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03年7月26日，当迫在眉睫的法国入侵造成的恐慌达到高潮的时候，詹姆斯·吉尔雷发表了他最引人注目，然而也最难以理解的一幅版画。一个英格兰志愿兵——橡树叶在他波浪起伏的三角帽上欣欣向荣地伸展出来，就像圣诞节布丁上的冬青叶和果实——高高地挥舞着一把干草叉。在叉子的顶上，是拿破仑·波拿巴的头颅。在法国登陆刚刚48小时之后，这个征服了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的人，就被一群平民志愿者们击败和摧毁，联合王国的国旗在他们中间高高飘扬。如此鼓舞人心，无以言表。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幅由工匠创作的典型的爱国主义宣传画，但它却出自一位艺术大师之手。然而，我们越走近观看这幅虚构的画面，我们就越有可能感到迷惑。这位志愿兵英雄的脸浮肿而粗糙，他的嘴唇黏黏糊糊，眼睛目光呆滞。他盲目自大和陈词滥调地夸耀着他的胜利，仿佛这位法国的执政官是聋子而并没有死：“嗨，你敢抢劫古老的英格兰？嗨，使我们都成为法国人的奴隶？嗨，你想淫掠我们所有人的妻子和女儿？噢，上帝救救这颗愚蠢的头颅！”尽管有这些喋喋不休的大声吵嚷，但事实上，更加吸引我们关注目光的，是牺牲者僵硬的头颅，而不是砍下这颗头颅的那个痴笨之人。拿破仑·波拿巴瘦骨嶙峋、滴着血，无情地暴露在风雨中，但仍然保持着他高高的颧骨，他的高鼻梁如雕塑般漂亮，他的头发被剪成时髦的提图斯23的样式，他的整个轮廓充满了古典韵味。英国的头号敌人，他在死的时候仍然是一名指挥官和一位绅士，而吉尔雷显然忍不住要把他画成这个样子。同样清楚的是，艺术家发现他不可能在赞美他的这个普通志愿兵同胞的时候，不同时对他嗤之以鼻。1
吉尔雷不能理解这些平民爱国者，这在当时绝不是特例。在整个欧洲，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规模和危险性，都决定了大众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被武装起来。战争，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指出的那样，成了“人民的事业。”2而且在整个欧洲的有产阶级当中，对于这样大规模的社会和政治动员的影响，有着极大的忧虑和迷惘。这些社会曾经习惯于把他们普通的士兵看作是粗野、唯利是图和危险之人——威灵顿公爵把他们称作是地球上的糟粕——现在却发现他们自己前所未有地依赖于大量军队的积极参与。其结果之一便是，必须做出一些努力，来把平民士兵重新塑造为爱国者和将来可能的英雄：而正如吉尔雷的版画所见证的那样，这一调整过程事实上常常很困难。然而，就大不列颠而言，看待这一时期那些普通战斗人员时态度的起伏不定，却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现在知道了大量关于群众武装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运作方式和意义，以及西班牙、俄罗斯和德意志邦国对法国军队活跃的群众性抵抗。3但是，对于几十万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而投身到与法国激战中的英国人，我们却仍然知之甚少。正如吉尔雷一样，我们仍然还看不清这些人的真实面目。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大不列颠与1789到1815年间诸多其他欧洲和欧洲以外的国家不同，它从来没有经历法国的入侵。因此，英国人心中的印象始终是，这些战争实际上都是在海外为了财富、统治权和维护现有的秩序而进行，很少有国内自发的民间投入。但是，在这一时期大不列颠的大众爱国精神，与在其他许多时期的一样，因为这段时间群众抗议的证据分散了大量注意力，而很少被人探究。18世纪的最后25年和19世纪的前25年，大不列颠的工业地区经历了快速和引起严重混乱的人口增长，在工匠阶层中激进的思想和政治组织迅速蔓延，对于食物、劳动条件和税收的不满，常常以激烈和暴力的形式加以表达。罗杰·韦尔斯指出，在这样的情形下，在与法国最终和最危险的战争期间，“认为英国的群众会忠贞不二是愚蠢的。”4这千真万确。但是，避而不谈群众的忠诚和群众的身份认同真正的广度和深度，却并不恰当，这其中重要的原因有两个。
图66. 《入侵之后——大堤上的民众》，1803年， 另一个版本的爱国民众
首先，英国的统治者自身别无选择，必须深入研究大众爱国精神的优点——并依赖于它。在1793年之后，法国大规模入侵的危险如此巨大，如此旷日持久，这迫使他们不得不查明有多少英国人愿意拿起武器来保卫他们的祖国。为了做到这一点，伦敦不得不积累数量空前的信息，来了解普通英国人及他们参战的能力和意愿。对于这一时期群众爱国者和身份认同的深入研究至关重要和值得进行的第二个原因是：仅仅且不同寻常地因为存在足够多的证据让我们做这项研究。通常情况下，历史上那些为生活奔忙的穷人和目不识丁的小人物，只有在以某些方式制造了麻烦的时候，在他们违法或者遭到强权非难的时候，才会留下他们的身影。与之相反，显然顺从的工人，在其身后却通常极少留下关于他们思想和行动的印迹。但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情况却并非如此。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极端的危险和国内的紧张局势如何纠缠在一起，使得皇室、贵族和女人们都在这一时期显著地投入了爱国热情和各种各样的大不列颠精神。但是，可能更加富有戏剧性的是，这也是英国工人阶级被积极动员的一个时期，其规模之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才再次望其项背。这也是当局第一次明确到底有多少英国人愿意参战——这也是我们在英国历史上第一次可以做到这一点。
一个武装的民族
为什么有这么多生活在贫困边缘的人们，愿意为并没有赋予他们有效公民权的国家去冒生命和伤残的危险？是什么样的召唤令他们拿起武器？他们的服役和可能的牺牲又被赋予了什么样的意义？
自从1707年联合之后，这些问题就已经变得越来越紧迫却没有得到正面回答。的确，与法国一再发生的战争，使英国的武装力量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扩充到13.5万人左右，在七年战争中达到17万人，在战败的美洲战争中达到创纪录的19万人。5 尽管这样的扩军，要求财政和行政管理上的改革创新，但它也的确大大改变了对于普通战斗人员的观念，并有效地根本改变了征兵的实践。像其他欧洲列强一样，大不列颠在战争期间继续依赖大量外国雇佣兵（主要是德意志人），并在自愿应征入伍的工匠和劳工当中，加入了被违背意愿强迫抓来的壮丁。此外，与其他许多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不列颠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军队入侵和国内战争之忧。除了詹姆斯党人在1715年发起的短暂叛乱和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在1745年更加严重的入侵这两次重大例外，大不列颠都得以保持着备战状态，而又无须被迫把自己转变成一个被武装起来的民族。
但是，像大不列颠的其他许多事情一样，在美洲战争之后，随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武装冲突类型的到来，这一切都发生了改变。与大革命和拿破仑法国之间的战争，持续的时间之长，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加起来的两倍，波及的地理范围之广，如果把英国也考虑在内的话，横扫了整个欧洲，直至亚洲、非洲、北美洲、拉丁美洲，甚至在澳大利亚沿岸也爆发了仓促的海战。最后的事实证明，战争并没有跨越海峡进入大不列颠本土，但那些生活在1793—1815年之间的人们却并不知道这一点。拿破仑的英格兰兵团是到那时为止被召集起来对抗大不列颠的最令人恐怖的武装侵略力量，他所带来的威胁旷日持久，几乎就要取得胜利。在1796年有针对爱尔兰的重大但流产的入侵企图，在两年之后又有一次更为成功的法军登陆行动。1797年在威尔士有一次小规模试探性的武装登陆。从1798—1805年，征服英国是拿破仑的首要战略目标。即使是法-西舰队在特拉法加被摧毁，而英国已经在圣保罗大教堂埋葬了纳尔逊被浸泡的尸体24，并在其墓碑上记录了这件事之后，法国的封锁带来的挑战还在继续。6
在面对这些危险的时候，英国武装力量的增长不得不比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列强军队数量的增长都更为迅速。在1789年巴士底狱被摧毁的时候，英国陆军有4万人。到1814年，陆军已经扩充了六倍多，达到25万人左右。作为防御、进攻、帝国、商贸之基础的皇家海军，增长的速度更快。在1789年以前，它雇佣了1.6万人。到1812年，它雇佣的人数超过14万人。7作为这些常规陆军和海军补充的，是一支在后方默默无闻保卫家乡的更为庞大的兼职和自愿者队伍，到1804年几乎达到50万人。动员这些老百姓，极大地挑战了当权者的神经和创造性。8再也不能仅仅只通过职业士兵、兵营、监视和布道的方式来维持国内的秩序和顺从。甚至通过密集的宣传活动和爱国主义仪式等方式，也不再足以培育忠诚。在面临经济困难、社会动荡和法国大革命学说的引诱时，必须做出重大努力，以便在长达几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激励来自广泛社会背景的众多人们拿起武器来支持英国政府。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一问题就变得更加紧迫。有多少英国人能够被召集起来参加战斗？
在与法国的战争爆发时，国内现有的唯一防御武装是民兵组织。该组织在1757年重建，当时议会命令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每一个郡，都要装备一定数量年龄在18到45岁之间的男人，并从税收中为他们支付报酬。总计3.2万人，全都是虔诚的新教徒，通过抽签的方式产生，在实际服役期间遵守战时的法律，在和平期间则每年调遣一次，在当地热心和自愿的贵族领导下，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军事训练。9至少在法律上是这么规定的。但是在实践当中，这一体制被证明效果很不理想，而且完全不受人欢迎。与法国相似，民兵服役的负担全都落在了目不识丁的穷人身上。10并且正因为如此，便总是招不到足够的人手。各郡很少进行抽签；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对它们加以调整，与英国变化的人口保持平衡。在1796年，像多塞特、贝德福德和蒙哥马利郡这些以农业为主的郡，其符合条件的人在民兵中服役的比例超过1/10。但与之相比，在人口从1750年代开始迅速增长的更为工业化的郡，比例就要低得多。在约克郡西区，符合条件的人在民兵中服役的比例仅仅只为1/30，而在兰开夏郡，更是只有1/45。11
从1793年与大革命法国爆发战争到其后的5年，英国政府对这些兵员不足的反应都审慎而又有限。1796年《民兵法案补充条款》颁布，要求再从英格兰征召6万民兵，从威尔士再召4400名，这次小心翼翼地确保配额被平均分配到每一个郡。在接下来的一年里，第一次开始从苏格兰征召民兵，希望因此能再增加6000名保卫家乡的服兵役者。这使整个大不列颠的民兵力量达到10万人左右。12此外，当局还鼓励“上流人士”去建立他们自己的个人志愿步兵队或骑兵队。这些早期的志愿兵领不到任何国家津贴。对于他们穿什么或者谁来指挥他们，伦敦方面只字未提，对于他们明确的职责应该是什么，也没有任何限制。相反地，这些兵团都是自给自足这一事实，可以被看作进一步保障了其成员的社会责任感和政治可靠性。在战争的这一阶段，政府所希望的，是土地拥有者或者富有的制造商应征入伍来担任志愿军官，而让农民、从事专门职业者、小店主和其名下有固定职业的人来充当普通士兵。他们所得到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正是这样的人。例如，在1797年爱丁堡的志愿兵当中，有40%左右是律师。在志愿保卫剑桥郡伊利城的75位英雄当中，诸如农民、代理律师、收入可观的商人、屠夫、铁匠、小酒馆老板这样的人占了69位，只有6个人是劳工。13
正如艺术家和卡通画家所乐于指出的那样，正是他们的制服，透露了这些最初的志愿兵团的真相。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服装都华丽精美、不实用而且非常昂贵。在一个时髦的伦敦志愿兵团中，一套士兵的制服，每个人甚至需要花费50镑，每年还需要再花10镑来保持其整洁时髦，并提供弹药。埃格雷蒙特伯爵1795年为他在苏塞克斯郡佩特沃斯的自耕农骑兵团所设计的服装要稍微便宜一点，但仍然价格不菲，每人要10镑左右。一套做工精细、剪裁讲究、衬有白色条纹的绿夹克，高雅地披在一件白色马甲和马裤上面，最外面是反差极大、鲜红色镶边的深蓝色披风。在他们的头上，这些战神的儿子戴着熊皮头盔，头盔上配有帽徽、镀金装饰和一根鲜红色的羽毛。公爵一定要让他自己的制服更加优雅精致，而他头盔上的羽毛更是出奇的大。然后，像全国其他无数志愿军官一样，他迫不及待地让人把自己的形象画了下来。14
我们已经见识了——就英国的精英阶层而言——对于英雄主义和男子汉气概的高度关注，如何大大刺激了这一时期身着制服的热情。但是，这些早期志愿者高贵华美的制服还有一个更为广泛的意义。它比其他任何一样东西都更为生动形象地展示了，在战争这一阶段的志愿行动主要是（尽管不完全仅仅只是）一个有钱人的游戏。一些郡筹集到了慷慨的捐赠来为更穷的人提供衣物和装备。但许多志愿者自豪地自己武装自己。还有许多人投身于志愿兵团，并不主要是为了生存而与法国作战，而是为了保卫他们自己的商店、家园、生意或土地，而与他们自己更为妨碍治安和蠢蠢欲动的同胞作战。
那时有证据显示，在战争的最初几年里，英国政府——不管是对是错——也像惧怕敌人一样惧怕它自己的国民。15劳工可以是常规军的基础，并为民兵补充兵员，但在组织不那么严密的志愿者队伍里，他们既不受欢迎，也得不到充分信任。在冲突的这一阶段，当权者最急切想要创造的，不是一个武装的民族，而是一批有财产和受人尊敬的家园保卫者，来消除国内的无序状态。这种情况在1797年冬天风云突变，当时拿破仑的英格兰兵团沿着法国海岸线扎营。局势令人绝望，而且至今都没有欧洲盟友的支持，政府别无选择，不再追求国内部队的质量，而转为谋求数量上的支持。
这一疯狂寻求大众支持的最为著名的结果，就是大不列颠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由议会在1800年颁布命令进行，其理由在于“在每一场战争当中，尤其是在一场自卫战争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必定是最大限度地征召和训练尽可能多的兵员。”16远远没有那么广为人知的结果，则是1798年4月通过的《国土防卫法》所要求的每个郡反馈的详尽信息：每个基层行政区体格健全者的具体人数，每个人准备为政府提供何种服务（如果有的话）的详细情况，他拥有什么武器的详细情况，所能获得的牲口、手推车、磨坊、小艇、驳船和谷物的具体数量，那里有多少老人、多少外国人和体弱多病者的详细情况。这些反馈信息由不知疲倦的治安官或者学校教师收集，牧师、教区委员会和副治安长官加以审核，在1803年又重复进行了一次，为英国政府提供了自《地籍簿》25之后最宏大和精确的对于其国民的分类整理。同样是这些曾经被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和人口统计学家所忽略了的资料，使我们能够窥见平民防卫的行政管理细节，触及这些人本身，即那些“行动中活生生的人”，理查德·科布以此来称呼在法国那些情况类似的人。17
当然，这些调查表不能为研究大众的爱国热情提供一种绝对可靠的索引。有些甚至根本就没有被保存下来；当然无疑还有更多——尤其是那些与威尔士和苏格兰有关——的资料还依旧纹丝未动的保存在满是灰尘的私人档案文件里。那些现存的反馈信息也并不总是完整和可信。也并不是所有治安官和学校教师都在尽职高效地工作。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实话实说。在一些地区，他们甚至根本没有尝试。在王国最边远的地区，如远在苏格兰海岸的奥克尼郡和马恩岛（在1760年代才被归于国王的治下），似乎从来就没有完成过政府的各种调查表。与王国更为紧密结合在一起但仍旧孤立和人口稀少的地区则反应较慢、不均衡，有时甚至完全没有反应。到1804年中，苏格兰的萨瑟兰郡、凯斯尼斯郡和奈恩郡以及威尔士的蒙哥马利郡和拉德诺郡似乎仍然还没有向伦敦提供它在前一年8月就已经催要的关于民众志愿者的所有详细的分类数据。18
尽管如此，现存的民众响应的数据仍然令人印象深刻。让人印象深刻的地方在于，其保管在总体上的完整和认真程度。但就它们所显示的内容而言，也同样如此。在1798年，政府要求地方官员讯问每一个年龄在15到60岁之间的符合条件的男人，问他们在遭遇入侵的时候是否愿意拿起武器。在1803年，它还希望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这次针对的是所有年龄在17—55岁之间符合条件的人。对于那些不得不四处奔忙来贯彻这些指示的人来说，他们只要声称各个地方都统一在一片爱国主义的舆论当中，这一切就一定非常容易，而且必然非常具有诱惑力。有的人的确就是这样做的。例如，布雷克诺克郡克里卡达恩教区的代理治安官约翰·金西在1803年向当局担保，其所有符合条件的人都“愿意而且准备好了为保卫王国而尽一份力”。19我们永远都不知道这样的陈述有多么接近真相。
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泛泛而谈的保证并不是政府所询问和需要的。1798年和1803年所要求的详细反馈资料从来都没有完整印刷，也从来没有打算用于宣传活动来打动犹豫不决的人们。他们所提供的绝大多数信息，只供当地的首席治安长官和中央政府的成员过目，这些人最想要的是精确的数据而不是信誓旦旦。大部分治安官和学校教师似乎已经尽其所能来准确地提供这样的数据，在他们长途跋涉四处奔走询问人们是否愿意参加战斗的时候，他们——常常是逐字逐句地——汇报了他们所得到的诚恳坦率和千差万别的答复。这正是这些反馈资料在当时和现在都如此有价值的原因之所在。它们粉碎了在当时和那之后对英国的市民们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的反应所做出的几乎每一个肤浅的概括。它们以真实汇总，无可辩驳的事实否定了那些片面认为整个大不列颠在这个时候都普遍忠诚和顺从的人，也否定了那些在另一方面试图断言英国的群众与他们的统治者之间离心离德的人。他们到底是怎样的人？
谁愿意参加战斗？
现存的《领土防务》反馈信息确凿无疑地显示了，即使是在1803年法国可能的入侵使爱国主义热情达到高潮的时候，一些英国人也不愿意为他们的祖国而战，而且觉得可以如此直截了当地告诉当局。在苏塞克斯的东格林斯蒂德，当地的治安官估计有556个年龄在17—55岁之间符合条件的人愿意去当志愿者。这些人当中有34人已经加入了个人的志愿军团，另有169人宣称他们在入侵行为发生的时候愿意入伍。但仍然还有350人左右不愿意服役。20反馈表中已经写明，这些人中绝大部分是年龄更大的，有孩子的已婚男人，自然不愿意离开他们的家。但是在另外一些城市和村庄，同样也有更年轻的人说不。雅各布·菲利普斯，埃克塞特一位17岁未婚的学徒雇员就在那一年拒绝加入一个志愿军团；他的同乡弗朗西斯·埃利斯也同样如此，他是一位年轻的织布工人，不仅一次，而是两次坚决拒绝了当地治安官认为他应当拿起武器保卫祖国的建议。21我们不知道这两个人为什么要拒绝。他们可能不喜欢可以想见的军队纪律的束缚。他们可能太专注于他们的个人事务。或者，像伦敦一名马车制造人一样，他们的拒绝也有其政治基础，这个伦敦人在当地治安官的反馈表上，实际上已经潦草地写下了他的理由：
苍穹之下没有任何法律或者权力可以强迫我拿起武器……我向上帝祈祷，我永远不愿活着看到我的祖国成为法国的一个省，但如果这场战争还将痛苦地继续，我知道它将会被征服，因为我绝对相信，国王、上议院和下议院……从很久以前就已经失去了这个国家绝大多数民众的忠诚、亲善和感情。22
从他自己的言辞判断，这个人既不积极煽动叛乱，对宗教也并非漠不关心。他也不是穷人。他在牛津街拥有一套豪华的住宅，还有一份体面的职业。那些在这个时候拒绝合作的人，和那些顺从的人一样，不能被简单地归入任何一个很容易就预先料想到的范畴。
例如，他们并不来自任何特定的职业群体。即使对于那些其激进倾向已经人尽皆知的人们（如鞋匠）而言也同样如此。贝德福德郡的萨恩布鲁克，的确有6个属于这一行业的人——可能是这个不到600人的社区中的全部——在1803年拒绝担任志愿者。但是在诺福克的利彻姆这个稍小一点的社区，5个鞋匠都位列当地武装联军的创建人之列，要献身于“我们的国王、国家和宪法”。23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那些以不信奉国教的人为主的地区，似乎也没有做出与令人放心的英国国教徒地区不同的反应。尽管东英吉利这样悠久的清教徒心腹地区可能是个例外。剑桥郡曾经是最后遵从1757年《民兵法案》的几个郡之一，直到1778年以前都拒绝抽签选出其民兵服役者。25年之后，这个郡与亨廷顿郡一起，是英格兰所有郡中应征加入志愿军团的人数占人口比例最小的两个郡。在1803—1804年，剑桥郡像贝德福德郡一样，没能就其防卫准备向政府提供足够的详细信息；与此同时，亨廷顿郡只有13%符合条件的人加入了志愿者，而在埃塞克斯这样做的人也只有20%。24
然而即使是在这些地方，宗教上不信奉国教可能也并不是这种战时爱国精神不均衡背后最重要的因素。今天任何一个熟悉东英吉利乡村地区的人，都知道它罕见的独特性、其独一无二的风景、其裸露和阴郁的沼泽、苍茫的天空和无处不在的水系，这在潮湿的空气当中可感受到，并被不同寻常的水闸和沟渠网络加以调整控制。直到1914年，全国范围内的动员才以某种显著的程度渗透到这个水泽湖乡，而且即使是在这个时候——正如当地一位历史学家所写的那样——“在这个国家其他地方所看到的排队应征入伍的情况在这里也并没有出现”。25东英吉利的乡村郊野只不过是人烟过于稀少、过于与世隔绝、过于满足于自身，而不太关注其领地之外的国家。
在英格兰西部和南部海岸大片区域的郡——格洛斯特、萨默塞特、德文、威尔特、汉普、苏塞克斯和肯特——的情况则完全不同，这些郡有着更为强大的军事传统，而且在地理上远远更为容易受到法国的攻击。在1803年，这些郡所有年龄在17—55岁之间的人，平均有50%志愿拿起武器。在大不列颠，也像这个时期其他的欧洲国家一样，似乎正是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超过其他所有因素，影响着人们参加战斗的意愿。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和社乡镇的类型才是最重要的因素，而不是他们如何礼拜上帝的方式，或者他们属于哪个社会阶层或者职业群体。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大不列颠在这一时期的战争爱国主义地图呢？如果说对于加入志愿者的号召所作出的反应存在个体和地区差异的话，那么我们对于公开宣称愿意参加战斗的表态又能做出什么样的粗略概括呢？我们可以得出三个结论。首先，威尔士和苏格兰对于动员要求做出的反应不同于英格兰，而且相互之间也有所不同。其次，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地区，就越有可能产生更高水平的志愿者。第三，在1798年之后，国家要求大量人员来保卫它的号召得到了响应，实际上并不是全民一致，但毫无疑问数量充足。
在1804年5月，众议院被告知，在大不列颠境内大约有17.6万名英国人已经在民兵、常规部队和各种各样的私人志愿军团中服役。还有48.2万已经表达了他们在入侵事件发生时会参战的意愿，而且这当中有许多人现在正在政府提供津贴的志愿军团中接受训练（参见附录二）。这当中有一些人已经同意为他们的城镇或者村庄所在的整个军区（在整个大不列颠总共有14个军区）服役；但多数人已经被告知，在情况紧急的时候，他们必须在大不列颠的任何地方服役，并已按此条件加入志愿队伍。26已经有超过20万名志愿兵装备了火枪，这些火枪在训练的间隙通常被储藏在最近的教堂里。27所有这一切给人留下的印象都非常深刻，但是如果议会议员们认真研究了摆在他们面前的这些数据，他们就不仅能够注意到我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那种做出反应的地区差异性，而且还能注意到大不列颠的3个主要组成部分之间反应的差异性。英格兰的所有郡当中只有3个没有发来反馈信息，威尔士有5个郡县，而苏格兰有11个郡没有向中央政府提供足够的信息。
为什么会这样呢？同时就威尔士和苏格兰这两者而言，我们可以对任何她们的人民仍然对战争的努力漠不关心这样简单的假设置之不理。他们并非如此。在1798年英国政府开始致力于全民性的民防之前，它编撰的统计数据显示，威尔士和苏格兰人投身于志愿军团的比例比英格兰人的比例还高。在战争的前5年里，威尔士和苏格兰的全部男性人口当中，有将近4%的人志愿加入了保卫家乡的部队，与英格兰的刚刚2%多一点形成了对照。而且在这场战争的早期阶段，苏格兰人和来自南威尔士的人，在执行他们的军事任务时，要远远比他们的英格兰邻居开朗爽快得多。在1798年初英格兰已知应征入伍的8.4万名志愿兵当中，有几乎一半都保证，在法国入侵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只准备保卫他们自己的城市和村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彭布鲁克郡和格拉摩根郡88%的志愿兵声称，他们愿意保卫他们的整个军区。而有超过90%的苏格兰志愿军团愿意为整个苏格兰效力。只有在富有的低地郡县塞尔扣克郡和拉纳克郡，才有大量苏格兰人表示，他们甚至不愿意保卫他们自己的后院（参见附录三）。
在这场战争的早期阶段——即1798年之前——英格兰是一个比威尔士和苏格兰都更为富裕和人口更为高度集中的地区，这一事实可能还反而削弱了大不列颠的这一特殊部分保卫家乡的效率。许多安乐窝里的英格兰人在这一阶段还看不到任何加入志愿军团的理由。那些这样做的人常常更在意的是保卫他们自己的家园和产业不被国内的动乱所侵蚀，而不是保卫他们更大范围内的国家不被外国敌人所侵略。这些环境中的相对繁荣富裕，滋生了最令人不齿的地方主义。与之相比，苏格兰和威尔士更为贫穷和更为农业化的经济，似乎一开始就有助于军事化。这两个国家中拥有土地的人，尤其是在苏格兰，对他们的佃户常常能够行使着远远高于在英格兰所可能有的控制权。28很大程度上就因为这一点，威尔士和苏格兰征召加入早期志愿军团的人数比例就比他们的英格兰同胞更高，而且远远更为仗义宽厚。许多人前来服役一定经历了长途跋涉，因为他们的地主让他们在这件事上别无选择。所处位置的特殊性可能也有助于这个方向的发展。苏格兰高地有着强烈的尚武传统，而且她的许多居民也习惯于长距离跋山涉水前往低地和英格兰北部去找工作。这些因素——还有这一地区大量权力巨大的地方精英——可能都有助于使得其志愿军团在1790年代初响应更为积极、更为外向而且人数更多。
但是，正是因为威尔士和苏格兰部分地区的防御措施比英格兰更为严重地依赖于对当地地主广泛顺从，因此，威尔士和苏格兰在1798年之后对于投入战斗的呼吁所做出的反应有时就没有那么令人印象深刻。那一年所通过的《领土防务法》，以及随后大量的平民防卫立法显示出最初的保家卫国的发起者现在已经从地方权贵转移到了议会。其结果之一便是，苏格兰和威尔士的一些曾经非常乐于组织他们自己的私人志愿军团的地主，给予这些新措施的支持似乎就没有那么尽心尽力。而没有这样的支持，政府的指示在如此远离伦敦的地方，就只有极其微弱的影响。
然而，这些困难需要全面地看待。在1803年底，有超过5.2万名苏格兰人在志愿兵团中担任普通士兵，占了整个大不列颠全部士兵人数的15%左右。29只有一些更为偏远的地区——例如因弗内斯郡和比特郡——才对伦敦的要求进行了明显的抵制。而且，和往常一样，苏格兰在总体上对于加入军队的号召比威尔士反应更为积极。威尔士各郡在1804年所呈报的8份反馈表（威尔士总共有5个郡没有呈报完整的反馈表）显示，它们平均只有28%符合条件的男人愿意加入志愿军。30威尔士主要是乡村和农业地区，还有大量男人和女人们仍然只会说威尔士语一门语言，而且缺乏苏格兰人如此珍视的强大的军事传统，尤其是其北部和中部，在19世纪初仍然是大不列颠最不愿意受中央控制的地区。
经济因素还有文化特征，进一步解释了大不列颠的三个组成部分所做反应的差异性。英格兰普遍比威尔士或者苏格兰更为繁荣富裕。如果能够说服他们法国入侵真的已经迫在眉睫的话，他们的爱国主义因而更容易被利己主义所强化。到1803年，他们绝大多数人似乎确实已经相信这一点，其后果可以预见：“英格兰永远都不能被蹂躏”，亚瑟·扬咆哮着说：“……她的步兵就像她、遍布各处的资产一样数量众多”。31英格兰也是一个比威尔士和苏格兰更为城市化的国家，交通通讯远远更为发达；而这一点，也造成了差异性。正如这本书中已经反复指出的那样，积极献身于大不列颠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事先确定的。它必须学习得来；男人和女人们需要看到学习它的一些好处。那些住在远离财富、人口、信息和活动中心的人们学得慢，而一些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像英格兰一些更为偏远和外围地区的居民一样，选择根本就不去学它。苏格兰的检察长在1804年试图向他的英格兰同僚解释这一点：
桑迪和唐纳德在考虑、在计算牲畜，谁会不狂热地陷入这些算计而不假思索呢，就像约翰牛的做法一样。此外，我们这里远离公共事务的中心，远离所有那些如此强有力地有助于激起英格兰民众之精神的场景。32
只有良好和持续的沟通交流，还有经济和文化上的改变，才能克服一部分长久存在的差异。威尔士在1798年之后的平民防御记录就证实了这一点。像偏远、多山、人烟稀少并且严重依赖于农业的布雷克诺克郡、卡马森郡和拉德诺郡，就没有怎么响应政府的防御措施。与之相反，因为有雷克瑟姆这样的城市中心，并且因为与国界对面英格兰的切斯特具有紧密的商贸联系而富足的弗林特郡，则反应积极：在1804年，其符合条件的男子有一半以上登记成为志愿军。在格拉摩根郡这个威尔士最英格兰化、城市化和最容易进入的郡，有超过4400人加入志愿军。似乎显而易见的是，战时爱国主义情绪更容易因为城市和商业的繁荣而高涨。
而这是英国的统治者所始料未及的。在与大革命法国之间的战争刚爆发的时候，小皮特的政府就直接假定，忠诚可能更容易与财富成正比。那些在社会上没有什么投资的人，被当作是潜在的不安定分子。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受到同样程度的怀疑。人们相信，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高地的乡村劳动力和所有地方的家庭佣工，可能在人身上更依附于他们的地主和雇主，因此更加温顺。33乡村纵深地区简单、传统和别具一格的民情民风，追求他们历史悠久的生活方式，安宁祥和而没有任何现代的痕迹，被认为更加恭顺因而更加忠诚。然而，正如当今的许多历史学家一样，大臣们预计会从那些“习惯于联合在一起的人们”——从制造厂的工人，或者城市工匠，或者矿工，或者采煤工人，或者码头工人——那里传来抗议之声和煽动言论。在城市和大工厂中聚集在一起的人们，被广泛认为是潜在的不安定分子。另一方面，乡间的英国人则被认为像田地中的牲口一样有用和心甘情愿地听话。34然而，如果《领土防务》反馈表显示了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在城市和乡村的反应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这样的假设事实上绝不是一成不变地永远正确。
我们手里所拥有的关于1798年平民反应的一些最详细的信息，与北汉普郡主要以农业为主的基层行政区有关。35这是一个与贝克郡和萨里接壤的地区，拥有像史蒂文顿这样的小社区，那里是简·奥斯汀的父亲担任教区牧师的地方，也是她自己早期小说的创作之地。那时，这是一个安宁和守旧的地区，完全与任何现代化或者交通隔绝。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史蒂文顿的150多个居民当中，总共只有6人不在那片土地上工作。在相邻的克利迪斯登，只有10名男女以农业之外的职业谋生。在梅普德韦尔，只有3人如此；在斯特拉特菲尔德特吉斯，只有2人，而在坦沃思则1人都没有。在这个毫无疑问是穷乡僻壤的地方，有时对地方当局很顺从；然而，对于国家的紧急召唤，绝大多数人都充耳不闻。作为一个尽职尽责的牧师，奥斯汀牧师保证如果需要的话，有35个史蒂文顿人愿意加入志愿军。但却没有来自克利迪斯登或者梅普德韦尔的这样的承诺，当地负责的治安官让政府表格中的相关部分空着。在斯特拉特菲尔德特吉斯也找不到积极效忠的人，当地的治安官诚实地写道：“没有人说他愿意去服役。”至于坦沃思，其零碎拼凑和前后不连贯的反馈表则意味着，当地的治安官要么理解不了他得到的指示，要么就是他根本不会写字。
北汉普郡乡间的真实情况，似乎也是英格兰其他许多偏远乡村地区的真实情况。以贝德福德郡的蒂尔布鲁克教区为例，它在1800年有219个居民，其中只有5个人不在那片土地上工作。在1803年，当地的治安官算出其总共只有40个年龄符合志愿军条件的男人，但只有11个人愿意加入其中。在他表上的每一个农民都不愿意服役，有一个勇敢的人向当局解释了原因：
兹向阁下禀报，我们现在需要大量的人手来收割庄稼，因此我腾不出时间，因为我们的小麦在这个时候很快就会发霉。但当我们收割完庄稼之后，我和我的伙伴愿意为您效力。36
这并不是不忠诚或者失败主义的态度。毕竟这是在8月，作为一个有庄稼需要收割的农民，威廉·贝克知道孰重孰轻。我们在约克郡北区发现，处境非常相同的人们做出了极为相似的反应。众所周知，在那里，在那些坐落在与兰开夏郡这个人口众多和越来越工业化的地区接壤的基层行政区，有大量的人加入了志愿军。但是“在东部边界的克雷文，在更为偏僻和人烟稀少的沃夫河谷上游地区，则极少有什么参加志愿军的热情：在凯特尔韦尔教区没有志愿兵，在安克利夫有3个，在林顿有3个”。37这种乡村在本质上与世隔绝并对外界不闻不问。其居民对国家动员的反应，与普罗旺斯的村民对于1789年之后的新法兰西共和国野心勃勃的中央集权化的企图所做的反应非常相似：完全无动于衷、高度怀疑、默默怨恨而且有时还公然反抗。38
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尽管不包括苏格兰，更加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地区提供的志愿兵占了最大比例（正如同样是这些地区为常规军和民兵提供了大量兵员一样）。39这一点在《领土防务》反馈信息中展现得非常清楚。180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仅在英格兰的7个郡——牛津、剑桥、贝克、埃塞克斯、赫里福、亨廷顿和林肯，其农业人员的数量就比从事其他行业的男女数量的两倍还多。这7个以农业为主的郡中，有2个——剑桥郡和牛津郡——在1803—1804年间没有向政府提供足够的志愿者的数据。而在其他5个郡，其登记作为志愿者的男人的比例在那个时候平均只有22%。如果我们看看那些劳动力主要从事商业和工业的英格兰地方诸郡，将会有一幅完全不同的画面浮现。根据人口普查资料，这样的郡总共有11个。其中有10个——柴郡、德比郡、达勒姆郡、莱斯特郡、北安普敦郡、诺丁汉郡、斯塔福德郡、萨里郡和沃里克郡——在1803—1804年间向当局提供了关于他们志愿兵的详细反馈信息。这些信息显示，这些郡中平均有35%符合条件的男性人口愿意保卫祖国。40英格兰只有一个郡显然违背了如下常规，即在发生入侵危机的时候，人口稠密和工业化的经济实际上比农业为主的经济更容易动员。这个郡就是约克郡，那里只有20%的男性人口愿意参加志愿军。当然，也正是约克郡提供了爱德华·汤普森了不起的经典《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的许多证据，证明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大众在心理上的疏远冷漠。
图67. 《征兵》，威廉·亨利·邦博瑞，约1780年， 一个小村子里的嘲笑和漠不关心
我们应当承认，从战时爱国主义的角度而言，约克郡的大众反应可能更是例外而不是常规。而且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些具有更广泛重要性的东西。法国历史学家已经比他们的英国同侪更为广泛地研究了草根民众在这一期间对于战争的反应。其结果之一是，他们更快认识到新的经济力量，尤其是与城市化和工业化一起出现的人口的大量聚集，通常有助于社会的军事化。41与之相反，英国的历史学家在写作时，仿佛总是把经济变化看作好像不变的破坏因素：似乎乡村自然而然孕育了顺从，而城镇只滋生抗议之声。现实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情况完全不是这样。在1803年，《爱丁堡评论》的一个作家抱怨说，乡村劳动力被保守派如此地美化，而城市工匠们的公民潜能则被严重地忽略。然而，他指出：
如果说工匠们的身体力量不如农夫的话，那么他们则拥有程度远远更高的手工技巧和灵活性，这在发展中，尤其是在现代战争的发展中是如此的必要……现代战争存在于使人员处于一种机械运动的状态，并且把他们当作一台大机器的一部分组合起来。这两种人中，哪一个因其以前的习惯最适合于这种需要，是那个人，他终其一生都扮演着处于一组动运中的机器的一部分，还是那个人，他一直被当作思考、独立、分离和隔绝的行为体？42
城市工匠因为不断接受新的文化而改变，因为他更容易受到宣传活动和征募新兵集会的鼓动，而且更重要的是，因为他没有被捆绑在土地上，因此就能成为在打仗的时候比离群的农夫更有用的市民。从这个角度而言，早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完全没有自动地使大不列颠更容易受到革命的影响，反而还很有助于抵御大革命法国的军队于国门之外。
出于个人的原因
有多少英国人在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投身到志愿军团，他们是谁，他们来自哪里？搞清楚这些问题相对比较简单。但是，使如此多的人志愿加入的确切原因是什么？爱国主义并不是唯一的动机，甚至在某些情况下都根本不是动机之一，得出这一结论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经济压力，同时还有各种各样的胁迫，当然还有个人私利，驱使一些人拿起武器。
像曾经存在过的其他每一个部队一样，英国的志愿军团也得益于大规模的失业。这也是为什么加入志愿军的人中，来自城镇的人远远比来自乡村的多得多的原因之一。在乡村地区，通常都能找到足够多的农活让日子混下去，至少在夏天是如此。与之相反，战争造成的经济崩溃，使诸多城市地区中剩余劳动力的人数大增。一些住在城里的人必须屈尊去当志愿兵，因为他们没有其他职业，还因为他们在训练的时候可以得到的零用钱，这总比一无所获的好。43此外，当局还精心地在他们的防卫立法中加入了一些强制性成分。在1803年，他们让人们知道，除非有足够数量的人前来当志愿兵，否则，他们将按照法国的模式，进行全面强迫征兵，这会使所有年龄55岁以下的成年男子都受到影响。因此，似乎有可能的是，至少在一些社区，年轻的单身男性会感受到要他们加入志愿军的压力，这些压力来自他们有妻子和孩子或者其他有家眷需要其照顾的邻居和工友，以及那些极度担心会违背他们的意愿被征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