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苏格兰改革者有他们自己的议会改革运动，而且，和在1790年代一样，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是坚定的反联合主义者。46尽管如此，现在连接英格兰和大量苏格兰地区的快速邮政马车，连同边界两侧工业中心之间工人的持续迁移，确保了这两个部分之间在整个改革运动及其之后，在标语口号、象征标志、印刷宣传品、抗议的形式和人员方面的相互交换，其程度曾经令约翰·威尔克斯这一代人惊讶（和胆战心惊）。1819年在谢菲尔德，一只支持改革的数量庞大的工人游行队伍，对于唱着庆祝战胜英格兰的最重要的苏格兰歌曲之一（即罗伯特·伯恩斯的《跟随华莱士一起流血的苏格兰人》）的曲调前进毫无顾忌。47与此相反，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当苏格兰低地拉瑟格伦的一次改革会议正在举行的时候，苏格兰最主要的激进报刊之一——其名字意味深长，叫作《联合的精神》——报道说，所打出的最显眼的横幅上，写着“记住曼彻斯特”（影射的是彼得卢惨案）和“站起来，英国人，来维护你的权利”；而这个活动以演奏《上帝保佑国王》和《统治吧，不列塔尼亚》作为开始，接着是照例必须有的《跟随华莱士一起流血的苏格兰人》。48
13年之后，苏格兰所有的城镇中都举行了庆祝《改革方案》取得胜利的游行，对这些游行所进行的报道中，显示了非常相似的象征标志的混乱使用。改革者在爱丁堡举行的游行中，专门展示苏格兰英雄形象——圣安德鲁、华莱士和罗伯特·布鲁斯——的横幅，与英国国旗和装饰有不列塔尼亚形象的旗帜一道，被不加区别地高高举起。甚至还有一张海报上打出了纳尔逊在特拉法加战役中的命令：“英格兰期盼人人都恪尽职守。”49在国界的另一边，托马斯·阿特伍德在伯明翰的政治联盟，在单独针对苏格兰的改革法案也通过之前，拒绝为英格兰和威尔士改革法案的通过而举行自己的庆祝活动。50这样的证据被那些希望强调改革骚动之地方性变化的人们所大量忽视。这样的变化当然是很多的。然而，社会等级中不同层次的改革者们认为他们是以大不列颠整体为活动范围的、一元、统一运动中的一部分，这种认识的显著程度远远更为值得我们关注。
这一时期激进的群众，完全比之后的宪章派更没有能力仅仅只从一个国家，或者仅仅只从一个阶级，或者仅仅只从劳动人口中的特定部分的角度，来提出他们的诉求。相反，他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起从最广泛意义上使用的“国家”这个词，而且他们还说起“人民”这个词，意指所有那些愿意加入他们为改革而奋斗的人。至少，从公共言论的角度来说，他们将网撒得尽可能地远和尽可能地普遍，以便网罗到数量足够他们所需的支持者。这一策略为它带来了更进一步的好处。这些改革者从广泛的和英国的角度来描述他们自己，在修辞上就把他们的对手贬为了小帮派。他们暗示说，只有他们和他们的支持者才是真正生而自由的英国人，值得拥有投票权的人，因为他们如同处于战争中一样捱过和平时期中最艰难的时候。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他们的对手只不过是买卖议会中属于自治市镇之议席的人、公债持有人、担任闲职的人、腐败的获益者和政治代表的垄断者，一个由与国家利益不一致的游手好闲之人和寄生虫组成的狭隘的小集团。这是一种论战的风格，极好地把对英国社会的传统描述颠倒过来，把享有高度特权的极少数人推到了险恶的边缘，并把千千万万沉默的人作为最好的爱国者提升到了舞台的中心。人民必须“向腐败的少数显示站在他们前面的自由人士的巨大数量，”一个名叫乔治·彼得的激进的裁缝在利兹的一次集会上说到。51而且对语汇的选用也同样小心谨慎，以便贬低政治变革的反对者，这种情况在勃朗特里·奥布莱恩对1832年的《改革法案》的所进行总结中也可以看到：
用以抵抗一个可憎的小集团的坚定、平静和睿智的决心，已经取得了圆满胜利，而且这个国家团结的人们通过他们的捕杀，已经令这个世界上所曾见过的最卑贱和最可恶的爬虫胆战心寒。52
图75. 议会改革的爱国精神：像约翰牛一样的人民，《改革你自己——不要让我来做——我的方式可能不适合你》，1831年
那些更为温和且居于优势地位的中产阶级改革者，在1820年代变得越来越突出，也同样渴望为他们的行动披上一件爱国主义话语和象征的外衣，并且对许多人而言都是出于相同的原因。他们也不得不面临与激进主义者一样的根本问题：正如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所表述的那样，改革者如何“才能集合在一起，那些无数的请愿者团体如何才能被汇聚起来，如果要取得任何一线成功的希望，就必须如此。”53他们也不得不找出一种方式，来掩盖议会改革支持者当中的地方差异性，并使他们的行为合法化和贬低他们的对手。但对他们来说，呼吁一种自由和团结的英国爱国主义，还服务于一个额外的功能。
绝大多数中产阶级改革者认为理所当然的是，只有他们得以展示出大众在致力于议会改革，才能够给威斯敏斯特的政党留下印象。然而，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要么在个人态度上并不赞同普遍的男性选举权，要么坚信把这作为一个当前的目标并不现实。那么他们如何在没有所有成年男子参与投票这样的诱惑刺激的情况下，吸引足以威慑统治精英作出让步的大量平民支持者呢？其答案之一便是通过从改革将为作为整体的国家赢得什么这样的角度来谈论和书写它，而不是更为详细和可能令人为难地分析它将会为不同的社会阶层带来什么。
煽动改革时所使用的主要武器，在爱国主义音乐高奏和激动人心的横幅中举行的大众公开集会，精心配合的请愿活动，还有自由的新闻报刊，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帮助了这种伪装。考虑到缺乏技术上的支持，于1830—1832年间在英国几乎每一个富裕的城镇中举行的支持改革的公共集会中，所出席的绝大多数人对于演讲者所说的话可能一半以上都听不到。大众的质疑和抗议之声通常也听不到；因此，支持议会改革的措辞含糊的宣言相对比较容易通过欢呼喝彩获得支持。无数已经准备好并适用于推广支持改革之请愿的复印资料，在那时会被放在附近的各个商店和办事处当中，让人们在有空的时候可以在上面签字，更多的材料还会被发送到乡野的各个村庄。54
图76. 《不列塔尼亚和改革法案》，《每周电讯报》 送出的免费纪念品，1832年
温和、激进的改革者都借助于这种策略，其结果是，仅仅只在1830年10月—1831年4月，向议会提交的请愿书就超过了3000份。这些当中绝大多数都是支持议会改革的。但有一小部分在明白无误地要求男性普选权的同时，还提了其他一些要求：终止什一税体制，更多保护工资水平的政府干预，廉价的面包等。55然而，绝大多数支持改革的大报纸，都忽略了这些不同的声音，用集中报道全国范围内的请愿活动这样的事实来取而代之。
例如，以苏格兰低地最有名望的报纸之一《苏格兰人》来说，它在这个时候每一期的销售量大约在2000份左右，但读者大约有几万人，其中主要是富有和从事专门职业的人。在改革危机期间，其编辑开辟了一个专栏，被深思熟虑地取名叫“国家运动”——而国家明白无误地指的是大不列颠，而不只是苏格兰。日复一日，这个栏目重复着从这个岛国的所有地方采集来的改革闲谈的只言片语、谈话的摘要、关于支持改革的纪念品的信息、在各个地方有哪些请愿活动正在进行和大概估计有多少英国人已经在上面签字的报道。56显然，其目的，是要传达一种该运动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和人们意见一致的印象：
一个统一的国家是其自身命运的主宰者；而英国的人民现在完全统一——在支持这一法案方面意见几乎完全一致，就像任何一个国家在最神圣同时最终彻底胜利的事业当中的情形一样……这一法案是人们意见一致的象征，是我们互助合作的誓言：它是大宪章，我们的权利以永远不会被抹去的方式铭刻在其中。57
对于改革集会的报道，也被以同样精心设计的意见一致的语言来加以表述。《苏格兰人》花费了大量工夫来报道工人出现在这样的集会当中，而与此同时，强调了他们的渴望和在整个过程中平静的专心致志。在爱丁堡举行的一次庆祝改革的公共集会上，手工业者行业团体非常显眼，在对这次集会的描述当中，提到了“海洋给了我们三重的快乐，因为它把富人和穷人混合进了一种爱国主义的责任当中，并借助所有人来追求所有人的利益”。它还继续引用一个中产阶级演讲者在达尔基思的一次群众集会上的发言：“我们正是认为自己是一个自由大家庭的成员。”58
在中产阶级积极分子他们自己的眼中——不管他们来自苏格兰、英格兰还是威尔士——到这里来参加活动并不是十分虚伪的事情。他们认为，被排除在代表体制之外的所有阶级，都面对着同一个敌人：一个不负责任和构成成员来源狭隘的议会，其统治愚昧无知、不公平公正和代价昂贵。重要的任务，是在整个国家层面和跨越阶级地团结一心，以便敲开并净化这个麻痹迟钝的体制。其后，即使要对选举权加以限制，所有英国人也必定会因此受益。在1832年，当人们发现事实情况并非如此的时候，工人阶级的疏离感非常的强烈。但在煽动改革期间本身，这种论证被证明不可思议地非常有效，主要是因为那些使用它的人自己常常对此深信不疑。约翰·法夫是纽卡斯尔的一个医生，他在后来反对当地宪章派的时候，将采取一条非常强硬的路线，但他在1831年对一群主要是由矿工组成的群众讲话的时候，可能完全是真诚的：
我们的目标必须保持一致。尽管现在的政府所提出的法案并不能如我们许多人所愿，但我们看到，它对于那些对自治市镇中所进行的肮脏交易的真正根源发起攻击的人们益处良多，这些交易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如此深深的破坏和痛苦。现在我们这里总计有八万名改革者，如果请每一位都来拟一份改革法案，没有两份会是相同的；但我们知道，仅仅意见一致这一点就可以促进我们伟大的目标，因此我们每一个人，都像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样，都放弃了他自己的个人意见，以达成意见全体一致这一目标。59
采取这一路线如果还需要什么进一步的辩护，也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不进行一场革命，就不可能有任何议会改革的措施，除非辉格党愿意作为一个整体来倡导它。这就使得男性普选权和其他那些诸如秘密投票这样进步的改革变得完全不可能。
在最近的一些历史学家看来，辉格党受到了一些不公平的对待，从表面看来，这似乎是正确的。60他们领导人的形象几乎清一色是地多田广的贵族，专注于维护他们自己那个阶层的政治特权。如果完全按照民主派犯下时代误置错误的正直标准来判断，他们的表现自然很坏。他们几乎没有英雄主义的热情和超凡的魅力。在改革危机期间那些为数不多他们确实想要成就伟大事迹的场合里，也往往上演闹剧。“我警告你，我卑躬屈膝地哀求你，我恳求你——不要反对这一法案！”这一党派的大法官布鲁厄姆男爵（顺便提一下，他是一个白手起家的人），在1831年突然瘫倒在他目瞪口呆的贵族同僚们面前的时候说到。他那时发现他的关节已经失灵：
他继续了一段时间，仿佛是在祈祷；但是他的朋友们，放心不下他，生怕这种不成样子的举止会损害他，把他扶起来，安稳地在议长的位置上就座。61
图77. 《威廉四世签署改革法案》，弗朗西斯·钱特里爵士， 霍克汉姆厅，诺福克
然而，在这则有损尊严的轶事中所包含的，是重要但有时却被忽略的一点：辉格党在1830年11月上台和《改革法案》在1832年6月通过之间所做的事情，在政治上是危险的，他们和他们的对手都意识到了这一点。此外，他们侥幸获得的成功也几乎就要失败。62毕竟，格雷勋爵和他的支持者们正在从事的，是自奥利弗·克伦威尔在1650年代的统治之后，对英国代议体制进行的第一次重大重建，对于大多数统治精英来说，这不是一个令人放心的先例。辉格党自己是从1820年代初开始，才真正投入议会改革的。他们执政的经历极其有限，议会内部和外部批评者也不计其数。在斗争中支撑他们的，是对于如果他们没有采取行动就会引发革命的恐惧、巩固他们权力的自然愿望和——最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的那腔爱国热情。
格雷和他的辉格党同侪们相信，他们的党派有一个特殊和世代相传的使命，要去保障人民的自由。63但这也并不理所当然地意味着，要一人一张选票。而是在人民掉入一个过于强权的行政机构的腐败魔爪的任何时候，把他们拯救出来，并由那些拥有足够多财富和智慧，知道什么对他们最好的人来管理他们。正是根据这样的信条，我们才能理解格雷在1831年3月《改革法案》被提交到议会后对利文公主所说的话：“我信守了我对国家的诺言”。64他在这一时刻所看到的自己，非常像雕塑家弗朗西斯·钱特里后来将用大理石雕所捕捉到的他的形象，在精神上与那些13世纪冒着生命危险让约翰王就范，并签下大宪章的骑士和贵族一致。现在和当时一样，思想健全的有产者正在行动，不是在人民的教导下，而是代表了人民。辉格党人在他们自己的眼中，正在履行他们的财富、他们的等级和他们的政治意识形态所加在他们身上的传统的职责：为了得到改良但稳定的自由以及为了大众的利益而让自己去冒风险。他们不顾一切地渴望以这种方式来看待自己的行动，发现在议会之外有如此多从全体一致、立宪和爱国主义的角度表述的要求改革议会的运动，这对他们有着巨大的帮助。这当然是他们所从事的这项工作正确和有益的明证。“他想”，约翰·罗素勋爵在1831年3月平静地告诉众议院，“那些支持《改革法案》的人数，与那些反对它的少数人相比，证明他在说改革者就是国家的时候是公平合理的”。65英国人已经在势不可挡地大声呼唤一种忠诚和负责任的自由，而辉格党绝对有义务赋予他们这一自由。
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对英国政治和选举生活的改变，远远大于我们现在通常所知道的程度。旧的代表体制是一个被零零碎碎创造出来的产物，在英格兰可以追溯到14世纪，在威尔士可以追溯到16世纪，在苏格兰可以追溯到1707年联合的时候，而在爱尔兰可以追溯到1800年联合的时候。它在回应特殊群体和私人利益的要求中逐步形成，而其对选举权的规定，反映了各地习惯令人困惑的多样性。它是一个强硬的拼凑物，显然不是一件没有缝线的外衣。新的体制，（大致）以1821年的人口普查为基础，远远更为均衡统一。为了创造它，56个完全可以由贵族私下自由处置的小自治市镇彻底失去了它们在议会当中的代表席位，30多个自治市镇的代表席位被减了一半。由此空余出来的64个席位被分配给新的工业和商业中心，这些中心全都集中在中部和北部，因此对偏重于英格兰南部的旧体制有所校正。大约相同数量的席位被重新分配以有利于郡，大部分席位再次流向北部和中部的郡。66
与此同时，这一代表体制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不再像以往那样完全以英格兰为中心。在苏格兰创建了8个新的自治市选区。威尔士多获得了5个议员议席，有8个现有自治市选区的范围被扩大，以吸收更多的选民。67在整个大不列颠，第一次有了统一的自治市镇选举权。每一个拥有年值10磅及以上住宅的成年男性，如果他向当局进行了登记，现在都拥有了选举权。所有这些变革的累积效应，将加快每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活的发展速度。但是在以前地主对选举进程的影响曾经令人窒息封闭的威尔士和苏格兰，这种效应更是达到了蔚为壮观的程度。
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和19世纪初，苏格兰和威尔士有选举权的人几乎和在编部队的人数一样多。68在这两个地区当中，各自的地主阶级将大量选民控制得如此之好，以至于以前选举的议会议员常常不经过竞选就已经宣布当选。因此，尽管在1832年的《改革法案》之前大约有22000个威尔士人在法律上拥有投票的权利，但在1826年的普选当中，他们实际上只有546人能够行驶他们的投票权。其余的人都生活在没有举行过竞选的选区，只能看着他们的代表被当地的寡头指定到他们的头上。在1830年的大选时，威尔士投票人的境况甚至更糟。那一年在威尔士根本没有竞选上演，所以从他们在自己的选区中实际参与的情况而言，所有的威尔士人都被实际剥夺了公民权。苏格兰的形势在《改革法案》之前的状况更为惨淡，因为在这里，有选举权的人还不到5000人。这些人在1826年以前没有一个人能够实际参与投票；在4年之后举行的选举中，也只有239人可以这样做。
但《改革法案》创造了一条与此截然不同的选举风景。不仅拥有投票权的人数在上升（以苏格兰为例，翻了13倍还多），而且庇护人的控制也在减弱，有选举权的人中参加投票的人数也在直线上升。1832年在新体制下举行的第一次普选当中，有超过43000名苏格兰人得以投出他们的选票。同样，在1835年的下一次选举当中，有超过9000名威尔士人参与了投票。69
在这一点上，一个权重有利于英格兰、有利于南部以及有利于地方利益和各个选举庇护人的权力分散的代表体制，被一个更加统一的英国、受到政府更加严密监督管理，并在相当大程度上更加民主的体制所取代。最显而易见的滥用和不合理形式被一扫而空，对英国的繁荣兴盛做出巨大贡献，但在此前没有直接代表的社会团体和宗教派别现在得到了它。以欧洲的标准来看，英国改革后有65.6万名选民，这一数量实际上已经非常庞大了，不要忘了奥地利、丹麦、俄罗斯和希腊还根本没有普选的国家立法机构。现在在英国可以投票的男人比例远远大于法国、西班牙、比利时或者荷兰。在1832年的欧洲，只有在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拥有权利的市民的范围才更为广泛一些。70在这一限度之内，辉格党已经成功地赋予了英国的宪政自豪感以实质内容和新生。他们的所作所为，成了19世纪英国爱国主义意识形态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部分，激进的威廉·科贝特在他发出预言的时候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改革法案》将获得和其他那些标志性事件，宗教改革以及1688年革命，一起并驾齐驱的位置。71
然而，正如这另两个事件一样，这次也有失意者和不公平之处。在已经经过改革的议会当中，英格兰有468个议会议员，而苏格兰获得了53席，威尔士只有32名代表。就威尔士而言，这一议席的分配实际上反映了其仍然较小的人口规模——根据1831年的人口普查，刚刚超过90万人。但无论是从其富庶程度还是从其人口规模来说，苏格兰的代表人数都严重不足。辉格派执政当局认为其乡村地区是托利派地主发挥影响的天堂，因此与其自治市镇不同，不愿意提高的郡的席位。72但苏格兰没有获得与大不列颠其他地区相应的议席，这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其代表体制是一个单独的改革提案的主题，正如爱尔兰的情形一样。直到1884年的《人民代表法》之后，联合王国的所有组成部分才被重新改组成一个整体，服从于一套规则。对于大多数苏格兰人来说，新的选举权条款把他们拥有选举资格的人从不到5000人一下子提高到65000人，缓和了他们对于所分配到的议席数量可能感受到的任何不满。但对于其他的许多英国人来说，正是《改革法案》的这一层面，即其选举权条款，是真正存在背叛的地方。
80%的成年男子，当然，还有所有的妇女，都仍然没有获得投票权。没有为秘密投票设置任何条款，因此，地主和雇主仍然可以对更容易受影响的投票人施加压力。73旧的体制被清理、合理化和拓展，但其有利于有产者的倾向得以延续，因为辉格党总是认为应该这样。这所激起的愤怒和迷茫的程度，只有从改革条款在1832年之前被多么广泛地讨论这一角度才能理解。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甚至其更为激进的支持者，也已很少从为工人阶级赢得政治权力，而无视作为一个整体的有产阶级这一角度来发言。相反，改革集会和印刷的宣传品，普遍以爱国主义团结一致的语言来加以表述。所有的人都要奋起抗争，因为所有的人都将获益。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皆大欢喜的前景都把注意力从改革运动的分歧中转移开来，并掩盖了辉格派的改革提案的局限性。
固然，总有个别反对这一提案的激进主义者和保守者警告说，它对于工人大众没有任何直接的好处。但普遍的不信任仍然十分罕见。提案在经由议会讨论的旷日持久的整个过程当中，支持它的请愿和集会不断吸引了来自所有阶层的大量支持。甚至在改革提案获得通过、其确切的条款已经广为人知之后，人们都一度仍然还有巨大的热情。在1832年的夏天和秋天，在整个大不列颠为改革组织的周年纪念活动，是场面蔚为壮观的重大事件，得到了刚刚获得选举权同样还有被排除在外的人们的大力支持。74在改革运动中曾经使用的爱国主义的语言，继续扮演了一道烟幕的角色。当它最终散去之后，被排除在外的人们中间的愤怒之情无比地强烈。他们曾经被改革的鼓动所激励，把他们自己看作政治国家的一部分，并被指引着相信，一个重建的立法机构必定会带来更好的东西。现在，生活中惨淡的现实提醒他们，他们，英国人中的绝大多数人，仍然没有任何发言的机会。
然而，回想起来，《改革法案》显而易见的局限性，并没有它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它所创造的这一体制所经历的漫长岁月那样引人注目。尽管继续投身于宪章运动的男女愤怒不已，但在1832年，大不列颠是欧洲最民主的国家之一，这一事实仍然不容置疑。但到了1865年——尽管经历了宪章运动——情况已然不再是如此。到那时，奥地利、法国、希腊、匈牙利、葡萄牙和瑞士，还有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都享有了比不列颠和爱尔兰更为广泛的选举权。即使是在1867和1884年的《改革法案》之后（这两次改革的实施都并非主要为了响应大规模的公众压力）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按照东欧还有西欧的标准来说，联合王国都仍然是最不民主的国家之一。75在早些时候争取投票权的斗争是如此地激烈和范围广泛，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呢？为什么19世纪后期的英国人不再更加敢作敢为和更加长久地进行斗争，以成为完全羽翼丰满的市民？至少其部分答案，存在于这一时代三次重大改革运动的最后一个当中。
奴隶、自由和舆论
在1840年，约瑟夫·玛罗德·威廉·特纳把他画作当中最有轰动性的作品之一送到了皇家学院的展览上参展。其背景是一艘在大风暴中颠簸的帆船，其桅杆在风中摇摇晃晃，船头几乎隐没在愤怒的水雾当中。但他的意图并不是要把视线停留在这里。相反，血红色落日的倒影，把视线往下带向了一片暴怒的海洋，海面上堆满了戴着枷锁的黑人的肢体。然而，这并不是一个营救的场面。这艘船是在驶离这些被淹没的人，而不是驶向他们。这也不是一个逃跑的场面，因为一条——几乎是难以控制地——在水中乱踢的腿表明，那些对于生命的渴望和挣扎都被铁链带向了深渊。这是一幅大规模屠杀的画面。往回追溯到1783年，桑格号，这艘驶向牙买加的英国奴隶船，遭受了一场瘟疫的袭击。其船长担心储存的水不够，并且知道他的保险单只赔保那些在海中丧生的奴隶，而不包括那些由于不健康的环境而导致的在船上死亡的奴隶，于是他决定一箭双雕地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他下令把133名生病的奴隶一批一批活生生地扔到海中。最后36名奴隶意识到灾难将要降临到他们的头上，就奋力反抗。于是船长就指示把他们捆绑在一起，然后扔向海中。在这一时刻，10个奴隶挣脱开身，跳入海中，作出了自由意志最后绝望挣扎的姿态。76
约翰·拉斯金抢先买下了《奴隶船》（《已死或垂死的奴隶被扔向海中，暴风雨即将来临》）这幅画，然后又卖掉，因为他发现看着它的时候太令人痛苦，然而，这幅画恰好或多或少是英国所犯暴行的代表。正如其标题所显示的那样，而且只要瞥一眼这艘破不禁风、被暴风雨摧残、飘摇着驶向落日余晖的奴隶船，就可以确信，特纳的意图是要纪念奴隶制的末日，而不仅仅只是纪念其中的一部分牺牲者。像他这个时期的其他一些画作——例如《不顾一切地抗争》，画中一条高大和破烂的帆船，正被一艘远远没有那么雄壮但速度非常快的蒸汽船拖向修理码头——一样，《奴隶船》是在思量那些为英国的进步力量让路的旧事物。在1807年，议会废除了涉及英国的奴隶贸易，并在1833年，释放了其在西印度殖民地的一百万名奴隶当中的四分之三。五年之后，把他们全都予以解放。现在，到了1840年，伦敦成了第一届“国际反奴隶大会”的主办地，特纳对于这一刻公众的良知当然是心知肚明。英国从18世纪世界上最贪婪和最成功的奴隶贸易国，转变到可以自吹自擂地标榜他们自己是世界上走在反奴隶最前沿的国家。77这是感觉和观念上一次极为显著的革命，这一革命揭示了他们如何看待住在地球上另一边的黑人，也同样多地揭示了英国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
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国人无论如何都看不出他们标榜他们自己国内的自由，与从非洲的贸易点购买男人、女人和孩子然后卖向海外做奴隶之间有任何互相矛盾之处。在这个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主要的奴隶贸易国每年用船运往北美和西印度的3.1万名奴隶当中，英国可能贡献了其中的1.2万名，在后来的80年里，英国继续平均每年供应了超过2.3万名奴隶。78到了1790年代，当法国被他们自己的革命和在圣多明戈的奴隶暴动淘汰出这一行业之后，英国的船每年出口的黑人几乎超过4.5万人，这可能占到了整个奴隶贸易量的60%左右。即使是在1807年英国从奴隶贸易中撤退的前夜，奴隶的价格还在上涨，这一行业的投资者预期利润率还可以达到10%左右。79那时，在英国的奴隶贸易持续进行的时候，它是其经济的重要支柱，支撑了其商业航运业，为其殖民地供应了不可或缺的劳动力，为其工业化提供了至关重要的资本，并把布里斯托、格拉斯哥和利物浦变成了重要的港口和光辉灿烂的城市。托马斯·杰弗逊（当然，他自己也是一名奴隶主）在《独立宣言》中斥责乔治三世“对人类天性本身发起了残酷的战争，把一个远在天边的民族中那些从来没有冒犯过他的人迷晕并运到地球的另一半去做奴隶，侵犯了他们最神圣的生命和自由的权利，”这样的指责可能恰如其分。80
然而事实上，与十三州殖民地之间那场失败的战争，并不完全是使英国对奴隶贸易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的猛然一击，而只是把已经存在的疑虑转变成积极行动的动力。正如在西欧的其他国家一样，在1760和1770年代，有大量的证据显示，人们对于蓄奴的做法越来越反感。塞缪尔·约翰逊和约翰·卫斯理就宣布反对它；亚当·斯密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其他代表人物也同样如此。并且格兰威尔·夏普和其他激进主义者以及贵格会活动家也已经发起了一场解放住在英国的大约9000名黑人奴隶的运动。但直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的时候，很少有迹象表明，大众对奴隶贸易本身感兴趣。例如，桑格号事件，在当时只受到了有限的关注。81科林伍德船长并没有受到惩罚。在议会中也没有发起任何质询。对于曼斯菲尔德勋爵把抛弃奴隶比作在紧急的时候往船外扔马的言论，也没有报纸认为有必要进行长篇大论。那些犹犹豫豫的人们，“尽管有些令人遗憾，但奴隶制为英国的繁荣贡献得过多，以至于它应该被解体”这样的观点会使那些仍在犹豫中的人们受到损失。82
图78. 《奴隶船》（《死去或濒临死亡的奴隶被扔向海中， 暴风雨即将来临》），J.M.W.特纳，1840年
然而，当充分认识到在美洲的失败之后，他们开始下定决心。在1783年，贵格会向议会提交了第一次反奴隶请愿。四年之后，在伦敦成立了“实现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在各个省都有分支。而在1788年，在曼彻斯特这个在议会中还没有代表的迅速发展的工业城镇，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请愿运动。可能在这个城市中有多达2/3的成年男子都在一份要求结束奴隶贸易的请愿书上签了名。另外有上百个城市随后附和了这一请求，使这一运动成了英国到当时为止在公共事务上所组织的最大规模的请愿运动。在同一年，立法机构通过了第一个规范奴隶贸易商的行规。83
失去十三州殖民地也使议会改革、帝国改革、宗教解放、监狱和精神病院改革的热情骤然上升：事实上，是对可以使这个国家在将来不再蒙受类似耻辱的任何实质性变革的热情。然而，对于反奴隶新的热情，也与以一种特殊方式失败的经历紧密相连。我们已经看到，英国人保持着对于天意强烈的信仰。正如他们把此前在战争所获得的胜利，都归因于神对于首要新教国家的眷顾一样，他们中许多人现在也把他们的失败看作是神的提示，试图以此来解释在殖民者手中那种看上去几乎令人费解的失败。他们专横而腐败，他们发起了对新教徒同胞的战争。他们也受到了相应的惩罚。在这样的情绪中，奴隶贸易，从道德的角度如此明显地存在问题，并带来了大量世俗的利益和奢侈，看上去已经远远成为了一个不利因素。
我们真的可以期待，一个为了一己私利贩卖异教徒，而不是努力把他们变成基督教徒的国家，将会变得繁荣富强？“我们都是罪人”，威廉·威尔伯福斯1789年在议会第一次发起反奴隶的讨论时，警告议会说。84从世俗而不仅仅是从道德的角度而言，大不列颠将来的进步将有赖于它如何让自己在这件事务上表现得当，这一观点变得持久而又强大。“从亘古之处，我们就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受上帝青睐，”达勒姆主教在1807年告诉他那些正在讨论废除奴隶贸易的贵族同僚，“……但是我们应当知道，持续的不公平非正义将如何使我们失去上帝的护佑；因为如果我们这样行事，尼罗河和特拉法加那种的荣耀在将来就无处可寻。”85对于这种居于主导地位的新教文化，反奴隶就成了与上帝之间特别严格的契约。如果大不列颠繁荣兴盛，那么它显然必须坚持良好地履约。但如果它失败了，它仍然必须坚持履约，期待可以此来赎罪。
为什么英国从1780年代开始，就如此强烈地反对奴隶，还有另外一个涉及自身的原因。与美洲殖民地的战争，以及战败的结果，使英国是为自由而战这一点饱受质疑，反对奴隶贸易，是重申他们是为自由而战，此外别无他求的一种方式。刚刚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仍然在使用奴隶劳工，而大不列颠已经通过了保护其自己为数不多的黑人人口，并正在把它的矛头也指向奴隶贸易这一事实，使得自豪感得以重新树立。甚至理查德·普赖斯博士这位在曾经整个战争期间都支持美国的威尔士唯一神教派信徒，在与大西洋彼岸的一名通信者谈到奴隶制的时候，也不无得意地提醒他：“这一次我可以向他们推荐我自己祖国的例子——在英国，一个黑人从他的脚踏上英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就变成了一个自由的人。”86
一直到1860年代甚至之后，鼓吹他们关心奴隶的福利，都是更加正统的英国人反驳美国人标榜自己更自由的标准途径。我们还将看到，在1789年之后，同样的策略被转而用在法国人身上。反对奴隶制成了国家美德的一种具体体现，通过这种方式，英国可以给外国人留下他们深爱自由的印象，并在他们自己的信仰面临削弱危险的任何时候，重新恢复他们自己的信心。我在想，第一次反对奴隶贸易的大规模请愿运动发生在1788年，即非常著名的光荣革命100周年纪念的时候，这难道完全只是巧合吗？似乎并不是这样。至少，有一些英国人一定在废奴运动中，看到了一次颇受欢迎的重新确认他们的自由传统的机会。
简而言之，尽管在失去十三州殖民地之前，英国人并不认为，反对奴隶贸易符合国家利益，不管其在道德层面可能多么令人钦佩，但在美洲战争之后，反奴隶制越来越被当作一种拯救国家的手段，一种爱国的行动。当然，它还有另外一些根源。人道主义、宗教都憎恶压迫，信仰人类之间超越国界的兄弟之情，这些也很重要；而且对一些人来说，甚至远远更为重要。但这些更加无私的动机自身并不能解释英国废奴运动的年代关系，为什么它在1780年代变得如此突出显著，而不是在这之前。它们也不足以解释为什么有如此数量庞大的人群参与其中。在1788年爆发了反对奴隶贸易的请愿运动，四年之后，接着又爆发了另外一场运动。这一次共有来自大不列颠全国的500多次请愿集会。在1814年，反奴隶制的压力集团发动了800次请愿，敦促英国政府劝说复辟的法兰西王朝放弃它的奴隶贸易。共有75万男人和女人们在上面签字。87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在众议院于1833年同意把废除奴隶制作为英国西印度群岛的一项制度之前，其成员已被共有150万人签字的5000多份请愿书所淹没。此外，他们收到了一份特殊的女士们的请愿书，展开来有半英里长，上面共有18.7万个签名。5年之后，又有将近50万名妇女向议会签发了另一份单一性别的请愿书，坚持现在应当给予奴隶完全的解放。88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大规模请愿曾经也是鼓动天主教徒解放和支持议会改革的特征之一。但是反奴隶制似乎吸引了甚至更大范围的请愿活动。事实上，19世纪没有另外哪一项事业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如此成功地获得了这么广泛的支持。也没有其他哪一项事业跨越了如此多的障碍，吸引了来自整个大不列颠的英国国教徒同样还有非国教徒、女人同样还有男人、乡村同样还有城市里的支持者，以及来自每一个社会阶层的热心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反奴隶制协会的草根组织的覆盖范围和老练宣传的一种回报，但它也说明了这一事业独具的无可争辩且从不同人群中吸纳力量的诉求。
奴隶，与爱尔兰人、罗马天主教徒或者工人阶级不同，绝大部分生活在英国自己的地理和精神版图之外。其自身的黑人人口数量很少，差不多有两万人，而且集中在伦敦和大的港口城市。89大多数英国人一生都没有遇到过任何一个皮肤颜色不同于他们自己的人。而且尽管反奴隶制的宣传讲述了大量受苦受难的黑人们的轶事，但都与现实无关。人们主要的印象仍然是约书亚·韦奇伍德30著名的陶瓷徽章：一个黑人大声喊道，“难道我就不是一个人和一个兄弟？”，但在这样做的时候，他处在安全的位置上。简而言之，奴隶并没有危险，至少从英国国内的情况来看是如此。因此，赋予他们自由似乎纯粹是一个人道和自愿的举动，一项可能除了会对大不列颠经济有所损害，几乎没有其他国内后果的成就。同样地，其呼吁相当地广泛。工匠和工厂工人可能出于对于压迫的相同感受而支持废奴主义。但他们的雇主可能也同样如此，其基础是奴隶劳工是对自由市场经济的一种公开侮辱。激进主义者可以把反对奴隶制与争取男权的更为广泛的斗争等同。但对于保守主义者而言，这一运动则进一步确证了英国的政治体制尤其有利于自由：
向不列塔尼亚致敬，美好的自由之岛！
她的眉头令暴君畏缩，奴隶则赢得了她的微笑；
在风中传播吧，向非洲讲述这个故事；
对哀悼者的母亲说，“欢呼吧！”
不列塔尼亚散发着她的美丽，她的光荣，
奴隶在听到她发出声音之后，一跃而舒展为人。90
然而，尽管议会之外支持的广度令人震惊，但其本身还并不充分。正如其在1829年回应反对天主教徒解放的请愿和回应1832年之前和之后那些支持男性普选权的请愿时所显示的那样，议会有足够充分的能力无视大众所表达的意见，如果它想要这样做的话。然而，关于废奴运动，它对外界压力的接受性既显著又持久。跟随1788年请愿而来的，是一项调整奴隶贸易的法令。在1792年的下一次请愿运动后，众议院在四年之后投票废除了这项贸易，这一决定之所以推迟，首先是因为战争，此外还有程序上的困难。在1814年的请愿之后，英国的大臣们让人们确信，欧洲列强下一年在维也纳开会的时候，将讨论与奴隶相关的事务。在1833年，当150万名英国人为赋予西印度群岛的奴隶以自由的一项解放法案请愿的时候，议会在稍做修正之后所给予他们的，就正是这项法案。那一年通过的《解放法案》宣布，年龄在6岁以下的儿童将从1834年8月1日，即汉诺威王朝即位120周年纪念之后获得自由。成年奴隶和大一点的儿童将成为学徒，年满6年之后也将获得自由。尽管最后的结果是，西印度群岛的所有奴隶从1838年8月1日起，全都获得了解放。
图79. 《黑人庆祝在英国治下的奴隶解放， 1834年8月》，塞缪尔·雷文
大卫·布瑞恩·戴维斯曾经写道，“废除奴隶的问题最终是一个权力问题。”91英国的统治精英为什么如此乐意以这么坚定的方式从事这一事业？为什么，威廉·威尔伯福斯，这位伟大的反奴隶十字军战士，于1834年在威斯敏斯特修道院下葬的时候，有一大群王室公爵出席，从而把这同一个问题演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行动？为什么，在他的墓志铭有这样的言辞：
英国的上下两院议员，
他们拥有大法官和议长的头衔，
将他带到了适合他的地方
在他四周仙逝的伟人们中间。92
为什么，倡议废除大不列颠最赚钱的行业之一，变得如此令人尊敬，实际上责无旁贷？
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英国在1807年远离奴隶贸易，并不是因为它正在变得无利可图，事实情况正好相反。西摩·德雷舍几乎完全正确地指出，“在19世纪的转折点上，无论从资本价值和海外贸易的角度而言，奴隶制度都正在扩张，而不是在萎缩。”93英国在1833年之后废除他们在西印度殖民地的奴隶制，也并不是因为它已经变得不经济，或者出于因为奴隶暴动事件发生的频率正在上升而产生的紧张情绪。正如他们在世界上其他许许多多地方所显示的那样，英国在必要的时候，非常愿意通过武力方式来维护他们的经济和领土利益。英国统治精英并不是在超出其控制范围之外的事件驱使下开始反对奴隶制。它也不是无助地屈服于国内公众压力的冲击，尽管议会之外的鼓动当然有一些影响。英国的统治者结束奴隶贸易并释放西印度殖民地的奴隶，主要是因为他们想要这样做。
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动机与那些不那么重要的英国人所体验的动机一样。在两院中都有一个笃信福音的大团体，他们对威尔伯福斯的观点非常感同身受，即反奴隶制是一个国家赎罪所必须的行动。94其他的政治家，包括小威廉·皮特，则认同亚当·斯密的观点，即奴隶制是最不经济的劳工形式，同时也败坏了人性。在大臣和议会议员中还广泛流传着这样一种观点，即拯救奴隶，以一种最令人满意和最便捷的方式，确证了大不列颠对自由的强烈爱好。这在拿破仑于1802年把奴隶制重新引入法兰西帝国后尤为如此。在那之前，英国的一些保守派曾经踌躇，害怕反奴隶制的事业与雅各宾主义和人权的联系过于紧密。在那之后，支持奴隶的事业变成了一种维护现有秩序之名誉的手段，同时对抗了国内的激进主义和法国的敌人。议会在1807年对于废除奴隶贸易的争论，弥漫着民族的骄傲和自豪，同样也充满了真挚的人性。上议院大法官宣布，结束这一贸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