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88年11月，乔治三世看上去就快要精神失常了。他口吐白沫，脸色越来越红，拒绝睡觉，精神亢奋和喋喋不休地念叨着要修建新的宫殿，建立新的骑士团，与彭布鲁克女士同床共枕——简而言之，去做自1760年他登上王位以来，曾经如此尽忠尽责拒绝自己去做的所有放浪之事。当通便剂和鸦片，这两种18世纪的应急药品，都毫无效果的时候，他那疯狂的家族和大臣们同意召来一位名叫弗朗西斯·威利斯的医生，一位转行做起了精神病看护的牧师。正是威利斯和他那帮重量级的助手团队，把国王吓回了正常状态。任何时候只要他拒绝吃饭、躺下、吞药、停止说话，或者扯掉强加在他的前额贪婪吸血的水蛭，或者除去令他的腿起泡的芥末和西班牙芜菁膏，他的看护就会强迫他穿上紧身衣，用铁圈和绳子把他固定在床上。有一次在遭遇这样的情形时，这位俯卧在床上、受尽屈辱并且在现实中可能根本没有疯的可怜人大声喊叫着说，除了英国国王之外，再也没有哪个统治者可以被如此彻底地束缚。1
回想起来，这位国王的绝望似乎意味深长地具有讽刺意味。因为尽管在他统治的前半段非常具有争议，并且有时不令人愉快，但其后半段却被证明是王室的典范。正如英国的统治阶级在美洲战争失败之后的半个世纪里，让自己在大体上得以复兴和重建，几乎与此同时，并且出于一些几乎相同的原因，英国的君主制也成功地变得比其至少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曾经的面貌更加值得赞扬、更加广受欢迎和更加纯粹爱国。然而这些令人惊讶的变化，对在其看护人手中痛苦挣扎的精神错乱的生命来说，全都并没有太多意义。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乔治三世在他的权力和尊严受到极端控制时的痛苦咆哮，意味深长地发人深省。
图41. 《国王乔治三世》，弗朗西斯·巴托洛兹， 点刻雕版画，1800年
首先，其发人深省是因为，它实实在在是真的。一个发疯的君主，或者一个看上去快要疯了的君主，是欧洲几乎每一个世袭君主制国家在某些时候都要面临的风险之一。但几乎从来没有哪个王室，像乔治三世那样，遭受如此无礼的治疗；更少有哪个王室，敢把这样的治疗细节，搞得连普通大众也尽人皆知。当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七世（1749—1808年）在1760年代真的发疯时，他仍然被允许继续完成他的一些皇家义务，而在丹麦宫廷内外，对他的状况都小心谨慎地保持缄默。2但乔治三世的症状，正如他的医疗病历所提到的那样，“被医生、普通人，实际上还有国王本人，在私下、公开场合、议会和新闻出版界自由地讨论”，对此缺乏限制证明了政治信息在英国的广泛传播，也证明了在这种传播中皇室形象的独特性。3在国王的言辞背后包含的是，他当然认识到了这些特殊性，而且他厌恶它们。面对威利斯医生极端过分的绝对权力，他发号施令的自由和他毫无怜悯之心地采取强制措施的能力，怎能不使国王想起英国的王权所受到的残酷限制？
幽闭的皇家文化
当然，从法律和宪法理论的角度，这样的限制简直微乎其微。无论是1689年的《权利法案》，还是1701年的《嗣位法》，都没有限制英国国王宣战或讲和，召开或解散议会，指定他中意的任何一个具有资格的英国新教徒担任内阁大臣、侍臣、陆军和海军军官，如他所愿地提名贵族、主教、法官和大使，或者完全赦免他选中恩赐的任何一个罪犯。4在一个把强大的君主国当作典范的欧洲，大不列颠仍然，或者正如其在文件中看上去那样，是一个强大的君主国，在这个大洲，那些极少数偏离了这一典范的国家——威尼斯、荷兰共和国或者波兰——最终都江河日下。然而在实践中，英国国王早就比他们在欧洲大陆的绝大多数同侪，都受到更大的限制，这些限制不仅来自宪法惯例，也来自他们特殊的境遇和性情。
金钱，是最显而易见，也是最持久的限制。即使是在16世纪初修道院问题解决之后，也没有哪个都铎王朝的君主，曾经享受到与他或她的需要和野心相当的经费。同样在17世纪，也没有哪一个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能够平衡他的预算，或达到他所期望的奢华程度。伊尼戈·琼斯17为查理一世设计了一个宫殿，足以使与他同时代的腓力四世正在西班牙修建的利池宫相形见绌；但是，尽管查理毫无疑问对皇家奇观和视觉艺术充满渴望，却始终负担不起相应的费用。5国内战争耗尽了王权的物质辉煌，同样也对其神秘性发起挑战。许多中世纪和都铎王朝的宏伟宫殿，包括格林威治、楠萨奇、西奥博尔德斯、伍德斯托克和温彻斯特，都在战争中被毁，或被胜利的议会铲平，或不可挽回地难以复原。因此，那些亨利八世曾经在其中嬉戏、追逐女人或异教徒，分散在整个英格兰的20多所宏伟的行宫，只有7座在1660年还给了查理二世，即白厅、圣詹姆斯宫、萨默塞特宫、汉普顿宫、格林威治宫、温莎城堡和伦敦塔。6
在接下来的几百年，英国每一个君主获得的遗产都在进一步减少。没有哪个君主能够或愿意专注于一座用石头、大理石和雕塑造就，可以体现皇家威仪的建筑，以媲美于遥远的法国凡尔赛宫，或圣彼得堡的冬宫，或波茨坦的观景楼，或汉诺威的海恩豪森宫18，或马德里、那不勒斯和都灵的王宫。不能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没有资源——但也仅仅只是部分原因。实际上，即使是在议会保证国王可以获得数额可观的王室专款（在乔治一世时是每年七万镑，在乔治二世和乔治三世统治初期是每年八万镑）之后，冒险大兴土木的可能性也从来都不是很大。一旦国王从这笔钱中给他的侍臣、大臣、法官、外交官和情报机关支付了工资——这是他必须做的事，并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来维持他的家庭之后，剩下的零用钱可能就捉襟见肘了。7到底有多么捉襟见肘，从1760年代初发生的一件事可见一斑。一个地产商在白金汉府（即后来的白金汉宫）花园的对面抢购了一些空地，并迅速建起了一排新的住宅，其最初销售的卖点就是，可以在皇室成员冒险出门的任何时候，都对其一览无遗。国王曾请求财政部额外给他拨付两万英镑，来把这些冒犯他们的房产全都买下，以保护他的隐私。但财政部长，即小气的乔治·格伦威尔19拒绝了，因此皇家的私人散步，就成了公共景观。8
但手里没有现金，并不是对英国皇家建筑唯一和最重要的限制。欧洲大陆所有伟大皇家建筑的建造者，而不仅仅只有路易十四，都在他们的作品上花了远远超过他们承受能力的金钱，但相信它们崇高庄严的美将物有所值。至少在与美国的战争之前，英国君主显然没有能力以同样算计过的放纵来有所作为，这比其他任何一件事都更多地源于没有勇气，以及缺乏王朝的自信和连续性。短命和有争议的统治，总是危及一种成熟的皇家形象的发展演变；而且在1625年查理一世即位到1727年乔治一世去世之间的一个多世纪里，英国总共有7位君主，其中有5位统治时间不超过13年。如此频繁的君王更替，即使只是因为偶然的死亡所造成，也仍然具有破坏性；统治的破坏性更替首先是由国内战争，其次是由光荣革命，最后是由1714年汉诺威王朝的即位强制引发，这些都使更替的破坏性更是不可避免地雪上加霜。正是这些接二连三的中断，连同这些正在被讨论的王朝之间在风格和品位上的差异，以及他们常常相互厌恶其他王朝的记忆，使英国没能建造出一座与国王相匹配的宫殿。
查理二世在1660年结束流亡归国之后，马上在格林威治和温切斯特着手建造新宫殿，以及大规模翻修温莎城堡和位于爱丁堡的荷里路德宫。但他的继任者詹姆斯二世统治时间太短，没能巩固这些项目；而在光荣革命之后，威廉三世放弃了所有这些项目——例如，把格林威治宫变成了一所退休水兵医院——转而集中精力重新装修汉普顿宫。然而，克里斯托夫·雷恩把这里变成一座大规模巴洛克宫殿的计划，最终像伊尼戈·琼斯早年梦想一座经过改头换面的白厅一样，无果而终。9当安妮女王在1702年即位之后，他对汉普顿宫的大部分工程置之不理，而把她大部分时间花在了温莎城堡。相反，乔治一世不喜欢温莎城堡，而把他自己非常有限的建筑委托，完全放在了肯辛顿宫。他的儿子乔治二世，只要有可能避开这座建筑，就绝不会靠近它，转而重新恢复了汉普顿宫和圣詹姆斯宫。而这种君王更迭下彼此相轻的模式，一直延续到乔治三世统治初期。他不屑于住在他的前任待过的地方，而购买了白金汉府作为他私人的休憩之所。10这完全就像一场非常宏大但稍微有些疯狂的抢座位游戏。而且，像许多游戏一样，它对游戏者的尊严几乎没有什么帮助。如果王室持续施加压力，财政部和议会最终很可能会同意建造一座英国的凡尔赛宫，哪怕仅仅只是作为与法国之间国家竞争的另一种表达形式。正是英国皇室自我形象的不确定性和变化无常，最终使皇家建筑的壮丽辉煌，彻底化为了泡影。
英国君主没能让自己与一座特别壮丽辉煌的建筑联系在一起，其影响既实在，又具有象征性。最明显的是，宫廷获得的物理空间很有限。汉诺威王朝反复爆发俄狄浦斯式的争吵——乔治一世与他的大儿子，将来的乔治二世争吵，乔治二世最初与他的儿子，威尔士亲王弗里德里克，后来又与他的孙子，将来的乔治三世格格不入，如此等等——可能向我们大量泄漏了与这个家族的多子多孙相关的、涉及空间的压力和政治。非常简单，没有足够大的宫殿来同时容纳这些几世同堂的皇族和他们的仆人和侍臣。这在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治下不是问题，因为尽管这些王子非常荒淫放浪，但他们并没有生下一大群健康的孩子——只有詹姆斯一世和查理一世例外。但汉诺威王朝多子多孙，他们的大多数后嗣都活到了成年。这是这个王朝为什么长久延续的一个最根本原因，但也是它内部勾心斗角的原因。汉诺威王朝的国王没有足够的空间来使后嗣养尊处优，使他的家庭与他亲密无间，并处于他的监管之下，他很可能会发现他们在伦敦购买了他们自己的地产，莱斯特宅和后来的卡尔顿宅，因此制造了与宫廷分庭抗礼的中心和潜在的政治对立基地。
空间政治也限制了宫廷作为一个社会和文化中心的作用。像蜂房一样殿堂林立的凡尔赛宫引领着时尚，它有像雄蜂和工蜂一样分明的等级，全都聚在一个单一、自身足够宽敞的环境里，一起为统治者服务，其需要大量的空间同样还有大量的资源。在皇宫的范围内有足够的空间来容纳大量艺术家、演员、歌唱家、科学家、猎人、击剑手、女主管、厨师、侍臣和仆人——到1740年代，在凡尔赛总共住着一万名这样的人，因此，迫使赶时髦的社会绕着君主的喜好和追求打转，使他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而不依赖于他的首都。11英国的宫廷社会则完全不同。其规模要小得多。乔治一世和他直接继承人治下的王室，从来都没有容纳超过1500人，而且他们也并没有全都在同一时间出现。它包括一个音乐家团队和一群顺从的桂冠诗人，但它没有人力或空间资源，来构建一种独立的宫廷文化，或创造其自身全部大规模的娱乐活动。例如，无论何时乔治二世或乔治三世想要看一出歌剧或一场戏，他们都不得不离开圣詹姆斯宫或白金汉宫，前往伦敦大剧院，恰如其他观众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英国的宫廷总是寄生在首都之上，从来没有离它而独立过。12而且因为宫廷置身在伦敦林立的剧场、歌剧院、游乐场、俱乐部和贵族们富丽堂皇的城市住宅当中，因此它从来没有成为时尚社会的唯一焦点，尽管它总是其中重要的一个。
赫维勋爵尖刻的日志中，记载了乔治二世宫廷中的一件轶事，突出了这些要点。他告诉我们，在1728年，昆斯伯里公爵夫人——“其美貌众所周知，并且位列文雅和时尚世界之巅”——被国王撞见在皇家绘画室为约翰·盖伊的《乞丐歌剧》募款。因为这出非常成功的音乐剧辛辣地讽刺了国王的大臣，即罗伯特·沃波尔爵士20，因此公爵夫人迅速被禁止出入宫廷。但她和她的丈夫完全没有在皇室的禁令面前退缩；他们也没有受到其他贵族成员的冷淡。公爵辞去了公职，以抗议他的妻子受到的羞辱；因此她在给乔治二世的信中写到：
昆斯伯里公爵夫人感到惊讶和非常高兴，因为国王如此和蔼地下令让她远离宫廷，她将永远不会再来此地消遣，但却给国王和王后留下非常端庄文雅的举止；她希望通过这样一道前所未有的命令，国王将在他的宫廷如愿以偿，尤其是几乎看不到敢于思考和说出真理的勇气。13
在许多欧洲皇室，或者实际上，在许多非欧洲的权利中心，都很难想象这样精心蓄意冒犯君主，而不会受到严厉惩罚的情况。然而，昆斯伯里公爵夫妇似乎都没有受到文雅社会或统治王朝的任何长久伤害。公爵很快就被威尔士亲王任命为宫廷侍从，因此亲王与他的父亲发生争执，并且随后他成了亲王的一名私人顾问；公爵夫人继续举行令伦敦上流社会趋之若鹜的舞会、化装舞会和晚宴。王室的不悦对约翰·盖伊也没有任何伤害。《乞丐歌剧》成了一出经典，现在仍然如此；而且尽管其最后一幕《波莉》也被宫廷下令禁止上演，却迅速成为最卖座剧目。在伦敦，没有人需要取悦王室家族来获得文化上的成功；实际上，艺术家很容易发现，娱乐这座城市远远比逢迎宫廷更有利可图。
当时，直到乔治三世即位及之后，英国君主都仍然势力强大，但却只是偶尔光芒闪耀和自信满满。其配置尚不充足，其宫廷的品位和标准，也不再决定上流社会的内容和方向，甚至上流社会的行为举止。当然，这些十足的不利条件，可能已经转化成了一种政治资本。在一些欧洲国家盛极一时的庞大、耗费甚巨、对外界不屑一顾的宫廷，充斥着贵族成员，声称对文化定调，这些机构给人印象深刻，但并不受广大群众欢迎，这些群众为它们支付费用，却永远见不到其富丽堂皇。英国君主相对而言的克制，很容易被拿来当作其杰出爱国美德的证据；正如其居住在这座岛上最受欢迎的城市，同样可以被用来巩固其在礼仪方面的吸引力，并强调国王在本质上与其人民同心同德。但从1688年革命一直到18世纪末，皇家宣传人员和侍臣都很少沿着这些或任何其他路线来持续努力营造大众对君主的顶礼膜拜。君主在其私人环境和与贵族阶级的关系上并不趾高气扬，但仍然过于离群索居，过于不问世事和过于引发争议，而难以持久和广泛受到人们欢迎。
这在汉诺威王朝最初两位君主的治下尤为显眼，并不只是因为他们是毫无魅力的外国人。当苏格兰詹姆斯六世在1603年南下，而成为英格兰詹姆斯一世时，他极少能吸引他那英格兰的新臣民，因为他只不过是一个外国人，确确实实没有任何吸引力。然而，他和他的王朝似乎迅速被同化。如果说与之相比，最初几位汉诺威君主只受到了五味杂陈的接待，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自己和他们顾问们的失误。詹姆斯一世在1603年之后，只回过他的故国一次——苏格兰人合情合理地对此颇有微词。但乔治一世在1714年之后，造访过汉诺威五次，在那里去世并埋葬在那里；而乔治二世更是多次在他的故国度过漫长的暑假。与之相对，他俩都没有不辞辛劳去访问过威尔士、苏格兰或英格兰的中部或北部。都铎王朝的逍遥作风，他们宏大的跨国巡游和令平民观众眼花缭乱，并令接待他们的倒霉贵族濒临破产的皇家入住方式，都不符合早期汉诺威君主的品位。这两者也都不是耗费低廉、在日常基础上大量进行的世俗宣传活动。“真遗憾”，有人在1723年写信给一家英格兰报纸说，“但应当设计出一些路线来，在沿途国王陛下发表演说，而其他所有皇家报纸，可以更加公开地传播到全国去……消息只传到了集贸市镇的一些特殊宅邸，平民百姓一般只能道听途说，而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愚昧无知之中。”14这确实很遗憾；但在教堂之外很长时间里几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弥补事情的这一状态。报纸和周刊中对皇室的报道，仍然是东拼西凑和冷漠无情的，詹姆斯党人的歌谣，常常比歌颂统治王朝的溢美之词更容易在穷人中流传，也更具有娱乐性。
这并不是说，汉诺威王朝最初几位君主，输掉了与斯图亚特王朝对手的舆论大战。相反，在最重要的事情上，他们毫不费劲地取得了胜利。在1723年夏天的阿特伯里阴谋暴露之后，乔治一世的大臣们迅速颁布了一条法令，要求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全体和每一个人，不管是谁”，只要年满18岁，不管是男是女，有无财产，都要发誓效忠，这一对全国认可统治君王的要求令人惊讶，其并未得到适当考察。15并且当小僭君在1745年入侵的时候，所有教派的牧师和两个党派的新闻记者，在大量支持汉诺威王朝的布道和辩论性文章中，铺天盖地地谴责他。他们指出，乔治二世和乔治一世一样，是因为神的旨意和人民的选择而登上王位：他的王位和他所享有的众星拱月式的保护，都是因为他维护英国民众的自由、法律、财产和国内和平而赢得。反之，为斯图亚特王朝辩护的人，首先是从他们是谁的角度来赞美他们，而汉诺威王朝是从他们做什么和坚决不做什么的角度，来证明他们的正当合理性。从本质上说詹姆斯党人肆意使用人身攻击和虚构故事；他们的对手可能更大程度上是借助统治王朝的新教信仰和其在宪法上的功用，并诉诸理性和警告。而且，在前两位汉诺威君主每一次遭遇王朝危机之时，求助于新教信仰、宪法、理性和警告都取得了胜利。
但就其本身而言，这并不足以使汉诺威君主及其公众感染力更吸引人。保卫王朝生存的战争取得了全胜，但每一天为赢得更加广泛和更高的名望而进行的战役，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一些历史学家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文化中发现的詹姆斯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一种本质上更加中立的渴望，即渴望早期汉诺威君主没能满足的某种富有感情色彩和被高度粉饰的忠君思想，思考这一问题相当吸引人。从1714年9月20日晚上开始，当乔治一世第一次进入他的新首都，在一片漆黑的暮色中驱车行进，仿佛有意要激怒已经等了好几个小时想要一睹君容的伦敦人，经过1749年在格林公园举行的皇家焰火表演，那时展出的爱国标语还只能以拉丁语来呈现，一直到1761年9月22日乔治三世加冕礼，当他和他的皇后分别被各自轿子带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恰如普通人出行去处理他们的日常事务，在这一时期上演的皇家仪式和庆典通常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萨缪尔·约翰逊抱怨说，国王时常让“民众望眼欲穿”，或只是以不那么引人注意的姿态让他们看见。16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早期汉诺威君主不把注意力和想象更多地投入到这样的挑战之上，即让自己以显赫君主或英国统治者的形象出现？只从或主要从这些国王的个性或他们的宣传人员不称职这样的角度来解释，将大错特错。成为一个受人欢迎的君主，一个可以被广泛和不断称颂为爱国主义象征的君主，其真正障碍更大程度上是结构性和根本性的。有一个问题，直到维多利亚女王统治结束之时还没有完全解决，那就是英国的君主仍然还是积极的政治家，尽管其参政的程度日渐减少。因为只要他们被看到正在积极颁布或废除法令，他们就有可能疏远其臣民中某个或另外一个党派团体。尤其如果他们始终只与一个政党相联系时——像最初两位汉诺威国王一样——更是如此。不管是对是错，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被许多英国人看作辉格派国王，是党派的象征而不是国家统一的代言人。这些国王自己也认识到，这一明显的偏见束缚了他们政治行动的自由，并削弱了他们的公众吸引力。但在大部分时间，虽然不是在全部时间里，他们都让自己相信他们别无选择。即只有辉格党执政的连续性，才可以使他们免受支持被流放的斯图亚特王朝的阴谋和入侵企图的伤害，从而安然无恙。
不管斯图亚特王朝的幽灵到头来多么虚幻，还是令汉诺威王朝的前两位国王有所防范。乔治一世和他的继任者本应该积极响应，增加王室礼仪、公开露面和宣传的势头，但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再三再四隐居在宫廷或与纯粹的辉格派抱团，或定期逃往汉诺威，通过这些方式以寻求庇护。这两个人或烦躁，或苛刻，或神经过敏，或者干脆缺席，似乎就是不能在新继承的王位上完全地放心和快乐。17这种信心的缺乏，尤其体现在他们留存下来的肖像中。
这些肖像的特色是数量稀少，而且主要是私人性质。乔治一世生前在伦敦树立的唯一一座户外雕像，被放置在一座教堂塔楼的顶上，远离人们的视线，只在远处才能看见。乔治二世的两座城市雕像，都是由私人捐资打造，而不是由王室指示用公款兴建。18两位国王都对利用艺术来培育自己身边的个人崇拜不感兴趣；两人也不喜欢为了半身像和宫廷画像而摆姿势。极少数留存下来的画像，比其他任何东西都更清楚地显示，他们两人在自己的位置上都无法放松。与当时欧洲其他君主一样，他们不想被画成或雕刻成古典或基督教神明的形象：鲁本斯颂扬詹姆斯一世说，他不希望以所罗门、大卫或其他任何一个直接受上帝指引的行动者的姿态出现。甚至詹姆斯·桑希尔爵士在格林威治宫对乔治一世及其家人的赞美，尽管充满寓意，但也绝对清楚地表明，国王本人是人而不是神。19
图42. 《乔治二世》，罗宾·厄奇·派因，仿作
但抛开了神性这个护身符之后，国王和他们的艺术家都畏缩不前，不敢采纳在欧洲大陆宫廷肖像画中已经很流行的轻松的群像风格。1733年，荷加斯大胆为皇室群像创作了一幅草图，描绘了年轻的王子和公主们在其父母乔治二世和卡罗琳王后面前嬉戏打闹；但王室显然没有批准。20相反，汉诺威王朝的前两位君主，几乎总是一成不变地被描绘成身着正式宫廷服饰，或一身戎装，或横刀立马，或像罗马的皇帝；而且几乎无一例外的是，他们总是被画成孑然一身。在这些早期的皇家肖像中，似乎从来看不到宝剑入鞘，王室的姿态也从来未曾放松。即使乔治二世最后一幅，也是出奇感人的一幅肖像画，由罗宾·厄奇·派因在1759年创作，当时不列塔尼亚正在征服世界，画中这位年迈、失明、牙齿掉光而且明显虚弱不堪的国王，也依然裹着紧身的宫廷服饰，孤零零站在他幽闭的宫廷，只有全副武装的侍卫守候在他周围，随时待命。
乔治三世为何不同
这位在1760年10月25日继任国王的冷漠自负的年轻人，常常被描述为在政治上保守和个人生活上守旧的人，这样做到现在已经有50多年了。历史学家们急于消除他既疯又坏这种更为粗浅的荒诞说法，又矫枉过正，把乔治三世描绘为与他的祖父乔治二世或曾祖父乔治一世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21然而，仅仅列举这些关系以及他们所处年代和几代人的变迁，便可告诫我们，这样的解释有漏洞。在任何一个社会，有多少年轻人像或愿意像他们的祖父那样？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都生于“光荣革命”之前。两人都在战火蹂躏的德意志长大，曾率军征战，人到中年才成为国王。我们看到，对他们两人来说，英国的王位都是一个新的和令人紧张的收获，从来没有惬意地被当作理所当然。但乔治三世不同。不仅因为他在1760年登基时只有22岁，像他对议会炫耀的那样，在英国出生和成长。他的不同还在于，他在一个比他的先辈更安全和更宏大的政治世界中长大，接受了新环境和新思想的熏陶。
这些思想不是他自己的，也不源于他那优雅但未起作用的导师比特勋爵，而来自他的父亲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英国历史上本应该成功的伟大人物之一。自1730年代开始，常常被当作只不过是另一个无足轻重的青年王子而置之不理的弗雷德里克，就已经认识到汉诺威王朝君主制的做法出了什么差错，并试着以他有限的资源来改善局面。他拒绝成为辉格党的傀儡，从所有政治集团中选择朋友和同盟。22他花钱和时间，把自己与打造一种爱国文化的举动联系在一起，计划成立国家艺术学院，并委托托马斯·阿恩和詹姆斯·汤姆森创作《统治吧，不列塔尼亚》。他还为自己塑造了一种形象，巧妙而富有影响地把仪式的恢宏和动人的家庭生活结合起来。他那艘优雅的金色豪华游艇，现在在格林威治国家海事博物馆中，表明他多么想制造一种视觉冲击，多么渴望让泰晤士河水带着他别具一格地巡游他的首都。但他的私人生活也发挥了公共作用。结婚之后，他从一个落入俗套肆意放纵的单身王子，变成了一个专情的丈夫和九个孩子的慈父。弗雷德里克在艺术中颂扬了所有这些家庭财富。正如他让人画他与姐妹们弹奏大提琴，以及帮着扑灭伦敦一场大火的场景。23由于弗雷德里克，汉诺威王朝的形象发生了改变，变得更温和，显然也更富有同情心。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首先是为生存而努力；弗雷德里克和他的继承者一样，希望吸引人和打动人。
乔治三世的统治，很大程度上将在一个更加有利的环境中，重复弗雷德里克在1751年英年早逝之前打算去做的事情。弗雷德里克想铲除那些传统的党派分歧；乔治达成了它们的瓦解。弗雷德里克希望英国艺术机构化，以服务于王权和政府；乔治把艾伦·拉姆齐为自己创作的非常成功的肖像画，复制分发给英国的每一个大使馆和重要政府部门，并帮助在1768年建立了皇家艺术学院。弗雷德里克播下了种子，然后收获了扮演资产阶级的家长带来的私人和公众利益；乔治更早地投身于父亲角色，并未像其父亲一样走过很多弯路，而且更为投入。两个人都知道，为了最好的公众效应，必须用帝王金碧辉煌的寒意，来平衡家庭壁炉的温暖。乔治曾经在他学生时代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王子……把个人的节俭和公开场合的富丽堂皇结合，从而在海外令人敬畏和尊重，在国内受人爱戴。”24
重视国王如何在臣民面前最好地展现自己，这具有预见性。乔治三世统治时期的君主制复兴，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革新的和无疑更具国家性的王室形象问题，而不是政治意义上的王权复苏。一开始，乔治本人或许也渴望某种与此非常不同的东西。他像他的父亲一样，无比仰慕地追忆17世纪斯图亚特王朝的君主，尤其是查理一世，比如说，他的许多艺术赞助都在模仿前朝之作。1764年，当佐法尼在白金汉宫为国王的两个大儿子作画时，他把他们画成站在范戴克为查理一世的孩子们创作的肖像画下面，只有在王室的指示下，他才可能这样做。25这种不起眼的信号，可能就是国王表达个人野心所能做的一切：他希望随着詹姆斯主义偃旗息鼓，以及汉诺威王朝初期的策略性失误得以纠正，英国君主制可以恢复其曾经的面目。大西洋两岸的激进派，声称在新的统治中嗅到了斯图亚特王朝的原则死灰复燃的气息，他们可能比自己知道的更为清楚地窥探到了王室的想法。
但这位新国王更为宏大的野心，都注定全部落空。可能因此，在1788年他被躺着束缚在紧身衣里奋力挣扎时，才会如此强烈地抱怨受到的对待。通过习俗、政治变革、政府事务日益增加的复杂程度和规模以及他们自身起伏变化的能力和执行力而强加在以往英国君主身上的无形但强有力的桎梏，在乔治三世统治时期并没有被解除。1760年之后，王室对内阁的影响力并没有显著提高，而是恰恰相反。王室对外交和帝国政策或政府管理的兴趣和积极性，也没有大幅上升。国王在阻止他不赞成的措施和人事上的否决权依然强大，但在乔治三世统治的任何阶段，他都不曾像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那样，被描述为“通常几乎是政府所有部门唯一的动力”；他也不曾试着像奥地利约瑟夫二世的方式那样，亲自去重组英国的政府组织。26在英国，也像在其他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在18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个王室复苏的进程。但在普鲁士或奥地利、俄国、瑞典或拿破仑的法国，这一进程的形式是王权或准王权的提升，而在大不列颠，变化的则是君主的形象和声望。即使是这样的变化，也不是马上就发生。
塞缪尔·罗米利是自然神论者、改革派和卢梭的追随者，除了垂暮之年看上去也快要精神失常之外，与乔治三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他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人都更好地分析了姗姗来迟的对国王的颂扬的原因和时机：
从登基伊始到美国战争结束，他都是英国登上王位的最不受欢迎的王子之一：而现在（1809年），他是最受欢迎的君主之一；然而，其政府的特征或精神并没有任何改变。但事实上，正是其他人的行为，以及其王权无法控制的事件，造就了他所有的声望。在诺斯勋爵和福克斯先生的联合执政出现之际（也就是说，1783年），形势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时刻，国王与人民联合起来，反对他的大臣和议会，为他的声望奠定了基础。接着发生了一个疯子暗杀他的事件；然后是行为不检点、放荡不羁的王子注定要成为他的继承人；再接下来就是他自己不幸的精神失常……而最后，为爱戴国王的动机增添十倍能量的，是法国大革命造成的恐怖。27
罗米利的分析并不完全正确。前面我们已经看到，王室形象的提升，有些要归因于乔治三世自己下决心要做一个与他的先辈不同的国君。但从公众响应的角度而言，这一决心直到美洲战争结束之后，才真正收到回报，这倒是真的。在1760、1770年代，无疑有很多证据表明，许多英国人支持他们的新国王。但也有大量证据表明，厌恶国王的人也大有人在，而且表现积极，遍及全国各地，不仅限于激进的伦敦，在那里，威尔克斯派暴徒一度把一辆灵车拉到圣詹姆斯广场，以提醒身居王位者暴君的下场。1775年，刚刚完成一次跨地区传教任务归来的约翰·卫斯理警告说：“在每一个城市、集镇和乡村，大多数人……并不完全只针对大臣们……也针对国王本人……他们由衷地鄙视国王，对他恨之入骨”。28只有在紧随英国于北美的运势江河日下并最终溃败之后的处于守势的自省情绪中，大众对君主的态度显著而持续的变化才开始显现。
图43. 讽刺乔治三世的画作，托马斯·罗兰森，1781年
这种变化以既简单又复杂的方式得以彰显。从乔治三世于1760年登基到1781年间，伦敦剧院的记录显示，《上帝保佑国王》只正式演奏了4次。然而，在接下来的二十年里，它演奏的次数超过90次。到19世纪初，英国人经常把这首非常阴沉的乐曲称为国歌——这是前所未有的事。29几乎与此同时，王室形象的类似变化，也可以在卡通画中看到。美洲战争之前和期间，乔治三世在漫画中多数时候都是被嘲笑的对象；有时甚至比被嘲笑更糟糕。虽然通常被描绘成一个失明的傻瓜，被他的母亲和据称是她情人的比特勋爵用绳子牵着蹒跚学步，但他本人有时还被画成一个恶棍：一个碰巧在西方统治的东方暴君，腐败堕落行为的扈从，或者一个隐秘的天主教徒——对大多数英国人来说，这几乎比任何指控都更糟糕。30但从战争结束之后，大多数漫画家对国王显然越来越友善。从1780年代开始，他被反复刻画成一个亲切朴素的农民，或像典型的英国人，或像圣乔治，甚至是英国的化身——如在詹姆斯·吉尔雷早期的一幅作品中便是如此。31乍看上去，《法国入侵；或轰炸贩货船的约翰牛21》似乎是一幅极为不敬的粗俗之作，乔治三世所夸耀的爱国，被降格为直接向敌人排泄的能力。然而，这些排泄物有些误导观众。自伊丽莎白女王一世的《迪奇雷肖像》之后，几乎很少在哪件艺术作品中，能够如此明确地表达国王和王国的融合。乔治三世被描绘成能以最亲密的方式，与英格兰和威尔士完全融为一体（有趣的是，还没有与苏格兰融为一体）。它们赋予他以形体，而他赋予它们以身份同一性。审视一次——吉尔雷的作品充满了这种双关性——它也可以被解读为一幅非常保守的作品。
它还非常有趣；而这一点，也意味深长。除了伦敦激进派秘密发行的少数粗俗作品之外，从1780年代起，对君主的图像批评，通常是为了令人发笑而不是令人憎恨。即使是那些断然拒绝以新的爱国主义方式崇拜君主的艺术家，现在也更愿意把国王表现为一个令人发笑的人物，而不是一个腐败或集权的君主。吉尔雷的乔治三世形象，像下一代的克鲁克香克家族讽刺乔治四世的漫画一样，无疑会令花几便士买它们，或在版画商店的窗外盯着它们看的大众，以不敬的娱乐方式哈哈大笑。但笑声去掉了讽刺中的毒刺。而对王室成员个人的嘲笑，在实践中很容易令人愉快地容忍王室本身。近年来，许多讽刺英国王室的人——讽刺他们养的柯基犬，他们被普遍认为的庸人习气，他们搞笑的服装，他们甚至更为搞笑的口音和他们性生活的不检点——可能认为他们具有颠覆性，其实他们当然没有。对于君主的批评，其变化最初是在1780年代开始变得明显，这种变化从对制度的愤怒，转变为对王室成员个人及其弱点的嘲讽，这有助于——现在仍然有助于——维护其存在。
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为什么英国君主制在乔治三世统治后半期变得更有名望，并且作为爱国庆典的焦点更为成功？塞缪尔·罗米利指出，最直接的原因是1780年代的政治。作为一个权力有限的君主，乔治能够从英国在北美战败的绝大部分指责中全身而退。前首相诺斯勋爵成为国家蒙羞的替罪羊；而国王本人，因为其不容置疑的家庭正直形象、他坚定的爱国主义和他与天才青年小威廉·皮特巧妙的结盟，使他在许多英国人眼中，成了从灾难和幻灭中重拾稳定和诚实以及简单价值的象征。32然而，如果没有另两个更为持久的进展，这一点恐怕算不上什么。1788年冬，国王染上了可怕的疾病，使他看上去极其虚弱，公众对他的同情激增，从而打消了此前对他专权和腐败意向的诸多担心。从那时起，健康状况堪忧、活动减少以及最终的老态龙钟，都有利于保护乔治三世（正如这些状况后来保护了维多利亚女王一样），让他免受以前曾经困扰他的那种严厉批评和争议。在这些新形势下，宣传家更容易辩护说，君主制是国家团结不容置疑的关键，而法国大革命，使得这一观点无处不在和不可或缺。1789年之后，在整个大不列颠，皇家庆祝活动在规模和频率上都大幅度增加。其形式多样，并满足了方方面面数量惊人的个人需要。但对于权力的代表而言，其首要意义，是成为赢得公众更广泛支持对外战争和维护国内良好秩序的一种手段。
图44. 《法国入侵，或轰炸贩货船的约翰牛》，詹姆斯·吉尔雷，1793年
在1789年之前，议会和大臣们机警而又嫉妒地盯着王室专款，以及看上去有可能超出专款的任何一项王室开销。然而，在1789年之后，直到1810年代的军事胜利之前，除了极端分子之外，几乎所有辉格党成员，不管有多勉强，都愿意承认，有必要为了国家安全，而在皇家威仪上投入更多金钱。钱袋子放松的最明显结果，是王室生活空间的改变。在其统治的前半段，国王的建设脚步小心谨慎。但在1811年之前的二十年里，据估算他花了16.8万英镑来翻新温莎城堡，又花了5万英镑来改造白金汉宫，并斥资50万英镑巨款，在丘园建造了一座全新的城堡。33与此同时，王位的继承人，也就是未来的乔治四世，也在布莱顿阁东方式的金碧辉煌上大把大把地花钱，并雇请大量艺术家、建筑师、石匠、室内装潢师、细木工匠、五金工匠和木雕工匠，把卡尔顿府邸从一座已经相当豪华的城市住宅，改造成“当时欧洲最好的皇家住宅之一”。34
图45. 《1800年前的白金汉府》，佚名，版画
图46. 《白金汉宫》，威廉·高奇，石版画，约1830年
与以往相比，这些皇家建设项目体现的不仅是成本和规模的大幅增加。就风格和象征性而言，它们也凸显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由政治推动的突然转变。1780年代之前，乔治三世的品位曾经是世界主义的。就他的营造活动或购买的画作而言，他喜好新古典主义设计和法国以及意大利大师。例如，在翻修白金汉宫时，他和他的宫廷画家，北美人本杰明·韦斯特“想尽办法使他们在自己看来是国际化的”。35但在美洲的失败，以及从伦敦迁居温莎堡——直到1789年才搬完——似乎促成了王室审美观的转变。乔治三世现在要求本杰明·韦斯特为温莎堡绘制一系列大幅壁画，来赞美英国真实和神化的历史；而他位于丘园的城堡，像温莎新的国家官邸一样，是势不可挡的哥特复兴的一次演练：塔楼、护城河、箭窗和一排排林立的齿形城墙。国王以这种方式营造，追逐着流行时尚。但哥特式时尚的吸引力，大量存在于其对骑士精神、等级制和君主制不容置疑的往昔岁月的追忆中。36我相信，对乔治而言，丘园城堡是对革命的有力还击，不管是美国、法国或英国的革命，正如韦斯特的历史画卷，维护了英国英雄主义（和君主制）的历史，从而反击了其当前面临的怀疑、危险和失败。
图47. 在乔治三世重新设计温莎堡并在宫墙上配上本杰明·韦斯特 的画作之后的国王觐见室，摘自《皇家宅邸史》
他的继任者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抗，尽管同样真心实意，却采取了不同的审美形式。乔治四世没有从他自己王国的中世纪历史去寻找灵感，而是将目光投向革命前的法国。卡尔顿府邸充斥着各种曾经属于路易十四的物件，有太阳王及其皇室子孙的各种奖章、图画和小雕像，以及法国旧制度的各种纪念品：例如范·德·穆伦对凡尔赛建筑的研究，或者路易十五的加冕手册，那是乔治的代理人为他抢购的，以备他自己在1821年的加冕礼上使用。无论是作为威尔士亲王或摄政王还是国王，汉诺威四个乔治国王中的最后一个，总是像塔列朗所称颂的那样，是一个伟大的君主，一个致力于捍卫旧法国，反对新法国之原则和统治班底的人。37乔治四世沉迷麻醉药物、肥胖和愚蠢地多情，如果在他生活的这些糟粕中，他自己开始相信他曾经亲自在血流成河的滑铁卢战场浴血奋战，这恐怕并不像其看上去那样荒谬绝伦。在他自己的脑海中，更重要的是，在他的艺术和建筑赞助中，乔治成年后实际上终其一生都在抗击拿破仑及其共和国先驱。他指示他的建筑师约翰·纳什，必须重建摄政时期的伦敦，以超越拿破仑时的巴黎，我们对此还能有什么别的理解？38
在美洲的失败，最重要的是在法国的革命，孕育了英国一段更加辉煌的君主统治，并影响了这种辉煌的性质和方向。对公开的皇家庆典和王室的私人空间都是如此。我们知道，乔治三世像其他许多英国人一样，知道雅克-路易·大卫和其他人在幕后为法国新领袖策划的政治说教性的国家庆典，并为之着迷，这些庆典有1790年的联盟节、1793年的统一节，以及一年之后举行的最高主宰节。39似乎很有可能是法国民众参与这些爱国节日的程度，他们为了能在巴黎和外省的各大城镇同时举行庆典而通力合作的方式，以及最重要的是其纯粹的宣传效果，使国王和他的大臣们下定决心同样作一些竞争性的努力。1797年12月，乔治三世庄重地穿过伦敦街头，经过远远超过20万围观的群众，前往圣保罗大教堂作感恩祷告，为英国海军战胜荷兰、法国和西班牙舰队而感恩。英国此前也为军事胜利而举行过皇家感恩祷告（尽管自安妮女王统治以来就未曾举办过），但新闻界正确地察觉到，这里所包含的，不仅只是回归古老的本土传统。《纪事晨报》的判断是，海军感恩祈祷，是一场“法国式的闹剧”，尤其因为通过在游行队伍中加入了250名普通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士兵，它打破了英国通常的做法，抄袭了革命法国的先例（并宣扬皇家海军恢复了忠诚的服从，前不久刚发生了斯皮特里德和诺雷哗变）。国王本人推动了这一创新，率先作出了举行一场感恩祈祷的决定。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