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河汾之学的由来
隋代以前，除先秦时期的春秋战国之际，由于时代变革，王纲失纽，王官之学散在四裔；又由于货币的普及，学者得以四方游动，交流思想论辩学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思想解放学术自由时代，学派蔚起，学者辈出，形成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继秦火之后，汉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儒学被确立为主流文化，于是出现以经学为主和以儒家为主体融汇百家的学术现象。但是由于当时的经学主要由官学和家学传播，严格遵守师法和家法，所以未能形成新的思想流派。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打破师法与家学的界限，讲学之风大兴，此时虽有玄学产生，而儒学所形成的学派，也仅限于经学内部而已（如荆州学派）。至隋王通挺起于河汾之间，承六代之家学，遍访名师，融贯南北，感世道之凌夷，儒学废毁，乃退居于龙门，立教于河汾，于政统之外，另立学统与道统，承担起传习儒家正统文化，培养国家治世人才的历史重任。河汾学派于是乎蔚然兴起。
河汾学统，一直是中国学术史的长河之上，一条若隐若现的学术流派，时而裹挟着廓清阴霾的时代风云，波澜壮阔，电闪雷鸣，照彻人们的心灵；时而又突然消失在历史时空的旷野之中，残流剩水，蔓草荒烟，让人们怀疑他曾经的存在。徒然让人望风怀想，发思古之幽情。然而，即使被深埋尘封的历史真相，终究有其蛛丝马迹可循，只要本着索隐钩玄，疏通知远的治学精神，披沙拣金，沿波讨源，仍然可以寻绎出隐没在历史表象背后的真实。
隋朝结束了三百年祸乱相仍的分裂动乱统一全国之后，一直没有认真总结过历史的经验教训，更没有建立起长治久安的鸿猷大略。文中子秀才及第，给隋文帝上《太平十二策》仍不见用之后，已经看到这一政权必将走向衰乱，历史还将重蹈覆辙。于是毅然东归，隐退林下，著书立说，立教河汾，讲论经纶。意在考论历代治乱之由，追寻人世大道根源，为救时拯溺，兴复礼乐，培养治世人才，传承儒学精义。以其天纵秉赋，继承六代家学，问道当世高贤，遍续儒家经典，思想学问才华都达到了那个时代的高巅，其学思行为又深切地适应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故能以年轻的资质，远播的才名，吸引了大批同侪俊彦年长宿儒前来执经问道，河汾学统于焉而兴，河汾道统于焉而立。
对于王通射科高第，献策宫阕，汲汲用世的思想和行为，不能庸俗地理解为追求高官厚禄，家族荣耀。实乃意欲辅佐明君，襄成治化。孟子引述曾子的话说：“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204)但是有德者亦须有其位，不然虽教以仁义而天下不从。诚如刘向所谓“道非权不立，非势不行，是道尊然后行”(205)。可惜对于王通所上《十二策》，“高祖伟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几乎周公之事矣”。（《中说·关朗篇》）然而，在儒者看来，“道”虽然不能行之于当世，仍可以传诸后人；虽不能行之于朝廷之上，只要有道德在躬，即使身处江湖之远，依然可以“以德抗位”。这不仅是人格的尊严，也是真理的尊严。
自孔子以来的古代儒家知识分子在自己的政治主张得不到施行时，一般都不会优柔取容，而是果断地求去，于公则实为等待将来施展抱负的时机；于己则是保持人格独立的尊严，所谓居易以俟命，退避以待时。并非消极对抗，而是开诚布公信守操持的表现。或者主动离开中枢机关，或者退隐江湖，著书讲学。王通屡征不起，乃是看透隋朝君臣不可能按照自己提出的主张重整朝政，于是效法孔子退而著书教学，为治世建立宏纲大本。对这一政权的绝望，他的退居讲学则已是准备在为将乱之后，如何建立新的治世培养人才。这确是时代最大最紧迫的需求。河汾学派适应了时代的要求，王通的续六经完全是为了如何拨乱反正，而寻求总结自汉魏以来治乱的历史经验，不仅仅是文化志趣和文化建设，而是在新的情势下如何指导建设以及建设一种什么文化的问题。所以王通的退隐讲学与南北朝以来朝野盛行的讲学之风不同，虽然彼时公私讲学之风甚盛，求学者不远千里，动辄百千成群。无论北学如何地质朴，南学如何地深芜，但大都是对既有经传的疏解。毫不涉及现实实际问题的解决，也不涉及对社会人生形上层面的追问，因之也不可能有对古代经典的义理有更多的阐释与发明，难于解决自五胡乱华以来社会动乱政权更迭以及对人生境遇心灵安顿等重大社会理论问题对人们造成的困惑，更不能满足有识之士对现实出路实际解决之道的追寻。
王通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在龙门立教，使河汾成为独树一帜的学术中心，还由于他少负才名十八岁即秀才及第和上《太平十二策》的名气；以及看准最高统治集团不能有所作为的现实，毅然引退的高尚风操。王通的思想行为，吸引了同样对现实失望而又负有四方之志的青年才俊，以及对社会人生终极大道深感困惑的经师宿儒前来求学问道，说明河汾能够在隋末成为当时的学术中心，恰恰是因为适应了时代变革和人心所向的这一迫切需求。
王通是隋代大儒也是著名的隐士。隐士在中国五千年历史画卷上，是一道清幽的风景，有学者认为隐士是道家的社会基础，隐士都是道家人物，其实古代隐士的成分十分复杂，非仅道家而已。只是退隐对道家而言是其常态，他们都是所谓的世外高人。儒家在不能实现志愿的时候，也是提倡退隐的。最著名的隐士是陶渊明，在南窗以寄傲的静穆之中，依然“猛志固长在”，谁能说他是道家呢？不过无论哪一家的隐士，他们的共同点都应该属于《易经·蛊卦》所说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贤者。如果说陶渊明的隐退还是为了怡情适志，那么，王通的隐逸则并非纯是为了忧时愤世的退避，而是为了积极地寻求救国拯时为民立极的方略和学问。魏征撰《隋书·隐逸传论》曰：“古之所谓隐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发也。盖以恬淡为心，不曒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者也。”(206)孔子所赞许的“不降其志，不辱其身”。“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207)正是指的这样一些“安时处顺，与物无私”的特立独行之士。他们的隐退只是“避地”，而非“避世”。在春秋时代，孔子的周游列国以及退而修《诗》、《书》、《礼》、《乐》，著《易传》和《春秋》，教授生徒，传播仁义学说。非但不是“避世”，而恰恰是更为积极地用世。孔子所修订撰述的经典，特别是《春秋》，至汉代已被奉为治理国家、改革制度、断案决狱、移风易俗的大经大法。故在当时，孔子有“素王”之称，《春秋》有“为汉立法”之说。他所创立的学派，甚至被置于独尊的地位。汉朝国力的强盛和长治久安，与奉行儒家文化的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
生当衰乱之世的王通，服膺儒术，宗师孔孟，意欲挽救世乱，再启机运。故尔效法孔子，著书论道，授徒讲学，亦欲为后世立法，为治世培养人才，维系传自尧舜孔孟的道统学统于不坠。其言谈举止处处以孔子为法，以致达到规行矩步，惟妙惟肖的程度。其学术思想于儒家精义时有发明，穷深研几，超前启后，达到了那个时代的最高峰。故尔当时有“王孔子”之称。
《中说》载有王通论隐之言曰：
子谓仲长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会逢其适也，焉知其可？”子曰：“达人哉，隐居放言也！”子光退谓董、薛曰：“子之师，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与之变。”
薛收问隐。子曰：“至人天隐，其次地隐，其次名隐。”(208)
但王通自认并非隐士，“子游河间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经》，目若营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隐者也。’收曰：‘盍从之乎？’子曰：‘吾与彼不相从久矣。’（又问：）‘至人相从乎？’子曰：‘否也’”。(209)由此看来，王通的退隐与道家的隐居还是有着严格乃至本质区别的。其实，王通历来不反对门人为了历练才能而尝试从仕的，他的弟子之中还有很多是在职的官员，如陈叔达和李靖等。王通在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感叹：“生民厌乱久矣，天其或将启尧舜之运，吾不与焉，命也。”(210)还对薛收说：“道废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后礼乐可称也，斯已矣。”(211)诸生投入唐军，掀起的那场历史上著名的风云际会，难道不是河汾学派的功绩，不是其领袖人物王通有以启之吗？
只可惜王通的著作大部分都已在唐末那场混战中佚失散乱。身后又受到不公平待遇，《隋书》本传被无端删除；门生故旧固多名标青史，但著作也大多散佚不全，复乏佐证。遂启后世无限之疑，甚至疑及其人之存在。上个世纪以来，经过学者们不懈努力，穷源竟委，索隐钩沉，那一段学术历史才逐渐明晰起来。与之相关的河汾学统与道统，也应予以承认并予以阐明。
二、河汾学派的规模
当隋之世，国家初亦重儒，及至隋文帝晚年，忽下诏令废止天下官学，京师只留国子一所。这样就把更多的求学之士，推向私学。使本来就已兴盛的私家讲讲经、士子游学之风，此时达于极点。炀帝登基，恢复官学，颁行科举，但也在不久之后，名存实亡。加之世局动乱，朝政昏暴，正直的儒臣，在朝中几无立锥之地。遂使士子绝望于政治，更退而求学问道，以探寻治乱之由与济世苏民的道路和道理，以渡时艰以待时用。王通在河汾讲学，以大中立教，以重续道统自任。恰恰适应了社会的这一客观需要，吸引了大批有志于济世安邦的有为学子。所以说王通的河汾之学，不同于一般经师在乡邦设立的私学，经师们所教授的学问，即使如刘焯、刘炫那样的高才通儒，亦越不出经学的范围。而围绕在王通门下的群儒，大都已经谙习经传，有较为深厚的学养，是特为问道解惑而来。而王通讲授《续六经》，与孔子当年因材施教，专门讲授“性与天道”的《易传》相仿，而更类似于方今的高层研究生院性质。正因为这些内外因素，使得河汾之学，其层次之高，规模之壮观，达到令人难于置信的地步。王绩在其《游北山赋并序》中回顾这段历史时说：
白牛溪里，峰峦四峙。信兹山之宜域，昔吾兄之所止。许由避地，张超成市。察俗删诗，依经正史。康成负笈而相继，安国抠衣而未已。组带青衿，锵锵儗儗。阶庭礼乐，生徒杞梓。山似尼丘，泉疑洙泗。（自注：吾兄通，字仲淹。生于隋末，守道不仕。大业中隐居此溪，续孔氏《六经》近百余卷。门人弟子相趋成市。故溪今号“王孔子之溪”也。）忽焉四散，于今二纪。地犹如昨，人今已矣。念昔日之良游，忆当时之君子，佩兰荫竹，诛茅席芷，树即环林，门成阙里。姚仲由之正色，薛庄周之言理。（自注：此溪门人常以百数，唯河南董恒、南阳程元、中山贾琼、河东薛收、太山姚义、太原温彦博、京兆杜淹等十余人称俊颖。以姚义慷慨，方之仲由；薛收理识，方之庄周。薛实妙玄理耳。）触石横肱，逢流洗耳，取乐经籍，忘怀忧喜。时挟策而驱羊，或投竿而钓鲤。何图一旦，邈成千纪。木坏山颓，舟移谷徙。北冈之上，东岩之前，讲堂犹在，碑书宛然。想闻道于中室，忆横经于下筵。坛场草树，院宇风烟。昔文中之僻处，谅遭时之丧乱。局逸步而须时，蓄奇声而待旦。旅人小吉，明夷大难。建功则鸣凤不闻，修书则获麟为断。惜矣吾兄，遭时不平。殁身之后，天下文明。坐门人于廊庙，瘗夫子于佳城。死而可作，何时复生？
式瞻虚馆，载步前楹，眷眷长想悠悠我情。俎豆衣冠之旧地，金石丝竹之余声，殁而不朽，我何所营？（吾兄仲淹以大业十三年卒于乡，余时年三十三，门人谥为文中子。及皇家受命，门人多至公辅，而文中之道未行于时。吾因游此溪，周览故迹，盖伤高贤之不遇耳。）临故墟而掩抑，指归途而叹惜。(212)
后文更点明此地在吕梁山南麓，“斜连姑射之西，正是汾河之北”。并将王通讲学处的中室、讲堂、坛场、院宇第学习和游憩的设施、环境，以及横经问道，弦歌经籍的情景，都作了描述。更重要的是将讲学的规模及重要成员的特点作了交待。“门人常以百数”，表明门人来去较为频繁，百人只是个常数。而总数，据杜淹撰《文中子世家》云：“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
杜淹撰《文中子世家》，对王通在河汾立教的原委、成员及其受教的情况则有更为详细的叙述：
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际，有大功于生人，天子锡之地，始家于河汾，故有坟陇于兹四代矣。兹土也，其人忧深思远，乃有陶唐氏之遗风，先君之所怀也。有敝庐在，茅檐土阶撮如也。道之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续《诗》《书》，正《礼》《乐》，修《元经》，赞《易》道，九年而六经大就。门人自远而至。河南董常，太山姚义，京兆杜淹，赵郡李靖，南阳程元，扶风窦威，河东薛收，中山贾琼，清河房玄龄，巨鹿魏征，太原温大雅，颍川陈叔达等，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焉。如往来受业者，不可胜数，盖千余人。隋季，文中子之教兴于河汾，雍雍如也。(213)
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有云；“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于礼乐。元首明哲，股肱为良，何庆如之也！”(214)亦明确指明房、李、魏三人为王门弟子。
通弟王凝在《中说·关朗篇》后附言中，叙述门人具体受教的情况云：
门人窦威、贾琼、姚义受《礼》，温彦博、杜如晦、陈叔达受《乐》，杜淹、房乔、魏征受《书》，李靖、薛方士、裴晞、王珪受《诗》，叔恬受《元经》，董常、仇璋、薛收、程元备闻《六经》之义。凝常闻：不专经者，不敢以受也。经别有说，故著之。(215)
当然这里只是说各位门人所受的“专经”即主要的专业或专科，其余《六经》，亦往往与闻或兼习。如据以与《中说》诸生问对对照，则所习之内容往往超出上述范围。
三、河汾学派的主要成员
前引王凝所云在王门受业的一十八人，应该就是河汾学派的的主要成员。其中，董常应该是最早从师于文中子的弟子。名又作董恒字履常，河南人。大概也属于早慧的“神童”。备闻《六经》之义。“繁师玄闻常贤，问贾琼以齿，琼曰：‘始冠矣。’师玄曰：‘吁，其幼达也。’”(216)尝言其志曰：“‘愿圣人之道行于时，常也无事于出处’。文中子曰：‘大哉，吾与常也。’”谓“董常可与出处，介如也”。又谓“董常几于道，可使燮理”。几于道，是说言动语默皆与道相契合；可以承担燮理阴阳的宰相重任。及常卒，文中子哭于寝门之外，拜而受吊，并亲赴洛唁其家。“董常死，子哭之，终日不绝。门人曰：何悲之深也？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殁，吾亦将逝矣。明王虽兴，无以定礼乐矣。”(217)“先是，常见文中子，叹曰：‘善乎！颜子之心也，三月不违仁矣。’文中子闻之曰：‘仁亦不远，姑虑而行之尔，无茍羡焉，惟精惟一，诞先登于岸。’常出曰：‘虑不及精，思不及睿，焉能无咎，焉能不违？’比学成，文中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静不证理而足用焉，思则或妙。’或问曰：‘董常何人也？’文中子曰：‘其动也权，其静也至。其颜氏之流乎！’常尝问：‘古者明而不视，聪而不闻，有是夫？’文中子曰：‘又有圆而不同，方而不碍，直而不抵，曲而不佞者矣。’常曰：‘浊而不秽，清而不皎，刚而和，柔而毅，可乎？’文中子曰：‘出而不声，隠而不没，用之则成，舍之则全，吾与尔有矣。’窦威尝问曰：‘大哉，《易》之尽性也。门人孰至焉？’文中子曰：‘董常近之。’盖常行几颜氏，而尤深于《易》。”礼乐关乎王道的真实体现；“权”是中的至高境界；《易》乃道之精粹所在，在王门之中罕有人能企及，而王通独以之许董常。“隋季，文中子之教行于河汾，门人自远而至，咸称师北面，受王佐之道千余人，而常为之冠。阮逸注称‘亚圣’云。”(218)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阴人。少王通近十岁。道衡子，出继从父孺。年十二能属文，郡举秀才，不应。闻高祖军兴，乃潜应义举。由好友房玄龄荐之秦王。“召见，问方略，对合旨，授府主簿。判陜东大行台金部郎中。时军事繁综，收为书檄露布，或马上占辞，该敏如素构，初不窜定。窦建德来援，诸将争言敛军以观形势，收独曰：‘不然。世充据东都，府库盈衍，其兵皆江淮选卒，正苦乏食尔。是以求战，不得为我所持。今建德身总众以来，必飞毂转粮，更相资哺。两贼连固，则伊洛间胜负未可岁月定也。不若勒诸将，严兵缔垒，浚其沟防，戒毋出兵。大王亲督精鋭，据成皋，厉兵按甲，邀建德路。彼以疲老当吾堂堂之锋，一战必举。不旬日，二贼可缚至麾下矣。’王曰‘善’。遂擒建德，降世充。王入观隋宫室，收进曰：‘峻宇雕墙，殷以亡；土阶茅茨，尧以昌。始皇兴阿房而秦祸速，文帝罢露台而汉祚永。’王重其言。俄授天策府记室参军。从平刘黑闼，封汾阴县男。尝上书谏止畋猎，王答曰：‘览所陈，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令赐黄金四十挺。武德七年，王遣使临问疾，相望于道，命舆至府，亲举袂抚之。论叙生平，感激涕泗。卒年三十三。王哭之恸。与其从兄子元敬书曰：‘吾与伯褒共军旅间，未尝不驱驰经略，款曲襟抱。岂期一朝成千古也！且家素贫，而子幼，善抚安之，以慰吾怀。’（薛收曾为秦王府文学馆“十八学士”，“士大夫得预其选者，时人谓之‘登瀛州’”。(219)）后图《学士像》，叹其早死，不得与。既即位，语房玄龄曰：‘收若在，当以中书令处之。’永徽中，陪葬昭陵。”(220)
今按：薛收之与王通的关系，后世历有致疑之辞，率皆扪籲摸象之主观臆说，不足深辨。薛王两家本是同乡世交，薛收自称其父为王通“父党”，可见两人的父辈交情非浅。《中说》载：越公初见子，遇内史薛公曰：“公见王通乎？”薛公曰：“乡人也。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而位不逢。”越公曰：“天下岂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越公曰：“奚若其祖？”公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孙焉。虽然，久于其道，锺美于是也，是人必能叙彝伦矣。”(221)是道衡深知王氏家学渊源，并久闻王通才学。
初道衡见文中子于长安，退谓收曰：“河图、洛书，尽在是矣。汝往事之，无失也。于是备闻《六经》之义。”经常与师友讨论经义，攻《元经》并为之作《传》，今传世。在王门之中，薛收以文学著名，王绩《答冯子华处士书》：“吾往见薛收《白牛溪赋》，韵趣高竒，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壮哉！邈乎扬、班之俦也。高人姚义，常语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沧海，高深极矣。”(222)收亦与王绩友善，其思想能够融贯儒道，如王通“季弟名静，收字之曰保名。文中子闻之曰：‘薛生善字矣。静能保名，有称有诫。薛生于是乎可与友也’”。文中子尝谓“收也旷而肃”。思想旷达而风神整肃，也是儒道人格的完美结合。然其基本人格仍属儒家思想，如谓“薛收可与事君，仁而不佞”(223)。向王通请益探讨更多的乃是经世济民之道，观其在危机存亡之际，能够一言而定大计，确也有过人的胆识。孔子所谓“一言以兴邦”者，亦仅见之斯人。生前此例尚多，无怪太宗谓其“明珠兼乘，未若一言”。而婉惜不及以中书令待之。《山西通志》谓：“论者谓收学识列董常之亚，而轶魏征、房玄龄、杜如晦上云。”(224)
在王门中，堪“称俊颖”者，有十余人，追随文中子的时间较早而关系较密切者，尚有程元与仇璋。程元，绛州人。与薛收友善，文中子到绛州时，通过薛收引见而来，因服膺《续六经》之义，而投入王门。后王通许其德才“可以佐王”。仇璋是王通去韩城时，龙门关的守吏，通过程元和贾琼的介绍，遂决计弃官从学。董、薛、程、仇四位，投入王门的时间较早，因而在王通著述和讲授《续六经》时，得以参与讨论，教学相长，遂使大义“益明”。《中说》亦是在四生笔记的基础上，汇集而成。王凝曰：“夫子得程、仇、董、薛，而《六经》益明。对问之作，四生之力也。”(225)惜乎年皆不永，惟薛收尚及建功立业。此外较早而著名的学生中还有贾琼和姚义，皆有高行异才，亦惜并皆早世。
《中说》与王绩文中，所言及的河汾门人，除薛收之外，在隋唐之际，为大唐开国，立有不朽功业，位列公卿的名臣，尚有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魏征、杜淹、王珪、陈叔达、温彦博等历史著名人物。后世往往因此致疑，其实皆有迹可寻，实无可疑。
其中王珪是王通族叔，因遇祸而“亡命於南山”，在“隐居时，与房玄龄、杜如晦善”。(226)其隐居地太原祁县之南山即太行、吕梁山脉，于龙门河汾则称为“北山”。投奔王通门下从学时，也应包括于隐居期间。房、杜之来王门，正是通过王珪无疑。又，房玄龄与薛收亦为世交。《隋书·房彦谦传》载玄龄父与薛收父道衡交情甚笃，道衡“重彦谦为人，辞翰往来，交与道路”(227)。玄龄十八岁举进士，隋季“补隰城尉”，隰城距河汾不过二百余里；是时如晦亦以官卑弃职，且二人素负当世志，相约于河汾访友论学、投师问道是完全可能的。史载如晦叔父杜淹亦尝隐遁，当于此时从学王通。后事王世充，及洛阳平，论罪当死，赖如晦弟苦请方免。由房玄龄荐于秦王。
李靖，为名将韩擒虎之甥，早识兵略，为擒虎与杨素赏识。隋末任马邑郡丞。龙门为其之任赴阙必经之地，当于此时问道于王通。王通曾评价李靖曰“靖也惠而断”（阮逸注曰：惠物勇断）(228)，观其于唐初，讨平南北，每战必以仁义束众，宽贷战败敌属与民众，颇具儒将风范。与隋季名将多横暴滥杀者迥异；此与受教于河汾，有绝大关系。王绩所谓：“又知房、李诸贤，肆力廊庙。吾家魏学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礼乐。”(229)正是指此诸贤。“吾家魏学士”，当是魏征在王门时雅号。
魏征为钜鹿曲城人，年长王通四岁“少孤，落魄，有大志，通贯书术。隋乱，诡为道士”(230)。“薛收游于馆陶，适与魏征归。”告子曰：“征，颜、冉之器也。”征宿子之家，言《六经》，逾月不出。及去，谓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畴属布衣也。”(231)此处“逾月不出”者，是言其习《续六经》时，专志如此。至其“及去”，当尚有时日，《中说》载其与文中子问对十数条，皆非一时一处事，并随文中子观田言志（见《中说·天地篇》杜淹、董常与俱）。王福畤有《录唐太宗与房魏论礼乐事》一文，记其叔父王凝述访魏征时所闻：
贞观中，魏文公有疾，仲父太原府君问候焉，留宿宴语，中夜而叹。太原府君曰：“何叹也？”魏公曰：“大业之际，征也尝与诸贤侍文中子，谓征及房、杜等曰：‘先辈虽聪明特达，然非董、薛、程、仇之比，虽逢明王必愧礼乐。’征于时有不平之色，文中子笑曰：‘久久临事，当自知之。’及贞观之始，诸贤皆亡，而征也、房、李、温、杜获攀龙鳞，朝廷大议未尝不参预焉。上临轩谓群臣曰：‘朕自处蕃邸，及当宸极，卿等每进谏正色，咸云：嘉言良策，患人主不行，若行之，则三皇不足四，五帝不足六。朕诚虚薄，然独断亦审矣。虽德非徇齐，明谢濬哲，至于闻义则服，庶几乎古人矣。诸公若有长久之策，一一陈之，无有所隐。’房、杜等奉诏舞蹈，赞扬帝德。上曰：‘止。’引群公内宴。酒方行，上曰：‘设法施化，贵在经久。秦、汉已下，不足袭也。三代损益，何者为当？卿等悉心以对，不患不行。’是时群公无敢对者，征在下坐，为房、杜所目，因越席而对曰：‘夏、殷之礼既不可详，忠敬之化，空闻其说。孔子曰：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周礼》，公旦所裁，《诗》《书》，仲尼所述，虽纲纪颓缺，而节制具焉。荀、孟陈之于前，董、贾伸之于后，遗谈余义，可举而行。若陛下重张皇坟，更造帝典，则非驽劣所能议及也。若择前代宪章，发明王道，则臣请以《周典》唯所施行。’上大悦。翌日，又召房、杜及征俱入，上曰：‘朕昨夜读《周礼》，真圣作也。首篇云：“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人（民）极。”诚哉深乎！’良久谓征曰：‘朕思之，不井田、不封建、不肉刑而欲行周公之道，不可得也。大《易》之义，随时顺人。周任有言：陈力就列。若能一一行之，诚朕所愿，如或不及，强希大道，画虎不成，为将来所笑，公等可尽虑之。’因诏宿中书省，会议数日，卒不能定，而征寻请退。上虽不复扬言，而闲宴之次谓征曰：‘礼坏乐崩，朕甚悯之。昔汉章帝眷眷于张纯，今朕急急于卿等，有志不就，古人攸悲。’征跪奏曰：‘非陛下不能行。盖臣等无素业尔，何愧如之？然汉文以清静富邦家，孝宣以章程练名实，光武责成委吏，功臣获全，肃宗重学尊师，儒风大举，陛下明德独茂，兼而有焉，虽未冠三代，亦千载一时。惟陛下虽休勿休，则礼乐度数，徐思其宜，教化之行，何虑晚也？’上曰：‘时难得而易失，朕所以遑遑也。卿退，无有后言。’征与房、杜等并惭栗，再拜而出。房谓征曰：‘玄龄与公竭力辅国，然言及礼乐，则非命世大才，不足以望陛下清光矣。’昔文中子不以《礼》《乐》赐予，良有以也。向使董、薛在，适不至此。噫！有元首无股肱，不无可叹也。”(232)
福畤所记，虽乏佐证，然亦难于否定其真实性。若谓王氏攀附公卿，此处何得借玄龄之口，自我贬损？《中说》载王通评价诸门人曰“玄龄志而密”（阮逸注曰：“志精而用密”）。(233)又载其曾向王通问礼乐，王通答曰：“王道盛则礼乐从而兴焉，非尔所及也。”(234)王通认为制礼作乐是一门极高深精微的学问，非止礼仪钟鼓之类的形式。所以非一般才德之士所能为。朱熹尝论及房、杜：弟子问曰“‘若房杜辈，观其书，则固尝往來於王氏之门。其后来相业，还亦有得於王氏道否？’曰：‘房杜如何敢望文中子之万一！其规模事业，无文中子仿彿。某尝说，房、杜只是个村宰相。文中子不干事，他那制度规模，诚有非后人之所及者’”(235)。“村宰相”是极而言之，史称如晦与薛收俱以文才见长，薛收卒后，列为“十八学士”之首。然其与玄龄等质实少礼文可能也是事实。（今按：观《语类》弟子问，房杜文集至南宋犹存，故可“观其书”，而证其“固尝往來於王氏之门”也。固者，殆无可疑之言也。）然而，董、薛早殁，历史的重任落在房魏诸人肩上。嗣后，房、魏奉诏在《隋礼》基础上撰修成《贞观礼》，于传统“五礼”，各有损益，又特加《国恤》部分。迈出儒家制度思想在大唐全面落实的第一步。《新唐书》又载：魏征“尝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数年而成。帝美其书，录寘内府”(236)。认为“《小戴礼》综汇不伦”，正是文中子的观点。《新唐书·礼乐志四》引“《文中子》曰：‘封禅，非古也，其秦、汉之侈心乎？’盖其旷世不常行，而于礼无所本，故自汉以来，儒生学官论议不同，而至于不能决，则出于时君率意而行之尔”(237)。唐太宗既平突厥，而年谷屡丰，“公卿大臣并请封禅，唯征以为不可”(238)。并以国力尚未尽苏，东巡惊扰四方为理由。魏征虽未能尽传王通的礼乐思想，然观其所著所论，实亦无愧于师门矣。
温大雅（字彦弘）、大有（字彦将）、彦博（字大临）兄弟三人，初皆仕隋，“以父忧去职。后以天下方乱，不求仕进”。当于此时相与师事王通。彦博传谓：“其父友薛道衡、李纲常见彦博兄弟三人，咸叹异曰：‘皆卿相才也。’”其来河汾，亦与薛收为世交有关。温氏三兄弟相继成为唐朝开国元勋。李渊太原起兵时，温氏弟兄就直接参与密议活动，为李渊出谋划策。李渊曾对大雅说过：“吾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239)
陈叔达为隋绛州郡守时，师事王通，与王绩过从甚密。“义师至绛郡，叔达以郡归款，授丞相府主簿”，“与记室温大雅同掌机密，军书、赦令及禅代文诰，多叔达所为”。
窦威，曾任蜀王秀记室，结识时任书佐的王通，大业四年“坐事免”官，当于此时赴河汾从师。王通于窦威相知颇深，曾评其为“乱世羞富贵，窦威能之”与贾琼、姚义并受《礼》王门，《中说》载：“窦威好议礼。”子曰：“威也贤乎哉？我则不敢。”(240)李渊入关后，被任命为大丞相府司录参军。“时军旅草创，五礼旷坠，威既博物，多识旧仪，朝章国典，皆其所定。”(241)
房玄龄、杜如晦和薛收，当时都投在秦王李世民府下。每次战争之后“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唐太宗征战时参谋军机以及草檄露布等，多出自薛收之手。太宗尝曰：“薛收若在，朕当以尚书令处之。”
《中说》言及的王通门人，在隋末唐初身为军政重臣者，即有二十一位。如此多的名臣尽出一门，可以说在儒学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后之学者，信者有之，疑者亦有之。如：刘禹锡说：“游其门皆天下之俊杰”，“当时伟人，咸出其门。”(242)陆龟蒙《送豆庐处士谒宋丞相序》：“文中子生于隋代，（略）门徒弟子，有若巨鹿魏公、清河房公、京兆杜公、代郡李公，咸北面称师，受王佐之道。”(243)司空图亦信“隋大业间，房公、李公、魏公，皆师文中子”。(244)徐铉也说：“门人弟子如房、魏、李、杜辈，皆遭遇真主，佐佑大化。”(245)皮日休《文中子碑》至比之孟子：“孟子之门人，有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焉；先生则有薛收、李靖、魏征、李绩、杜如晦、房玄龄。孟子之门人郁郁于乱世，先生之门人赫赫于盛时。”(246)北宋石介也说：“昔孔子居于洙泗之间，七十子与三千之徒就之，而不肯去也。孟轲则有公孙丑、万章之徒，扬雄则有侯芭之徒，文中子则有程元、薛收、房、魏之徒，韩吏部则有皇甫湜、孟郊、张籍、李翱之徒，随之而师，皆能受其师之道，传无穷已。”(247)阮逸《中说序》：“唐太宗贞观初，精修治具，文经武略，髙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陈辈，叠为将相，实永三百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248)阮逸的这一基本判断是正确的。
说王通为唐兴培养储备人才是符合事实的，因为只有勇于敢为谈王论霸的非常人才，方能在危机存亡之际，建立丰功伟烈的历史功绩。而拘于经义的儒生只能作些辅佐襄赞之举。在隋唐易代之际，我们看薛收在唐军面临窦建德和王世充两面夹击的危急情势下，所做出的知己知彼切中敌方要害的冷静分析和精到对策，真是胆略与智慧的完美结合。太宗排斥众议卒用其策取得那一场对于平定中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决不是徒然讲说群经大义撰写优美书翰的儒生所能为。
前人有以文中子门人之中，竟有如此之多的卿相人才，因而致疑，是没有道理的。《中说》以及《文中子世家》、《王绩文集》中所提及的王通门人，如薛收、王珪、杜如晦、李靖、房玄龄、魏征等，大都是北方才俊，最初的弟子又多为亲故世交。有其郡望地缘又有其名望人缘的关系。这些后来位至卿相的门人，出生地和后来任职及游历的地方，大都在河汾龙门方圆千里的范围之内，至多不过旬日的路程。何况龙门关是西去长安，东赴太原乃至冀辽的水陆要冲。无论进京考选，还是出使燕云，都要路出龙门。自然容易闻知王通在此附近“白牛溪”讲学，顺路拜访请益者，想必所在多有。因之而为王通的渊深博雅所折服，投拜门墙，留学纳质而为弟子者，想亦不在少数。王绩所谓“此溪門人常以百數”，“門人弟子相趨成市”者，信非虚语。加之王通讲学的特点，是于经疏传注之外，别辟蹊径，阐述群经大义，考论儒道大原，评鉴历代得失，指陈治乱之由。凡此种种，即使很多原来即是饱学之士，年辈长于王通者，对于这种新经学也是闻所未闻；对于当时出于积薪之上内外的情势也不能不深感忧患。三百年国家丧乱生民涂炭的教训，即将瞬间熄灭的南北统一文化振兴的希望，来此的目的，就是要学习这种经世致用的学问，解决自己对于经邦治国之道的困惑。正是基于如此社会需要、机缘巧合，河汾之学，于是乎应运而兴。王凝曾说：“文中子之教兴，其当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其事以苍生为心乎！”就是就河汾学派所处的社会历史情势及其与之相适应学术特点而言的。
“河汾门下”群贤，既得际会风云，于是尽展才学，辅佐唐高祖、唐太宗平定天下，又辅佐太宗训致太平，造就了整个封建社会少有的盛世“贞观之治”。太宗尝曰：“贞观以前，从我定天下，间关草昧，玄龄功也。贞观之后，纳忠谏，正朕违，为国家长利，征而已。虽古名臣，亦何以加！”(249)房魏两位只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而已。
由此，我们可以下一结论说：当隋之末，在河汾龙门王通的周围聚集了大批为了拯世救溺，寻求治平之道的有为才俊，研讨天人之道，治平之术，谈王论霸，惟以苍生为念。在隋唐易代之际，从李渊起兵，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至“贞观之治”这段历史过程中，王通的门人弟子纷纷脱颖而出。因为同门相知的关系，应援汲引，逐渐聚集到一起。为易代革命和盛世奠基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人数之众、层次之高、作用之大，都为历史上所仅见。
四、河汾学派的学术特点
王通在龙门设教，独树一帜，一变经师章句传疏的讲学之风，而以追寻社会治乱人生存在的终极大道为鹄的。王氏家学的最大特色，就在于植根于儒家经典，阐发道统要义而紧扣经世致用这一主题。内圣而及于心性之论，外王则务为“王佐之学”。远祖幽茫，暂置勿论，只自其六世祖王隆以至王通可说已是“奋六世之余烈”，宏文钜制，历言“化俗推移之理”，“聖賢製述之意”，“帝王之道”，“王霸之業”，以及“三才之去就”之理，“六代之得失”之论。无一不是傥言伟论，而毫无一丝章句之学经生习气。使我们看到汉魏以来的儒学，除南北经学的差异之外，复不同于玄谈清流的，另一派经纶世用的滔滔激湍。此为王通学术的先绪，亦是河汾学派的源头。
薛道衡曾评王通及其家学的特点曰：“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至王通而“钟美于是也，是人必能叙彝伦矣”。“经济之道”是经邦济世的实学，王通既尽传其家学，并以之教授群贤，所以能够为重新整顿社会人伦秩序发挥巨大作用。
学究天人，标举王道
《中说》是我们今天能看到的，反映王通思想特点的主要资料。弟子们在编述其书时首列“王道”与“天地”。可见标举王道，学究天人，是王通河汾之学主要特点。
王通倡明天道，目的在于寻找人道亦即人间正道的根源。他认为，天是自然之天，但又不仅是自然无为之天，天行的规律，法则，又恰恰是人为的规律与法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禀也”。“天人备矣”。这与原始儒家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是一致的。地道、人道不仅禀之于天，而且受天之统领：“天者，统元气焉，非止荡荡苍苍之谓也。”元气当然是天地间的正气，而天即是这一天地人间正气的最高统领。天之所以能够“天行有常”，正是其元气充盈的缘故。而人道能否正常运行，也应视人间正气是否充沛。“天不为人怨恣而辍其寒暑，君子不为人之丑恶而辍其正直”。人间世务的道理，皆可“稽之于天，合之于人，谓其有定于此而应于彼”。所以人生天地之间，就必须遵行天地之间的规律和法则：“天地之间，吾得逃乎？”故进而说：“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故君子备之。”所以要“仰以观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极，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与万物息矣。”(250)君子必须谙习和遵循天道的目的，是为“为民立极”，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服务的。“稽之于天，合之于人”，所谓学究天人，是王通亦即河汾学统的基石和首要特色。
天人之际，人道应该效法天道，而人道之中，王道又是起主导作用的首要价值。所以王通首先标举王道。
天人之际，最理想的状态是天人合德，而天人合德最重要表现是王道。而王道能否推行，是道与势的统一，是德行与权位的结合。亦即所谓的圣人得位，圣人得居上位，才能推行仁政于天下，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历史的经验如：“唐、虞之际，斯为盛。大禹、皋陶，所以顺天休命也。”“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应天顺命安国济民乎！”而当前的现实是：“天下无赏罚三百载矣。”天下无赏罚，即是“仁义不施”结果，同时也是道势、德位分裂的结果。所以王通感慨地说：“今乃知天下之治，圣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乱圣人斯在下矣。”(251)
当王通认识到隋朝的最高统治集团不肯重用自己，“王道”理想终难实行时，曾感慨地说：“王道从何而兴乎？吾所以忧也。”“王道”亦即王通所推崇的周孔之道。王通认为“周孔之道，顺之则吉，逆之则凶。”“天地生我不能鞠我，父母鞠我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之道也。”(252)
王通在“河汾设教”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在这里培养一批究明天人之学，推崇“王道”的济世之才。他曾说：“不有言者谁明道乎？”(253)这种“道须人明，不言何明”的自我担当和淑世育人精神，也颇可说明他的哲学倾向与教育观。
经世济民，学以致用
“河汾设教”为的是培养儒家济世之才。王通在教学上把学和用结合起来鼓励弟子积极参与政治，以经世济民。汉语“经济”一词，最早就出现在《中说》一书中。内史薛道衡尝对越公杨素介绍王通曰：“乡人也。是其家传七世矣，皆有经济之道。”又通子王福畤撰《录关子明事》有：“关朗字子明，河东解人也。有经济大器。”(254)经济即是经邦济世、经国济民的意思。薛道衡认为王通家族世系皆有经邦济世之道。而王氏评价关朗是经国济民的大器。关朗易学亦是王氏家学或河汾学派的来源之一，皆以经世济民著称。王通论古代召令曰：“诏其见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天下应，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达，则天明命，其孰能诏天下乎？”(255)王通主张学以致用，如说：“仲尼之述，广大悉备，历千载而不用，悲夫！”仇璋进曰：“然夫子今何勤勤于述也？”子曰：“先师之职也，不敢废。焉知后之不能用也？是藨是蒨，则有丰年。”(256)弟子贾琼将要辅佐楚公，临别问以“事人之道”。文中子曰：“远而无介，就而无谄，泛乎利而讽之，无斗其捷。”贾琼听后表示要“终身诵之”王通勉励他应该：“终身行之”(257)。他认为出仕的目的就是要经世济民，亦即“养民”，他说“古之从仕者养人，今之从仕者养己”。“古之为政者先德而后刑，今之为政者任刑而弃德。”“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难矣乎！”(258)。同时对时下政风痛下一针砭。
陈叔达为绛郡守，下捕贼之令。曰：“无急也，请自新者原之，以观其后。”子闻之曰：“陈守可与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穷？导之以德，悬之以信，且观其后，不亦善乎？”王通不仅多次抨击当时朝政的衰败，同时也不断表彰门弟子“宁天下”、“厚苍生”(259)，学以致用经世济民的思想与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