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通为有隋一代大儒，河汾学派的创始人，由于《隋书》无传，《唐书》未补，传世著述《中说》涉及之史迹，复乏佐证，加之传写夺误，遂启后人无限之疑。自宋迄清，学者多认其书为伪，甚而疑及其人之存在。虽历有学者指出两《唐书》王绩、王勃、王质传并《经籍志》载及通事与著作，然疑点尚多，终难破惑。近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著《历史研究法》，于史料辨别一章，直斥其书系王通伪造；姚际恒《古今伪书考》以造伪者难定，而主张“不若火其书之为愈也”。黄云眉为姚书作《补证》，认为书虽不伪，而“门人皆系虚造”。余嘉锡《四库全书提要辩证》于《中说》旁征博引、钩深及远，最称精赡，然其结论并同《提要》所谓“福郊、福畤篡述遗言，虚相夸饰”(1)之说。嗣后汪吟龙著《文中子考信录》(2)、王立中著《文中子真伪汇考》(3)、孙望著《蜗叟杂稿》首篇为《王度考》，对王氏兄弟有详细的考证(4)、王冀民撰《文中子辨》(5)、尹协理著《王通论》(6)、段熙仲撰《王通王凝资料正譌》(7)、台湾学者骆建人著《文中子研究》(8)；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9)、舒大刚近著《王通学案》，收录于《儒藏·隋唐学案》中（未出）。对王通的生平与著述，又续作许多深入的考证。虽其中多数学者都认为王通实有其人，而其书则伪撰或严重改篡。多数学者则认为王通事迹多为其后辈夸饰，严重失实。邓著考证精详，而其书大陆难觅。因此王通研究总的形势依然是臆说歧出，疑信难明，终难定于一是。余亦曾据考索所见，撰《王通生平著述考》(10)一文，据《全唐文》所载王通弟子薛收所撰《隋故征君文中子碣铭》，并援新发现王通弟王绩所著五卷本《王无功文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五卷会校本），重新考证王通其人其事其书。嗣后论述王通思想学行的文章迭出，穷源竟委，探赜索隐，那一段隐没了的学术历史才逐渐明晰起来，有关王通的学术疑案，也因之应该得到彻底的澄清。因斟酌众说，附以己意，重新考订论述王通事迹并河汾学派于其后。
一、王通事迹考
王通（公元584—617），字仲淹，隋河东龙门（今山西河津县）人。生于开皇四年秋冬之月（参见《全唐文》、《文中子世家》及《录关子明事》），卒于大业十三年五月，享年三十三岁（参见《全唐文》王绩《游北山赋》注。薛收《文中子碣铭》作三十二，《王无功文集》五卷本作四十二）。门人谥曰文中子。
王通生长于世代冠冕之家，富有典籍和深厚的学术渊源。王通生时，其父铜川府君筮卦，遇坤之师，请教其祖父安康献公，献公说这是素王之卦，二爻阴变阳，是上德而居下位，虽有君德而生非其时，所以此子长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起名曰通（参见杜淹《文中子世家》）。《录关子明事》载“开皇元年，安康献公老于家，谓铜川府君曰”(11)云云，是说王通祖父于开皇元年归老于家，向王通父亲讲授关朗学术，并非指终老于家，所以及见王通之生，并为他命名。
王通早慧，两岁即已知书，“开皇六年丙午，文中子知书矣，厥声载道”。开皇九年，王通五岁时，隋平江东统一全国。王通和他父亲有一段对话，《文中子世家》是这样记载的：
铜川府君叹曰：“吾视王道未叙也，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始十岁矣，有忧色。铜川府君曰：“小子，汝知之乎？”文中子曰：“通尝闻之夫子曰：‘古之为邦，有长久之策，故夏殷以下数百年，四海常一统也。后之为邦，行苟立之政，故魏晋以下数百年，九州无定主也。’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叹，益忧皇纲之不振，生人劳于聚敛，而天下将乱乎？”铜川府君异之，曰“其然乎”。(12)
文中子十岁当是五岁之误。或后人见五岁童子不可能发此议论而改。今据薛收《隋故征君文中子褐铭》“粤若夫子，洪惟命世，尽象纬之秀，锺山川之灵，爰在孺年，素尚天启；亦既从学，家声日茂”(13)等语，可证以上所述，尽是事实。象纬指所筮之卦，山川指黄河与龙门山，孺年天启，正说明王通幼年确属神童。正因如此，王隆才开始对他讲授“元经之事”，即对历史的认识。
开皇十八年，王通十五岁，在父亲的勉励下，“于是始有四方之志”，辞家游学四方。“受《书》、《春秋》于东海李育；学《诗》于会稽夏琠；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正乐于北平霍汲；考三易之义于族父仲华。不解衣者六岁，其精志如此。”(14)文内关于明三字之后当有后人二字，或即关生二字之误。即《中说·魏相篇》“文中子曰：吾闻礼于关生，见负樵者几矣”之关生。关朗亦河东人，故疑关生为关朗后人。若谓《世家》为通子福畤伪撰，则畤有《录关子明事》一文，纪其祖穆公与关朗交游受易事甚明，岂能误为其父。王通游学期间，以其聪颖博识，还解决了其他人学问上的疑难，所以《中说·立命篇》说；“夫子十五为人师”。
仁寿元年，王通十八岁，“举本州秀才，射策高第”（《文中子碣铭》）。秀才在隋唐时代，属于最高级别的科举，极少有人考中。开皇十五年，仅杜正伦一人及第，杨素怒曰：“使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妄举此人！”经重考方录取。才冠一世的刘焯也是秀才高第，可见秀才科的荣贵。
按考选“秀才”，自西晋时起，即已成为朝廷选举优异人才的重要途径，至隋而遂定为制度。秀才科的特点是文章和经义并重，但主要的还是应试对策。晋永宁年，王接举秀才，报友人书曰：“非荣此行，实欲极陈所言，冀有觉悟耳。”(15)即是要借对策的机会，向朝廷直言极谏，冀其有所觉悟，以杜绝动乱于方萌。王通也是抱着这样的心态前往应试的。正是有这次经历之后，王通才有后来的《太平十二策》之作。
王通秀才及第后，名动京师，很多高官显宦都要求和他相见。《中说》记载：“子在长安，杨素、苏夔、李德林皆请见。”(16)又“内史薛公（道衡）见子于长安；退谓子收曰：河图、洛书尽在是矣，汝往事之，无失也”(17)。此外还有苏威、贺若弼等隋朝重臣及刘炫等大儒。其中除李德林（卒于开皇十一年）一人姓名有误外（今疑其人乃薛道衡，因后文责其“言文而不及理”，编者或因薛收故改），余皆实录。后人多以重臣请见、遣子求学为虚妄作伪，其理其据本不足深辨。今按薛收所撰《文中子碣铭》中明谓：“朝端口口（原注：阕文。疑为誉其二字）声节，天下闻其风采。先君内史屈父党之尊，杨公仆射忘大臣之贵，汉侯三请而不觌，尚书四召而不起。”(18)可见名臣纡贵降尊，请见王通实有其事。而且薛道衡和王通的父亲还是朋友（父党）。至于贺若粥。因早与王通长兄王度友善，并曾称赞王通季弟王绩为“贤兄有弟”。请见王通，当亦在情理之中。《中说》编者用“请见”(19)两字，还寓有道尊于势的意味，岂可以后世事理衡之。
据杨炯《王勃集序》、《旧唐书·王勃传》，王通秀才高第后，授官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次年十二月蜀王秀被罪废，因王通在此之前即辞官归家，未受牵连。《中说》曾载通与刘炫论易事，学者每以炫久贬河间乡居，两地悬远，难得相遇致疑。殊不知刘炫早于年前被枷送益州，初为蜀王门卫，后为书佐，同处为官，故得相与论学也。《事君篇》有：尚书召子仕，子使姚义往辞焉。曰：“必不得已，署我于蜀。”或曰：“僻。”子曰：“吾得从严、扬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20)
王通到四川之任不久后，辞去朝廷蜀郡司户的任命，却于二十岁时向文帝献上《太平十二策》。以求大用。据杜淹《文中子世家》载：“仁寿三年，文中子盖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遂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推帝皇之道，杂五霸之略，稽之于今，验之于古，恢恢乎若运天下于掌上矣。帝大悦。”“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文帝方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21)这一史事在二年后，通弟王绩游京师时，重被提及。据《王无功文集》五卷本吕才《序》所记：绩“年十五、游于长安，诣越公杨素。于时宾客满席。素览刺引入，待之甚倨。君曰：‘绩闻周公接贤，吐飡握发，明公若欲保崇荣贵，不宜倨见天下之士。’时宋公贺若弼在座，弼早与君长兄侍御史度相善。至是起曰：‘王郎是王度御史弟也。止看今日精神，足见贤兄有弟。’因提手引座，顾谓越公曰：‘此足方孔融。杨公亦不减李司隶。’素改容礼之。因与谈文章，遂及时务，君瞻对闲雅，辩论精新，一座愕然，目为神仙童子。初，君第三兄征君通，尝以仁寿三年因上十二策，大为文帝知赏，素时亦钦其识用。至是谓君曰：‘贤兄十二策，虽天下不施行，诚是国家长算，’君曰：‘知而不用，谁之过欤？’素有惭色”。(22)
王绩游京之年当在大业元年至迟不超过二年夏天，因是年六月杨素改封楚公，至七月而卒。《王无功文集》校理者谓绩谒杨素于仁寿三年前，大误。(23)这段新出的史料，不仅说明了杜淹《文中子世家》确属信史，也证明了王氏家中多出神童的事实（还有通孙王勃，史称“六岁善文辞”、九岁作《汉书颜注指瑕》等）。
炀帝继位后的大业年间，王通隐居龙门之白牛溪。著书讲学。“以为卷怀不可以垂训，乃立则以开物；显言不可以避患，故托古以明义。怀雅颂以濡足，览繁文而援手。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象。”“渊源所渐，著录陈于三千；堂奥所容，达者几乎七十。”(24)薛收在《文中子碣铭》中，对王通隐居的目的、著述的内容以及讲学盛况的概括，与杜淹《文中子世家》、王绩《游北山赋》及《中说》所载，若合符契。王绩在《答程道士书》中也说：“昔者，吾家三兄，命世特起，光宅一德，续明六经，吾尝好其遗书，以为匡世之要略尽矣。”(25)可见王通的托古明义、开物垂训，完全是为了挽救世运时弊，亦即所谓的“命世特起”。王通续作《六经》，用了九年时间，然后专意肆力于讲学。“山似尼丘，泉凝洙泗”，“门人弟子相趋成市，故溪今号王孔子之溪。”(26)“盛德大业，至矣哉。道风扇而方远，元猷陟而愈密，可以比姑射于尼岫，拟河汾于诛泗矣。”这即是后世所谓的“河汾道统”。这期间朝廷屡次征辟，“两加太学博士，一加著作郎”(27)，皆不赴召。
大业九年，杨玄感起兵反隋、遣使召请王通。王通对使者说：“为我谢楚公，天下崩乱，非至公血诚不能安，苟非其道，无为祸先”(28)，说明王通对时局有着清醒而且深刻的认识。他的归隐讲学。著书立说，目的就在于弘扬王道仁政。所以不赴杨玄感之召，就是认为杨没有推行王道之治的至公血诚。当大业十三年五月，王通在病中闻李渊在太原起兵，泫然而兴曰：“生民厌乱久矣，天其或将启尧舜之运，吾不与焉，命也。”(29)并对薛收说：“道废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后礼乐可称也，斯已矣。”(30)看来他是有意响应的。他的门人弟子，大多投效唐军，显然是受他影响。薛收在《碣铭》最后说自己“将以肆力王事，思存管、乐”。即是在王通病中，师弟间议论的结果。可惜就在这年五月甲子日（据薛收《碣铭》），王通过早地与世长辞，终年三十三岁。“门人考行，谥曰文中子”(31)。
王通的门人、据王绩说：“以董常、程元、贾琼、薛收、姚义、温彦博、杜淹等十余人称俊颖。”《中说·关朗篇》所列，除此之外，还有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窦威、陈叔达、王珪等唐初名臣。王绩虽在《游北山赋》中说过王通“殁身之后，天下文明，坐门人于廊庙，瘗夫子于佳城”和“门人多至公辅”(32)，但没有确指，后人遂多以此致疑。据薛收所说自己和王通的关系是：“义极师友，恩兼亲故。”(33)以此律之，以上名臣亦同此例，即使年齿、辈份、爵位长于或高于王通（如王珪是王通族叔。陈叔达是绛州郡守，房、魏、杜等年长，余人也多为通之平辈），只要曾求学问道于王通门下，称为门人并不过份。《文中子·立命》篇就有：“夫子十五为人师焉，陈留王孝逸先达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岂以年乎？”(34)的记载。王孝逸名贞，以文学显于王门。与靖君亮、繁师玄同称“陈留八俊”，三人俱为王通弟子。据《隋书》卷七六所载：孝逸“少聪敏，七岁好学，善《毛诗》、《礼记》、《左氏传》、《周易》，诸子百家，无不毕览。善属文词，不治产业，每以讽读为娱。开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为主簿，后举秀才，授县尉，非其好也，谢病于家”。炀帝时出为齐王宾客，“以疾甚还乡里，终于家”(35)。“终于家”，并非马上去世，当是病愈之后，北上河汾，游于王通之门。《隋书》载有孝逸《谢齐王启》一文，自述平生仰慕孔子所言之“性与天道”，所至之处，访书问学，而半生磋砣，“窥而不睹”，以至于“归来反覆，心灰遂寒”，行将为此遗憾终生。及闻王通讲道河汾，本着孔子“朝闻道，夕死可矣”的执著，不顾衰颓之年，乃毅然前往。王孝逸与王通的对问，多次见于《文中子》一书，服膺王通道论以至于达到“终身不敢臧否”的程度。(36)“白首北面”的佳话，已足说明孝逸属于王门年长者的代表。何况王孝逸仕隋既非显宦，亦无籍籍声名，“伪造”者攀附为门人有何必要？
自古以来，门人与弟子是有区别的，古称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授受为门人。王通于河汾以道统立教，非训蒙之师，游通之门者，也多饱学之士，特为问道解惑或愿得指正品题而来，正是介于门人弟子之间者，《中说》将之统称门人，非但无僭妄之嫌、反有自谦之意。王通尝谓：“虽天子必有师，然亦何常师之有？唯道所存。”(37)这个“唯道所存”，正是韩愈《师说》所谓“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38)之所本。李白《上韩荆州书》所谓“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39)者，又岂以年齿爵位论人者所可知哉。王门学派的这一特点，即被后学称为河汾学风。《关学编·李二曲传》云二曲布衣，又当王通之年，“远迩咸以夫子推之”，“东西数百里间，耆儒名士，年长一倍者，亦往往纳贽门墙，彬彬河汾之风焉”。(40)此本隋唐古风，观唐人多以此为美谈，自宋始疑之可知。司马光既作《文中子补传评》，复疑《中说》为“凝与福畤辈依并时事，从而附益之也，何则？其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之徒，考诸旧史，无一人语及通名者。《隋史》，唐初为也，亦未尝载其名于儒林、隐逸之间，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41)？自是疑窦大开。房、魏、陈、薛等唐初名臣，皆非儒林学者，亦不以文学知名，自不须述及其学术渊源，此是史家惯例。儒林、隐逸诸传不见王通传记，当是史书失载，诸贤其为王通门人，亦不成疑问。王绩在《答处士冯子华书》中，历述世事亲故如薛收、姚义后云：“又知房、李诸贤陈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其才”(42)，已明指诸贤为王门学者。王福畤曾录其仲父王凝转告之魏征自述云：“大业之际，征也尝与诸贤侍，文中子谓征及杜、房等曰：‘先辈虽聪明特达，非董、薛、程、仇之比。虽逢明王，必愧礼乐。’征于时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临事，当自知之。’”(43)可见诸公并非“皆忘师弃旧之人”，惜乎房魏杜温诸贤文集均已散佚残阙，焉可遽论诸人“皆无一语及于其师”耶？当时诸人虽执弟子礼，但王通仍称之为先辈，正见其关系介于师友之间，也足见王通人格之伟岸。陈叔达也说自己是“滥尸贵郡，因沾善诱，颇识大方”。(44)并引据：“古人云：过高唐者，学王豹之讴；游雎涣者，学藻绘之功。”承认自己撰《隋纪》所循之“史道”（即历史观），正是受王通的影响。可见并末因年齿名爵而影响他们在学问上的师生关系。
唐初，陈叔达、房玄龄躬与撰写《隋书》记传，由魏征总领其事，他们未必没给王通立传。且王绩遗陈叔达书谓：“念先文中之述作，门人传受升堂者半在廊庙，《续经》及《中说》未及讲求而行。嗟乎！足下知心者顾仆何为哉？愿记亡兄之言，庶几不坠，足矣。谨录《世家》寄去，余在福郊面悉其意。”(45)是王绩曾将杜淹《文中子世家》录副，寄呈陈书达撰修参考。
观《旧唐书·王绩传》明谓“兄通，字仲淹，隋大业中名儒，号文中子，自有传”可证。若非史家亲见，是不会轻下如此断语的。《旧唐书·王勃传》述及王勃的先世曰：“祖通，隋蜀郡司户书佐。大业末，弃官归，以著书讲学为业。依《春秋》体例，自获麟后，历秦、汉至于后魏，著纪年之书，谓之《元经》。又依《孔子家语》、扬雄《法言》例，为客主对答之说，号曰《中说》。皆为儒士所称。义宁元年卒，门人薛收等相与议谥曰文中子。二子：福畤、福郊。”(46)观其行文，不符合为传主立传的程式。若为王勃立传，当于述其祖通之后，继述其父福畤，叔父福郊方是。而今竟称：“二子：福畤、福郊”，分明是给王通立传才应有的格式。联系《旧唐书·王绩传》谓通“自有传”一语，我怀疑《王勃传》中这段传文，即是从原来所拟的《王通传》中，直接移录而来，未及改撰而成。《旧唐书》此例甚多，余嘉锡认为可能是刘昫后来编定《旧唐书》时，以为通为隋时人，不得已而删去。
且王通传记，弟子家人称为世家，盖亦模仿《史记》列孔子为“世家”而来。然而此一体例，自班固《汉书》起，自后史书已无此例。王通虽为大儒，然非名臣，又非隐士，史书《儒林》、《儒学》诸传，所收实则多为经师；对于自成一家言的儒者，亦实难归类，（所以《宋史》为此另列“道学”传。）于《隋书》名臣、儒林、隐逸诸列传中，难于论列，恐怕也是通传暂被搁置，终致散佚的原因之一。
吕才《王无功文集序》（五卷本）述王氏六代家世后云：“国史、家谍详焉。”可见当时国史多载其父祖兄弟传记。初唐杨炯《王子安集序》曰：“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末，退讲艺于龙门。其卒也，门人谥曰文中子。”(47)又曰：
文中子之居龙门也。睹隋室之将散，知吾道之未行；循叹凤之远图，宗获麟之遗制。裁成大典，以赞孔门；讨论汉魏，迄於晋代。删其诏命，为百篇以续书。甄正乐府，取其雅奥，为三百篇以续诗。又自晋太始元年，至隋开皇九年平陈之岁，裒贬行事，述《元经》以法《春秋》，门人薛收窃慕，同为《元经》之传，未就而殁。君（王勃）思崇祖德，光宣奥义。续薛氏之遗传，制诗书之众序。包举艺文，克融前烈。陈群禀太邱之训，时不逮焉；孔伋传司寇之文，彼何功矣？《诗》、《书》之序，并冠於篇；《元经》之传，未终其业。(48)
吕才为隋末唐初人，与王绩、李播（李淳风父）“为莫逆交”；杨炯与王勃俱为“初唐四杰”，王通事迹著述当为亲见亲闻，言之凿凿，历历在目。而至宋，号称“博极群书”的晁公武，在其《郡斋读书志》中竟谓：“通行事于史无考，（今按：是公武失考，倘于史有传，则无须考矣。）独《隋唐通录》称其有秽行，为史臣所削。”(49)《通录》究系何书？所云是否诬妄？削书史臣复指何人？由于晁公武虽引其书，而自著《读书志》中竟亦不载，遂又多一层疑案。
《隋书》纪传部分由颜师古、孔颖达、许敬宗等所撰，序论皆为魏征所撰，最后成于长孙无忌之手，最大的可能就是因通弟凝与其结怨而被他删去。王福畤《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略》记其结怨始末，关系非轻：凝为监察御史，曾劾侯君集谋反，“事连长孙太尉，由是获罪，时杜淹为御史大夫，密奏仲父直言非辜，于是太尉与杜公有隙，而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矣”。(50)或以为文内仲父当系仲兄之误，或畤追记时，偶以己身称之。因系追记。故以大尉称长孙，亦不足为疑。今按，此书首段文字，当系福畤在王绩书信前所加的按语或小序，以说明事情的梗概。至“季父答书，其略曰”之后，方为《东皋子答陈尚书书》正文。学者失察，以为仲兄仲父混称而疑之，致令五卷本《王无功文集》，亦因此未将其收入补遗。(51)考王凝劾侯君集事，时在武德年间，则不仅“事连长孙”，且亦危及太宗矣。其时太宗方当扩张势力之际，侯君集乃其心膂，劾君集，乃所以坏秦王之大事也。“由是获罪”者，岂独获罪于长孙，直获罪于太宗矣。而且，王通第七弟王静，“尝为武皇千牛”(52)。在唐代千牛卫为禁卫军中的亲卫。“掌侍卫及供御兵仗”(53)担任皇帝的宿卫和扈从，最小的官职为千牛备身，多选少年才俊担任。王静能够进身“千牛”，当是由陈叔达（武德时为宰相）、杜淹引荐。与兄王凝俱任职于武皇朝，为唐高祖的亲信无疑。及至改朝，皆摈而不用，原在情理之中。
是以吾固曰“王氏兄弟皆抑而不用”者，太宗之意也。长孙删王氏诸传，盖有由矣。不仅王通，即是王度、王凝，也是有资格在隋唐史传中占一席之地的，然而都因此成为待考的疑案。
清初大儒顾炎武曾咏其事曰：“区区山泽间，道足开南面。天步未回旋，九州待龙战。空有济世心，生不逢尧禅。何必会风云，弟子皆英彦。俗史不知人，寥落儒林传。”(54)批评《隋书》不载王通事略，是“俗史不知人”。然而这一切都因为薛收《文中子碣铭》的发现，变得并不重要。
余初意以为，《文中子碣铭》本随葬于地下，可能出土于清初乾嘉年间或更早的时间，清初钱大昕等人兴起搜辑金石碑刻文字，补正史传阙误之风，发现许多珍贵的史料。嘉庆年间编纂《全唐文》，能收入一些史、集之外的佚文，正是得益于此。此件碣铭已非初拓本。观其阙坏可知。余尝遍索历代墓志及题跋集、而原拓踪迹终未获睹。《全唐文》最大的缺陷，就是采辑群书、佚文不注出处。故此《碣铭》出土之时、地（是否为龙门万春乡）、人，尚待考索。2001年夏，余在哈佛燕京图书馆获读台湾商务印书馆版骆建人著《文中子研究》，其第四章《真伪考略》引元遗山诗数篇，(55)皆咏及王通之传经事业。归而复索之《元好问全集》，录与薛收《文中子碣铭》有关的诗两首，其一为《铜鞮次邨道中》，诗云：
河汾绍绝业，疑信纷莫整，铭石出圹中，昧者宜少警。少时曾一读，过眼不再省。南北二十年，梦寐犹耿耿。
其二为《送弋唐佐董彦宽南归》诗云：
河汾续经名自重，附会人嫌迫周孔。史臣补传久已出，浮议至今犹洶洶。薛收文志谁所传？贵甚《竹书》开汲冢。沁州破后石故在，为础为矼吾亦恐。暑涂十日来一观，面色为黧足为肿。淡公淡癖何所笑，但笑弋卿坚又勇。自言浪走固无益，远胜闭门亲细冗。摩挲石刻喜不胜，忘却崎岖在冈陇。潞人本淡新有社，淡事重重非一种。有人六月访琴材，不为留难仍从臾。悬知蜡本入渠手，四座色扬神为竦。他时记籍社中人，流外更须增一董。(56)
前一首为节录，当是元遗山五十岁时（元太宗十一年，公元1239年），自济源北归太原，途经铜鞮作。诗中自述其于少年时即已读到薛收《文中子碣铭》原石，至此已二十多年，当时情景犹经常形诸梦寐。（遗山于二十七岁时避蒙古兵徙家登封，则其读碑之年又在此前也。）由此可以推断《文中子碣铭》至迟当出土于金代中晚期（约13世纪初）。诗中明确告诫说：“铭石出圹中，昧者宜少警。”由第二首诗获知“薛碑”当时藏于沁州山中。遗山于赞美河汾事业之后，高度评价“薛志”的价值，至比作汲冢“竹书”。并说：沁州被蒙古军打破之后，碑石尚在，因为深恐被人窃去建房修桥，所以不惜“暑涂十日来一观，面色为黧足为肿”。而且“摩挲石刻喜不胜，忘却崎岖在冈陇”。当众友得知弋唐佐已得“薛碑”蜡本时，(57)竟致“四座色扬神为竦”。当时学者爱碑之情跃然纸上。
《旧唐书》载《薛收文集》十卷，早佚。赖《全唐文》收编此文，复得元遗山证实原碑出土时地，足释千古疑案，足为史学幸事，亦足为疑古过勇者鉴。
二、王通著述考
王通的著作见于记载的有：
一、《太平十二策》、编为四卷。后佚；因不见用，而赋《东征之歌》。见载于杜淹《文中子世家》：
仁寿三年，文中子盖冠矣。慨然有济苍生之心，遂西游长安，见隋文帝。帝坐太极殿、召而见之。因奏《太平之策》十有二焉。推帝皇之道，杂王霸之略。稽之于今，验之于古，恢恢乎若运天下于掌上矣。帝大悦曰：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下其议于公卿，公卿不悦时文帝方有萧墙之衅。文中子知谋之不用也，作东征之歌而归。歌曰：“我思国家兮，远游京畿；忽逢帝王兮，降礼布衣；遂怀古人之心兮，将兴太平之基；时异事变兮，志乖愿违；吁嗟道之不行兮，垂翅东归；皇之不断兮，劳身西飞。”文帝闻而伤之，再征不至。(58)
关于太平十二策的内容和大义，尚可于《中说》中考见，今引之于下以见大概：
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禀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董常曰：“噫，三极之道，禀之而行，不亦焕乎。”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时，则《六经》不续矣。”董常曰：“何谓也？”子曰：“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极，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与万物息矣。”
子谒见隋祖，一接而陈《十二策》，编成四卷。薛收曰：“辩矣乎！”董常曰：“非辩也，理当然尔。”
房玄龄请习《十二策》，子曰：“时异事变，不足习也。”
子谓薛收曰：“元魏已降，天下无主矣。开皇九载，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议于仁寿也。陛下真帝也，无踵伪乱，必绍周、汉。以土袭火，色尚黄，数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千载一时，不可失也。高祖伟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几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59)
从以上与门弟子的问对中，可以知道，王通《太平十二策》的基本内容为“推帝皇之道，杂王霸之略。稽之于今，验之于古，恢恢乎若运天下于掌上”。其理论根据则是禀承儒家的“三极之道”，从天时地利人和三个方面，针对现实，统领全局，起元正始，大根大本，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目前朝廷应该规划制订或修正的战略方针及政策，可说是一篇广征博辨，理据通畅，论证极具理论性与现实感，又赋有感染力与说服力的鸿文巨著（巨著，以其分量言），若不其然，是不会令文帝“伟之”而“大悦”，甚至说：“得生几晚矣，天以生赐朕也”；而使“思存管乐”之功业，才可冠世的薛收心折，让负有“名世之才”的房玄龄“请习”；得到“多识典故，聪辨多才”的杜淹所给予的高度评价，并为师立传的。
因谋策不见用而赋的《东征之歌》，则是一篇模仿屈原《离骚》体的诗歌，辞气高古而情真意切，感时伤怀有雅颂遗风，虽备极失群之音而能遗无尽之响。表示若世有皇王之道的王者出，还将“劳身西飞”，实际上已经暗示此次东归将不复再出矣。
二、《续六经》，又称《王氏六经》（据陆龟蒙《笠泽丛书》称）。包括《续诗》、《续书》、《礼论》、《乐论》、《易赞》和《元经》六种。是王通于长安东归后，用九年时间，于讲学同时陆续完成。《中说》载其续六经的目的云：“吾续《书》以存汉晋之实，续《诗》以辨六代之俗，修《元经》以断南北之疑，赞《易》道以申先师之旨，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矣。”(60)《续六经》初编共六百七十五篇。八十卷。初由王凝搜集，王通母亲携藏；至唐通子王福畤整理时、缺十篇。勒成七十五卷；孙王勃又补编并分别为之作序。唐末散逸。关于《续六经》著述的创作目的及方法的整体情况，于《中说》可以考见者有：
《关朗篇》：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广大悉备，历千载而不用，悲夫！”仇璋进曰：“然夫子今何勤勤于述也？”子曰：“先师之职也，不敢废。焉知后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蒨，则有丰年。”(61)
《周公篇》：贾琼请《六经》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坠也。”
《魏相篇》：董常曰：“夫子《六经》，皇极之能事毕矣。”
子曰：“《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
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哲人徒生矣。”贾琼曰：“夫子岂徒生哉？以万古为兆人，五常为四国，三才九畴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续诗》《续书》为朝廷，《礼论》《乐论》为政化，《赞易》为司命，《元经》为赏罚。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闻之曰：“孝悌为社稷，不言为宗庙，无所不知为富贵，无所不极为死生。天下宗之，夫子之道足矣。”
通过以上引文，可以明确地知道，王通之续《六经》就是要模仿孔子以述《六经》为职志，深恐孔子所传承的先王之道，失坠无传。由孔子总结的先王之道，即是《尚书》所谓的皇极大中之道，而这个大中之道又是无所不在的，大要体现于六个方面，正如王通自己所言：“《书》以辩事，《诗》以正性，《礼》以制行，《乐》以和德，《春秋元经》以举往，《易》以知来。先王之蕴尽矣。”又如董常所云：“夫子《六经》，皇极之能事毕矣。”王通继孔子续《六经》既毕，遂终日徜徉涵泳其中，与诸生研讨讲论之，乐此不疲，以之为事业。后来他的学生姚义研究既深，遂亦总结出《六经》各自的特质及其学习的次第和方法。并且指出《六经》是环环相扣的整体，不可偏执；如果入门而不得其法，则容易步入歧途。门人有问姚义曰：
“孔庭之法，曰《诗》曰《礼》，不及四经，何也？”姚义曰：“尝闻诸夫子矣：《春秋》断物，志定而后及也；《乐》以和，德全而后及也；《书》以制法，从事而后及也；《易》以穷理，知命而后及也。故不学《春秋》，无以主断；不学《乐》，无以知和；不学《书》，无以议制；不学《易》，无以通理。四者非具体不能及，故圣人后之，岂养蒙之具邪？”或曰：“然则《诗》《礼》何为而先也？”义曰：“夫教之以《诗》，则出辞气，斯远暴慢矣；约之以《礼》，则动容貌，斯立威严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辩其德。志定则发之以《春秋》，于是乎断而能变；德全则导之以乐，于是乎和而知节；可从事，则达之以《书》，于是乎可以立制；知命则申之以《易》，于是乎可与尽性。若骤而语《春秋》，则荡志轻义；骤而语《乐》，则喧德败度；骤而语《书》，则狎法；骤而语《易》，则玩神。是以圣人知其必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诸己，然后备诸物；先济乎近，然后形乎远。亶其深乎！亶其深乎！”子闻之曰：“姚子得之矣。”(62)
后来，王福畤撰《王氏家书杂录》，叙述《续六经》及《中说》的传授过程，记有其叔父王凝对《续六经》的总体评价，其言曰：
仲父谓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纲帝道，则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无不至焉。自春秋以来，未有若斯之述也。”
认为《续六经》阐明“皇纲帝道”，并涉及天地之间，万事万物之理。是继孔子、自春秋以来，前所未有的大述作。
《续六经》之一之二：《礼论》与《乐论》。
文中子《续六经》，有《礼论》《乐论》各一篇。均佚。儒家论礼、论乐之书之文，先秦多有。除《周礼》、《仪礼》专书之外，孔孟皆有论及礼乐之语；西汉戴德、戴圣叔侄所辑之大小戴《礼记》，收有春秋以来儒家全面论述有关典章、名物、制度及各阶层所行之礼仪；多处涉及礼乐之论，并有孔子弟子公孙尼子所撰之《乐记》一篇；荀子亦著《礼论》、《乐论》各一篇，都是有名的篇章。不过王通认为大小戴《礼记》，所述多为礼之末节，故尔曰：“大戴小戴，《礼》之衰也。”(63)王通新著《礼论》、《乐论》，必有其足以超迈前古的见解与阐发，可惜均已佚失，不可得见其详。据王通自己所云其礼乐之论的主要目的为：“正礼乐以旌后王之失，如斯而已。”“吾于礼乐，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必也崇贵乎？”其以礼乐之论以正历代之偏失，是可能的，但说“如其制作，以俟明哲”，则是自谦之言。因为礼乐是王氏历传家学，“文中子曰：周、齐之际，王公大臣不暇及礼矣。献公曰：天子失礼，则诸侯修于国；诸侯失礼，则大夫修于家。礼乐之作，献公之志也。”(64)并曾“闻礼于关生，见负樵者几焉；正乐于霍生，见持竿者几焉。吾将退而求诸野矣。”(65)王通亦颇以礼乐自许，而不轻以许人。但又深知制礼作乐须逢千载一时的良机，必能遭遇明主，致身崇贵，方可取得制礼作乐的机会与条件。所以他认为在汉代以来的历史上，除诸葛亮之外，几无一人可以兴起礼乐，他说：“使诸葛亮而无死，礼乐其有兴乎？”(66)虽然其及门弟子皆一时之秀异俊彦，各有所长，但王通认为“若逢其时，（其位皆可）不减卿相，然礼乐则未备”(67)。因为礼乐的精神极难把握，把握不好，就会陷入繁文缛节的形式之中，无法予以取舍损益。认为只有大弟子董常才有此资格言及礼乐的制作。所以“董常死，子哭之，终日不绝。门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殁，吾亦将逝矣。明王虽兴，无以定礼乐矣”。(68)王通的礼乐之论，虽不可得见其详，但无论如何，礼乐关乎政化的基本作用，却不应有所变化。
公孙尼子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又说：“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还有一句非常重要，即：“乐者，非谓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乐之末节也。”(69)亦即必须先知道乐为何而作，然后方可付之钟鼓弦歌，故曰末也。荀子也有类似的论述：“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又：“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70)及《周礼·大宗伯》所谓：“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71)礼乐交错为用，则可避免偏失。“礼别异”，主要是关于国家政制建设及约束统治阶层行为模式的大规范，“乐和同”，则主要配合礼仪调节各阶层关系，化解失调的人心性情，并同时兼有化民成俗的积极作用。所以说，礼乐教化，实具有和谐上下阶层关系并提升人们文化素质的意义。
礼乐的基本意义，用王通的话说就是“《礼》以制行，《乐》以和德”。贾琼则曰：“《礼论》《乐论》为政化。”(72)王通十分重视礼乐，认为礼乐是兴起王道的基础和表征。如果朝廷重臣，“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无礼也；言声而不及雅；是天下无乐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无文也。王道从何而兴乎？”(73)
其余礼乐之论，散见于《中说》者尚多，今检其尤要者，引之如下，以见其概略：
《中说·礼乐篇》载：
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礼为？”子曰：“不可行也。”或曰：“礼岂为我辈设哉？”子不答，既而谓薛收曰：“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谓先王之道，斯为美也。”
魏晋以还，中国历史又进入了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当时北方质朴的学者，认为只要奉行仁义之道即可以了，哪还用得着那些繁文缛节的礼仪？南方的学者则可能受完全接受玄学的思想影响，乃用肯定的语气引述阮籍的话“礼岂为我辈设也？”(74)质疑于王通。王通曾说过：“仁义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继道德而兴礼乐者也。”并有“礼得而道存”(75)之论。所以面对这两种极端的观点，王通认为这都已步入了歧途。毫不理解儒门教意，不知道先王的仁义之道，须表现为礼乐方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
据《中说·事君篇》载：
薛收问：“恩不害义，俭不伤礼，何如？”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难行也。夫废肉刑害于义，损之可也；衣弋绨伤乎礼，中焉可也。虽然，以文、景之心为之可也，不可格于后。”
看来，王通论礼乐之方法论，一秉之于中道，隆礼而不害于义（适宜意），俭约而又足以表达礼节的敬意；不可为显示宽大，而一味废除肉刑，从而失去法律的威慑作用；君臣的衣著固然应该俭朴，但也不可失去尊严和威仪。一切都应从中权衡，取其中道而行之。
王通不仅重视国家庙堂之礼乐，还十分重视民间的士礼和家礼。这也应该是其《礼论》的内容之一。
子曰：“婚娶而论财，夷虏之道也，君子不入其乡。古者男女之族，各择德焉，不以财为礼。”
子曰：“冠礼废，天下无成人矣；昏礼废，天下无家道矣；丧礼废，天下遗其亲矣；祭礼废，天下忘其祖矣。呜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76)
可能王通家中即传有《家礼》一部，据王绩《答刺史杜之松书》而知。书云：“月日，博士陈龛至，奉处分，借家礼并帙封送至请领也。”(77)而杜之松之在《答书》中称赞《王氏家礼》谓：“微而精，简而备，诚经传之典略，闺庭之要训也。”(78)又据王绩《重答杜使君书》，知《家礼》为其祖父献公所著。在《答书》中，王绩应杜使君之请，对《家礼》作了相关论述曰：
礼之为用，缘情以至理，因内以及外。情者，人之深心，愚智之所共也；孰有愚者而忘其妻子乎？理者，人之大节，凡圣之所异也，孰有凡主而忘其臣妾焉？故情者，正也，此妻、子所以荷深心而报夫、父以正服也；理者，义也，此臣妾所以存大节而申君主以义服也。故夫正、义之作，殊情而共礼也。
又说：
古之君子，常度情以处，断义而行矣。义可夺情，卫石碏不能存其子；情不害义，宫之奇得以其族行。故曰：情义殊也，情义均也。(79)
王绩之以情理论礼，有前所未有的议论。王绩亦尝受学于王通，并与诸君子游处。其论礼之文当与王通不殊，因录之以备参考云。
王通精通乐理，善鼓琴，尝作《汾亭之操》。据《中说》载：
子游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钓者过，曰：“美哉，琴意！伤而和，怨而静。在山泽而有廊庙之志。非太公之都磻溪，则仲尼之宅泗滨也。”子骤而鼓《南风》。钓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能利生民，功足济天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声存而操变矣。”子遽舍琴，谓门人曰：“情之变声也，如是乎？”起将延之，钓者摇竿鼓枻而逝。门人追之，子曰：“无追也。播鼗武入于河，击磬襄入于海，固有之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80)
于焉是知其世固多赏乐知音如钟子期者。此事亦可证之于王绩《答处士冯子华书》，书云：
吾家三兄，生于隋末。伤世扰乱，有道无位。作《汾亭之操》，盖孔氏《龟山》之流也。我尝亲受其调，颇谓曲尽。近得裴生琴，更习其操，洋洋乎觉声器相得，今便留之。(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