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我们对于上帝和对于我们祖国的责任，祖国是照亮欧洲的晨星，她的自豪和荣耀是赐予自由和生命，并给予所有民族以人道和公平正义。
塞缪尔·罗米利是一个改良派的辉格党人，他把威尔伯福斯的美名与拿破仑的恶名加以比较，前者曾经拯救了“成百上千万他的同类生物，”可以在夜晚安然入睡，而后者还在“屠杀和压迫中”跋山涉水，走向自己的厄运。95这一寓意十分清楚，其他议会议员非常乐意明确地加以说明，即与法兰西的统治相比，英国的统治是仁慈的，而且是对文明的一种福音。
反奴隶制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史诗般的舞台，在其上，他们可以势不可当地以一种令人愉悦的姿态昂首阔步。他们知道，这样做并不会贬损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并不是所有的强权都如此热衷于挽回过去的压迫，或者如此急切地倾听世界上的忠言。无数生命因为1807年和1833年的法案而获救；更多的人因为皇家海军在19世纪后期反对其他国家的奴隶贸易商的行动而受益。而从贸易损失、补偿西印度殖民地种植园主和海军巡逻等角度而言，英国致力于这些行动所付出的经济代价，加起来必定数以百万英镑为单位才算得清。96但另一方面，精神和政治上的收益却无与伦比。大不列颠无可争辩地把自己确立为最首屈一指的欧洲强国和帝国，几乎就在这同一个时期，它也通过其废奴运动，获得了道德完善的声名，这一点甚至最吹毛求疵的外国观察家也很愿意奉上一些溢美之词。废奴主义的成功，成了英国维多利亚时期霸权至关重要的基础之一，提供了不可反驳的证据，证明英国的权力是建立在宗教、自由和道德标准的基础之上，而不仅仅只是建立在更加优越的军事和资本储备的基础之上。
在政治上，那些从这一宣传妙策中受益最多的人，是英国的统治阶级。在当时，废奴运动还没有成为一股保守的力量，事实上远非如此。它给了来自所有阶层的成百上千万英国人（包括数量众多的妇女），一个表达他们自己意见的机会。而且它还让他们更加认真地思考压迫的意义。一定有很多人从沉思黑奴劳工的命运，转向英国国内的田野、矿山和工厂，去留意解决那些白人苦工的问题。97尽管如此，到1830年代的时候，大众激进主义的几乎所有重要的代言人都已经认识到，废奴运动的成功，有着一种势不可当的保守主义的影响。
这种保守主义的影响，首先，是因为它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合法化理由，使他们可以声称他们是文明和不文明世界的仲裁者。在1846年，当帕默斯顿勋爵被告知桑给巴尔岛的奴隶贸易暴行之后，他不假思索的反应便是指示当地的英国领事，“要利用一切机会给阿拉伯人以这样的印象，即欧洲列强注定要终结非洲的奴隶贸易，而大不列颠是上帝手中完成这一目标的主要工具。”98对于帕默斯顿，就像对于他的许多英国人一样，19世纪的大不列颠仍然是以色列，其为反对奴隶制而发起的十字军东征，只不过是一个其在列国拥有最高地位的更加至关重要的证据和保障。英国的炮舰在上帝的护佑下扬帆起航，因为他们执行的是上帝的工作。
此外，在反对奴隶制的行动中，英国的统治精英再次展示了其采取一种大众和爱国主义的路线，而又不怎么放弃其权威的做法的能力。通过根除英国的奴隶贸易，通过废除西印度殖民地的奴隶制，并通过继续不断干扰外国的奴隶贸易，其成员展示了他们的公共精神、他们的道德理想主义、他们的无私和他们对于负责任的公共意见表达的接受能力。正如斯坦利勋爵在1833年5月对众议院所说的那样：“这个国家现在已经可以，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可以大声地宣布，奴隶制的不光彩将不再令人痛苦地继续成为我们国家体制的一部分。”99而且，在这件事上，国家的命令将得到遵从。
不管是否有意为之，对于公众在奴隶制上施加的压力所作出的回应，有助于转移人们的注意力，因为在其他与国内关系更为密切的事务上，例如宪章派要求更为广泛的选举权和更加深入的社会改革等，统治精英拒绝为公众意见让路。在一种较小的规模上，反奴隶制起到了英法之间连绵不绝的战争在过去所广泛具有的相似作用：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国内事务转移开来，激励他们去比较他们自己更加优越的地位和那些国外更加不幸的人们的地位。解放奴隶使大量英国人感受到了他们的重要性和善良，以及最重要的是，他们是自由的庇护人和拥有者。它再次让他们相信，祖国值得他们的依恋和其他国家的嫉妒：用科诺·克鲁兹·奥布莱恩所创造的那个相当具有煽动性的词来说，它仍然是神的土地。100这一沾沾自喜的说辞，并不足以抵消在痛苦的1830年代和1840年代国内的动荡局面。但在政治和经济形势得到改善的19世纪中叶，废奴运动的记忆和神话——有如此数量众多的英国人曾经如此满足地参与其中——成了维多利亚时期自鸣得意的文化中一个重要的部分，在其中，国内改革的事务可以放在一边。这是好妨碍了最好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不断界定的民族
然而，以这样的注解来结束我们的讨论，将会过于令人失望。就英国国家意识的形成而言，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的那些年所产生的变化极为重要。凭借1829年通过的《天主教徒解放法案》，英国的统治者不可避免地损害了作为一种国家黏合剂和战斗口号的新教价值。但是1832年的《改革法案》，连同一年之后的解放奴隶，为他们和英国的其他每一个传统的爱国者提供了充分的补偿。它们有助于保证在英国人不再能如此自信地摆出排他和独一无二的新教徒的姿态时，他们仍然还可以把自己看作与他们的欧洲邻居和曾经是他们殖民地的美国不同甚至更加优越的民族。和平和有序的宪法改革，和敢为人先且成功的废奴主义，将被许多人当作进一步和决定性的证据，证明英国的自由具有更加优越品质。
而且在令人厌烦的自鸣得意之下，也存在一些真正的实质内容。回过头来看，而且一前一后地看，为解放天主教徒而进行的斗争、议会改革和废奴运动，在一定程度上，都是成功和具有变革性的。罗马天主教徒，从16世纪开始就处于社会的边缘和不利的环境当中，取得了与新教徒英国人几乎相同的完全公民权。代表体制被广泛地调整，以至于在一段时间里，积极公民权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同样还有英格兰，比在欧洲其他几乎任何一个地方的分布都更为广泛。最后，议会和人民一起决定，在海外的英国臣民——像在国内的英国人一样——永远，永远，永远都不会成为奴隶。在实践中，奴隶制在大英帝国的部分地区——尤其是在印度——在1833年和1838年的立法之后很久依然继续存在。尽管如此，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制度已经被宣布不为法律所接受，而且在19世纪的其余时间里，英国的军事和外交压力被更加频繁地用来对抗那些仍然在实行这一制度的国家。
英国也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成就。从权利和公民权的角度而言，直到20世纪的战争爆发之时，大不列颠都再也没有发生过如此突然的巨大飞跃。女性的投票权和男性普选权一直要等到1918年才实现，而福利国家一直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完全实现，这一事实确认了滑铁卢战役之后的这段时间同样也证明了的事情：即在大不列颠，民族国家比其他任何一样东西都更多地通过军事努力来打造，更为激进的宪制和社会改革的胜利同样也与战争的影响紧密相连。然而，紧随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改革主义在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被证明是独一无二的。普选权和福利国家在英国的出现，首先是因为这正是威斯敏斯特的掌权者想要的东西。大量英国人对于这些变化并非无动于衷。但两者都紧随在毁灭性和令人筋疲力尽的世界大战之后，他们都没有非常积极地参与到确保这些变化的行动当中。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在滑铁卢战役和维多利亚女王即位的那些年间，尤其是在1820年代末和1830年代初，是英国现代史上有据可查的唯一一个人民的力量在实现重要的政治变革中起了突出和广泛深入作用的时期。
在这些年间，来自大不列颠各个社会阶层和各个地方的参与了游行、示威和请愿的男女的绝对数量是惊人的。同样更惊人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在1818—1829年间，为反对或者支持天主教徒解放而提交的请愿书有3000多份，在1830年辉格党掌权之后，同样有3000份关于议会改革的请愿书涌入议会，在1833年敦促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也同样多达5000份，使议会无法傲慢地视而不见。它们也不是仅仅只是用一个形式上的命令就可以打发，它们在被遗忘（这是在1830年代中期之后大不列颠的绝大多数公众请愿的命运）之前就已经被印在纸上。101正如英国议会议事录的记录所显示的那样，贵族和议会议员们连续数月对这些请愿书的内容、合法有效性和意义进行了严密和激烈的讨论。“主要是在关注这些请愿书”，一个观察员在1829年毫不夸张地说，“这时议会的会期就已经被消磨过去了。”在4年之后讨论废奴事宜期间，一个议员可能会，同样也是相当合理地，报怨，“没有哪一份请愿书没有经历长时间的争论。”102
图80. 《请愿战，上下两院现在都在热烈欢呼声中上演的一出闹剧》，一幅讽刺大规模群众请愿的画作，1829
当然，我并不认为，大不列颠在这些年里有任何事情是通过公民表决来进行管理的。非常显然，事情并不是这样。但是，能够出现一种在相当大程度上的单一的政治话语，这也是事实。一方面，新闻出版业的迅速扩张，连同对议会讨论大规模的报道，意味着可以使议会之外的英国人知道议会之内的那些人的语言，这是前所未有的事。另一方面，因为附有签名而分量大增的接二连三的请愿浪潮——议会也在密切关注它们——使议会议员和贵族们熟悉了至少是一部分他们力求管理的男女的观点和语言。
在谈到爱国精神和英国的身份认同这些问题时，威斯敏斯特宫外英国人的声音，与那些堂而皇之关在议会之内密室中的人们的深思熟虑之间的这种非同寻常的相互影响，正是为什么在滑铁卢战役和在1837年汉诺威王朝终结31之间的这段时间如此光辉灿烂的原因之一。不仅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辩论直接与公民权的问题紧密相关：它们使两性、每一个社会阶层和这个国家的各个部分一起，即使没有达成确定的一致意见，也至少引发了有教育意义和启迪作用的讨论。天主教徒解放、议会改革和废奴运动被常常只从局部和分项的角度加以阐释，被当作阶级、地方主义者、某个派系的狂热或者纯粹精英压力的产物，它们也必须同样从全国范围内动员的角度，并在关于是什么构成了英国之民族性的各种思想的启发下来加以理解。
大众参与到英国对抗法国的最后也是最重大的一次战争当中，随后，他们又游移参与到战后的政治中。在这一过程中所取得的胜利充满了斗争，也相当重要。然而，这些胜利也显然相当不彻底。在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即位的时候，英国的人口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赢得了正式的政治权利。绝大多数英国人仍然不是公民。那么，在这个时候把大不列颠看作是一个民族国家，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呢？这正是我们现在必须最终考虑的问题。
图81. 《切尔西侍从读滑铁卢战役公报》，大卫·威尔基爵士，1822年
结 语
当那个名叫亚历山德琳娜·维多利亚的18岁女孩在1837年6月从她那受到令人窒息之保护的背景中挣脱出来，成为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海外帝国的女王时，她最初的行动之一，便是批准大卫·威尔基爵士为王室的首席画家。1威尔基是一个苏格兰人，一个来自法夫郡的大臣的儿子。他于19世纪最初几年登上伦敦艺术舞台，从此以后，他那风俗画和历史画的声名便备受推崇，但现在他的艺术巅峰已过。而且尽管新君主与苏格兰的关系将变得紧密，虽然充满感情色彩，但与苏格兰的这一特殊联系最终令双方都非常的失望。维多利亚发现威尔基尽心尽责地试着不加逢迎地为皇室作画，但在她即位之初他所绘制的史诗画面，没有一幅可以与他初期和仍然最著名的历史画作的效果相媲美，这幅画就是《切尔西侍从读滑铁卢战役公报》。
当1822年这幅画在皇家学院第一次展出的时候，引起了一场轰动。成千上万的男女排队几小时等着去看这幅画，人流从早到晚簇拥着它，为此在它前面设置了专门的围栏来保护它的安全。即使是在今日，它仍然是一幅特别大胆创新的作品，同样也是一幅有着多重内涵的作品。其日期，艺术家告诉我们，是1815年6月22日，星期四，当时刚刚公布了宣告英国与联军在滑铁卢取得胜利的第一份官方公报。其画面是切尔西一条早已被拆除的名叫犹太人路的街道，街道两旁排列着古老低矮的酒馆、廉价的出租屋、典当行和旧衣店，但依然靠近切尔西的医院，从17世纪末开始，这医院就是伤残和退伍士兵之家。画面上挤满了士兵、退伍军人、妇女和衣着褴褛的工人等各色人等，显示了他们对于这一消息的反应。一个苏格兰高地人用风笛演奏起庆祝的曲调，而妇女们正被拉起来开始舞蹈。一位军士把他的婴孩托举向空中，而这个孩子被这些色彩和噪音鼓噪得非常兴奋。他的伴侣停下来整理他的头发，她的手臂静静地举在头顶，仿佛在若有所思地听着对这场战役的记述。在大门口是一个上了年纪的卖牡蛎的人，正在她撬开一个牡蛎的时候停下了手，露齿而笑，仿佛她的想象在火光四射。女孩们挥舞着手绢，男人们竭力探出窗外聆听这条消息。在每一个地方，都有音乐、笑声、丰盛的啤酒、欢快的情调、浓厚的兴致和远远更意味深长的某种东西。
图82（1）. 图81细节
图82（2）. 图81细节
在这幅完全想象的画面中，清楚显示的是在大量英国人中存在的一种超越了阶级、种族、职业、性别和年龄界限的爱国主义。但是威尔基在当时发表的这幅画的基调，显示了他想传达某种超越这些的东西。2事实上，《切尔西侍从读滑铁卢战役公报》，是一个人对英国特性之多样性及其根源的一种非常精确的阐释。那位带来这条胜利喜讯的骑兵来自一个威尔士团；围绕在他周围的士兵包括苏格兰人、英格兰人、一个爱尔兰人甚至一个黑人军乐手。那位看着密密麻麻印刷的公报页大声朗读的切尔西侍从，是一名参加过1759年魁北克战役的老兵。悬挂在这排酒馆上面的客栈招牌，见证了更多的战役，更多的战争。有叫“约克公爵”的招牌，纪念的是英国与革命法国的战争。有叫“雪靴”的招牌，是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件遗物。甚至还有一个纪念格兰贝侯爵的招牌，他是1746年克洛登战役和七年战争中的英雄。威尔基似乎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为强调的是，是把这些不同的民族团结在一起的反反复复的战争经历。与一个危险和敌对的异己之间的冲突，掩盖了内部的分歧，并培育了某种团结，使得他，一个苏格兰人，能够绘制一幅伦敦街头的庆祝画面，庆祝的是一个英裔爱尔兰人，威灵顿公爵亚瑟·韦尔斯利所取得的一场胜利。这幅画主张和宣布，战争，是英国得以形成的基础。
正如本书努力想要表明的那样，事实确实如此，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战争在1707年之后英国国家创建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如果没有其他的因素，尤其如果没有宗教的影响，其效果永远都不可能有如此的强烈。正是它们对新教共同的信仰，使得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第一次融合在一起，并延续至今，不管它们在文化有着多么大的差异。正是新教的帮助，使得在1689年之后英国与法国接二连三的战争从国家形成的角度而言如此的重要。一个强大和不断造成威胁的法国，成了常常萦绕在脑海的天主教异己的象征，英国人从16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后就被教导着对其心存恐惧。与它面对面，激励着他们在为生存、胜利和利益而斗争的时候，掩藏了他们内部的分歧。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经写道：“再也没有什么途径，比联合起来一致对外，更能有效地把彼此分离、惶恐不安的民族紧密联系在一起”。3把法国想象成他们卑鄙可耻的敌人，就像是海德对于他们的杰基尔医生32一样，成了英国人，尤其是那些更为贫穷和更少有特权的人们，为他们自己构想一个相反的和讨人喜欢的身份的途径。法国深陷在迷信当中：因此，英国，与之相反，必须享有真正的宗教。法国受到一只臃肿军队和绝对君主的压榨：因此，英国人显然是自由的。法国人用木靴来践踏生命，而英国人，正如亚当·斯密所指出的那样，穿着柔软的皮鞋，因此，显然更为富裕。4
关于法国人之劣根性和英国人之优越性的许多假想都是错的，但这无关紧要。英国人坚持这些以便赋予他们自己价值，并作为令自己安心的一种方式，在困难的时候，他们总能抽到生活中的好签。迟至1940年代的时候，林肯郡格拉汉姆一个名叫阿尔弗雷德·罗伯茨的卫理公会派杂货商还会这样来表达他的意见，即法国人作为一个民族“从头到脚都是堕落腐败的”。5作为一个白手起家爬上其所在市镇之市议员席位的人，他本能地感到有必要以轻蔑的方式提到宿敌，以便沉浸于他自己那惹人注目的清教徒道德、斯巴达式的生活方式和忠于职守等更加伟大的信仰。通过诋毁法国，他吹嘘了英国的美德，从而推及他自己的美德。肯定有人会感到好奇，他这种不正眼看待海峡对岸那个民族的方式，到底有多少传递给了他那极度严肃和令人崇敬的大女儿，即将来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
正如这个例子所显示的那样，那种让如此多英国人把他们自己看作一个与众不同和被选中之民族的新教徒式世界观，在滑铁卢战役之后，还延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在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法案》通过之后也同样如此。对于大多数维多利亚时期的人而言，作为无数次成功战争之果实的庞大的海外帝国，是大不列颠幸运宿命最终和结论性的证据。他们相信，上帝把帝国托付给了英国人，是为了更加深入地把福音信仰向全世界传播，以证明他们这些新教徒是上帝选民的身份。6这种骄傲自满持久稳固。直到20世纪，与那些明显异于他们之民族的接触和对他们的统治，滋养了英国人与众不同的优越感。他们可以与那些他们仅仅一知半解，但通常以某种方式被看作下等的社会比较他们的法律，他们对待妇女的方式，他们的财富、权力、政治稳定性和宗教。7帝国巩固了英国人的神恩，以及被苏格兰社会学家克尔·哈迪称作“大英民族不屈不挠的勇气和精神”的那种东西。8
因此，在这种广义的意义上，新教信仰居于英国国家身份的核心地位，这一点可以理解。宗教是欧洲之内和之外的绝大多数国家最重要的凝聚力。例如，瑞典和荷兰把他们最初的自我界定建立在新教信仰之上，其程度与大不列颠相当，还有稍后新独立的美利坚合众国也同样如此。9早在16世纪，如果不是在那之前的话，正是东正教教会的推动，才使其甚至最贫穷的居民也对“神圣俄国”产生了某种依恋。10而近代之初的法国男女，似乎也因为他们居于主导地位的天主教信仰而感到团结一致和与众不同，即使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还需要学习如何读写法语。在这里，也和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早在铁路、普遍教育、先进的出版网络和民主政治这些形式的现代化肇始之前很久，正是宗教首先把农民变成了爱国者。11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因素在国家构建中所起的作用无关紧要。大不列颠作为一个紧凑岛屿，早在18世纪初就被各种因素连接在一起，这些因素包括一个相对发达的运河和道路系统，其境内繁荣兴盛的，比欧洲其他民族国家都要早的多的自由贸易，其新闻报纸和期刊出版成熟较早而且无所不在，以及这样的事实，即英格兰和苏格兰是18世纪欧洲城市化最迅速的地区：所有这些经济条件无疑都对这个本质上人为创造的国家走向团结和进一步团结做出了贡献。住在城里或者城边，能够接触到一些印刷出版物，尤其是那些被国家的国内外贸易网络网罗其中的男女，似乎总是位列最忙碌和最可靠的爱国者的行列。他们可以并不一定满意那些在伦敦掌权的人，但他们对国家的安全仍然会尽一份力，并且对国家面临的危险非常敏感。因此，英国人的经济特征有助于他们的凝聚，但还是这个岛屿在泛新教信仰及其与一个天主教国家接二连三的战争这两方面的一致性，对于赋予其被尤金·韦伯称作“一种真正的政治人格”的东西贡献最多。12
他们在1707年之后反复经历的新教战争，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影响了各式各样的英国人，尽管他们几乎所有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被迫去作出反应和改变。就汉诺威王朝的国王们而言，法国的威胁，至少在最初，危及他们王朝的存亡，缓慢且不规则地导致了一种更加自觉的爱国式、甚至平民化的皇家风格的出现。尽管直到乔治三世即位而且君主对政治干预下降之后，一种真正成功的民族主义的君主政体形式才被设计出来。王室对于王国每个地方的造访，精心编排和与之同时进行、鼓励所有阶层和两性都积极参与的王室庆典，一种王室对英国文化惹人注目的赞助奖励：所有这些在输掉与美洲殖民地的战争之后并面临与革命和拿破仑法国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战争之时，都变得前所未有的高调明显。
一个更加真实可靠的英国统治阶层，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也是在战争需要的强力支持下形成的。把这个岛屿作为一个整体，从中（以及从跨过爱尔兰海的那个岛屿）征集税收和炮灰的日益增长的需要，迫使那些最初在伦敦垄断民政权力的英格兰精英接受了一定数量的苏格兰、盎格鲁—爱尔兰和威尔士的议员进入他们的行列。此外，作为与法国的战争之结果的具有伸缩性的帝国，也越来越依赖于那些不是英格兰人的英国人来加以统治、开发和利用——这一依赖一直延续到20世纪。随着越来越多的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士统治者和野心家参与为帝国服务或者为伦敦所用，他们与他们的英格兰同僚进行社交和通婚变得越来越平常。尽管这可能有投靠英格兰价值观的意味，但这些曾经的凯尔特局外人的行为，可以被恰如其分的解读为获得了作为英国人所将带来的实在好处。
规模空前巨大和反复进行的战争，也在这样的意义上改造着英国的统治者，即它迫使他们向下层民众要求得更多。在1700年以前，统治者通常都希望男女民众整洁有序、服从和最重要的是，在面对权威等级比他们高的人时消极被动。积极的公民权被看作是有钱人和男人的特权。“更加贫穷和卑微的人们”，阿尔伯玛尔公爵在1670年代用非常傲慢的口气写道，可能“除了关心琐碎小事之外，对国民整体毫无兴趣”。13与法国接二连三的战争显示了这种轻蔑的态度越来越行不通。更高和更加严酷的战时税，在英国普通民众中间培育了政治意识，1760年之后在美洲殖民地居民中间发生的情形也同样如此。而反复出现的法国入侵英国本土的威胁意味着，相较以前的若干世纪，积极的忠诚通常在更大规模上和更低社会等级中被煽动起来。在1793年之后，甚至一些女人也被号召在战争努力、筹钱、为士兵组织军需物资中扮演角色，在爱国庆典和激励他们的同胞前去战斗时尽一份力。在面对权威时只是顺从已经不够了：现在各式各样的国民都必须成为英国人才行。
正如本书试图表明的那样，数量令人印象深刻的英国人的确从被动了解国家往前迈进了一步，变成为了国家利益而积极热心的参与者。但他们这样做大体上并不仅仅只是因为爱国主义是上层所要求的，而且还因为他们希望以某种方式从中受益。男人和女人们成为英国爱国者是为了提升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或者出于被国家或者帝国雇佣的野心，或者因为他们相信一个更加广阔的大英帝国将有利于他们的商贸，或者出于担心法国取胜之后将会损害他们的安全和生计，或者出于寻找刺激并从单调无聊生活中逃脱，或者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宗教方面的身份认同危如累卵，或者，在有些情形当中，因为作为一个积极的爱国者似乎是赢得完全公民权的重要一步，是更加接近选民并在国家运作中具有发言权的一种途径。最后这一群人并没有搞错。英国在滑铁卢战役之后20年里政治变化的比率显示，大众参与战争的努力与扩大政治权利和参与度之间是有联系的——虽然是一种复杂的联系。14实际上，可能会有人感到奇怪，在1830年代之后，大不列颠相对缓慢的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否应当归因于，直到1914年之前都没有重大战争需要进行大规模的群众动员。维多利亚时期从来没有需要召集普通英国人来保卫国家政府的迫切需要，这一现实意味着他们的统治者可以更加轻易地忽视他们的需要？看上去可能是这样。
有一点非常清楚的是，在这一段时期的大不列颠，爱国主义，以及在某种意义上与国家的身份认同，可能具有许多根源，理性和非理性的反应也一样多。如果我们要理解英国的历史——以及实际上英国的现在，那么承认爱国主义和国家情感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非常重要。这么多历史学家写了那么多和那么出色的关于18世纪，以及19世纪英国的暴动、詹姆斯党人、激进主义以及阶级冲突的各种表现形式的作品，可能有时显得似乎某种形式的抗议构成了大众政治行为的全部；即只有通过对抗行动，统治精英之外的男女才得以推进他们对于认可、改革和更广泛公民权的要求。然而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的特征是，来自中产和工人阶级的男女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其采取支持政府的形式，与采取反抗的同样多，如果不是更多的话。成为一名爱国者是一项政治行动，而且常常是一项多面和动态的行动。我们不能再把爱国主义与简单的保守主义混淆，或者用对盲目爱国主义和沙文主义那种谴责和藐视的提及将其扼杀。就像其他任何一项人类活动一样，历史上的爱国主义需要灵活、敏感而且首先，需要富有想象力的重现。15
这一时期各式各样的男女有时都能找到恰当和强有力的理由来把自己的身份当作英国人，当然，承认这一点并不是说所有的男女都是这样。也并不是说，那些支持国家反对外来攻击的人们，也同样一成不变、毫不批判地支持国内的现有秩序。也不是说，这一点需要强调一下，在1707年之后日益增长的对于英国的感觉，代替和排挤了其他的忠诚。尤其是在英国更为乡村和偏远的地方，在苏格兰高地，在威尔士中部，在康沃尔郡、东英吉利亚和英格兰北部大部分地区，浓厚的地方主义仍然是其生活准则，如果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更为强烈的征兵侵扰之前，至少在铁路开通之前是如此。“村里没有邮局”，愤怒的理查德·科布登于1850年代在苏塞克斯的海雪特（一个不到400人的教区，离伦敦大约50英里）写道：
每天早上，一个老人，年纪大约70岁左右，走到中赫斯特去取信。他每送一封信件就收取一便士……他用来给全村人取信的邮包平均每天装的信件是两到三封，其中包括报纸。进入这个教区的唯一的报纸，是两份《贝尔每周邮报》，一份主要由呆滞慵懒的农夫资助的相当古老的托利派贸易保护主义报纸。16
19世纪生活在像海雪特这种地方的英国人远远超乎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数量，他们生活的世界很小，大部分时间都被习俗、贫穷、无知和冷漠所隔绝。
威尔士性、苏格兰性和英格兰性就像地方主义和乡土观念一样，仍然是强有力的分水岭。“英国是一个被人为创建的国家”，彼得·斯科特最近写道，“并不比美国古老多少”。17而且因为大不列颠直到1707年才被完全创建，因此它不可避免地被添加在远远更为古老的忠诚义务之上。在《联合法案》之后半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猜疑和仇恨都在破坏着苏格兰和英国其他部分之间的关系，同样破坏着苏格兰低地和高地之间的关系。在那之后，日益增长的繁荣，共同投入新教战争和有利可图的帝国冒险，以及岁月的洗礼，一起使得这些内部的分裂激烈程度显著降低，尽管从来都没有完全消退。到1837年，苏格兰仍然保留着一个独特国家的许多特征，但它也舒适地躺在一个更大国家的怀抱之内。它既是英国的也是苏格兰的。18与之相比，威尔士甚至更为独特。它拥有其自身统一的语言，城市化程度比苏格兰和英格兰更低，而且——至关重要的是——更少热衷于军事和帝国事业，它仍然可以因为坚决保持自身的独特性而使来自其边界之外的观察者感到震惊。“如果除了外国的东西再没有什么能令他欣喜的话”，一个观光旅游的英格兰作家在1831年有些夸张地宣称，“他将发现（威尔士）居民的语言、行为方式和衣着，除了在客栈里之外，都像法国或者瑞士的那些东西一样完全是外国的”。19
那么，从这个岛屿的中心坚决地把一种新的文化和政治统一强加于其外缘的角度来解释英国在这一时期内国家意识的增强，将是错误的。对于许多更加贫穷和文化更少的英国人而言，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仍然是比大不列颠更有效的召唤，只有在面临来自海外危险的时候例外。而且即使是在政治上受过教育的人们当中，从双重国家身份而不是从单一国家身份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也很稀疏平常。20例如，艾洛·摩冈这位18世纪末最激进的威尔士作家，很平常地提到威尔士语和英语是他的两门母语。他具有双重国民性正如他能说两种语言一样。出于同样的原因，约翰·辛克莱尔爵士这位在1793年成为农业委员会第一任主席的凯斯尼斯郡苏格兰人，无论如何都没有在他一方面热衷于英国政治组织内的成员资格，与另一方面热爱高地社会和所有苏格兰的东西之间发现任何矛盾之处：
民族特性在激发一种雄性竞争精神方面的用处很大……联合王国保持这些民族的东西，或者现在可能被更为恰当称作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的地方特性的东西，符合联合王国的利益。21
辛克莱尔在把什么称作联合王国、大不列颠和大不列颠的组成部分上的不确定性，被后来的许多评论家所跟随。而且，如果还有人继续陷入一种关于是什么构成国家性的不现实的狭隘观点，那么这种对于定义的苦恼就是必然的。从世界开始的时候，就几乎没有哪个国家在文化和人种上是同质的；双重国家身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大不列颠，从其在《联合法案》签署到维多利亚女王即位之间这些年里开始冉冉升起的时候，以及其在今天的存在，都可以被看作既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国家，也是若干个较为古老的国家之间的联合——这些旧的国家与新的联盟之间确切的关系，甚至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仍然还在变化和被激烈地争论之中。
因为实际上每一个欧洲大国现在都面临着一种压力，即那些一度勉强同意成为一个更大整体之一部分的小民族的重新苏醒，因此今天分裂或者重新组合英国的号召，不应当只归因于这些岛屿自身特殊的发展。22但只有我们认识到那些在过去为英国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的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再发挥作用了，我们才能够理解当前这些争论和激辩的本质。新教信仰这个一度至关重要的黏合剂，现在对英国文化的影响有限，实际上就像基督教自身一样影响式微。与欧洲大陆国家反复进行的战争，十有八九也彻底结束，所以各式各样的英国人不再感觉有以前那样在面对来自外部的敌人时保持团结的冲动。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商业优势和帝国霸权也已经一去不复返。英国人再也不能通过与贫穷的欧洲人（不管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进行比较，或者通过对显然外来的民族行使权威来确证自己独特和享有特权的身份。上帝不再是英国的，天意也不再对他们微笑。
作为其结果的疑虑和混乱状态具有许多种形式。现在如此多构成英国特性的成分已经衰退，复兴其他更为古老之忠诚——回归到英格兰特性、苏格兰性或者威尔士性——的可预见到的呼唤已经出现。在英格兰，圣乔治的旗帜变得远远更为流行。而且，尽管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威尔士议会和一个新的苏格兰议会，一些人仍然还在追求一个完全独立的威尔士和苏格兰。即使是在那些想要维持英国现状的人中间，对于真正该做些什么和继承些什么的争论也显然越来越激烈。本书中所讨论的许多爱国标识（王室家族，威斯敏斯特议会和猎狐）的有效性和适当性，现在也在经历前所未有的争论。但可能，在如此多的英国人感到正在被越来越同化到一个更加团结的欧洲这样的担忧下，国家的不确定性是最显而易见的。在德国和法国从机遇的角度而言还在期待看到一个没有国界的欧洲之时，英国人，尤其不单单只是英格兰人，反而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一个威胁。这部分原因在于英国人在历史上曾经如此频繁地与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作战；但他们显而易见的岛国狭隘性，也可以通过他们日益增长的、关于他们现在是谁的疑虑来加以解释。自觉不自觉地，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害怕设想一种新的身份，担心它完全湮没了他们现在拥有的已经不再牢固的身份。
所有的这一切将如何解决其自身，我们拭目以待。大不列颠可能会在某个时刻四分五裂为单独的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等国家。但也有可能的是，一个更加权力下放和多元文化的英国将最终在一个内部联系更加紧密和越来越强大的欧洲内确保其自身存在的位置。或者，英国可能会选择保持不确定和疏离的状态，其政治领导会紧紧保持与美国的不对称关系（但从历史上可得到解释）。不管发生什么，重新检验作为一个英国人到底意味着什么，这样的诘问还将继续。
即使是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已经有人担心英国人的身份认同太依赖于反复进行的新教战争、商业成功和帝国征服，认为应当投入更多的思考和注意力来在后方巩固一种更加深沉的公民身份感。“对外贸易是一个好东西，我那前景光明的印度也同样如此”，一个名叫约翰·麦克芬森爵士的苏格兰籍总督在1790年代写道：
但世界正在巨大的变革和暴力革命的掌控之下，而其他国家逐渐增长的创造能力和他们对我们垄断一切的憎恶，将会在某一天剥去我们这些东方和西方的羽翼。因此，我们必须着眼于国内，而且如果我们没有把我们的商业和在亚洲的统治权用来真正改善我们自己的本土和完善三个王国内部的联合……我们就滥用了我们的遗产，即先辈们为了让我们享受和完善而获得的那些精神和思想。23
但是约翰爵士是一个著名的古怪之人。没人注意到他。
附 录
一、1745年的忠君地图
1745年7月，查理·爱德华·斯图亚特在苏格兰北部登陆，想要复辟其王朝对大不列颠、爱尔兰和英属殖民地的统治。三个月之后，他带着一支5000人的军队跨过边界进入英格兰。从9月到12月中旬他退回苏格兰并战败期间，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有超过200个地方向当时的统治之君乔治二世火速递交了忠君陈情，超过50个地方组织了募捐或者私人军队来保卫自己反抗詹姆斯党人入侵。
其他许多城镇和郡县在斯图亚特王子开始撤退之后，表达了他们对汉诺威王朝的忠诚。但那时，危险已经过去，忠诚一文不值。与之相对，这张图中所标明的地点，在斯图亚特僭君还有很大机会获胜的时候，就已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因而那些在忠君陈情上签字的平民，尤其是那些志愿捐钱或者亲自服役以支持现有秩序的人，一定程度上冒了相当大的风险。因此，他们的行动应当被认真对待。
这张图以政府公文中的报告、《伦敦公报》和档案P.R.O.S.P.36中的信息为基础。还有其他许多不那么正式的反入侵平民动员行动没有报告当局。因此本图只是抛砖引玉，告诉大家当时在哪里可以找到积极主动的忠诚。该图并非一张无所不包的全图。
大地图
二、1804年5月全英的武装人数
在1803年《国内防御法》通过后不久，大不列颠的每个郡都被要求报告其境内年龄在17—55岁之间的男性居民的人数，这些人中有多少愿意拿起武器参加志愿军，有多少已经入伍，或者参加了苏格兰的国防军，或者已建成的志愿军团。这些先被报到各地治安长官那里，然后为了伦敦的利益而编制的估计数字并不完备。而且，自不必说，考虑到它们编制的速度和19世纪初传送和记录的条件，它们很可能也并不完全准确。但它们仍对战时平民的反应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指导。
A 17到55岁之间男子数量
B志愿者的数量
C已经入伍的男丁的数量
B和C占A的比例
英格兰
郡
贝德福德郡★
10997
5814
未知
—
贝克郡
19418
2457
734
16%
巴克斯
18141
6034
1893
44%
剑桥郡★
17109
未知
1404
—
柴郡
34799
7211
2641
28%
康沃尔
33440
3213
4354
23%
坎伯兰
19683
1615
76
9%
德比郡
27947
14985
319
55%
德文郡
51101
15919
10312
51%
多赛特
20066
4353
2306
33%
达勒姆
23523
1101
6325
32%
埃塞克斯
36243
3391
3926
20%
格洛斯特郡
35220
17440
390
51%
汉普郡和怀特岛
36229
19680
4847
68%
赫里福德郡
13651
3494
502
29%
赫特福德郡
18261
6618
447
39%
亨特郡
6900
753
133
13%
肯特
37929
4233
14373
49%
兰开夏郡
131535
27728
13846
32%
莱斯特郡
20815
87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