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会改革和妥协
奴隶、自由和舆论
不断界定的民族
结 语
附 录 一、1745年的忠君地图
二、1804年5月全英的武装人数
三、1798年志愿军和他们选择参加战斗的地点
注 释
Linda Colley
BRITONS
Forging the Nation 1707—1837
Revised edition with new introductory essay
1992, 2003, 2005, 2009 by Linda Colley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Yale University Press
据耶鲁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译出
英国史前沿译丛
总 序
任何人都需要有历史知识，否则他就无法理解他所看到或体验到的现实，也就无法做好准备去影响未来。没有适当历史知识的人就如同患了失忆症，无法真正理解世界，只能随波逐流，既无法做出任何明智的现实决定，更无法采取审慎的行动来塑造未来。当然，无论多么热忱，无论多么努力，任何人都不可能洞悉整个世界的所有历史。对于一个公民来说，首先需要了解自己国家和社会的历史。除此之外，为了开阔视野，就应该努力了解一些特别重要国家和社会的历史─尽管那些国家与自己的国家经历不同，但对世界历史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因此，我建议中国读者既要了解中国历史，同时也不妨了解一些英国历史。英国位于世界的另一端，社会文化与中国迥然有别，历史经验也大相径庭。最明显的差别是，中国历史悠久，人口众多，领土广阔，而英国的领土不大、人口不多，却利用近海之便而成为世界强国。英国在历史上有些事情乏善可陈，但它无疑也有一些惊人的成就，而且它对世界的影响超过了任何同等规模的国家。人类能够从过去的成功和失误中有所借鉴。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了解英国的历史经验及其对整个人类历史的贡献大有裨益，这将有助于他们理解周围的世界。因此，我们在确定这套译丛的书目时，力求能够反映英国历史的重要方面。我们希望能够有助于中国读者不仅了解英国历史，而且也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还能窥见西方的历史学家是如何处理历史问题、历史资料以及研究方法的。
英国的历史无疑受到其特殊气候环境和地理位置的制约。英国是由欧洲西海岸附近的一系列岛屿组成的。这里气候宜人，没有长时间的严冬和酷暑。英国大部分地区土地肥沃，适宜农作物生长，山区也适宜放牧牛羊。英国自己能够提供重要的原料，如木材和煤铁矿石，沿海有丰富的渔业资源。这里没有人迹罕至的沙漠和高山峻岭，反而有众多可以通航的河流与天然港口。所有的居住区都距离大海不超过一百公里。在古代，这些岛屿迎来了一波又一波的和平移民和武装入侵者。但是最成功的入侵是在1066年，距今已有千年之久了。其他国家很少能有如此长久拒强敌于国门之外的和平时期。英国到欧陆的海上距离还算比较近，这就使得英国很容易与欧陆的巨大人口展开贸易活动，但是一旦英国开始建设强大的海军，大海也是防范欧陆强敌入侵英国的一道生死攸关的壁垒。英国的海军能够有效地保卫英伦群岛，但不能被某个专制君主用来压迫本国居民。借助海军，英国也致力于掌控跨洋贸易和占有远方的殖民地。当欧洲列强开始越过大西洋把自己的贸易和势力扩张到非洲和美洲时，在与西班牙和法国这些地广人多的国家竞争时，英国因为自身的地理位置、众多的天然港口和日益强大的海军而处于优越地位。因此，英国历史可以说是一个表明气候与地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塑造一个国家命运的故事。
在享受英伦群岛的天然优势方面，英格兰人（日耳曼人的一支）比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的凯尔特人和其他族群受益更多。英格兰人居住在最大岛屿（大不列颠岛）最富饶的地区，享有更好的气候条件，拥有更多的自然资源。他们的人口也逐渐多于比邻而居的凯尔特人，而且这种数量优势在几百年间变得越来越大。不仅在英伦群岛，而且在整个欧洲，英格兰人建立了第一个拥有明确边界的统一民族国家。因此，英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英格兰人如何与英伦群岛上其他族群互动的故事。这是一个英格兰人侵略近邻苏格兰、爱尔兰和威尔士以及这些近邻武装反抗的故事。这也是通过王朝联盟、谈判订约以及和平方式来建立兼君共主政体、统一的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以及一个共同市场，从而创造一个人口众多的强大国家的故事。这就导致了英格兰对英伦群岛的文化和语言霸权，促进了文化融合，但是也造成了英伦群岛上非英语居民的某种反感。因此，英伦群岛的历史也是一个有限空间中更强势族群与人口更多的族群之间矛盾冲突的典型案例。这是一个关于把常常武装对立的不同族群变成新的统一民族国家是多么困难甚至是否可能的故事。许多英国近现代史学家都在思考，是否有一个大不列颠民族，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和威尔士人之间的文化历史差异是否已经消除？许多英国近现代史学家也非常关注中央（以伦敦为基地的王室、行政机构和立法机构）与边缘（英格兰的偏远地区以及英伦群岛的其他部分）之间的政治关系。大多数英国近现代史学家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旧有的英国史实际上仅仅是英格兰的历史，但是他们也发现，在撰写英伦群岛的历史时如何公正地对待中央和边缘，其实并不容易。不管怎样，近年来，他们开始尽力而为。
由于英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脉络就是英伦群岛是如何统一为一个国家和形成统一的政治体系，由于英伦群岛在近千年的时间里没有遭受重大的外敌入侵，还由于英伦群岛开始把贸易活动和帝国统治扩展到世界各地，历史学家所争论的一个问题是，英国历史主要是由欧洲大陆的事件塑造的，还是说英国具有与其欧陆邻邦明显不同的历史经验？一方面，英国卷入了许多次与欧陆国家或敌或友的战争，也一直与欧陆保持着非常重要的贸易联系，同时也深受西方世界重大宗教和思想运动的影响，如基督教的传播、宗教改革、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以及世俗社会的兴起。另一方面，英国也在某种程度上孤立于欧陆之外，在许多世纪里免遭来自欧陆的入侵。英国先于其他欧洲国家建立了议会和代议制的体制，并且在许多世纪里维持和扩展了它们。英国先于其他欧洲大国建立了一个开放和流动性比较高的社会，而且比其他欧洲国家更早粉碎了建立威权式国教或绝对君主制的图谋。17世纪中叶，英伦群岛发生了第一次伟大的现代革命（先于美国、法国、俄国和中国革命）。尽管这场革命没有实现最激进的目标，但是它传播了许多新观念和新期望。1688—1689年光荣革命之后，英国建立了有限君主制，实现了出版自由，确立了每年定期召开议会的制度，逐步扩大了选民的数量，保证了独立的司法和法治。与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相比，甚至与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个大国相比，英国所经历的革命、内战或外敌入侵都比较短暂。英国先于世界上所有的重要国家建立了一个稳定而适度开放的政体，而且通过改良而不是革命的方式与时俱进。中国读者在了解这种演变是如何发生的之后，或许能借鉴不少东西。
直到19世纪之初，即便是按照欧洲标准来衡量，英格兰乃至整个大不列颠群岛领土面积不大，人口也不算多。但是，其他因素，如气候、地理位置、没有入侵之虞、便于进入欧陆市场，其海外领地生产欧洲人所渴求的产品，所有这些都有助于把英格兰乃至随后的整个大不列颠群岛变成世界上的第一个现代社会，并一度成为最先进的经济体。封建主义在英国的崩溃先于欧洲其他任何地方，因此自由的居民能够施展才能，改善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财产和财富也得到更广泛的分配。英格兰社会越来越多样化，开始发展成一个公认的现代社会，其中包含着一个有产业的资本主义精英阶层，一个很有分量的中产阶级，一个与土地无联系的庞大的工人阶级。英格兰最初是以荷兰为榜样，逐渐变成欧洲最先进的农业经济体和最强大的金融中心，继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国和第一个工业国。这是第一个“现代”社会。在这个引领潮流的国家里，大多数人生活在城镇里，主要从事工商业而不是农业。这些变化很快就传播到其他国家，但是在某些地区现在还停留于早期阶段。最近数十年，中国已经成为这种潮流的一个主要参与者，因此中国读者可以了解英国是如何应对这些曾经影响并依然影响每一个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
英国不是第一个建立海外大帝国的欧洲国家，但是前面所谈到的那些因素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英国最终拥有了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海外帝国。我们可以提出许多理由来批评大英帝国的兴起，肯定它在最后60多年里的土崩瓦解。不过，大英帝国的兴衰属于近现代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列，值得仔细研究。我们需要了解这个大帝国因何建立起来，它给世界历史带来什么改变，它为何并如何土崩瓦解。例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原先是大英帝国的白人殖民地，它们的历史与英国历史紧密相关。甚至可以说，如果不了解英国历史，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印度和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历史。大英帝国的衰落当然牵涉英国殖民地的民族主义与独立运动的兴起，但是即便在为了摆脱英国统治而进行过长期艰苦斗争的国家里，英语、英式议会和司法体制依然有很大的影响。许多现代国家曾经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非殖民化的进程并没有使得这些国家完全消除英国的影响。英国与其前殖民地的联系在今天也依然非常重要。不过，人们往往忽视了大英帝国的历史对英国国内历史的影响。只有认识到今天的英国是一个后帝国时代的大国，我们才能更全面地理解英国现代历史。为此，只要看看自20世纪中叶来自印度次大陆以及非洲的大规模移民涌入英国的情况，我们就能理解今天的英国如何受到其帝国历史的影响，可以说，今天的英国是其帝国历史的产物。大英帝国的历史在某些方面应该受到谴责，但决不可忽视，否则就难以理解世界许多地区的历史和发展。
在确定本译丛的选目时，我们的目的不是对英国历史做一番褒贬。英国优秀的历史学家所受的训练让他们在考察历史时不能带有傲慢、偏见或敌意。无论我们今天如何褒贬，这毕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我们所挑选的著作都是西方学界公认的重要学术著作。这些著作不仅有助于读者从新的角度来理解英国历史，而且显示了现代历史学家如何改进历史研究的方法和路径。它们不是以传统的不容争辩的方式面面俱到地讲述英国历史的教科书。这些著作之所以受到好评，是因为它们揭示了以前没有充分探讨的历史侧面，它们以新颖的方式进行探讨，它们追问新的问题，进行扎实深入的研究，挖掘以前被忽视的史料，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它们受到其他学科，如社会学、语言学、文学批评和哲学的影响。它们对英国历史提出了全新的甚至颠覆性的解释。它们提出新的思路，引发新的争论，并且成为最高学术标准的样本。它们让读者看到了深入英国历史的全新路径，这些路径也是深入理解任何社会的新思路。我们相信，读者不仅仅能获得有关英国历史的新信息，了解到有关英国历史的新解释，而且也能学到令人兴奋的研究历史的全新方法，进而用于研究其他国家的历史。例如，我们在这些著作中所获得的如何研究历史的教益也可以用于研究中国。
哈里·狄金森
爱丁堡大学教授，前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主席
2010年
（刘北成译）
献给大卫！
致谢
《英国人》的写作耗费了我很长时间，相应的我也为此亏欠颇多，需要感谢的人颇多。在剑桥大学基督学院那帕拉第奥式的陈设中，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一课题，我必须再次感谢那里的同事们友好亲切地待我，更要对当时的院长、已故的约翰·普拉姆先生表示感谢，在这些年里，他给了我无数帮助和启发。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是一本属于耶鲁大学的著作。我从1982年到1998年一直在它的历史系工作，从那里的同事，尤其是从伊沃·巴纳茨、约翰·布卢姆、乔恩·巴特勒、大卫·布里翁·戴维斯、约翰·德莫斯、彼得·盖伊、迈克尔·霍华德、保罗·肯尼迪、埃德蒙·摩根、彼得·萨兰和大卫·昂德当的博学睿智中，得到无法估量的教益。耶鲁大学还允许我无限反复进出其馆藏丰富的档案馆和图书馆，尤其是位于康涅狄格州法明顿设施完备的刘易斯·沃波尔图书馆，和位于纽黑文的耶鲁英国艺术中心，后者改变了我考察历史的方法。这家艺术中心当时的主管邓肯·鲁宾逊和贝蒂·缪尔登、伊丽莎白·费尔曼、朱莉·拉沃尔尼亚，还有其姊妹组织，位于伦敦的保罗·梅隆英国艺术研究中心的工作人员，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和无数乐趣。最后，《英国人》交由耶鲁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次新版也同样如此。像其他许多作者一样，我也认为约翰·尼克尔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出版人，一如既往的热情和敏锐，而且非常耐心。与他一起工作，以及与非常专注敬业和富有创造力的编辑吉莉安·马尔帕斯一起工作，令我受益匪浅。
这些书页中的思想，其发展经年累月，而且在与其他许多学者的接触和讨论中，经受了打磨历练。牛津大学的历史与现代协会，准许我在其会刊中构思出我最初的一些想法，而剑桥大学、伦敦历史研究协会、阿姆斯特丹荷兰文化史研究生院、哈佛大学欧洲研究中心和普林斯顿大学戴维斯中心的研讨会和会议团体所给予的评论，也帮助我大大改进完善了各个章节。普里斯·摩根、亚历山大·默多克和克里斯托夫·斯莫特纠正了我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史方面的一些错误。克里斯·贝利提高了我对英帝国的理解。在这本书写作的最后阶段，布鲁斯·史密斯成为一位不知疲倦的研究助手；帕德里克·斯坎伦承担了本书新版繁杂的校对工作。威尔·苏尔金和于尔格·亨斯根检查了此前配有个性诗文和评论的皮姆利科平装本；我的经纪人迈克·肖和吉尔·柯尔律治，则从始至终都在提供令人愉悦振奋和明智的建议。
现在，亦如早在1992年，并直到永远，我最要感谢的都是我的丈夫和战友，大卫·坎纳丁。
琳达·科利
2009年于普林斯顿
再版序言
《英国人：国家的形成，1707—1837年》1992年初版于伦敦，本次是其平装本第五次印刷。1因为流传广泛，也因其在学术界内外所引发的讨论，所以，在我最初赋予它的生命之外，《英国人》又获得了自己的生命。因此，在本书第一次面世17年之后，把它重新介绍给一群新读者，这无疑是一种殊荣、一次机会，也是一种挑战。要在一个新版中，回应在某些要点上针对《英国人》的每一个质疑或批判，既不恰当，也不现实。试着重新编排《英国人》，以与21世纪初所提出的思想和政治议程更紧密结合，也不太可能，或者我认为并不可取。从好的当然也是坏的方面而言，《英国人》带有其写作年代（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印记，当时的笔者，是一个与在2009年写下当下这些文字的我截然不同的历史学家和个人。所以，虽然我纠正了极少数事实错误，并修正了一些段落中的年代错误，但实际上，《英国人》的主要文本仍原封不动。
但这篇序言是全新的。在构思时，我脑海中想到的，主要是被本书吸引的两类读者。一类读者主要因关注18和19世纪初的英国和世界史，并对民族主义和历史上的国家形成和归属的机制感兴趣，而阅读和专注《英国人》。另一类读者主要因好奇或焦虑或怀疑英国的现状，而被本书吸引。让我首先从这两类读者谈起，当然，他们有时会重叠。
现在回想起来，本书显然是各种关注点混合的产物，并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写就。1980年代初刚开始思考这一主题时，我在剑桥大学任教，但完成这本书时，却在大西洋彼岸，那时我已离开我的出生地英国，来到耶鲁大学工作。因此，我在写作《英国人》一书时想要解决的一些问题，可能源于我自己的迁徙，因为我的身份认同感和根深蒂固的文化习惯经受了新环境和遭遇带来的压力。但本书的学术渊源却在别处。我在1980年代获得博士学位并出版第一部专著之后，想要更往前一步，去尝试一种新的历史，这种历史与我身处其中并受其训练的历史，在类型和风格上有所不同。当我在计划《英国人》一书时，关于18世纪英国史的大部分著作，通常仍还是向内看和保守狭隘的，这一点左翼学者和更保守的从业者所写的作品都一样。研究英国国内史和帝国经历的史学家，在那时通常都闭门造车，极少相互跨越到其他人的专业领域。在更老的大学，以“英国史”这一名字统辖的学科，常常只是狭义的英格兰史，而且主要是伦敦和英格兰南部的历史，并习惯性地过多关注甚至痴迷于上层政治史。我作为一名年轻研究者，读到的大部分“英国”史著作的主角，几乎清一色都是男人，而且几乎一成不变都是白人（我自己的第一本著作也完全是在这同一个模子中倒出来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上述情况的结果之一。我希望试着以一种更广泛、更富想象力和更具原创性的方式，来研究英国史上这一重要的时期，这一愿望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解释《英国人》一书的结构和内容。
我在第一版序言中写到，我希望“远离……高度内向”的写作模式，在我的分析中，同时为“欧洲史和世界史”留有空间（第9页），这不仅因为我希望讨论的大不列颠境内在1707—1837年间发生的许多进程和发展，只有在与其海岸线之外的事件和变化联系在一起时，才有意义。我还特意用了一章来写妇女的体验，并在本书其他地方常常提到她们。1960和1970年代的一些重要社会史学家，尤其是E. P. 汤普森和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强烈影响了《英国人》一书的许多部分（尤其是第7章），与此同时，我还在书中加入了通常被当时英国社会史所忽略的某些群体和运动。为此，我讨论并认真对待18和19世纪初看上去像是英国国教徒和忠君者的各色人等：与他们显然更激进的同代人相比，那些通常被怠慢不提的各色男女。我还打破1980年代的流行做法，在书中涵盖了被奴役的黑人，以及终结英国参与大西洋彼岸奴隶贸易的抗争。我曾（现在仍然）认为，反奴运动和其他许多事件一起，对英国人在美国独立战争失败后，重新界定和努力拯救自己的进程非常重要。因此，《英国人》把反奴运动当作这一时期英国国内史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或大体上是帝国的一段小插曲来对待（第357—368页）。
学者们极少像其想象的那样标新立异或自成体系，在这方面，《英国人》与在20世纪末已声名鹊起，至今仍富有影响力的历史著作非常一致，并有助于深化这些著作中的各种趋势。《英国人》试图把大不列颠内部的发展，与其外部发生的事件更紧密联系，它还探索了性别和种族问题，以及宗教、经济和社会等级的各个阶层。
然而，《英国人》还在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偏离了历史著作的常规模式。它所选择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大不列颠岛（现实中的群岛），因为虽然这不是研究这一时期这一疆域的唯一方式，但这种研究视角，可以产生大量充实的历史感。2
从1603年起，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爱尔兰就被君王统治联系在一起，当时苏格兰的詹姆斯六世南迁伦敦，声称自己是“大不列颠、爱尔兰和法兰西国王”（在这一王室尊号中，把爱尔兰从“大不列颠”这一领土单元中分离，与愚蠢且纠缠已久地宣称对法国拥有权利的主张一样，令人震惊）。《英国人》的正式起点，即1707年《联合法案》或《联合协议》，既强化了一些游戏规则，也明显修正了这些规则。我在第一章写到，《联合法案》宣布，从今以后，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将“以大不列颠的名号，统一到一个王国之下”。它也规定这三个国家将“被同一个议会代表，其名称是大不列颠议会”，而且它们将享有同一种国内和海外贸易体制、同一种货币和同一面国旗。像詹姆斯六世所选择的尊号一样，《联合法案》也以狭义的方式来界定大不列颠。它对英属美洲殖民地只字未提；而且在1700年代初，尽管有许多政治家和政治学家强烈要求也通过一个包含和合并爱尔兰的《联合法案》，但同样，那个国家也被排除在外，大不列颠和爱尔兰之间议会的统一，直到1800年前后才实现。在那之前，威斯敏斯特所颁布的条例、法令和官方文件还经常（尽管并非一成不变地）把大不列颠岛当作一个单一、有界的整体来对待，在世俗和更实质性的事务方面，情况也同样如此。因此，在1707年之后，法律只允许居住在大不列颠土地上的人，在大不列颠海岸捕捞、加工和销售海鱼。与此相对，爱尔兰（不同于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渔民，“在所有情形下，都被清楚明白地当作外国人对待”。3
这是一种并无新意的国家创建，其中包含仇恨。并且如上规定条款表明，对史学家来说，在1707年之后，只在“说到国家（state）时”才提到大不列颠这一领土单元，这样做既不充分，也过分设限。4在《联合法案》之后，把大不列颠只作为一个国家——一个纯官方和行政概念——来研究，将忽略这一创建在不同时期，对其国民体验的日常构成所产生的复杂和多样的影响，以及在其观念和身份认同方面日益增强的影响。固然，正如昆廷·斯金纳评述的那样，史学家选择只关注英格兰、苏格兰或威尔士，或其任一单独地区、城镇和村庄，“并不会产生任何固有危害”。5事实上存在，也应当有考察历史的各种不同范畴，正如存在也应当有写作历史的不同方式。但总是并仅仅只从三个一成不变、各不相同的国家的角度，来研究被称为大不列颠的这个领土单元的历史，或总是并仅仅只从四个（或五个）国家的角度，来研究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过去，这样做过于僵硬死板、犯了年代错误，也使各种内部联系的模式和重叠的现象变得模糊不清。6
这样做也忽略了随时间发生的巨变；而处理随着时间而变这一主题，正是本书的核心之一。《英国人》图示和探索了在1707年到维多利亚女王继位的1837年间，有助于形成一个运作娴熟的英国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力量和危机。我在书中还试图指出，“形成”的方式和特征，有助于解释从1970年代开始甚嚣尘上，现在已非常明显的关于英国性的一些混乱和争论。但是，正如我的“国家的形成”这一短语所暗示的那样，那些认为国家和身份认同在本质上“变动不居、可塑和此消彼长”的人，在这里会大大坚定他们的立场。7《英国人》以前和现在的意图，都从来不是要讨论1707到1837年间，整个大不列颠岛上一种统一公意的增长和同质性增强的简单线形过程。它的情节线条更精细微妙，也更具探索和怀疑倾向。
我小心翼翼指明，这一时期的英国概念和英国人的身份认同，其建立与“远远更为古老的忠诚义务叠加”；而就本书涉及的大部分（但不是全部）时间而言，以及就许多（尽管也不是全部）人而言，“苏格兰、威尔士和英格兰仍保有更强的团结号召力”（第373—374页）。我在《英国人》一书中也强调，这一社会必然存在不同声音，以及痛苦，有时甚至致命的分歧：对詹姆斯党人的分歧（第72—86页）；对“美国独立战争在多大程度上应被视为一场与英国同胞之间的国内战争”的分歧（第134—147页）；建立在阶级、性别、种族、宗教、政治和地缘基础上，对“联合对抗大革命和拿破仑法国的军队和理念的必要性和价值”的分歧（第289—325页），以及对更多事务的分歧。8而且自始至终，我都强调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例如，我描述了在18、19和20世纪初持久稳固滋养了英国性意识形态的那深入人心和广泛的新教信仰，由于1750年后富有和受过教育的阶层宗教观念大为缓和，由于帝国、战争需要的驱使以及与爱尔兰签署《联合法案》，如何依然更多地采取了守势（第330—341页）。我也强调了在表达忠诚和归附时，频繁出现的明显不和谐之声和变调：例如，在第346页描述的1832年爱丁堡支持议会改革的游行，就被颂扬反抗英格兰的富有传奇色彩的苏格兰战争领导人罗伯特·布鲁斯和威廉·华莱士的横幅旗帜抹上了浓墨重彩，但与此同时，象征统一的红白蓝三色旗，也被高举飘扬。
1707年之后仍存在这些分歧和复杂性，这表面看来似乎自相矛盾，但这正是本书不可或缺的讨论内容之一。这一时期甚嚣尘上的英国观念，并没有伴随一种毫无疑义全体一致的公意，这并不令人惊讶。相反，正是这一过程所激发的一些争论和紧张状态，一定程度彰显了日益增长的英国观和英国身份认同。因此，我在第三章指出，随着18世纪的展开，英格兰的一些男男女女强烈怨恨着精英政治语言和日益膨胀的印刷文化如何“把英格兰人（English）这一称谓……融合进英国人（Briton）这一称谓”。这种焦虑在1760年代达到顶峰，当时激进且肆无忌惮的约翰·威尔克斯的支持者，谴责当朝君主乔治三世及其首相之一比特爵士，说他们满足了把英格兰变成大不列颠这样一个国家的要求，从而不恰当地突出了苏格兰的地位（第106—118页）。然而，这一民粹主义呼声，不仅特别突出展示了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持续、不加掩饰的分歧，更证明这一分歧非常深入人心。我在这里还要指出，英格兰在1760年代反苏格兰主义的喧嚣声音，标志着到那时为止，野心勃勃的苏格人正参与英国的建立，比以前更彻底，人也更多——边界南侧的人们对此心知肚明。
同样，“英国人”这个称谓也是一个有争议的词语：但这一点，常常也是重大变化的证明。这里有一个例子，我在书中没有提到。一个名叫约瑟夫·杰拉德的激进活动家，在1794年因被指控煽动叛乱而被带到爱丁堡的一个陪审团面前，当时，他向陪审团成员陈述的重点是：“你们是英国人——你们是自由人。”杰拉德这样说时，他所使用的“英国人”，当然与保守派通常对这个词的用法大相径庭。因为他告诉苏格兰法庭，他来北方的抱负，是为培育“英格兰和苏格兰之间宪法形式和原则的一致”，这意味着他意在统一这些国家的民众来支持改革、与法国的和平和男性普选权。他穿越国境旅行到爱丁堡，是为参加一个苏格兰和英格兰改革者自称的“全英国民代表大会”，并带来托马斯·哈代的祝福，哈代是伦敦通讯会的领导之一，而通讯会是这一时期最前卫的工人政治组织之一。9
然而，杰拉德在这一最终让其付出生命的危机中的行动和言辞，正好点明了本书的主旨。尽管他是一个英格兰人，但他仍选择向苏格兰陪审员（即那些正在仔细研究他命运的“英国”同胞）上诉。杰拉德在爱丁堡遇到并希望与之合作的那些苏格兰改革家，反过来决定，把他们的临时集会称为一次英国大会。此外，托马斯·哈代对这位改革者跨越国界的冒险感兴趣，无疑一定程度上也因其自身的苏格兰血统——然而，这一血统并未妨碍他在英格兰大众政治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一个英格兰出身的激进份子冒险北上，寻求与那里的支持者合作；他在苏格兰陪审团面前精心使用“英国人”这一词语；苏格兰激进分子使用“英国”这个词来命名一次探索性的政治集会；斯特林郡出生的哈代摇身一变，成为伦敦的大众政治家——在1790年代发生的这些事，在100年前全都不可能发生。杰拉德的故事更明显地证明了实质性变化（尽管并非无可争议），这一变化正是本书不变的主题。在本书第四章和第五章，我讨论了在美国和法国革命之后，君主和地主阶层如何决定更卖力和巧妙地致力于把自己扮演成英国人。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所产生的对君主和贵族的批评也试图利用英国性这一词汇和关联，并用得比以前更招摇和巧妙。
有时人们会以为，“英国人”这个词语，只不过是英格兰人的同义词，而杰拉德的故事证明，这种想法并不可信。10固然，在18和19世纪初，“英国人”这一称谓，可能指的是一个英格兰人。但这个术语最令人惊奇的，是它的灵活性，和它超越边界，被用来描述各民族的融合和融合后的产物，这也是我选择“英国人”作为本书名的原因。一个苏格兰辩论家曾在1547年乐观地劝导说，“当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这些令人讨厌的术语”被废弃之后，所有人都会同意“英国人这个唯一的称呼和名字”。同样，“英国人”在17世纪偶尔会被当作一个概括性术语，同时指代居住在爱尔兰的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11因此，丹尼尔·笛福1706年在爱丁堡街头看到的暴徒，他们反对《联合法案》，大声高呼“他们是苏格兰人，而且永远都是苏格兰人；（并且）他们谴责英国人（Britains，原文如此）这个称呼，因为这一称呼适用于威尔士人”；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知道自己在说什么。12
如同这些暴徒所见，“英国人”这一术语明显包含融合和联合的意味：而且同样，它还可以警醒充满热忱的苏格兰人，正如它也令一些英格兰纯粹主义者担忧。此外，1706年的这些苏格兰抗议者清楚表明，“英国人”这一术语更大的灵活性在于，至少从1500年代起，它还可以指称威尔士居民。随后，1707年之后，当“英国人”被更广泛用来描述大不列颠的所有居民时，威尔士的男男女女们还可以一种双重意味使用它：确认他们声称的更高的英国性，同时又维护他们的威尔士性。“英国人来敲家门”，卡拉封郡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的一张征兵广告写道，因此同时兼顾了一种特殊的威尔士性和泛英国的忠诚。以同样的方式，1810和1820年代有大批互助会在格拉摩根郡的梅瑟蒂德菲尔集会，把自己叫作“古英国人”、“新英国人”、“真正的英国人”和“忠诚的英国人”。13
用大不列颠来指一个岛屿，在这段时间也发生显著变化；如果让我现在写《英国人》这本书，我会用更多篇幅来讲述这里想象和呈现地理的方式，以及人们对岛屿和海洋的感觉。莎士比亚《理查德二世》一书中的瘦约翰，其著名的演讲清楚表明，在1707年联合之前，英格兰被大量用来指代整个岛屿。14但随着《联合法案》而变的是，尽管英格兰是大不列颠最大、人口最多和最富有的部分，但它也比以前更清楚地，被当作整体（一个更大的岛屿）中的一个组成部分。1707年的联合不是结盟式联合，也不是把苏格兰合并到英格兰的吞并式联合，因为苏格兰保留了其全然不同的法律、教育和教会制度。相反，《联合法案》宣布，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现在全都是某个崭新大国的一部分。行政管理机构实实在在（尽管从没有完完全全）集中在伦敦。但笛福也认识到，带有英国岛国特性的政治和意义已然改变。他的《大不列颠全岛游记》出版于1724—1726年，后来又在1738、1742、1748、1753、1761、1769和1778年补充再版，该书评价了在一个经过调整的政治空间里的生活和活动中所包含的一些紧张状态和冲突。笛福写道，苏格兰“现在与大不列颠的其他部分一样，只不过是大不列颠的一部分，英格兰在其中，也同样只是一个部分。”15
在现在已被遗忘的18世纪各种风格的布道、历史、政治小册子、古文物研究评鉴、民谣、诗歌和小说中，在地图、航海图、印刷品和航海技艺中，还可以找到英国岛国性的一种改头换面和更为持续的语言和形象。然而，讨论岛国性，也是这一时期最睿智的一些名著的重要主题之一，尽管这些讨论常常长篇累牍和深藏不露，反而很容易被忽略或未予理睬。例如，1707年《联合法案》的重要革新之一，是把大不列颠变成了一个自由贸易区。其重要意义远超经济层面。《联合法案》强调现在可被岛上所有民族都享有的商贸特权，把英国人明白无误地同其他地方的民族和国家区别和划分开来。这有助于解释为何“大不列颠”这个名字，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出现了两百多次（远超提到英格兰、苏格兰或威尔士的次数），以及为何这一划时代的著作，反复比较英国事物和外国事物的原因。因此斯密在流露民族自豪（“在大不列颠，产业是很安全的”）的同时，也反复提到在域外、在大不列颠海岸线之外的其他不那么幸运的商人。他讨论了“禁止从外国进口活牲畜或腌制品”，以及这样做如何“保证了大不列颠牧人对国内市场的垄断”。他提到了“在英国与外国之间贩运谷物的人”。而且，因他过去曾担任海关官员，他详细描述了“对外国商人进口的所有商品征收的特别关税。”斯密的名著《国富论》正文对本土和大不列颠（国内）以及外国和外部世界（其他的）进行的二元划分，在其索引中也反复出现，在那里，好奇的读者可以直接看到“荷兰人如何被排除在大不列颠的承运人之外”，或“法国商品在大不列颠如何（被）征以重税”等等这样的描述。16
我仔细研究亚当·斯密对于语言的选择，部分原因是为了强调，需要更富想象力地研究18世纪（和19以及20世纪）英国著作以及艺术、制图和音乐中对岛国性的使用和反响。17但斯密在《国富论》中，反复对比大不列颠岛民和异邦人及“外国人”，也说明了一个远远更为广泛的主题。斯特凡·柯里尼写到，“自觉的国家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件与某人或某物对照而确立身份的事务”；而《英国人》的中心论点之一是，对于1707年后日益形成的一种崭新的英国国家身份而言，这种情况一定程度上实实在在是在对某种部分真实、部分想象的“异己”作出反应的过程中发生的——我在2009年依然强调这一点。18
之所以这样，原因之一是日渐统一的权力和宗教方面的潜力。在本书研究的大部分时期内，新教都是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占绝对优势的主要宗教信仰，当然，爱尔兰的情形例外。《英国人》清楚地指明，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各个新教团体之间，其神学观点、信仰和礼拜模式以及教堂组织，都有着巨大差异（第19页之后）。19但就绝大多数男男女女而言，与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宗教冲突和竞争（这种竞争在紧要关头，会引起国内政治恐慌以及反复的战争和国际乃至洲际对抗）相比，这些新教徒的内部差别常常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而且微不足道。从1688年詹姆斯二世被驱逐，到1746年克洛登战役之前，英国新教徒君主的王位时不时都危如累卵，似乎完全有可能被敌对的天主教王朝（即斯图亚特家族）的某个成员用暴力推翻并取代。而且，在1689—1815年间一半以上的时间里，大不列颠（以及随后的联合王国）都处在与欧洲大陆最主要的天主教强权（即法国）的战争中，且常常处在被其入侵的非常严重的危险之下。
伴随所有这一切的极度不安全感和恐惧反复出现——惧怕因为王位继承而引起的另一次嗜血和掠夺成性的内战，且被强加以一位天主教国王的可能性；惧怕面对天主教法国更大规模军队和人口以及野心勃勃的海军，还有它与天主教西班牙的亲密结盟，在对此作出反应时，促进了“大不列颠是一个上下同心和严阵以待的新教国家”这一观念的想象和成形。英国下议院议员在1710年（这一时期与法国交战的若干年当中的一年）声称，“因为我们是英国人，保卫大不列颠各个部分之间的联合——这是我们全体民众的安全所系，是我们共同的利益，也应当是我们的正义事业。”20
英国在18世纪（乃至19和20世纪初）深沉、广泛、有时甚至盲目的新教信仰，在今天似乎反而令人感到陌生、难以想象和毫无吸引力，对天主教学者和读者更是如此。然而，就本书而言，我小心谨慎地作了一些重要界定。直到1700年代末，新教徒可能占到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总人口的至少90%以上，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的少数天主教人口，或其数量更为稀少的犹太教人口，总是受到歧视——尽管贫穷的天主教徒和犹太教徒总容易受到伤害（参见第23页）。常常直接反法国和西班牙天主教的基本态度，并没有使英国在总体上思想狭隘或惧怕欧洲。相反，像17世纪时一样，英国在1707年之后狂热的新教信仰，以各种方式，为欧洲大陆和北美信奉同一宗教的同道们，提供了政治、思想、宗教、军事和个人依附（参见第24页和第134—147页）。21英国新教信仰还以另一种强有力的方式，破除着英国的岛国思维：它日益促进着这样一种观念的确立，即英国人集体被上帝赋予职责，要把“最纯洁的福音信仰之光”，传播到“被野蛮和无知完全占据”的黑暗土地上去。22
新教信仰、口号和历史解释，在紧要关头成为民族凝聚的焦点，成为区别和排斥“外人”的一种方式，并确证帝国扩张的正当性，其程度不同寻常，非比一般。宗教联合，有时是天主教徒之间的联合，有时是新教徒之间的联合，在这一时期的法国和西班牙以及其他欧洲政权中，起着非常相似的作用，也在美国革命和新共和国中起着同样的作用。这一时期英国过于自信的新教信仰，其效果也不应当完全被看作倒行逆施或者沙文主义。“贫穷和奴役像两姊妹，手拉手，肩并肩”这样的普遍信念，与“大不列颠是新教徒的以色列”这样的信仰共存，是自由特有的孪生兄弟。23这些观念跨越阶级，在威尔士、苏格兰和英格兰随处可见，激励了一种持久稳固的意识形态，即英国人特别优越；同时，它们也滋养了一种政治精英论的感觉和期望。正如这一时期议会辩论和公众请愿的文本充分展示的那样，“作为英国人和新教徒”这个片语，经常充当着一个前奏，来开始进行报怨和要求进行改革；并且充当着一种手段，来引入扩大权利的要求，并使之合法化。24
到1800年，英国政治和思想精英的许多成员，都从这种新教世界观退却，尽管并没有从其帮助维系的政治和宪法优越论退却。富有和有权势的阶层在态度上的转变，一定程度可归因于世界主义的启蒙观念和更大程度的宽容；但在面对完全不同的基督教和非基督教附庸关系时，更加松弛的精英态度，也是对英国强大了许多的全球霸权，以及为适应这一霸权的实际需要而作出的反应。到18世纪末，英国统治者宣称，对许多海外天主教臣民（以及数量越来越多的穆斯林和印度教臣民）拥有统治权，而且还需征召大量爱尔兰天主教徒（和穆斯林以及印度教徒）在帝国国内或者为帝国而战。因此，统治和利用大不列颠之外大量不同宗教信仰的群体，其部分代价，便是内部精英调整态度。25
我在书中指出，此后，随着19世纪的展开，一度与天主教“异己”相关的新教狂热，一定程度让位给了面对殖民地和海外“异己”时不那么有宗教门户之见的，联合了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的努力。我在其他地方也提到，在实践中，不同的英国人，在其帝国的不同地方遇到不同的土著民族时，其反应总是千差万别。26然而，就官方语汇而言，提到被假定为帝国空间和文化中的异己，这常常是一种强调的方式，通过对比来强调英国性自身与众不同和卓尔不群的品质。因此，以1827年一篇写给下议院的报告为例，该报告严词谴责了某些阿拉伯奴隶贸易商，声称他们在加尔各答的市场上不断买卖人口。报告严厉指出，这些“最低下的人种”，完全与“一个英国大城市中的英国人和英国臣民的博爱、伟大和高雅”大相径庭。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