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在庆典和审美上跨海峡的竞争，为英国当局带来了一个显著的问题。他们如何组织公众表演，才能区别于非法和敌对政权所举行的表演？他们的解决办法是双管齐下。首先，英国爱国和公众表演的独特性在于，它的实施以君主为中心。革命和拿破仑法国保留了路易十六和他的先王们使用过的许多典礼形式，同时更强调了其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而在战时的英国，庆祝国家成就的几乎所有官方庆典，都被包含在对君主的颂扬之中。因此，新闻界刻意指出，1809年10月25日的五十周年纪念，即乔治三世统治第五十年开始的那一天，恰好，虽然只是巧合，也是阿金库尔战役的周年纪念日。41同样，1814年，摄政王把伦敦最重要的和平庆祝活动安排在8月1日。这就确保了它正好与汉诺威王朝即位一百周年的庆祝活动同时举行，并且着实被即位庆典的光芒所掩盖。42因此，官方在发起爱国庆典时，都会尽可能地，使其与国王的庆典完全一致。
使英国在这一时期的庆典显得与众不同的第二种方法，是宣称它因传统而神圣，从而不同于法国暴发户式的人为刻意的设计。这样的分析看上去可能过于牵强附会，但1805年圣乔治节在温莎堡举行的非常壮观的嘉德骑士受勋仪式这一例子表明，事实并非如此。在这场典礼中挥霍的金钱数量空前，有人估算超过5万英镑，向所有外国使节和国王的大臣们发出的邀请函数量也同样空前。然而官方强调的是庆典的古老渊源：“国王陛下特别希望，应当尽可能多地保留古老的习俗”。43一位见多识广的观众威廉·温德姆，即未来的国防大臣，对这场典礼的反应，恰好说明了乔治三世和他的顾问们为何沉迷于这样的花费和庆典，而与此同时又声称他们的努力与传统完全一致：“它比凡尔赛的正式表演更为出色”。44在不到一年前的1804年7月，拿破仑在荣军院举行了一场特殊集会，嘉奖获得他在1802年创建的“荣誉军团”勋章的第一批杰出人士。5个月之后，他在巴黎圣母院他自创的一套辉煌庆典中加冕称帝，英国媒体对此作了详细报道。1805年举行的特别奢华的嘉德骑士庆典，必须被理解成王室、贵族和英国作出的精心还击，旨在挡开一位暴发户皇帝夸张的炫耀：正如伦敦《泰晤士报》所言，是给“无所顾忌和残暴的篡位者”脸上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位篡位者竟敢“通过一场华丽的拙劣表演，来模仿古老国家的纯洁荣誉下，那历史悠久、神圣和令人崇敬的制度”。45
王室庆典的机制
因此，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里，英国君主制的国家声望和庆典活动的复兴，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解释为乔治三世和他的大臣们在美洲战败之后，以及面临法国革命和拿破仑及其军队威胁时，下决心重申等级制度和重整公众舆论。但王室在英国被神化，不仅仅是因为上述原因。要理解它为何如其所是的发生，以及何时发生，我们也需要探究为何有那么多普通英国人显然愿意以新的方式来颂扬他们的君主制。我们可以从两个截然不同的女性的故事，来开始我们的讨论。
1809年10月14日22，一位身份卑微的中产阶级寡妇，即比格斯夫人，从威尔士边境写信给宫廷事务大臣达特茅斯伯爵，鼓动一项别具一格的爱国动议。对于王室家族来说，这一年是非常尴尬的一年。不仅因为威尔士亲王和王妃仍然令人惊骇地分居，实际上，从他们1795年灾难性地结婚以来，就一直如此；而且国王的第二个儿子，英国陆军总司令，约克公爵弗雷德里克·奥古斯塔斯，也陷入了性丑闻。他的情妇，一个名叫玛丽·安妮·克拉克的精明的交际花，利用其床榻上对公爵的影响力，向渴望以超常规速度快速晋升军衔的人索贿，事情最终被克拉克的一个旧情人，索尔兹伯里议员沃德尔上校捅到下议院。经过漫长和棘手的调查之后，发现公爵尽管没有腐败，但犯有极端轻信罪，他在全国各地改革者举行的自以为是的集会和一大堆淫秽小册子以及所有首脑人物的辩解书中黯然辞职。46
把这一事件从其多少有些沉闷和窘迫的境地中拯救出来的，是克拉克夫人和比格斯夫人从容不迫的机巧。克拉克是一个印刷工的女儿，她富有特色地结合了胆量与娴熟的专业技巧，来应对迫在眉睫的社会羞辱。她撰写和发表了一本天马行空的小册子，来痛击沃德尔；然后偷偷印刷了约克公爵的所有情书，来保障自己的未来。王室花费了7000英镑现金和每年400英镑的抚恤金，来收买她和她印刷的全部情书。如此一来，克拉克就可以安享一种轻松愉悦和受人尊敬的生活，她一直小心谨慎地在德拉蒙德银行偷偷保留了这些情书的一份副本，作为自己的保障。对王室家族来说，状况没有立刻好转。乔治三世本人现在已经双目失明，日渐老迈，实际上隐居在温莎城堡，而随着厌战和经济上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君主制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或至少在一位反对派贵族领袖格雷勋爵看来，它“全然丧失了对人们情感的掌控”。是比格斯夫人想到了一种补救措施。她在致达特茅斯伯爵的信中写到：
在初夏时节，当沃德尔上校的受欢迎程度和要求改革的集会看起来将要危及国家的和平与幸福时，我突然想到，即将到来的十月是陛下的五十周年登基纪念，如果一次五十周年庆典或全民欢庆的想法能够获得成功，它将激起一种热情效忠的精神，非常有利于抵消沃德尔有害的努力。47
因此，在整个7月底和8月初，这位突发奇想的策划者写了“将近三百封（匿名）信，寄给大多数身居要职和许多受欢迎且有影响力的人，提议举办一场包括节庆和慈善活动在内的五十周年庆典。”48
图48. 《1809年伦敦梅森宫前的五十周年庆典》，佚名
这个想法大受欢迎。1809年10月25日举行的登基五十周年庆典，是王室首次举办此类庆祝活动，它也在英帝国的边远地区举行，在整个苏格兰和威尔士以及英格兰的650多个不同的地方举行：
一个国家，快乐，伟大，自由；
一个异口同声的国家，
从泰晤士河到恒河沿岸一片欢腾，
在这普天同庆的五十周年庆典里。49
然而，由妇女发起和自我强化的这些截然不同的行动，影响广泛深远。克拉克和比格斯几乎夸张地代表了王室家族与女性之间关系的两个面相。一方面，女性是（并且仍将是）丑闻的一个持久的源泉，尤其是当对未婚王子有机可乘之时。另一方面，多愁善感的女性对英国君主制的依恋，这种依恋在乔治三世统治时期变得更加明显，从现在起将为其群众基础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50同样，克拉克和比格斯也表明了君主制和宣传效应之间的矛盾关系。太多不适当的宣传，会将君主制置于险境（现在同样如此）；然而，适当的宣传行动，对其吸引力而言又不可或缺。最后，也至关重要的是，比格斯夫人的足智多谋强有力地提醒我们，1780年之后王室的复兴，并不仅仅只是行政推动的产物，甚至也不只是保守的地主、神职人员和教会-国王的治安维持会等地方势力努力的结果，尽管所有这些力量无疑都很重要。王室庆典的规模和协调性之所以能够提升，也是远离正式政治精英阶层之外的男女积极热情的结果；日益完善的通信基础设施，也提供了无可估量的帮助。用《苏格兰人》夸夸其谈的话来说：“在当今，邮政、新闻报刊和公共马车，使我们更容易把2000万人凝聚在一个共同的事业之上，而在马其顿的腓力时代，把这1/50的人凝聚在一起都要困难得多。”51
到现在为止，新闻媒体已经征服了大不列颠更边远的地区。1804年，南威尔士拥有了第一份成功的英语报纸，3年后，《北威尔士新闻》在班戈市落户。在苏格兰，报刊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展。退回到1750年，其5家报纸集中在阿伯丁、格拉斯哥和爱丁堡。50年之后，苏格兰至少有13种报刊；到乔治三世驾崩时，其报刊数量是之前的两倍以上，由于道路的改善和邮车服务的扩展，报纸甚至流通到了最北部的萨瑟兰和凯思内斯等郡。到1820年，整个大不列颠有300多种不同的报刊。52
但这并不只是意味着人们现在可以读到更多的新闻内容：不同的印刷技巧也正在被更大胆地用来传播信息。当摄政王的女儿，即有可能继承王位的夏洛特公主，在1817年11月死于分娩时，几家地方报纸试着用黑线框在其头版报道这一事件。这成为后来报道王室伤亡事件的标准做法，在新闻报道中添加戏剧成分，及时向那些只浏览，而不读报道内容的人通报国家损失。也是在这个时候，报纸的编辑似乎学会了一种印刷技巧，用大号字将头版头条刊登的更具轰动性的消息印在海报上。这些海报在当时被张贴在报社外面，同样也粘贴在邮车上，邮车按时在驿道上一路传播这条要闻（也宣传登这条要闻的那家报纸）。当1837年《雷丁使者》的出版商以这种方式来昭告威廉四世突然离世的消息时，他们认为“不到一个小时……这座城市就几乎无人不知国家蒙受的这一巨大损失”。53
图49. 《伊灵顿天使酒馆的皇家邮局，在国王殿下生日之夜》， 理查德·吉尔森·里夫，蚀刻凹版画，约1825年
由于伦敦一定量的报纸总是得到政府资助，而地方报纸一如既往地借鉴伦敦新闻界的作法，由此，对王室报道的强度和方向，有时就会受到来自上面的管控。这似乎在所难免，例如，《信使报》在1817年预测了全国范围内对夏洛特公主的哀悼：“毫无疑问，在下周三，即葬礼那天，所有商业都会歇业；帝国将会呈现一片悲恸和恰如其分的景象，整个国家会自发从事宗教和祈祷活动”，这时，它是在执行财政部主计官的指示。54约克郡彭特里奇的暴乱刚被平息。完全不得人心和压制性的《禁口令》仍然有效。随着公主的亡故，英国君主制的未来似乎突然变得极其脆弱。摄政王现在已经没有直接合法的继承人。在与他的妻子，布伦瑞克不幸的卡罗琳分居之后，他也不可能再生育一名子嗣。因此，直到他的一个哥哥被说服抛开情妇，去结婚生子之前，对夏洛特公主逝后的崇拜——建立在她的性别、青春、美德、即将初为人母和悲剧式让位之上——似乎是这个四面楚歌、显然濒临绝嗣的王朝背面为数不多可靠的、能够给予其庇护的屏障之一。55
尽管后来的英国政府当然也试着激励新闻界往有利于王室的方向发展，但全面控制其对君主制的报道，从来都遥不可及也毫无必要。更真实的情况是，在18世纪初期和中叶，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王室活动。其价值有多大，从其对1809年乔治三世的登基五十周年庆典的推动，就可见一斑。因为其源起不在中央，没有王室也没有大臣监督，这一事件的绝对规模显然是对新闻界的积极性的褒奖，似乎也是对那些迫使许多地方当局采取行动的公众舆论的称颂。56从1809年8月起，英国几乎每一家报纸都通过刊登读者建议和深情款款的社论，还有市长关于五十周年纪念集会的公告，五十周年纪念品和捐款明细的广告，游行路线和计划的狂欢活动等，来强化对这一事件的期待。57在少数几个地方政府对五十周年庆的安排迟缓拖延、犹豫不决的城市，报纸就显得更为重要。在布里斯托，市长直到庆祝活动将要开始前4天才召集庆典筹备会。但因为《布里斯托日报》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为读者详细报道其他城市的准备情况，极大地触动了市民们敏感的自尊心（“我们已经仔细研究过每个地方的报纸，其报导都表明了这个日子所激发的普遍关注。为什么我们这个古老、忠诚而又富足的城市，要最后一个宣布其参与这一普天同庆的节日的意愿？”），布里斯托下属的基层当局消息足够灵通，他们自己安排了一场五十周年庆祝活动。58
需要这样激励才加入王室庆典的，只是极个别城市的当局。实际上，他们越来越把这当作一种宣传其城市特有的富裕、身份认同感和文化的途径，当作公民自豪感和英式爱国主义的一种表现手段。传统上王室庆典都是悄无声息地进行，一次特别的教会仪式，为市政当局提供的私人晚宴，或许还有为平民准备的篝火晚会，与这样的传统不同，富有和雄心勃勃的城市现在有意愿和便利条件在设计远远更为豪华的庆祝活动中纵情狂欢，以展示当地的自豪感。更宽阔和规划更出色的主要街道，让大规模游行不但可能，也不可阻挡；新的礼堂也被用来举办舞会或招待地方精英的公开晚宴。为王室庆典预留的日子，被用来发起一些改善当地的实际工作，这种做法也变得流行起来。爱丁堡利用纪念乔治三世登基五十周年的庆典，扩建了利斯码头；伯明翰揭幕了其第一座公共雕像，即理查德·韦斯特马科特纪念霍雷肖·纳尔逊的青铜像；奥斯韦斯特通过第一次使用其新型煤气灯来铭记这一天；威尔士的班戈市在当天开设了一家公共诊所。59
图50. 一枚典型的廉价、批量生产的乔治三世纪念章，约1810年
这种策略有助于确保能有大量群众参加王室庆典活动。尤其是忙碌和贫穷的人，更有可能被推着走出家门，去看看他们自己的环境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变化，而不是消极地站在那里欢呼——或者连欢呼都没有。但忠诚表演和真正的地方利益之间的这种同步，也包含了一种更深层的信息。当时为王室辩护的人提出的最有力的观点之一，是欧洲大陆的共和主义实验无情地导致了无政府状态、军事专制、大规模征兵和掠夺财产，而在大不列颠，由于现有秩序得以保存，事态令人幸福地有所不同：“实际上我们已经听到了风暴声”，一个国教牧师在1809年五十周年庆典那一天承认，“但在国内温暖屋檐下的那些人，却听不到冬天寒风的怒吼；我们听见了，却令我们更加珍惜我们国内的安乐。”60与许多摇摇欲坠的欧洲君主政权相比，乔治三世作为一个国王也作为一个人不同寻常的长寿，可以被看作其国家相对稳定的一个象征，也确证了其作为新教以色列“这块受恩宠之地”的地位。国王轻而易举地成了一个幸运符，一个可以驱除恶魔的图腾。用一首邓迪民谣的歌词来说：
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坐着闲聊，
在和平和紧密的团结中，
而每个民族都在重压之下，
哪像我们的小乔治那样悠闲。61
王室的每一次活动，都与公民福利实实在在的改善联系在一起，还有什么方式，更能使这一盲目信仰（在相当程度上）深入人心？
一个城市越觉得自己成功，就越有可能为皇家庆典有所投入。诺里奇曾经是这个王国的第二大城市，但现在就财富和人口规模而言，只能勉强保住前十的位置，城里的权贵显然不愿意为1809年的五十周年庆典或1821年乔治四世的加冕礼组织大众庆祝活动，这种不作为源于信心不足，而不只是担心当地的激进主义。62这与帝国新兴的第二大城市利物浦形成了鲜明对比。利物浦五十周年庆典上的致辞表明，其领导人乐于颂扬乔治三世，以这种方式来赞美利物浦自身的成就：“陛下，你看到我们曾经默默无名。在陛下您的管理庇护下，我们现在取得了如此高的商业成就……找遍陛下辽阔的帝国，我们的重要性都几乎无可比及”。63这个城市把对这一事件的纪念进一步推进，建立了一个阻止虐待动物协会，并委托雕刻家创作国王骑马像，其全部费用由公共捐款支付。当地的一份传单上说，这座雕像模仿了罗马的马可·奥勒留雕像。但它有过之而无不及。前者被挤在丘比特神殿前面狭窄的空间里，而利物浦的国王雕像则雄踞在伦敦路的入口，让那些从大都市来到这座北方新罗马的游客眼花缭乱。64
对地域的自豪和对富裕程度的自豪，与就参与人数的自豪相辅相成。人们常常以为，法国革命的狂暴，叠加在戈登暴动挥之不去的记忆之上，使得英国有产阶级恐惧与其贫穷的邻居聚集在一起。然而，这一时期的报刊在报道大众参加王室庆祝活动时，通常对大众的规模津津乐道，胜过对其聚众闹事的担忧。利物浦的报纸吹嘘称，普遍认为有5万名男女参加了庆典，但这只占了其参加人数的一半。65一个小得多的城市，即普利茅斯，也为数量大致相同的人参加了五十周年庆典而欢欣鼓舞，因为这证明了其作为一个地区首府的地位。乡下人和乡绅从康沃尔郡和富于乡村气息的德文郡蜂拥而至，为这座城市的商店和供货商带来了大笔生意，这些乡下人痴痴地欣赏着这次精心准备的游行：“在英格兰西部所能见到的最宏大和管理最棒的游行”。66在没有职业警察部队的情况下，数量激增的各种志愿团体，使这种洋洋自得成为可能：私人组织为城市和王室庆典凑了数，但其成员都是自律和中规中矩的人。
与法国的战争所催生的志愿兵团和民兵团，显然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并且对于使首都成为皇家表演的一个比以往更可靠的舞台尤为重要。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常备军普遍不受欢迎，这意味着在盛大游行中的军事因素也常常不受欢迎。而在战时，也并非总能召集到足够多的正规部队来承担大范围的庆典职责。然而，如果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公开的皇家庆典就可能不安全。在1789年4月，据说因为担心群众没有受到有效控制，伦敦有很多人没有去观看为乔治三世的康复举行的感恩游行。大批平民志愿兵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尽管在有些地方，他们依然广受敌视，但他们是本地人，而且（关键是）他们在抵御法国入侵中的重要性，意味着首都和各地的游行，现在可以借助一支武装部队的治安维护和吸引力，而又不大失人心。在入侵危机高峰时的1803年10月26和28日，国王在海德公园检阅了2.7万名志愿兵，是这一时期参与人数最多的皇家活动之一。据估计这两天每天都有50万人参加，对从赫特福德郡长途跋涉前来观看的布拉姆菲尔德警察局长约翰·卡林顿来说，这场表演令人神魂颠倒，“我一生还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场面”。67到19世纪末，维多利亚女王在正式场合如果没有军队的威仪相伴，就会招致其臣民不满，市民态度的这一革命，就起源于拿破仑时期。68
在一支拥有鲜艳制服、锃亮武器和军乐的业余部队帮助下，英国的市民游行成了一个比以往更大和更复杂的事务，常常由专门指派的委员会精心编排。各地在皇家庆典时的游行，参与者不再只局限于地方市政当局的成员，或从商业团体中挑选的成员（在1789年之前，他们经常是节日和假日活动的参与者），而是日益把两性、各个年龄阶段和各个阶层的人组织起来——这样做有充分的理由。这些庆祝活动的包容性越强，就越容易被看作宣扬了当地对国家和皇家庆典的广泛认同。
他们的参与早就开始了。我们现在依然非常漠视这一时期英国儿童参与政治活动的情况，然而，他们在激进游行和皇家游行中都越来越突出。就后者而言（或许就前者而言也是如此，谁知道呢），迅速发展的各种慈善学校和主日学校，为此提供了巨大方便。到18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大约20万名孩子参加星期日学校的学习；30年之后，几乎有6000所这样的学校，教导着140万名儿童。此外，在白天为贫穷儿童提供便宜或某些情况下免费教育的学校，其学生数量也在大幅增长。这些孩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接受社会地位比他们高的人灌输给他们的观念，至今人们还在争论不休。69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国家，孩子们很少像成年人所愿意相信的那样天真和容易受感动。但对一群看似受控制和相对易受管教的听众宣扬忠君爱国，其诱惑当然不是这一时期英国统治阶层所选择拒绝的。例如，在1813年乔治三世生日那一天，一群时髦的淑女和绅士屈尊来到伦敦的一所贫民学校。他们花钱给男孩和女孩们提供了一顿特别的庆祝晚餐，孩子们可以随心所欲尽情享用，这样：
他们（孩子们）可以通过亲眼所见而受教导，善良使所有等级和社会地位的人都平等相待……他们容易受感染的幼小心灵，像当时那样，受到一次电击，从而永远给他们打上了善良和诚实之人的烙印——成为他们的国王和国家至死不渝的捍卫者。70
英国许多地区识字率的迅速提高，意味着现在也可以向贫穷儿童发放爱国手册（就像乔治四世加冕时，施鲁斯伯里的儿童们那样），或国歌的印刷稿（在同一天被发放给了约克郡主日学校的孩子们）。因为他们已经在确定好的学校建筑中进行了预演和训练，所以很容易把这些孩子编入爱国者的游行队伍；而且如果他们的父母加入欣赏围观的人群，更是锦上添花。兰开斯特把当地的天主教徒、卫理公会教徒、非国教徒和免费语法学校的孩子们编成四大方阵列队前进，是其1821年乔治四世加冕游行的一大特色。孩子也被廉价的收买。曼彻斯特开始向小孩们大量发放免费纪念章，在这一时期的皇家活动中，有许多城市都这么做；其他地方则提供玩具、《圣经》、三便士的蛋糕或标语。71
动员儿童这个人口中最容易受影响的群体，表现了最赤裸裸和公开地利用皇家庆典来进行控制和洗脑的欲望。但不能把被这些狂欢活动吸引的所有男女，甚至其中的大部分人，都看作是受到上层操纵的消极和温顺的牺牲品。许多人被一场游行表演所吸引，必定因为其有某些与众不同和具有娱乐性的东西，或者因为他们可以放一天假并得到一顿免费大餐，或者参与其中是显示其在当地社区之重要性的一种方式。一些妇女打扮成不列塔尼亚或约翰牛夫人甚至披着古典服饰的贞女，唱着国歌穿过城市，同样也有她们自己的如意算盘，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讨论。72共济会成员也同样如此。到1800年，皇族的几乎所有男性都是共济会成员，从1790—1813年，威尔士亲王还是共济会总会长。因此，共济会成员在这一时期积极参与皇家庆典，部分原因是向恰好是王室成员的兄弟致敬，部分原因是为了扩大在当地的影响力，部分原因也是给那些富有但绝非必然出身名门望族的人提供一个途径，来展示他们的成员身份和凝聚力。73
在社会下层，互助会和行业团体参加皇家庆典，与其说主要是因为雇主的压力，毋宁说打着行业标语和国旗穿过城市的街道也是为数不多能展示工人团结的合法手段之一。此外，皇家庆典的大众化趋势，也赋予工人们一种短暂的权力：说“不”的权力。事实证明，男性和女性劳工有时确实说了“不”。1821年，布里斯托只有10个行业团体同意参加这座城市庆祝乔治四世加冕的游行。10年之后，当威廉四世戴上王冠时，不少于28个不同的行业团体游行穿过这座城市，庆贺英国的新君主，以及据信他所代表的议会改革的承诺。74
脱离大规模爱国节庆，而孤立地研究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发生在整个大不列颠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大众示威游行，仿佛只有后者的影响才激进，而前者一成不变始终保守稳健，马克·哈里森认为这实际上大错特错。75在这两种大众运动当中，最引人瞩目的是参与公共政治的英国人的数量和类别都在大幅上升。一种狭窄的政体正在被迫变得越来越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君主制的英国和革命的法国之间令人惊讶地差别甚微，林·亨特曾经描述1789年之后的法国政权，有意让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政治，以此作为增强自身实力的一种方式：
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创造和学习新的政治方面的“细微技巧”时，革命政府的权力……在每个阶层扩张。做记录、参加俱乐部会议、阅读共和诗歌、戴帽徽、绣标语、唱歌、填表、组织爱国捐款、选举官员——所有这些行为一起，创造了全体共和国公民和一个合法的政府。76
这种“细微技巧”，这种由个人发起、组织和参与的行动，并非法国独有。它们也不是共和派和激进派的专利。在大不列颠，类似的政治策略从18世纪中叶以来就已变得越来越常见和越来越广泛。但现在，它们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被引入皇家庆典活动。其结果之一，是更多的男女以一种新的方式习得忠诚，并发现其非常吸引人。但他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也必然学会了其他一些事情：如何在游行中列队前进、如何制作和展示标语、如何参加有组织的会议——简而言之，如何规划和举办户外的大型政治活动。在1819年8月彼得卢大屠杀之前举行的大规模工人游行——“向曼彻斯特行进的小分队纪律严明也很壮观：每百人就有一名领导（以他帽子上用树枝做的花冠加以区别），有多支乐队和刺绣精美的大幅标语……‘我们最漂亮的女孩’小分队走在前列”——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大众对近来举行的大规模皇家庆典已经轻车熟路。77如同最常发生的情况那样，群众的爱国主义即使是在帮助维持现有秩序的时候，也对它发起了挑战。
意义与魔力
因此显而易见，在乔治三世漫长统治时期的不同阶段，其王权对英国的不同群体意味着截然不同的事物。他一度被斥为暴君或疯子；有时又被尊为人民的父亲和国家的图腾；他的一些臣民赞美他是英国繁荣和稳定的保护人；另一些人因为他们自己的私人和地区原因而颂扬他；拥护共和的少数派一直把他斥为昂贵的摆设：这个最终碌碌无为的人，比绝大多数统治者都更多地激发了各种令人迷惑的鲜活反应。因此，通过细节和分歧来探究其统治对君主制的公共和爱国形象的演变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就比较棘手，而且会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
以他的汉诺威先王为背景可以发现，通过乔治三世本人的行动所影响并通过其他人的行动所感受到的转变非常显著。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受到他们明显的党派偏见、德意志教养、詹姆斯党的幽灵以及拥有太多权力以致无法避免争议，却没有足够的权力来筹措维持宏伟建筑或者支配政府的资金等因素的羁绊。相反，乔治三世的统治很安全，他是一个铺张炫耀的英国人，也没有党派偏见；到178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受到前所未有、完全无可争辩的颂扬，并在这姗姗来迟的敬仰中，得到了绝大多数统治阶级成员的支持。
国王驾崩时民众的表现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种转变。乔治一世在1727年造访汉诺威时离世，英国似乎没有人吵着要将他的遗体运回国内，也没有为他竖立纪念碑。乔治二世在1760年的状况也没有多少好转。在宫廷外，报纸毫无顾虑地报道他已死在浴室，更有甚者，《绅士杂志》令人羞愧地刊登了一幅他被摘下的心脏的彩图。78上流社会也没有更多的敬意。一位政治家发现，这个统治大不列颠30多年的人，其葬礼“很多贵族都没有认真参与，甚至国王的老仆也如此”。79然而当60年之后乔治三世去世时，整个王国的商店关门；据报道甚至伦敦的穷人也戴上了一些表示哀悼的佩饰；政府和反对派政治家都表达了敬意；超过3万人亲临温莎镇出席葬礼，尽管这完全是一个私人的场合。80
图51. 乔治二世被摘下心脏的图绘，《绅士杂志》，1762年11月
这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就发生在其继任者身上的情形而言，似乎也很容易看出对乔治三世的尊崇并不具有决定性。在1821年乔治四世加冕时，与他貌合神离的妻子卡罗琳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外踌躇游说，徒劳地想要获准参加庆典，从那一天起，到1830年他无人悲悼地离世之时，这位英国国王都一直饱受广泛谴责和无情嘲讽。81在19世纪下半叶，落到汉诺威王朝最初两位国王身上的许多批评，似乎又卷土重来。维多利亚女王在与阿尔伯特亲王结婚后，被指责具有党派偏见和亲德意志倾向；在刚刚丧偶之时，人们指责她管理的宫廷沉闷乏味，而且像隐士一样离群索居，远离臣民。82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君主制受欢迎的程度和举行庆典的吸引力才又一次，而且远远更为持久地高涨起来，这种高涨的热情，与一个世纪之前那些巩固支撑乔治三世时代的庆典完全相同的诸多因素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包括帝国的光荣和焦虑，以及对日益增多和骚动不安的人口的控制需要，此时的人们受到了更加民主的思想以及获胜的战争带来的意外事件的影响。83
关于乔治三世之统治的重要性，尽管这两种观点看起来似乎完全矛盾，但在现实中，它们远非相互排斥。在大不列颠也和在其他国家一样，其君主制的声望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下起伏，或者说它当前适当的受欢迎程度，是循环发展而不是稳定发展的产物，这并不令人奇怪。换句话说，1820年之后英国君主制对公众的吸引力和庆典的辉煌程度方面的起伏，不应当被看作损害了其在之前所具有的重要性。与贵族阶级的其他成员一样，乔治三世在面对美洲的失败和法国革命时，通过一种新的和非常自觉的方式，与国家达成了妥协，从而成功地重树了他的权威。至少在三个方面，他的遗产被证明经久不衰。到他统治结束之时，这一君主制成为比以往更名副其实和确凿无疑的英式君主制；它无疑更加辉煌；而且它与非理性和诉诸情感的政治策略更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现在不言而喻的是，皇家庆典最好能把大不列颠的所有政治派系、所有宗教团体和所有地区都网罗进来：换句话说，它至少应该看起来是真正全国性而不是地方性的庆典。但事实并非总是如此。在1727年乔治二世加冕时，许多地方中心城市的辉格派和托利派积极分子，为此组织了各自独立和相互竞争的欢庆活动。与之相反，在1821年乔治四世加冕、1831年威廉四世加冕和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加冕时，组织庆典的绝大多数地方委员会，都引人注目地联合了两党，有争议的徽章、标语或颜色都被排除在外。84当然，这并不是他们自然而然就两相情愿的事。但现在非常明显，官方希望他们最好能协调一致。
出于同样的原因，在所有宗教场所，而不仅仅只在新教教堂，为皇家庆典举行特殊宗教仪式也变得常见：“主教座堂、大教堂、教区教堂、非国教徒的礼拜堂、卫理公会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小教堂以及犹太教徒的会堂”，《泰晤士报》在1809年五十周年庆典时一一列举说，“都在这个非常令人关注时刻开放”。《日报》则承认：“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家庭为……人民之父……庄平祈祷和感恩。”85尽管王室还没有同意解放天主教和犹太教徒，但现在在爱国表演中已经牢牢植入了宗教多元性，并直接得到王室自身的鼓励。例如，乔治三世的好几个儿子，都推波助澜地正式造访了越来越受欢迎的伦敦犹太教会堂，哪怕仅仅只是因为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犹太人在购买国债方面举足轻重。86
皇家庆典这套事物的中心，远远比乔治三世继位前更加显赫，更加稳定。后来的君主可能会继续上演微不足道的美学反叛——乔治四世拆毁了丘园堡，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卖掉了布莱顿馆——但他们谁都不怀疑，真正重要的是温莎堡和白金汉宫，两者现在都装饰豪华、地位稳固，足以媲美欧洲大陆的任何一座宫殿。乔治四世作为摄政王和国王，从王室专款中拨了165万英镑，还从自己的资金中拨了更多经费，来进一步扩建这两座宫殿，并翻修汉诺威王朝在苏格兰的大本营，即荷里路德宫。他还从议会巧取了78.7万英镑，来打造摄政街、大理石拱门、特拉法加广场、大英博物馆扩建工程、新造币厂和罗伯特·斯默克设计的一座新建筑，“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邮政局”。87他自己和约翰·纳什计划用大理石装饰首都，但从未完全实现。但伦敦现在被装点成50年前无法想象的庆典舞台。在法国战争中暴富的财阀也领导了这场变革，他们珍视这座城市作为世界帝国首府的地位。回望1760、1770年代，伦敦的市议会还在请愿书中痛斥国王，支持约翰·威尔克斯并反对美洲战争。现在，这座城市的管理者为皇家宴会慷慨解囊，只要他们愿意接受，就尽可能给更多地为王室成员颁发荣誉市民权，并投资制作在皇家庆典的所有场合使用的特殊标语，上面绣着S.P.Q.L这样的字母。作为这座新罗马城的市民领袖，他们需要自己的凯撒，并准备着为他设宴庆贺。88
但对英国的大部分民众来说，与其说真正重要的是这些物质上的进展，毋宁说是王室身上发展演进出的一种新魔力和神秘性。埃德蒙·柏克的《法国革命论》（1790年）的精华，是抨击国王只能通过他们对国民的用处来加以评价这样的观念。他正确地分析说，君主制永远不能仅靠宪法的抽象概念而幸存。它如果要繁荣昌盛，就需要浪漫、魔力、非理性和盲目的忠诚。它还需要一副人的面孔，以“在人的身上……得到表达”。89为了达到这些目的，为王室辩护的人不能仅仅只强调因为他是一个新教徒和一个符合宪法的君主，乔治三世的统治得到了神的认可。还需要为君主制寻找一个更加人性化的基础。通过赋予关于国王的两种位格的古老的概念以一种新的和更世俗的解释，这一基础也被不失时机地找到。是的，按照这种解释，乔治三世与他的所有臣民都不处在同一个层次，他住在壮丽辉煌的宫殿，是前所未有的庆典活动的支柱；但他也是一个丈夫、一个父亲、一个终将一死的人，他也会生病、衰老，有各种世俗的弱点，因此，在本质上与他的臣民一样。“这是一个重要的真理”，《泰晤士报》在1820年他的葬礼那天宣布，“乔治三世拥有的绝大多数品质……可以被人类的每个阶层模仿和获得”。90这道出了新创造的皇家魅力的本质。与此同时，英国人还被引导着把他们的君主看作一个即独特又具有象征性，即具有仪式上的威仪华贵，又一如既往的平凡，即光彩照人，又和善可亲的人。
这种魅力有助于把乔治三世的弱点转化为力量。通过这种魅力点石成金的方式，乔治三世反复罹患的重病、他逐渐老迈的年纪和他那群自甘堕落的儿子，似乎没有太多地降低君主制的声望，反而增加了公众对国王本人的保护。他变得明显脆弱不堪，同时也变得更吸引人。但这一魅力也充分利用了他毋庸置疑拥有的那些品质：他的品德、他对家庭的挚爱、他在庆典场合之外对广义上的简朴生活的喜爱。正是这些品质，使他有可能被吸收到非常传统的民间传说当中：也就是国王到民众中微服私访，并听取他们质朴意见这样反复出现的虚构故事。从1780年代开始，乔治三世这样做的故事就在报纸和张贴画中越来越常见：
渐渐熟悉之后，农夫不假思索地问绅士，他是否见过国王；在得到肯定回答之后，农夫说：“我们邻居说他是个好人，但穿着非常朴素。”“是的，”国王陛下说，“就像你现在看到的我这样朴素。”然后骑上马继续赶路。91
国王生活的所有这些方面，可能显得非常乏味，对宫廷中那些老于世故的贵族似乎确实如此，但却被为王室辩护的人，甚至他们的一些对手变幻戏法，成了国王深得人心的证据。当吉尔雷描画国王夫妇在火炉前吝啬地吃着煮鸡蛋，或者一份挖苦夏洛特王后的悼文得以发表时（在其中，她被刻画成一个跌入浴缸而死的过于节俭的家庭主妇），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即使是讽刺作家也无可救药地深陷于王室朴实无华这样的神话之中。
王室成员与其他每一个人既相似，同时又有所不同，这个非常有吸引力的神话，由于王室成员明显增多的亲身出游而广为传播。1800年之后，乔治三世本人太虚弱，无力四处旅行，但他众多的儿子——常常因为大宴宾客或令人叹为观止的铺张浪费而被历史学家所忽略——几乎访问了大不列颠的每一个地区，他们在接受各大城市的荣誉市民权时，也沿途听取各地的意见。例如，格洛斯特的威廉王子在1795年前去接受格拉斯哥的荣誉市民权时，也造访了爱丁堡，随后又四处旅行，去接受剑桥（1799年）、利物浦（1804年）、伯明翰（1805年）、布里斯托（1809年）和伦敦（1816年）的荣誉市民权。苏塞克斯公爵以不拘小节闻名，他更富有进取心，不仅接受了巴斯、布里斯托和切斯特这样的主教堂所在城市的荣誉市民权，还造访了威尔士、北方工业区、桑德兰、唐卡斯特以及纽卡斯尔等地。92
图52. 《节制地享受俭朴的膳食》，詹姆斯·吉尔雷，雕版画，1792年
这些访问大都不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皇家巡游那样组织严密。93但它们却使比以往远远更多的英国人见到了王室成员，看到他们长什么样、怎样穿着打扮和言谈举止如何，尽管隔着小心保持的距离。一个目击者对乔治四世1822年访问爱丁堡的描述，揭示了公开露面的王室成员对天真质朴的观众造成的某些影响，这是自1630年代之后治国之君对苏格兰的首次访问：
一排排苍白的脸，带着翘首企盼所造成的实际痛苦，以及第一次瞥见那位被称为国王的人时手足无措的笑容——他是英国国王——苏格兰国王——他们自己的国王！这一刻，是他们生命中第一次，可以把被称为陛下的本人，与他们自童年时代就梦想和想象的那个人的一切加以比较！94
然而魅力再次发挥作用。亲眼见到王室成员本人，这些在当时至少可以说在身体方面并不令人着迷的群体，似乎使这些成员对公众而言更加卓越非凡，而不是相反。
国王们自己可能没有完全认识到，但更加机敏的朝臣和政治家无疑感觉到，围绕英国君主制发展出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成功吸引公众的策略，一种新的爱国意味和一种特殊的征服。参加过滑铁卢战役的老兵，内阁大臣和宫廷红人安格尔西侯爵，在1830年与未来的威廉四世的一次谈话中，令人赞叹地清楚阐明了那种策略：
尊贵的陛下须牢记——您必须维持一个显赫的宫廷……不要让自己太平常，但你一定要在臣民中间经常现身。
换句话说，君主制看起来必须辉煌灿烂，但最重要的是，它必须被人们亲眼所见。
在很久没有看到任何一种像女性一样温和的宫廷之后，这样的宫廷具有无限多的好处。
也就是说，王权必须与家庭生活幸福快乐的表象结合；然而，又不要长久深居宫墙之内：
我认为国王定期造访其王国的各个地区是恰当得体的。95
辉煌的庆典、热爱家庭生活的表象以及无处不在的身影：这就是乔治三世教导和留给继承其王位者的策略。这使他们在迷倒众多英国人的同时，也受到某种风尚的束缚，这就是其成功的代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