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阶层的文化重建
因此，18世纪的最后25年和19世纪的前25年，见证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英国统治集团的出现。贵族和显贵紧密团结，在财富、婚姻模式、生活方式以及野心抱负方面变得越来越相似，从而让自己在面临来自外部的巨大压力时更加安全。但就其本身而言，这种发展还不足以驳斥这样的指责，即那些统治英国的人，是国家中一个独立和邪恶的利益集团。更大程度上融入大城市的社会和政治之中，实际上可能也使凯尔特贵族显得甚至比以前更多地脱离了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的大众，正如日益增长的财富进一步加大了把英格兰地主阶级与穷人割裂开来的鸿沟。这显然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一个世袭特权阶级的团结一致，如何才能展示出广泛和爱国主义的功能？如何才能不露马脚地，把新出现的英国统治者显赫的财富、地位和权力包装起来，使其看起来有益而不是难以负担，是国家的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与其不相容的增长？
贵族和上流社会的文化活动，在某些方面是堂而皇之非英国式的，这一事实让上述困境变得更加突出。没错，他们不像欧洲的其他许多精英阶层那样，奉法语为他们的第一语言。但是，会说法语依然是进入上流社会或担任高级职位的先决条件。例如1818年，当美国大使理查德·拉什首次参加卡斯尔雷勋爵在伦敦府邸举行的官方晚宴时，他非常震惊地发现“交谈几乎全都以法语进行”：
英国人不但与外宾用法语交谈，而且相互之间也说法语……在这里，一位英国国务大臣的家里，我周围全是法国文学、法语和法国话题；还得补充一下，还有法式小菜和法国红酒！42
如果拉什早50年来到伦敦上流社会的话，他还可能还得加上法国时尚。直到美洲革命及其之后，男性精英都还身穿法式制服出入宫廷，正如菲利普·曼塞尔所描述的那样，一种“精致和绚丽多彩的丝缎，或天鹅绒上衣和马甲，领口和袖口饰有花边”。43对应的女性服装则是法式礼服，一种四边由裙撑——撑裙框——托举起来的豪华衬裙，配以开放式上装，腰以上是有框架支撑且紧身的胸衣，以使胸部上挺和半露。这些服装的变体在欧洲大陆各国的首都都可以看到，在费城、波士顿、纽约以及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也可以看到。但不管在哪里，其起源都一样，来自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的宫廷着装。
英国显贵并不只是从法国这一个外国获取或借鉴时尚。来自苏格兰的长老派地主通常将他们的继承人送到乌得勒支或莱顿大学学习。在教育观光旅行的线路上，有时候也会列入德意志的一些邦国，这或许是出于对军事和音乐的兴趣，或许仅仅只是出于一种很实际的考虑，即英国统治君主来自汉诺威选帝侯国。44但最有吸引力的地方是南欧。在1700年代甚至那之后很久，富有、快乐和（或）有教养的英国人都非常钟情于意大利，尤其是意大利艺术。1711—1760年间，在伦敦拍卖行拍卖的价值超过40英镑（也就是说，这个价钱只有富人和贵族才有可能出得起）的绘画，有50%都出自意大利大师之手。45教育观光旅行中包括威尼斯或佛罗伦萨或罗马，其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就是去欣赏这些城市的艺术，而且很可能会买上一些。
在贵族们自己看来，这些行为没有一个会必然有损于传统的爱国主义。他们到外国旅行或购买外国的东西，几乎不是出于对其文化和政治的任何强烈的认同感，更多的是想要维护和强化他们自己已经持有的偏见和立场。当然，总是有少数像切斯特菲尔德勋爵那样的完美主义者，真正以身为世界公民而自豪，但总体而言，世界大同主义的姿态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它所象征的东西：闲暇、教育和财富——这在今天仍然如此。例如，法国时尚吸引人，主要是因为其优雅精致、昂贵和完全不切实际，大肆宣扬了穿戴者的绅士地位。穿戴成这种方式，女性就宣告了她们自己是忸怩作态和矫揉造作之人，她们甚至极少需要移动身体；而男人则成了爱慕虚荣之辈，他们显然不需要工作。这也是为什么劳伦斯·雪利，即第四代费勒斯伯爵，在1760年因谋杀其管家而被处以绞刑时，如此精心地身着一件制服，由白丝绸制作而成，装饰有银色的刺绣。46就在英国法律前所未有的民主迫使他将要像一个普通罪犯那样死去的那一刻，他那“外国的”服饰，再次重申了他完全不同寻常的等级。出于同样的原因，荷兰和意大利古老的杰作，像哥白林和博韦挂毯、装饰精美的手稿或希腊花瓶，都被竞相追逐，因为它们是独特的艺术品，是稀有之物，能够作为证据来展示一个人有教养的品位和富有的程度。
因此，有选择性地模仿和拥有外国的东西，就成为英国贵族在国内宣扬其社会、文化和经济优越性的方式之一。但到18世纪的最后25年，这种策略开始被看作非常不明智的行为。我们前面已经看到，报刊、杂志、小说和漫画长期以来都在谴责贵族的这种世界大同主义是一种浪费和退化，是国内没能发展出新教朴素原则的嫌疑犯。47现在出现的对于精英阶层的疏远更加意味深长，对于文化叛国行为的指控也比以前更为凶险。与此同时，与欧洲其他国家令人羡慕的接触机会也被断然阻隔。1778年的法美协议，使大不列颠与欧洲大陆之间人员和商品的自由流动戛然而止，与革命和拿破仑法国之间的战争，让这种隔绝又延长了20年。到滑铁卢战役时，英国新一代贵族已经成长起来，对他们来说，欧洲大陆更是一片战场和一派被革命颠覆的景象，而不是一个时髦的游乐场和文化圣地。因此出于必然，同时也是出于审慎的原因和爱国主义的选择，统治阶层的成员被激励着去寻找新的、毫无疑问英国式的文化表达形式。他们仍然像以往那样关注于强调那些把他们与其较为贫穷的同胞区别开的东西，但现在是以对他们而言更为本土的方式，而不是从国外借鉴而来。
“我的教育跟我这个阶层的大多数年轻人相似……我在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学习”，霍兰勋爵在他回忆录的开篇不经意地写道，向我们指出了这种新的文化认同的一个最重要的来源。48 在18世纪最初期，贵族男青年通常在家里接受家庭教师的教育，他们通常也不上大学。在1701年，就读牛津和剑桥大学的英格兰贵族不到35%；上大学的苏格兰、威尔士或爱尔兰贵族比例更低。49但随着这个世纪的发展，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到霍兰写这段话时——大约1800年——仅在伊顿、威斯敏斯特、温切斯特以及哈罗这四所公学接受教育的英格兰贵族，就超过了其总数的70%。在19世纪上半叶，贵族和乡绅的儿子们一起，就占了所有重要公学学生人数的50%。50对来自这一社会背景的男孩子们来说，教育现在几乎一成不变地意味着融入与大不列颠作为一个整体相一致的体制之中，而不是进入纯粹的乡土学校。在离开私人的、自我封闭的家乡和田园地产之后，他们就长期与社会地位相同的人打交道，接触一套统一的观念，学习如何以一种与众不同和构成他们特色的方式说英语。他们在完成公学学业之后的情况也越来越如此。到1799年，超过60%的英格兰贵族会在某所大学待上几年；到1815年，比例大致相同的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议会议员也是如此。51
更加统一的贵族教育的出现，如何塑造了对于不列颠民族国家的态度？迄今为止，研究这一时期公学和大学的意识形态（而不是社会学）的作品极其有限，但我们确切知道的东西却很有启发性。公学校长鼓励男孩们参加全国性的捐献活动，并庆祝英国陆军和海军的胜利，在这样的时候，爱国主义责任被以实际的方式加以强调。这种爱国主义还被包含在古典课程之中。对希腊和罗马作者以及古代历史的强调，意味着不断讲述战争、帝国、英勇行为还有为国捐躯的故事。这一时期公学和大学的获奖诗歌和散文聒噪的都是这样的主题，同时也洋溢着对壮士英雄气概的盛情赞美：
……无法抗拒之力量的真正分量；
英雄的风采、外表和伟岸身躯；
看上去安宁祥和的面部表情——他的灵魂
通过受到严格控制的四肢加以说明。
（牛津大学获奖诗歌，1817年）52
在19世纪初，获得牛津大学校长英语言文学奖的文章题目有《论荣誉感》（1805年）、《论逝后的声名》（1806年）、《论爱国之情》（1809年）以及《论葬礼和坟墓的荣耀》（1811年）等等。53
古典文学无疑非常适合，因为它所赞美的爱国主义丰功伟业非常明确具体。荷马、西塞罗和普鲁塔克的英雄，其地位和头衔都非常显赫。在这一点上，他们提醒英国的精英不要忘记其服役和参加战斗的责任，除此之外，也肯定了他们做这些事情高人一等的资格。54古典作品还有一个更加实际的好处。它们所颂扬的社会早就消失无踪，因此，它们可以激励人心而又不构成任何威胁。实际上，熟悉历史上记录的古代帝国的光辉业绩，甚至能够更加坚信英帝国卓越的美德和权力。1810年，基督学院的一名大学生在一首诗中写道，罗马把它的英雄主义消耗在了“壮观的死亡，和血腥的剧场”；但英国的权力完全不一样。它是建设性的。它是基督徒一样人道友好的。它是自由的。最重要的是——它是与时俱进的。威廉·柯珀用韵文翻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1791年），很快就被吸收到牛津和剑桥大学以及苏格兰各大学的课程当中，他对古典作品的热爱推动着他进而大胆地赞美自己的祖国，这在当时非常典型。博阿迪西亚在他的一首诗中向罗马人高歌：“我们被赐予帝国，而等待你们的只有耻辱和毁灭”55。
公学和大学努力灌输的，是英国当前的贵族爱国主义，而不仅仅是对古代的学术兴趣。巴纳德博士在1754—1781年间先后担任伊顿公学的校长和教务长，他开创了一项传统，邀请六年级中最最杰出的学生——事实上，这些人相当于那些下定决心想要步入政坛的贵族青年——向学校捐赠画像。这既激励了他们自己的雄心壮志，也鼓励了低年级的伊顿学子，他们将在像查理·詹姆斯·福克斯、未来的格雷伯爵塞缪尔·惠特布雷德以及未来的印度总督和令人尊敬的理查德·韦尔斯利这样自信高人一等的校友的画像注视下，度过他们的中学时光。56巴纳德还改革了伊顿公学独特的节日，即蒙泰姆山节12，把它变成每三年举办一次的庆典，庆典期间高年级学生被授予军衔（上尉、司仪官、少尉、军士长），并且身穿英国军队较低职务者的军服。最终把蒙泰姆山节从原来青年人激烈的狂欢、有钱人的嬉闹，变成了一个爱国主义的盛会，以取悦自豪的父母和重要的来宾，如乔治三世或者威灵顿公爵。57当伊顿、哈罗以及温切斯特的学生进入牛津和剑桥或者爱丁堡、格拉斯哥甚至都柏林的三一学院之后，他们很快就会竞相创作以英国和帝国为主题的希腊和拉丁韵文或英语散文，如果他们足够聪明的话，更是如此。例如，1804年，孟加拉威廉堡学院副院长在剑桥大学为论述英属印度的最佳论文设立了一年一度的奖金。在校学生被鼓励来讨论在东印度公司掌控下“教化大英帝国印度臣民的最佳方式”，或者“上帝将亚洲如此大片区域置于英国统治之下的可能立意”。58
图31. 伊顿公学保存的查理·格雷画像，乔 治·罗姆尼，1788年
然而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公学和大学越来越努力灌输的思想，肯定没有它们必然会促成的男性纽带和强健体魄那么重要。威廉·拉塞尔勋爵指出，公学能够完美地让“一个男孩变成一个男子汉……让他能够应付生活的困难，去获得朋友，去参与公共事务”。59长期远离他们的家，投入一个几乎全是男性的世界，男孩们会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等级身份，并为以后远离家乡到军队或殖民地服务做好准备。让年轻人崇尚坚强刚毅，从政治和爱国主义的角度而言都很重要。潘恩的《人权论》（1791—1792年）从各个方面抨击了英国的统治阶级，但他最残酷无情、最巧妙的攻击，是斥责其成员都是“懒汉”、一群“土耳其后宫的男宠”。对于一个想要声称其地位建立在为国家服务之基础上的精英阶层来说，这可能是最令其愤慨的羞辱。当时公学和大学的话语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强健的体魄，强调活力和男子汉气概，几乎可以理所当然地被理解为是在试图有意识地抵消这种消极形象。在1803年的入侵危机期间，伦敦的《泰晤士报》特意援引了精英教育的品质，来证明潘恩的评论有失偏颇：
我们年轻的贵族和绅士不是在像土耳其后宫那样完全隔绝的禁锢之地中长大，而是在公学严格的纪律下成长；他们从童年就在激烈的体育运动和训练中成长。60
1811年，剑桥大学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在一位新校长的就职典礼上当众朗诵了一首赞美诗，也使用了非常相似的话语和推理。他在诗中表示，英国的伟大和长存不朽，源于其法律、虔诚、英勇和自由，也毫无疑问源于上帝。但最重要的是，它源于“艰苦的体育锻炼，源于充满男子汉气概的公学”。61大不列颠不仅仅是另一个罗马，一个更加伟大的罗马，它也是一个当代的斯巴达。它的贵族青年是勇士而不是娘娘腔。
与此同时，在狩猎场也传达出非常相似的信息。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猎狐活动都只是边远地区乡绅和农户偶尔为之和毫无组织的活动，不享有猎鹿活动那么高的声望，最初在贵族层面也没有猎兔那么普及。但从1750年代开始，当莱斯特郡一位名叫雨果·梅内尔的乡绅培育出速度更快的新品种猎狐犬之后，这项活动的范围和名声都开始膨胀。F. M. L. 汤普森写道：
在18世纪末，尤其是在19世纪的前30多年，乡间的猎狐活动在各个定期开放的猎场之间追逐搜寻，他们的“场地”或区域，被明确和易于识别的边界清楚地划分，他们的狩猎集会组织有序、控制有方，以便彻底搜寻他们的整个狩猎场。62
到1830年代，散布在整个大不列颠的各种狩猎场有90多个，以爱尔兰为根据地的猎场更多。大不列颠的山河现在被重整和重新构思，以便与有土地和富裕的人们休闲的优先选择相符合。拆除树篱栅栏、填平沟壑、修建通道和桥梁、侵犯佃户的私产，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追逐那些不幸和不能食用的狐狸。
当然，不能食用的猎物是极好的馈赠佳品。这是那些参与真正远远比获胜更为重要的为数不多的体育运动之一。猎狐吸引了乡村社会的一大批人，但繁殖和饲养猎狗与马匹的费用，主要是由大地主承担，他们因此重新确立了他们在当地社会的重要地位。他们重新确立的东西远远不止这些。与猎鹿或猎兔相比，猎狐是英国特有的一项体育活动。它速度快、有危险性、场面壮观，进行时需要身着显然是模仿军服缝制的时髦便捷的紧身衣，而且在这一阶段几乎完全仅限于男士参与。简而言之，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猎狐运动的发明可以被视为另一种表达贵族新的爱国主义和英勇气概的方式：“纵马直接跨过任何篱笆，在猎场风驰电掣的同一批人……也很可能会去做战斗需要他们去做的任何一件或每一件事情，不管是率领一支骑兵，去跨越堡垒或沟壑，还是……袭击一个炮兵连”，参加过滑铁卢战役的老兵西顿勋爵推断说。63唯一的区别是，法国人代替了狐狸的位置成为猎物。
图32. 《乔治，骑在“小个子”上的第五代戈登伯爵》，本杰明·马歇尔，1806—1807年，画中包含一群猎狐犬
猎狐可以让一个绅士张扬地挥霍其闲暇时光，在这一过程中又不显得无所事事或者娇柔颓废。这项活动把他与穷人和劳工、城里人和商人、久坐不动的人和专业人士区分开来，而又丝毫不危及他装模作样的爱国主义。狐狸是害兽。精英阶层中的男士通过猎杀它们——因而保护了小农的鸡群或羊群——表明了他们的社会功能，与此同时自己也得到了巨大的享受。而且因为猎狐运动具有健康和在户外进行的特点，有助于培养男性的敏捷和胆量。一位贵族子弟在1802年写道：“我须要夸大鼓励这样一项体育运动的政治好处，这项运动可以繁衍优良的马匹，防止我们的年轻人在邦德街变得更加柔弱娇气”。最为赞美这项体育运动的新闻记者“宁录”13写道，猎狐运动是“王权重要的支柱之一”，是行动中的英国性、男子汉气概和身份等级。64
因此这是地主精英方面远远更自觉和更积极的努力的一个例证，从而维护了其作为民族文化的裁决者和护卫者的地位。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一发展是以任何简单和直接的方式源于精英阶层感受到了其所面临的挑战。通常情况下，这是一些早就存在的趋势和做法，只是被以新的方式加以利用和诠释。例如早在1760年代，精英阶层的男性和女性成员在国内旅游而不是国外旅游的趋势就开始蔚然成风，这最初是大规模战争阻断了前往欧洲大陆之通道的结果。这种风气的先驱之一是第四代准男爵沃特金·威廉姆斯·温恩。1771年，他在北威尔士进行了为期两周的旅游，当时带了9个仆人和初出茅庐的艺术家保罗·桑比，他雇请桑比来记录更为生动别致的风景。65随着国内旅游的发展，其他人的探险远远比这更为深入。例如艾塞克斯准男爵和艺术收藏家乔治·博蒙特，在战争阻止他前往他所钟爱的意大利之后，就转而经常到湖区和威尔士旅游写生。还有其他一些贵族则出游四处收集稀有矿石、采集植物、欣赏美景或狩猎。到1800年代早期，道路和猎枪得到大大改进，使在苏格兰高地最为阴冷潮湿的地方巡猎得以实现和令人向往。戈登公爵像苏格兰高地其他许多地主一样，在《泰晤士报》上登广告，宣传其庄园上的狩猎和垂钓活动，以每次70英镑的价格出租专门的狩猎小屋，招揽更为富有和嗜血的旅游者。66
这一时期在大不列颠更为僻远的地区探险，就像欧洲大陆之旅那样，具有同样显示尊贵地位的成分，而且远远更加安全。与资产阶级长期钟爱的发展更完备的温泉和矿泉疗养地相比，前往北威尔士、湖区和苏格兰高地旅游依然更为昂贵，因而也更受青睐。与南威尔士、苏格兰低地或英格兰相比，那些地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低得多，其居民不容易受激进思想影响，可能也更愿意知道和安守本分。游历这些地区，贵族旅游者享受到了时光倒流的美妙幻觉，回到了他们的世界依然很安全的年代。此外，要想像欣赏罗马、佛罗伦萨或巴黎那样，以正确的方式欣赏“英国最遥远的地区”（这是旅行指南对这些地方的称呼），就需要人们已经接受了一种时髦的美学教育：了解掌握埃德蒙·柏克的崇高理论，拥有对别致景观的成熟理解，并且能够阅读像威廉·吉尔平的《论怀河》（1782年）这样的重要作品，该书未经翻译地引用了大量拉丁原文，并时不时提到克劳德·洛兰和萨尔瓦托·罗莎这样的早期绘画大师。67
因此，就像教育观光旅行一样，令人见多识广的国内旅游，也成了显示身份地位的一种方式，这一点简·奥斯汀在《诺桑觉寺》（1798—1803年）中作了富有特色的精确描述。在某个地方，作品中天真无邪的女主人公凯瑟琳·莫兰，因为对巴斯风景天真和深情的赞赏，而受到她的爱慕者亨利·蒂尔尼及其妹妹埃莉诺取笑：
在当前的情况下，她承认并且懊恼自己知识贫乏，宣布她愿意不惜任何代价学会画画；而一堂关于别致风景的课程也接踵而至，在其中亨利的指导一清二楚，使她很快就能从他所欣赏的每一样东西中看到美，而她如此全神贯注，他开始极为满意她有很高的天然品位。他谈到了近景、远景和次远景，旁衬和透视，光和影；而凯瑟琳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生，当他们登上比琴崖顶峰时，她不由自主地对整个巴斯城不屑一顾，因为它不配成为一幅风景画中的组成部分。68
与她的其他小说一样，奥斯汀让我们清楚地知道她的每一个主人公，在社会和金钱利害关系中到底价值几何。亨利受教于牛津大学，是一位拥有财富和乡间地产的将军之子；他的妹妹后来是一位子爵夫人。优越的社会地位和教育，让他们能够把自己土地上的风景据为己有：完全以凯瑟琳无法想象的方式去欣赏和描述它（“近景”、“远景”、“次远景”以及“旁衬”等等），因为她只不过是一个朴实的乡村牧师的女儿。
坚持把上流社会的眼光放在首位的做法，也同样越来越延伸到美术领域。当然，贵族和巨富长期主导着高端艺术市场，但现在，他们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来行使和阐释这种最高权威。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拥有贵族头衔的英国赞助人，尤其是英格兰赞助人都饱受指责，说他们滋养了外国的艺术家，而完全忽略了本国的艺术家。他们可能会找到某个威廉·艾克曼，或某个威廉·荷加斯，或某个托马斯·赫德森，以及后来的某个雷诺兹或某个庚斯博罗，来为他们自己、他们的子孙后代、他们的狗、他们的马和他们的妻子作画。但当他们想要在美术上花一大笔钱的时候，他们就把目光转向欧洲大陆，尤其是那些已经过世、毫无争议和没有投资风险的早期绘画大师。要求认真对待英国艺术，并作为一项有利于国家的事务积极加以扶持，这种主张被留给了艺术家们自己，以及一系列资产阶级活动家，例如约翰·威尔克斯这样的人，他在议会呼吁建立国家美术馆，或者伦敦市议员约翰·博伊德尔，他委托英国艺术家绘制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景色，直至家道破败。69
英国政府的统治者在支持这些文化提议方面的动作极为缓慢。法国在1793年建立了国家美术馆；瑞典在第二年紧随其后。荷兰国家博物馆建于1808年，西班牙普拉多博物馆建于1819年。但直到1824年，议会才规定在伦敦建立国家美术馆，而即便在这时，也没有给予足够的馆舍，直到1830年代末才有所改观。在大革命战争期间，一位法国艺术理论家曾经揶揄说：“那个国家没有集中、具有权威的收藏，尽管市民们私人获得的艺术品很多，他们保有这些东西，自然而然是为了自娱自乐”。70虽然这是共和派的恶意诽谤，却不无道理。只要他们还在与法国大革命的军队和观念交战，英国绝大多数贵族就不愿意侵犯神圣而显赫的私人财产，也不愿从他们自己乡间府邸的收藏中出借或捐献艺术品，用来建立一个国家美术馆。这样做代价沉重，甚至具有颠覆性。
然而尽管英国政府并不关心艺术，但在当时把艺术看作是在贵族的资助下繁荣兴盛，仍然恰如其分。情况也越来越如此。像乔治·博蒙特爵士、约翰·弗莱明·莱斯特爵士、塞缪尔·惠特布雷德二世（格雷勋爵的妹夫）和小说家沃尔特·司各特爵士这样的绅士收藏家，热情洋溢地收集和委托他人创作本土艺术作品，其出价之高，令前几代人几乎难以理解。71的确，在更大程度上，第三代埃格勒蒙特伯爵乔治·奥布赖恩·温德姆表现得更加突出。他的父亲，第二代埃格勒蒙特伯爵，也是一个狂热的收藏家，但几乎只购买意大利大师的作品和古代大理石雕塑。相反，新一代埃格勒蒙特伯爵购买英国艺术品。他不仅仅只收藏庚斯博罗和雷诺兹这样的早期艺术大师的作品，也购买诸如约翰·康斯坦布尔、威廉·布莱克、大卫·威尔基和本杰明·海登这样的新手的画作，以及出自约翰·弗拉克斯曼和查理·菲尼克斯·罗西之手的新古典主义雕刻。另外还有透纳的作品。第三代埃格勒蒙特伯爵购买了不少于20幅透纳的画作，而且从1827年到十年之后他去世之前，都不时邀请这位艺术家到他的乡间府邸佩特沃斯，请他让这个府邸的湖景、花园和洒满阳光的房间在画布上永存不朽。72
《佩特沃斯的内景》，这幅作品今天在伦敦泰特美术馆的墙上熠熠生辉，它是绘画史上赞美贵族之慷慨大方的作品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幅，但就19世纪初英国艺术赞助的一般原则而言，它却依然是个例外。大多数贵族继续把目光集中在欧洲大陆的艺术，甚至现在比以往更容易得手，因为法国大革命把大量皇家收藏带入了市场。但与以往相比，现在更关注于赋予这些原有的收藏习惯以一种新的和更容易被接受的意义上的扭转。贵族阶级购买的艺术品，被越来越多地以一种公共财富，一种国家资产的形式呈现。实现这一点的途径之一，是在远远比以前更大的程度上，向符合资格的公众成员开放乡间府邸的藏品。73更富有的贵族有时还在伦敦设立他们自己的私人美术馆，然后选择性地面向参观者开放。例如英格兰贵族联合会的领袖布里奇沃特公爵，以4.3万英镑从法国买下了奥尔良收藏的惊人的早期艺术大师们的作品，他在1803年去世，并把遗产留给了斯塔福德侯爵。后者很快就在伦敦克利夫兰宅开设了一家美术馆，来展示这些画作，并隆重地配备了12个职员，每个职员的制服花费了40几尼14。其他一些贵族委托他人为他们的艺术收藏编写参考手册，并允许将其出版。这正是格罗夫纳伯爵二世的做法，他此前花了一万英镑购买了鲁本斯的四幅油画，又出于爱国的良好意愿，买下了雷诺兹的《悲剧女神西登斯夫人》和庚斯博罗的《蓝衣少年》。74
但1805年5月在伦敦帕玛街15建立的旨在推动联合王国之美术水准的“英国美术促进协会”，可能是贵族艺术收藏家借以让他们的私人珍藏看起来像是一种公益事业的最有效的途径。75这是一项高度排外和准官方的冒险事业。乔治三世被要求批准其建立。威尔士亲王担任其荣誉主席。特别富有的捐献者被允许购买世袭的董事席位；而其最积极的支持者包括达特茅思伯爵、劳瑟子爵、斯塔福德侯爵和查理·朗爵士，他们全都是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协会公开的目的和它大部分工作都完全是公益性的。它提供了一个永久性的美术馆，英国艺术家可以在此展出他们的作品，它还展示从乡间府邸借来的早期美术大师们的作品，以熏陶启迪普通大众，同样还有国内成长起来、初出茅庐的艺术家。然而，正如当时的批评家所指出的那样，其中无疑还有一个隐蔽的预期目标。“英国美术促进协会”可以让贵族影响到英国艺术的发展，而又不用屈从于一个国家美术馆，因为后者很有可能会挑战私有财产权原则。一个绅士收藏家把一些早期美术大师的作品借给协会，可以借以炫耀他的财富和文化，另外可以出乎意料地看上去像一个爱国者，而其本人又根本用不着购买任何英国的艺术品。
英国美术促进协会通过所有这些方式，帮助形成了一套在今天都还有影响的文化假定，也就是这样一种非凡的观念：即便一件艺术作品来自国外，而且即便是其依然牢牢地被掌握在私人手中，但只要它被放在某个乡间府邸，它就必定在某种程度上属于国家，并使国家受益。早在1812年，埃杰顿·布里奇斯爵士就能在他编撰的《科林贵族辞典》中提出这种观点：
斯塔福德、卡莱尔和格罗夫纳收藏的画作；斯宾塞、马尔博罗、德文郡、布里奇沃特和彭布鲁克的图书馆，都是国家的财富，他们成了正在为这个世界帝国争夺财富的一个群体。76
实际上在这一时期的每一个欧洲国家，贵族们都生活在他们的财产会被洗劫或被没收的危险之中。只有大不列颠才被证明能够传播这样的观点，即贵族的财产会以某种神奇和非常难以琢磨的方式，也成为人民的财产。今天，成千上万的男女都愿意承认，私人拥有的乡间府邸和里面的东西，都是英国国家遗产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再次证明，英国精英阶层在一个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是多么成功地重塑了其文化形象。
他们自己的史诗英雄
1818年，一位敏感的外国观察家第一次参加在圣詹姆斯宫举行的皇家招待会，见识了英国精英阶层的上流人士希望被人们看到的样子：
那里都是些有才华和有知识的人。贵族人数众多；军人也同样如此。有40到50个将军；海军上将数量可能也差不多……“那是沃克将军”，我被告知，“曾经被刺刀刺中，在攻击巴达霍斯时身先士卒”。而他旁边，很高但有点跛的人是谁？“庞森比上校，他在滑铁卢战役中被认为已阵亡而没有人管……”然后过来一个似乎很尊贵的人，但缺了一条腿，行动缓慢，接着传来窃窃私语，“那是安格尔西勋爵”。第四个人曾经在塞林加帕坦负过伤；第五个人在塔拉维拉挂过彩；一些人曾经在埃及经历痛苦；一些人在美洲遭受过磨难。还有一些人在纳尔逊的甲板上留下了伤疤；另一些人在豪的麾下留下了伤痕。有一名来宾，是的，有一位，参加过萨拉托加战役……我的询问得到的回答都是这样。所有的人“已尽忠尽责”，这是他们最喜欢的溢美之词。77
所有精英都通过戏剧效果来巩固他们的统治，18世纪统治大不列颠的人在这方面确实足智多谋，他们利用法官长袍和各种法律仪式来强调他们的惩罚和宽恕权，利用他们豪华的乡间府邸来炫耀他们的个人财富和地方影响。但这位美国大使在这一场合见证的是一种更大规模的戏剧效果，在其中有头衔的人与参加战斗的人融为一体，出身名门的贵族因为与热血的英雄主义联系在一起而光彩四射：笔挺的军装、光荣的伤疤、英雄的伤残，为了保险起见甚至还外加了些许才智上的成就和精英教育，这些都是非常恢宏的舞台布景。他被明确告知，这样的布置旨在传递的道德讯息是，英国的精英阶层是一个服务性的精英阶层。在巨大的政治、军事和社会压力下，其成员比以往更需要说服自己以及其他人，他们实际上已经对大不列颠尽忠尽责，而且干得卓有成效。
大张旗鼓地狂热推崇英雄主义和为国家服务，起到了宣传英国精英阶层的重要作用，当然，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当因为其虚伪和不真诚而对其置之不理。所有贵族都有一种强烈的军事传统，而对许多英国贵族而言，这一时期旷日持久的战争是一个飞来鸿运。战争为他们提供了一份差事，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目标，一次机会，去实践他们从孩童时代就被训练去做的事情：跨上战马、开枪、展示他们无疑实实在在的勇气，并对他人发号施令。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甚至新近才迅速崛起的精英成员，也很可能会在公学或大学，被置身于一种积极进取的爱国主义课程之中。一种在全世界扩张英国权力的兴奋愉悦之情，和一种特别的身份优越感，几乎影响了他们中的每一人，在美洲的失败一度严重削弱了这种优越感，但持续时间不长。人们可以看到，这种优越感，即对国家的自豪感和对血统的自豪感，非常清楚地反映在这一时期的肖像画当中。乔舒亚·雷诺兹爵士通过捕捉甚至强化这一点而发家致富，他借鉴古典雕像《望楼上的阿波罗》所启发的造型，并把它运用到一系列职位很高的英国男士的肖像画中。但是，甚至比雷诺兹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是北美的艺术家本杰明·韦斯特，他鼓励杰出的英国人把他们自己视为一部民族和帝国史诗中的英雄。
图33. 《沃尔夫将军之死》，本杰明·韦斯特，1770年
他的画作《沃尔夫将军之死》，于1771年在皇家学院第一次面向公众展出，其内容是一个弥天大谎。78沃尔夫是一位年轻、有点神经质、颇受争议以及出身绝不算高贵的驻加拿大英军总司令。1759年，他在攻取魁北克时，在和普通人一样所处的肮脏环境和痛苦境地中死去。在韦斯特的画中，他临终之时围绕在他身边的军官当时实际上全都不在场。那个忧心忡忡，注视着这位伟大的白人如何死去的印第安武士，当时也不在场，因为像他那样的人大部分都在敌方与之战斗。而且在现实中，在这位垂死的英雄上方也没有扬起一面卷折的联合王国国旗，像一个十字架一样带走它的牺牲者。这幅油画只在一个关键和革新的方面确凿无疑。韦斯特没有让他的主人公们身着不合时宜的长袍或武士甲胄，而显示他们穿着当时英国军队的制服。他采用古典和圣经式的献身及英雄主义的艺术姿态，并借用到此时此地的英国人身上。而这就是为什么这幅画能引起轰动，为什么它能被制成最畅销的印刷品，为什么乔治三世也定购了一幅复制品，以及为什么罗伯特·格罗夫纳勋爵出400英镑购买原画——这在当时是很大一个数目。79
图34. 《皮尔逊上校之死，1781年1月6日》， 约翰·辛格尔·科普利，1783年
《沃尔夫之死》开启了一种为那些挑战或引领世界，或在胜利之际战死沙场的英国军官阶层的成员绘画的风尚。韦斯特的同胞约翰·辛格尔顿·科普利在他对皮尔逊上校之死的描画中，重复了韦斯特这位大师的几乎所有技巧；皮尔逊上校在1781年从一支入侵的法国军队手中重新夺回泽西的圣赫利尔镇时遇害。再一次，战争的某一单独时刻和事件被凝固成永恒。再一次，一位著名的年轻军官在联合王国的旗帜下，在鞠躬尽瘁圆满完成使命之时，引人注目地战死。而且再一次，艺术家用不重要的人物来表达重大事件的意义，并使其达到史诗的高度：皮尔逊的英勇行为旨在营救的，是四散的妇女和儿童；一个普通士兵，这次是一个鼓手，忘记了自己身负重伤，为失去领袖而悲恸；而最生动的人物，是皮尔逊的黑人侍卫——据我所知，这是唯一一位在18世纪的艺术中被以英雄的方式加以纪念的，在英国军中服役的黑人——他正在杀死射出那颗致命子弹的那个法国人。约翰·佐法尼将绘制在构思上大体相似的作品，来赞美在印度的英国军官的英勇行为；大卫·威尔基也同样如此，他尤其颂扬了他的苏格兰同胞。但这类绘画在英国的效果，在阿瑟·威廉·德维斯为在1805年特拉法加海战中去世的海军总司令纳尔逊将军创作的油画中，达到了顶峰。
图35. 《纳尔逊将军之死》，阿瑟·威廉·德维斯，约1805年
在这幅画中，就像在其他许多画中一样，捕捉和纪念的是胜利时刻的死亡和死亡时的胜利。但这一次没有联合王国的旗帜飘扬在奄奄一息的英雄上方，只有胜利号血迹斑斑的船舱中那根巨大的木梁，像一个十字架一样横在他的头顶。而纳尔逊确实被呈现为脱去了他的英国军装。作为替代，德维斯精心地把他画为包裹在白布当中，笼罩在船上的提灯照出的光环之下，他海上的部下们围绕在他周围，已经把他奉为了他祖国的救世主，海军的守护神。
对现代的品位而言，因为这些画同时具有太强的叙事性和过于不加掩饰的沙文主义倾向，我们往往忘记了它们在当时规模惊人的影响。在那些年里，以它们为底板的复制品和粗糙的木刻画，被卖出了几万甚至几十万份。批量生产的丝织品和陶瓷的设计也源于它们，给儿童的廉价黑白或彩色画片和大量客栈招牌也同样如此。80尽管爱国主义肖像画的市场在19世纪最初期已经是一个相当广泛深入的市场，但上流阶层——最主要是精英阶层中的男士——可能受其影响的程度最深。毕竟，当这些画的原作展览的时候，只有他们才有金钱和特权前去参观，并有财力买下它们。正是他们已经被灌输了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作品，在其中英雄们为了荣誉和国家，为祖国捐躯的甜美与荣耀，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正是他们最强烈地认同这样的形象，在其中高级军官正是完全凭借个人的优异特性，从战争的痛苦、默默无闻和可以预见的杀戮中脱颖而出。对于英雄主义高度选择性的崇拜，极少聚焦于普通士兵或水兵，而是聚焦于那些指挥他们的人，这极大地迎合了那些对他们个人的地位和荣誉深感自豪的人们。关于这一点的一个非常公开的体现，是议会在1790年代初决定用国家税收，在伦敦圣保罗大教堂为陆军和海军军官的英雄们树立雕像——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81
但对精英英雄主义新的崇拜，也塑造了个人行为。一些男士被其深深地吸引和迷惑，他们的现实生活，甚至更大程度上他们的死亡，与普鲁塔克和荷马的作品，或韦斯特、科普利、德维斯等人的艺术作品中所能看到的极为光彩照人的英雄形象，无法解脱地交织在一起。我认为，为小威廉·皮特奉上最后一餐的侍者很可能是对的，在1806年1月23日去世时，小皮特说的最后一句话确实是：“我想我可以吃一块贝拉米牛肉馅饼”。但神圣版的皮特之死看起来似乎更加真实得多，在他没有受公共事务和酒精搅扰的每一刻，这位古怪、极为自负的人都在读古典作品，他临终的话语是：“哦，我的祖国！我多么热爱我的祖国！”82在1809年科鲁纳战役中身受重伤的约翰·穆尔将军阁下也同样如此，他在弥留之际气喘吁吁地说：“我希望英格兰人民会感到满意。我希望我的祖国能公平地对待我。”83（顺便说一句，穆尔是一个苏格兰人。）这些情感显然发自肺腑，设计安排也很完美。这些人，还有其他很多像他们一样的人，像他们的文化教导他们的那样死去，并因此成为英勇和自我牺牲的贵族理想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
但最容易受这种理想感染的人，往往并不是大地主，或具有最显赫家世的世袭贵族，而是相对晚近加入精英阶层的新贵，他们可以失去的东西更少，需要证明的东西更多。霍雷肖·纳尔逊是诺福克郡一个教区牧师的儿子。他有一些很有影响力的亲戚身居高位（如果不是这样，他将很难在皇家海军如此快速地步步高升），但他和他的直系家族拥有的田地可以忽略不计，可以随意支配的现金也少得可怜。因此，追求荣耀是他出人头地的唯一可靠路径，他带着一种宗教皈依的全部力量实现了这一梦想。1776年，他从疟疾中逐渐康复，他认为他看见眼前有一个发光的圆球：
爱国主义的光芒突然在我的心中闪闪发亮，国王和国家像我的庇护人出现在我的面前。于是我欢呼：“我要成为一个英雄，而且我向上帝倾诉，我在所有危险面前都会勇往直前。”84
他职业生涯的基础，正是这种快意的勇敢和自我陶醉的自负。他在1798年尼罗河战役前夕写道：“在明天的这个时间之前，我要么得到贵族头衔，要么进入威斯敏斯特大教堂”。85他要么成名并成为一名贵族，要么成名而英勇献身。当然最终，他鱼和熊掌皆得。他在特拉法加海战之前漫长的几个小时里写下遗嘱，对他来说，把埃玛·汉密尔顿托付给国家似乎完全合情合理。为大不列颠服务使他杀身成仁。在他死后，国家照顾他的遗孀难道不也是在情理之中？
因为纳尔逊是一个富有英雄色彩的人物，因此，人们很容易把他那意味深长的浪漫举止，还有那种自利性的爱国主义看作是一种极端的例外而不予考虑。就其强度和坦率程度而言，可能确实如此。但纳尔逊只是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实践了在他渴望跻身其中的阶层中被广泛鼓励的那种对于英雄个人主义的狂热崇拜。他的演技和观众感，也非常典型。与当时英国精英阶层的其他成员一样，实际上与拿破仑时代欧洲所有精英阶层的成员一样，纳尔逊对军功章和制服的重要性非常敏感，所有这些华丽的外表都象征着为国家服务。而像他这样的人，则更夸张地把这些东西发挥到了极致。他身高只有5英尺2英寸，头发未老先白，有一只眼睛严重受损，只有一条胳膊，上牙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几乎全部掉光，他为他的公众和海军形象投入了巨大精力，不仅仅因为他爱慕虚荣，也因为这不可或缺。在圣文森特战役（1797年）之后，他向当局明确提出，他想要巴斯勋章而不是准男爵爵位作为奖赏，因为前者上面有一条精美的红色绶带。当然，他如愿以偿，并将其和英国及其盟国颁发的其他奖章一起，总是戴在身上，其中包括土耳其苏丹颁发的镶有珠宝的星形怀表，上紧发条后就会转动。86
吉尔雷在1798年对纳尔逊的这一面，即身着宽大军服的小个子，进行了非常精彩的讽刺。纳尔逊，无可争议、光彩照人的英雄，他在特拉法加海战中可能被一个法国神射手一眼认出，因为他拒绝遮盖身上令他如此显眼的奖章、肩章和金丝带。正是这种蓄意而为的表现欲，这种戏剧效果，令其同时代的许多更纯正的贵族局促不安和胆战心寒。因为它似乎通过夸张性的模仿将他们自己正在越来越多采用的那种风格和策略通俗地表现了出来。纳尔逊光辉灿烂、毫不掩饰和绝对成功地，更加优雅和小心谨慎地做到了那些统治大不列颠的绝大多数人想要去做的事情：用爱国主义表现给公众留下深刻印象，并巩固他们自己的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