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情的真相更具有讽刺意味，也更暗示了男士在女士大无畏计划面前的焦虑。显然是谨守妇道的斯宾塞女士所安排担任雕像委员会主席的那位绅士，而不是女赞助人们自己，坚持要有无花果树叶。
尽管有这些淫秽的轶闻围绕，但斯宾塞夫人的倡议，实际上表明了一个广泛而重要的进步。一些英国妇女在这场战争的爱国主义行动中，比在以往任何一次战争中，都更显而易见地为她们的精力和组织能力找到了用武之地，并承担了某种公共角色。1793年战争刚一爆发，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富家女子就聚在一起，为即将开赴弗兰德斯的英国军队提供温暖的服装。她们组织募捐钱款和法兰绒衣服，并在伦敦设了一个储存衣物的仓库，以备不时之需。48其他一些来自相似社会背景的妇女，则忙着为全岛如雨后春笋般迅速组建的志愿兵团和民兵团，缝制旗帜和标语。她们在户外仪式的大庭广众之下，把这些东西交给士兵。 仅在1798—1800年间，人们知道的以这种方式把军旗交给志愿兵团的妇女就有90多人，有时在这一过程中，还会对集合的部队和观众发表演讲。49但妇女彰显爱国心更常见的方式，是与男人们一起策划募捐或参与现成的募捐。1798年，许许多多妇女参与了政府为战争组织的自愿捐款，以至伦敦《泰晤士报》强烈怀疑是否应当为她们单独开列一张捐款名单。50妇女在地方和私人募捐中同样表现突出。1803年，威尔士蒙默斯郡为志愿兵团捐款的人中，女人占了20％。第二年，有120名妇女向总部设在伦敦，为受伤士兵和水兵分发战利品和抚恤物资的爱国基金捐款。捐赠者上有捐款100几尼的贵妇阿默斯特女士，下有17个凑在一起共捐了8先令的农家女孩（她们是否自愿，不得而知）。51
图58. 《迈向高雅！！！》，乔治·克鲁克香克，1822年
图59. 《法兰绒盔甲-女性爱国主义》，詹姆斯·吉尔雷，1793年
这种为战争做贡献的方式为社会所认可，因为这可以被视为是仁爱、照看孩子和做针线活等妇女传统美德向军事领域的延伸。妇女为士兵提供旗帜、法兰绒衬衫和其他生活物资，表面看来，与她们在家里服侍男人完全一致。然而现实中，妇女们的所作所为，代表了一种由小及大的非常激进发展的开端。随着女人们的关怀向与她们基本上没有血缘或婚姻关系的国家军队中的男人们延伸，她们也表明，她们的家庭美德既与私人，也与公众息息相关。不管自觉与否，这些女爱国者都为自己牢牢锁定了一种公民角色。52她们许多人乐在其中。正如宗教和地方慈善事务使这时的中产阶级和上层妇女变得越来越活跃，战争事务让妇女们走出家门，并教她们如何游说、运营委员会和管理组织。“这一周我很忙”，汉娜·莫尔在1794年对此乐此不疲地写道：“……尽力为民兵的鞋子筹款；大量写作和演说”。53
参与战时捐款也能让女人们涉足组织工作，同时证明她们享有一定经济权力。那些捐款的人经常按照自己的主动性行动，以自己的名义捐款，而非等着她们的丈夫或父亲捐赠。那些与其丈夫一起捐款的妇女，有时确实对父权表达了适度尊重。例如，一位公务员的妻子罗伯茨太太，在1804年向爱国基金捐款时，数额明显比她丈夫少。她的儿子再少一点；她女儿甚至更少，因此强调了她在家庭等级中处于底层的地位。但并非所有家庭都以这样泾渭分明的等级行事。莫里斯太太，米德尔塞克斯郡布伦特福德市一位园丁的妻子，向爱国基金捐款一几尼，跟他丈夫数额完全相同。他们的孩子——不论男孩女孩——每人都捐半几尼。54
妇女史学家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数以百计保存至今的这些爱国捐赠人名单中所包含的关于妇女财产和家庭政治的史料价值，这可能是因为那个流传已久的观念，即女人比男人，或者应当比男人更热爱和平。然而事实上，在反对革命和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中，与在后来的许多冲突中一样，英国妇女似乎都不比男人更明显热爱和平。相反，正如其许多男同胞一样，一些女人找到了把支持国家利益，与某种自我推销手段相结合的途径。通过尽力支持战争，女人以一种完全令人接受的方式表明，她们的关注点绝不仅限于家庭领域。在常常是真实且发自心底的爱国主义的庇护下，她们为自己在公共领域赢得了虽然不稳，但实实在在的一席之地。
独立领域论为女性所用
因此，大规模和旷日持久的战争，在这些年里，对英国大后方具有某种自相矛盾的影响，这在20世纪将远远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它强调了两性之间的职责差异，与此同时，又扩大了女性活动和奋斗的领域。当然，那些积极投身爱国行动的英国女性，数量仍然非常有限。大多数妇女承认，持家和照看孩子，连同对父亲以及更大程度上对丈夫适度的服从，是她们的首要责任，尽管不是唯一责任，在此意义上，她们继续默认两性各自独立的领域正当合理。对许多孩子年幼无法自立的工人阶层妇女而言，她们别无选择。家庭，可能还有一些在家里完成的廉价计件活计，并不是一种选择，当然也不是一种职业。那是她们生活的现状。
尽管承认这一点，但我仍然要与某些历史学家划清界限，他们把这一时期当作一个妇女明确退却和受到限制的时期，或者继续认为“妇女在19世纪被前所未有地限制在私人领域”。55至少从1770年代开始，大不列颠就开始再次推崇女性节操和热爱家庭生活的风尚：的确如此。这可能而且确实限制了女性：我同意。妇女被禁止参与那些法国大革命看上去所预示的，以及英国改革者日益为成年男子争取的政治进步：毫无疑问。但这一时期更加精心发展的各自独立领域的论调，也有一系列更意想不到的后果。它为妇女们提供了一种途径，来坚称她们在英国社会中地位重要，并保护她们为此而享有的权利。
其原因之一在于，各自独立的领域这一信条，像其他许多政治概念一样，是观念上意味深长的契约论。至少在理论上，禁止妇女侵入公共领域，即行动的王国，就要尊重和承认她们的道德影响。她们接受在生活中的弱势地位，其前提是男人们要供养和尊重她们。以陆军中尉帕特森的女儿帕特森小姐在1799年向伦敦的一个志愿兵团敬献旗帜时的演讲为例：
尽管我们女性的职责仅限于私人生活，公民和军事职责是专属于你们的特权，但不要认为，因为我们不能参与你们的工作，我们就对其目标漠不关心……我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即法国人），其目的就是要颠覆那些把社会凝聚在一起的原则。我们和你们本人一样，对维护这些原则感兴趣。因为你们一旦养成了现代革命者的性格，一旦不再敬畏上帝和尊敬国王，女性的影响就必将一去不复返。你们将不再因为我们得体的行为举止而尊重我们，而我们认为那是我们最高尚的装饰。56
我们该如何解读这份宣言？它显然非常保守，因为它断然谴责法国大革命所代表的一切。帕特森甚至呼应了埃德蒙·柏克的预言，即欧洲的荣耀将“一去不复返”，只是她非常意味深长地，把其改为“女性的影响必将”——在革命事件的侵蚀下——“一去不复返”。帕特森明确接受，事实上赞美了英国社会限制她活动领域的做法，就此而言，她的演讲也是保守的。另一方面，她在伦敦一个阅兵场公开向静静站在她面前的一小队男子演讲，在1789年之前的英国，这样的举动对非王室的女性而言非常罕见。而本质上，她所坚持的是一种相互约束的契约：我，作为一个女人，会忠于职守。而你们，作为男人，也必须尽心尽责。
图60. 《圣彼得广场大屠杀，或“英国人攻击家园”！！！》， 一幅讽刺彼得卢大屠杀的画作，1819年8月
这是一种非常有限的女性政治。对许多较为贫困，千辛万苦才能勉强维持自己和孩子生计，几乎不指望她们男人的骑士精神或其他任何东西的女人来说，帕特森的话似乎是一种尖刻的嘲弄。各自独立的领域本质上是一种契约学说，这一观点被19世纪初英国发生的各种事件反复强调，这些事件影响到各个阶层的男人和女人们。例如，想想公众对1819年8月彼得卢大屠杀的愤怒反应，当时一支皇家骑兵队，袭击了一群聚集在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听议会改革者亨利·亨特演讲的群众。在这场灾难中，有大约四百人受伤，其中一百多人是妇女；还有两名妇女和九名男子被杀害。57在这样的场合，女人显然无法抵挡男人的进攻。两性之间不成文的契约，被以这种可能最公开的方式打破：当局为此付出的代价相当大。当时发表的每一张抨击这一事件的政治漫画，无一例外都突出了全副武装的男人追逐、践踏妇女或把她们击倒在地，尽管遭害的男子是妇女人数的四倍。很大程度上正是这种表现彼得卢事件——无助的英国妇女被身着军服的男人伤害而不是保护——的力量，使这成为英国政府的一次严重的宣传失败。一次更为明显的宣传败笔，是英国对卡罗琳王后的审判，这简直就是法国处死玛丽-安托瓦内特事件的翻版。
卡罗琳与乔治三世的长子威尔士亲王的婚姻，在1795年双方未曾谋面的情况下被包办。当他们真的见到对方，彼此一见生厌。据传说，可能仅仅只是传说，他们只在新婚之夜共度良宵。显然，唯一的孩子夏洛特在1796年刚一诞生，他们就分道扬镳。亲王重返暴饮暴食、建筑和情妇的怀抱。他的妻子则陷入一系列谣言，可能还有真实的性丑闻当中。1813年，她在得到一大笔抚恤金之后，终于同意出国，她在国外，可能与她的意大利管家巴托洛梅奥·贝尔加米发生了奸情。当她丈夫在1820年成为国王乔治四世之时，卡罗琳决定返回英国，去要求她的王后地位。为了阻止她，国王坚持要以通奸罪在上议院审判她。这很严重。根据14世纪一条没有被废除的法律，王后通奸被视为叛国；一些重要的保皇派暗示，卡罗琳可能会为她的违法行为丢掉性命。58
但这样的情形没有发生，没有发生的原因之一，是一场全国范围内支持卡罗琳的运动，在其中中产阶级和劳动妇女显然身先士卒：14000名布里斯托尔妇女、9000多名爱丁堡妇女、11000名谢菲尔德妇女、17600名伦敦已婚妇女、3700名来自哈利法克斯的女士、7800名诺丁汉女士、9000名埃克塞特女士以及数万名其他地方的妇女，在支持王后的请愿书上签名。在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只有男人才能在支持卡罗琳的请愿书上签名，于是一位妇女带来她的五个儿子，让他们全都签名，同时为自己被拒之门外而对组织者喋喋不休：“因为这是一项女人的事业”。59那些能够签名的妇女在各种文件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反复重申王后的美德，抨击乔治四世试图让双重标准合法化，并表示她们担心皇室成员离婚，会危及所有英国妇女的婚姻安全。布里斯托妇女指出，“如果可以通过捕风捉影的推论来证明一起通奸行为，则离婚申请将无限地成倍增长”。或者，正如当时一首民谣所唱的那样：
照顾好你们品性高洁的英国妻子
支持你们受伤的王后，
维护她的权利；这也是你们自己的权利，
这一目了然。60
就像在战争年代一样，英国妇女显示了她们愿意挣脱家庭的束缚，以捍卫她们在家里安然无恙的权利。
图61. 威廉·霍恩在1820年为卡罗琳王后所作辩护书的扉页
与此同时，辉格派和激进政治家，连同大部分支持卡罗琳的新闻媒体，反复重申所有英国妇女安全无虞的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一位下院议员声称：“女性的美、善和非常无助，都如此需要我们的支持，都如此神圣地呼唤每一只非常强壮和勇敢的手臂予以扶助”。61在同一层面上，这种语言也十足地展现了各自独立领域这一意识形态对女性的严格限制。卡罗琳——言下之意也包括支持她的那些妇女——不是被当作拥有权利而必须予以尊重的公民；相反，作为妇女，因为她们的性别，不管有什么错，都应得到男人的保护。一本名叫《王后和大宪章，或约翰签署的文件》的激进小册子，以打油诗和威廉·霍恩精彩的钢笔画，总结了英国男子的公民权和他们的女同胞在完全私人领域内的特权之间的对比。在一个英格兰男子、一个爱尔兰男子和一个苏格兰男子的画像下，文字写道：
他们都是
英国人，
而暴发户被拒之门外，
他们据理力争
为了卡罗琳王后的名分。
紧接着是一幅没有区分妇女国别的群像，画上配的诗句是：
她们都是
女士
她们的丈夫和儿子，
为了她们的安全，
挥舞着军刀和枪炮
我们的慰藉，我们的幸福，
我们生活的妩媚
我们的
母亲，
我们的
姐妹，
我们的
女儿，
我们的
妻子。
男性可以是英国人，或苏格兰人，或爱尔兰人，或英格兰人。但根据这种看法，妇女，不能从公共效忠的角度来加以刻画。62她们是女士，只能根据她们与男性的私人关系来表达她们的特征。而且她们都弱不禁风。
然而，以这种方式强调女性的无助和为此应享有的东西，在某一点上，对她们有利。卡罗琳王后引起的骚动传播如此广泛，其支持者所使用的言辞如此煽情，使当局被迫让步。多年以前，埃德蒙·柏克把玛丽-安托瓦内特受虐和法国政治的腐败联系起来，现在这一联系被发掘出来，以指责英国的托利派政府和乔治四世，其效果惊人。“玛丽-安托瓦内特有一个忠诚、品德高尚、温柔和深情的丈夫”，伦敦《泰晤士报》声称，“因而如果她因任何淫乱而被判有罪，她的行为都更不可原谅”。63但卡罗琳是一个清白无辜的女人，上述评论进一步指出，娶她的是一位臭名昭著、邪恶放荡的君主。她不仅是一个清白无辜的女人，更是一个清白无辜的英国女人。起诉她，会令政府及其统治者受到谴责。面对这种言辞，国王、大臣和上议院都束手无策。王后实际上被无罪释放，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幽灵最终获胜。
有人指出，卡罗琳王后事件所引发的“多愁善感的轰动效应和家庭闹剧”，使她的许多支持者偏离了当前真正的政治事业，即抨击未经改革的英国政府及其君主制。64当然，这完全取决于你认为政治应该有何作为。对许多英国女人来说，多愁善感和爱家，不是支持卡罗琳这一运动的细枝末节：它们就是运动本身。要知道为什么，就需要我们把卡罗琳事件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当中。
从18世纪最后25年以来，一大群王室女性促使公众改变了对英国君主制的态度，同时也影响了妇女对自己的态度，卡罗琳只是这些女性当中的一个。乔治一世把他犯通奸罪的妻子幽禁在一座德意志监狱，乔治二世的王后早他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离世，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乔治三世与夏洛特王后婚后，从其1761年加冕到1810年其有效统治结束，都对其婚姻忠贞不渝。夏洛特王后朴实、温顺、传统和生育力旺盛，生了15个孩子，其中13个活了下来。尽管她通常被认为缺乏生气，但事实上，她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与她丈夫一样，也是一个重要的道德图腾。
图62. 《夏洛特王后》，本杰明·韦斯特
从一开始，她就乐于把她的微笑和充沛的母爱铭记在艺术当中，摆出的姿势常常是手持或梳妆台上放着育儿书籍。在美洲战争期间，本杰明·韦斯特为她和国王画了一幅双联画。画中国王的背景是士兵、马匹、大炮和战争。王后也被画得同样端庄，身后站着她由美丽的小公主和高傲的小王子组成的大家庭，这是她对国家的贡献。各自独立的领域有时被看作一个专属中产阶级的概念。65然而在现实中，这种重要的文化观，在社会上从来没有以这种方式被加以区分，相反，其影响了社会各阶层的行为和看法。如果没有王室许可，本杰明·韦斯特永远也不可能以这种形式来创作他的这幅双联肖像画。夏洛特肯定心知肚明，这种形式尽管限制，但同时也提高了她在王室的地位。但对她真正的神化发生在1789年，在为庆祝国王从貌似疯癫的状态中清醒而举行的一系列庆祝活动当中。在英伦诸岛各地发来的700多份忠诚请愿书中，几乎有四分之一是专门寄给她的。“从来没有哪个女性比她更实至名归”，一则新闻评论说，“她是家庭美德的典范，无论怎样赞美都不为过”。66
图63. 《夏洛特·奥古斯塔公主》，弗朗西斯·巴托洛兹仿理查德·科斯韦，点刻雕版画，1797年
图64. 马修·怀亚特在温莎堡的圣乔治礼拜堂为夏洛特公主建造的纪念雕像
她的女儿们像修女一样幽居在温莎堡，她们对公众的影响，无一能与她比肩。但与她同名的孙女夏洛特公主另当别论。从1796年诞生开始，她就俨然成为眷恋之情关注的焦点，在妇女当中尤为如此。青春期的她丰满而任性，与她的摄政王父亲争吵，支持她的母亲，即未来的卡罗琳王后，为爱而拒绝乃父为她选择的追求者，坚持嫁给了萨克森-哥达的利奥波德，刚满21岁就在1817年11月分娩时罹难，最终成就了她作为一个浪漫女英雄的角色。一位反对派政治家回忆说：“这简直就像全大不列颠的每个家庭都失去了一颗掌上明珠”。67人们发起了为离世的公主捐款修建纪念碑的活动，最初仅限妇女参加。所有捐款都被接纳，且不得超过1几尼；然而最终募得的善款远远超过12000英镑。这些钱资助建造了一座巨大的大理石雕像，由马修·怀亚特创作，现在仍然可以在温莎堡的圣乔治礼拜堂见到。吊唁的人群来自全球各地，雕塑中辞世的公主在寿衣覆盖下已香消玉殒，只露出一只柔弱的手臂。但就在凡人的肉身离世的悲伤场面之上，一个不朽的夏洛特，连同她被天使抱在怀中的婴儿，正凯旋般地奔向天堂。68公主因亡故而成为一个巾帼英雄，且不仅仅只是一个英雄。因为公主之死，以及乔治四世不能容忍卡罗琳，或不能舍她而生育合法继承者，使得一位名叫维多利亚的十多岁女孩，在1837年继承英国王位，这是另一位因具有当今有些人所称的女王尊严而彪炳史册的女人，并且这一次，她是凭自身的力量进行统治。
在新闻界和纪念品行业令王室活动和个性触及非常广大的公众之时，英国君主制的女性化，对所有阶层的妇女都非常重要。概括沃尔特·白哲特的说法，它为她们普遍可能经历的严酷现实，提供了一种辉煌的版本。被不断生育后代搞得筋疲力尽，而且知道打理一个庞大和不和谐的家庭有多么难的女人们，在夏洛特王后的生命中，看到了她们自己被理想化的形象。与父母争吵或倔强地要嫁给她们中意之人的年轻女子，可能或的确与夏洛特公主惺惺相惜。她死于分娩既令人恐惧，引人注目，但可能也非常合情合理地，安慰了那些在同样的命运面前担惊受怕的年轻妻子们；恰如卡罗琳王后受审，触动了那些害怕被抛弃或受丈夫虐待的妇女们的神经，并令她们同情一样。
在一个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国家，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可以部分满足理想化妇女传统经历之需。但对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人而言，这一慰藉已被宗教改革正式取消。从18世纪末至今，英国王室家族女性成员的卓越声望，与去教堂的人数逐渐减少恰好重合，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看作一种替代性宗教，一种实实在在的新教版圣母崇拜。在某种程度上，马修·怀亚特对此肯定心知肚明。他雕刻的夏洛特公主纪念碑，像许多纪念她的廉价印刷品一样，也借鉴了更为古老的“圣母升天”像的造形。这位令人悲伤和矮胖的汉诺威公主，如果活着，将成为大不列颠及其帝国的女王，香消玉殒之后，则成为天国的女王。
对王室女性的这种崇拜，具有双重的更为广泛的重要意义。一方面，夏洛特公主与夏洛特王后、卡罗琳王后以及后来的维多利亚女王一样，为专属于英国妇女自身的爱国主义提供了一个中心。但除此之外，像肥皂剧一样的君主政治，以一种英国政治生活的其他任何方面——这些方面在当时完全由男性支配，很大程度上在现在依旧如此——都不可能或办不到的方式，使得（据信现在仍然使得）普通妇女生命历程中的不公正和惯例显得重要和有价值。去世的夏洛特公主可能是圣母玛利亚的一位羸弱的新教替身，但她也以身示范，赋予英国许多普通妇女的平凡和私人生活以尊荣。正如一位妇女匿名投寄给《绅士杂志》的诗中所写的那样：
她平静、谦逊、优雅，
统治着妇女最主要的帝国，家庭；——
她让安息日如期进行，
在乡村教堂谦恭的礼拜仪式当中。69
王室中的女性，如公众所乐意想象的那样，更给予关于妇女独立活动领域的思想以更多的道德分量和英雄般地位。其结果既具有限制性，也具有解放性。
妇女在国家中的位置
我已经指出，自1770年代开始，在大不列颠，同样也在欧洲和北美的规范性文献中变得日益明显的关于各自独立领域的思想观念的传播，在实践中也可以被用来捍卫妇女的地位。我还认为，必须扮演妻子、女儿、姐妹或母亲等角色的杰出王室女性的存在，有助于其他英国妇女确认这些私人关系的尊严和重要性。但自相矛盾的是，信仰单独的女性领域，也可以为妇女干预迄今为止被视为专属于男性的事务提供合法性。
要理解为何如此，我们需要回到卢梭那里。尽管他理想中的女人顺从而矫揉造作，但考虑到其相夫教子的私人影响，她对国家的福祉也不可或缺。没有她管理下的健康家庭，男性公民就将是无根之木，“立法机关的走廊将越来越沉寂和空荡，或变得喧嚣腐败”。70从这些初始前提，可以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论。就法国雅各宾派和大不列颠福音派保守者而言，鉴于女人在家中的地位如此有价值，因此，她待在那里非常重要。但对卢梭的观点也可以作完全相反的理解，这也是为何像德文郡公爵夫人乔治亚娜和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这样的女权主义者如此珍视他的著作。在此前盛行的政治理论当中，公民权与拥有土地和（或）携带武器的能力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被当作一种完全属于男人的特权。卢梭放弃了这种范式，转而强调公民美德和家庭之间的联系，不管他是否承认，他都为妇女干预政治事务提供了某种理论基础。尽管他把妇女限定在私人领域，但他又帮助打破了其与公共领域之间的界限。因为如果像他谆谆教诲的那样，政治与道德密不可分，那么作为道德卫士的妇女，当然必须拥有某些参与政治的权利？
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卢梭的观点中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种可能性，并在《为女权申辩》一书中，根据妇女对家庭的贡献，精心构建了她的妇女权利主张。“要教育孩子们理解爱国主义原则”，她指出，那么“他们的母亲也必须同样是一个爱国者”。只有妇女们能“拥有一种对祖国的理性情感”，她们在家里才能变得真正有帮助。71沃斯通克拉夫特在1797年死于分娩，随后对她私生活的披露，极大地限制了她的影响力。相反，卢梭政治分析的颠覆性潜力在英国的普及，是由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女人，即汉娜·莫尔完成的。
女权主义者从来不十分清楚该如何对待莫尔，有时称赞她是她们当中的一分子，有时又斥责她是一个反动派和变节者。莫尔本人并没有感觉到这种矛盾。正因为她大体上显得（而且确实是）保守，使她能侥幸过上她自己非传统的生活，并写出关于女性的著作，这些著作并不像其乍看上去那样保守。她生于1745年，她的父亲是一个境遇江河日下的学校教师。为了维持生计，她与姐妹们在布里斯托建了一所女子寄宿学校。但她很快进而从事更高级的事务，先是在伦敦创作拙劣但大获成功的剧本，然后以托利福音派的身份进行全职文学创作。莫尔的偏见和个性缺点非常明显。她冒进、没有幽默感和骄傲自满，而且在有影响力的男士面前阿谀奉承，无论他们是政治家、贵族、教士还是像塞缪尔·约翰逊和大卫·加里克这样的文化名流。但像许多知道如何对有影响力的男士溜须拍马的女人一样，她也大获成功。1793年，当伦敦主教在物色一位为大众创作保皇主义小册子的作家时，他绕开受过大学训练的男知识分子，径直找到汉娜。其成果便是所谓的《廉价知识全书》，在战争期间销售了数百万份，主要卖给正搜寻某种简易读物，以分发给穷人的焦虑的地主、牧师和雇主。莫尔的许多面向中产和上层阶级的说教手册和小说，也成了畅销书；她在1833年去世时，身家有30000镑。72莫尔自力更生独自奋斗，而且终身未婚，成为英国女人中靠写作致富的第一人，单单这一事实就提醒我们，不要只把她看作一个保守人物。
对莫尔同样还有卢梭而言，女人生而为妻子和母亲，她们的精神必须受制于此。“可能没有哪种动物像女人那样，其美好的举止如此多地受益于其从属的地位”，她写的这句话延伸了卢梭的格言：“女孩必须在年幼时就挫其锐气”。73莫尔坚持认为，女政治家就像女战士一样，因不自然而不当，更因不得体而不当：“得体之于女人，就像伟大的罗马评论家所说的活跃之于演说家那样；它是第一、第二和第三要件”。她反复指出，端庄、谦逊和忍耐，是女人在一个男人世界中的根本策略，还有务实：“她们应当学会不喋喋不休地规劝，而应习惯于可能遇到和忍受反对意见。这是这个世界不会不给她们上的一课。”74
这明显迥然不同于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所坚持的立场，即英国社会是一个整体，必须加以改变，以使女人可以作为公民拥有权利，而不仅仅只是女人。但通过写作实际上是遗孀手册的作品，督促女人们安于现状，莫尔也像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一样，热心号召她们行动起来。她反复指出，女人必须摒弃轻率之举和搬弄是非，而去认真学习，这样做“有助于坚定思想”，并“让读者从感性上升到知性层面”。在家里，她们自然技高一筹，她们一定“不能满足于梳妆打扮，当她们还可以有所改进；不能满足于应酬款待，当她们仍然清醒”。而且尽管她们不能且不应该直接行使权力，但通过她们对男人的影响，她们有可能决定如何使用权力：
上层阶级妇女乐于使用由于习俗的恩惠、对女人发自内心真诚的殷勤、对道德情感的绝对控制、那些文明国家的习惯以及优雅社会的风俗而交给她们行使的权力；我认为，她们此后对这种权力的行使，不折不扣地，将有赖于这些国家的安康……以及良善和幸福，可能还有这个社会的真实存在。75
这种（在我们看来）自相矛盾的观点，坚持女人必须待在私人领域，同时又在这一领域之外施加道德影响，是19世纪上半叶关于妇女权利之讨论的主流，尽管不是全部。例如《当代妇女，关于她们对社会的影响》（1831年），该文作者没有留名，但显然是一名国教徒和保守派，文章响应莫尔，相信“当前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影响广泛深远”，坚持认为这种影响建立在妇女的家庭地位之上，但也警告说，家庭职责与消极被动不相容：“我们被派到这个纷繁世界是有用的”。761840年之后，莎拉·斯蒂克尼·埃利斯将使其其数百万读者确信：“英格兰妇女与这个国家在全国范围内保持的道德品质之间的联系，是多么地紧密”。77
在英国所有妇女像绝大多数英国男子一样，仍旧没有投票权、仍旧被排斥在绝大多数公共建筑和政治俱乐部之外、受教育之后仍旧不能自由选择职业、受雇之后报酬仍旧可能被大打折扣之时，上述断言会像不合时宜地建议她们知足和清静无为一样，令我们震撼。然而莫尔和埃利斯，以及成百上千模仿她们的其他作家，如果被理解为只是在宣扬顺从和避退，她们就很可能难以在妇女当中取得她们已然获得的成功。相反，她们对妇女领域的解释，似乎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去追求一些更高的目标，一种金蝉脱壳去采取行动和参与的机会。她们是大不列颠的道德仲裁者，这种断言赋予妇女以德文郡公爵夫人乔治亚娜在1784年闯入威斯敏斯特政治时所明显缺乏的东西：在家庭之外掌握主动权的权威和合法性。
这种情况甚至同样适用于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的工人阶级妇女，她们在1820年代成立了自己的改革协会。当她们与男同事一起参加公众集会时，这些妇女往往身着白衣，以此象征她们的美德和公正无私。她们声称，她们并不想为自己争取投票权。她们因其家庭职责而采取行动，并被亲眼见证的苦难和对其男人的义务所激发。一个劳工妇女在1819年为激进报纸《黑侏儒》撰文写道：
我们不希望成为合格的演说家，我们也不想要求选举全国议会代表的投票权……我们希望有人指点我们什么样的方式最有利于发挥我们所具有的优势，我们希望对你们的性别保持这一优势……有许多母亲，像我本人一样，希望培养爱国的儿子。78
卢梭本人已很难再改进对适当的女性抱负的表述。而女改革家依然遵循着更古老和令人满意的女性行为模式，即缝制自由帽来奖励其男同胞的做法。其中一些自由帽极尽装饰之能事，如“布莱克本妇女改革协会”于1819年7月在该市一次公开集会上献给一位激进演说家的帽子：“由红布、丝绸或缎子制作，配有绿条纹，蛇形金丝带，以金黄色流苏结束”。79不管是否承认，这样做的先例显然是源于出身高贵的女子，在她们挑选的骑士奔赴战场或代表她们进入马上比武名单之前，奖赏给他们那些刺绣精美的珍爱之物。敬献这顶帽子的那位布莱克本妇女告诉那位激进的发言者，“至死”都不要丢弃它，她这样做也表明了这一点。80
以这种方式借鉴骑士的神话，也为女改革家提供了又一次机会，来把她们自己打扮成美德和崇高道德的化身，她们的职责是激励其男人采取正确的政治行动。只有这样，她们才有可能把她们无疑偏离了正统女性操行的做法（即参加独立的政治团体），与对其女同胞的期待调和起来。只有达致了这样的协调，她们才有些许机会拒绝男性的偏见。但为何这一时期绝大多数参加了不同压力集团的英国女性，觉得必须从客观公正和对其家庭的责任这样的角度来解释她们的行动，个中几乎必然有另外一个原因。她们需要说服自己，就像说服男性相信，她们所投身之事业的正当性。作为参与公共生活的新手，她们常常紧张、没有安全感和缺乏经验。诉诸女性更高尚的道德和良善被证明益处无穷，因为它把行动的欲望转变成一种这样做的重大责任。女人可以这样想，并对别人说，她们别无选择，只能这样做。对那些参与了诸如宪章运动、反谷物法联盟和反奴运动等的女性，以及像伊丽莎白·弗赖和后来的弗洛伦丝·南丁格尔这样的个体改革者而言，情况确实如此。
英国男性中已广泛存在各种压力集团，这一事实也对妇女有所帮助。妇女现在显然更容易混入公共事务，因为政治不再专属于议会和白厅排外的男性世界，因为现在有许多道德运动的发起不依赖于排外的国教和长老会男性统治集团。非正式和即兴表演，孕育了新的机遇。例如1791年，当男人们组织发起了一场在全国范围内以抵制使用奴隶生产的蔗糖为目标的运动时，英国妇女第一次严肃地参与了反奴隶贸易活动。不管有意无意，这把反奴运动带入了妇女传统影响领域的中心——即家庭。在家里拒绝使用西印度群岛的糖，以及在购物时倾向于选择经营自由人所生产蔗糖的经销商，这些举动会让一个女人感觉她正变得举足轻重。尽管这场抵制食糖的运动收效甚微，但同样的策略在1820年代中期卷土重来时，却大获成功。81
到那时，整个大不列颠已有大量妇女投身反奴运动，她们设法让其他人还有她们自己相信，她们特别的技能和交际圈，可以派上更大用场。那些中产阶级妇女为慈善事业而在邻里间进行的不知疲倦的探访和坚持不懈的资金募集，那些在战时活跃的各种为士兵织袜、组织募捐或举行皇家庆典的女士委员会，那些妇女中间有用的关于社区如何运作、谁有钱、谁能跟谁说上话等事无巨细的知识：同样，所有这些女性技能，被首先用来赢得支援，以结束英国所参与的奴隶贸易，然后被用来努力废除英属殖民地的奴隶制。82到1830年，英国几乎每一个城镇都有反奴女士协会，其中最大的伯明翰分会，每年分发大约3.5万份宣传手册，并定期向伦敦总会汇款50英镑。让威廉·威尔伯福斯深感恐惧的是，女士们还为反奴请愿书征集签名，兴高采烈地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男主人很难不顾传统礼节，当面冒犯女游说者，或把她赶出家门。尽管妇女仍然很少在男人们的请愿书上签名， 但到1830年，她们经常提交自己的请愿书。1838年递交给下院的那份最大的请愿书，包含了50万个妇女的签名。83
妇女也日益频繁地在关于其他政治问题的请愿书上签名。许多妇女——主要来自劳动阶级——似乎请愿反对1829年对罗马天主教徒的解放；在一些城镇，妇女也为1830—1832年支持议会改革的大规模请愿运动做出了贡献。无论来自社会底层还是身为议员，男性的反应常常充满敌意。例如，1829年布里斯托尔反天主教请愿的组织者在向威斯敏斯特递交请愿书之前，剔除了所有妇女的签名。84混合的或妇女的请愿书（一旦出现的话）不得不遭受傲慢绅士的猛烈攻击。“像其他男性一样，他也欣然同意妇女的位置很适合她们”，1829年3月罗伯特·韦思曼在下议院如此说道——根据议会议事录的记载，当时引起一阵笑声——“但是，当妇女向议会请愿时，他并不认为她们处于适当的位置”。85代表奥德姆新当选为下议院议员的威廉·科贝特也不认为妇女应这么做。1832年，他谴责女性干扰改革斗争，“因为他认为，女士们一旦跨出家庭领域进入政治领域，她们就失去了本来可以合适地拥有的许多影响”86。
这里涉及的不仅仅是传统偏见。韦思曼和科贝特都是激进的议会议员，致力于让所有有财产的男性和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获得选举权。他们担忧国家会向在家门外参加请愿的国民给予更多的政治承认，讨厌女性参与议会外的政治活动，因为他们害怕这种参与会让那些政治活动蒙羞。女性偶尔涉足政治领域的现象，绝对不得破坏一种进程，即争取更广泛的、然而基本上依旧由男性独占的公民权。毫无疑问，对女性参与公共事务的谴责，不仅仅局限于激进分子。当极端保守的埃尔登爵士令人惊奇地向上议院递交一份“有许多女士签名”的反天主教请愿书时，一位贵族的质询引起上议院一阵骚动，他问道：“请愿书到底是表达了年轻女士还是年老女士的情感”。87
各自独立领域的观点至少有一个优点，即依照女性优越的道德来证明妇女偶尔参与政治活动的合理性，在对这些观点做出任何判断时，我们不得忘记男性对女性参与公共事务做出的那种轻率的反对。这些观点可能是令人受限的，但是，在缺乏其他任何有效的论证形式的情况下，它们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有些人被发现试图不再嘲讽他曾经因为它们主要由女性签署而暗讽过的请愿书”，1833年向下议院递交了大量反奴请愿书的丹尼尔·奥康奈尔宣称道：
他会说——并且他不关心他说话的对象——他会说，那个人胆敢无礼地嘲讽英格兰少女和主妇，指责她们竟然认为应当解放另一个地域的国民。他不会谈论这种嘲弄所暴露的糟糕品位和感觉——他只是表述一种观点，他确信每一位议员都会与他保持一致，这种观点就是：如果女性有权利干预，那得取决于时机。毫无疑问，在英国女性走出家门投入政治事务之前，奴隶制引人注目的冤情肯定已经深入人心，强烈地激发了英国民族的感情……他会毫不犹豫地说，那个嘲讽英国女性向议会请愿的男人，不管他是谁——那个这么做的男人，就如同一个挥鞭者一样残暴。88
可以想见，没有议会议员会对这种话做出轻率的回应或表示反对，那么做是危险的。当英国妇女充当民族良知的时候，当离开传统家庭生活的、无私的行动主义者只是为了推进更大利益的时候，她们就穿上了坚固的甲胄来对抗对女性的厌恶和傲慢的长矛。在这种情形下，女性的声音可以传达到威斯敏斯特，并且在那里得到倾听。
不言而喻，这是一种有限的女性政治。之所以说它是有限的，因为只有少数妇女参加了这种议会外的运动。它在如下意义上也是有限的——为了变得有效——参加运动的妇女发现自己必须充当国家的天使，而不是像她们的男性同胞那样作为英国公民而采取行动。就像1830年代和1840年代议会改革的女性支持者、女性宪章派成员以及反谷物法联盟的女性参与者一样，反对奴隶制的女性也不得不活动于由男性规划和推动的运动的边缘。她们根本无法提出那些特别有益于自身的要求。她们几乎总是通过忘我献身和道德高尚的方式来展现自己是在为他人服务，用哈丽特和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话来说，就是自我定格为“一种多愁善感的神职人员”。89
然而，牧师可能是重要人物。被当作道德典范的命运，远远好于完全被视为低人一等和无关紧要。就美洲战争之后半个世纪英国妇女地位的改变而言，似乎确凿无疑的是，变化所带来的影响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女性参与公共生活的机会。同以往的战争相比，与革命、拿破仑法国的战争，促使更多英国女性走出家门参与主战活动中（或者参与和平主义运动中）。对王室女性成员做出的新的理想化处理，为许多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妇女提供了她们自己鲜明的爱国主义标签，也成为赞美她们作为母亲、女儿、姐妹和妻子等家庭角色的方式。在此期间，妇女前所未有地接触到城市生活的匆忙和诱惑，接触到更多和更便宜的报纸、杂志、书籍和大报，接触到各种新的慈善、爱国和政治协会，当然，也接触到各种新的带薪工作。对她们来说——对许多同时代男性而言也一样——所有这些发展的累积性结果无疑更有利于接触各种人、信息和思想。
大量规范性文献重新强调了各自独立领域的重要性，我们必须在上述背景下来理解这种现象。如果英国妇女被要求留在家中，如果这一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强调妇女应该待在家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太多妇女发现家庭之外有越来越多事情可做。有关各自独立领域的文献不是描述性的，而是说教性的。然而，正如有些妇女所发现的，它仍然可以用来服务于一个有用的目的。宣扬她们被普遍认定的脆弱性和道德优越感——以及男人有责任尊重二者——的做法，为妇女提供了一种手段来证明她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合理性，同样也提供了一种保护自身的方式。事实上，充当心灵纯洁的英国妇女的做法，也是坚持对公共精神的权利的一种方式。
当然，绝大多数妇女依然在家庭领域寻找她们的绝大多数乐趣。但大量男性也是如此。毫无疑问，1884年之前，妇女像大多数英国男性一样没有选举权。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两性而言，在18世纪最后25年和19世纪最初25年，国内发生巨变，国外发生大规模的、耗时耗力的战争，并且国家认同的新方式也带来了挑战。这是妇女首先不得不接受英国性的要求和意义的时代。在这些年中，对于由男人塑造国家的需求——我们后面会讨论——更加迫切和前所未有。
图65. 《登陆48小时之后的波拿巴！》，詹姆斯·吉尔雷，180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