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8年5月，在特拉华河畔举行了一场中世纪马上比武大会。七位自封的红白玫瑰骑士像他们的马匹一样，用红白绸带盛装打扮好自己，迎战七位来自火焰山的黑衣和橙衣骑士。在一块一百五十码见方的场地上，“依照古代骑士制度的习惯和规则”，呈圆形摆开阵势，他们折断长矛，用利剑厮杀，而且最后，毕竟这时已是18世纪，用火枪向对方已被汗水湿透、施粉的假发上方射击。直到他们为之而战的女士（即十四位穿着土耳其风格的服装、戴着漂亮穆斯林头巾的费城少女）催促下，这些骑士才停止比赛，撤出赛场，重新回到他们的英国军官同僚当中。接下来的舞会一直持续到午夜；而宴会一直持续到凌晨。在来自费城精英阶层和当地驻军的客人们已经酒足饭饱和神情恍惚之时，他们在身着银色衣领服装的黑人奴隶侍候下，在成百上千面特意进口的镜子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像，并最终被燃放的焰火弄得飘飘然。结束时，他们经过一道被照得通亮的凯旋门，一个引起轰动的德高望重之人拿着喇叭用法语高喊：“胜利的荣耀将永不会褪色。”1
表面上，这场欢送仪式或凯旋表演，是为了向即将离任的英国驻美陆军总司令威廉·豪致敬。乍眼一看，这件事只不过再一次体现了当时在欧洲上流文化中非常流行的对于哥特式浪漫主义和东方元素的喜好。但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并不仅仅只是一场时髦的娱乐表演。莫里斯·基恩曾经提到，骑士精神的本质功能，是无视实际战争的残酷现实，而始终维持武装冲突的理想化形象。2根据定义，骑士精神也重申了习俗、等级秩序和继承顺序的至关重要性。为豪将军举行的那场骑士比赛，发生在英军决定性地惨败于萨拉托加仅仅七个月之后，而且我们知道，它是由一群具有安乐的地主背景和理想主义色彩的年轻军官所组织策划的。因此，可以把它看作一扇了解在压力之下精英们的思想和行为的窗户。在蛮荒而又陌生的土地上进行了三年前途未卜的战争之后，又面临质疑、失望以及隐隐约约将会失败的预感，英国军官团的精英们从一段有序和辉煌的历史中获得了短暂的逃避。他们手持利剑、身跨战马，依照理想中他们希望的方式来设想与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战争：根据出身高贵之人的规则来进行一场辉煌的十字军征战，并且战无不胜。
然而现实却截然不同。在豪的骑士凯旋仅一个月之后，英国人就被赶出费城。两年之后，约翰·安德烈上校，即骑士比赛中英勇的红白玫瑰骑士之一，也是详细记录了那场比赛的作者，被乔治·华盛顿亲自下令，作为一名普通间谍被绞死。而在1783年，国王的所有骑兵和所有步兵被迫放弃战斗，在他们身后留下一个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
引以为荣的纹章，耀武扬威的权力，
以及曾经付出的所有美好的事物和财富。
都同样在等待这一无法逃避的时刻。
通向荣耀的道路，却通向了坟墓。3
所有军事失败对于那些卷入其中的人来说都是破坏性的，但这次失败被证明尤为如此。在七年战争后，大不列颠自认为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但却决定性地被法国和它自己相对弱小的殖民地居民击败。这里讨论的殖民地居民基本上全都是新教徒，而且主要来自英国。然而相同的种族和宗教，显然没有让他们保持对母国的依附。相反，他们非常乐意与英国同胞相互厮杀，并最终宣布自己根本就不是英国人，而是某个截然不同的民族。实际上，美国人将发现，锤炼一种全新和完全独立自主的民族身份并非易事。但遭到他们驱赶的英国人也将发现，调整的过程异常艰难。他们被夺去了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不得不重新审视他们自己的身份认同和国界。他们的领导人也不得不谨慎地考虑他们的公众形象。因为在北美的失败被证明具有破坏性的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它使英国统治精英的能力因此受到怀疑。
实际上自《联合法案》颁布以来，英国所参加的每一次战争，都会在某些时候处境艰难，但在1783年之前，没有一次以失败告终。而在这之后英国所参与的任何一次重要战争，也都没有以失败告终。（那些对这个国家特有的社会和政治稳定感到好奇的人，可能只需将此作为最根本的原因。）因此，美国独立战争是一个特别大的例外。一支由柏高英、豪和康华利等一批贵族将领所领导的英国军队，以及一套由一位贵族的长子弗雷德里克（即诺斯勋爵）所领导的行政班子，遭受了一次丢人现眼的失败，坚决支持这场战争的国王乔治三世也同样如此。有些人绝对杞人忧天，如贺拉斯·沃波尔，他们担心大不列颠将会就此分崩离析，沦为微不足道的岛国，但这次失败对统治阶层的自尊和声誉的打击，却直接而又巨大。
然而，英国的精英却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重振旗鼓。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之后的半个世纪，是现代英国和现代世界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成形和动荡时期之一——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急剧加速的时期，一个阶级意识和改革要求日益增长的时期，一个法国爆发革命的时期，以及一个欧洲的战争规模如此宏大，乃至席卷其他每一个大洲的时期。欧洲几乎每一个国家都会在这个时期经历政治变革、军事重组以及社会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动荡。除了一个幸免之外，世界上各大帝国都将经历统治疆域大幅度减少，或者统治活力大幅度下降的情况。然而，大不列颠将会是这场普遍危机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这个例外并非是指它逃脱了这场危机。非常显然它没能幸免。这一例外是指其适应力很强。到1820年代，其统治者可以宣称他们管辖着超过两亿人，占了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还要多。与其欧洲和欧洲之外的对手不同，它可以保持本土远离内战和严重的外敌入侵。也许所有这一切当中最不同寻常的是，英国统治阶层不但没有大幅度退却，实际上其数量、同质性、财富和权力的范围还有所增长。作为18世纪首先经历革命和帝国危机的欧洲精英，他们也将率先发展出一套忍耐和重振旗鼓的策略。自1780年代以来，其成员就在致力于重新调整他们的权威、形象、观念和构成。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仅重新制定了在大不列颠行使权力的方式，也促进了英国的爱国主义和身份认同在内容上的巨大变化。
一个阶层的危机
要想理解这场贵族复兴的方方面面，我们就需要认识到这场危机有多么的广泛。就这一时期欧洲其他的每一个精英（也包括欧洲之外的一些统治精英）而言，最大的挑战莫过于以一种前所未有的规模爆发的战争。英国在与革命和拿破仑的法国发生冲突之前，经济刚刚勉强从美洲的战争中恢复过来。这场冲突从1793年持续到1815年，中间只有一次短暂和有名无实的休战，总共耗费了1 657 854 518英镑——接近于英国自光荣革命之后参与的其他所有重要战争开销总和的3倍，并相当于战前国民收入的6倍。4然而，对于当权的绝大多数人来说，失败的代价似乎远比赢得胜利的代价更为可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正如小威廉·皮特公开承认的那样，与法国的战争是为了拼死保卫等级，而最重要的是保卫财产，以反对1789年革命所确立的“成功掠夺的先例”。埃德蒙·柏克在一年之后请他的议员同僚想象一下，将要发生的情形会是什么样子：
他们的官邸被推倒并洗劫一空，他们的人身受到虐待、侮辱和摧残，他们的地契被拿出来当面烧毁，他们自己和家属被迫在整个欧洲的每一个国家寻求避难所，因为没有其他原由，他们也没有任何过错，就因为他们生下来就是贵族和有钱人，并被怀疑想要维护他们的报酬和财产，仅此而已。5
即使是在拿破仑·波拿巴压制了法兰西共和国之初的平等主义之后，英国传统的统治者也依旧有可能失去颜面（如果不是失去脑袋的话）。拿破仑大军中的大多数军官，就像他帝国的大部分贵族一样，不曾拥有土地或古老的血统，而是在法国革命之后，通过他们自身的努力出人头地。在这个意义上，拿破仑的法国仍然可以被视为——而且被其英国对手视为——一个能人治理的国家。因此，法国军队在欧洲大陆的不断成功，不仅仅只是威胁到英国的领土主权。它在政治上也具有颠覆性，它让人们对这样的信念产生怀疑，即拥有土地和良好出身的人，与生俱来就比其他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更适合行使权力。《爱丁堡评论》在1809年断言：“波拿巴的加冕，已经使欧洲所有古老的王冠都黯淡无光，而那些通过自身努力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的人，也让欧洲的贵族相形见绌，沦为泛泛无能和不可理喻之辈。”6
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极其昂贵的战争，也意味着那些当权者在1775年以后必须处理的公共事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繁重得多。这对在中央政府拥有职位的人而言尤为真实，以财政部为例，在1792到1805年间，战争的财政需求使工作量翻了一倍，再以议会为例，在1761—1813年间，通过的立法、设立的委员会以及深夜开会的数量是以往的五倍。7对于那些在自己本地发挥影响的地主和富豪们来说，情况也同样如此，这至少是因为民防责任在1779—1782年面临入侵威胁期间短时间和分散地发展起来，并在1793年之后变得更严苛和更加持久。可能所有这些当中最富有戏剧性的，是那些在陆军和海军拥有高级军衔的人，以及在一个跟1776年以前的帝国相比，现在幅员如此辽阔、地理条件如此多样、族群构成如此千差万别的帝国中担任重要职务的人，他们担负的责任和承受的危险大幅度上升。
在美洲的失败、法国革命、同时与这两个国家的战争，连同国内和帝国政府体量和多样性的增长，给英国精英们的生活、精神以及信心施加了巨大压力。其结果之一就是大量高级人士离世，不仅仅是在战场上。小威廉·皮特在1783—1801年间后又在1804—1806年间两度出任首相，年仅47岁就英年早逝，成为过劳和过量饮酒提神的牺牲品。他的政治信徒乔治·坎宁，在首相职位上几乎没能有所建树之前，就已经在1827年被重负完全压垮，当时有人指出，犹如“精疲力竭的老马突然倒下累死途中”。8一些人意志没有那么坚定，在工作把他们击垮之前选择了自行了断。辉格党政治领袖塞缪尔·怀特布雷德二世在1815年自杀，议会中关于刑法改革的首席发声者塞缪尔·罗米利在三年后自杀，外交部长卡斯尔雷勋爵在1822年自杀，这些都要归因于当时公共生活无休止的要求。他们三人都是以挥剑自刎的方式黯然退场。
实际上，英国贵族的生活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都具有一种明显狂飙突进的性质，即一种特殊的感伤主义和澎湃激情，从那时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得到适当的研究。想一想1778年查塔姆伯爵在上议院崩溃的情形，当时他正在做最后一次狂躁和语无伦次的演讲，反对与十三州殖民地的战争，或者想一想埃德蒙·柏克，他在1791年5月强烈主张“远离法国的体制”，以此证明自己与辉格党的福克斯派分道扬镳，以及查理·詹姆斯·福克斯对此突然痛哭流涕的反应。上层阶级的镇定自若在这一时期很容易让位给抽泣、装模作样以及口若悬河的浮夸之辞；而且有时甚至是彻底失控。我们知道，在1790—1820年间，总共有19位议会议员自杀；超过20位议员像他们的国王乔治三世那样似乎精神失常。9在议会之外，富有的庶民和贵族一样，都喜欢玩真正的俄罗斯轮盘、决斗和赌博，其程度前所未有，似乎更愿意选择以这些方式来拿他们的生命和财富冒险，而不愿意面对将要违背他们的意愿来吞噬他们的那些压力和危险。
然而，这个时期对贵族的自信和权威最具有破坏性的挑战，可能并不是与革命的美国和法国之间的战争, 也不是一个更强大的东部帝国异乎寻常的要求和诱惑，甚至也不是国内行政管理和工业变化的脚步，而是权力精英的真正合法性受到质疑。在1760、1770年代，在支持约翰·威尔克斯和议会改革的辩论当中，会偶尔谴责作为一个抽象群体的地主阶级，而这显然不同于抨击单独的某个国王、大臣或者党派。但正是从1780年代起，这种批评才进入了英国政治话语的主流，通过托马斯·潘恩、乔尔·巴罗、托马斯·斯彭斯以及最重要的威廉·科贝特11等人的报刊杂志而变得普及，那些用姓名、数字和名单来支撑他们观点的激进分子使其更具有破坏性。一些汇编文集，如T. H. B. 奥德菲尔德的《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代议制的历史》（1816年），揭示了地主阶级，尤其是贵族成员在多大程度上干预了选举过程；而《非凡的红皮书》（1816年）和约翰·韦德的《黑皮书：或腐败现形记》（1819年）则不留情面地详细准确地披露了他们为什么会费心于此。韦德对于贪污受贿的剖析销售了5万册；即使今天读来，也很容易看出缘由。非常简单，韦德记录了民众对政治的冷嘲热讽。他证明，或者似乎想去证明的是，英国当局中每一个人都监守自盗，发展自己的两性关系，并通过血缘或婚姻而与身居高位的其他每一个人紧密联系在一起：
贵族篡夺国家权力，以各种借口为他们家族地位较低的支系巧取豪夺，一种强迫的生存之道。他们支持一种沉闷和尸位素餐的教会体制；他们发动旷日持久和不必要的战争，以创造在陆军和海军中的就业机会；他们征服和维持毫无用处的殖民地；他们着手昂贵的外交使命，几乎在世界上每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国和微不足道的小港口设置大使馆或领事馆，而且常常兼而有之；他们创设没有职责的办公机构，发放无功受禄的养老金，在王室、海军部、财政部、海关、税收部门、法庭以及公共部门的每一个机构保留一些毫无必要的职位。10
发动战争、提高税收、歪曲政策，还有铺天盖地的假公济私，这一切都是为了这些寡头统治者能够敛财暴富。
图30. 《约翰牛读非凡的红皮书》， 一幅讽刺贵族之贪婪的画作，1816年
这样的分析具有破坏性，并不是因为他们在细节上正确无误（他们并非如此），而是因为他们把地主阶级当作一个寄生于国家的单独的阶级，而不是当作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以及其天然的领袖。他们没有把权威视作理所当然，而是对其进行冷峻的量化并加以谴责。尽管这种激进的批评显得不成熟和杂乱无章，却撕下了英国公众人物装模作样的爱国主义。它宣布帝国的那些统治者不知廉耻，也没有真正的公民美德。查尔斯·皮戈特指出，男性贵族的荣誉无非就是“勾引你们邻居的妻子或女儿，杀死你的丈夫，成为赛马俱乐部和布鲁克斯赌场的会员”。潘恩宣称，头衔就像佝偻病，一种人们需要加以根治才能发育成长的疾病。11如果这种攻击方式只局限于政治上的激进份子，那么它可能无关紧要。但贵族的堕落正在颠覆英国的观点，也在大量其他保守的中产阶级的评论中流传。“我们的贵族”，一位匿名的作家宣称：
在民众中地位显要，他们不但没有维护其身份的尊严，反而羞辱和玷污了它。我们年轻的贵族都是小丑、嫖客和挥霍无度之人，而那些年长者则通过不知廉耻地掠夺公众，来弥补他们后辈的亏空。
无可指摘的托利派成员汉纳·莫尔在1780年代写道：“试图让穷人改过自新而同时富人却在贪污腐败，就是向水源投毒而往溪流倒入香水。”12
法国革命将在整个欧洲助长这种孤立当权者的言行，但在某些方面，大不列颠的精英更容易深受其害。正如我们所见，这是一群工作勤勉的资产阶级精英，他们积极支持商业，热爱可以让他们发财致富的任何一种形式的经济现代化。而且，其成员并没有要求领主权或免税权，这些特权使旧制度下的法国和德意志贵族轻易就成为攻击的目标。此外，作为下层贵族的地主阶级总是对来自工业、商业和其他职业的新成员开放，尤其是在这一时期似乎更是如此。13然而，从其规模和社会学的角度来说，根据当时的标准，英国更高等级的统治精英还是特别有限。如果让·梅耶尔正确的话，则在法国革命前夕，贵族平均占了欧洲大陆各国人口总数的1%到2%。而在10年之后，所有贵族、准男爵和骑士加在一起，也只占了英国总人口微不足道的0.0000857%。14当然，有很多富有和有影响力的人物并没有贵族头衔。但是同样，在英国精英的更高等级当中，白手起家的平民并没有一些史学家所说的那么多。约翰·伯克（著有《伯克贵族辞典》）计算过，在1830年代，真正拥有大量地产或者担任高级官职而“没有被授予世袭荣誉”的家族不超过400家，而这是当时整个联合王国的情况。15
约翰·伯克最了如指掌的是，这400个家族之间以及它们和贵族家族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血缘和姻亲关系。仅下议院的构成就证明了这一点。在19世纪初，每四个下议院议员中，就有一个娶了另一个议员的女儿。其他许多人娶了贵族家的女儿，或者他们本身就是贵族的亲戚。16与贵族家庭的这种联系，是被选入议会的一种最常见的途径。因为正如威廉·科贝特和其他激进的辩论家反复抱怨的那样，他们的贵族不仅占据了属于他们自己的上议院，而且还影响到下议院议员的选举以及他们当选后的表现。在1807年，至少有234名代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选民当选的下议院议员，他们的席位在一定程度上都受到了贵族的干预。这是贵族影响下议院的顶峰或低谷——这取决于人们从哪个角度去看。即使是在1831年，即第一次《改革法案》通过前一年也同样如此，90个贵族仍然控制着大不列颠超过三分之一的下议院议员的选举。17
因此，在美洲战争发生半个世纪之后，英国统治精英的地位极其自相矛盾。它相对而言是同质的。在其上层尤为集中。它的财富和权力巨大，正如韦德和科贝特在当时正确分析的那样，它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正在变得更为强大。所有这些特性都有助于维持它应对战争、帝国、革命、社会变革和持不同政见者的挑战。但这些自我同化的特性——同质性、高度集中、财富和权力——同样招致批评。英国的精英如果想在美洲战败之后恢复其荣誉和信心，并且赢得支持来与公然采取平等主义和论功行赏的法国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光靠强制性的权力还远远不够。它需要能够反驳它的统治者是一个唯我独尊、铺张浪费的寡头统治集团这样的观点，并且使其权威重新合法化。或许最重要的是，其成员需要向自己同时也向他人证明，他们是真正和热情洋溢的英国人：正如埃德蒙·柏克所言，去证明“一个真正天然的贵族阶层不是国家中一个单独或者可以被剥离的利益集团”。18在保持他们封闭的社会身份的同时，他们也需要确立他们作为爱国者的理应具有的地位。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所作所为远远比人们间或认识到的更为成功。
让我们看看他们是如何实现的。
英国统治阶级的形成
地方贵族的主要成员……迁徙到首都定居；他们在罗马购买府邸，在时髦的近郊购买别墅和地产；他们挤入上流社会；他们与意大利的各大家族，甚至是古老的罗马贵族结为姻亲。
这是伟大的新西兰历史学家罗纳德·塞姆爵士曾经对奥古斯都治下罗马帝国的重建作出的描述。他指出，帝国外省大量雄心勃勃和很有影响的人物迁移到帝国中心，他们带来了许多新观念、新人才和新能量，而作为回报，他们为自己赢得了更多的机会和财富。塞姆总结道：“一个帝国的力量和活力通常要归功于来自外缘的新贵族。”19可以说18世纪最后30年以来的英帝国，情况也非常相似。威尔士、苏格兰和盎格鲁—爱尔兰地主精英的成员，过去常常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中心之外，而且他们性情乖僻，相距遥远，现在，他们迁居到这个中心或者受其吸引。在失去十三州殖民地之后，这些凯尔特精英与其英格兰同侪比以往更加广泛地融合在一起，恢复了英帝国权力结构的生气，锻造了一个一直延续到20世纪的统一和名副其实的英国统治阶级。
这样重要的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来由也不是蓄意而为的结果。就像所有世袭的精英阶层一样，最初和最重要的决定因素，是变幻莫测的性和生物规律。从17世纪下半叶到1770年代，英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地主阶级陷入了一场严重的人口危机。出于现在依然还无从知晓的原因，许多地主都没有结婚，还有许多结了婚却没有生下男性继承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地主家族因此并没有自我繁衍，也就是说平均而言，一对父母没能生下两个孩子。其结果广泛而又深远。在苏格兰，一些名门望族，比如昆斯伯里家族，男性继承人都灭绝了。另一些家族，比如布雷多尔本家族，只是因为把头衔和地产都传给了远房亲戚，才得以幸存。20
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发展显然也非常相似。卡迪根、梅里奥尼思、彭布鲁克和卡马森等地古老贵族家庭的消亡就是很好的证明。在1700—1780年之间，蒙默斯郡有31个家族因为没有男性继承人而影响到10处地产的继承；而在1750年，格拉摩根的31处大地产中，只有10处是由50年前这个家族首领的男性后裔继承拥有。21英格兰也一样，许多古老的地主家族慢慢消亡了。在1700—1750年之间，天主教旧王朝的贵族在东北部地区消亡殆尽。在埃塞克斯，郡里的大家族在1770年代只有一小部分还掌握在1700年以前就已经建立起来的家族手中。在剑桥郡，郡里的精英有一半都在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的一个世纪里消失了；而在约克郡，1611—1800年间受封的93个准男爵爵位当中，有51个到1800年就已经消失了。22
因此，不管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首先认为自己是英格兰人、爱尔兰人、威尔士人或苏格兰人，但这些天各一方的地主精英成员都受到了相同的、广泛的人口发展趋势的影响。而且在这所有四个地区，结果完全一样。随着一些家族因为没有男性继承人而消亡，他们的地产就转到其他地主手中：通过间接继承传给远房亲戚中的男性，或者留给女性继承人，或者干脆出售。加在一起，所有地产大约有三分之一似乎在这一时期通过上述方式转手，其中许多都落入了对土地所在地区而言完全陌生的人手中。例如，在埃塞克斯，米尔德梅家族是郡里一个从16世纪就已经建立的名门望族。但到1796年，其男性子嗣完全断绝，其地产通过米尔德梅家族一个侄女的婚姻，转入了亨利·保利特·圣约翰爵士名下，圣约翰爵士是一名其他郡的地主，他自己的地产在赫特福德郡。这样的合并常常也跨越更大距离，在国家的四个组成部分之间而不仅仅只是在不同的郡之间进行，比如1779年，当卡迪根郡高格丹家族的地产转到在伯克郡一个已经拥有土地的，名叫爱德华·洛夫登的人手上时，洛夫登就从一个英格兰的小乡绅，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全英范围内的地主。23
在人口危机期间地方精英遭受特别严重打击的一些郡，会使一种几乎全新和地产遍及全英的地主阶级应运而生，并取代了古老的地方贵族。在格拉摩根郡，正如菲利普·詹金斯所指出的那样，该郡的精英阶层在乔治三世统治期间几乎完全更新了一次，因为该地的地产通过联姻的方式，转到了这个郡之外诸如比特、顿拉文、迪尼沃和温莎等大地主的名下，这些地主全都已经在英格兰拥有土地，其中一些也是凯尔特外缘其他一些地方的大地主。24例如，顿拉文家族最终持续积累了四万英亩土地，地产遍及整个威尔士、爱尔兰和英格兰。比特家族更有过之而无不及，通过三代人俘获了四位女性继承人，在这一过程中获得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各地的11.6万英亩土地。25由此一来，这些家族的成员是否想成为英国人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实际上迫使他们，就像迫使其他许多人一样，从大不列颠的角度，而且通常还从作为一个整体的联合王国的角度，来思考问题。
这种跨越郡界和跨越四个地区界线的地产合并所带来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反响，因为另一种人口发展趋势，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另一种颠倒的人口危机，而变得更加复杂。在18世纪的最后30多年，整个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人口飞速增长，对粮食作物的需求量激增，使小麦价格飞涨。到1789年，小麦售价为每夸脱45先令。1800年达到每夸脱84先令，并继续上涨到1810—1814年间的均价102先令，这个价格前所未有。其结果是，大地主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富有。英格兰绝大多数地产的租金增加了70%到90%。在威尔士，租金至少上升了60%，比如1790—1815年间梅里奥尼思地区温恩家族的地产，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增长了200%。在爱尔兰，租金平均上升90%，而在苏格兰大部分地区，1750—1815年间租金可能涨了8倍。26随着原来贫穷的凯尔特外缘在利润和租金上赶上英格兰，整个联合王国地主关于经济的感受因此变得越来越相似，整个地主集团处于一种无与伦比的富裕状态。即便在滑铁卢战役之后有所衰退，但在19世纪20年代末，租金仍然稳定在1790之前的2倍左右。
土地利润的增长，以及这种利润在整个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一致化，进一步促进了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以及盎格鲁—爱尔兰精英阶层的融合。现在，寻求地产的英格兰人更愿意到凯尔特外缘去买地，这种情况变得更为普遍。到1820年代，甚至一向被英格兰人视为无利可图和野蛮落后的苏格兰高地的土地，也吸引了一批贪婪的撒克逊人前去购买。总而言之，他们新近共享的繁荣，使地主阶级的成员能够获取一种越来越趋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以锡弗思勋爵弗朗西斯·亨伯斯通·麦肯齐（1754—1815）为例。27作为一位盎格鲁—苏格兰人，他不但在林肯郡拥有土地，而且在苏格兰高地拥有庞大的锡弗思地产，他是人口危机的直接受益者，只不过是1781年绝嗣的原锡弗思家族的远亲而已。1780年之后，他的地产租金飞涨，因此，与拥有这个头衔的先辈相比，他能够过一种远远更为显赫和更少地区偏见的生活。他在伦敦购置了不只一处而是两处房产，在爱丁堡最繁华的广场也购置了一处。他还重建了这个家族古老的权力中心，即布朗城堡，一支英格兰军队曾经在1725年摧毁了这座城堡，以惩罚第五代锡弗思伯爵对詹姆斯党人的公开支持。该建筑的一些更令人生畏的阴森特征也随之消失，这些特征可以表明，布朗堡曾经是一位宗族首领的堡垒，被修建起来以抵御来自南方的武装侵袭。新的锡弗思勋爵在原址上修建了一座宅邸，它的设计风格完全能够被边境两边的人所接受。府邸内部装饰着地毯、精美的瓷器以及乔治三世最喜欢的两位艺术家本杰明·韦斯特和托马斯·劳伦斯的画作。宅邸外面有一个景观园林，“小径、林间小溪和幽谷点缀其间”。有人一直批评锡弗思全盘接受了英格兰的美学，但这并不公平。正如有人指责与他同时代的英格兰贵族委托苏格兰建筑师罗伯特·亚当来设计他们的新府邸，从而放弃了他们的英格兰性，这样的指责也不公平。更为真实的情形是，所有拥有大量财产的英国人现在把某种共同的消费模式视为理所当然。他们一起消费，一起生活。
在某些情况下，更是如此；因为英格兰和凯尔特精英的融合被联姻进一步巩固。在1750—1800年之间，苏格兰贵族的女儿与英格兰男士之间的婚姻，是这个世纪上半叶的两倍多。到19世纪，这类女性更青睐英格兰丈夫，而不是嫁给苏格兰同胞。28凯尔特人更加富裕，是这场浪漫革命的根源。因为越来越多苏格兰、威尔士和盎格鲁-爱尔兰贵族现在能够负担伦敦的生活，因为他们的家族现在完全可以在伦敦社交圈大放异彩，也因为他们现在给女儿的嫁妆更加价值不菲，他们可以前所未有地在时髦的婚姻市场赢得胜利。尽管这个岛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女性，很少有人能像这个时期苏格兰最著名的女继承人，即萨瑟兰女伯爵伊丽莎白那般嫁妆丰厚。1785年，伊丽莎白与其英格兰丈夫，后来的斯塔福德侯爵乔治·格兰维尔·莱韦森高尔结婚，她带走了其爵位所在郡的80万英亩土地。还有一个例子，也是一个最引人关注的例子，有一个家族拥有的地产横跨边界两端。29
因此，为什么英格兰贵族比以前更热心于寻找凯尔特配偶也就一目了然。但英格兰女人的吸引力又何在？答案常常是可以增加获得影响力和权力的机会。我们前面已经看到，自1745年以来，苏格兰人渗透到军队和帝国各种职位的数量在稳步增长。但文官体制中的高级职位，很大程度上依然是英格兰人的保留地。正是与英格兰精英成员的联姻，最容易让这些天生不是英格兰人的人，跻身国内政府部门更高层，这一点仅凭凯尔特人的富裕本身很难做到。家族依附的力量，在所有世袭的精英阶层中都非常强烈，其有助于瓦解贪婪的英格兰人狭隘的乡土观念，这是其他任何一样东西都无法做到的。例如，与有优越社会关系的两位英格兰妇女的两段婚姻，让罗伯特·斯图尔特（1739—1821年）从一位聪明的盎格鲁-爱尔兰地主和都柏林议会议员，变成了联合王国的显贵，在威斯敏斯特拥有一席之地，几个儿子也身居要位。他第一任妻子是赫特福德侯爵的女儿；在她去世之后，他又娶了英格兰前财政大臣第一代坎登伯爵的女儿，令人尊敬的弗朗西斯·普拉特。弗朗西斯的嫁妆少得可怜，但斯图尔特肯定知道，她家族的影响力十分巨大。这种影响力使斯图尔特成为一名爱尔兰贵族，随后又作为伦敦德里伯爵（后来是侯爵）在上议院获得了一个席位；而当坎登的继承人在1798年被任命为爱尔兰总督之时，他让斯图尔特的长子罗伯特担任其秘书，让他的次子查理·威廉担任其副官。对这两人来说，这被证明是他们步入仕途的关键一步。查理·威廉继续前进，成了英国陆军的一名将军和奥地利大使。他的兄长，也就是后来的卡斯尔雷子爵，更是官运亨通，一度进入内阁，成为外交部长，当然最终，直到他灵魂黯然失色的那个夜晚，用剃刀割断了自己的喉咙，这样才终止了他进一步迈向首相的步伐。30
经过几代人的相互继承，这种跨越国界的婚姻对于态度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以威廉姆斯·温恩家族为例，《伯克贵族辞典》今天依旧将该家族响当当地描述为“整个威尔士地产数量和政治影响力都无与伦比的家族”。在18世纪初，拥有这一头衔的人都具有强烈的威尔士气息和詹姆斯党人倾向。1727年，沃特金·威廉姆斯·温恩爵士，即第三代准男爵，在登比公开焚烧乔治二世国王的画像，他还维持了一支私人军队来威吓他的政敌，并像他的所有前辈一样，娶了一位威尔士女子为妻。向他提供贵族身份以使他在政治上遵循正统的诱惑，被他不屑一顾地拒绝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他位于北威尔士的堡垒中度过，直到他外出打野兔时折断了脖子，结束了他爱唱反调和田园牧歌式的生活为止。31
他的儿子直到1770年代才长大成人，仿佛来自另一个星球。他是伦敦业余艺术爱好者协会的成员和一名充满热情的业余戏剧爱好者，娶了不只一任，而是两任英格兰妻子。而在下一代人中，从半封建的地方豪强向负责、温和有教养的英国贵族的转变，变得更为显著。在1789年成为第五代准男爵的沃特金·威廉姆斯·温恩爵士，是一位高雅的年轻人，在威斯敏斯特和克赖斯特彻奇接受教育，当然，也娶了一位英格兰妻子：
温恩家族的地产在他管理的时代不再是（威尔士人的）一个文化中心，而变成了军事训练、野外运动、农业展览的中心，以及沃特金的母系格伦威尔家族的封地，正是在这一家族的庇护下，他不可避免地步入了公共生活。32
不可避免地这样做，的确如此。他的两位兄弟也同样不可避免地踏入了公共生活。当格伦威尔勋爵在1806年被任命为首相时，查理·沃特金·威廉姆斯·温恩不失时机地成为国内事务副大臣；亨利·沃特金·威廉姆斯·温恩并非一个能力出众之辈，也由于同样的恩泽，在这之前就已舒服地在外交部就职。
所有这些发展——土地通过继承和购买方式大量转手、土地利润史无前例的高涨以及凯尔特家族与英格兰家族之间越来越多的联姻——都有助于巩固一个新的、统一的统治阶级，从而取代了那些构成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时期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鲜明特色的分散和属地特征明显的地主阶级。这种变化在当时就已经以最明白无误的方式被大家所认识。在1770年以前，英国出版的大多数论述贵族的作品，要么只涉及英格兰和威尔士，要么只涉及苏格兰或爱尔兰：这是关于当时实际上仍然完全各自独立的贵族们的一些互不相关的作品。但在1770年—1830年间出版的75本贵族指南中，有55本将联合王国的贵族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数量如此之多，发人深省。33例如，《科林贵族辞典》就是这么做的，到1812年扩编到9卷，由塞缪尔·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编辑。约翰·斯托克代尔在1808年出版的《联合王国的贵族》也同样如此。约翰·德布雷特在1802年第一次出版的《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贵族》影响更为持久，它是又一部显然具有整体性的参考书，在其中贵族们被以字母顺序排列，而不管他们是属于哪个地区的贵族。而当约翰·伯克在1830年代决定编纂平民领袖的名录时，他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所讨论的场所是整个大不列颠和爱尔兰，而不仅仅只是英格兰。
这种更加一体化的统治阶级在多大程度上是名副其实和全新的英国统治阶级，而非仅仅只是英格兰化的统治阶级？有些人指出，凯尔特贵族在他们自己的地盘上也成了外乡人，因为他们屈从于英格兰的政治、英格兰的行为方式、英格兰的文化以及英格兰的配偶。34对于许多苏格兰、威尔士尤其是爱尔兰佃户和农业劳动者来说，事实似乎确实如此。但在贵族们自己眼中，所发生的事情远远要复杂和精彩得多。他们中一些人确实被大都市的生活和价值所深深吸引，甚至自视为可敬的英格兰人。但就“英格兰”一词而言，他们通常指的是更大的范围，而不仅仅是他们居住其中的那个海岛的一部分。对他们来说（就像对特拉法加海战时的纳尔逊来说），这个词就是整个大不列颠的同义词，经常也是整个帝国的同义词。严肃的官方政治语言非常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
在说到英国臣民时，我们通常把他们称为英格兰人，不管他们是英格兰人、苏格兰人还是爱尔兰人；因此我希望，当英格兰这个词在将来被用来表示国王陛下的任何一个臣民，或者用它来意指联合王国的任何一个特定地区时，永远不要因此而冒犯别人。35
于1805年在下议院发表的这些讲话，并非出自某位傲慢的英格兰议员之口。说这些话的人是大卫·斯科特，福法尔人，代表彭斯郡选民当选。同样，帕默斯顿勋爵，一个盎格鲁-爱尔兰人，在1855年成为首相，他总是称自己是英格兰人，当他对苏格兰进行政治访问时，总是不能理解那里的人们为什么不愿意也被称为英格兰人。36对于像他这样的人来说，“英格兰”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术语，而完全不是一种狭隘的依恋之情的表达。
然而，对绝大多数威尔士、苏格兰和盎格鲁-爱尔兰贵族而言，与他们的英格兰同侪更大程度的融合，仅仅意味着双重身份成了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现实。他们能前所未有地广泛分享伦敦的恩惠，同时又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保持相当大的自治。以第四代阿伯丁伯爵乔治·戈登为例，他可以在哈罗公学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可以作为小威廉·皮特的侍从迈出走向威斯敏斯特政治活动的步伐，可以看着他的兄弟和姐妹在军队、外交部和宫廷中身居高位坐享清福，他本人也继续前进，在1852年出任首相。然而，缪里尔·钱伯兰谈到：“如果阿伯丁看到对苏格兰法律体制、婚姻制度或银行体系的任何攻击，就会立刻暴跳如雷”。他知道自己的故土在哪些地方依然与众不同，并讨厌“英格兰对苏格兰事务的任何干涉”。37对他来说，作为一个英国政治家在伦敦工作，与斩钉截铁地做一个苏格兰人之间，根本就不冲突。其他许多人也持相似的看法。同样是那个使布朗城堡变得更加高雅，并且非常热爱伦敦生活的锡弗思勋爵，不但致力于盖尔语的学术研究，而且也大力资助沃尔特·司各特爵士。38甚至优雅的沃特金·威廉姆斯·温恩（第五代准男爵），尽管他置身于格伦威尔家族的庇护之下，却一直拒绝伦敦提供的贵族身份，相反很乐意被称为“威尔士的亲王”（Prince in Wales）。39人类是多面性的生物，并不像历史学家和政治家有时暗示的那样，轻易屈服于他人的霸权。这一时期成为英国部分当权者的那些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和盎格鲁-爱尔兰个体，大部分并没有在变得酷似英格兰人这样的意义上出卖了自己。相反，他们以一种崭新和非常有利可图的方式变成了英国人，与此同时，他们在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举止上依然是威尔士人、苏格兰人或者爱尔兰人。
事实上，远远比凯尔特人的顺服更引人瞩目的，是英格兰贵族在这一时期准备让步，为他们的威尔士、苏格兰或盎格鲁-爱尔兰同侪提供大量职位和支持的程度。当然，偏见依然无处不在。悉尼·史密斯是一个很受欢迎和风趣幽默的牧师，他嘲笑英格兰人主导的下议院依然多么地不喜欢“来自北方的大量有能力的青年人”的入侵，他们的口音听起来让人不舒服，他们的野心更令人不安。40但从今往后，在议会和内阁，还有司法部门、外事部门、外务部、陆军以及尤其是在殖民地事务上，显赫、享有特权和贪婪的英格兰人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必须与凯尔特外缘同他们平起平坐的同辈合作与竞争，自1760年代初比特伯爵担任首相以来关于公共生活的设想，已经大大改观。约翰·海·比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表的一篇题为《受压迫的英格兰人》的文章，具有煽动性地把这一点描画得入木三分：
今天，一个苏格兰人领导着驻法英军（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另一个苏格兰人在海上指挥着英国庞大的舰队（海军上将大卫·贝蒂），而第三个苏格兰人是国内的帝国总参谋长（威廉·罗伯逊爵士）。大法官是一个苏格兰人（芬利子爵）；财政部长和外交部长也是如此（分别是博纳·劳和阿瑟·鲍尔弗）。首相是一个威尔士人（大卫·劳合·乔治），海军部长是一个爱尔兰人（卡森勋爵）。然而，还没有人提案，以给予英格兰以地方自治！41
很明显，这不是英格兰人遭到挫败的排外心理姗姗来迟的爆发。这是一种冷嘲热讽。比思是一个职业幽默作家，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他是一个苏格兰后裔。然而，在他学童似的讽刺文学背后，解释了不列颠岛上不同精英之间的对抗和偏见，为何会在18世纪的最后30多年里，最终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调整和解决的原因。那一时期大规模的战争和帝国建设活动，不仅迫使地主阶级出于自身利益而相互合作，而且还让他们史无前例地与毫无争议是外邦异族的男女打交道。在十三州殖民地与美洲人作战，或者在欧洲和亚洲与法国人作战，或者征服印度、非洲、澳大利亚和西印度群岛上那些不幸的居民，都让英格兰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或盎格鲁-爱尔兰人更容易察觉到他们的共同之处。如果联合王国的居民们在当下更多地意识到了他们内部的分歧，这反而是他们为和平与世界大国地位的终结所付出的一部分代价。他们不再由相同的义务团结在一起，去反对一个敌对的异己，一种来自外部的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