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不列颠并不总是处在历史的转折点上，但滑铁卢却显而易见是这样的转折点。尽管如果没有大陆联军，英国人可能永远都赢不了这场战役，但正是他们，被赋予了首要荣誉，也正是他们，收获了最实在丰厚的政治和领土回报。滑铁卢摧毁了拿破仑，无可争辩地确立了大不列颠作为首屈一指的欧洲强权的地位。此外，在随后进行的维也纳会议对于战利品的瓜分，确保了大英帝国战后成为世界上人们所知的最大帝国。然而，至于说到后方，预期会从这些重大进展中产生的沙文主义兴奋之情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都并未出现。“国家荣耀的所有胜利感觉”，一个作家在1815年写道，“似乎全都被普遍的压抑所抹去了。”1
之所以会这样，有一部分原因已经非常明显。与法国的这些刚刚结束的战争是在1793年爆发的——仅仅只在输掉美洲战争的十年之后——而且持续了，实际上没有中断过，将近有四分之一个世纪。许多英国人只不过是太筋疲力尽和太疲惫不堪，除了冲突的过度疲劳现在终于得以结束这样麻木的放松之外，感受不到其他任何东西。而且对于穷人来说，甚至对于中等富裕的人来说，从近期来看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欢庆的事。经济已经如此长时间地围绕着战争转动，和平的突然降临，使农业、商业和制造业突然陷入了严重的衰退，一直延续到1820年代初。其结果是高失业率和社会动荡，而33万多军人的复员，使得情况变得更加糟糕。关于这些老兵，我们知道的情况极其少，他们对于重返故里如何看待，当他们真的回家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但他们许多人对于重返贫困和被人忽视显然非常生气，即使是那些能够找到工作的人，似乎也常常发现他们已经很难再重新融入正常的工作生活。这样几十万人的疏离——还有他们的军事技能——有助于解释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的20甚至30年间英国的群众抗议特别激烈这样的状况。正如西摩·德雷舍所写的那样，在这期间，“在议会之外的骚动背后，存在着某种‘额外’的东西：异常真切的具有暴力属性的后备军。”2
但是，无论是这些短期的经济和社会紧张状态，还是人口膨胀和工业扩张更加持久的影响，都不足以解释战后高度的普遍压抑情绪和争论不休的状态。还有一种更加复杂的方向迷失夹杂其中。早至1689年开始，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就已经被卷入了一系列与欧洲最主要的天主教强权法国的重大战争之中。正是法国及法国所支持的斯图亚特王朝所造成的威胁，首先造就了1707年的《联合法案》和大不列颠的正式建立。从那时候开始，与法国反复发生的战争，使得大不列颠所包括的不同国家、社会阶层和种族群体能够具有某种共同的东西——不管这是一种恐惧还是一种攻击行为，或者是一种认为新教处于敌人包围之中的强烈感觉。与一个明显敌对和背道而驰的外国强权之间反反复复的战争，铸造了表面上的团结，并把注意力从内部相当大的分歧和紧张状态转移开来。在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战争——反反复复、旷日持久和不断增加的要求——是大不列颠得以形成的原因。但是滑铁卢最终杀死了巨龙；而在许多英国人当中的第一反应，更多的是迷失了方向而不是感到满足。英国民族性不可能再如此抽象地依赖于被围困的新教信仰这样一种感觉，也不可能再依赖于同以天主教法国这样的形式出现的其他国家的经常性冲突，那么，现在它该如何界定？
在和平突然降临的1815年和维多利亚女王即位的1837年之间，这种复杂但又普遍的不确定性，聚焦在了三个特殊的事件上，每一个都与英国民族性的问题息息相关。第一个事件，也是最具有争议性的一个，是1800年爱尔兰以《联合法案》的方式并入联合王国所引发的一系列问题。3这一新的政治安排的直接原因是惧怕法国的军事干涉，这一恐惧对此次合并所产生的影响甚至要大于其对早前与苏格兰的《联合法案》的影响。爱尔兰被兼并，是为了阻止拿破仑利用它作为一个跳板入侵英国主岛。但是，正如当时一些明智的人所承认的那样，爱尔兰永久顺从于威斯敏斯特的直接统治连一点可能性都没有，除非占爱尔兰人口大部分的天主教徒被赋予更广泛的公民权利。然而，爱尔兰和大不列颠在法律上统一了，如何才能把完整的公民权扩展到爱尔兰天主教徒身上，而又不对大不列颠本国内的少数天主教徒作出同样的让步？而且这样一个明确信仰新教的国家，如何才能允许任何一个天主教徒完全分享其公民生活，而又不会不可避免地危及其传统的身份认同？
第二个事件没有那么情感纠结，但也同样与公民权的事务紧密相连。在1789年之前，要求议会改革的运动只是零星爆发，感兴趣的人很少。在那之后，积极要求扩大公民权和重新分配议会席位的讨论开始变得更为广泛，更为连贯一致，而且远远更为激进。这不仅仅要归因于法国大革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影响，也因为战争的被迫要求。我们已经看到，为了保卫英国的领土完整而引入的群众武装，如何使得激进的代言人将他们对成年男性普遍选举权的要求变得合法。但是，广泛参与战争的努力，必须公平地以增加获得公民权的机会作为回报，这一观点也在被那些感觉他们处于不利地位的其他集团所使用，而不仅仅只是被那些想要使上升的工业和商业中心获得直接代表权和为支配这些中心的中产阶级赢得投票权的人们所使用。如1815年在没有代表权的曼彻斯特举行的一次抗议集会：“通过使我们可以利用那些在任何一个仅仅只有农业的国家都不能利用的资源，商业和制造业在英国的巨大重要性在最近的战争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展现。”4那些统治大不列颠的人为了击败法国而曾经被迫利用了数量空前的人们的军事服役和收入，他们发现他们自己在和平到来之后，处在改变政治体制，好让所有拥有财产的人，以及所有工人，都能够被赋予投票权这样的压力之下。
像议会改革一样，第三个事件在1760年代之后变得越来越重要，但是英国在与大革命和拿破仑法国之间的战争中所取得胜利的绝对规模，使它变得越来越紧迫。到1815年，英国帝国的疆域变得如此的广大，全球每五个居民当中，就有一个帝国的子民。5这些显然不是英国人，但却被军事武力置于英国统治之下的以千百万计的男女，该如何被对待和看待的问题，因此就变得不能再逃避。如果有责任的话，母国对他们有何种责任？他们能否对如此多的英国人认为是他们自己特有的那些不可名状但却无比珍贵的自由有任何主张吗？或者英国的臣民也可以是奴隶，只要他们是黑人并且安全地住在国外？他们不能，也不应该如此，这样的观点在1807年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于议会禁止英国再参与奴隶贸易。但英国在西印度群岛的产糖殖民地仍然依旧依赖于奴隶劳动力。游说议会解放这些奴隶的全国性运动，一个在1833年——仅仅在第一次《改革法案》重新修改了选举体制之后的一年，以及1829年成功解放天主教徒之后的四年——的《解放奴隶法案》中达到高潮的运动，常常被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悄悄地略过或者当作一个非本国的转移注意力的事件对待。然而其发生的时间揭示出，废奴运动与关于公民权和英国民族性的意义这些其他的热烈讨论有着紧密的联系。
在和平时期，几乎没有来自国外的恐惧，现在在海峡对岸也没有这样一个借以界定他们自己的明确的敌对势力，因此英国的不同群体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确定他们是谁，以及如果有的话，是什么使他们特别并把他们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这一适应过程被证明不和谐和具有令人痛苦的分裂性，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为把公民权扩大到英国和爱尔兰天主教徒而进行的奋争，为改变代议体制而进行的奋争和为解放同样也是英国臣民的黑人奴隶而进行的奋争，尽管这三者具有许多不同的诱因，但包含在所有这三个运动当中的原因至少有一个，那就是对于国家民族的重新界定。
解放天主教徒与社会分歧
1834年10月16日下午6点刚过，威斯敏斯特的议会大厦就燃起了熊熊大火。从那天早上7点钟开始，两个工人就在忙着烧毁整车整车的符木——即财政部在过去用来保存其账目的干木片。他们使用的是上议院地下室的火炉，因为这样比较方便，还因为没有人告诉过他们烟囱没有清理干净，或者那样不断地开关火炉的门会导致强烈的气流。直到下午很晚的时候，贵族和议会议员们才开始注意到他们古老、木制的议事厅当中的温度正在令人震惊地上升，已经褪色的挂毯开始冒烟，而排成长龙的游客不得不透过越来越厚的浓烟来仔细观看中世纪的木雕刻。到这个时候已经太晚了。到下午7点30分，上议院的屋顶坍塌，此时风突然转到东北方向，下议院开始猛烈燃烧。到那天晚上11点，它也变成了一片废墟。而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帝国没有一栋用于其立法机构的建筑。6
在泰晤士河岸边成排站着的数以千计的围观者似乎更多的是高兴而不是惊骇；艺术家——其中包括约翰·康斯坦布尔和特纳——高兴，是因为大火在夜空映衬下的壮观绚烂，为他们的将来的画作赋予了灵感；保守主义者高兴，是因为这场大灾难似乎是对1832年通过《改革法案》的一次适当的惩罚；激进主义者高兴，是因为它把在他们观念中与若干世纪的贵族腐败相联系的这些建筑一扫而空；而因循守旧的爱国者高兴，因为它为建造一座与这个处于其权力巅峰的经过改革的帝国相称的新的威斯敏斯特宫敞开了道路。随后的建筑设计竞赛公开进行，吸引了将近100件作品。获胜者是极有天赋并且已经声名显赫的伦敦建筑师查理·巴利。但并不是他一个人就完成了英国现在无疑最著名和人们最熟悉的景物轮廓线。与他全程一起工作的是一个皮肤黝黑、感情热烈和才华横溢、在年仅40岁时就因为精神失常而病逝的名叫奥古斯都·韦尔比·诺斯莫尔·普金的年轻人。“议会大厦都是普金的作品，”已故的肯尼斯·克拉克写道，“……每一块嵌板、每一张墙纸、每一把椅子都是从普金的脑海里迸发出来的，而他生命最后的时日花在了为这个大厅设计墨水瓶和伞架上。”7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呢？因为普金不仅是一个法国人的儿子，而且皈依了天主教。在19世纪最能使英国的民族和帝国威严得以铭刻的建筑——并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承认了它的这一作用——竟然是一个坚定的新教徒和一个热情洋溢的罗马天主教徒之间合作的产物。
使普金之所以能为这样一个敏感而富有象征意义的工程做出这么大贡献的，不仅仅只是1829年《天主教徒解放法案》的通过，更有在这之前大不列颠在态度上的显著转变。对罗马天主教的宽容和对英国天主教徒主张公民权利的默许，已经增长了一段时间，横跨了社会光谱。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时人们认为，这个时候只是因为面临爱尔兰起义的威胁，天主教徒的解放才得以进行。8然而这忽略了长期的趋势并且仅仅集中于短期的原因。爱尔兰天主教联合会的草根运动，以丹尼尔·奥康内尔28在1828年竞选克莱尔郡在下院的议员席位达到顶峰，这毫无疑问给威灵顿公爵的托利派政府和国王乔治四世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并且决定了《解放法案》的准确时机。9但是，如果没有英国国内自身意见的显著变化，立法可能永远都不会通过。
至于说到统治精英，他们融化传统的新教不宽容的主要溶剂是战争及其需要。从宗教改革到现在，约束天主教的立法牢笼就主要是为了保护一个神经紧绷的新教徒国家免遭内部第五纵队的威胁而构建的。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对天主教徒民事权利的主要限制是1663年的《市政法》和1673年的《考试法》，前者强制地方官员要接受英国国教圣餐，后者要求不管是在地方还是在中央政府的所有官员，都要参加英国国教的圣餐仪式，并且拒绝接受天主教的圣餐变体论这一核心教义。1678年和1689年更加深入的法案，专门把天主教徒同时排除在议会和投票权的范围之外。在苏格兰，相似的限制早在1707年的《联合法案》之前就已经在执行；而在爱尔兰，反对天主教的刑法甚至更为残酷。直到18世纪中叶，伦敦仍然想要强化这些限制，主要是出于安全的原因。大臣们相信，公正地来看，天主教徒仍然保持着对以前与他们信奉同一宗派的被流放的斯图亚特王孙们的忠诚。然而，在克洛登战役确保了詹姆斯党人已经无关紧要之后，政府对于天主教的态度开始明显和合乎逻辑地变得放松了，不仅仅只是因为启蒙运动的思想影响而软化，也是出于非常实际的考虑，即其大部分天主教徒臣民都生活在爱尔兰和苏格兰高地，这两个地方都是英国军队主要的兵源地。10
在法律上，不管来自英国还是爱尔兰的天主教徒都不能在军事部门中服役。尽管如此，从七年战争开始，就有大量爱尔兰和苏格兰天主教徒被征召并积极活跃在海外。在1764年，据估计已经有大约6000名苏格兰天主教徒入伍参军，他们绝大部分人在印度和西印度群岛。他们的表现如此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柏高英将军在1770年敦促议会放松限制天主教徒的法律，以便于进一步征兵。这一立法提案没能成功。但不久之后，都柏林议会通过立法，允许爱尔兰天主教徒公开加入军队，而无须让他们自己在进行新教宣誓的时候被迫作伪誓。有大量来自爱尔兰、苏格兰和北美的天主教徒男性劳动力被招来参与美国独立战争，在1793年之后，陆军和海军招入的天主教徒甚至更多，那时罗马天主教徒有权利获得的军衔甚至包括陆军上校在内——尽管只有身处在爱尔兰服役的军队中才可以获得。11
早在1800年与爱尔兰的《联合法案》签署之前，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危险，那时在英国军事机器中服役的天主教徒就已经开始撬开精英们的态度。从1770年代开始，支持放松限制天主教徒法案的呼声在政府圈子内就已经非常强大，并且并不只限于像埃德蒙·柏克这样更加进步的辉格党反对派成员之内。更广泛而言，天主教徒在战场上忠诚和大量服役，动摇了最长久反对天主教徒解放的基础之一：也就是，因为天主教徒对以教皇为体现的外国权威在宗教上效忠，因此他们的政治和爱国忠诚必然令人怀疑。例如，在1816年，威廉·普伦基特这个杰出的律师和代表都柏林大学的议会议员，能够以巨大的勇气攻击一位在下议院一边庆贺威灵顿公爵取得滑铁卢战役胜利，却几乎与此同时拥护一种完全排他的新教体制的托利党发言人：
当你提到我们杰出的指挥官取得的辉煌胜利……当你说到杜罗河这一段事迹，说到罗利卡、维梅罗、塔拉韦拉、萨拉曼卡、维多利亚这些战役，所有听你发言的人的感觉都和你本人一样激动。每一颗心都兴高采烈，每一颗爱尔兰人的心更是兴高采烈，因为爱尔兰产生了这样一位英雄。先生，当他们在不朽将领的指挥下，已经为帝国打开心闸浴血奋战之后，这是一个宣布那些人不可改变之命运的适当时机吗？……而你正在把花环戴在胜利者的额头上，你向他保证，他那些获得胜利的追随者们一定永远也不要期望分享他的勇气收获的果实，但只有那些在赢得胜利的时候已经流干了最后一滴血的人们，才将是唯一在公民权的胜利中不会获益的人。12
这样的语言越来越使天主教徒解放的反对者处于守势，使他们显得不太尊重已经逝去、不再能享受当时大不列颠的显赫声望和富裕辽阔的那些爱国者。“英格兰，不管多么重要，都只是英帝国的一部分，而且并不是最繁荣的部分，”另一个英裔爱尔兰律师冷静地指出：
因此，苏格兰和爱尔兰人民当然有权利反对任何一种总体的政治体制，只要这种体制的采用只考虑了英格兰的偏见，并只着眼于那些帝国并不关注的地方既有传统；但他们尤其反对这样一种体制，这种体制的首要指导思想，是关注英格兰大学中的神职代表所拥有的狭隘观念。13
但在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部分地区，反天主教的偏见可能比在英格兰更为粗暴无礼，从这个意义上说，上述说辞并不坦诚。但是更广泛的争论——即在16世纪，当英格兰还是个小国且容易受到攻击的时候，不宽容就已经形成，这一点与300年之后英国帝国的疆域和势力都不相称——却是很重要的一点。这确保了那些以英国新教国体的神圣性必须得到维护为基础、反对天主教徒解放的极端托利派政治家，永远都不能够独占爱国主义话语。相反，它们可以被呈献为只维护那一种不列颠的愿景，一种非常狭隘的愿景。一个苏格兰的议会议员评论说，他们似乎认为，
国体的伟大原则是排外的原则；但我认为，相反，英国国体的伟大原则，是向共同体中举止良好、适合被赐福的每一个阶层传播所有的那些祝福。14
事实上，到1820年代初，认为把天主教人口全都包含到国民当中，而不是经过改良的排除在外，是一个更加明智和更具有操作性的策略，就下议院以及内阁中有影响的一部分人来说，这一观点取得了胜利。退回到1805年，有336名议会议员投票反对天主教信仰，只有27%的议员支持它，在1812年之后，反天主教的投票很少再有把握超过250票。1819年，一次支持减轻限制的投票以只差两票而失败；1821年，另一个废除议案以微弱多数获得了成功，而在两年后赋予合格的英格兰天主教徒以公民权的动议以超过50票的优势获得通过。15换句话说，就下议院而言，辉格派历史学家所热爱的观念逐渐但持续不断的改变，在这件事上确实真的发生了，并在当时这样做的时候就得到了认可。大约仍然还余有170名极端托利派议员由衷并热情地相信，赋予天主教徒与宗教宽容截然不同的完全的公民权，将彻底破坏由1688年的革命所确立的政治安定。但需要强调的是，这些人是在议会中除了罗伯特·皮尔之外便没有内阁发言人的少数派。16因而，就下议院而言，把向解放天主教徒的转变归因于1828—1829年的爱尔兰危机是完全错误的。从知性的角度而言，一小部分英国议会议员在这之前的若干年里就已经同意，必须赋予天主教徒以公民权。
当然，发生在爱尔兰的事件至关重要，迫使托利党政府最终迎难而上。1828年天主教徒奥康内尔竞选克莱尔郡的下院议员席位，在天主教刊物上公开进行竞选游说，还有其他爱尔兰选区在下一次大选的时候将会提出天主教徒代表的可能性（尽管这样的人在现行的法律之下不能入座威斯敏斯特的议席），使政府鼓起勇气抛开自己的极端托利派，并迫使乔治四世接受了一项解放法案。17然而，如果议会之外的态度没有同样发生改变的话，这样一场广泛的宪法变革也将是不可能的。回到18世纪最初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新教徒和天主教徒英国人常常非常平静地共同生活在一起。但对于后者，在战争期间或者发生其他国内紧急情况的时候，仍然有受到身体攻击的可能性。政治家想要放松反天主教的立法，还依然受到担心激怒广大好战的新教徒这样的限制。然而，在19世纪初，大众对于天主教徒的反应正在发生转变。草根民众对于通过《天主教徒解放法案》的反应显示，天主教教义仍然是英国大众爱国精神的主要敌人之一。但它也同样证明，宗教热情和不宽容在大量普通英国人世界观中的重要性正在削弱。
削弱，但绝不意味着不重要。在大不列颠的一些地区，因为最近爱尔兰移民的大量涌入，传统的偏见实际上甚至变得更加强烈。退回到1780年代，住在不列颠的爱尔兰男女的数量可能比4万人稍多一点。但到1831年人口普查的时候，在不列颠的爱尔兰人大约有58万人，将近占到劳动力的5%。尽管他们对于经济的总体影响可能还较小，因为他们大多数都是刚刚成年的人，文盲和没有技能的人比例失调，在他们集中的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城市——格拉斯哥、利物浦、邓迪、曼彻斯特和佩斯利——对不列颠本土的体力劳力者造成了冲击。18
所有这些城市都在1829年请愿，强烈反对天主教徒解放。格拉斯哥递交了超过21份反对的请愿书，总共有2.4万个签名。曼彻斯特的请愿活动组织不力，仍然获得了2.2万个签名。邓迪提交了53份请愿书，而且有一份报纸宣称，实际上这个城市的每一位成年新教徒都签了字；而利物浦的反天主教徒请愿书数量如此庞大，以至于众议院的门房几乎搬不动它。反爱尔兰的情绪，可能也是在1829年之前很少因为任何事情请愿的威尔士人在这一次如此广泛请愿的原因之一。例如安格尔西岛，这个在地理位置上如此靠近爱尔兰，并且是许多前往不列颠的移民中途用作休憩之地的岛屿，就向众议院发出了超过20份反天主教徒的请愿书。19
然而，反爱尔兰的情绪，不管是建立在经济利益受损还是种族偏见的基础之上，都很难解释反对天主教徒解放的民众骚动的绝对规模。爱尔兰移民集中在一小部分以大城市为主的地区。与之相反，反天主教徒的请愿——它们可能有3000份之多——在1828—1829年从几乎每一个郡涌来，从城市同时也从乡村涌来，从以前从来没有向议会请过愿、之后也几乎再也不会向议会请愿的地方涌来：卡迪根郡的托德洛尔、蒙默斯郡的兰维杭厄克鲁科诺、弗林特郡的赛菲尔、萨福克郡的芒克斯伊利、诺丁汉郡的斯克里文顿、白金汉郡的草地上的沃顿和诺森伯兰郡的阿伯威克，对于这些小村庄伦敦和大的地方报纸几乎都不知道如何拼写它们的名字，并且在这些地方，一个从相邻的郡来的人，更不要说是一个爱尔兰人，简直都像干旱的夏天一样少见。20并不是反爱尔兰的情绪使得这些地方的居民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向遥远的立法机构签名请愿的行动。常常也不是因为对于罗马天主教徒或者他们信仰的任何直接感受而使他们如此。这些抗议者在这样做的时候，其行为就像一个议会议员所说的那样，“并不是根据他们所知道的东西，更主要是根据他们所感觉到的东西。”21对于这些男女来说，新教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如同罗马天主教那样的宗教信仰。新教是界定他们是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部分，也是一个框架，他们透过它来回顾历史。
有证据显示，许多在1828—1829年的反天主教徒请愿书上签字的普通的英国人把他们自己，相当自觉地，看作一种反抗天主教的民族传统的一部分，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若干世纪之前，并且似乎甚至要无穷地延续下去。在英格兰西南部，即抗议尤为突出的地方，当地的积极分子从追思1685年的蒙默斯暴动中找到灵感，当时他们成百上千的祖先拿起武器去驱逐信奉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并用一个信奉新教的君主来取代他。在弗罗姆贴出了一张告示，上面列出了这个镇子在那个事件当中的12位“烈士”，而在陶顿的另一张告示上，给出了其因为参加同一个暴动而被处死的6个市民的名字。一些苏格兰的教区，以非常相同的方式反对天主教徒解放，从仓库中拖出那些在1630年代和1640年代反抗查理一世宗教政策的誓约派成员用过的已经褪色的旗帜，并把它们重新挂在他们的教堂里。22
解放危机所制造的大多数手写和印刷的宣传材料都没有保存下来。它们既廉价又短命，于那些在其身后几乎没有为历史学家留下任何记录的那种男女的脑海和家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从那时在议会宣读的文献中所摘录的文字足以显示，在许多较为贫穷的不列颠拥护者看来，新教改革看上去仍然多么地记忆犹新——而且是多么地臆断。在伦敦的一些工人阶级居住区，张贴的布告上赫然写着，“托钵会修士和罗马教皇，以各种心态和方式将新教徒放于易燃物之上”。在萨里，流传着一本反对解放天主教徒的小册子，名叫《玛丽女王的日子》，令人毛骨悚然地画满了在史密斯菲尔德燃烧的大火的景象。在英格兰西南部，地方官员不得不没收画着在天主教士手中“被分成四半的婴儿……和钉在尖桩上还活着和裸体的年轻女孩”的画册。23甚至罗拉德教派信徒，那些在14世纪曾经因为挑战天主教正统而受到迫害的以平民为主的异端分子，也没有被忘记。一系列来自“维克利夫”（对约翰·威克利夫名字的错误拼写，暴露了作者并没有受到特别良好的教育）的信出现在《北威尔士编年史》当中，敦促威尔士人在他们能接触到的任何一份反天主教徒的请愿书上签字。24还有一些男人和女人们甚至追忆到更远的民间记忆。例如，在肯特，一次可能有多达6万人参加的非常大型的反天主教徒集会在佩宁顿希斯举行，这里自从诺曼征服开始，就已经被用作紧急时刻集会的场所。25
这些抗议——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现象，并且从来没有得到适当的研究——再一次确证了新教对于塑造普通英国人如何看待和理解他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的重要性。因此，在这许多示威活动当中，都表达了对于被看作上层的背叛这样的行为的愤慨，这并不令人惊讶。如同在其历史上的许许多多时刻一样，大不列颠面临来自天主教的危险。但在这一次，他自己的许多领导人都公开与敌人合作。“同胞们”，斯坦福郡的一份传单上宣称，“国体被出卖了。堡垒处在危难当中……以色列人啊，回到你们的帐篷去吧”2926当议会最终在1829年4月真的通过了天主教徒解放法案，这些下层民众当中的疏离感和困惑相当严重；在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和政治对抗进行的任何评价当中，都应当记住这一点。对许多英国人而言，似乎他们的统治者已经公然辜负了他们——而且同样也辜负了上帝、历史和国家。实际上，乍看上去，很容易把为这一事件所进行的斗争，只不过当作彼得·伯克和其他人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许多欧洲国家所观察到的上层阶级从他们以前参与的大众文化中退缩的又一个例证。27这里，显然，是一个向后看和仍然意志坚定的新教人口，被为了支持新的和更加世俗的需要而丢弃了传统态度的精英在困境中抛弃的明显例子。然而，在两边，参与者的联合实际上都比这远远更为复杂。
因为在支持天主教徒解放的时候，不仅英国的统治精英发生了分歧——国王和吵吵嚷嚷的一小撮贵族和议会议员都对作出让步愤怒不已——而且下层民众对它的反对也绝没有步调一致。在一些城市，例如在格拉斯哥、伯明翰或者是布里斯托等发起的反天主教徒的请愿，包含如此多的签名（分别是2.4万个、3.6万个和3.8万个），它们必定赢得了来自当地中产阶级社区同样还有来自工人阶级的支持。但在其他城市地区，在莱斯特、诺维奇、爱丁堡，最主要是在伦敦，当时的人们注意到，受过教育、商业和专业人士阶层现在对于天主教徒的态度比在前一个世纪的远远更为缓和。28与其说这是因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人们已经变得不那么虔诚了，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这样，毋宁说，他们已经不再把天主教徒们看作是一个宗教或者政治威胁。管理部门所关注的是这样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即较为贫穷的英国大众在天主教问题上，已经不再像他们以前那样感到如此咄咄逼人了。他们可能仍然非常不喜欢它。但1829年抗议的性质显示，他们中的许多人害怕它的程度已经不再像他们的先辈那样深了。
回到1778年，当议会通过了一个远远无关痛痒的《天主教徒改善处境法案》之后，跟着发生的抗议导致了伦敦的戈登暴动，这是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大、最具破坏性和延续时间最久的城市暴动；而在苏格兰的反抗是如此地激烈，使得政府被迫放弃了在那里执行这一立法。29在1829年没有发生这样的事。在英国本土没有因为《天主教徒解放法案》而引起重大的暴动。似乎没有人因为反对它而被杀；也没有一个天主教小教堂因为报复而被烧毁。宽容在逐渐增加，在滑铁卢的胜利，带着优势地位的和平开始到来，意味着英国人不太可能把国内现在的天主教徒，与来自国外的军事威胁联系在一起。而许多更具有野心和受过教育的工人和中产阶级成员，现在正把他们的希望和精力，投入到政治而不是宗教激进主义，投入到为改革议会而进行的斗争当中。
在1829年，最嘈杂和最一心一意反对天主教徒的，是更加贫穷、更加边缘和更少有文化的民众，是德文郡、康沃尔以及威尔士北部和中部卫理公会派社区中，诸如矿工、采石工、渔夫和农场工人这样的体力劳动者，以及大量的妇女。30在卡罗琳王后的事务上，妇女们组织了完全由她们自己向国王提交的请愿，与这样的做法截然不同的是，这次大量女人与男人们一同签名向议会请愿，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早几次这样做的事件之一。而且那些参加请愿的妇女看上去主要来自工人阶级，而且几乎清一色站在反对天主教徒解放的这一边。妇女在反天主教徒阵营中的显要表现，或许可以归因于这样一些事实，即她们常常在去教堂做礼拜这件事上，比她们的男性同胞更为坚持不懈。但是，大部分妇女也比男人更少受到正式教育，并且更加依赖于传统的、大部分是口传的文化，新教不宽容恰恰是如此深入地植根于这样的文化当中。一个支持解放的贵族遭遇了一次粗鲁的反天主教宣传，他的傲慢态度——“他相信，这些故事是依照传统从一个老妇人那儿传到另一个妇人那儿的”——并不吸引人，但却可能包含着一些真实的成分。31
图73. 一幅支持天主教徒解放的画作，影射了来自妇女 （和“娘娘腔”的政治家）的反对之声，1829年
图74. 议会改革的爱国精神：群众和王权，《坚定的改革者》，1831年
不管其原因是什么，但妇女们在这些骚动中的突出地位，进一步确证了新教徒群众运动已经不再像在18世纪和之前那样，是暴力和危险的运动了。在1829年，这一点至关重要。托利派政府能够因此通过罗马天主教解放法案，并因此化解了与爱尔兰陷入内战的危险，而不用担心其行动会激起本岛的市民暴动。反对天主教的英国人可能感觉遭到背叛，但他们的挫折感不太可能通过暴力来表达。32当然，当局还是对他们的偏见作出了一些让步。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所有男性天主教徒都可以投票、进入议会，如果他们拥有必要的经济和社会资格，他们还可以在大多数文职官员的岗位上任职，在这种意义上，他们现在全都是公民。但天主教徒还是被排除在王权之外（现在也仍是这样）。古老大学的门还是对他们关闭，最高司法机构也同样如此。如果被委派到政府部门就职，他们仍然必须宣誓说，他们不会“扰乱或者削弱这个王国中的新教信仰或者新教政府”。而且，从被接纳进入议会而言，天主教徒仍然不得不经历选举偏见的严酷挑战。例如，直到1890年代，苏格兰选民都没有选出任何一个天主教徒议会议员。33但无论如何，1829年是一个时代的终结。
在那之前，正如布鲁斯·伦曼所写的，英国政治结构“的主权主张直接来自在16世纪由亨利八世所进行的英格兰宗教改革，它要求民众的支持，以对1688年光荣革命所保护的自由做出的含糊但强有力的新教诠释为基础。”34这些诉求必定会受到向罗马天主教徒开放公民权利的影响。新教爱国主义精神仍然强大和广泛，尤其是在工人群众当中。但是现在，天主教徒解放已经成为了法律，不宽容的新教也很有可能会像把英国人团结在一起一样，再把他们分裂开来。有什么东西可以出现替代它而成为国家民族的黏合剂呢？
议会改革和妥协
在1830年9月15日星期三，发生了一个重大事件。用以展示的火车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的一个小型采石场停下来加水，在他们最终进入车站的时候，一些绅士跳到铁轨上，仔细察看这台闪闪发光的新机器，四处闲逛欣赏美丽的风景，并与即将表演《上帝保佑国王》的音乐家闲聊。车内的人小心谨慎地伸展着他们的身体，打量手表，思忖着还要过多久，另一个火车头才能抵达他们这里。“我认为你们最好进来”，威灵顿公爵向外面还在闲逛的人们喊道。说时迟那时快，他们看到另一条轨道上承载的机车飞快地向他们压过来。他们突然意识到，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让他们安全地站在轨道的另一侧，在两排铁道之间也没有空间。于是男人们开始挣扎着要打开停着的火车上豪华车厢的大门，拼命努力地将自己强拉进车厢，因为这节车厢高高地远离地面，并且没有提供梯子。前国务大臣已经尝试了通过穿越轨道躲避呼啸而来的火车。他现在惊恐地往回跑，正抓住其中的一扇门，这时火车头把他挂住并甩到铁轨上。甚至在车厢内，威尔顿女士都可以直接听见骨骼被碾碎的声音，紧接着是赫斯基森先生尖声的惨叫。35
威廉·赫斯基森不同寻常的死法，成了英国历史上一个必不可少的段落，因为它看上去具有如此明显的象征意义。即使是在那个时候，也有人认为，他如此漫不经心在轨道周围闲逛的原因，是因为他习惯了在他的马车停下来换马的任何时候都走出他自己的车厢。他完全不习惯于火车旅行，只不过不幸地按他习以为常的方式行事。36在当时，即使是对他的同时代人而言，这一事件也被解释为旧世界和它的习惯突然被新世界的猛烈冲击敲得粉碎。尽管现在回想起来，这一事件也仍然显得更像是一个不可思议的预兆。一个重要的托利党政治家——他在1830年初的辞职，进一步削弱了这个在通过天主教徒解放法案的问题上已经严重分裂的政党——却在英国最大的两个商业城市之间运营的第一条伟大的客运路线开通的时候，被乔治·斯蒂芬森最著名的火车车头给撞倒了。此外，整个过程是在威灵顿公爵，这位托利党首相和这个政治团体的中流砥柱完全在场的时候发生的，他曾经预言，蒸汽机车将永远也不会变得流行起来。37在这个事件发生三个月之后，又轮到他被迫辞职，被承诺将议会改革措施付诸实现的辉格党政府所取代。显然，在宏观层面也和在微观层面一样，进步和工业化可能会猛烈冲击那些妨碍他们的人。当然，不同的是，不会完全以这样的方式。
历史学家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挽回了赫斯基森和他的托利党同侪们的声誉，而且他们不再从不可抵挡的经济现代化进程或者更广泛的民主进程这些角度来解释1832年《大改革法案》的通过。38相反，像如此多其他重大事件一样，这一事件也被认真仔细地研究和剖析。我们现在知道，议会改革运动的社会构成在英国的不同地区都千差万别。我们知道，政治家在他们想要达到什么目的上总是存在分歧，尽管在他们决心排除工人群众的选举权方面多多少少存在一致。而且我们知道，那些议会之外积极支持改革的人，也只是断断续续这么做，并且常常在这个体制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加以改变方面意见相左。事实上，我们知道的如此之多，很容易就对显而易见的问题熟视无睹：即议会改革运动是全国范围之内的，并且关乎英国的选举体制和立法机构的重建。既然是这样，围绕公民权的意义和对于这个国家来说什么是最好的等问题展开的讨论就是极为重要的。而且出于各种不同的原因，其所有的支持者都广泛应用了爱国主义的话语。
在某种程度上，这只不过是一个说服大家的问题。托马斯·潘恩写他的《人权论》（1791年）的原因之一，是为了击碎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自由是一种首先是英格兰，此后是英国的独有产物，其植根于撒克逊的历史，并相继得到《大宪章》、对查理一世的反抗、1688年的革命和1714年汉诺威人即位的浇灌。并不存在需要改革的古老且自由的国体，他指出：至关重要的斗争必定是为了创建一个崭新的政治秩序。39然而，不管潘恩的影响在总体上有多么的大，但显而易见的是，即使是他较为激进的读者，也不愿意接受他的论辩中这一特殊的章节。他们自己的自我形象太多地与这样一种信念紧密相连，即相信英国在历史和在本质上是世界上最自由的国家，不管腐败和寡头政治的力量现在对它的危害有多么的深。1790年代最著名的民主社团，即伦敦通讯会，最初考虑把自己叫作爱国者俱乐部（其在诺维奇和曼彻斯特的模仿者实际上确实把他们自己叫作爱国者社团），这样做的意图，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让要求完全公民权这一激进的主张引起人们的注意，而是意味着在更为传统的意义上对于国家的忠诚。必须把大不列颠从其统治者手中拯救出来，并向新的影响力敞开胸怀，这样其淳朴和最初的美德才能闪闪发光：是的。但是这些最初和与众不同的美德永远也不会被忘记。正如伦敦通讯会的一个领导成员，激进派理论家中可能最具有创见的约翰·赛沃尔在1794年所宣扬的那样：“在这个国家的国体当中，必须要有某些将让一个英国人永远热爱和尊敬的东西。”40出于同样的原因，而且在现代人眼中看来有些自相矛盾的是，这一代激进主义者像他们战后的同侪们一样，也像1830年代和1840年代的宪章派一样，一方面因为议会成员的排外性和趋炎附势而痛骂议会，同时另一方面又毫不懈怠地不断请愿。他们大部分人还保持着对这样一个机构之基本价值的根本信仰，即使是在他们要求对其进行彻底改革的时候。41
而且像早前英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他们知道用爱国主义话语和符号来武装自己可能是一个完全实用的策略。在其最基本的层面，它提供了一条反驳当权者之指责的途径。例如，当6万名男女和儿童在1819年行进在曼彻斯特，去听亨利·亨特拥护男子普选权的演讲时，与游行队伍的每一个分队相伴的铜管乐队都一路演奏着《上帝保佑国王》和《统治吧，不列塔尼亚》，以鼓舞他们。此外，地方官员随后还被告知，无论何时，只要国歌的旋律在游行者的耳边响起：“人们在极大程度上都会摘下他们的帽子致敬”。42如此夸张地表现得像忠诚的英国人一样，是挑战官方叙述的一种形式，这些官方叙述指责这类行动都是在煽动叛乱。它显示在至少在游行者的眼中，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合法的且具有积极的爱国心。这些行动宣布，正是他们，而不是他们的对手，才是真正的爱国者。他们是真正的英国人，并且因此完全值得拥有投票权。正如当时一首激进的民谣所描述的那样：
至于说到我，不管在什么天气，不管是在和平还是战争时期，
我都会服从于祖国的指挥；
她的权利处在危险之中，这一刻即将来临
当她的儿子们要坚持他们的要求：
那时，那时，我勇敢的英国人，我们永远都不应该成为奴隶，
也不能让暴君统治这个小岛：
看那自由女神，她的旗帜在高高飘扬，
并用她的微笑激励着她深爱着的儿子。43
用这种爱国主义的面貌来展现他们自己，而不是与一种更为地方性的意识形态为伍，也是吸引更广泛支持的一种方式。对于议会改革运动的各个分支，这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考虑。在1790年代，改革的思想被第一次大规模地传播到了手工业者阶层。但即使是在大城市，群众对于这一事业的热情也仍然常常很难找到，而政府的镇压也使得这一运动保持在低调和零星的状态。如果说这一切在19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发生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激进派的领导阶层让自己致力于使改革成为一个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全国性的事务。这样做的一个方面，就是他们接受了在1816年之后已经成为激进计划之重要组成部分的男性普选权。44但同样重要的还有英格兰各个地区的改革者之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改革者之间，以及，在程度上稍逊一筹的英格兰和威尔士改革者之间远远更为广泛深入的联合行动。
约翰·卡特赖特少校，是一个70多岁精力充沛的改革发动机，他开始带头进行一系列足迹遍布全国的宣传旅行。在1813年，他造访了英格兰北部、内陆和西南部的十个郡。两年之后，他进行了一次为期十三周的穿越苏格兰的行程，三次造访了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同时还在佩斯利、邓迪、圣安德鲁斯、阿伯丁、柯科迪、邓弗姆林、格里诺克、斯特林和其他地方的公共集会上发表演说。在他所到之处，他都传播着这样的信条，议会改革是化解经济困境以及政治不满的解决途径，敦促人们尽可能多地向议会提交有尽可能多的人签字的请愿书。在他结束在苏格兰的旅程回家的时候，带回了不少于六百份请愿书。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