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兰人南下寻找更好的机会，这种做法已持续若干世纪，但从来没像现在这样人数众多，能有政治上地位够高的同胞成为有影响力的庇护人，这样的优势以往也极为罕见。就此而言，威尔克斯的哀叹基本正确，即苏格兰人正在凌驾于他们之上。因为詹姆斯党人已销声匿迹，因为伦敦非常渴望确保苏格兰在战争和帝国建设方面通力合作，也因苏格兰本身正在发展成一个更繁荣兴盛的国家，高质量人才的储备充足，因此，北方来客在南方觅得工作和机会的程度前所未有。由此带来的后果深远而又复杂。无论当今某些苏格兰民族主义者如何坚持，当时的状况都不是苏格兰顶级人才纯粹为了英格兰帝国的利益而被从自己舒适的家园抽调离开这么简单。英格兰人对这些苏格兰外来者的愤恨，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与背井离乡的人们通常的情况一样，南下的苏格兰人后来的发展各不相同。一些人孤立无援、梦想幻灭，早早返回故里。另一些人留下来当了外国雇佣兵，尽可能把握新环境中的每一次机会，但始终漂泊不定。还有一些人，如詹姆斯·博斯韦尔，被切身体验永久放逐，感觉自己苏格兰味太重，无法在英格兰安居乐业，同时又变得英格兰味太重，无法重返故里。但有一些人，尤其是最成功人士，采取权宜之计，把自己当作英国人，从而使他们的苏格兰过往与英格兰现在调和一致。例如詹姆斯·瓦特，在其整个职业生涯都一直是一名苏格兰爱国者。他取得专利的每一项发明，他创新的每一台蒸汽机，都让他热情洋溢地想到，未来自己的同胞会说：“这是一名苏格兰人制造的。”可当叶卡捷琳娜大帝试图劝他前往俄国时，瓦特告诉她，他永远不会离开自己的祖国，即大不列颠王国。能进入一个更广阔的展示舞台，这也扩大了他爱国主义的范围。45
图26. 《行走在大道上》，托马斯·罗兰森，1786年， 该画描绘了在英格兰人塞缪尔·约翰逊和苏格兰人 詹姆斯·博斯韦尔之间18世纪最伟大的友谊
像瓦特这样的苏格兰人，似乎并不把自己看作英格兰文化霸权的陪衬。他们没有无助地屈服于他人施加的外族身份，在迁居南方之后，他们帮助把英国建设成其将要呈现的面貌。这一定程度是因为他们中许多最成功的人士，主要关注的是英国生活中某些明确的领域。一张苏格兰议员职业分析表，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担任政府官职的苏格兰议员，1747—1780年46
1747—1753
1754—1760
1761—1767
1768—1774
1780
苏格兰文职
5
8
9
10
2
英格兰文职
3
5
8
5
6
陆军和海军
5
11
8
15
总数
8
18
28
23
23
这张表显示，1745年詹姆斯党人叛乱之后的前两三年，苏格兰45名议员中，几乎没有任何人在政府部门任职。然而不到40年，这种情况被成功扭转。到1780年，苏格兰议员有一半以上在政府领薪水，这个图表实际并未充分反映苏格兰精英在成为英国人后获益的程度。例如，它忽略了林利思戈议员詹姆斯·科伯恩爵士，他在其一生大部分时间未担任官职，但却领取政府津贴，并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获得一份价值不菲的合同，向在美洲征战的部队供应10万加仑朗姆酒。47这张表也忽略了越来越多代表英格兰或威尔士选民而不是代表苏格兰选民当选的苏格兰人。1750年代之前，很少有苏格兰人能以这种途径开始其政治生涯，并从中获利。但在1754—1790年间，有60人做到了，其中包括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他放弃苏格兰律师事业前往伦敦，并把部分积蓄用来学习发音，以消除自己的天然口音，1768年，他代表约克郡当选，适时返回议会。三年后，他平步青云，成为副总检察长和枢密院成员之一。1780年，他成为总检察长和拉夫堡勋爵。这位邓迪市职员的儿子前景光明，他后来成为上院议长，逝后葬礼在圣保罗大教堂隆重举行。48
然而，苏格兰自己的议会议员们的经历显示，在1780年前，苏格兰人几乎不可能深入伦敦文官体制的真正核心。一些人试着打破英格兰人的歧视，如詹姆斯·奥斯瓦尔德成功进入贸易委员会，但在1763年却未能被任命为财政大臣，因为他是一名苏格兰人。49极少数成功抵达权力最高层的苏格兰人，如比特勋爵，也仍容易遭遇恶毒怨恨。因此，采取完全不同的其他前进路线不但更容易，也往往更有利可图。其中一种可能性是：接受一个苏格兰行政职务。但另两个领域对来自各种广阔社会背景的苏格兰人远远更具吸引力，那就是不那么时髦的英国军队，以及其帝国新开辟的疆域——在其中生活依旧非常艰辛或充满变数，从而把更娇生惯养和骄横傲慢的英格兰贵族拒之门外，因此机会远远更为开放。
即使在联合之前，英国军队就是向有抱负的苏格兰人敞开大门的少数几个政府部门之一。到18世纪中叶，可能每四名军官中就有一个苏格兰人。50与其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同僚一样，这些人也需要金钱和关系才能到达职业顶峰。如果他们有这些条件，又能证明自己的忠心，取得什么样的成就都没有任何障碍。有一个极端例子恰当地说明了可能发生的一切，那就是约翰·坎贝尔，即劳顿伯爵四世，他能力平庸，但因其头衔、其在艾尔郡的领主权力以及其坚定不移的辉格派主张，仍得到伦敦高度评价。劳顿伯爵不胜其职，但不可阻挡地在军队森严的等级中步步高升，最终在七年战争期间成为英国驻北美军队总指挥，并很快从这一职位上被幸运地征召回国。51大多数苏格兰军官比他更优秀，但没有他富有，他们通常都是穷困潦倒的乡绅之子。对他们而言，18世纪下半叶接二连三的帝国战争确实是天赐良机。当然，他们战死沙场的机会陡增，但他们快速晋级的希望和他们获取战利品的机会也同样大增。沃尔特·司各特爵士写道：“我生为苏格兰人，地地道道的苏格兰人，因此，我天生就要在世界上征战前进”，这句话很恰如其分地点明了经济和侵略之间的联系。52对这些苏格兰人的次子而言，正像一些与他们身份相同的英格兰人一样，风俗习惯禁止他们从事贸易，通往荣誉的道路也是他们所能获得的为数不多通往财富的路径之一。那么保卫英国的胜利，也是保障他们自己的一种方式。
这对许多人来说的确如此。赫克托·芒罗来自克罗墨蒂郡的一个家族，这个家族在15世纪举足轻重，但之后衰落穷困。一位家族朋友为他在劳敦的苏格兰高地人团买了一个职位，但直到1760年他随战友驶往印度之后，他的事业才飞黄腾达。芒罗以骁勇善战闻名，在1764年赢得布克萨尔战役胜利，从而有效确保英国得以吞并孟加拉。他很快衣锦还乡，用他的战利品在苏格兰买下一块地产，并使自己当选议员。然而对一些苏格兰人来说，帝国本身就是一种职业，一次获得权力、责任和刺激的机会，他们在国内永远都无法获得这么大的机会。詹姆斯·默里在1740年入伍时，身负两个劣势。他是一位穷困的苏格兰贵族的第五个儿子，而且其兄弟都是詹姆斯党人。他积极奋斗，花了20年时间才做到陆军准将，直到詹姆斯·沃尔夫将军选中他进攻魁北克时，大跨度破格晋级才降临到他头上。这次战役的胜利还有沃尔夫将军的仙逝给了他机会。他继续驻扎在那里恢复当地秩序，并在1760年适时得到奖赏，被任命为英国驻加拿大第一任总督。53
这些人是帝国天空中的明星，富有、光彩熠熠，只是难以模仿。但还有许多不那么显要的人物，在帝国的某些地方，这样的人物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苏格兰人。例如，在比特勋爵任国务大臣期间，似乎确保了他的同胞能在佛罗里达东部和西部得到皇家职位中最大的份额，这些殖民地是在七年战争中获得，因此几乎不存在任何捷足先登的英格兰人造成的束缚。54早在“哈里九世”，即亨利·邓达斯统治之前，苏格兰人就已经在印度获得了巨大成功。有超过四分之一的东印度公司军官都是苏格兰人；这样，到18世纪中叶，其派驻马德拉斯和孟加拉的文职官员中，苏格兰人的比重相当大——苏格兰银行家和股东牢牢控制着东印度公司，从而确保了这一点。然而，有些出乎意料的是，似乎是一名英格兰人沃伦·黑斯廷斯，即孟加拉的地方长官和后来的印度总督，把苏格兰人在东方担任要职的涓涓细流，变成了一股滚滚洪流。55
黑斯廷斯的职业生涯以尖锐的形式提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需要以一种更宏观的方式展现：如果说苏格兰人对英帝国做出了什么贡献，这些贡献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他们为何如此人数众多和如此热情地投入其中？非常清楚的是，黑斯廷斯晋升了很大比例的苏格兰人。在1775年之后的十年时间里，被任命在孟加拉担任文员的249人当中，大约有47%是苏格兰人；在被允许作为自由商人居住在孟加拉的371人中，有60%是苏格兰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黑斯廷斯的心腹，即他亲自挑选出来去与印度和其他地方的宫廷进行复杂外交活动的人，都由苏格兰人主导。如乔治·博格尔，在1774年被黑斯廷斯派去与西藏地区的班禅喇嘛商谈贸易关系，还有亚历山大·汉内少校，在之后那一年被派往莫卧儿帝国的宫廷去执行同样危险的使命。黑斯廷斯称这些人为自己的“苏格兰卫兵”。56但他们身上到底有什么，使他对他们如此看重？
他们鹤立鸡群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在当时帝国各处的殖民地所能找到的苏格兰才俊的品质和数量，如同爱尔兰才俊的一样，令英格兰人相形见绌。生于富贵之家和（或者）受过良好教育的英格兰人，通常都在国内谋得一官半职。只有极少数人例外，比如黑斯廷斯本人，那些放弃他们家门口的机会，去追求一种不舒适和危险的殖民地生活的人，往往在某些方面都是无望获胜者：不那么富足、不那么幸运、不那么有声望以及能力相较来说更弱。相比之下，即便帝国最原始的边疆，也会吸引来自凯尔特边区的一流人物，因为他们往往比他们的英格兰同辈更加贫穷，在英国本土也更难觅得机会。
这些凯尔特冒险家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赚取，却没什么可失去，他们更愿意去原始的环境中去冒险。他们中的一些人也更愿意花时间学习新的语言，如乔治·博格尔，他成了深入研究西藏文化的第一位欧洲人（零星的耶稣会传教士另当别论），在与班禅喇嘛会见之后，与他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并经常给他写信，一直到他回到加尔各答后英年早逝为止。57这种冒险行为的另一个重要性在于，它与苏格兰的传统一致。早在17世纪，成千上万的苏格兰军官就曾经在丹麦、瑞典、尼德兰甚至波兰和俄国充当雇佣兵。因此，对苏格兰人来说，长途跋涉到一种陌生的文化中去工作和战斗，是一件驾轻就熟和并不可怕的事情。而且回报可能相当丰厚。英帝国，尤其是其印度帝国，为能力出众、幸运和位高权重之人提供了一个体验奢华和穷困，以及积累殷实的个人财富的机会，这种情况一点不假，一直持续到20世纪。生活费用低廉、仆人前呼后拥，尤其是在这最初阶段，捞取贿赂、敲诈勒索、巧取豪夺的额外收入不计其数。即便是非常称职、仅仅三十几岁就英年早逝的博格尔，也能够从印度任职期间积累起2500英镑的财富，因此还清了他在克莱德河附近达尔多韦的家族庄园上的所有债务。58这是又一个苏格兰人的相对贫困，激发好斗的苏格兰人对英帝国的扩张产生兴趣的例子。
对这一小撮积极的帝国主义者千真万确的事情，对范围更广的人们也同样适用。在帝国身上投资，为苏格兰人提供了一种途径，来重新调整他们与英格兰人之间在财富、权力和事业上的些许不平衡。对苏格兰商人和经销商来说，进入新兴的殖民地市场具有双重好处，因为与旧殖民地和传统欧洲市场不同的是，新兴市场并没有被英格兰商人所支配。对于在医疗方面受过训练的苏格兰人来说，殖民地疾病频发的程度，也确保了如果能在那里开业，便总是有利可图，尽管有些危险。对于技艺娴熟的工匠、铁匠、建造业者、铜匠和细木工之类的人而言，离开苏格兰前往西印度或者其他殖民地，可能是他们赚到足够多的钱来购买他们自己的奴隶并创办企业的途径之一。其他一些苏格兰人也在殖民地找到了诸如文员或簿记员或法律助理这样的工作岗位。一位苏格兰史学家曾经写道：“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离开了这个国家，但现存的资料表明，这一数字大得惊人”。59在许多情况下，那些背井离乡的人们可能最终发现，等待他们的只有失败、幻灭甚至匆匆而至的死亡。但尽管如此，帝国蓬勃的发展仍然为苏格兰人提供了旧大陆无法提供的机会。
然而对一些苏格兰人来说，最吸引他们的不是帝国提供的工作和商业方面的机会，而是帝国的思想观念。如果英国的首要身份是一个帝国，那么英格兰人就被牢固且一劳永逸地固定在了他们应有的位置，被降格为一个大得多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恰如苏格兰人那样，而不再是那个实际上操纵了整个演出的民族。换句话说，一个英国人的帝国让苏格兰人感觉他们自己与英格兰人平起平坐，而在一个岛国上完全不可能让他们感受到这一点。语言非常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直到今天，英格兰人和外国人依然喜欢把大不列颠岛称为“英格兰”。但从1707年之后起，他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习惯性地提到一个英格兰帝国。回想一下过去，帝国在其存在的绝大部分时间里，显然一直都是不列颠的帝国。因此，从自尊及其所能提供的好处而言，帝国主义都成了苏格兰的机遇。60
而这正是一些不是苏格兰人的英国人所担心的事情。沃伦·黑斯廷斯将“合约、许可和代理权”给予苏格兰人，在1785年，埃德蒙·柏克引用这一点作为他试图“在印度建立一种浪费和腐败的管理体制”的证据。61柏克指出，那些在英属印度殖民地异常活跃的苏格兰人，都是冷酷无情、肆无忌惮的人，他们死死盯着这一重大机会，往往容易牺牲国家利益而去搞残酷无情的集权和自我扩张。与此前在野的辉格党和约翰·威尔克斯及其支持者一样，柏克想当然地认为苏格兰人无可救药，“充满了专制主义的观念”。62他指出，黑斯廷斯如此热衷于雇佣苏格兰人，暴露了他自己专横的政治策略，因此理应受到指责。黑斯廷斯受到指控，漫长的审讯从1788年拖拖拉拉一直持续到他晚年，1795年才恰当地将他无罪释放。在许多批评他的议员眼中，黑斯廷斯犯了两个明显的大错。他在印度给予苏格兰军官和文职人员以优待，还有他以一种高压和毫无道义的方式进行统治，而这两个过错又紧密相连。
对黑斯廷斯的这些指控，是否只不过是英格兰人（或爱尔兰人，因为柏克是爱尔兰人）对苏格兰人的野心获得了更为广阔的施展舞台，而再一次表达出来的嫉妒和怨恨？情况是否真的是这样，即苏格兰人与帝国志趣相投，因为它表达了一种对强大、甚至无情的政府与生俱来的喜好？我怀疑，对一些苏格兰人来说确实如此。反对的批评再一次包含了一些千真万确的成分，某种我们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偏见和不满而置之不理的事物。当时在殖民地的军队或文职生涯取得成功的许多苏格兰人，都来自詹姆斯党人家庭，或者他们自己本人曾经一度就是詹姆斯党人。比如詹姆斯·默里，加拿大的第一任总督，他的父亲和几个兄弟就都是詹姆斯党人。约翰·默里，即第四代邓莫尔伯爵（与詹姆斯·默里没有亲戚关系），在1770年担任纽约总督，并在一年之后被任命为弗吉尼亚总督。然而在1745年，他的父亲曾经为小僭君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出生入死，而小僭君在荷里路德短暂停留期间，默里本人还担任过他的侍从。63
或者以亚当·戈登勋爵为例，他在西印度群岛为英国浴血奋战，并在纽约为自己谋得了一万英亩土地。他的父亲是罗马天主教徒，曾在1715年拿起武器为僭君而战。他自己本人绝对忠心耿耿，但完全铁血无情，在1760年代，他建议伦敦应当任命由中央支付报酬、全职、忠诚的总督到美洲各殖民地任职，而且应当紧紧掌控加拿大的所有教产。此外还有西蒙·弗雷泽，他是七年战争的主要指挥官之一，坚决反对美国独立。他的父亲，洛瓦特勋爵，因支持詹姆斯党人而在1747年被处死，他自己本人也曾在福尔柯克战役中为了那一事业而战。至于沃伦·黑斯廷斯在印度启用的那些苏格兰人，几乎全都与詹姆斯党人有着“秘而不宣”的联系。64
吸收如此多以前的詹姆斯党人家庭和个人来为帝国效力，完全体现了一种更广泛和更重要的趋势：也就是说，在1745年的动乱之后，苏格兰人越来越融入英国社会，并对其战争及征服行动做出了积极反应。然而詹姆斯党人向帝国的渗透，也强有力地提醒我们这种融合的双重意义。我已经说过，苏格兰人绝不仅仅只是被消极地吸收同化。他们不是一成不变地成为光荣的，或者根据某人的观点，成为令人蒙羞的英格兰人。他们在成为英国人的时候，也带着他们自己的观念和偏见影响了这一事业。就这些曾经与詹姆斯党人联系紧密，同时又参与了帝国建设的苏格兰人而言，这可能意味着，他们的某些态度会影响到北美、印度和西印度群岛这些新开辟疆域的统治者们。
因为他们的政治信仰，这些人很可能对当权的王室持一种同情的态度，尽管他们的国王现在是乔治三世。或许，他们也更倾向于采取一种强硬路线来镇压殖民地的骚乱，同时也会更加有恃无恐地设计各种新颖而有效的集权统治形式。这些人在苏格兰的家乡习惯了一种依据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标准而言极其微小的选区，具有强大的军事传统，并习惯于对他们的佃户行使在绝大多数南方的地主看来难以想象的更大的权力，因此，至少就一些苏格兰帝国主义者而言，可能会觉得，在殖民地指挥成千上万没有发言权的臣民，既不会非常令人不悦，也不会感到特别陌生。这对下一代盎格鲁—爱尔兰殖民总督也同样如此，典型的有理查德·科利·韦尔斯利和他的兄弟阿瑟·韦尔斯利，即将来的威灵顿公爵。65
毫无疑问，英格兰人没能摆脱这任何一个诱饵。正如沃尔夫、黑斯廷斯以及罗伯特·克莱夫等人的职业生涯所展示的那样，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也非常享受帝国，以及随之而来的机会以行使不受约束的权力。但如果我们想要理解埃德蒙·柏克、约翰·威尔克斯和其他许多深怀不满的辉格派所表现出来的惴惴不安之情，我们就必须认识到，苏格兰人的进取心不仅试图表现在一场令人推崇的、世界性的启蒙运动当中，同时也具有盛气凌人和肆无忌惮的一面。在七年战争之后的动荡岁月里，苏格兰人在塑造英国帝国主义所呈现的面貌方面扮演了先锋的角色，促进其政治风格向更大的权威发展，这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变得尤为显著。
他们对这场宏大游戏的贡献在整个19世纪，一直到帝国的终结，都超乎寻常的持之以恒。并以一种奇怪、残留的方式仍在继续。今天，苏格兰人在英国的外交部及其外交事务中仍然人数众多，而且，在其情报部门中似乎更是占据了高级职位。在《斯迈利的人马》中，约翰·勒·卡雷笔下的英雄不禁感叹（“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止一次地感叹，”）“……苏格兰人对隐秘世界为何情有独钟？……船舶工程师、殖民地官员、间谍。”66这并不仅仅只是英格兰人以一种冷血、越界的方式，怀疑勾心斗角、作威作福的苏格兰作风的一个过时的例子，尽管事实上确实是这样。在最著名的间谍小说中，代号007的詹姆斯·邦德，是一位一枪毙命的神枪手、善耍阴谋诡计之人、深藏在幕后的终结者、性感的运动健将和残忍的爱国者，他与其作者一样，也是一个苏格兰人，这些难道全都是巧合，他履行的又都是谁的意愿？67
图27. 《神谕。不列塔尼亚、爱尔兰、苏格兰和美洲的象征》， 约翰·狄克森，铜版画，1774年
美洲与英国情感革命
因此，通过战争和帝国这样的途径，苏格兰与大不列颠其余部分之间的联合变得名副其实。但军事和帝国冲突，也以另一种不太适宜的方式，界定着英国性将何去何从。在1774年3月，一组令人关注的铜板雕刻画在伦敦面世。它的题目是《神谕》，展示了时间之父正在向一位象征不列塔尼亚（在这幅画中被用来仅仅只象征英格兰人）的听众，还有一些以比喻手法描绘的代表苏格兰、爱尔兰和美洲的少女，放映一盏走马灯。时间之父放映的是一幅未来的景象，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在其中英国的自由和英国的联合，战胜了威胁着要把帝国撕得四分五裂的无秩序状态。不列塔尼亚头戴花冠、面露微笑，身体微微后仰，陶醉在这一美好的前景当中，而一位忠实的爱尔兰人指点着灯上的图景，指着现在业已安稳的全世界范围内的统治。这就是出生于都柏林的约翰·狄克逊所展望的未来。一年零一个月之后，枪声在莱克星敦响起，英国与其在美洲的十三个殖民地之间爆发了战争。
人们很容易把狄克逊和谐的帝国景象，当作一种被现实迅速推翻的短命的宣传而置之不理。但他意识到十三州殖民地所爆发的危机，也很有可能把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之间的关系牵扯其中，这不乏真知灼见。因此，同样，如果仔细观察，他画中关于美洲的比喻，要远比他表面上的乐观主义所能带给人们的期待高深莫测得多。与灯光下她那三个亲密依偎在一起的同伴不同，狄克逊那代表美洲的少女一个人坐在阴暗角落，她的脸模糊不清。她的外表进一步加深了这种孤独感和模糊性。她的皮肤是棕色的，而其他人的皮肤则是白色的。她的脚和手臂裸露，再加上她的粗布衣服和头上装饰的羽毛，与同伴们飘舞的古典绫罗绸缎和盘着的头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这种方式来描绘美洲殖民地，把其当作一个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浪漫色彩的印第安公主，是欧洲和美洲艺术家标准的拟人化处理手法，并一直持续到1780年代。68但对英国人，尤其是英格兰人而言，这种表现方式具有一层特殊意味，而狄克逊对此驾轻就熟。
当然，用一个美洲印第安人来象征这十三个殖民地，其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白人居民还没有发展出一套他们自己得到承认和独立自主的身份认同。当时的美洲殖民者大部分是英国人的后裔，很大程度上都来自英格兰。他们的衣着与本土的英国人大同小异，购买英国生产的商品，阅读大部分是在伦敦印刷的书籍，说英语，而且——如戴维·费希尔已经非常成功地论证的那样——完好地保留了他们祖籍地的许多民间传统、家庭以及两性生活方式。69在这些方面，美洲殖民者与他们在英国本土的兄弟同属一个民族。但他们也差别很大，在一片完全截然不同的国土上作为移民和拓荒者的经历把他们区别开来，更别提横亘在他们之间的3000英里水路了。
那么，对本土的英国人来说，美洲人那时是（可能现在仍然是）一群神秘而自相矛盾的人，与他们相距遥远但文化又很接近，令人愉悦地相似但又令人气愤地截然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说，印第安公主，这个在伦敦的卡通画中经常作为殖民地象征的人物形象所激发的陌生感，就无论如何也没有什么不恰当的了。这一主题在其他方面也同样能引起共鸣。一方面，它唤起了高贵的野蛮人这一观念，因而也恰到好处地迎合了一些英国人，他们想把美洲理想化为第二个伊甸园，一个没有受到旧大陆的腐败和奢靡之风侵蚀的避风港。另一方面，美洲印第安人的形象也带着一丝威胁的成分，而我怀疑这常常是有意而为之。当时信息灵通的英国人并非毫无察觉，即帝国的支配权可能会在将来从他们自己的小岛，转移到他们的美洲殖民者所居住的幅员辽阔的大陆。70狄克逊的印第安公主手持弓和箭镞。与她在帝国中的姐妹大不一样，甚至与把长矛随意放在身旁的不列塔尼亚也大不一样，她是一个战士，可能也是一个威胁。
美洲人是隶属于母国的殖民者，美洲人是在海外的英国人，因此也是国内那些英国人的兄弟，美洲人是希望之乡，没有腐败堕落的孩子，美洲人是帝国内部潜在的竞争对手：在这些相互冲突的形象背后，是帝国关系自身发展意味深长的不确定性。对于美国革命为何在当时以及为何以那种方式爆发，自发形成了许多不同的解释。但如果有人足够大胆地只归结于一个根本原因的话，那很有可能就是因为伦敦在北美没有像西班牙人在拉美地区的殖民地那样，建立一种强有力的帝国统治机制。71这一失误，主要原因在于国内的环境，而不是没有兴趣或不想这么做。从1630年代一群东英吉利清教徒第一次真正移民到马萨诸塞开始，英格兰人只要得到国王的许可就可以在美洲定居。在这之后建立的殖民地，没有一个是由议会的法案授权，它们也没有哪一个向下议院派驻了代表。因此，殖民者把历任英格兰君主，而不是立法机构，视为最终权力的来源。但是在17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们都面临着国内太多棘手的问题，无法集中精力来处理他们在海外的殖民地。尽管查理二世和詹姆斯二世极力遏制美洲殖民者日益增长的自治倾向，但1688年的革命，迅速让他们的所有努力几乎都化为了泡影。72
接二连三的战争和王朝更替的烦忧，再一次阻止了英国政府持续集中精力来处理美洲事务，直到1740年代。首都重新确立对殖民者之控制的努力被一再耽搁，七年战争的影响使这一任务变得更加紧迫，同时也远远更加困难。加拿大被征服之后，完全打消了殖民者担心法国会从那里入侵的隐忧。这也明显造成了殖民地与母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就英国人而言，他们北美帝国地理面积和文化多元性的大幅度增加，使得更大规模和更持久的驻军变得必不可少。因为战后国债数量如此庞大，政府年度预算的将近八分之五都被用来偿还利息，因此议会上下两院的几乎每一位议员都心知肚明，必须让十三州殖民地为它们自身的防务开支做出更大的贡献。但因为美洲殖民者现在感觉远远比以前更加安全了，这一观点便被置若罔闻。他们问到，既然现在法国已不再是一个威胁，那他们为何还要纳税来养活一支必然会对他们加强集权统治的常备军？
而且无论如何，议会有什么权利向他们征税？他们只效忠于英格兰国王，而就税收来说，只有他们自己选举的殖民地会议才有权利向他们征税。美国的爱国领袖和将来的总统约翰·亚当斯在1775年据理力争道：“议会通过法案吞并了……威尔士，但从没有颁布法案来吞并美洲……英格兰和苏格兰这两个王国，通过《联合法案》，联合成了一个以大不列颠命名的王国；但该法案对美洲只字未提。”73既然美洲殖民地的存在及其与大不列颠的联系都不能归因于议会通过的法案，而只能归因于国王，那么议会就没有权力向它们征税或者为它们立法。
这一观点从其自身而言非常合乎逻辑，但对英国统治阶级毫无意义，从近来英国宪政史的角度而言，也毫无意义。到1760年代和1770年代，未经议会同意，英国君主早就不能行使任何职权。因此，美洲人力图截然区分王权和议会权力的做法，在大西洋另一端的英国人看来，完全是无稽之谈。74
对美洲人而言，宪政和财政上进退两难的境地，不是战争爆发的唯一动力，甚至都不是主要动力。但对英国人而言，却是迫在眉睫的核心问题。在过去，他们显然没有能像西班牙人那样，在他们的美洲殖民地建立一种有效的王权和行政管理结构。其结果之一就是，他们不可能通过为那些有影响和有能力的美洲人提供更多进入政府公职的机会，来抚慰和拉拢他们，就像有影响力和有才华的苏格兰人正在被越来越拉拢过来那样。当时北美已有的政府机构规模太小，这一做法难以成为选项之一。考虑到英国对十三州殖民地的控制已经相当地不充分，如果还继续允许美洲人反对议会的最高权力，那将来靠什么来令人信服地维系其与帝国的关系？
英国政府正是出于这些考虑，才在1775年对十三州殖民地人开战。用乔治三世的话来说，他们是在为“立法机构而战”。75正因如此，他们也希望得到某些爱国者的支持，即那些通常把议会视为英国身份认同和英国优越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的人。但在其他方面，正如大臣们所承认的那样，大众爱国主义的传统基础，并不能像在这之前的那些18世纪的战争那样，如此自信地运用到如此遥远的地方。这次的敌人不是罗马天主教徒。尽管高教会派神职人员可能轻而易举就宣告美洲殖民者是当今的清教徒和邪恶的共和派，但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大量普通的新教徒，而不仅仅是非国教徒，可能一想到要与大西洋对岸与他们信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作战，就始终感到很不舒服。此外，当然还有贸易问题。到1770年代初，与十三州殖民地的贸易大约占了英国出口总值的20%和进口总值的30%。英国政府指出，只有让美洲人就范，英国商业王冠上的这些明珠才能够完好无损。一些商人对此表示完全赞同，但另一些商人却对战争会同时破坏跨大西洋的贸易异常憎恨，并担心一个战败和被蹂躏的美洲，在将来只能为英国的产品提供一个非常糟糕的市场。76
但是，一个事实从一开始就大幅度地消解了人们对于战争的热情，非常简单，这是一场内战，不仅仅因为交战双方有颇多共同之处，也因为双方内部各自都存在着分歧。一位愤怒的美洲人估计，他的同胞有三分之一的人赞成赢得独立，另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热情的亲英分子，而剩下的人还依然摇摆不定——这种粗略的猜测，至少确凿无疑地传递了十三州殖民地在1775年确实在总体上普遍混乱的状态。大不列颠国内的观点也同样严重地不统一。这一点需要加以强调，因为许多历史学家选择了要么集中关注对于战争的激进反对，要么集中关注保守派对其的支持，而这一时期最为重要的状况是，人们的反应既不是势不可挡地支持战争，也不是毫不妥协地反对战争，而是相当复杂的情感交织。《年鉴》杂志的主编十分谨慎地写道：“我们对这场争论很感兴趣……在这件事情上，实际上我们的观点很少刻板教条和心意已决，因为即便是在大洋的这一端，公众也存在着巨大的分歧。”77
通过实际上是由政府非法操纵的对于战争的公民投票，就可以看出这种分歧到底有多大。在1775年9月初，曼彻斯特乡绅、牧师、制造商以及市民向国王递交了支持战争的陈情书。这是一种自发的地方行为。但是，得意忘形的政府迅速鼓励其他团体如法炮制。总共有大约150个团体、市议会、民兵团和居民团体发来了支持与美洲人开战的忠诚请愿。78这些请愿书连同签署者的名字一起，实际上都被及时刊印在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每一份报刊杂志上。在此前的战争中，任何这样的公众运动都被认为并无必要，尽管在1745年詹姆斯党人入侵之后，这样的活动象征性地进行过一次。就像此前的那次紧急情态一样，这次的用意很明显，是为了压倒国内的任何反对意见。然而这一次，这种策略没有奏效。有25个市镇和郡通过递交和平请愿书，对忠诚请愿予以反击。79这些请愿书也有亲笔签名，有的还相当令人尴尬。比如，汉普郡反对与美洲开战的请愿书，收集了2500个签名，多于该郡主战请愿书签名人数的10倍。纽卡斯尔也有1200多名自由民请愿支持和平，他们中许多人是小商人和工匠。然而，他们的同城市民只有124人签名支持战争。
仔细观察，甚至忠诚请愿书本身，也可以证明国内在战争问题上的分歧有多大，尤其是这个岛国上不同地区的反应是多么的不平衡。英格兰的北部各郡——坎伯兰郡、诺森伯兰郡、威斯特摩兰郡、达勒姆郡、柴郡、约克郡以及兰开夏郡——曾经是内战时期保皇党人被孤立的飞地，在18世纪，他们当中许多人还保留着强烈的托利派传统和罗马天主教信仰。与这种党派传统相一致，这里的许多人似乎都把大西洋对岸发生的事情，视为煽动叛乱的非国教徒发动的另一场反对国王的暴动，实际上是第二次内战。在兰开夏郡的请愿书上，几乎有6500人签名支持战争，而博尔顿的请愿书上有1200人签名——这是在这场运动中，从一个单独的城市获得支持战争的签名人数最多的。然而即使是在这个明显保守的地区，在美洲问题上也出现了严重分歧。尽管这里大部分人是英国国教徒，但也有大量贵格会信徒，他们与在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们保持着密切联系。在组织兰开夏郡和平请愿书时，个人的教友情谊似乎起了很显著的作用，吸引了大约4000个签名支持者。
事实上，大不列颠只有三个地区的公众对战争的爆发做出了或多或少一致的反应：东英吉利、威尔士和苏格兰。这当中的第一个地区，尤其是萨福克郡、埃塞克斯郡以及诺福克郡，在1620—1641年间有大量男男女女和孩童越过大西洋，成为新英格兰的首批白人居民。与美洲最初的这些联系，通过民间历史、家庭版圣经10以及跨越大洋两岸的通信记录，依然生动地保留在当地的记忆当中，似乎让许多东英吉利人十分反感战争，尤其是因为战争的第一滴血正是洒在了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土地上。80萨福克郡只有一个较小的自治市，埃塞克斯郡只有一个小城，向国王递交了忠诚请愿书。否则，这两个人口众多的郡就完全保持沉默。诺福克郡同样如此，其在1778年之前一直不动声色，那一年，该郡有5400名居民向伦敦递交了一份和平请愿书。81在这个地区，反战立场从来就不仅仅局限于新教非国教徒或激进份子，而是一种远远更为广泛的现象。或许，剑桥大学教师的行为能够最有力地证明这一点，当时，他们所有人都被要求是英国国教徒。而牛津大学（当时的校长是诺斯勋爵）在1775年10月向国王递交了一份支持战争的忠诚请愿书，剑桥大学一直顽固地保持沉默，直到11月底。即使到那时，大学理事会向国王递交请愿书的动议，也仅以84票赞成、46票反对获得通过。
威尔士人甚至更加缄默，整个国家只递交了两份支持战争的请愿书。其原因可能仅仅在于，这种动员方式在威尔士还太过新颖。但其政府的这种糟糕表现，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也要归因于某些广泛流传的关于战争的不幸。新教徒的身份认同感在威尔士非常强烈，这个国家为美洲提供了大量移民，其中大部分聚居在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82反战领袖理查德·普赖斯是一个威尔士人，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他的许多同胞曾经支持约翰·威尔克斯在其运动中代表米德尔塞克斯郡当选议员。一位威尔克斯派新闻记者曾经在1769年指出：“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居住在这个王国的遥远边陲，他们的原则截然相反。前者热情、儒雅、热爱自由。而后者暴虐和专横。”83这种典型的威尔克斯派伦理套路的前半部分似乎确实有一定道理，因为许多支持威尔克斯派的威尔士人，也在继续支持十三州殖民地。而就其后半部分而言，威尔克斯派对苏格兰独裁主义的怀疑，被苏格兰支持战争的请愿活动进一步强化。在1775年9月—1776年2月之间，苏格兰各郡和市议会总共递交了70多份支持武力镇压美洲殖民者的请愿书，这几乎与整个英格兰递交的请愿书一样多，而其人口是苏格兰的5倍。无论是在这次冲突期间还是在这之后，苏格兰都从来没有向伦敦递交过哪怕一份和平请愿书。
作为苏格兰舆论的一个指向标，这种情况实际上也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一成不变。苏格兰所有支持战争的请愿书，都没有签名或签名很少，只有三份例外。这三份几乎全都是由市长、市议会和行政官员一人书写和提交，因此几乎没有反映社会底层的态度。而且，尽管没有递交和平请愿书，但苏格兰确实有反战活动存在，这种活动存在于长老派牧师当中，存在于法律联谊会当中，存在于爱丁堡的知识精英当中，还存在于格拉斯哥，那里还发生了一次没有成功的和解请愿活动。因此，对于战争的支持，在这里也并不比大不列颠的其他任何一个地方更为意见一致。尽管如此，但就舆论的正式表达——请愿、宣传、签名表、布道以及征兵活动等——而言，《苏格兰人杂志》正确地指出，“在王国的这个地区，各种支持政府的努力，甚至超过了南方那些地区的努力”。84在大西洋的另一端，苏格兰人对于战争的支持也同样很显眼。根据伯纳德·贝林的研究，在1760年—1775年间，大约有四万名苏格兰人移民到了北美，他们许多都是去寻求更美好和更富裕生活的穷困潦倒的高地人。然而，与同一时期移民到十三个殖民地的五万多爱尔兰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这些苏格兰人移民似乎绝大多数都选择了站在亲英派那一边。85这可能进一步证明，在1745年叛乱之后，苏格兰人，即便是非常贫穷的苏格兰人，也已经变得更加顺从英国的政体，并且深深地依恋于一个为他们提供了如此多机会的大英帝国。
实际上，许多有影响的苏格兰人都把美洲战争当作向伦敦强调他们在政治上可靠的一种手段，他们故意让他们自己夸张的忠诚，与十三州殖民地的反叛，以及与英格兰激进份子的反战活动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因弗内斯郡福特罗斯市的行政官员和市议会递交的效忠宣言，兴致勃勃地痛斥“某些人……假爱国主义之名煽动叛乱，”其矛头显然指向约翰·威尔克斯及其支持者，他们当时是伦敦反战的急先锋。86奈恩郡的士绅提醒国王：“本郡在最近的这场战争中，派出了大量儿女去保卫陛下那些忘恩负义的殖民地，”并向国王保证，他们现在将会浴血奋战，痛击那些“乱臣贼子”。87凯思内斯郡的贵族宣称：“常常与财富相伴的邪恶并没有玷污我们的人民，他们一贯勤勉冷静——而且在为陛下服役时，他们一向以严守纪律和忠于职守闻名。”伦弗鲁郡的士绅和世袭土地所有者也发出了类似保证，但他们至少足够诚实地道出了苏格兰人的这种普遍奉承背后的复杂动机。他们在尽力支持战争的时候，也承认他们的行为不但出于“对我们祖国的忠诚和热爱，也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88
这种开诚布公的肺腑之言表明，促使这么多政治上活跃的苏格兰人拍案而起，站出来支持与美洲殖民地的战争，并不仅仅只是为了维护王室的权威和对帝国的热情，尽管这些动机很重要。战争也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以他们同胞的忠诚打动当局，以此确保伦敦能在将来更积极地关注苏格兰的利益和居民。近来威尔克斯派试图利用盎格鲁—苏格兰之间的传统分歧来大做文章，因此，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让伦敦记住苏格兰的价值，被认为确实很有必要。威尔克斯排外的英格兰性和广受欢迎的成功，在苏格兰看来，是对从1746年开始的进程中的那些努力的严重损害，这一进程试图构建一个更加统一的大不列颠和一个更加威严强大的大英帝国，在其中苏格兰人可以把他们自己看作，也被别人看作，与英格兰人平起平坐。但现在，正如亚历山大·默多克所写的那样，“美洲战争再次为他们提供了机会，来证明他们的忠诚和对英国这个概念的热情。”89
美洲战争也以另一种方式，迫使英国的不同群体重新审视其爱国主义的本质和边界。就激进分子和其他反对战争的人而言，时间的推移使得他们的处境日益艰难。他们中大多数人曾渴望把其大西洋对岸的教友们维系在帝国之内，同时主张和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好途径。1776年7月的《美国独立宣言》，使他们的想法再也站不住脚，也让许多英格兰人感觉，他们过往历史和集体身份的一部分，已经被冷酷无情地切除。与呼吁他们缓和局势不同，公开支持美洲人有权为自己单独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对于那些对自己身为爱国者而自豪的激进分子来说很难。当十三州在1778年与信奉天主教的宿敌法国结盟之后，这对他们来说就更难了。许多重大战役都造成了英国军队惨重伤亡，这样的背景更加致命。在萨拉托加战役之后，约翰·威尔克斯在下议院说道：“我很遗憾，有800名英勇的英国和德意志士兵，在一个糟糕的事业中，在与世界上最好的体制作战时丧命。”90这样做很勇敢，但不大可能受人欢迎。实际上，如果名望不像威尔克斯那么高，也没有受到严加保护的人，胆敢如此公开支持美洲人，他们很可能会惨遭绑架和谋杀。也时不时有美洲人的同情者受到殴打，或者偶尔被邻居粘上焦油和羽毛加以惩罚这样的事情见诸报端，这是在刻意模仿独立战争之前，美洲暴乱分子惩罚效忠国王之官员的做法。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