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4年6月22日，萨默塞特郡汤顿镇的男女休假一天，庆祝和平降临。他们欢快地纵情于新闻工作者所称的“公众得意洋洋的奢侈表演”之中，不知道还需要另一场大规模战争，才能最终摧毁拿破仑和他的军队。当地穷人尽情享受免费牛肉、啤酒和葡萄干布丁。镇西入口修建了一座凯旋门，上面飘扬的旗帜，宣告约翰牛已经完成使命。穿过这座由帆布和层板建造的不牢固的建筑，走来一支游行队伍：陆海军退伍老兵、志愿者兵团、市民显贵和神职人员、学童、商人团体、裁缝、石匠、煤炭搬运工、木匠、印刷工等等，每队都佩戴或高举着显示其特定职业的标志或旗帜。对没有观察力的人而言，它看起来就像一次典型的市民庆祝活动，意愿良好，排练可能有点不够，而且队伍显然过于冗长。然而在这里，在汤顿的和平庆典中，也在整个大不列颠发生的许多类似事件当中，出现了某种新的和意味深长的事情。
在汤顿的行业团队中，有六个妇女互助会的成员并肩同行。那位被分配到满意的任务，在这一场合扮演威灵顿公爵的资产阶级绅士，其马车中也加入了一位具有同等社会地位，被打扮成不列塔尼亚的女士。在他们后面，不仅体面地跟着一位“可敬的自耕农”，穿戴成约翰牛的样子，还跟着一位来自相同社会背景的妇女，扮演约翰牛夫人。1在社会的各个层面，爱国庆典都被加入了女性元素。就英国而言，这是最近才出现的一个新鲜事物。在过去，妇女在市民游行中，偶尔也充当匿名的道具，扮成自由女神，或者像这里一样，扮成不列塔尼亚。2但她们极少像汤顿的妇女协会那样，有亲自参与游行的权利。而且在美国革命之前，在英国的市民和爱国庆典中，约翰牛夫人也不是一个常见的角色。现在在这里，她与她的“丈夫”约翰牛肩并肩出现，意味着在这个社会，妇女的权利要求正在以一种新的方式得到承认。通过作为当事人而不仅仅只是旁观者参加这场胜利游行，以及参与1814年和1815年整个大不列颠发生的其他许多活动，妇女们宣称，她们也是爱国者，也能够为国家的福利和进步做出积极贡献。然而，英国的女性到底希望成为哪种爱国者？
砸烂女性的镣铐
随着18世纪的演进，对于妇女在社会中的适当地位这一问题的争论，不仅在大不列颠，而且在整个西欧和北美，都愈演愈烈。在所有这些地区，妇女都被正式排除在政治权力的运作之外，而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对她们的限制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其他地方更为严格。1777年，《妇女法则》一书的作者充分总结了妇女的传统地位：“婚姻是妇女身体或法律存在的终结。”除了执政的女王之外，每个妻子都在其丈夫的合法权威统治之下，她的动产也同样如此：“未经其丈夫同意，她不能出租、安排、出售、赠予或转让任何东西。依照法律，她本人必要的衣物饰品也不是她的财产”。3苏格兰的法律在与离婚有关的事务上，对妇女稍微仁慈一点，但在这里，法律也规定，“在婚姻问题上，丈夫获得了对妻子本人的控制力，妻子被认为不具有法律人格”。4在整个大不列颠，所有这一切最终的结果都一样。婚姻剥夺了妇女的独立身份和财产自主权，根据定义，妇女不是公民，也永远不能指望拥有政治权利。一个苏格兰人在1779年解释说，“在英国”，
我们允许一个女人登上我们的王位，但根据法律和习俗，我们禁止女人参与其他政府部门，她只可居于家中，似乎在执掌国家和她自己的厨房事务之间，没有一个公共职位，是妇女的天赋和能力所能应付的。我们既不让妇女主持我们的圣坛、在我们的议会辩论，也不让她们在战场上为我们而战。5
在大不列颠，妇女的政治行动自由只可能以一种最凄惨的方式得到正式承认。如果她犯了叛国罪，她会被审讯和处以火刑（而不会像男性叛国者那样被开膛破肚）。一个英国女性可以为密谋叛国而受罚，但根据法律，她永远不能在这个国家扮演一个积极爱国者的角色。
法律尽管不是一无是处，但很少充分反映社会现实。英国妇女的实际地位，比法律全书反映的情况更加多样化，而且越来越变动不居。许多成年女性，可能绝大多数贫穷妇女，都在为薪水而工作，从事农业、棉织业、家政服务、商店销售、矿业，从事她们可能获得的任何一种职业。如果她们单身或丧偶，她们就可以合法占有她们的薪水和可能得到的其他任何财产。而且如果她们的父母富有而考虑周全，即使已婚的妇女也能拥有婚前置于她们名下，她们的丈夫在婚后也不能动用的财产。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女性与她们的绝大多数男性同胞地位相当。她们可以适当拥有一些自己名下的财产。但在现有的代议体制下，她们没有投票权。这也是18世纪下半叶男性对女性的主张变得越来越焦虑的原因之一。如果没有土地只有动产的男士如他们在1760年代那样，开始为进入政治进程而摩拳擦掌，如果一些激进分子如他们在1780年代那样，进一步提出了男性普选权的要求，又拿什么来阻止单身或丧偶女性，甚至最终可能还有已婚妇女，争取获得相似的权利？积极向上和政治上雄心勃勃的英国男士，在使他们要求积极公民权的主张合法化时，是如何把妇女排除在外的？
其回答之一是重新强调男性和女性之间在身体、智力、情感和职责上的差异。让-雅克·卢梭的《爱弥儿》（1762年），在1770年之前至少出现了五种不同的英文译本，只不过是这类对性别高度两极分化的处理中最耀眼的成功作品之一。卢梭声称，女人天生就应当服从。她没那么聪明，身体也较弱，本质上是一个相对存在的生物，对男人们的依赖多过他们对她的依赖。然而她对国家福祉的贡献，实际上，与男人们的贡献一样至关重要，但在本质上必然有所不同。其王国的边界被限定在家庭之内。这是她对其丈夫施加温柔以及启发性影响，培养下一代、给她的孩子们哺乳和灌输爱国美德之地。那些为了外面的世界而忽略其家庭，把其婴儿交给外人看管，或者最糟糕的，是控制生育的女性，危害了国家，也违背了她们自己的本性。那些谋求任何一种公众承认的妇女们，也同样如此。卢梭认为，“即使她确实拥有天分，她的任何自负都会贬低它们。她的尊严在于保持默默无闻；她的荣耀是其丈夫的尊重，她最大的快乐是家庭幸福”。6她对国家福祉的贡献本质上是私人领域的，而且始终是间接的。
事实证明，卢梭的性别政治在英国影响巨大，不但在詹姆斯·福代斯、汉娜·莫尔和简·奥斯汀这样的保守道德家中间，也几乎违背其意愿地影响了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她发现完全避开男性和女性的领域各自独立这个概念既不太可能，也不受欢迎：“男人必须履行公民职责，否者就会受到鄙视”，她在《为女权辩护》（1792年）一书中写道，而“……当他受雇于市民生活的任何一个部门时，他的妻子也是一个积极的市民，应当同样致力于管好家庭，教育孩子和帮助邻居”。7对许多人来说，各自领域独立这样的学说，提供了一个再保险，即尽管男士权利的变化可能必要和迫切，但都无须和不应当让妇女在家庭内外的地位发生相应的改变，尽管对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而言并非如此。
实际上，对一些人而言，大不列颠的福祉使妇女继续按照传统方式行事变得绝对至关重要。狂热崇拜母性的生育能力，极大地吸引了那些相信英国的人口在下降（1800年人口普查之前，有许多人都这么认为），以及那些只想有更多婴儿顺利诞生，以便在与法国竞争时能有更多炮灰的人。这一特殊考虑随着欧洲战争规模的扩大而被进一步强化，从这个世纪中叶在伦敦和其他地方如雨后春笋般为穷人新建的大量妇产医院，证明了这一点。出于实际，同时也有人道方面的原因，鼓励妇女生育、大力宣传母亲喂养优于奶妈喂养的好处、拯救弃婴和孤儿，所有这些事业在18世纪下半叶都越来越吸引英国的立法者、权威评论家和慈善团体。8“居家已婚妇女分娩后救助协会”，是威尔士亲王于1780年代在伦敦资助建立的一个新潮的慈善机构，其座右铭坦率而典型：“儿童越多，国家越强！”
随着越来越多女性抛头露面积极在外活动，对妇女继续留在家庭领域生儿育女、忙碌并为此心满意足的渴望在英国反而越来越强烈。城镇总是变化的风向标和推动者。女性构成了城市人口的主体，在社会阶层的一端当女仆、商店和酒馆女工、流民和妓女；另一方面，又被乡村不能提供的舒适设施，如剧院、会堂、借书馆、音乐厅、优雅的广场和诱人的橱窗商店等吸引，前往定居和探访。9随着城市化率的提升，道学家越来越焦虑其对女性面貌和行为举止的影响。他们担心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妇女放弃乡村的安宁和监管，在城市里受雇当家庭女仆。他们更担心女仆数量的增加所预示的东西，即女性的闲暇不再只是出身名门或大富大贵之人的特权这样的事实。从繁重的家庭职责中解脱之后，中产阶级的妻子和女儿，甚至小商贩的妻子和女儿，更容易沉迷于物质消费和华而不实的东西。他们可能接触到新的和不体面的观念。她们可能像谢里丹笔下的莉迪娅·兰瑰嬉那样，阅读不健康的小说，或者更糟糕的是，书写这样的小说。（当然，越来越多的妇女两样都做。）他们可能会在没有丈夫和父亲的监督下，碰到别的男子。她们可能不再纯洁无瑕。
城市化进展和对两性角色的忧虑，这二者之间的紧密联系，在苏格兰体现得非常明显，在那里，爱丁堡、阿伯丁、格拉斯哥和其他许多小城镇的发展，可以通过妇女行为举止堕落这样的悲观言论出现的频率来衡量。凯姆斯勋爵担心，现在有那么多妇女在家庭之外纵情享受，以后谁来生孩子？10爱丁堡大学医学教授约翰·格里高里认为，公共场所“并不适合人们相互了解”。妻子尤其是女儿们，最好能在男性家长庇护下进行社交活动。1776年，阿伯丁神学家詹姆斯·福代斯奉承说，妇女是社会的“主要源泉”，但之所以把她们限定在一个令人满意的角色和一个单独的领域，主要是因为：“理性之子只与美德之女交谈”。11历史学家詹姆斯·拉姆齐回忆说，苏格兰妇女“最闪亮的抛头露面是在葬礼上”。现在，“随着剧场、聚会厅和音乐厅的出现，女性的行为举止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12
到拉姆齐写这段话的时候，在这些城镇自身出现了对女性参与社交更为严密的监控。在1750年代，爱丁堡的一个会堂曾经由一个女人，即曼斯菲尔德勋爵的姐姐执掌，其客户名册曾经“在任何时候都向女士开放”。到1780年代，这座城市有三个会堂。但位于新城那个最时尚的会堂，由一名男性管理者经营，其章程特别禁止“不着女装的年轻女士”入内。13这段时间对女扮男装的忧虑特别突出，现在看来有些杞人忧天。现实情况只不过是一小撮时尚的妇女，在紧身裙装外面，套了某款男士骑服，以便参加散步、骑马和郊游等户外活动。然而，许多关注这一主题的讽刺画表明，一些女士正在改变的外形轮廓，被看作进一步证明了世界正在发生的危险变化。经常发生的情况是，这一时期对于妇女地位的争论，成了更广泛之忧虑的交会点。在国外战争与革命，以及国内社会和经济加速转变的巨大压力之下，英国人抓住相对不那么巨大的妇女地位的改变，把其视为所有令人不安和具有颠覆性之变化的一个表征。
1784年威斯敏斯特区竞选国会议员的旷日持久的运动，显示了这样的反应到底能有多激烈。这是美洲战争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也是英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妇女地位成了演说、民谣、新闻出版物中激烈争论的政治话题。有趣的是，在某种层面，争论主要集中在女佣身上。首相小威廉·皮特提议向她们的雇主征税，从而承认了她们在当时已普遍存在。女佣们自身认为这有可能危及她们的工作，威斯敏斯特的反对派竞选人查理·詹姆斯·福克斯不失时机地游说大家反对这一提案。但远远吸引更多关注的，是来自广泛社会背景的妇女，尤其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
图53. 《一位女士载着一名轻步兵团军官驶向考克斯-黑斯》， 一幅讽刺女扮男装的画作，约1780年
直到最近，我们对德文郡公爵夫人乔治亚娜的真实情况都知之甚少，可能还把她称作“贵族的一个上等妓女”，这是英国史学界残存的男性至上主义的一个标志。14当时的人们对她了解更深。当她1806年去世时，一则讣告把她描述为“广泛阅读了各个国家的历史和政治”，并给予适当恭维。她似乎的确曾经如饥似渴地阅读，并对政治观念和政治人物着迷。我们知道她是卢梭的狂热信徒，阅读他的著作，当然是法文版原著；她对妇女教育的新思想非常感兴趣，聘请约翰逊的朋友和很有影响的作家、令人尊敬的萨拉·特里默的女儿来担任她孩子的家庭女教师。尽管她很聪明，亲自写了至少一本成功的小说，但她仍然时时感觉无聊。她在16岁时，很大程度上是遵父母之命，与傲慢、无趣、拈花惹草和完全不思进取的第五代德文郡公爵威廉·卡文迪什结婚，生活“在实际上无所事事的不断忙碌当中”。一定程度上因为这样，她成了一名热情的辉格党人，在伦敦扮演了一位政治交际花，与一些重要人物鸿雁传书和绯闻不断，同时充当了福克斯和威尔士亲王的柏拉图式红颜知己。（只是到后来才与以后提出《改革法案》的格雷勋爵通奸。）15在这个意义上，乔治亚娜并不比其他许多总是能在幕后发挥一定政治影响的贵族妇女出格。但在威斯敏斯特的选举当中，她跨越了雷池，从能被接受的妇女对男性政治家的私人影响，步入了不能被接受的自主和政治上公开的行动。
富家和贵族妇女在选举时为男亲属拉票并不稀罕。16乔治亚娜的母亲，稳重和非常虔诚的斯宾塞伯爵夫人，就曾在北安普顿自治市为儿子拉票，把这看作是她家庭责任完全合理的延伸，并不离经叛道。但乔治亚娜在1784年投身威斯敏斯特选举，却在两个重要方面打破先例。不言而喻，威斯敏斯特不是一个家族的自治市。它也不是乡村，或远离公众视线的穷乡僻壤。它是国会大厦所在的选区，就其选民而言，它是大不列颠最大和最民主的自治市，也最有可能吸引媒体关注。此外，她支持的候选人查理·詹姆斯·福克斯，跟她没有血缘关系。他是下议院极具争议的辉格党反对派领袖，一个赌徒和浪子，君主制的激烈批评者，当时主张一种以家庭为单位的普遍选举权，甚至准备在1797提出，受过良好教育的妇女理所应当拥有投票权。17乔治亚娜在户外而不只是在辉格派整洁、幽闭的市内府邸支持他，从而被公开指责是他的情妇；人们还指责她对政治进程的干预，是出于信念而不是出于女性对个别人的依附。这一指控千真万确，她用来为自己辩护的语言，表明她非常清楚自己面临的障碍，以及她需要多么坚强才能跨越这些障碍：“面对政治，我既平静又得体”，她在竞选期间安慰她母亲，“……真的，并非自作聪明，事态正在为惯例敲响警钟”。后来又说，“这是一个令人讨厌的话题，然而全面考虑，率性而为，它又是人们必须思考和感受的一个话题”。18
图54. 《德文郡娱乐》，佚名，1784年
1784年，讽刺她竞选活动的许多漫画见诸报端，大都带有敌意，通常仅以其肤浅的淫秽内容引人关注。有人声称，公爵夫人通过性交易来为福克斯拉选票，但事实上，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是女性参与公共领域有违常理，才使漫画家们反复纠缠这一话题，而一个贵族的妻子打破阶级界限拥抱平民投票者的形象，充其量也只不过是这种更大程度上违背公认秩序的一部分。在一份名为《政治情感》的刊物上，画着公爵夫人把一只狐狸紧紧搂在胸前，而她饥饿的孩子却嗷嗷待哺。其寓意很明显，她为了干预公共领域而置她自己的私人情感领域于不顾；另一幅漫画也切中要害，显示倒霉的德文郡公爵在孩子的母亲不在时，正不得不给孩子换尿布。这幅漫画被分为两部分，模仿了想象中男人和女人各自操持的两个领域。但他们的角色发生了戏剧性转换。公爵在局促的家里照看着孩子的光屁股，身后是寓意自己因妻子和他人有染而长出牛角的肖像画；而公爵夫人则像她在1784年的几乎所有漫画中的形象一样，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披头散发、衣襟飘舞、吊带脱落，自由之棒的顶上端着福克斯的头颅，她手上还攥着两根像男性生殖器一样的狐狸尾巴。
但有一幅匿名的素描，可能最强有力地评价了公爵夫人不合常理的努力，画中她半张强打精神和浓妆艳抹的脸，与查理·詹姆斯·福克斯的半张阴郁和不修边幅的面容拼接在一起，当然只有部分吻合。漫画下面的打油诗清楚地指出，关键点不只是他们的结合离经叛道，甚至骇人听闻，而在于粗暴和恶毒的男性政治家与假笑和时髦的女性气质之间泾渭分明，完全水火不相容。而且男政治家与想成为女政治家的人之间的组合既无法用视觉形象来表现，同样也难以用言语来表达。在威斯敏斯特选举期间，对他的支持者而言，福克斯是杰出的“人民之子”、改革家和民主人士。而假如公爵夫人用类似的头衔，就成了人民之女，正如她的批评者指出的那样，这意味着她在宣布自己是一名娼妓。同一个英语称谓，令男性公众人物风光无限，却把女性公众人物贬为了妓女。
图55. 《亲密无间，或称面具》，佚名，1784年
乔治亚娜的支持者竭尽全力也无法找到一种满意的方式，来解释和令她的努力合法化。一个作家尖刻地嘲讽这种观念，认为“高洁的妇女与国事无关（而且）……除了做布丁之外，绝不踏出育婴房半步”。19但其他许多人对公爵夫人的美貌、优雅和与福克斯纯洁的友谊津津乐道，从而把她对政治理念的支持，转化为一种更容易被人接受和多情的对个人的依恋。甚至进而把她升华为缪斯。在为她辩护的漫画中，她在自由和名望女神陪伴下，接受不列塔尼亚献上的月桂花环，或者在衣装松垮掉落的真理和美德女神的搀扶下，站在匍匐在地的名为“丑闻”的尸体之上。这样的构思正是为她的行动正名的另一种而且非常有用的方式。她被美德女神牵着手（美德女神们在画中总是拉着她的手，似乎约束着她的身体），完全成了另一个可以被当作一个符号来加以膜拜的女性象征，又不以任何方式挑战甚至谈到当时妇女在国家中之地位的观念。当1784年5月最终宣布福克斯代表威斯敏斯特当选下院议员时，他的支持者举行了一次庆祝游行，途经位于皮卡迪利的德文郡府邸。德文郡公爵夫人的马车也一同参加了游行，车顶上悬挂着写有“女性爱国者专用”的旗帜。即便福克斯阵营中与乔治亚娜共事的人，也无法承认她属于那种可以囊括男人和女人的单一和共有的爱国主义阶层。就马车本身而言，它是空的。20在1790年的下一届大选时，乔治亚娜远离城市，被吓得畏缩在沉默和私人生活当中。
图56. 《被尊奉为神的公爵夫人》，佚名，1784年
图57. 《在拉票成功后，前往竞选讲坛的游行》， 托马斯·罗兰森，1784年
威斯敏斯特的选举本是一桩小事，但它集中体现了美国革命之后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里，英国和其他地方妇女地位的一个重要悖论。一方面，这个小插曲充分证明，这个时期对妇女的行动自由越来越焦虑，对其严加控制的决心也越来越强。尤其是，报刊、艺术品和人们的谈话，比以往远远更强调需要把妇女排除在公共生活之外。1778年，即德文郡公爵夫人受人嘲笑之前六年，下议院禁止妇女在旁听席或议员席听取辩论，从18世纪初开始，她们一直很喜欢这样做。而在本书所讨论的这段时期末的1832年，妇女被排除在普选权外被《改革法案》正式确证，特别规定只有符合资格的“成年男子”才有投票权——在此之前，这只是被认为理所当然而予以默认。21在此期间，英国妇女将被淹没在各种规范文件当中，警告她们说她们属于私人领域，那里才是她们应该待的地方。在威斯敏斯特选举结束前一个月，一位男性作家在《淑女杂志》中趾高气扬地说，“如同存在特定的职业一样”，
也有适合不同性别谈论的特定话题；众多男性中一位非常伟大的法官曾经对我说，政治属于男人，听女人恶毒地谈论一派或另一派，就像我们听一个男人反对一对花边饰带的裁剪方式一样不合适。22
我们已经看到，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大不列颠的既有秩序受到挑战时，需要重树皇室的排场和贵族的权力加以应对。同样是这些危机——在美洲的失败、法国革命和英国自身经济和社会前所未有的变化速度——也激发人们重申两性之间的差异和女性屈从的必要性，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有人认为，这个时期见证了英国还有其他地方妇女公共角色实际的收缩，以及妇女被前所未有地限制在私人领域，在我看来，这些人混淆了愤怒的争论及象征性姿态，与真实发生的状况。23是的，1778年之后，下院禁止妇女旁听其辩论。但在那之前，也只有极少数贵族妇女在那里旁听；而在那之后想去偷听的人，似乎也能找到门路。是的，1832年的《改革法案》明令禁止妇女参与投票。但即使是在被正式禁止之前，妇女也不能参与投票。是的，德文郡公爵夫人在1784年受到粗暴对待。但显然引人关注的，是她在威斯敏斯特选举中积极活跃，一马当先，顺便说一句，其他许多时髦的女性并没有受到如此多的抨击。恰恰是公爵夫人受到的激烈反对本身，是一种失控。它比其他任何事物更加雄辩地证明，在英国，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所谓分界线，实际上并不稳固，而且越来越如此。
与此同时，两性各自独立的活动领域，在理论上的规定越来越多，但在实践中却被日益突破。美洲战争之后的半个世纪，将见证英国妇女公共和爱国活动领域的显著扩张，以及这些活动被看待和合法化的方式发生改变。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妇女，将投身于支持战争的积极行动。妇女也将为日益频繁的皇家庆典做出重大贡献。即使最传统的英国妇女也将同意，正式剥夺她们的积极公民权，并不能剥夺她们承担爱国职责——这也是某种政治职责。
战争与性别
以往男人奔赴前线和妇女待在家中的所有传统战争，关注的焦点都是两性之间的区别。但对抗革命和拿破仑法国的战争，把这推到了极致，并且有其特殊的原因。我们看到，18世纪的英国人，常常通过与他们所看到的构成法国特征和风格的东西相对立，以此来界定自己。而且即使是在1789之前，不管作家们的政治立场如何，他们在谈论女性正当的操守时，都习以为常地用想象中法国妇女的行为举止，来例证英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东西。约翰·安德鲁斯在1783年评论说，法国妇女比她们海峡对岸的姐妹牙齿更白，但这一小小优点，被她们的浓妆艳抹所抵消。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法国女人太虚荣、太轻浮、太自我放纵，过于沉迷肉欲，因而不能成为理性而谦逊的女性楷模。24然而通常来自于男士的最常见也更严重的指控是：法国妇女拥有太多不正当的权力。
通过男女齐聚一堂交流文化和科学思想的巴黎沙龙，一小撮法国妇女获得了思想自主的权力。保守的福音教徒托马斯·吉斯伯恩写道，这样的女人被证明“最没有资格做妻子”，但幸好“……在大不列颠的天空下，很少看到这种现象”。25他对想象中法国妇女的另一个特征也感到不满。因为法国是一个绝对君主制国家，没有负责的代议机构，因此那里的女人能够利用她们在宫廷中受宠，来参与国王同样还有大臣们的政治阴谋。尽管英国宪制的优越性，连同其受到限制的君主制和全部由男性组成的议会，可以因此把具有相似地位的女人远远阻挡在高层政治之外，但从德文郡公爵夫人等女流的行动中，吉斯伯恩也看到了迫在眉睫的腐败迹象：
长期以来，只要环境许可，巴黎的……模式就会被伦敦仿效。上流社会的贵妇敢于追逐浮华或幻梦；与之相应，认识她们的女人也会研究和效法她们，这些人虽然只能卑微地站在远处，但她们所处的位置让她们有机会亦步亦趋。即使与政治圈毫无关联的妇女，也会被上层传递的热情所激励；她们汲取了那种政治好恶的精髓；借助热情，她们只从其偶像身上模仿了她们有能力仿效的部分，这种热情表明，她们在攀比中落下风，并不是因为缺乏野心。26
正如1789年之后法国的雅各宾派那样，英国道学家谴责法国旧制度让妇女拥有不自然的突出地位。27詹姆斯·福代斯在1776年断言：“在法国，妇女地位优越：她们统治着从宫廷到乡村的所有地方。”七年之后，他的苏格兰同胞约翰·安德鲁斯附和说：“她们现在满脑子都是权力和统治欲望，并让她们曾经特有的情感依恋荡然无存。”28以这种方式把“不恰当的”女性行为描述为法国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论辩策略：英国道学家可以藉此强调他们认为这些行为多么异类和不受欢迎。女人想要像男人一样行事显然不正常。为了向英国听众讲明这一点，还有什么比把这种不恰当的举止刻画成法国人独有更好的方式？
但与反法情绪交织在一起的对性别角色的偏见，也在一个更深和不那么理性的层面奏效。当时有一种感觉——可能现在仍然有，即英国人认为自己本质上属于一种“男性”文化——率直、豪爽、理性和近乎市侩的现实，与本质上“女性”的法国——敏感、思想多虑，陶醉于高级时装、美食和排场，也沉迷于闺房政治必然干预其中的性欲——永远敌对。所有这些复杂的偏见，只不过是捕风捉影，使英国的保守派尤其把法国革命的爆发，视为一种可怕的证明，证明如果允许妇女在她们正当的领域之外游荡，危险就会接踵而至。
革命的真实事件使这一分析更吸引人。1789年10月，巴黎市集妇女因饥荒而陷入疯狂，进军凡尔赛，袭击法国王室的住所，强迫他们离开宫殿，在警卫护送下回到首都。这是“地狱的怒火，从最恶毒的女人身上宣泄出来”，这是埃德蒙·柏克的《法国革命论》（1790年）对她们的描述。但这部容易引起争议的杰作更有影响的部分，是他对市集妇女的受害者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描述，她逃脱了她们的魔爪，像一个淑女应当的那样，在“国王和丈夫的脚下”寻求庇护：
从我见到这位法国王后距今已有十六七年……无疑在这个星球上，几乎没有什么景象比她看上去更令人愉悦……像晨星闪耀，充满活力、光彩和喜悦……我几乎做梦都想不到，在我有生之年，在一个豪侠的国度，在一个君子和骑士的国度，会看到这样的灾难降临到她头上。我想即使是可能冒犯她的不敬一瞥，也必定招致万剑出鞘的报复。——但骑士时代已经落幕。——继之而起的，是诡辩家、经济学家和算计之人的时代；而欧洲的荣耀已一去不复返……在这样的事物格局中，一个国王只不过是一个男人；一个王后只不过是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只不过是一个动物；而且不是一个最高级的动物。通常以这种方式向女性表达的所有敬意，不以特殊的眼光看待，都会被看作是离奇和荒谬之事。29
尽管一般而言，现在把柏克的《法国革命论》对保守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影响视为理所当然，但这个令其同时代人印象极为深刻的段落，常常被斥之为言过其实的浪漫主义，并无些许深意。然而如果有人想要求证琼·斯科特的论点，即“性别是被反复提到的话题之一，人们曾经据此构想、合法化和批判政治权力”，柏克的这段话就是强有力的证据。30像受到启蒙运动感染的大多数思想家一样，柏克习惯于通过一种文明对待妇女的方式，来衡量这种文明的品质。对他而言，劳动妇女胆敢在公共事件中率先发难，以及同时也是一个妻子和母亲的王后被强行赶出家门，这两种现象都同样证明了法国的事件有可能会破坏他所熟知和珍视的社会。尊重君主制、尊重社会等级和宗教信仰、尊重两性的合理秩序：对柏克而言，所有这些东西都息息相关，并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威胁。
因为在一个被认为特别“女性化”和容易受女人影响的国家，爆发了一场越来越激烈的革命，也因为女人在这场革命的最初阶段积极参与，以及玛丽-安托瓦内特众所周知的宿命——由于这些原因，在1793年与法国的战争爆发之后，英国此前就有的对妇女地位的忧虑，变得更加强烈，这便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了。为了良好秩序和政治稳定，有必要维持两性各自独立的活动领域，坚持这一观点的行为手册、布道、训诫、小说和报刊文章，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地把男人和女人们淹没其中，女性尤甚。31保守的托利派牧师理查德·波尔威尔声称，女人应当记住，“质朴的脸红始终比自信的思想之光更有魅力”。32妇女参与射击练习以防法国入侵的报道，令爱丁堡的一位绅士心神不宁，他写道，“自然的羞怯和亲切的温柔”，是女人的本质特征：“……让她们把军事职责和保卫民族尊严的任务留给其父亲、兄弟和男同胞”。托马斯·吉斯伯恩在其最畅销的作品《论女性的职责》（1796年）中指出，女人永远不要忘了伯里克利对雅典的主妇们说的话：“珍惜你们本能的谦虚；把不成为公众谈论的对象，看作你们最高的荣誉”。33
尽管她们被要求毫不含糊地以女人的方式去观察、感觉和行事，但与此同时，在实践中，许多英国女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参与到公共领域，尤其是爱国活动当中。这并不意味着大多数妇女，比大多数男人更一成不变地支持反对革命与拿破仑法国的战争。她们并非如此。有大量证据表明，在所有社会阶层，认为战争始终不道德，或认为这次反法战争尤为错误和难以忍受的妇女大有人在。一些更平庸的妇女只是憎恨政府占用了她们的男人，她们隐匿逃兵，使丈夫致残以免于应征入伍，并参与抵制征兵的暴动——至少在苏格兰是如此。34但这些都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即妇女在这次冲突中，比英国以往任何一次战争都更突出地位列传统爱国者的行列。而威斯敏斯特的政治家在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例如1804年，威廉·温德姆提醒下议院说，军事胜利将依靠平民的努力，而不只是武装力量：
我们无须为此进一步寻找证据，只要问一问这个社会的另一半，也就是妇女，她们当然不用参军，但问问她们对提升军队士气的影响就可以了。35
在许多情况下，那些支持战争的妇女的确鼓舞士气，其动机与她们的男人们一样：出于传统的沙文主义，出于意识形态的信念，出于害怕法国入侵或害怕国内革命，甚至出于与其邻居保持一致。但女性爱国主义也有更特殊的源头。许多妇女，而不仅仅是贵妇，似乎相信，她们自己的安全和家庭的安全，在这次反法战争中，受到了在此前的冲突中所从未有过的威胁。其部分原因在于，在这次战争中，法国入侵英国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得多。但玛丽-安托瓦内特和法国王室家族其他人所遭受的屠戮，也是女性焦虑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我们现在已习惯了暗杀杰出女性的企图，和战争与革命时，普通妇女和男人一起被杀的情形，很容易忘记断头台贪婪残害妇女而不仅只是男性牺牲者的神话，尤其是法国王后被推上断头台，在1790年代引起了多么大的轰动。36自16世纪初亨利八世的妻子被处决以来，还从没有过社会等级如此高的女性被公开审判和公开处决（请记住，苏格兰的玛丽女王是被体面地秘密处死）。读写和通信水平的大幅提高，使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恐怖的死亡方式，比早先那些女人的死更广为人知和令人感伤：它简直令人震惊。埃德蒙·柏克指出，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引发了一些问题，即到底是什么使女性容易受到攻击，以及妇女到底有多安全？
如果一个女人可以被指控包括虐待子女在内的诸多罪行，在经过非法审判之后被粗暴处死，还有别的什么可能会降临到其女性成员身上？英国人描述玛丽-安托瓦内特之死的语言，常常使用强暴的景象，这并非偶然。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为例，她远远不是一个同情王室的保皇派，她这样描述暴徒闯入王后在杜伊勒里的寝宫：
圣洁的休憩之所，烦恼和疲乏的庇护之地，一个女人的贞德庙，我只把王后当作一个女人，她安然入睡、侧身其中忘记尘世烦忧的榻卧之处，被那些要置人于死地的狂怒之徒侵犯了。37
在这里，玛丽-安托瓦内特的毁灭，被重新想象成一次漫长和公开的强奸暴行。
并非每个人都如此极端地看待问题。但在富人中间——而且，我怀疑，在更大范围内——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陨落、被监禁、审判和行刑，以一种其丈夫路易十六之死未曾有过的方式，令人感到万念俱灰。“王后死亡的景象不断浮现在我眼前”，德文郡公爵夫人写道；“法国王后未尝有片刻不浮现在我脑海”，贺拉斯·沃波尔宣称，“……他们令她永垂不朽”；这种高度情绪化的反应非常普遍。38在法国广为流传的玛丽-安托瓦内特臭名昭著的腐败、不忠、同性恋和与儿子乱伦的故事，在英国并不流行，即使为人所知，似乎也只是加深了对她命运的恐惧感。汉娜·莫尔不是王后的崇拜者，她在听到乱伦的指控时写道：“简直是恶魔，如果他们处心积虑为她罗织每一项莫须有的罪名来妖魔化她，欲加之罪又何患无辞”。39
在英国保守派发行的大量令人恐怖的宣传资料中，玛丽-安托瓦内特及其家人的命运，似乎的确令很多妇女震惊，促使她们把这场与法国的战争，视为一项与其自身福利和地位息息相关的事业。40如果法兰西共和国把海峡此岸的孔多塞和彼岸的沃斯通克拉夫特这样的激进分子所倡导的那种文明和教育进步，拓展到其女性人口的话，她们的反应或许会更加复杂。当然，这样的情形没有发生。玛丽—安托瓦内特在1793年10月被处死，仅两周之后，法国政府禁止了所有女性政治团体。11月，罗兰夫人和奥伦比·德·古日等共和派巾帼领袖被送上断头台。而1804年，《拿破仑法典》明确强化了丈夫和父亲对妻子和女儿的权威。法国大革命似乎前所未有地把妇女暴露在政治暴行面前，但反过来给她们的实际好处，如果有的话，也微乎其微。实际上，甚至可以说剥夺了她们某些东西。琼·兰德斯和其他人已指出，法国大革命的许多语言和意象，要求人们服从一个不具有人格的国家，重于更加家庭的和人性的关系，这在其初期尤甚。41对新法兰西共和国严酷命令的职责，现在被置于对家庭的忠诚之上，而这是大多数妇女能发挥影响的唯一领域。面对这种状况，消息更为灵通的英国妇女可能已完全下定决心，支持这场反法战争，不仅出于谨慎，也与其安全攸关。“全世界可能都在打仗”，利蒂希娅·霍金斯在1793年指出，
但连其传言甚至都未曾到达英国妇女耳边——帝国可能丧失，政府会被推翻，而她可能仍然继续平静地待在家里；她天生的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换他的统治者，而她既感觉不到变化，也感觉不到苦难。42
在大不列颠，妇女处于从属地位并受到限制。但她至少也是安全的。
在战争期间，爱国宣传孜孜不倦地演奏着英国妇女特别安全和她们受到法国人威胁的双重旋律。小册子作家、漫画家，最重要是神职人员，历数了落到入侵的法军手中将遭遇的掠夺、屠杀和强奸威胁，此举显然非常奏效。1797年，一小股在彭布鲁克郡菲什加德登陆的法国远征军被围捕之后，俘虏必须加以保护，以免受到愤怒的当地居民，尤其是怒不可遏的妇女伤害。负责把法国战俘押往伦敦的考德勋爵报告说，“妇女比男人吵得更凶，做着割断他们喉咙的各种手势，并希望我不要自找麻烦押着他们继续前进”。43在1798年9月，即法国似乎比平常更有可能入侵英国之时，我们在莱斯特郡妇女身上，似乎也能察觉到大致相同的愤怒不安。政府敦促（但不能强迫）莱斯特郡民兵志愿加入镇压当时爱尔兰叛乱的军事行动。只有一半民兵愿意响应，其他人则回到他们舒适的本地尽责，行军途中穿过县城。他们遭遇了“最明显的鄙视”，尤其是妇女的鄙视。44这不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去作战，更因为他们没有到爱尔兰去作战，对觊觎英国本土的任何一支法军而言，爱尔兰都是一个合乎逻辑的跳板。当莱斯特妇女嘲笑这些路过的民兵时，她们谴责的是她们本郡的男人，因为他们没有男子汉气概，也没有尽到保护她们的爱国职责；因为他们再次唤起了对骑士时代可能已经终结的恐惧。
但女人对与革命和拿破仑法国之间的战争感兴趣，也有一些更积极而不那么消极的原因，性无疑是其中之一。数量前所未有的男人身着军服，在大不列颠每个地区行军、检阅和实战演习，为许多妇女通常平静和周而复始的生活，带来了一阵兴奋愉悦的激动之情。可能还有人记得，在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1813年）中，当一个民兵团驻扎在离贝内特夫人家步行可达的距离之内时，她和她那群傻女儿们作何反应。15岁的利迪雅·贝内特梦想着“营地的一切辉煌；一排排帐篷美丽整齐地伸展开来，住满了身着鲜红色炫目军服的青年人和小伙子”，而精明的贝内特夫人幻想着“某个年收入五六千英镑、潇洒年轻的上校”突然真真切切地把她的某个女孩从她的手中牵走；这种想法在战争年代，在小说之外，在英国平民以及中产阶级中，引起了广泛共鸣。威廉·罗博顿是一个观察力敏锐并有点文化的纺织工人，在曼彻斯特附近的奥德姆生活和工作，他那文法不通和不可思议保存至今的日记中，反复提到在当地工作的女孩如何挽着士兵的手，如何竭尽所能迫不及待地前去观看每一次新兵检阅。45
就大不列颠而言，对英雄主义的崇拜，在这次战争中比在以往的冲突中远远更为兴盛，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女性的这种热情。仅以夏洛特·勃朗特为例，她从五岁开始，就是威灵顿公爵的狂热崇拜者。她收集他的肖像，仔细搜罗约克郡报纸对他的报道，让他成为她与其姊妹艾米莉和安妮，以及与其兄弟布兰威尔创作的虚构作品《玻璃镇》和《安格利亚》中的男主角。这种迷恋一直延续到她的成熟作品。阿瑟·韦尔斯利，即滑铁卢战役的胜利者第一代威灵顿公爵，就是《简·爱》中最终创出的阴郁专横的罗切斯特先生的原型。46这个人物至今仍影响着各年龄阶段的女读者，这使我们得以洞悉萦绕在纳尔逊和威灵顿这样的勇士周围非常浪漫，常常是公然的性幻想。谁要想为此寻找更实在的证据，只需前往伦敦的海德公园，去看一看英国妇女为纪念威灵顿公爵而请人雕刻的阿喀琉斯像。
树立这样一座纪念碑的想法，最先是由斯宾塞伯爵夫人拉维尼娅提出，她是第二代斯宾塞伯爵的妻子，虔诚的福音教徒。1814年，她发起一场公共募捐——但仅限于女性——并在这期间募集了一万多英镑。任务被交给德高望重的理查德·韦斯特马科特，他很快设计了伦敦的第一座裸体雕像，即著名的奎里纳尔山驯马师之一的青铜复制品，去掉了他的马，并加了一块盾牌和一把剑，让他变成了《伊利亚特》中的英雄。然而，吸引当时大多数人的，主要不是这座雕像无可指摘的古典主义系谱，而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完全由女人捐赠的钱，被用来如此大张旗鼓地表现一个男子的裸体。雕像在1822年完成时，最初被命名为“女士们的纪念碑”，但很快以“女士们的梦中情人”闻名。霍兰女士调侃地写道：“遇到了一个难题”：
这位艺术家曾征询女赞助人，这尊巨大雕像是保持其古风的裸体，还是用一片无花果树叶遮挡一下。大多数人的意见是拿一片树叶……而少数人的名字并没有公布于众。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