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单的瓦迪斯瓦夫被一拥而上的禁卫军当场斩杀，其余的波兰骑兵也很快被击溃。得知这一噩耗的胡尼亚迪拼命回军，想把国王的尸身抢回来，然而他就连这一点都没能做到。失去了总指挥的基督教联军已是军无战心，胡尼亚迪只得组织残军撤退。
此战联军死伤达1.2万人，瓦迪斯瓦夫的脑袋也被砍了下来，作为战利品送往托普卡帕宫。奥斯曼军的伤亡其实更大，达2万人之多，但毕竟最后控制了战场，所以胜利者仍是他们。
◎ 瓦迪斯瓦夫于瓦尔纳战役中阵亡。
军团军功章之第二次科索沃战役
瓦尔纳之战的失利和国王的死让胡尼亚迪深感耻辱，他将自己旧盟友的军队招致麾下，又招募了一批西欧雇佣军，组成了一支新的部队，同时伺机复仇。1447年，机会终于来了，阿尔巴尼亚北部在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斯坎德培的领导下，爆发了反对奥斯曼统治的战争，穆拉德二世亲自前往平乱。胡尼亚迪得以再度出击。
1448年9月，胡尼亚迪率领匈牙利军队渡过多瑙河，在紧挨着科温城的塞尔维亚首都斯梅代雷沃城外停了下来。接下来的整整一个月时间，匈牙利人都驻留在此地，等待着德国十字军、瓦拉几亚公爵与波西米亚、阿尔巴尼亚军队的到来。但斯坎德培的阿尔巴尼亚军队与匈牙利军队之间的联系被奥斯曼人切断，所以未能赶到。
由于联军驻扎在塞尔维亚境内，因此塞尔维亚君主布兰科维奇的态度相当重要。在随后的谈判中，胡尼亚迪告诉布兰科维奇，联军已有2万多人，但塞尔维亚骑兵是一支绝对不可或缺的力量。匈牙利摄政王显然试图用真诚的态度打动塞尔维亚君主，但却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因为之前的1444年，塞尔维亚被穆拉德二世全面占领，布兰科维奇当了一阵子的亡国之君。同年的和平协议签署后，他才得以复位。被奥斯曼人彻底吓破了胆的布兰科维奇现在唯一的目标就是保住自己的王国。为此要让他加入十字军，是完全不符合他的愿望的。
此外，从私人情感角度出发，布兰科维奇也并不喜欢胡尼亚迪。他厌恶后者的专断作风，不愿在联军中受到这个“可厌的小矮子”的节制。另外当年和平协议签订后，为了讨好匈牙利人，让塞尔维亚与交战各方都保持和平关系，布兰科维奇曾把自己在匈牙利的财产赠予胡尼亚迪。但匈牙利人随后撕毁了和平协议，并打算把塞尔维亚拉到主站派阵营一边，布兰科维奇要求归还他的财产，却遭毫无外交目光的胡尼亚迪拒绝。这两个因素导致布兰科维奇最终背弃了基督教联盟，并站到了奥斯曼人这边。
◎ 约翰·胡尼亚迪。
谈判最终破裂，胡尼亚迪在愤怒之余再一次展现了与其军事才华不相称的外交低能。他公然威胁说要攻占塞尔维亚，并亲手处决布兰科维奇。十字军从此视塞尔维亚为敌国，在它的领土上一路焚掠，这让布兰科维奇彻底坚定了投奔奥斯曼人的心。他没有下令反击十字军，却不但将他们的行动路线全部报告给了穆拉德二世，更进一步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关于十字军弱点的情报，提出了一个毒辣的建议：让欧洲人深入塞尔维亚境内，远离自己的领土，而后切断其后勤线，再从四面八方包围他们，迫使十字军投降。
穆拉德充分利用了布兰科维奇的情报，迅速找到了十字军的方位，还全盘采纳了后者的建议。从此十字军的行动开始变得越发困难起来。
1448年10月17日，双方相遇于科索沃平原。近60年前，著名的科索沃战役（第一次科索沃战役）就是在这里爆发的，由塞尔维亚、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组成的基督教联军在一番血战后，惨败于苏丹穆拉德一世之手。此役令奥斯曼人在巴尔干站稳了脚跟。如今第二个穆拉德苏丹再次在这里面对基督教联军，除了主要对手从塞尔维亚人换成了匈牙利人外，不同之处还在于奥斯曼人带来了新的战术。
苏丹穆拉德亲自指挥着加农炮和加尼沙里部队，与此同时，未来的穆罕默德二世——他还是第一次上战场——统领着右翼的安纳托利亚部队。在战役期间，胡尼亚迪指挥自己的部队坐镇中军，瓦拉齐亚部队则构成了十字军的右翼。
第一天双方都没有多少交战的欲望，仅派一些散兵部队小打小闹了一番。1 8日，战役正式打响，这一次，胡尼亚迪吸取了上次分兵进击被各个击破的教训，将进攻重点放在了土军的左翼上，来自鲁米利亚的西帕希部队很快就被击败，节节后退。但鲁米利亚部队的败退很可能是诈术，所以当奥斯曼人的轻骑兵部队和右翼赶来增援的时候，十字军很快从侧翼被击溃，残军退入了中军阵地中。
胡尼亚迪一招不灵，又生一计，他组织了一次夜袭，匈牙利人也是游牧民族出身，玩夜袭自是轻车熟路。但当他们杀到奥斯曼人中军阵地之前的时候，全都惊呆了。
◎ 穆拉德二世。
呈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辆辆由两匹骡子拖拉的，底下放着弹药箱的敞篷战车，车上载有装备了火枪和轻型加农炮的加尼沙里军团士兵。所有的战车都用铰链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座“如同装了轮子一般的堡垒”。这正是善于学习的奥斯曼人“借鉴”匈牙利人的塔博尔车阵工事的结果。
胡尼亚迪不甘心空着手回去，指挥部队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冲锋。然而昔日匈牙利人的杀手锏如今反过来成了他们的催命符，匈牙利重骑兵始终未能攻破“塔布尔什吉”（奥斯曼人对自己的大车的称呼）组成的城墙，反而被车内的加尼沙里士兵用火器成批杀伤。眼看再坚持下去天就亮了，匈军有被土军两翼反包围的危险。胡尼亚迪只得下令撤退，大车工事一下松开，中间的卡皮库鲁骑兵和加尼沙里步兵成批杀出，匈军再次大败。
连败两阵胡尼亚迪更不甘心，他抓住土军两翼骑兵退回重整队形的机会，再度对土军中军发动了进攻。结果这回他步了瓦迪斯瓦夫的后尘，结结实实地落入了奥斯曼人的陷阱内：土军两翼的撤退是假的，当匈军还在苦苦啃着大车工事的时候，早就在附近埋伏好的土军突然出击，从两翼包围了十字军。此时胡尼亚迪的右肋骨上又挨了重重一脚，瓦拉几亚军队见势不妙，竟当场向穆拉德投降，而后和奥斯曼人一起进攻联军！
胡尼亚迪再有本事，这下也支撑不住了，联军彻底被击溃，残军虽然得以撤入设有防御工事的军营内，但许多贵族在撤退过程中丢了命。得胜的土军攻势不减，用火箭狠狠招呼着残军，联军则用带来的火炮回击。第二天，土军占领了联军大营，俘获了所有幸存的十字军。胡尼亚迪没逃出多远，被塞尔维亚人俘获。
不过布兰科维奇对胡尼亚迪还挺宽容，不但把他放了回去，还和他结为儿女亲家。当然这一切也不是无代价的，胡尼亚迪不得不归还了布兰科维奇的财产，另付出了10万佛罗林的赎金。
第二次科索沃战争不仅彻底打掉了胡尼亚迪的锐气，让他在余生中全力守土，不敢再主动进攻，更彻底消灭了拜占庭人的最后一丝希望。从此无论西欧还是东欧诸国，都视奥斯曼人为不可战胜的对手，再也不敢出兵与奥斯曼人作战。失去一切外援的拜占庭只能绝望地闭上双眼，等待着7年后那致命一刀的挥下。
军团军功章之从攻陷君士坦丁堡到莫哈赤战役
第二次科索沃战役结束后的第三年，穆拉德二世去世，19岁的穆罕默德二次继位。
之前被逼退位的耻辱事实好好教育了穆罕默德先生一番，他明白自己对军队，特别是对禁卫军团的掌控力度还不够，为此在之后的5年时光里，他认真研究了对策，并制定了一系列的计划。
◎ 穆罕默德二世。
重登苏丹宝座后，穆罕默德的复仇计划立刻付诸实施，一大批政府要害部门的官员被撤换，其中就包括耶尼切里军团的阿加。继任者全是穆罕默德二世的心腹。
接下来的一刀还是砍向军团，他制定了大批新的军规和相应的惩罚措施，尽可能地让军队与政治完全绝缘。
但这些措施还不能让苏丹满意，他觉得他还没有真正控制加尼沙里军团，于是他使出了最狠的一招，把规模最大的禁卫队塞克班（驯犬员）编入军团之中。这使得军团的规模不仅扩大了一倍，还彻底改变了它的内部结构。从此驯犬员部队与集会者、分队部队一起，构成军团的三大结构。
制服了军团之后，苏丹在军队的建设上继续推陈出新：大力组建了一支炮兵部队，制造了包括4门巨炮在内的大批火炮，扩编了海军部队的规模，并委任亲信为总司令。之后他又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欧洲部分修建了一座巨型堡垒，这座新堡垒与巴耶济德时代在海峡的亚洲部分修筑的旧堡垒遥相呼应，彻底封锁了海峡，堵死了拜占庭人的海上援助通道。
一系列措施和准备工作持续了2年时间。1453年4月，奥斯曼工程部队首先开到君士坦丁堡城下，苏丹和十多万大军接踵而至。这一次，他要攻占拜占庭首都，消灭这个古老的帝国。
奥斯曼大炮的怒吼揭开了君士坦丁堡围攻战的序幕。石弹雨点般飞向狄奥多西城墙，其中4门重19吨的巨炮，将一颗颗重达900磅的石弹射向君堡。古老的城墙终于经不住如此巨大威力的打击，在哀号声中轰然崩塌，但巨炮的最大弊端——发射周期过长（光重新装弹就要花费几个小时）给了拜占庭人机会，他们不但在巨炮的冷却期间将城墙重新修补好，更在墙内筑起了一道道木栅，反而加固了城防工事。
炮击不灵，穆罕默德又用上了夜袭、攻城塔和坑道工事等多种战术，但均以失败告终。君堡城墙岿然不动，奥斯曼人的伤亡却在不断增加。除此之外，刚扩建的海军部队似乎也相当无能，4艘热那亚补给舰靠着船体巨大的优势，愣是在100多艘奥斯曼军舰的围追堵截下杀出条血路，给城内送去了急需的补给。
一连串的打击让奥斯曼军的士气急剧低落，以大维齐坎达尔·哈利里帕夏为首的反对派也以种种理由主张撤军。但穆罕默德最终力排众议，决定打到底。
总攻于当年5月29日拂晓前发动。穆罕默德将所有可用之兵动员了起来，分为三组，分别指向城墙上现有的三道裂缝。第一波攻势由雇佣军和志愿军发起，他们在拜占庭守军的密集火力下几乎死伤殆尽，但也极大地削弱了守军的实力。
第二波攻势由阿扎布部队主导，他们未能拿下城墙，但进一步削弱了城防工事。
就在这一历史性的关键时刻，穆罕默德二世终于打出了自己的王牌：加尼沙里军团的战士们呐喊着发动了最后一波也是最致命的攻势。其实在穆罕默德的计划中，前两组进攻部队所扮演的本就是炮灰的角色，纯粹被当作加尼沙里军团的垫脚石来用罢了。这表明苏丹已经彻底将军团作为自己的心腹部队来看。
◎ 土军攻入君士坦丁堡城内（油画作品）。
加尼沙里的精锐战士们果然没有辜负苏丹的期望，在他们不要命的猛攻下，已是精疲力竭的守军再也无力阻挡，土军攻破城墙，冲入城内，竖起了第一支奥斯曼旗帜。
君士坦丁堡终于陷落了，享国千余年的拜占庭帝国就此寿终正寝。伊斯兰世界持续了数百年的梦想得以实现，奥斯曼人也扼制住了欧洲最重要的交通枢纽。拥有这一“盖世奇功”的加尼沙里军团从此扬名全欧，成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也成了奥斯曼人那恐怖的战争机器中最关键的一环。
时光荏苒，一转眼70多年过去了，在穆罕默德二世的余生与继任苏丹巴耶济德二世、塞利姆一世的统治时期内，奥斯曼人继续高歌猛进，到处扩张着，安纳托利亚、北非和东欧的大片领土成为帝国版图的一部分。到了1620年，奥斯曼历史上最为杰出的君主——伟大的苏莱曼大帝登位，突厥帝国也迎来了它的黄金时期。
身为大帝，苏莱曼一世本领确实不凡。他一出手就攻克了前几任苏丹始终没能解决的两大难关：贝尔格莱德（1521年）和罗德岛（1522年）。
君主一鸣惊人，部下也不甘落后，奥斯曼行省部队只用了5年的时间（1521-1526）就摧毁了位于匈牙利人的第一道国土防线上的大部分要塞。
但这一切都未能让苏莱曼满足，他的野心是彻底灭亡匈牙利——这个号称“基督之盾”，与奥斯曼帝国全力对抗了上百年的强国，进军中欧，饮马莱茵河！
◎ 苏莱曼大帝。
1526年，机会来了。
法国与神圣罗马帝国为争夺意大利的控制权，爆发了第一次意大利战争。1525年2月24日，法军在帕维亚惨败于神罗军队之手，法王弗朗西斯一世被俘虏，在签订了耻辱的马德里条约后才获得自由。
弗朗西斯一世恼羞成怒之余，竟冒着基督教天下之大不韪，朝奥斯曼人求援，并怂恿后者进攻神圣罗马帝国。这正符合苏莱曼的战略计划，法国—奥斯曼同盟就此达成。
要从奥斯曼来到神圣罗马帝国，匈牙利是绕不开的。于是这个不幸的王国就此成了弗朗西斯外交政策下的牺牲品。
强大而健全的军事体系和动员体系是匈牙利人得以与奥斯曼人对抗多年，数经惨败却始终屹立不倒的不二法门。但经历了15世纪下半叶的短暂辉煌后，因为历任国王的无能统治，匈牙利的军事体系逐渐崩坏。小贵族们对军事事务失去了兴趣，城镇仅由小型雇佣军部队负责守卫，当一次次农民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以后，就连旧式的，由农民组成的民兵组织都显得不再可靠了。
5年前的1521年，苏莱曼围攻贝尔格莱德期间，匈牙利国王亲自组织人马前往救援，然而军队集结的速度却慢得惊人。当援军好不容易组建起来的时候，却发现他们居然忘了携带补给物资，结果这支6万人的大军一仗未打就在饥饿与疾病的双重打击下溃散了。军事要地贝尔格莱德也落入奥斯曼人之手，给匈牙利人造成了巨大的恐慌。
2年后，主教柏尔·杜蒙尼成了南匈牙利地区的军事长官，但这名英勇的神职人员发现，举国上下竟无人响应他的热情号召。无奈之余，他只得自掏腰包，来加固第二道国土防线上的防御工事。
甚至当1526年4月26日，苏莱曼亲自率军从伊斯坦布尔出发的时候，匈牙利贵族还没有意识到这场危机有多严重。规定的集结期限到来的那一天，没有一个人来到托尔瑙的军营报道。年轻的国王路易二世只得以身作则，亲自率军出发。但他在战略决策上犯下了致命失误：与兵力明显占上风的奥斯曼人正面对决。而且在战场的选择上，他和自己的军事顾问们也错得离谱。他们决定在莫哈赤附近开战，那里虽是一片平原，但地面崎岖不平，且分布有松软、湿润的沼泽，这很不利于匈牙利骑兵作战。
相比匈牙利贵族的漫不经心和国王的粗疏大意，苏莱曼对待这场战役的态度显然严肃得多，奥斯曼军队在129天内推进了1500公里，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匈牙利境内。他们在进军途中几乎没有遇到敌军，因为当时匈牙利国王还在托尔瑙苦苦等待贵族们的部队呢。结果当路易二世还没出发的时候，奥斯曼人就已经渡过了萨瓦和德拉河，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
路易二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集结了一支2.5万到3万人的部队。它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约翰·扎波良统率的特兰西瓦尼亚部队，负责守卫通往特兰西瓦尼亚阿尔卑斯山脉的通道，他们的人数在8000到1.3万人之间；路易二世亲自统率的主力部队（不包括为数众多的西班牙、德国、捷克和塞尔维亚雇佣军）；以及另一支规模较小的由克罗地亚伯爵克里斯多夫·弗兰科潘所统领的约5000人左右的部队。而奥斯曼军队则为5到10万人，并拥有多达160门的加农炮。
无论是兵力、兵员素质还是装备，匈军都处于下风，但他们还有一个可用的优势：精力。匈军利用主场之便，抢先赶到了战场，并得到了充分休整。而奥斯曼军却刚刚冒着酷暑完成了一次强行军。匈军本打算把土军一一分割，消灭，当疲惫不堪的土军挣扎着穿过沼泽地的时候，马扎尔人（即匈牙利人）本可以做到这一点，但他们却没有乘机发动攻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很不符合骑士精神的。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匈牙利人丧失了最后也是最好的一次机会。
匈牙利人的另一个毛病是抱残守缺，没有创新精神。他们没有吸取法王在帕维亚战争的教训，军队仍以重装骑兵为主力。这一兵种开销巨大，但在火器普及的年代却早已显得陈旧过时。种种失误累加起来，匈牙利人的悲惨命运可以说在战前就已经决定了。
匈军的战线有两道，第一道的中央是雇佣军步兵和炮兵，两翼为主力重装骑兵。第二道战线则是服役步兵和骑兵的混编。奥斯曼军队虽然排出的也是传统阵型：行省军队布置于两翼，加尼沙里和卡皮库鲁镇守中央，但苏莱曼大胆地让精锐的波斯尼亚德里部队留在后方，作为战略预备队使用，而土军核心加尼沙里军团也装备了最新式的滑膛枪和火炮。相比之下，突厥人要现代化得多。
但战斗一开始，占上风的却是匈牙利人，最先抵达战场的鲁米利亚部队还未来得及与主力部队会合，就遭到柏尔·杜蒙尼所率领的匈牙利右翼部队的攻击，被当场击溃。导致土军军阵一度出现混乱。关键时刻，奥斯曼人那严明的纪律拯救了自己，溃败的突厥部队一边抵御匈军的推进，一边与赶到战场的友军会合，并很快完成了阵型的重整。此时匈军右翼已经深入土军中军阵地，战事进行地异常激烈，连苏莱曼本人的胸甲都被弓箭射中。但加尼沙里军团临危不乱，以150辆大车组成的防御工事为依托，利用手中的火枪和火炮狠狠打击了敌人。在禁卫军士兵那出色的枪法和炮术的打击下，笨重的匈牙利重装骑兵像割麦子一样成片栽倒，匈军左翼被击溃。
与此同时，土军的两翼骑兵队和经过充分休整的德里部队也完成了对敌军的合围，匈牙利人发现自己的退路已被切断，顿时方寸大乱。这场战斗只持续了3到4个小时就决出了胜负，匈军大部被歼，许多人在逃跑时活活溺死在战场西侧与多瑙河之间那块“长满芦苇和蒲草的沼泽地”里。沮丧的路易二世在黄昏时分得以脱离战场，但就此失踪了。战后有人在距离莫哈赤以北不远处的切莱村附近的一条小河里找到了他的尸体，看来他是被自己的坐骑抛进了河中，因为铠甲太沉而被淹死。
除了国王外，1000多名匈牙利贵族、领主以及1.3万多名匈牙利士兵于此役中阵亡。这一仗彻底粉碎了匈牙利人的最后希望，终结了匈牙利作为一个独立王国的历史。战后，匈牙利被奥斯曼和神圣罗马帝国分别占领，从此哈布斯堡家族取代匈牙利王室，成为奥斯曼人的头号敌人。双方以匈牙利为中心，先后爆发了至少7次大规模战争。
◎ 莫哈赤战役（奥斯曼细密画）。
莫哈赤战役结束后，奥斯曼帝国国力日渐增强。1650年，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已遍及欧、亚、非三大洲：多瑙河和萨瓦河以南的巴尔干半岛大部，以及匈牙利中部到北部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往东至伊朗边界山区，自海湾地区南扩到阿拉伯半岛西南的也门，红海的西海岸地区，财赋之地埃及省以及半独立的边境行省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尔。塞浦路斯和爱琴海群岛的绝大部分均被纳入奥斯曼的疆界范围内。到了1669年，克里特岛也成了帝国财产的一部分。帝国的扩张至此达到了它的顶峰，而在这一系列的扩张过程中，加尼沙里军团一次次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盛世之下，也隐藏着危机，前文所提到的规模急剧膨胀、对新式装备和战术的排斥、德米舍梅制度的崩坏以及军团权力过大等弊端有如内藏的裂缝，在慢慢侵蚀着帝国这座大坝。苏莱曼死后，继任的苏丹越来越暗弱无能，中央政府的威信在不断下降，统治阶级却日益腐化、堕落，军团开始变得越发跋扈不臣，兵乱乃至对苏丹的废立都逐渐成为经常现象。政局的不稳更加深了奥斯曼军事体系的各种弊端，损害了军团的战斗力。而欧洲各国在历经了文艺复兴和军事革命后迅速崛起，逐渐赶上并超越了老对头奥斯曼人和加尼沙里部队。终于在1683年的维也纳之战和1697年的曾塔战役中，土军两度惨败，帝国从此走上了下坡路，军团对欧洲军队的全面优势也彻底被终结。
◎ 画中人为17世纪末奥地利军事统帅洛林公爵查理五世，此画寓意其击败了奥斯曼人。
与加尼沙里协同作战的步兵部队
大胆、灵活地发展，以及使用步兵部队，是奥斯曼军事体制的一大特色，也是奥斯曼帝国在战术体系上胜过其他突厥政权的地方。酋长国时代，骑兵部队仍在奥斯曼军队中占有压倒性比例——占比达90%。到了1389年的第一次科索沃战役，这个数字已然下降到不足60%。但值得注意的是，此时真正意义上的加尼沙里军团尚未建立。也就是说，其他步兵部队在军团诞生之前在奥斯曼军队中所占比重就已经超过40%。军团组建后，另外这些步兵部队的建制基本被保留了下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军团乃至整支奥斯曼军队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
尽管奥斯曼人能够大胆、灵活地使用步兵，但他们还是具有一定的保守主义思想，突厥时代的骑射传统对他们仍具有极大的影响。这点从奥斯曼步兵部队的编制就可以看出：除了加尼沙里外，其余的步兵部队几乎均为清一色的非正规部队。兵器、甲胄均须自筹不说，大多数人还没有固定的薪饷，在地位上也远不如常备军。因而历史学家在提到这些部队的时候一律以“Auxiliary Corps”称呼之，意为辅助作战部队。笔者遵从主流观点，在下文亦用辅军部队作为它们的统一代称。
辅军部队及后勤支援部队可能是正统时代的奥斯曼军事史中最特别的部分了：由于它们的数量多如牛毛，种类五花八门，番号晦涩难懂且变动频频。相关资料又如同一团乱麻，极难整理。因而争议极大，疑点重重。即使要厘清每支辅军部队的发展史，确定它们在奥斯曼军事体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对此头疼不已的历史学者多将其忽略了事。少数能继续坚持研究的人也将研究重心放在这些部队被如何使用，以及对整体战役局势做出了哪些贡献上，其余则一律跳过。因此辅军部队的具体情况至今仍隐藏在历史的阴影之中，显得模糊不清。笔者并非专业学者，也只能简单地加以介绍。
亚亚
“亚亚”（土耳其语“步行者”之意）部队，又叫“皮亚德”（源于波斯语，意思与亚亚相同）部队，组建于14世纪初，是第一支较为正规的奥斯曼步兵部队。
草创时代的奥斯曼军以游牧民组成的骑兵为主，他们在与拜占庭地方封建领主的私兵部队“泰克弗尔”交战时可谓是游刃有余，却无法通过正面进攻来摧毁、占领拥有坚固城墙的城市和堡垒——毕竟步兵才是攻坚战的主力。其实当时奥斯曼人也拥有一支主要由志愿者组成，间或夹杂有一批“阿赫”战士（一种宗教色彩浓厚的武装团体，职责在于打击盗匪，保护旅人）的轻型步兵队，但这些人大多来自农村地区，没有经过正式的编组，因而战斗力极差，往往不像是一支军队。这使得苏丹的兄弟阿拉丁帕夏萌生了组建一支正规步兵队的想法。1325年，他与坎达里·卡拉·哈利里一道将这一想法写进了重组奥斯曼军队的方案中，并提交给了苏丹奥尔罕。奥尔罕批准了他们的申请，亚亚部队就此诞生。
征兵法令颁布下来后，许多渴望着得到一份固定收入的年轻农村居民纷纷提交了入伍申请，这支新部队不费吹灰之力就组建了起来。但此时其他土库曼酋长国早已拥有了类似的部队。
把亚亚称为常备军有些勉强：亚亚的士兵们在和平时期继续在各自的农场里耕作，这一期间他们领不到薪水（“乌鲁佛”），但可以享受部分免税权。等到征召令下达的时候，他们就带上自己的武器装备加入军队。从这时起，直到战争结束，他们都可以按日领取报酬。
亚亚部队的组织结构与桑贾克（“行省”之意）总督统辖的蒂玛封建骑兵部队的组织结构相似：特定地区的亚亚由自己的军事长官亚亚巴什直接指挥，而非该地区所在行省的总督指挥。一部分非战斗部队人员以军官的身份在部队服役，拥有“骑兵指挥官”或“步兵指挥官”的头衔。这支部队的成员既有穆斯林（服兵役以换取一块位于巴尔干地区的土地的突厥人），也有基督徒（负责保卫故乡的巴尔干人），和一部分游牧民。其编制遵循的是突厥游牧时代的“十进制”（即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的编制，但有人认为这可能是以讹传讹）。在作战时，亚亚部队除了要担负攻坚任务外，还得充当诱敌部队。在1371年的马里查河谷之战和1396年的尼科波利斯之战中，他们都成功地与其他步兵部队一道，将敌军引入位于两翼骑兵部队之间的埋伏圈内。
亚亚部队曾一度被作为苏丹的皇家卫队使用。在担任禁卫军的时候，他们被称为“哈萨”，为了与头戴红色软帽“克孜尔博克”的部落骑兵队区分开来，他们戴的是一顶名叫“阿克博克”的白色软帽，这种帽子是阿赫组织的标志。
◎ 14世纪初的亚亚步兵（左一为手持弓箭者）。
由于承担有保卫苏丹的任务，亚亚被认为是加尼沙里部队的前身。尽管如此，他们的表现却与后者相去甚远。由于他们并非真正的职业军人，因此所拥有的作战技能极为有限。更糟糕的是，他们的时间大多花在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上，这使得他们无法参加正规的军事训练，其素质也是可想而知了。
士兵水平不高，军官的情况也差不多。亚亚的军官也多为志愿军出身，没有多少专业素养。再加上亚亚指挥体系也是古老的游牧时代产品，自然在战场上无法发挥出多大的威力。
亚亚的装备也显得陈旧过时，主力装备仍为突厥反曲复合弓，他们缺乏重型铠甲，这使得他们在作战时显得脆弱不堪。最后也是最致命的一点是：要将他们动员起来相当困难，特别是在秋季——这时大多数亚亚成员都忙着给自家收庄稼呢，谁有心思去打仗？
种种弊端使亚亚部队让苏丹大失所望，很快他们就失去了苏丹禁卫军的资格，被当作纯粹的一线部队来使用，没过多久又被贬为二线部队。最后在15世纪初的时候被彻底剥夺了战士身份，这支最先成立的奥斯曼步兵部队也成了最短命的奥斯曼步兵部队。有趣的是，亚亚在奥斯曼军事体系内的地位逐渐丧失的同时，其规模却在不断扩大：1360年后，每支部队的定额约为2万人。其中一部分能够养得起战马的成员被编组为一支类似于骑兵部队的队伍，它被称为“穆色林姆”。
尽管亚亚和穆色林姆都不再是作战部队了，但当权者并未将他们立刻废除，而是将他们转为后勤辅助部队。在作战期间，他们有各种支援前线的义务：种植军粮、运送物资、架桥铺路以及保证辎重车队和军队行李队的安全。随后数十年间，一部分成员还被赋予了特殊的职责：在海军兵工厂内打杂，为皇室驯养马匹，负责警戒港口和海岸地区，或在地方的矿场内做苦工等。在穆拉德一世统治时期，偶尔在紧急情况下他们也会被派往前线。
◎ 15世纪初巴尔干籍亚亚战士（左一）。
退居二线的亚亚和穆色林姆部队都有了新的番号——亚亚被称为“军夫”，穆色林姆被称为“免役者”，同时也有了新的编制：他们被分成一个个“奥克”〔团级作战单位，字面意义为“炉灶”，象征意义为亲如家人的作战单位，可能与古代中国军队中的单位“火”（通假“伙”字）类似，加尼沙里军团的基本作战单位也是“奥克”〕，每个“奥克”由30人组成，其中5人为“出征者”，一有战事，就从这5人中轮流抽调一人去服役。其他25人则为“协助者”，在出征者出征的时候，每名协助者须向前者支付50阿克切当作路费，并有义务照顾协助者的家人。
军夫和免役者不用再冒着生命危险和敌人肉搏了，但也领不到固定的军饷了。不过国家并没有完全抛弃他们，每个“奥克”都可以领到一块耕地，并享有免交农业税和特别税的权利。这一特权是可以世袭的，年老的、去世的军夫和免役者的位置将由自己身体健康的长子顶上。但越来越沉重的征发让他们不堪其扰，以至于不惜抛弃世代相传的土地而逃走，对帝国的忠诚度也在不断降低。帝国政府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不断下令进行改革，并重组这支部队，但却收不到任何效果。1540年颁布的一道法令要求征募新的军夫和免役者，并对这两支部队的成员及其拥有的土地进行严格的登记造册，这很清楚地表明：逃兵已经成为普遍现象。1582年，苏丹穆拉德三世下令撤销这两支部队的编制，之后他改变了主意，下令组建新的部队。但到了1600年，这两支部队终于彻底不复存在，他们的成员在国家户口簿上的身份也成了普通的纳税人。
尽管作为奥斯曼军队的步兵部队，亚亚的表现并未达到预期，但它成功地为组建支援和辅助部队提供了一种可行模式。奥斯曼军事体系所独有的优点——将灵活性和守旧性结合在一起，在这一模式中展现无遗：奥斯曼最高统帅部在亚亚无法履行其原有职责后解散了这支部队，这体现了奥斯曼军事体系守旧的一面。但奥斯曼人将它编组为一支辅军部队，负责执行大军所必需的众多非战斗任务，这又体现了奥斯曼人的军事思想中灵活的一面。按照新形势的要求，整支部队或部分军事单位还被委以额外的任务。直到帝国终结，这种灵活与守旧主义的结合仍是奥斯曼军事体系的显著特征。
阿扎布
前文已经提到过，加尼沙里部队在成立之初时人数很少，因而在战场上需要别的步兵部队与之配合，这类步兵部队的规模必须很大，而且必须是随时可以被牺牲掉的炮灰。于是阿扎布部队应运而生。
“阿扎布”源于阿拉伯语，意为单身汉。当然，他们并不像加尼沙里那样被禁止结婚。这支部队和亚亚一样，并非奥斯曼人首创。1389年，奥斯曼文献第一次提及它的名字，而比这早得多的时候，其他突厥酋长国已拥有了自己的阿扎布部队。这支部队的成分难以界定，但根据同一时期的历史资料记载，早期的阿扎布部队主要为来自西安纳托利亚的“工匠和农民”（伊卡普·迪·普罗蒙托里奥，1475年语）。编纂于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初期的巴耶济德二世法典里详细记载了阿扎布部队的征募流程：国家根据每场战役的实际情况来决定要招募的阿扎布士兵的数量，并将征兵任务一一摊派给各个行省。尽管兵员多为农村出身，但征兵点却设在城镇地区。执行者为当地的法官和苏巴什（西帕希封建骑兵部队的军官），政府会命令该镇的伊玛目和其他代理人予以配合。所有能够上阵的年轻人届时会集中在镇上，接受法官、苏巴什和伊玛目的检阅，未成年人、残疾人、年龄太大的人和奴隶会被剔除掉。
征兵令下发后，地方政府会筹措资金，以提高本地人口中的阿扎布兵员的动员比例。但按照法典的规定，相关征兵体系是以家庭为单位的。每20到30个家庭必须出一人当兵，这些人家除了要提供兵员外，还必须支付所产生的相关费用。例如：若是20户抽一丁，则相应的经费——经费最高额度为300阿克切——由剩下的19户负担。如果这些人家无力提供一名符合条件的阿扎布士兵的话，那么他们就得去别处“买”个人来顶替。他们还得为该壮丁指定一名担保人，一旦壮丁逃亡，则该担保人必须赔偿损失。为了保证征兵手续正规化，防止发生一系列舞弊现象，法典规定，必须对全体壮丁进行登记造册：“每一片法定负担阿扎布兵役的地区，都得准备2本花名册。一本仍应存于法官处，一本应送往皇宫。当要对阿扎布士兵进行点名或须查找担保人的时候，既可能使用法官身边的花名册，也可能查阅送往宫中的那本花名册……进而采取相应措施。”
当征召到足够的阿扎布士兵以后，担任高级指挥官的行省总督就会着手对他们进行正式的编组，其组织结构与加尼沙里军团相类似。阿扎布的军官均由总督亲自任命，军官的军阶等级很低，不过他们不用多久就能转为永久性的正式编制，只需由总督加一道确认手续就行。与之相比，普通阿扎布士兵的待遇就差多了，几乎是清一色的临时工。但来去也极为自由——只要觉得厌倦了，随时可以离开部队。因此他们本质上是一支半志愿半强征的部队。然而随着战争变得越来越漫长，越来越频繁，绝大多数阿扎布士兵变成了半雇佣性质的军人，他们撕毁了与自己村庄所签订的契约，移居各个行省的省会城市以寻求更多的工作机会。
◎ 阿扎布弓箭手。
由于当时地方上并不缺乏大胆好动且具备一定军事经验的青年，因而要组建一支阿扎布部队并非难事。如前所述，根据军事形势的需求，这支部队的规模是上下浮动的，但绝对数量一直不小：一份关于1514年查尔迪兰战役的记录显示：有1万名募自安纳托利亚和8000名募自鲁米利亚的阿扎布战士在塞利姆一世的军队中服役。史学家梅纳文诺给出的数字则更高——达3万人。这支部队以土库曼农村居民为主，尚无法肯定它是否对基督徒敞开大门，但相关法规中并无禁止基督徒加入阿扎布的命令。因而从某些阿扎布部队的番号来看，很有可能混有相当比例的基督徒。首批驻加里波利要塞的奥斯曼部队是由“轻装的格斯蒙利”构成的，这表明这支部队内混杂有希腊和西欧籍士兵。
无论是雇佣部队还是志愿军，兵器都是自备的，阿扎布也不例外。隶属陆军的阿扎布部队所属兵种为步弓手，因此主力兵器为反曲复合弓和剑，此外还有各式各样的长戟、钉头锤、马刀和极为罕见的长弩等，其质量自然不如正规军的制式装备，但也有一定要求。在征募阶段，征兵工作的主持人会对这些兵器加以检查。
前面已经提到过，这支部队本来就是被当作炮灰来使用，因而所肩负的使命也是最为危险的。在战场上，他们往往是最先承受敌军进攻的部队（阿金基只是负责充当诱饵，并不与敌军死战），其使命是消耗敌军的有生力量，为主力部队歼敌创造有利条件，因而伤亡率是极为惊人的，但回报也是丰厚的。根据史学家斯潘杜内斯的记录，阿扎布士兵的日薪不高，只有3到6个阿克切。但他们可以在战时自行“搜集”战利品，立有战功的阿扎布还能获得一份蒂玛采邑或一个永久性的编制——实际上是从野战部队转调到“凯勒阿扎布”（Kale Azapi）部队，即要塞守备队。在这一点上，阿扎布和加尼沙里是有共同之处的：既可上野战战场也可被用于驻守战略要地。斯潘杜内斯记载道：“（阿扎布）的人数要多于加尼沙里，如果两支部队待在同一座城堡里的话，那他们将各自负责一座塔楼的守卫工作。如果两支部队驻扎在同一座（有要塞加固的）城镇上的话，那加尼沙里会待在要塞里，阿扎布则住在城里。因为加尼沙里更为精锐骁勇。如果阿扎布的人数少于加尼沙里的话，那么他们就无法再混驻在一起了。”16世纪的奥斯曼文献中关于这种两支部队混驻的记载比比皆是。除了陆军外，也有隶属于海军的阿扎布部队，被称为“德尼兹阿扎布”（DenizAzapi），其装备与陆军阿扎布类似。
尽管并非真正的职业部队，但阿扎布的表现却一点不逊于正规军，以至于他们曾一度被视为加尼沙里部队最可怕的竞争对手。但到了16世纪，他们已风光不再，沦为弹药运输队、轻型工兵部队或坑道工兵部队。甚至还被并入加尼沙里的后勤部队或行省总督的私人卫队，奥斯曼文献里也找不到他们的身影。然而到了16世纪末的时候，阿扎布再度风光起来，它的征募对象已不再限于安纳托利亚地区，任何一个奥斯曼帝国行省的穆斯林公民均可加入。此时火器已经开始在奥斯曼军中流行起来，因而此时阿扎布步兵的制式装备变成了一支火绳枪和一柄马刀，但仍需自备。
杰尔宾特
奥斯曼辅军部队并不一定都要到前线去冲锋，其中也有一部分为地方警备部队。前文已经介绍过：加尼沙里军团通常是跟随大军远征作战的，此时粮秣除了要自备外，也需沿途各省供应，这就需要这些辅军维持这些地方的治安与道路的通畅。
杰尔宾特是奥斯曼地方警备部队中规模最大，最重要的一支。但这一军事团体同样是奥斯曼人从别人那里“借鉴”来的。在塞尔柱帝国和伊尔汗国时代，类似于杰尔宾特的军事体制已是闻名天下。奥斯曼帝国继承了塞尔柱人的遗产，也继承、重振了这一体制，并加以改造，使其成为奥斯曼军事体系的重要部分。
“杰尔宾特”一词源于波斯语“Dar-band”，意为“道路”、“入口”或“把门关上的人”。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这一体制的内容：负责守御位于战略要地的道路、山隘、桥梁、浅滩、堡垒等。
组织较为规范的杰尔宾特部队于15世纪中期开始出现，最初这一组织的成员包括基督教军事组织“马尔托罗”、突厥牧民军事组织“尤鲁克”、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部落民和巴尔干基督徒组成的“沃伊尼克”。这些人被派去驻守那些设立在具有战略意义或守备力量薄弱的地区的小型要塞。这一制度得以在那些中央政府控制力薄弱的地区迅速推广开来。甚至自治的克里米亚鞑靼可汗国和北方的黑海地区都实行过杰尔宾特制度。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也组建了一支小规模的装备滑膛枪的步兵部队。其中一部分兵源为穷得连马都买不起的部落民，其余人员则来自于克里米亚半岛的各个村庄。
◎ 奥斯曼步弓手。
除了前面提到的人员外，杰尔宾特的主要成分为贫苦农民。奥斯曼人经常以部分免税权为酬劳，让臣民履行某些军事义务。杰尔宾特役正是如此。在战略要道附近的农村地区，往往整座村庄的居民都是杰尔宾特的成员。他们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那些长期驻扎的宪兵队：在当地巡逻，维修桥梁、道路和隘口，担任乡村警察等。在马其顿北部，至少有175个村庄在服杰尔宾特役。他们所得到的回报是：免缴战争税和例行税，本人可以被排除在海军部队的划桨手征募对象之外，而他们的儿子可以免服德米舍梅役。这样的待遇相当诱人，有些村庄的村民竟主动向该地的卡迪（地方司法官）提出申请：愿成为杰尔宾特的一员。如果战略要地方圆数百里之内无人居住，那么帝国政府就会让一批杰尔宾特士兵把家搬到那里，从而“创造”出一些村庄来。在盗匪活动日益猖獗的17世纪晚期，这一做法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杰尔宾特的组织结构很简单：基本单位叫“塔布勒”，每30人为一塔布勒，实行轮戌制。基督徒是杰尔宾特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是帝国政府承认的预备役军人，因此他们享有比其他基督徒更多的特权：他们可以骑马，并持有武器。
起初奥斯曼政府为了维持治安，阻止非军事人员获得火器，发布了严厉的禁枪令。身为预备役人员的杰尔宾特自然不能得到持枪资格，因此他们只有一些轻武器。随着时间的推移，拥有火器的盗匪团伙的威胁日益严重，杰尔宾特组织才开始使用火枪。但基督徒士兵仍只能使用传统兵器。
杰尔宾特役是世代相传的，带有强制性。17世纪以后，地方的治安状况越来越严峻，杰尔宾特部队的任务也越来越重，许多人无法忍受，离家出走。此时帝国政府会立刻派兵搜寻，将这些逃兵找回，并强迫他们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这导致了杰尔宾特的士气不断下滑，一些人甚至成了贼。这样的部队自然无法与由前军人组成的受过良好训练并拥有更优质火器的盗匪团伙相对抗，从而使得后者的势力不断壮大，逐渐发展成为帝国的一颗巨大毒瘤。奥斯曼政府不得不另行雇佣基督教或穆斯林佣兵来维护治安，并负责监视杰尔宾特，迫使他们继续为帝国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