1640年代那样的社会和政治动荡。政府债权人和与私人信贷网络有瓜葛的人，则在为其投资的安全性和内战一旦爆发如何收回债务而忧心忡忡。而在入侵逼近时，身无分文、无权贵亲友且无处可逃的穷人，最为焦虑。奥尔文·赫夫顿曾写道：“18世纪的穷人进取独立，渴望不受打扰地过自己的生活，这令深入研究他们的人惊叹不已。”54这种打扰既可能来自敌国，也可能来自国内。
图14. 《高地人杂牌军，或得意洋洋的公爵》，乔治·比克汉姆的 多幅反詹姆斯党人的讽刺宣传画
詹姆斯党人的军队在1745年进军英格兰时被冷眼相对，就恰如其分地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其行军路线经过许多城镇，但加入他们的非罗马天主教民众却寥寥无几。诚然，自发行动起来亲身阻止他们的民众也屈指可数。但认为这种不作为就是无动于衷的历史学家，也需要反思。当时英国民众没有受过充足的民兵训练，拥有火枪的数量也有限且经常是过时淘汰的。除非英勇过人或愚蠢十足，否则，他们不太可能向一支高地人组成的军队贸然开火，从而让自己的家园和亲人面临灭顶之灾。55相反，英国穷人在面对入侵时强压怒火，直到詹姆斯党人军队溃败退却之际，他们才发起反击。一位詹姆斯党人军官后来抱怨，他的所有“因伤而被留在路边的部下，不是被杀死，就是被虐待或监禁。”一个睡在路边的精疲力竭的苏格兰青年，被一个流浪妇女和她的孩子割断喉咙。这很难说是弗兰克·麦克林所谓的懦弱。56这是仇恨，是穷人和弱势群体对胆敢破坏他们社区安宁的外来者的仇恨。
英国商界的反应通常没那么野蛮，但也同样旗帜鲜明。对他们来说，他们不仅担心王朝暴力更替必将破坏国内贸易和信贷体系，而且担心詹姆斯党人的胜利，很可能会使英国在海外贸易和殖民地的最主要竞争对手法国渔翁得利。英国之所以参加九年战争（1689—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2—1713），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坚持认为，流亡的詹姆斯二世及其子嗣是英国唯一合法之君。1715年叛乱，是因期盼法国入侵（实际上从未付诸实施）而起。准许詹姆斯·爱德华·斯图亚特在其余生大部分时间避难法国的，是法王路易十五；他还在1743年，命令一支庞大的入侵舰队以他的名义运送一万名步兵到英国，这一计划只因詹姆斯党人自己效率低下而失败。57简而言之，法国是斯图亚特王室最坚定的盟友。因此，英国人有种种理由相信，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不管是否愿意，都将处于在法国势力的庇护之下，并支持法国的利益。法国为僭君出资，自然会对他们发号施令。
这一层意味对英国商界非同小可。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之后，法国贸易的扩张速度快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包括大不列颠。它以廉价的糖和咖啡赢得欧洲再出口市场。它在土耳其的成功，使英国自己的黎凡特公司经营受挫。在波斯和印度，法国布匹声誉良好，东印度公司很难匹敌。法国商人和军队不断侵蚀英国在西印度洋和北美的利益。58换句话说，英国商人和贸易商早已面临法国的有力竞争。如果詹姆斯党人入侵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内战，如果英国被军事占领，如果法国要求复辟的斯图亚特君主让出新大陆的殖民和商业利益，或裁减皇家海军，来回报此前的恩泽，那时英国商业该何去何从？詹姆斯党代言人也迫不及待地向法国政客指出，入侵英国是使其退出殖民和商业竞争的最佳途径。1732年，乔治·弗林特在巴黎写道：
英国人的计划，是有效摧毁法国的毛纺厂，可能还会进而破坏法国外贸的其他每一个有价值的部门，并以此摧毁法国。这番话是我在国王的接待室对红衣主教弗勒里亲口所说……如果法国人不着意阻止，英国人迟早会这么做。59
当然，法国人完全有能力自己得出这一结论，英国人也同样如此。
那么实际上，詹姆斯党人牵扯到的不仅仅是一个特定王朝的荣誉之争。男男女女都明白，其成功必然会让他们卷入内战。而政治素养更高的人则懂得，斯图亚特僭君只不过是英法全球商业和霸权之争的一枚棋子，在这场斗争中，商界人士和统治精英一样身处险境。
我并不认为物质因素注定詹姆斯党人必败。如果有什么使然，那只可能是整个大不列颠势不可挡的新教力量。但物质因素，尤其是商界的规模和重要性，无疑影响了詹姆斯党人被击败的方式和失败的程度。民众对1715年叛乱的反应，没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因为那场叛乱去得太快，对男女大众影响不深，而民众在更大地理范围内，对1745年叛乱更为持久的反应则清楚地诠释了这一点。
1745年7月底，老僭君的长子和继承人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在赫布里底群岛登陆。到9月，他就征集了大约2500名高地人，进军低地，夺取了爱丁堡，并在普雷斯顿潘斯战役中击败小股英军。到12月，他的杂牌军已多达5000人左右，往南一直深入到英格兰的德比郡，但这也是其好运之巅。他在1746年4月撤回苏格兰时，其人马在因弗内斯附近的克洛登被打得七零八落。他本人逃回法国，声色犬马，理想彻底幻灭。60他在人们记忆中的浪漫光环犹存，但这并不能掩盖其入侵的严重性。他以微不足道的资源，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证明了詹姆斯党人军队的勇气和号召力，也证明了英国政府许多正式机构的无能。
当其对手入侵时，乔治二世还远在汉诺威，他在那儿漫不经心地一直待到8月底。当时英军主力有62000多人不在本土，而是在佛兰德斯和德意志执行任务。留下驻防苏格兰的兵员不足4000人，其中有许多还是新兵。当时内阁因大臣们争权夺势而意见不合。直到8月中旬才召开议会，几乎是在小僭君登陆3个月之后。61所有这些失误共同导致后勤混乱。政府没能为效忠的苏格兰要塞（如格拉斯哥）提供足够武器自卫，也没有给英格兰北部前线城镇提供所需给养。卡莱尔在11月投降詹姆斯党人，因为该城民兵长达两个月没能从政府或其他任何人那里拿到一分一厘。尽管一直面临斯图亚特王朝入侵威胁，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使民防机制运转流畅。在这一阶段，苏格兰各郡没有治安长官协调防务，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承担这一职务的大地主常常办事效率低下。康沃尔的治安长官通报政府说，他郡里的民兵缺勤太久，他都不知该如何召集。柴郡治安长官报告说，适宜在民兵服役的人员名单，连同他们的武器一起不见了。62
如果英国大众真想把宝押在詹姆斯党人的事业上，在上述情形下，还有什么能阻止他们。但只有较贫穷的高地人部族、一小撮威尔士人和大约300名英格兰人追随小僭君。63大部分男女民众都冷漠地待在家里，少部分富人则投入时间、金钱和武装来维持现有秩序。为便于民防，政府把其认真动员的正规军与非正式甚至业余武装结合，这既具有代表性，又是一种深思熟虑之举。国内好多世袭贵族都被许以政府资助，以回报他们在其势力范围内征募军队。而且像1715年那样，有产者被要求在其治安长官领导下联合起来，去招募和武装所有愿意宣誓效忠的志愿者。各地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以弥补国家政府在组织上的不足，同时起到宣传动员作用。按照大法官哈德威克伯爵的说法，这些忠诚民众组成的武装联军，其象征意义和辉煌成就是为了表明，汉诺威王朝的背后有其臣民的积极支持。64仅在1745年9月到12月之间，就在英格兰和威尔士52郡中几乎3/4的郡里，成立了57支联军（参见书后附录一）。65
很明显，来自社会各界各行各业的男人们，他们参加联军，并不一定想着保卫整个大不列颠，甚或只是英格兰或威尔士。康沃尔郡治安长官设法招了6300名郡民投身一支武装联军。但这些勇士一边期待伦敦为他们提供武器，一边也像一个世纪之前其内战中的先辈一样，有他们自己的侧重：“他们都表示时刻准备着保卫国家，但指的却是他们的郡。”66即使不那么偏远的南方各郡，如萨里、苏塞克斯和肯特郡，都不愿意建立保卫整个国家的联军。威尔士有十个郡，连同多塞特郡、萨默塞特郡和赫里福德郡，则根本没有建立这样的联军。这些地区的詹姆斯党人残余势力可能助推了这一结果，缺乏资金也促进了这一局面，在威尔士尤为如此。但南部和西部协调行动的主要障碍却是地理因素。对生活在这些地区的大多数男男女女们而言，苏格兰似乎太遥远，甚至英格兰北部也很远。萨默塞特郡一位特别懒散的爱国者向治安长官嘟囔说：“叛乱在北方开始，很可能在那里就已平息。”67事实上，只有完全暴露在小僭君军队面前的英格兰北方十郡，郡社会才在士绅层面得以联合，使联军成为保卫家园的有效武器。
图15. 《高地来客》，掠夺和平与财富的詹姆斯党人，佚名，1746年
然而在士绅层面以下，积极爱国的模式则明显不一样。商界，以各种形式，灵活地自行联合。伦敦市长在该市商人中募捐，为苏格兰的英军士兵购买生活用品，之后，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低地制造商和贸易商手中购买必需品的订单便接踵而至——1000张毯子、1.5万条裤子、1.65万双袜子、1.2万件羊毛衫等。募捐委员会的报告对其动机直言不讳。“在我们的公敌使用各种手段和伎俩破坏我们的贸易和信贷之时”，增加这些易受攻击地区的工作机会，这对事业有利，也有助于确保当地工人不轻易叛国。68英格兰唯一为小僭君提供新兵超过十人的曼彻斯特市，其状况也证明了这种逻辑的合理性。大约有两百名男子，许多是失业的纺织工，把宝押在小僭君身上（后来都因其决定受到严厉惩处）。有工作而仍然冒险反叛的曼彻斯特人，似乎主要是天主教徒、爱尔兰人或学徒，一定程度上都是外人或新手，极少有在其行业中地位稳固的人。69
那些有自己的商店或产业或在他人的产业中大量投资的人，可能更根深蒂固地厌烦詹姆斯党人的冒险。“感谢上帝保佑丝厂平安”，一位非国教徒医生在其日记中战栗着记下这句话，因为其时小僭君的军队正从斯托克波特进军，对其妻子规模不大但却很珍贵的固定资产秋毫无犯。70在威尔特郡的特洛布里奇和布雷德福，当地布商和大贸易商对土地贵族迟迟不组建武装联军越来越不耐烦，他们打破社会等级，组织了自己的防务力量。萨默塞特城市化程度更高的区域，似乎也组建了自己的临时防务力量，又一次表达了对当地贵族拒绝联合的藐视。71大地主，尤其远离战场的地主，可能自以为能在一场大规模入侵中幸免于难。但整个命运只与一种商品的产销或一家商店或批发店紧密相连的个体远远更为脆弱，反应也更积极。
我们越深入研究反抗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的地图，就越清楚商业和制造业中心在其败局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事实上，詹姆斯党人的军队占领的所有重要苏格兰城镇，都展现了积极或消极的亲汉诺威倾向，这也是为何查理向南胜利进军时，不得不向它们强派总督，而不是冒险举行新的市政选举。爱丁堡没有如其所愿为其提供志愿兵团。在格拉斯哥，即便是在高地人武装占领时，长老派牧师也做了亲汉诺威的布道。72在邓弗里斯，当地邮政局长竭尽所能向政府通报整个叛乱期间发生的各种事件。在10月31日乔治二世生日那天，珀斯和邓迪的詹姆斯党人总督都受到爱国者攻击。73在苏格兰城市的这种浪潮中，可能蒙特罗斯是唯一明显的例外，但可能也是证明这一定律的例外。
1706年，该自治市向其议员请愿，支持一项与英格兰联合的法案，担心如果不这么做，伦敦就会对边境贸易强加限制，“这是我们贸易中唯一有价值的分支，也是唯一对我们有利的贸易。”74然而蒙特罗斯的经济，远比这一动议的内涵复杂得多。该市紧邻詹姆斯党人的据点邓恩宅，被有同样政治倾向的其他地主包围，是一群有权势和创业精神的詹姆斯党走私分子的根据地。其成员乐于与北海两岸同情他们的商人和银行家保持非法但令其收益颇丰的联系，因此创造了一种对当地经济至关重要和有利可图的商业网络。换句话说，有望复辟的斯图亚特王朝不会危及该市经济命脉，甚至恰恰相反。75商业事业和斯图亚特的正统论在这里相得益彰。但其他苏格兰城镇，现在已开始从《联合法案》的自由贸易条款，以及越来越有利可图的英国殖民地准入中获益，并不确定王朝暴力更替对他们有什么好处。76显然，英格兰的大城市也同样如此。利物浦在1688年革命之后才开始走向富裕，它组建了自己高效的志愿兵团来反击入侵，其商人仅一次集会就筹到三千英镑来为此买单。布里斯托的经济也高度依赖与北美和西印度的海外贸易，其市民募集了上述经费的十倍来资助其武装联军。更南方的埃克塞特，是重要的布匹制造中心，和所有这样的中心一样，在与法国纺织业激烈竞争，它也建立了一支由当地18—55岁之间的男子组成的武装联军，并飞速致信伦敦表达忠心，信件脏兮兮、皱巴巴，该市市长气喘吁吁地解释说，因为“市民们的热切和渴望之情无法抑制。人人都争先恐后签名表示将尽责效忠。”77
其他地方的自发行动还很多，匆匆上马，人员参差不齐，东拼西凑，几乎总是混杂着恐慌、自私和公共精神；然而正因为这些特性，反而比政府命令和强制采取的任何系统防御措施揭示了更多真相。在这场危机中，靠贸易谋生的人，并不全都积极站在政府一边。如果詹姆斯党人的军队成功逼近伦敦，支持政府的人或许也并不一定全都继续坚定不移。我们永远无从知晓。但这些所表明的是，在1745年7—12月的这6个月，即詹姆斯党人的军队高歌凯进，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在望之时，大量商界人士和地主阶层一起，积极筹钱并拿起武器，支持现有秩序。相反，苏格兰以及威尔士和英格兰的大量民众，既没拿起武器，也没自愿捐资来支持小僭君。客观地说，这已说明问题。这甚至能支持对汉诺威王朝几乎没有任何好感的塞缪尔·约翰逊的言论。他曾说：“如果在英格兰公平选举，现任国王今晚就会下台。”但他接下来更务实，可能也更令人伤心地补充道，人民“不会……冒任何风险来复辟那个流亡家族。他们不会做得不偿失之事。”78事实证明确实如此。
约翰逊把詹姆斯党人的不幸之事归咎为英国人对于金钱的强烈考量，这很重要，因为尽管物质因素本身，虽不能解释斯图亚特家族的失败，但无疑推波助澜。贸易是英国经济的核心，促使詹姆斯党人受到坚决反抗。特别是在1745年，民众对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的事业消极以待，而自觉支持现有秩序，这被证明至关重要，在更富裕和城市化更高的地区尤为如此。詹姆斯党人自己都注意到，“其军队所到之处，敌人似乎远比朋友多，”这促使其决定从德比郡撤退，而不是继续向伦敦进发。79如果民众反应有所不同，同情之心更多一些，路易十五可能已亲率法军入侵英国，他在1743—1744年间就曾酝酿这一计划。80现实是，詹姆斯党人既没有国内广泛支持，也没有国外大力援助，在克洛登战役之前很久就已被击败。其失败不是因为其支持者面向过去，而是因为有太多英国人在当下会损失太大。
对国家投资
就爱国的自发行为和民族身份的讨论而言，克罗登战役之后的20年是一个非常富有创造力的时期，在大不列颠和欧洲其他地方都是这样：法国相当明显，西班牙、俄罗斯、荷兰和德意志的许多地方也是如此。所有这些国家都就公民权的界限和意义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大讨论。为爱国而建立的自发协会数量明显增加。推崇和赞美民族文化的尝试更加有意识。在法国，这一时期开始在卢浮宫展出非常自信的民族艺术。在英国，建立了大英博物馆，编撰了《不列颠百科全书》。必须补充一点，与这些明显的英国创举并行的，是对纯粹英格兰、威尔士或苏格兰文化兴趣的与日俱增。毕竟也是在这一时期，詹姆斯·麦克弗森创造了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凯尔特英雄奥西恩。81鉴于欧洲人仍在以一种极富民族国家风格的方式撰写历史，我们仍搞不清楚，重燃爱国主题的兴趣，为何在那么多不同的国度同时发生。规模前所未有的战争接踵而至、城镇发展、印刷品的传播以及我们不得不称为布尔乔亚的这一阶级的重要性日增，这些必然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觉醒气氛的广泛蔓延。但对卷入其中的国家而言，也都各有其特殊的因素在发挥作用。
在大不列颠，最初的刺激因素来自詹姆斯党人叛乱带来的震撼。作为一个海上强国，英国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习惯于在海上、海外或至少是在其偏远的边缘地区作战，当一支由其自己的人口组成的敌军，竟能如此深入，近抵其心腹之地，这令其非常紧张。尤其是这支军队人数少、装备差，大部分由高地人组成，而在苏格兰低地、威尔士和英格兰爱国者眼中，高地人是一个极其落后的民族。人们买票参观荷加斯描绘入侵的画作《向芬奇雷进军》，该画以典型的自满之情，对比了想象中苏格兰高地人挥舞的风笛、盾牌、斧头及狼牙棒，和英国军队闪闪发亮的现代化武器，加农炮和枪支。82对精良技术的自信植根于种族优越感，这在詹姆斯党人最初胜利挺进之时只能更令人感到羞辱。对叛乱的镇压常常毫无章法，这也令人气馁。爱国行为很普遍，并最终制胜。但太多人龟缩在家里，既不参与反叛，也不站出来保卫汉诺威王朝。直到坎伯兰公爵最终进军苏格兰时，还有太多的国家机构似乎无所作为。
所有这些都使人们担忧英国的安全，以及它的人力是否足够。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在法国海军护送下登陆英国，并有望获得更多军事援助。尽管援助并没有变为现实，但这一事件是一个有力的警示：法国拥有优良的军队和更为庞大的人口，可以轻易干预英国国内事务。1740年代末和1750年代，伦敦建立了一系列产科医院，旨在降低分娩以及穷人家婴儿的死亡率；1753年，下院通过法案进行全国人口普查（上院以妨碍自由为由反对这一法案）；1756年，在与法国的另一场战争爆发后，议会开始资助科拉姆在育婴堂的工作，这些现象绝非偶然。83一年后，为回应民众建立更高效民防军的要求，新的《民兵法案》最终得以通过。
但对许多爱国者而言，上述旨在增加国家安全和人力的实际措施，并不能解决核心问题。詹姆斯·伯格出生于珀斯郡，他那标题切中时弊的书《对英国的提醒，或危险依旧》，在1746年销量超过一万册；英国国教牧师约翰·布朗长篇大论的悲情历史《论时代的风俗和原则》在1757年更为成功——这些作家都认为，真正的危险与其说是法国的力量，不如说是英国自己国内的分歧和道德上的堕落。英国之所以容易受到攻击，是因为它没有保有足够多的公共精神：“在各个部分之间没有纽带或凝聚力。”84悲观主义者把目光转向一场严重的牛瘟，这场灾难使爱国者的主食烤牛肉价格飞涨；他们也提到一个事实，即首都自身也在颤抖——确实如此。在里斯本大地震引起欧洲人情绪恐慌之前五年，伦敦自身在1750年经历了两次小的地震。85
但找到英国病公认的根源，要比辨认它的症状困难很多。约翰·布朗很认同一种说法，即商业自身应该受到谴责。人们将太多精力奉献给斤斤计较的商业实用性，助长了自私自利，忽视了公共精神和尚武精神：“我们以为，只要得到更多钱，我们就能让一切事物都有保障。”布朗对1745年有许多商人出资的爱国捐款无动于衷：
有人坚持说，实际上在那场叛乱期间，我们筹集了大量资金，这证明保卫国家的精神并没有消失殆尽……这是一个很不充分的推论：难道是指不怯懦（至少与勇于如此为之一样不假思索）于通过舍弃一先令或一英镑以避免危险的意愿？因此，关键的问题依旧是，“不是谁来付钱，而是谁来战斗？”86
然而，还有一种看法远比这一观点更常见，直截了当地把责任推到上流人士和统治阶级穿丝戴绸的肩上。杰拉尔德·纽曼曾揭示自1740年代末以来，这些人受到多么猛烈的抨击，诗人、剧作家和小册子作家如何不断指责他们以自身的好逸恶劳、奢华和狂热崇拜法国等行为，从内部败坏了英国。87这一看法进一步指出，只要英国贵族在他们彼此之间说法语，只要他们喜好法国服装、雇用法国发型师和男仆以及在教育观光旅行期间经常出入巴黎沙龙，只要喜好法国文化和进口奢侈品而致使本土艺术家、贸易商和制造商失业，那么国家特性就会受到侵蚀，国家傲骨就会腐坏：
娼妓、假发、饰品、名包、织锦和缎带；
虚华的形式，虚伪的面孔。
起来！自省！拒绝高卢的统治，
不要让他们的工艺品赢得他们的武力永远无法得到的东西。88
图16. 《英国人的权利伸张，或者法国人的野心破灭》， 反法宣传画，1755年
人们担心英国在一种精神不佳的情况下勉强支撑，国内必须重新振兴，以此作为发展理由，首先是由商人发起建立了一系列爱国协会，这一发展具有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影响。这一时期，自发组织的各种协会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雨后春笋般建立，尤其是在城镇，几乎清一色都是男士参加。有街道俱乐部，受到特定街区的头面人物资助；有各种兴趣俱乐部，关注点从玫瑰种植到严酷的体育运动到特殊的性癖好；有无数共济会和准共济会团体，迎合喜好神秘仪式和乔装打扮的男士；有拳击俱乐部，穷人加入其中，可以为自己提供很少的一点保障；有专注于政党政治或食物的俱乐部；有讨论俱乐部，在那里，下巴带着须茬的自学成才者可以思考科学和哲学奥秘；在上流社会的协会，那里尽责的市民相聚美餐并探讨当地的穷人问题。89从组织角度而言，新的爱国协会与其他俱乐部颇为相似。但在一个重要方面，它们截然不同。那时也和现在一样，普通的英国男士俱乐部既民主，又完全排外，平等对待其成员，但绝不让公众插手。相反，爱国协会公开的使命都是公共性的。它们有意对外——意在改革国家政府。
在这些组织中第一个也是最天马行空的一个，是“值得颂赞的反法国天主教协会”，由一群商人于1745年入侵危机之际在伦敦建立。90其特别精美的徽章，现在还陈列在大英博物馆，上部绘着充满活力的英国商人乘风破浪去海外赚钱，中心部分是圣乔治用长矛挑落法国人的武器，并将其踏在脚下。该俱乐部的信条是“为了我们的国家”，其公开宣布的目标非常商业化：“通过讲理和举例来阻止进口和消费法国农产品和工业品，并反过来，鼓励消费英国的农产品和工业品。”在实践中，这意味着其成员通过筹款来奖励爱国企业的行为，并在报刊公布这些奖赏，宣传他们的工作。一位蕾丝品制造商得到该协会补助，因为其产品被认为好到足以与法国同类产品相媲美，一位船长，因其捕鲸行动硕果累累得到认可，还有一位绘图师，绘制出英属北美殖民地的理想边界，也得到奖金。这个协会很快发展到各大城市和马萨诸塞殖民地，但它也把自己看作某种智囊团。其成员每年四次委托牧师布道，宣扬市民需要努力反抗法国的邪恶。然后协会负责资助出版，好让广大公众知晓，他们面临的威胁到底多么严重。
其传递的信息偏执但却连贯：自诺曼征服以来，法国的毒害就是一种邪恶，英国人现在只有变得更道德和更统一，才能摆脱这种邪恶。例如1756年，约翰·弗里在对该协会布道时声称，英格兰人、苏格兰低地人和汉诺威国王都是同一个撒克逊种族的后裔，因此都应当彼此和睦相处，并与威尔士人和睦相处，毕竟他们是唯一的古英国人。91在叛乱中，他们意见不合，落入法国的圈套，却灭了英国的志气。另一位牧师约翰·巴特雷解释说：
建立王国是为了卓然不群，区别于其他国家：它与欧洲大陆分离，也表明和宣扬了与他们在风俗上的差异……我们安享和平，国力强盛，确实如此；但如果我们与法国的风俗开战，将对我们有益。92
允许法国特性渗透到英国语言之中，进口法国工业品，将自己打扮得“文雅伪善”，仅仅因为这么做很时髦，这些都不亚于文化叛国，是在邪恶地虚掷真正的国家身份。
“艺术协会”，或给出其全名“大不列颠促进艺术、商业和制造业协会”，仇外的程度要低得多，但它同样专注于国家贸易和国家文化。该协会在1754年成立之初，只有17名成员，而且完全是威廉·希普利思想的产物。希普利是伦敦一位文具商的儿子，作为地方绘图师过着平凡的生活。到1764年，协会的支持者，同时也是客户，多达2100多人，他们遍布英国各地和美洲殖民地。93“艺术协会”和“反法国天主教协会”相似，但它建立在一种远远更系统的基础之上，如果某些人的作品或发明可能有利于经济，它就会奖励他们（她们）。例如，这个协会的备忘录表明，它一直热心鼓励钴的发现和洋茜种植，这似乎令人费解，直到我们想起钴是一种上好的蓝色染料，而洋茜在19世纪之前一直是红色染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很简单，该协会希望英国最重要的工业，即纺织制造业，能够在国内漂染布匹，而不是把它们运到国外去漂染。94这个协会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如何在国内为商船和海军舰队提供更多木材。1757年，它设立基金，鼓励人们种植橡树、栗树和榆树。第二年，它又为种植杉木设立基金，这样一来，苏格兰人也能够为国家振兴贡献自己的力量。95
上述措施体现了“艺术协会”工作上平凡、改良的一面，热情的外国访问者，如本杰明·富兰克林，从来不忘对这一面大加赞赏。但艺术协会还有另一面，看起来更具有雄心抱负的一面。该协会每年都留出奖金，来资助最有前途的少年艺术家和雕刻家，1761年，它开放自己在伦敦的场地，举办了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的大规模国内艺术展。塞缪尔·约翰逊为艺术品目录作序，据说光顾展览的人数超过两万人。96这一次，“艺术协会”那些沉着和刚毅务实的成员，似乎接近了时尚和创造力的边缘。然而，对希普利和他那些爱国同胞来说，他们的工作完全一致。如果大不列颠要在与法国的竞争中胜出，就得在奢侈品出口和文化声望方面与之媲美。就此而言，花时间和金钱培育英国艺术，与鼓励种植洋茜或芜菁没有本质区别。希普利写到，他的目标是：“让大不列颠成为教育学校，正如它是已知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的贸易中心一样”。97英国必须主宰艺术，正如它主宰海洋一样，这两个方面都是与法国展开较量的竞技场。
这种经济和文化国家主义，在1756年随着战争爆发而日益高涨。那一年6月，俄罗斯公司的一名成员乔纳斯·汉韦，在康希尔的皇家徽章酒馆与其他22名商人聚会，决定成立海洋协会。协会的宗旨，是筹集资金收容失业者、流浪者、孤儿和穷困男孩，为他们提供衣物，并把他们送进皇家海军。其成功令人难以置信。到七年战争结束时，该协会正式会员超过一千五百人，已有大约一万名男子和男孩被送到海上服役。98但汉韦和其他许多组织者看重的，不是该协会的最终结果，而是其存在及运作方式：
由此，英国人的热情与英国人的仁爱结合，会在整个王国传播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如果我们教导这些年轻人敬畏上帝，同时教导他们的手和手指为国家、为真实而重要的美德而战，我们就可以期待，这种行为能令上天垂青这个国家。99
换句话说，慈善的目的，是让捐献者和受益者都获得新生。为爱国事业捐款，可以根除在1745年有时表现很明显的冷漠和分裂。男人和女人们在慈善事业中得到救赎和重新统一，随之自然能战胜法国。同样远大的雄心，也隐藏在汉韦倡导发起的另一个爱国团体，即1759年建立的“军队协会”背后，该团体旨在帮助英勇奋战在北美和德意志的士兵及其家属。100
这一时期，其他许多协会也在伦敦和其他地区蓬勃兴起：促进商业和制造业协会、军人救助协会、提高国民出生率协会，还有一些协会把堕落的妓女转变为体面的母亲，让她们哺育有用和强健的新一代英国人。很显然，所有这些创举，都源自对国家和前途的某种考虑，但现在也有人老调常谈，认为这些协会体现的，只是中产阶级的野心。101当贵族阶级因缺乏全情投入的英国精神而遭到严厉抨击时，商业阶级趁机把握主动权，同时大张旗鼓投身公共事业，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在未来更好地控制公共领域。约克郡一位议员在1753年宣称：“英国中产阶级的公共精神，以及上层社会的堕落和自私自利，在当前比以往何时间都要显著。”102这样解释当时发生的事情引人注目，但并不完全正确。在某些方面，爱国协会并没有体现中产阶级的自治要求，而是进一步证明了商业社会和上层人士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
例如，海洋协会最大的两位捐款人分别是乔治二世（捐了1000英镑）和孙子威尔士亲王（奉献了400英镑）。103固然，“艺术协会”是由一位心无旁骛的绘画大师创建，但长期担任其会长的，是世袭贵族罗姆尼勋爵，1760年，其成员中有许多贵族和政客，包括纽卡斯尔公爵（首席财政大臣）、老威廉·皮特（国务大臣）、比特伯爵（未来的首相），事实上包含了商务部的所有高官。104“反法国天主教协会”的贵族化程度要低很多，但它也毕恭毕敬邀请了米德尔塞克斯女伯爵出任其名誉会员，并且非常赞赏她禁止在宫廷穿法国时装和鼓励穿戴英制衣物和布料的努力。
对许多商人来说，这些爱国协会为他们提供了偶尔与位高权重者一起社交的机会，并可以为他们建立有用联系和留下良好印象大开方便之门，这是协会的成员资格更实实在在的吸引力之一。就此而言，这些协会并没有挑战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相反，它们反映和支持这种秩序。例如，1756年之后，俄罗斯公司、东印度公司和成百上千个体商人慷慨捐助“海洋协会”，其部分原因，是战时，他们迫切需要政府扶持。所有海外贸易商不但与海军部签订了各种赚钱的合同，也依靠其保驾护航，以对付敌舰和海盗。为皇家海军贡献绵薄之力，是打动当局的一种方式，一种热心为公的姿态，可能确保其获得某种回报。
因此，仅仅只把爱国协会看作资产阶级自信的一种体现，那就错了。但它们的确展示了，在这个社会，乃至任何一个社会，积极的爱国主义，很容易汇聚成要求更广泛公民权和政治变革的洪流。
这些协会哪怕是其存在，都挑战了当时英国政府的组织方式。首先，其承担的某些任务，凸显了政府有很多工作没有做。1756年，威廉·希普利的“艺术协会”设立特别奖金，鼓励人们为英格兰和威尔士各郡绘制新的、更精确的地图。其备忘录温和地指出，法国政府早已下令测量法国全境的地形，而英国统治者还没有这样做，尽管全新、全面的地图，显然能为经济带来巨大好处。1051761年，一位匿名作家为“艺术协会”撰文，更直截了当地主张建立干预型国家，以更好地满足商人和企业家的需求。他质问道，英国统治者为何不“给改善制造业的发明家颁发荣誉？而我们的敌国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而且议会为何没有常设的委员会，来为商业利益修改成文法？106
怎样才算一个积极的爱国者？这些爱国协会对此也激发了一种有选择余地和更加宽泛的解释。尽管现有秩序使得政治权利的获得取决于等级、财产和信奉正确的宗教，但这些协会的运作方式表明，参与的意愿才是英国人的真正标志。它们也暗示了，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努力的程度，而不是法律上的资格。用汉韦的话来说，就是相信“慈善是统一的伟大纽带，也是社会最可靠的黏合剂”，所有这些协会都尽其可能谋求更多人的支持，而不论其阶级、所处地域、宗教、党派或性别。107威廉·希普利总是拒绝公开他自己的宗教信仰，因为作为一个兼容并包的爱国协会的秘书，看上去不属于任何宗教派别非常重要。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明确要求“艺术协会”的一些奖金面向穷人开放，并为女士们留有余地。一开始，他希望女士们能够获得完全的成员资格，“因为人们没有理由认为，就有利于其国家的福祉而言，她们的慷慨和真诚会落于下风。”108汉韦的提议遭到其他成员反对，但该协会的奖金也本着良心同样颁给女士和男士。“今天终于证明，我微不足道的努力有益于国家，这一想法多么令人欢欣鼓舞！”一位获奖的女士写道，她走出私人领域，投身于公共福利并得到认可，她显然为此惊讶不已。女士们不但有所收获，也积极慷慨解囊。所有爱国协会都有女性捐助者：例如，“军队协会”在1760年为英国士兵募集资金时，已知的女性募捐者有120人，而牧师只有40人，贵族只有10人。109
因此，就其参与者的范围，以及实际上就其一丝不苟的行事方式而言，这些爱国协会显然是开放的机构，也是对寡头政治持续的公开侮辱。正如汉韦所鼓吹的那样，它们面向全国招募新成员，提出一种积极的公民概念，这种公民在规模和构成上与政府正式承认的公民完全不同。但就实际创建并决定其纲领的人而言，这些协会的限制远远更为严格。它们的主要活跃者几乎无一例外来自中产阶级，其中绝大多数为商人。
“艺术协会”无疑也吸收了大量高官显贵的捐助者，但这些大人物很少定期出席或参与组织工作。正是商人、销售商和手工匠人（阿瑟·扬后来把他们称为“生活中微不足道的人”）几乎占据了其2000名成员的一半，并决定了协会的方向。110世袭贵族中只有一个，即罗姆尼勋爵，在海洋和军队协会中扮演重要角色。相反，商人掌管着这两个协会的委员会和捐款清单。汉韦自己的俄罗斯公司为“海洋协会”捐款100英镑，伦敦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捐款200英镑，他们在孟买的商人兄弟筹集了1300多卢比。在1760年为军队协会捐资的1500名个人当中，有267人是足以在伦敦城市名录中出现的杰出商人。111其他主要是小商人、杂货商、药剂师、酒馆老板、裁缝等，以及声明对国家负有责任的来自伦敦和各郡的店主。
这种人投资爱国主义又渴望得到什么回报？对他们中的一些人来说，物质吸引力显而易见。我们以出色的木雕工和反法国天主教协会的热心成员托马斯·约翰逊为例。约翰逊特别擅长雕刻精美的洛可可镜框和画框，这种精致而费时的作品卖价很高。1758年，他出版了自己的设计图样，在书的扉页，绘制着一位情绪激动的英国人，挥舞着“反法国天主教协会”的徽章，还有一位美少年在焚烧一个法国的纸质模型。为什么呢？因为纸质模型——即黏合剂和纸浆的混合物，我们这一代人至少在学校学过如何粘黏这种东西——是一种法国人的发明，并且日益被用来制作镜框。它可以轻松快速地铸模，而且比精美木雕便宜很多。因此，约翰逊对一个抵制法国进口货物的协会颇感兴趣，其原因一目了然。约翰逊从法国人那里毫不惭愧地大肆借鉴了其艳丽的洛可可设计，但现在，法国人威胁到他的事业。112斯蒂芬·西奥多·詹森是伦敦市议员，也是“反法国天主教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他无疑非常真诚、众所周知的爱国主义，也有着非常相似的个人动机。他在巴特西经营着一家瓷釉厂，生产精美昂贵的首饰盒等产品，但面临着法国进口的同类奢侈品的激烈竞争。113
图17. 托马斯·约翰逊家具设计的题献页，1758年
在其他协会的工作中，也不难发现相似的物质利己主义因素。例如，“军队协会”为英国士兵募集的大量金钱，被用来购买国内生产的消费品：14000双鞋、6000件马甲、3000双手套、400罗角质钮扣，以及每枚4便士用来缝制它们的9000枚钢针。114因此，为海外征战的英国人提供适当的生活必需品，与为国内商人提供商业订单恰到好处地结合在一起。但商业爱国主义的好处从来不只是经济上或主要不是经济上的。加入这些协会和捐款，往往是有目共睹的行为。这些协会通过报刊杂志广泛宣扬它们的集会，或以小册子的形式发布捐款者名单，从而确保上述活动为大众所知。商业爱国者的名字和地址不断出现在印刷品上，这不但有利于生意，同时也让他觉得自己在社区中更有价值和更重要。
正是渴望获得认可推动着很多这样的人。以乔纳斯·汉韦为例，今天，人们在记起他时（如果他还被记起的话），只把他视为一位令人乏味的好心人，第一位经常带伞的英国男性。没有人想去追问，为什么汉韦很紧张地在下雨天保持自己衣物干燥。他这样做，肯定源自性质相同的社会焦虑，这种焦虑使他总是佩一把剑并别一枚完全仿造的盾形纹章。他急切渴望给人留下印象并被认真对待。建立“海洋协会”使他获得地位，成为一位人物，并最终使他得以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115同样，对其他许多小人物而言，加入爱国团体是获得某种影响力和重要性的途径，作为个体，他们永远无法得到这些。同样，与以往相比，这种方式也让大不列颠成为一个更符合商人需求和喜好的国家。
我们已看到，爱国协会接受任何人捐赠。但这些钱的使用符合商业需要，促进了一个有序、勤勉同时更加强大的英国。“艺术协会”用它的奖金来奖励工作努力、富有事业心的个人。具有更明显沙文主义的协会大力鼓励普通士兵和海员的优良品行。“海洋协会”为招募到的每一名男孩提供一套新衣服和新观念：
你们是自由民的儿子。尽管贫穷，但你们是生而自由的英国人的儿子；记住，真正的自由在于表现出色；你们要互相保护、尊敬长官，为国王和国家奋战，直到流干你们最后一滴血。116
真正的自由在于表现出色。这是资产阶级爱国者的真实声音，他们相信，个人成功和国家利益永远相辅相成。这些少年海员到底有多少人能阅读和理解那些话，我们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海洋协会”许多更有影响力的支持者——比如双目失明的伦敦行政官员约翰·
菲尔丁——主张为皇家海军招募孤儿和失业者，作为解决犯罪、骚乱和贫穷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强大的国防往往与清除街道上潜在的小偷、乞丐和商业破坏者紧密联系。上述方法可能的确奏效。“海洋协会”在七年战争期间招募的4787名儿童中，战争结束时只有295人可查明。117其余的人是否已被改造，他们是否在海军谋得一份终身职业，或者战争是否让他们的生命只是昙花一现，对此人们可能永远无从知晓。对许多经商的爱国者来说，那些男孩们不再无所事事，也不再妨碍他人的事业，知道这些可能就已经足够了。
图18. 《“海洋协会”的鼓励动机》扉页，塞缪尔·威尔， 雕版画，伦敦，175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