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益的代价
我们回过头来看托马斯·科拉姆，另一位为了仁爱、为了大不列颠，也为了良好秩序和更充沛的劳动力供应而去拯救流浪少年的商人。科拉姆也像威廉·荷加斯、威廉·希普利、乔纳斯·汉韦和千千万万支持爱国协会的男女以及其他拥有商店和业务，或仅仅从事买卖的无数英国人一样，相信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完全一致。这或许是一种自命不凡的态度，但也并非一种不切实际的态度，尤其是在18世纪前60甚至70年，它大体上正确无误。
尽管地主主导着政治，但他们会认真考虑商业需求。他们这么做一定程度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但许多人也完全像任何一位重商主义宣传家一样深信，英国的繁荣是其受到上帝特殊恩宠的见证。战争仍然是国王们的游戏，主要出于王朝或战略原因参战。然而，英国从事的战争也填满大批商人的口袋，在1775年前尤其如此。与法国的九年战争（1689—1697）引发了严重经济危机和商人的系列反抗，但接下来的三次重大冲突，即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尤其是七年战争，似乎对许多商人非常有利。最后那场战争使英国出口达到新高，同时也获得世界上的广袤地区，它是商业利益与英帝国扩张之间相互促进的顶峰：
全世界贸易都以这个岛屿为中心；她是所有国家的市场：商人独占宇宙的财富，像帝王一样生活；制造商可以凭借信誉和声望过活，我们的征服活动能轻松地为他们提供无数必需之物，而在以往，他们必须为这些物品付出高昂代价。118
这种说法有点夸张，因为每一场战争中，某些商业和工业都会遭受损失，一些个人会破产，一些船只会落入敌方的武装劫掠船之手，信贷会出现问题，最终，某种程度的厌倦和幻灭之情会趁虚而入。但对幸存下来的商人而言，至少有一种幻觉上获利甚至现实中获利的感觉。这些利益来自为战争机器服务，来自获得更多殖民地，来自海军和条约强制打开的新市场，来自廉价原料和外国商品；同样，这种获利感也因所有这些战争的敌人都是英国商业竞争的主要对手法国。英国的头号敌人，也被非常正确地视为其海外和国内贸易的主要对手，这一事实意味着，统治大不列颠的人在战争和受到入侵威胁时，常常可以仰仗殷实的商业支持。
因此，商业跟随在国旗之后，但它也有助于国旗继续飘扬。商业机构有助于把大不列颠的不同地区连接起来。商业有助于充实国库。商船是皇家海军的训练基地。从事商业的男女在保卫汉诺威王朝的战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考虑到所有这些原因，争论18世纪的英国（实际上还有19世纪的英国）到底是一个土地社会还是一个商业社会就显得毫无疑义。它并不完全非此即彼，而是两者兼而有之。重要的是土地与商业间的关系；在1775年之前，人们普遍而又正确地认为这是一种互惠关系。如果说它后来变得越来越敌对，部分原因在于日益加速的经济和社会变化，同时也因为战争经历的变幻。与美洲殖民地的战争，以及与革命和拿破仑法国旷日持久的缠斗，破坏了英国的商业，而18世纪早期的战争并没有这样。一旦察觉到这一点，商业对在中央政府占主导的土地阶级的容忍度很可能就会大打折扣。
然而，即便在1775年之前，我们也可以发现各种模糊和紧张的关系。有一些明确的迹象表明，一些英国商人日益不满他们在政府中现有的间接影响力。“反法国天主教协会”、“艺术协会”以及“海洋协会”等志愿团体的兴起具有双重意义。它们进一步证明，经商的男人（也包括女人）之所以愿意向大不列颠投资，以及宣传和实践爱国主义，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给他们带来好处。但在更深的层面，这些私人组织也证明了商人们对更正式的政府机构的不满，并越来越相信，这些机构过于守旧和排外，无法贯彻商人们渴望的各种变化。在1760年代，这些协会有许多转而支持约翰·威尔克斯和议会改革。119这合乎逻辑。正在发生的这一切，是个人抱负在公共政治中的实现，荷加斯很早以前就在托马斯·科拉姆身上发现了这一点。因为商业之光普照大不列颠，那么，那些促进它的人就一定有权利在阳光下占据一个更重要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