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批评者因此被迫转入防御，而他们对爱国主义的论断也以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方式被反驳：
子孙后代一定会认为这些人卑劣无比，他们吹嘘自己的忠诚和对宪政的赤胆忠心，却在帮助那些意在公开肢解帝国的敌人。92
图28. 《弑父者，现代爱国主义的图纲》，佚名，1776年， 图中人物是作为美国之友而成为英国叛徒的激进分子 （包括斜视的约翰·威尔克斯）
在这个意义上，美国革命促使英国激进主义的性质发生了某些变化。战争之前，宪政的批评者能够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国内的改革要求，与最喧嚣的沙文主义、帝国主义和好战情绪结合在一起。那时的敌人通常是法国或者西班牙，即很容易被带有偏见的新教徒视为自由之敌的信奉罗马天主教的政权。比如说，威尔克斯一方面倡导议会改革以及向美洲殖民者让步，另一方面又在1770年谴责政府未能就福克兰群岛与西班牙开战，他并不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在他看来，在这两件事情上他都是为自由而战。但是与十三州的战争摧毁了这种自鸣得意。从英国18世纪的经历来看，与新教徒进行大规模战争的这一新动向，破坏了对于宪政的热情与不受束缚的沙文主义之间这种表面上的一致性。从这个时候开始，国内批评英帝国政府的人更有可能面临一种两难的选择，要么支持坚持不懈的战争努力从而赢得普遍欢迎，要么冒着被人唾弃的危险，即使在战时也主要关注国内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要求。93
对英国统治者而言，战争也很快被证明代价非常高昂和残酷。它持续的时间和花费远超大臣们预期。同时还不得不与国内的分裂和争论以及身处危险的孤立状态这样的背景作斗争。法国在1778年公开加入美国人这一边，紧接着西班牙在一年之后，荷兰在1780年步其后尘。相反，英国根本没有欧洲盟友，只有少数几个德意志邦国给它提供了些人力。由于四面受敌，它也无力和无心去阻止自己的边缘地区爱尔兰在1782年提出的议会独立的要求。当然最糟糕的是，也是这一时期独一无二的是，这次英国战败了。对具有严格等级观念和强烈自豪感的统治精英来说，败于自己以前的一个殖民地之手，这简直是奇耻大辱：伦敦的利韦里在英军于约克镇战役中遭遇决定性失败后对乔治三世说道，“您的军队被俘虏了，您所向无敌的海军被摧毁；您的领地沦陷了。”94
然而，自相矛盾的是，从长远来看，事实证明这次失败比七年战争所取得的光彩夺目的胜利更具有建设性。在普通人看来，这次孤独地对抗整个欧洲的失败和不愉快的战争经历，实际上似乎解决了1760年代和1770年代初的某些不确定性和分歧。当然会有不少人对与美洲动武的政府敬而远之。但当首相诺斯勋爵站到了替罪羊的位置，并在1782年辞职之后，一种英国与欧洲，以及现在英国与美国势不两立的身份认同感变得更加突出，超越了其他一切。斯塔福德郡一位完全无名的牧师写在教区纪事上的文字，很好地概括了那种心情：
在将来，这样的事情恐怕难以想象……即这些王国会像他们曾经做过的那样，与一个为反对他们而组成的最强大和不可侵犯的邦联进行一场光荣但力量悬殊的冲突。95
1763年之后，英国人对于征战的胜利并未心满意足，反而对他们自己耀武扬威的威仪惴惴不安，他们现在可以在受到不公正对待的感情中团结一心。他们再一次被彻底并实实在在地逼入绝境，这使他们许多人充满了强大的欲望和新的力量。
这场战争也在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有助于加强英国人的团结。是的，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外缘，即十三州殖民地。但是另一个外缘，即苏格兰，与中心的联系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各自利益上的相互一致把它们牢牢地拴在一起。这并不意味着新的宽容和理解的脉脉温情已经迅速地让苏格兰人对英格兰人的憎恶，或者英格兰人对苏格兰人的憎恶烟消云散，这显然没有。但约翰·威尔克斯及其支持者所发动的那种大规模反对苏格兰人在这个国家中的影响的运动，从此再也没有重新上演。96这与其说是因为这种影响减弱了，毋宁说是因为南方人对这种影响增长已经习以为常。英格兰人曾经把他们第一帝国的核心区，即北美殖民地，视为他们自己的私产，是他们自己的祖辈在与苏格兰的《联合法案》之前很久就已经开辟的。相反，在那些赢得它、统治它和定居在那里的人看来，第二大英帝国才真正完全是不列颠的。在很大程度上承担和分享了建设大不列颠的工作（及其收益），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满足苏格兰人的野心。
我曾经指出，苏格兰人向新的英帝国的渗透，是18世纪末统治风格向远远更为强硬的方向转变的因素之一。但还有许多其他因素，而在美洲的失败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有时候，一些人认为美国独立战争之于大不列颠，就如同大约两百年之后越南战争之于美国，这是大卫与歌利亚之间的对决，这一对决甚至早在上述强权遭遇不期而至的失败之前，就已经分裂和挫败了它。如果这一类比有效，那么我们还可以更进一步。这两个世界强国都是这样，在颜面丢尽之后，紧接着极速右转，再次无法容忍反对之声，并且坚决强化政府的结构。弗雷德里克·马登和大卫·菲尔德豪斯写道，伦敦从美洲战争中学到的教训是：“第一英帝国的统治与其说是过于苛刻或者说政策过于自私或不灵活，毋宁说是过于宽容、怀柔和效率低下。”97在七年战争之后不久，就有一些英国人的领袖为帝国的重负局促不安，甚至进而质疑帝国的道德品质。然而，到1783年，这样的犹豫不决和不确定性，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已经部分消失。其结果就是帝国的一系列改革，旨在明确和强化伦敦的统治：1784年的《印度法案》、1791年的《加拿大法案》以及1800年其重要性只会有增无减的与爱尔兰的《联合法案》。
但统治精英也在努力加强他们在国内的地位，重建其权威、形象和观念，同时——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英国性的问题上投入远远比以前更多的精力。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里，在大不列颠将会出现一种远远更自觉和官方构建的爱国主义，它强调对于君主的忠诚、帝国的重要性、陆军和海军成就的价值，以及对一个由英国有道德、有能力的名副其实的精英所领导的强大而稳定的政府的渴望。每个人都清楚，美国独立战争在美利坚创造了一个新国家，也摧毁了一个古老的国家，即旧制度下的法国。但它的成就甚至还不止于此。它还有助于铸造一个完全不同的大不列颠，在其中，无论是男是女都将前所未有地不得不对他们的爱国主义观和身份认同感加以明确。
图29. 《查理·斯坦霍普，哈灵顿伯爵三世》， 乔舒亚·雷诺兹爵士，17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