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人参加的所有战争中，七年战争的成功最辉煌。他们征服了加拿大，把法国人从其印度、西非和西印度群岛的大部分殖民地赶了出去。他们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了马尼拉和哈瓦那。他们的海军摧毁了欧洲的竞争对手。他们自诩为世界上最富进取心、最富足和幅员最辽阔的国家。年轻而具有传统沙文主义倾向的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对他的议会同僚们说道：“看看四周……仔细瞧瞧我们宏伟的都市，我们辽阔的帝国，我们庞大无比的商业和我们富足的人民。”1
但是，幸福感很快变味。一定程度上，这源于与过度沉溺于重大战争始终如影随形的后遗症。社会要消化20多万复员军人，其中大多数是穷人，有些还留有残疾，而且他们所有人都受过暴力训练，因此其压力可想而知。还有一个残酷、令人不快的事实摆在面前，即大肆发行国债导致税赋大幅上涨。还有1763年《巴黎和约》中令人不悦的外交政策，根据和约，英国向法国和西班牙退还了部分被占领土，徒劳无益地希望两国能够克制，将来不再发动战争夺回其余土地。尽管这些刺激因素很重要，但战后不稳定和分裂的根本原因更加深刻和持久。最重要的是，正是这场胜利自身的性质和程度，随后扰乱了和平。这次成功过于巨大，赢得的版图马上显得过于辽阔和过于陌生。英国人极大地扩张了他们的国威和帝国势力。但好比《伊索寓言》中那只想和公牛一比高下而使劲鼓气的青蛙一样，他们到头来反而担心自己是否扩张过度，他们辽阔的新版图令人紧张和忐忑。
新界标
七年战争之前，英帝国领土足够小，也具有足够的同质性，似乎恰好与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自认为特有的价值协调一致。但战后的帝国过于庞大，无法迎合这些岛国偏见。战前的帝国居民主要是新教徒和说英语的人，关键在于十三州北美殖民地。但战后帝国包括拥有7万名法国天主教居民的魁北克，以及亚洲的大片土地，那里的人显然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白人。事实上，战前英帝国的军队人数相当可观，但它仍被普遍看作是一个商业帝国，是一个热爱自由的商业民族仁慈的产物，因此，完全不同于依靠征服建立起来的血腥和不稳定的罗马帝国和西班牙帝国。七年战争的战利品，让人们完全难以维持在已失败的帝国与当时的大英帝国之间进行的这种自以为是的对比。这不但带来道义问题，也导致实际难题。大英帝国现在不再主要以商业为支点，而是像以前的帝国一样，靠武力维系，谁又能够保证，它不会反过来在发展过程中腐蚀和毁灭母国本身？英国整整一代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其中最给人教益的是爱德华·吉本，仅在《巴黎和约》签订一年之后，他就决定按年代叙述罗马帝国的衰亡史。2
然而，绝大多数英国人更担忧庞大帝国带来的直接挑战。战前的帝国完全是非正式的，议会不费什么代价就可以宣称自己对帝国的权威，而不用太操心这种权威会导致什么后果。战后帝国要求大幅增加对行政机器和军事力量的投入。加强控制所需的费用要么由英国纳税人支付，要么由他们的殖民地居民支付。但新的控制水平也需要合法化。一个自称无比自由的民族，拿什么来证明他们对他人和自己施加的极为广泛的支配正当呢？埃德蒙·柏克质疑道，“对维护一个庞大、未连成一片、具有无限多样性的帝国非常有用的强大指挥权”，如何才能与保持英国传统的自由和谐一致？3承担新责任将包括牺牲他们自己固有的岛国性，他们的这一务实的担忧在面对帝国的亚洲臣民和罗马天主教臣民时尤为强烈，因为对许多英国人而言，亚洲也像天主教一样，是专制权力的同义词。1770年，一位贵族警告说：“亚洲财富滚滚而来，不但带来了亚洲的奢华，我担心恐怕也带来了亚洲的统治原则。”4
因此，史无前例的胜利带来的战利品之所以令人不安，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挑战了英国长盛不衰的神话：英国是一个以新教徒为主的民族；英国的政体建立在商业之上；英国是一片自由的土地，因为它的基础是新教和商业。战后英帝国的范围和本质，似乎都在拷问着所有这些前提。在20世纪的最后25年里，英国人关注的问题是，他们在世界上的权力太小，这可以理解。相反，在1750—1775年间，困惑他们先辈们的问题，却是太迅速地掌控了支配太多人的太多权力。他们猛然和有利可图地投身这场宏大的游戏，但他们大多数人还得去学习和接受其规则。国内同时出现的权力游戏规则的改变，使这种调适变得更加困难。
民众对七年战争的支持非比寻常，而且看上去全民一致。与此前在1689年以来的每一场对法战争相比，这次没有在法国推动下为斯图亚特家族的王位要求而对英国本土的入侵，也没有为了他们的利益而认真谋划的哪怕半途而废的国内起义密谋。5到1763年，即使最偏执多疑的辉格派政治家也非常清楚——至少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詹姆斯党人现在对事件进程的影响已微不足道。议会内外的托利派，在战时也与他们的辉格派对手一样，表现得非常好战。汉诺威王朝从此一劳永逸地得以稳固。很显然，苏格兰与大不列颠其他部分的联合也同样牢固。有史以来第一次，英国军队得以从苏格兰高地征募大量兵源。那些曾在1715和1745年拿起武器反对《联合法案》的宗族，现在已被拉拢投身于英国的事业，因为他们当时的首领得到垂青和提拔，摇身一变成为帝国战争的炮灰。老威廉·皮特有些夸大其辞地说：“我尽可能四处寻找美德，我在北部山区找到了它……一个英勇无畏的部族……他们忠诚服役，英勇战斗，为你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征战。”6
但战利品应当属于谁？现在托利派的忠诚已被证明毋庸置疑，詹姆斯党人已烟消云散，苏格兰已是作为整体（而不只是苏格兰低地）投身于英国的爱国主义，怎样才能证明高级官职和各种机会只留给辉格派和英格兰人仍然合理？考虑到托利派、苏格兰人，最重要的是考虑到新国王乔治三世，其回答根本不具合理性。
那么，对通常处在事件中心的人，但也对处在他们之下的人而言，1763年的各种前景令人兴奋，但也令人惊讶地完全开放。事实上，从这一刻一直到美国革命及之后，英国人都在他们很少有人能正确理解的一个巨大的海外帝国和一种新的国内政治环境中，集体患上了陌生环境恐惧症，他们被这一新环境所吸引但也有些迷失方向和意见不合，这么说并不过分。这也是一个期待值很高、迷茫和焦虑的时期，一方面要求变化，另一方面又公开谴责变化，这种谴责之声来自这个政治国家的外缘，来自大不列颠自身的外缘，也来自英帝国的外缘。在国内，约翰·威尔克斯及其支持者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为英格兰人争取古老的自由和新的权利，与此同时，英格兰爱国者更普遍认为自己处于苏格兰人的野心和苏格兰对大不列颠的建构所带来的威胁之下。许多英格兰男女曾习惯于把在海外的美洲殖民者看作他们自己的镜像，但这些殖民地居民大都不但反对英国议会的权威，最后甚至否认他们自己身上残留的英国身份。对这些压力的反应，迫使人们严肃地重新评价英国性的意义和帝国的含义。
图19. 《约翰·威尔克斯先生》，威廉·荷加斯，蚀刻凹版画，1763年
威尔克斯与英格兰性
1763年8月15日，一位苏格兰人在巴黎街头挑战一位英格兰人，要与他决斗。7这个英格兰人就是约翰·威尔克斯，当时他正在法国度假，以躲避国内债主，同时也为使自己在因煽动诽谤而与政府发生冲突之后能够平复下来。那位想要成为攻击者的人是一个莽撞的年轻人，名叫约翰·福布斯，是阿伯丁郡一位在1745年叛乱之后逃到法国的詹姆斯党人的儿子。他通过荷加斯的画作认出了威尔克斯，在那幅杰出的讽刺画中，这位爱国者简洁的优雅和新闻工作者的自命不凡，完全被他玩世不恭的挑逗目光、明显的斜视和一顶伪造的自由之帽抵消，这顶帽子像一把倒挂的夜壶一样，悬在他戴着时髦假发的头上。但福布斯追杀的并不是真正甚或虚假的自由鼓吹者：他想杀死的是一个猛烈抨击苏格兰人的人。在威尔克斯的住所后面，他告诉前者，因为其恶意攻击了英国北方及其居民，他前来索取其性命。威尔克斯凭借其混合了诙谐、夸夸其谈、粗鲁无礼和机智的惯用伎俩得以脱身。他借口说与一位英格兰国务大臣的决斗有约在先。他还宣称自己是国王非常有用的臣民，不能随意拿生命冒险。他称福布斯是一位反叛者，不值得与之战斗。接着，当这位年轻人被激得火冒三丈时，威尔克斯迅速溜走，侧身到法国治安官的保护之下。
这并不是唯一一次苏格兰人想要夺取威尔克斯性命。同一年的晚些时候，一位精神失常的苏格兰水兵在潜入威尔克斯的伦敦寓所时被发现，身上带着一把铅笔刀。他告诉当局说，他和其他12位苏格兰人发过誓，要暗杀他们民族的这个敌人。8其他愤怒的苏格兰人在私人通信、公开的小册子甚至盖尔语歌谣中痛斥威尔克斯。在爱丁堡和苏格兰另外一些城市，少年学徒在国王生日那天焚烧他的肖像，这种做法一直持续到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9英格兰历史著作通常忽略了苏格兰人表达出来的这种愤怒情绪，正如威尔克斯对苏格兰露骨的仇视，也常常被当作是与那场以他为中心的运动并没有真正关联的、令人遗憾的粗俗行为而一笔带过。然而，苏格兰人在把威尔克斯视为傲慢的英格兰沙文主义的体现时，实际上分辨出了他的这个运动的本质——赞美某种英格兰性，并维护英格兰人的权利。
图20. 代表米德尔塞克斯争议当选的约翰·威尔克斯， G.博克，铜版画，1769年
如果说这种狂妄自大和令人难以容忍的、狭隘的英格兰爱国主义在此之后只是被轻描淡写，那是因为威尔克斯很容易被视为一位纯粹的持不同政见者。威尔克斯出生于伦敦商人家庭，不信奉国教，在荷兰接受教育并沉溺于自由思想，一位乐于抛弃糟糠之妻的好色之徒，加入地狱之火俱乐部并打算以卢梭的风格写一部关于两性的自传，他公开反对威斯敏斯特和白厅的密谈室，并在这一过程中成为一位民间英雄，一个全英格兰四面八方家喻户晓的人物：威尔克斯无疑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从出生、性情和行为来说，都是一位满不在乎的局外人。10虽然如此，但英国史学家现在仍有些过火地把他描述为道貌岸然之辈。他们津津乐道于他的愤世嫉俗、投机取巧和迷恋女色，尽管政治家通常都一成不变拥有认真严肃、坚持原则和出言谨慎的道德品质，尽管自我放纵必然与胸怀伟大理想水火不容。然而，约翰·威尔克斯以及与他联系在一起的观点值得我们认真对待。这个人本身无疑是一个一心追逐名利的浪子。他公然说谎、幸灾乐祸并且常常轻佻肤浅。但他又是一位民粹派，深谙如何迎合主流观点和偏见而从中获益，并且他的行为至少在一个重要方面出奇地连贯一致。
甚至早在1757年进入议会之前，威尔克斯就已毫不含糊地参加了那些其他具有爱国倾向的伦敦中产阶级乐于光顾的激进团体：“反法国天主教协会”和“艺术协会”。在代表白金汉郡的埃尔兹伯里当选议员之后，他成了该郡民兵中一位热情洋溢的上校，通过担任育婴堂当地分支机构的财务员，他也适度表现出对维持平民出生率的热望。（诚实迫使他承认自己也曾挪用育婴堂基金）。11两次轰动事件使他名声鹊起，一次是1763年，他因与诗人兼剧作家查理·丘吉尔一起主编的报纸《北英国人》第45期上的文章，被认定毁谤国王及大臣而被捕，第二次是他在1768年代表米德尔塞克斯郡当选议员——当时他还是一名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逃犯，这两次事件每一次都被他的支持者和他自己的公开言论扭转，以争取属于英格兰人的东西。当他在1774年最终被允许入座他的议席时，他不太引人关注的发言包括呼吁成立一个国家画廊和建设一个更宏伟的首都，以及更著名的成年男性普选权的主张。1210年之后，他四处奔走，以支持小威廉·皮特和“他的爱国计划……来恢复我国已经失去光彩的荣耀”。13他在1797年去世前的差不多最后一次公共活动，是为一位名叫霍雷肖·纳尔逊的成功海军指挥官颁发伦敦自由奖章。
以这样的方式看来，1760、1770年代初年轻、更具平民色彩的威尔克斯向他晚年市政要人的转变，就显得不那么突兀。尽管其政治意义必然随着时间流逝而有所变化，但他整个职业生涯的主要特征都是一种招摇夸张的爱国主义。对英格兰的崇拜也同样如此，这在他的私人通信也如在他公开发表的著作和演说中暴露无遗。在1763年面对普拉特大法官的审讯时，他对法庭说，其判决将决定“英格兰人的自由到底是一种客观现实还是镜花水月”。当他被宣判无罪时，他对陪审团说，“英格兰全国和英格兰国王的所有臣民”都会感谢他们。14在第二年他被流放的时候，他开始致力于写作一部自光荣革命以来的三卷本英格兰史，事实上，他只完成了其中一卷。1768年，威尔克斯被英国高等法院监禁，他对支持者保证：“在这所监狱，在其他任何一所监狱，在任何地方，支配我的情感都是对英格兰的热爱”。在很久以后的1780年代，他在与法律改革家塞缪尔·罗米利的一场不同寻常和完全仅限于私人的争论中，为频现的死刑判决和公开处决方式辩护，其理由是这可以让英格兰人藐视死亡。英格兰人的勇气来自英格兰人的绞刑架。15
对自己的听众了如指掌的威尔克斯，为何采取这种方式来呈现自己？当然，一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是，在爱国主义口号和姿态掩护下攻击当时的政府，是一种让其容易被人们接受的相当可靠的方式。或者正如塞缪尔·约翰逊在其1775年版的词典中精辟断言的那样（当时他肯定想到了威尔克斯）：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与此前英格兰的许多反对团体一样，威尔克斯及其支持者声称，偏离符合宪法的正确行为的人不是他们，而是宫廷及其宠臣。他们（即威尔克斯派）是真正的英格兰人：不管从出生还是从行为举止而言，与他们作对的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才是异邦人。16如果说威尔克斯派运用这种论战风格比早先的持不同政见者更广泛和更成功，这一定程度是因为当时的环境允许他们这么做。1763年的首相是一位苏格兰人，即倒霉的约翰·斯图尔特（比特伯爵三世），而不是像他所有前任那样是英格兰人，这无疑是送给威尔克斯派的一份大礼。另一个意外礼物是，在1768年威尔克斯不得不与之较量的法官中，也有一位苏格兰人，即威廉·默里（曼斯菲尔德伯爵一世）。威尔克斯派宣称，这就是英格兰性正在受到腐蚀的铁证，这种腐蚀来自上层。
1760年之后，可以从另一方面（也是更真实的方面），把那些管理英国的人描述为异邦人。从1714年汉诺威王朝入主英国之后，高级政治职位就只被留给那些自称是辉格派的人。托利派（英国国教最高权威的传统支持者们）则被排斥在外。其结果之一，是新教非国教派觉得他们的宗教权利很安全，几乎全都非常忠诚。然后是乔治三世上台。新国王允许极少数托利派重新担任政府官职，并更明显地表达了对英国国教的热情，从而打破了汉诺威王朝长达46年的统治习惯。不管其意图多么善良，其行动的先例在事实上多么合理，但他仍粉碎了傲慢之情，惹怒了既得利益集团，并加重了战后的焦虑和茫然不知所向之情。17威尔克斯派领导人大都是辉格派，其中大部分是非国教派，他们感觉受到这些变化的威胁，坚持认为英格兰的历史被颠倒了。威尔克斯自己与政府当局的冲突，像当局与北美殖民者日益增长的矛盾一样，只是确证了这个国家的“光辉遗产”（新教徒继位原则、1688年光荣革命、内战，甚至撒克逊人反抗诺曼征服的斗争等成就）公然受到攻击。
作为回应，同时也为证明他们自己所夸耀的爱国主义，威尔克斯派倡导以更积极进取的辉格方式解释英格兰历史。就威尔克斯本人而言，这意味着真的编撰一部历史，即《从革命到汉诺威王朝即位的英格兰史》（1768年），该书颂扬1688年革命，尽管写得很好，但全无新意。更重要的是，他这场运动大张旗鼓地颂扬辉格派的宪政主义。为给他还债并教育公众认识到改革的必要性而形成了一个压力集团，这个集团自称“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缩写为S.S.B.R.），它处心积虑地援引议会于1689年通过、被删改过的英格兰自由章程，来支持自己更激进的意图。为支持威尔克斯而发行的无数读物，一次又一次把他与辉格派先贤祠中早先的殉道者联系在一起，他们都因反抗暴政而遭受磨难：约翰·汉普顿、约翰·皮姆、约翰·利尔本以及阿尔杰农·西德尼。18正是在相同的英雄主义和半神话的历史背景中，威尔克斯的草根支持者被激励着以同样的方式看待他。例如1768年，在米德尔塞克斯郡，威尔克斯派选民的一支典型的游行队伍聚集在一个以奥伦治的威廉命名的小酒馆，他们打着《大宪章》和《权利法案》的旗号，准备出发去给他们的英雄投票。19类似的游行发生在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部分地区。
以这种方式牢牢控制英格兰国家记忆中重要、感性的一面，是威尔克斯最主要的力量之一。他和他的支持者可以把他的个人困境、他遭受的就其煽动叛乱罪的审判、他代表米德尔塞克斯郡高票当选议员后又被驱逐出议会以及随后遭到监禁等，描述为只不过是延续了英格兰人为争取自由而进行的长达若干世纪的斗争，是他在争取人身保护权、陪审团审判、选举自由和新闻自由的卓绝的朝圣之旅中又一个至关重要的阶段。威尔克斯成了自由的化身，他声称，自由是英格兰性的纯正标记。这种立场的巨大优势在于，威尔克斯在其内心深处可能确实相信这一点。尽管他很明显玩世不恭、矫揉造作、放纵不羁，但我们应始终记住，他被培养成一位不信国教的新教徒。英格兰是一个被选中的民族，被上帝挑选出来，拥有程度非凡的自由，他很可能从少不经事时就几乎理所当然地对这些观点耳熟能详。当他的父亲和兄弟都被称作以色列人时，怎么可能不这样？但这样看待英格兰性的方式还有更大的好处。它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层面理解和评价，并被用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既可以作为支持变化的理由，也可以确证现有的身份。
对威尔克斯的坚定支持者（那些参加了“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或在伦敦和米德尔塞克斯郡构成其权力基础的，或在各大城市担任前哨的律师、职业人员、零售商和未来的绅士）而言，这种版本的英格兰史和英格兰现状价值非凡，证明了他们热切渴望未来。对他们来说，威尔克斯无非是一种富有魅力的象征：象征着一场变革运动，这场运动旨在改变政治权力的社会分配，以及这种分配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用依赖西印度群岛贸易发财的伦敦议员威廉·贝克福德的话来说，威尔克斯派积极分子拒绝用“拥有地产的数量”来衡量一个人的爱国主义。20相反，他们强调对自由至高无上的关怀，并声称自由是英格兰性的同义语，以此提出他们自己作为爱国者高人一等的主张。像他们那样拥有动产的个人，无论是非国教徒还是国教徒，对积极公民身份都拥有与地主阶级同样的权利。他们还拥有更大的权利，因为他们是更优秀的英格兰人。
对这些积极分子来说，约翰·威尔克斯事件只是其政治教育的一部分，只是他们更持久的事业道路上的一小步，这一事业旨在改革议会和改变政策、每年召开议会、赋予更广泛公民权、严惩行贿受贿和废除正在使美洲人渐行渐远的各种措施。然而，对支持威尔克斯的普通大众来说（即过于贫穷、过于传统、过于缺乏知识或成天低头弯腰忙生计而无暇阅读激进报纸和小册子或关注“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的政治方案的人），存亡攸关的事务立刻不那么具体，且更加近在眼前。对他们而言，这场运动取决于威尔克斯本人，而不取决于他真正的个性，甚至也不取决于他宣扬的观念，同样，它也取决于他作为英格兰人的自由和身份的化身这样一种图腾的象征价值。这也是为何很多威尔克斯派的歌谣吟唱的曲调都是“统治吧，不列塔尼亚”或 “上帝保佑国王”，为何人们会在丰盛的晚宴上为威尔克斯的荣誉干杯，或在大街上高喊支持他的口号，频繁地把他的名字与国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以及为何这场运动的主旋律，像约翰·布鲁尔评论的那样，具有“浓烈的忠君爱国色彩”。21
七年战争的后果令人困惑，因为男男女女要努力接受史无前例和广泛的胜利与帝国的各种新责任，在这样的情形下，威尔克斯确定了英格兰性的传统标准。他通过自己的言辞和各种英勇行为，大张旗鼓地再一次向人们保证，英格兰是一个无比自由和独特的民族，可以御异邦人和专制统治于国门之外，这一保证因他本人赢得了很多次战斗的胜利而更具说服力——这一点有时却被人们遗忘。他在1763年被捕时，对法官不屑一顾，最后被耀武扬威地释放。他代表英格兰最重要的郡当选议员，虽然没有多少个人财富，而且随时面临因违法而被放逐的处罚，但他最终仍然得以在议会就职。是的，1768年他的确遭受了牢狱之灾。但他1770年4月离开高等法院监狱时，却像是一次凯旋，礼物和溢美之词铺天盖地而来。四年之后，他竟像以前的民间英雄狄克·惠廷顿一样成为伦敦市长，像他那样克服重重阻碍，在阳光下谋得一席之地。尽管威尔克斯债务缠身、丑陋不堪、不信国教，并总是违背法律、国王及其大臣，但他跌跌撞撞步步高升，最终使自己成了英帝国首都的第一公民。
图21. 《高地英雄：詹姆斯·坎贝尔》，佚名，纪念英军最早的高地团中的一员，1745年
图22. 贫瘠的苏格兰：《饥荒》，1763年的威尔凯特宣传册
威尔克斯取得的成就很多，很不平常，使他身处英国社会和政府上层的对手显得既无助又滑稽可笑，这也使其支持者因共鸣而产生巨大满足感。但威尔克斯的成功所传达的信息不但可以助长自满情绪，也可能导致固步自封。“威尔克斯与自由”成了一个表达胜利、庆祝和安慰的口号，而不是激励进一步反抗的战斗号角。我猜，这是随后几代激进分子不再多提威尔克斯其人和这个口号的原因之一。22威尔克斯的个性具有很蛊惑人心的分裂性，在现实中轻易就被纳入传统、令人称许的英格兰爱国主义。这也是其运动在苏格兰的边界之南广受欢迎的原因之一。但他所诉诸和激发的自鸣得意的程度，也使他成为一位模棱两可的人物，可以轻易被吸收到后来更坚定也更广泛的英式激进主义的准则中：
他们得意洋洋地簇拥着他穿过人群，
来自真正英格兰人的声音，欢愉之情高声回荡，
轻蔑的手势是为苏格兰佬准备，他的阴谋徒劳无功，
我们拥有威尔克斯——没错，威尔克斯又拥有他的自由。
哦，甜蜜的自由！威尔克斯与自由！
英格兰人古老的自由，哦！23
如果我们把威尔克斯当作一个“在战后充满混乱和挑战的世界中，再次向人们保证英勇的英格兰人可以渡过难关，并保持他们身份”的人，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他那高调的厌苏（格兰）症。按威尔克斯的观点，苏格兰人是与生俱来、无法改变的异邦人，永远都不可能与英格兰人混为一谈或融为一体。在威尔克斯派的出版物中，苏格兰人被一成不变（和不真实）地描绘成身穿方格呢短裙的人，而这种着装在1745年动乱之后就已被议会禁止。苏格兰高地人和低地人、比特伯爵那样有教养的贵族和最穷困、最目不识丁的宗族草民，全都穿着同样的奇装异服。24不单这样，威尔克斯还用其报纸《北英国人》的版面，提醒读者注意这两地之间的语言差异（“我会努力以平实的英语写作，而避免……苏格兰腔调”），并反对日益流行的“大不列颠”这一术语。他更愿意用“英格兰”这个词来描述整个岛屿，用“英格兰人”取代“英国人”，他的这一偏好也被他更忠实的许多追随者仿效。例如，约翰·霍恩·图克是“权利法案支持者协会”的领袖之一，他用其《一位英格兰人的请愿书》（1765年）来警告比特和曼斯菲尔德伯爵之流——事实上还有乔治三世本人——不要把“把英格兰人……熔合成英国人这一称谓”。25
但威尔克斯派宣称他们在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之间看到的最根本的差别，是一种政治气质。但这并非当代的一些评论家所说的那种不同——即英格兰人“天生的”保守主义和其北部邻居根深蒂固的激进主义之间的不同。恰恰相反。对威尔克斯本人以及大西洋两岸其他许多更传统的辉格派人士而言，斯图亚特王朝来自苏格兰这一事实本身，确证这个地区一方面殷切嗜好专制权力，另一方面又愿意在这种权力面前卑躬屈膝。威尔克斯在1763年轻蔑地说道：“苏格兰贵族大多是暴君，普通民众无一例外都是奴隶。”26六年后，他的一位支持者附和道，苏格兰人的不幸在于，“最上层阶级生来就受专横原则熏陶，而最下层阶级处于最悲惨的奴隶境地，总是消极服从。”在威尔克斯派的指责声中，这种抨击的逻辑结论就是，是苏格兰人最终酿成了1775年后与十三州殖民地的战争：“英帝国的毁灭完全是因苏格兰人不同意英格兰人的自由，苏格兰人掠夺英格兰人的财产”。27来自英国北方的异邦人和异邦态度，最终成功感染了伦敦的权力中心，迫使大西洋对岸的其他英格兰人发起正义反抗。
很显然，这些指责许多都是最让人不舒服的、彻头彻尾的偏见。1760年代末，一位很有教养、彬彬有礼、名叫托马斯·彭南特的威尔士旅行家在苏格兰游历时，非常震惊地发现，那些稍有学识的苏格兰人，因长期受到南方人粗鄙的误解而耿耿于怀。彭南特承认，他最畅销的著作《苏格兰游记》（1771年）在很大程度上试图“调和两个民族之间被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很邪恶而又蓄意对立起来的感情”。28这种善意的中庸调和仍令人感动。但如果我们认可彭南特的思路，把威尔克斯派的厌苏症当作只是一群思想狭隘的沙文主义者不负责任的自我放纵而置之不理，那就大错特错。我们至少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认真对待他们对苏格兰人的指控。首先，它们再次显示了约翰·威尔克斯作为一名英格兰民族主义者，如何安慰了一个激烈变革中的民族。他揪住苏格兰人不可更改的异邦色彩，向其较不宽容和焦虑的同胞保证，他们不会被席卷进一个来者不拒和不以英格兰为中心的大不列颠。威尔克斯暗示说，苏格兰人的与众不同是一种保障，确保了传统的英格兰性和英格兰在联合王国中的领导地位将岿然不动。这正是许许多多英格兰男女想听的话。然而事实上，这是一个完全引人误入歧途的保证。因为威尔克斯派抱怨苏格兰人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入侵英国政治，其真正重要的地方在于，显而易见，这是事实——而这也是第二个重点。
图23. 作为专制统治代理人的苏格兰人：《为英格兰人民所设计的武器》
苏格兰人的帝国？
英格兰的厌苏症在1760年之后完全失控，这不是两个民族之间传统憎恶情绪的产物，而是对更当下的事物做出的反应。当然，他们相互之间憎恨、不信任和武装冲突由来已久。至少从11世纪开始，英格兰人就曾时不时涌入苏格兰，恰如苏格兰人也曾时不时侵扰英格兰北部。有关强奸、杀戮和掠夺的记忆在边界两侧根深蒂固，并在民歌和孩童的游戏中依然活灵活现。即使到19世纪，苏格兰低地的男孩们依旧在玩“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的游戏，这是一种拔河较量，两队以一条线为界，极力把对方拉过线，游戏过程中，胜利者将拿走失败者的外套和帽子。29但对生活在1760年代的男女来说，则有频繁入侵和洗劫等更冷酷无情的世仇。英格兰人只需回想一下1745年苏格兰高地人进军到德比郡，或瞧一眼坎伯兰郡和威斯特摩兰郡山丘上那屹立了若干世纪依然岿然不动，在苏格兰袭击者迫近时发出警报的一排排峰燧，就可以令自己回忆起苏格兰人的烧杀抢掠。而对苏格兰人而言，克洛登战役之后曾经风传的种族大屠杀，则足以让他们记住英格兰人关于种族主义和仇恨的潜力。
尽管共同的新教信仰、贸易和《联合法案》把他们结为一体，但当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彼此相遇时，仍然容易产生恐惧、轻蔑甚至公开的暴力事件。贫穷的苏格兰低地人彼得·克尔和海伦·哈利迪一起在雷文肖的一个收费站工作，这个收费站位于东洛锡安和中洛锡安之间的边境，1760年10月的一个夜晚，他们就经历了这样的情形。30当时的情况很可能是陆军中校约翰·黑尔和其英格兰龙骑兵军官们试图不缴费强行通过收费站，也有可能像这些军官后来声称的那样，这对苏格兰夫妇侮辱了他们，也许是攻击了他们的英格兰作派。不管怎样，这些英格兰人做出了凶残的反应。他们将这位收费员暴打一顿，当他妻子冲出来帮他时，他们把她撞倒在地，还用枪托打她。当时她已有身孕。这对夫妇的亲戚和邻居想要劝阻时，也遭到同样待遇，最终，克尔和哈利迪被打得不省人事、生命垂危。黑尔和其英雄同伙都喝醉了，但这不是他们暴行的根本原因。黑尔在1745年暴动结束后，立马被派驻苏格兰，他的一位手下对那位收费员大吼道：“你这个该死的苏格兰叛匪。”他们的纪律被酒精销蚀，黄昏时分纵马奔驰穿越这片异域风景，可能让他们紧张得要命，这些人下意识本能地思绪回涌，把苏格兰视为敌国疆域，把那里的人（尤其是平民老百姓）视为攻击对象。
图24. 《苏格兰佬和约翰牛》，讽刺画，伦敦，1792年， 注意这时英格兰人从单纯的反苏格兰性向自嘲方面的转变
然而，这一插曲中最说明问题的，不是英格兰人的攻击，而是接下来发生的情形。当地乡绅一起凑钱对黑尔和其同伙提起公诉，并使他们在爱丁堡受审。现在冷静下来，惊恐地意识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后，他们赔礼道歉并提出私下赔偿，但都被拒绝。伦敦也没出面挽回他们的荣誉和颜面。相反，乔治三世本人坚持认为，应该把他们提交苏格兰法庭，并下令对他们严惩不贷，此外还要求他们“重新赢得其同胞的好评和信心”。南方当局的这种反应，才是雷文肖收费站事件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这表明在官方眼中，苏格兰不再是死对头，也不再是需要战战兢兢地置之不理，或带着冰冷的怀疑看待的外缘，这些都是18世纪上半叶内阁对苏格兰的标准反应。相反，苏格兰日益被当权者视为有用、忠诚和英国的，它和这个岛上的其他任何一个组成部分一样，有资格拥有自己的民法来防止常备军成员肆意攻击。
官方态度的这一转变，直到1745年暴动之后才到来。在镇压了叛乱之后，议会才做了《联合法案》签署之后或1715年之后大量没做的事情。它颁布法案淡化苏格兰高地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独特性。禁止穿格子呢服装，违者监禁，只有在英国军队服役的高地人团才可以象征性地例外。过去常常是詹姆斯党人支持者的圣公会牧师，被要求宣读新的忠诚誓言，并从现在开始公开和清楚明白地为汉诺威王室祈祷。最引人注目的是，1747年颁布的《世袭审判权法》以王室审判权取代了以前由部族首领行使的私人审判权。一位议员言简意赅地指出，其意图是“让国王能成功深入联合王国的每个地区”。31这些是用来摧毁苏格兰高地自治权的大棒。但政府也试着抛出一些细小的胡萝卜。
就苏格兰高地人而言，这意味着将没收的詹姆斯党人的财产重新投入经济建设。一些基础工业，如制革、捕鲸和造纸等，都得到补贴。一些学校建立起来，以教导成年人学习亚麻制造技术，并教说盖尔语的孩子学习英语。英国政府的统治者再一次显示了其坚定信念，即贸易和爱国主义密不可分。32依照这种信念，如果能有更多苏格兰高地人被吸引到商业体系中，他们的忠诚就必然会开花结果。一旦这样的情形发生，就可以放心地把他们吸收到帝国的战争机器中。因为内阁大臣并不想摧毁高地人祖传的所有价值观。在白厅看来，只要他们从现在起转而全心全意为英国军队服役，那当其首领召集他们参战时，他们的服从和勇武就是完全令人钦佩的性格特征。国防部长巴灵顿勋爵在1751年对议会说：
我赞成在我们军队中始终尽可能多地保有苏格兰士兵；我并不认为他们比我们从其他任何国家招募的人更勇敢，而是因为他们通常更强壮耐劳和不容易哗变：在所有苏格兰士兵中，我又更愿意在军中尽可能多地选任和留用苏格兰高地人。33
这体现了态度的惊人转变。苏格兰（包括高地）不再是代价高昂的麻烦之地。它现在成了帝国的军械库。
图25. 《苏格兰人到达金钱乐土》，一幅讽刺苏格兰人在 英格兰之野心的画作，1762年
然而，精明的英格兰政治家认识到，如果要把这一资源发挥到极致，就需要真正改变政府的运行机制及其背后的思考方式。苏格兰对联合王国的忠诚和苏格兰提供的人力，必须通过授予头衔和增加有才华的苏格兰男子入主伦敦并获得高级职位的机会来加以回报。就在克洛登大屠杀之后那一年，时任首相亨利·佩勒姆便作出让步说：“每一个渴望而且有能力为国王服务的苏格兰人，都可以像英格兰臣民一样，得到进入政府机构的机会。”34这是融合的另一个强有力的方面：允许苏格兰人在比以前更广阔的范围和更有利的条件下，在政府中通过竞争步步高升。事实上，正是认识到所发生的这一切，使约翰·威尔克斯和其追随者那样没有希望获胜的英格兰人非常暴怒。他们带有偏见却不乏敏锐地看到，苏格兰人的机会越多，英格兰人得意的时候就越少：
他们蹑手蹑脚爬上我们的地位、政府部门和床；
他们想要攫取我们渴望保留的一切……35
需要记住，威尔克斯本人之所以率先采用批判的新闻风格，只因他想成为刚被征服的魁北克第一任总督的疯狂游说以失败告终。相反，那一职位被授予詹姆斯·默里准将，当然，他是一名苏格兰人。
因此，威尔克斯派对苏格兰人的痛恨让人感受深刻，但也相当富有讽刺性。这种极端倾向，在那时和之后被频繁当作英国南方和北方之间巨大鸿沟的证据来解读，在现实中却陈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的壁垒正在倒塌，也无情地证明苏格兰人正在大不列颠赢得的权力和影响，达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高度。
英格兰人在面对苏格兰新势力时的不安全感，有助于解释当时许多文字和图像攻击都纠缠于苏格兰人的性能力的现象。36这种现象最极端的体现，就是有人声称比特勋爵与乔治三世的母亲（即王太后）有染。在一幅接一幅低俗下流的印刷品中，这位优雅、当然完全无辜的苏格兰大臣要么在欣喜若狂的王太后面前展示自己的长腿（他对此极为得意），要么挑逗性地骑在一把扫帚柄上，要么把一套风笛按艺术家所能想到的方式尽可能暗示性地紧贴身体。37恣意支持威尔克斯的群众也常常上演同样毫不精彩的闹剧，他们挥舞一条代表王太后的女衬裙，同时举着一只代表比特勋爵的靴子。这并不是在抨击身居高位者的伤风败俗。指责一位苏格兰大臣入奸英格兰国王的母亲，直截了当地象征了真正的焦虑：即大量苏格兰人正渗透到英格兰自身，危及其身份特征，攫取其财富，排挤英格兰人。在一幅非常淫秽的卡通画中，王太后的手被画成牢牢伸到比特勋爵的方格呢短裙下，嘴里说道：“有健硕身体的人，肯定会平步青云。”938而苏格兰人到底会上升到多高？
在报刊和小说中，尤其是在戏剧中，满是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1750年代之前，苏格兰人仅以五花八门的样子出现在英格兰戏剧中。当时不存在典型的苏格兰人物形象，也几乎没有哪个英格兰剧作家知道如何模仿苏格兰语。18世纪下半叶，这一切都发生改变。出现了两类苏格兰人物形象。而且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他们并非卑鄙下贱之流，而是富有进取心之辈，即知识分子和野心家。英格兰观众嘲笑他们在舞台上展现的滑稽动作和勃勃野心，努力驱散他们对苏格兰人远大抱负的恐惧。在查理·麦克林的戏剧《纯正的苏格兰人》（1764年）中，主人公珀蒂纳克斯·麦克西科芬特爵士夸夸其谈地说，“我得到一个贵族的身份，一个高贵的身份”：
……我靠俯首听命赢得这个身份；靠俯首听命，先生；在我一生中，当有重要人物在场时，我从不会笔直站在他面前；而总是俯首听命，俯首听命，这似乎成了一种本能……先生，我先俯首听命、观察、留意，然后跟随在这个大人物身后，直到我得到他发自内心的信任。39
麦克林是一个爱尔兰人。但他非常清楚，许多伦敦市民当时已非常熟悉苏格兰口音，乐于听到舞台上对他们滑稽地模仿，他们非常嫉妒苏格兰人的成就，将其全归因于谄媚奉承。（而非常明显的是，在那时的英格兰人看来，苏格兰人的主要恶行是对当权者溜须拍马，而不是詹姆斯党人叛乱。）麦克林可能没想到，苏格兰人现在已足够强势，使这种讽刺剧难以被接受。政府审查官一直禁止其剧作在伦敦各大剧场上演，直到1781年。即使到那时，他们也坚持换一个名字：《纯正的苏格兰人》不得不改成了更中庸的《世故之人》。
尽管这个小插曲微不足道，但它进一步证明，英格兰人大声抱怨苏格兰人喧宾夺主确有道理。克里斯托弗·斯莫特说，作为外缘的苏格兰开始“在中心施加影响，尾巴开始轻微左右狗的摇摆”。40之所以这样，部分原因是苏格兰自身已变得越来越繁荣。1750年代之后，苏格兰经济前所未有地飞速增长，某些方面比英格兰的增长速度还要快。1750到1800年间，其海外贸易增长300%，英格兰的增长是200%。同期，苏格兰城市人口比例增长了一倍，英格兰较富有城市的人口只增加了25%。41苏格兰城镇现在是更富庶之地，后詹姆斯党人时代的稳定，确保了帝国贸易财源滚滚，宽阔崭新的街道、精美的私人住宅和雄伟壮丽的公共建筑，则令其容光焕发。爱丁堡新城便是典范之作，其市中心由詹姆斯·克雷格在1767年设计，旨在颂扬英国人的爱国主义，并明确苏格兰和这座城市在联合王国的重要性。王子大街、乔治大街及女王大街与汉诺威大街和弗雷德里克大街交汇，以此赞颂乔治三世、其直系家族、其父亲和其王朝。圣安德鲁广场用来纪念苏格兰自己的爱国圣徒，而用另一个以圣乔治命名的广场与之平衡——至少在克雷格最初的规划中如此。现在苏格兰首都的正中心是一座纪念碑，以表明它对汉诺威王室的忠诚依附与英格兰不相上下。42
然而，边界两侧都开始有这样一种感觉，即苏格兰与英格兰并非势均力敌，而是更加优秀。今天，大部分人都听说过苏格兰启蒙运动，但很少有人了解或关心是否有一场英格兰启蒙运动，这一事实不但表明，当时有一群星光闪耀的最优秀的苏格兰知识分子——哲学界的大卫·休谟、史学界的威廉·罗伯逊、科学界的约瑟夫·布莱克、社会理论界的约翰·米勒和经济学界的亚当·斯密，同时也表明他们是一个特色鲜明的小集团。由于来自一个小国，并处在英格兰偏见的持续压力之下，在学术圈和其他领域的苏格兰人往往团结一致、相互促进。威尔克斯忧郁地写道：“苏格兰人只会为另一个苏格兰人尽力，”这种强烈的集体身份感，极大增强了他们所能发挥的影响。43有更多更好的大学作为训练基地，有抱负的苏格兰人也从中受益匪浅。例如1750年之后的一百年，牛津和剑桥只培养了五百名医生。与之相比，苏格兰培养了一万名。44这当中有许多自然会到南部谋职。大量苏格兰工程师也同样如此，如詹姆斯·瓦特，他在1774年离开格拉斯哥前往伯明翰，并与马修·博尔顿合作，之后不久还有伟大的道路工程师托马斯·特尔福德。苏格兰建筑师也纷纷南下，如罗伯特·亚当和威廉·钱伯斯爵士，他们后来都成为乔治三世及其王后的联席建筑师，从而安稳舒适地坐享其职业生涯的顶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