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初唐儒学与反佛思想第一节 唐初（唐高祖、太宗两朝）对儒家正统地位的确认
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公元566—635年），字叔德，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出身于汉名将李广，西凉王李暠，西魏、北周以来的官宦贵族世家。祖父李虎系北周开国功臣，八柱国大将军之一，卒后追封唐国公；父李昺为北安州（湖北安陆）总管，柱国大将军。李渊七岁时袭爵唐国公。李渊又为隋文帝独孤皇后外甥，备受恩宠，先后任州刺史、郡太守、中央卫尉少卿。
隋炀帝大业十二年（617年）任军事重镇太原留守。时属炀帝奢侈、腐化、大兴土木，对内实行暴政，对外不断发动战争，使得国困民穷，士庶离心，终于引发全国范围大规模农民起义。李渊父子趁机起兵反隋。大业十三年（617）末攻入长安，立代王杨侑为帝，改元义宁。次年（618年）杨侑逊位，李渊即皇帝位，国号为唐，建元武德。进而消灭了各地割据势力，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比汉王朝还要强盛的大唐帝国。武德九年（626）玄武门之变后，他禅位太子李世民，自为太上皇。贞观九年（635）病逝，终年71岁。卒后议谥曰大武皇帝，庙号高祖。又称武皇。
一、李渊的谋略与政风
关于唐高祖为人，据《旧唐书·高祖本纪》载，渊为人“倜傥豁达，任性真率，宽仁容众，无贵贱咸得其欢心”(1)。是位一向颇得人望的人物。王通的弟子温大雅及两弟早在李渊幕府，随侍左右，参议所有的政治活动与谋划，以致李渊取得政权后曰：“我起义晋阳，为卿一门耳。”(2)其所撰《大唐创业起居注》所记李渊的为人及其政治军事行动则更为翔实可信。《起居注》曰：“帝性简质，大度豁如，前代自矜远嫌之事，皆以恕实行之，不为欺绐，自然反经合义，妙尽机权，类皆如此。”(3)而且“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接待人伦，不限贵贱，一面相遇，十数年不忘。山川冲要，一览便忆。远近承风，咸思托附。”(4)不仅天资仁厚，动合经权，而且胸怀远略，足智多谋。史臣于两《唐书》李渊起兵太原及攻取关中平定天下事迹与谋略，多所删略，以突出太宗世民的功绩，以致高祖李渊的功业多被隐没，后世史籍亦皆从其说。卒赖《大唐创业起居注》之存，方使后世得窥其实。
牛致功先生著《李渊建唐史略》，(5)始对李渊的历史活动作了较中肯的评价。阐明太原起兵之前，李渊虽得隋炀帝信任，而实受猜忌。因当时有“李氏当兴”谶谣，乃于朝中诛戮“诸李殆尽”(6)。又由于“高祖历试中外，素树恩德，及是结纳豪杰，众多款附”(7)。谶谣和声望都成为致命的危机，李渊的地位乃至性命皆已岌岌可危，于是为自全计，而有相机起事之念。曾多次分别与左右亲疏二三近臣密议谋划，而臣僚之间彼此并未公开，所以互相并不知情，一切由高祖李渊居中全盘掌控，待时而动。当群雄竞起亡隋之际，“高祖犹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秦）王勇于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静镇之也”。表面仍然忠于隋室，而时时处处假借各种名义为将来起事，做着充分的准备。然而“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李渊起事的蛛丝马迹还是被其下属马邑郡丞李靖察觉，于是靖乃潜赴长安“上变”（下属告发上司或主人谋反谓之“上变”）。因兵乱阻于途而未能成功。李渊入长安获李靖，将斩之，幸赖世民救护得免。其后李渊亦用之不疑。平定江陵萧铣时，靖为宗室李孝恭副帅，“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军之任，一以委靖”(8)。卒为唐室建立不世之丰功伟烈。时太宗世民少年英特，颇有乃父之风，亦早有反隋之意，倾心接纳儒士招揽英雄，暗中潜为准备。一旦向其父披露心迹，遂得以参预其事。加之随侍李渊身边，成为李渊依重的主谋之一。当时海内最主要的几支强敌也多仗李世民率军削平，其年虽未弱冠，已表现出一代领袖的素质与风范。所以后来高祖李渊曾对秦王李世民说：“首建大谋，削平海内，皆汝之功。”(9)至如《资治通鉴》所载：“上之起兵晋阳也，皆秦王世民之谋。”又说：“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10)否定李渊制订战略、指纵全局，平定天下，奠基唐政的功业，则有武断失考之过。
李渊创业之始，由于战略部署得当，战局指纵得法，信用将帅除个别如齐王李元吉等一二人外，尽皆称职。加之人心所向，所以能够在短期内削平群雄，统一天下。然其安天下之智谋亦甚可观，察其之待李密也，先推之以为盟主以安其心，使之牵制隋军及山东群雄；及密兵败来投，置之闲冗之位，“非扬之，又非抑之”，在于可退可进之间，以观其是否有诚意。及其无恒之心显露而后除之。所以史家多有评其善于玩弄阴谋权数者，而王夫之以为不然。其评高祖而有论“权”之语曰：“制天下有权，权者，轻重适如其分之准也，非诡重为轻、诡轻为重，以欺世而行其私者也。重也，而予之以重，适如其数；轻也，而予之以轻，适如其数；持其平而不忧其忒，权之所审，物莫能越也。”(11)所以高祖之对待降俘，或杀或留，权衡利弊，皆以天下之安为重，不可徒以仁义道德绳之。
高祖在位期间，除偶尔“政刑纰缪”，听信谗言，误杀功臣刘文静之外，其余所为尚无失德秽政，仍不失其为一代雄才伟略大有作为的明君。虽然太宗世民在责斥裴寂时说：“武德之政，间或弛紊，职公为之。”(12)实际上也委婉地透露了太宗对其父为政之失的批评。而且太宗也曾明确肯定高祖开国立基的功业，史载：“贞观八年三月甲戌，高祖宴西突厥使者于两仪殿，顾谓长孙无忌曰：‘当今蛮夷率服，古未尝有。’”又“置酒于未央宫，三品已上咸侍。高祖命突厥颉利可汗起舞，又遣南越酋长冯智戴咏诗，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太宗上寿曰：“‘今上天垂祐，时和岁阜，被发左衽，并为臣妾。此岂臣智力，皆由上禀圣算’。高祖大悦，极夜方罢。”(13)因此没有理由否定高祖李渊为大唐开国立基，在政治、经济、刑法、外交、礼乐、教育、乃至文化等制度及政策诸方面，所确定的改革方向及具体立法所立下的不朽功绩。
李渊在攻取长安的过程中，高张王者之师，吊民伐罪的旗帜，所至“示宣行惠，知绥抚以德。使远者知有征无战。”为减少敌我双方将士的伤亡，对主张用武力强行攻城的将士说：“有征无战，是谓义师”(14)，杀人得城，如何可用。“王者之师，有征无战”的战争观，既符合救民水火，代天伐罪的儒家思想，又是兵家军事战略的最高境界。最早是由诸葛亮提出。诸葛亮在《为后帝伐魏诏》中说：“夫王者之兵，有征无战；尊而且义，莫敢抗也。故鸣条之役，军不血刃；牧野之师，商人倒戈。”(15)在整个平定天下的过程中，李唐的将帅严格执行李渊的这一军事策略，皆能取得事半功倍，所至克捷的良好效果。在军旅之中，李渊能够身同士卒，櫛风沐雨，辛苦备尝，亲阅军务，宽以驭众。尝谓建成、世民曰：
启基创业，未有无功而得帝王者也。吾生自公宫，长于贵戚，牧州典郡，少年所为，晏乐从容，欢娱事极。饥寒贱役，见而未经，险阻艰难，闻而不冒。在兹行阅，并欲备尝。如弗躬亲，恐违天旨。尔等从吾，勿欲懈怠。今欲不言而治，故无所尤，庶愚者悦我宽容。智者惭而改过。(16)
李渊称帝后，仍能时刻以隋之暴政倾覆为鉴，深知民心向背决定国之兴亡。因此，而在逐鹿中原，驰骋江南，安辑西南，讨平西北乃至平息边患等众多战役中，所下但诛首恶，余皆不问；而首重安抚民心，推行仁政。凡经征战残破之地，皆予给复曲赦，减免徭役赋税。并多次颁行大赦，虑囚减刑，严禁苛法暴政。武德二年，即颁定租、庸、调法，推行与民休养生息之方略，轻徭薄税，诏禁屠杀耕牛，又置社仓，以防止囤积米粟，平抑粮价；多方招徕流亡，课劝农桑，以发展经济。使一个在隋末暴政导致“士卒填沟壑，骸骨蔽原野。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17)的残破中原，迅速恢复生产，百业肇兴。李渊又随时以炀帝穷奢极欲为诫，奉行节俭政治，废除行宫，放还宫女，厉禁臣僚贡奉异兽奇禽。为笼络士人，为隋室蒙冤屈死之功臣良将平反昭雪，追复官爵，以安抚其子孙；令州县官府收葬因战乱、饥馑毙于道路荒野的尸骨。表现了其为一代天下君主以恻隐之心，厚德临民的风范。
史书记载李渊之用人，亦能倾诚招纳贤才良将，对各地款附之隋朝官员、义军首领，皆能用之不疑；奖掖军功不限身份。勋司按照前代旧律，于徒隶之有功者授赏致疑，李渊于是下《教》令（李渊称帝前自定宣旨称“教”）曰：“义兵取人，山藏海纳，逮乎徒隶，亦无弃者。及著功绩，所司致疑，览其所请，可为太息。岂有矢石之间，不辨贵贱，庸勋之次，便有等差？以此论功，将何以劝。黥而为王，亦何妨也。赏宜从重，吾其与之。”(18)完全废除了魏晋以来部曲徒隶等级身份限制。有人以授官过高为谏，高祖曰：“不吝爵赏，汉室以兴；比屋可封，唐之盛德。吾方稽古，敢不遵行。天下之利，义无独饷。率土皆贵于我，岂不益尊后乎？皇隋败坏，各归于此，在难即许授大夫，免祸则惟加小尉。所以士无斗志，将有堕心。版荡分崩，至于今日。覆车明鉴，谁敢效尤。”正是因为具有如此这种法古鉴今的意识和与人共享的胸怀，所以能赢得天下归心，将士效命，迅速攻取长安，统一寰宇。登基以后，则一方面诏令整修武备，一方面诏令诸州总管刺史荐举贤良。其《诏令》曰：
择善任能，救民之要术；推贤进士，奉上之良规。自古哲王，弘风阐教，设官分职，惟才是与。然而岩穴幽居，草莱僻陋，被褐怀珠，无因自达。实资选众之举，固藉左右之容，义自搜扬，理宜精擢。是以贡士有道，爰致加锡之隆，无益於时，必贻贬黜之咎。末叶浇伪，名实相乖，取非其人，滥居班秩，流品所以未穆，庶职於是隳废。朕膺图驭宇，宁济兆民，思得贤能，用清治本。招选之道，宜革前弊；惩劝之方，式加常典。苟有才艺，所贵适时，洁己登朝，无嫌自进。宜令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总管、刺史各举一人。其有志行可录，才用未申，亦听自举，具陈艺能，当加显擢，授以不次，赏罚之科，并依别格。所司颁下，详加搜别，务在奖纳，称朕意焉。(19)
李渊一向颇为亲近儒士，登基以后更能委儒臣以重任，并虚心采纳其励精图治，振兴文教的建议。一方面搜集散佚的经籍群书，删定礼仪，兴复学校，制订律令；一方面注意总结前代历史经验，撰修历代史书。据《唐会要·经籍》载：“武德五年，秘书监令狐德棻奏：今乘丧乱之余，经籍亡逸，请购募遗书，重加钱帛，增置楷书，专令缮写。数年间，群书毕备。至贞观二年，秘書监魏征，以丧乱之后，典章纷杂，奏引學者，校定四部書。數年之間，祕府粲然毕备。”(20)同年又采纳令狐德棻的建议，乃正式颁布修史诏令：
司典序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伏羲以降，周、秦斯及，两汉传绪，三国受命，迄于晋、宋，载籍备焉。自有魏南徙，乘机抚运，周、隋禅代，历世相仍。梁氏称邦，跨据淮海；齐迁龟鼎，陈建皇宗，莫不自命正朔，绵历岁祀，各殊徽号，删定礼仪。至于发迹开基，受终告代，嘉谋善政，名臣奇士，立言著绩，无乏于时。然而简牍未编，纪传咸阙，炎凉已积，谣俗迁讹。余烈遗风，倏焉将坠。朕握图驭宇，长世字人，方立典谟，永垂宪则。顾彼湮落，用深轸悼，有怀撰次，实资良直。
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21)
唐高祖在这篇《命萧瑀等修六代史诏》文中，明确提出修史目的是“考论得失，究尽变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来。”重视并撰述历史，本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主张和表现，因而历代皆有史书的撰修，然自汉晋以后，几乎没有官方正式颁定的史书，多为私家撰著，缺乏考订，且没有如唐高祖那样符合儒家思想的修史观，故不为士人所许。
自唐高祖始诏令重修晋代及宋、齐、梁、陈、隋及北魏各朝历史。其事虽绵历数载，不就而罢，最终由太宗成立专门史馆，方始完成。其事足以说明编定史书之难，以及唐初两帝对历史经验的重视。
李渊处理军机国政，亦能广开言路，勇于纳谏，集思广益，择善是从。进军霍邑时，谍报刘武周联合突厥袭击太原，乃下令回师。经次子世民分析班师将会造成敌军前后夹击，军心离散的危险形势。于是毅然收回成命。此类采纳群下建议，改图良策的事例甚多。曾下《令陈直言诏》，文曰：
前政多僻，人不聊生。怨讟如雠，尝无控告。黎民易子而食，郡县犹有余粮。遂使聚敛无厌，穷兵不已，忠良屏迹，邪伪当涂，庆妖怪为祯祥，称希旨为奉法。至於亡灭，上莫之知。静言其事，可为太息者也。朕恭膺宝历，救斯兆庶，思革前弊，念兹在兹。起军以来，於今期月，军书羽檄，日有百数，一言一事，皆亲览焉。未明求衣，中夜不寐，恐一物之失所，虑一理之有屈。但四方州镇，习俗未惩，表疏因循，尚多迂诞。申请盗贼，不肯至言，论民疾苦，每亏实录，妄引哲王，深相佞媚，假托符瑞，极笔阿谀，乱语细书，动盈数纸。非直乖於体用，固亦失於事情。千里伫於一言，万机凑於一日，表奏如是，稽疑处断。不知此者，谓我何哉？宜颁告远近，知朕至意。(22)
深切地诫斥了当时犹承前朝表疏虚滥，曲意奉迎，因循迂诞的政风与文风。按此诏旨，亦可视为有唐一代倡导质实文风之始。为了让群臣有所效法，还专门下达《颁示孙伏伽谏书诏》。孙伏伽原本隋朝地方小官吏，武德初年，针对亡隋的教训，孙伏伽向唐高祖李渊进谏三事：其一曰：“天子有争臣，虽无道不失天下”。认为隋朝灭亡的原因是“不闻其过”，因此劝告皇帝虚怀纳谏，“开不讳之路”，选贤任能，励精图治。其二曰：“百戏散乐，本非正声”。隋炀帝贪图享乐，淫风四起，实为王朝灭亡的征象。劝告武皇不要沉迷于声色犬马，要用雅正之声，引导社会风气。其三引《书》云：“与治同道罔弗兴，与乱同事罔弗亡”。前朝灭亡的原因多由帝王近臣误导所致。因此，劝告皇帝慎选皇太子及诸王师傅僚佐，防止奸佞浸润误国。孙伏伽指陈利弊，无所隐忌，至诚慷慨，使唐高祖深受感动。于是下诏将谏疏一并颁示群臣，以使臣僚知所向风。文曰：
秦以不闻其过而亡，典籍岂无先诫？臣仆谄谀，故弗之觉也。汉高祖反正，从谏如流。洎乎文、景继业，宣、元承绪，不由斯道，孰隆景祚？周、隋之季，忠臣结舌，一言丧邦，谅足深诫。永言于此，常深叹息。朕每惟寡薄，恭膺宝命，虽不能性与天道，庶思勉力，常冀弼谐，以匡不逮。而群公卿士，罕进直言，将申虚受之怀，物所未谕。万年县法曹孙伏伽，至诚慷慨，词义恳切，指陈得失，无所回避。非有不次之举，曷贻利行之益！伏伽既怀谅直，宜处宪司，可治书侍御史。仍颁示远近，知朕意焉。(23)
给予丰厚赏赐与不次拔擢。于时军国多事，赋敛繁重，伏伽屡奏请改革，高祖都给予采纳。在唐朝平定天下的过程中，唐高祖曾多次颁布大赦令。但是不久后，高祖又要处罚义军将领。孙伏伽进谏说：“王者无戏言”，“去食存信，闻诸旧典”。往昔攻取天下时，可以随机应变，现在四方已定，应该制定法律与天下人共同遵守。“法者，陛下自作之，还须守之。”惟有诚信执法，天下百姓才肯信服而敬畏。“自为无信”，怎么可能使民信畏呢？
《旧唐书·孙伏伽传论》于伏伽与高祖之君臣际遇评价说：“伏伽上疏于高祖”，“从疏贱以干至尊，怀切直以明正理，可谓至难矣。既而并见抽奖，咸蒙顾遇。自非下情忠到，效匪躬之节，上听聪明，致如流之美，孰能至于此乎？《书》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斯之谓矣”(24)。赞美了伏伽忠直切谏与高祖从谏如流，足以比美于魏征与太宗君臣的盛德。
据《资治通鉴》载，“武德二年，上考第群臣，以李纲、孙伏伽为第一。因置酒高会，谓裴寂等曰：‘隋氏以主骄臣谄亡天下，朕即位以来，每虚心求谏，然唯李纲差尽忠款，孙伏伽可谓诚直。馀人犹踵敝风，俯眉而已，岂朕所望哉！朕视卿如爱子，卿当视朕如慈父。有怀必尽，勿自隐也。’因命舍君臣之敬，极欢而罢”。君臣关系如此宽松和谐，群臣自然会“有怀必尽”，极尽忠款于国事。与主骄臣谄的隋朝，真不啻云泥之别。
王夫之《读通鉴论》尝论隋唐之际天下之形势及高祖之功业云：
（群雄竞起亡隋，逐鹿中原），“环海无尺寸之宁土，于斯时也，白骨邱积于郊原，孤寡流离于林谷，天下之毒痛又不在独夫而在群盗矣”。“关东无尺寸之土为隋所有，于是高祖名正义顺，荡夷群雄，以拯百姓于凶危，而人得主以宁其妇子”。“故解杨广之虐政者，群盗也，而益之深热；救群盗之杀掠者，唐也，而予以宴安。惟唐俟之俟之，至于时至事起，而犹若不得已而应”，“人谓唐之有天下也，秦王之勇略志大而功成，不知高祖慎重之心，持之固，养之深，为能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有以折群雄之躁妄，绥民志于来苏，故能折笔以御枭尤，而系国于苞桑之固，非秦王之所可及也”。(25)
船山所谓“群盗”，也包括隋朝王世充之流的叛臣在内，然将农民义军称之为“群盗”，自是封建史家的偏见。起义军除瓦岗之外，大多并无政治远略，缺乏纪律约束，彼此之间又相互攻掠，为百姓造成危害，亦是事实。故曰除隋之虐政者，功在群雄，而平群雄之杀掠，卒安天下者，实为唐高祖。船山还认为唐之有天下，固然仰仗秦王勇略功高，然天下之定，亦赖高祖之慎重，“顺天之理、契人之情，放道以行”，相时而动。实为太宗所不及，建唐之功实不可没。
《新唐书·高祖本纪论赞》则对李渊作如下之评价：
唐在周、隋之际，世虽贵矣，然乌有所谓积功累仁之渐，而高祖之兴，亦何异因时而特起者欤？虽其有治有乱，或绝或微，然其有天下年几三百，可谓盛哉！岂非人厌隋乱而蒙德泽，继以太宗之治，制度纪纲之法，后世有以凭藉扶持，而能永其天命欤？(26)
隋、唐两朝类似秦、汉二代。秦、隋皆为结束数百年分裂混乱之强国，因暴政而速亡，汉、唐分别继之，并为史家羡美之强盛帝国。《旧唐书》曾以汉高祖刘邦比拟唐高祖李渊之功业，当为公允之论。
二、三教并存，独尊儒学
据史书记载，李渊善于总结历代兴亡经验，虽于戎马倥偬之际，亦能重视法制文教，并于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注重倡导儒学，《新唐书·选举志》谓：
自高祖初入长安，开大丞相府，下令置生员，自京师至于州县皆有数。既即位，又诏秘书外省别立小学，以教宗室子孙及功臣子弟。其后又诏诸州明经、秀才、俊士、进士明于理体为乡里称者，县考试，州长重覆，岁随方物入贡；吏民子弟学艺者，皆送于京学，为设考课之法。州、县、乡皆置学焉。及太宗即位，益崇儒术。乃于门下别置弘文馆，又增置书、律学，进士加读经、史一部。十三年，东宫置崇文馆。自天下初定，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虽七营飞骑，亦置生，遣博士为授经。四夷若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相继遣子弟入学，遂至八千余人。(27)
武德二年，唐室初建，百废待兴之际，高祖却急于在国学建周公、孔子庙堂。诏令曰：
盛德必祀，义存方策；达人命世，流庆后昆。建国君人，弘风阐教，崇贤彰善，莫尚于兹。爰始姬旦，匡翊周邦，创设礼经，大明典宪。启生人之耳目，穷法度之本源。化起《二南》，业隆八百；丰功茂德，冠于古今。
粤若宣父，天资睿哲，经纶齐鲁之内，揖让洙泗之间，综理遗文，弘宣旧制。四科之教，历代不刊；三千之徒风流无斁。惟兹二圣，道济群生，尊礼不修，孰明崇尚？朕君临区宇，兴化崇礼；永言先达，情深绍纲。宜令有司于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各一所。(28)
表达了其对周、孔的无尚景仰，和兴化崇礼的决心。急于诏令在国子学内建周孔二庙，其用意，即是要在百废待举之前，首先确定立国大政及制定各项政策的指导思想与原则。其此后执政的实践，以及太宗、高宗乃至玄宗，莫不是按照这一既定方针，修订、完善各项礼治法规，并依之治国理民的。
武德七年二月又颁布《令诸州举送明经诏》，文曰：
六经茂典，百王仰则；四学崇教，千载垂范。是以西胶东序，春诵夏弦，说《礼》敦《诗》，本仁祖义，建邦立极，咸必由之。隋季以来，丧乱滋甚，眷言篇籍，皆为煨烬。周孔之教，阙而不修，庠塾之仪，泯焉将坠。非所以阐扬徽烈，敦尚风范，训民调俗，垂裕后昆。
宜下四方诸州，有明一经已上未被升擢者，本属举送，具以名闻，有司试策，加阶叙用。其吏民子弟，有识性开敏，志希学艺，亦具名状，申送入京，量其差品，并即配学。明设考课，各使励精，琢玉成器，庶其非远。
夫安上治民，莫善於礼，出忠入孝，自家刑国，揖让俯仰，登降折旋，皆有节文，咸资端肃。释奠之礼，致敬先师，鼓箧之义，以明逊志，比多阙略，更宜详备。仲春释奠，朕将亲览。(29)
同年又下《赐学官胄子诏》曰：
自古为政，莫不以学，则仁、义、礼、智、信五者俱备，故能为利博深。朕今欲敦本息末，崇尚儒宗，开後生之耳目，行先王之典训。而三教虽异，善归一揆，沙门事佛，灵宇相望；朝贤宗儒，辟雍顿废，王公以下，宁得不惭。朕今亲自观览，仍征集四方胄子，冀日就月将，并得成业，礼让既行，风教渐改。使期门介士，比屋可封；横经庠序，皆遵雅俗。诸王公子弟，并皆率先，自相劝励。(30)
一方面阐明学习儒家经典及儒学的重要，一方面也指明“释、道三教虽异，善归一揆”，应予并举的必要；严厉批评了朝臣偏崇佛道的不良风气。开启有唐一代以儒学为主，三教并重的基本国策。为借鉴前朝兴亡史迹，下令儒臣《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首开唐初修史之风。为革除前朝苛政，废除严刑峻法的《隋律》，乃以宽简为宗旨，颁定新的“科律”，是为《武德律》；尊崇周孔之教，恢复京师国子、太学诸学，并于学内立周公孔子庙，亲临释奠。
台湾学者周春塘着《论唐初的崇儒思想》一文曰：“历来治唐史者，对唐代开国之初，兵革未息，便在三教之中，疏离释道，独崇儒术，颇觉意外。其理由不外：一、李唐自谓柱下之后，其推宗老氏，应属自然；国基初奠，并不尊老，反而尊孔。二、唐承南、北、隋朝之后，佛教鼎盛，李渊父子早年于佛教亦有濡染，而李世民且曾借僧院之力，平王世充之乱。(31)国基肇建，并不护法，反有灭法之迹象。三、太宗儒学的建立，其规模之大、耗资之巨，征引宿儒之众，前所未有，允非应景细事。”(32)汤用彤先生则曰：佛教“既有武德末年之摧折，复因贞观文治而受漠视”(33)。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曾上书请废佛，武德九年高祖曾下沙汰僧尼诏。据《旧唐书》与《广弘明集》所载：早在武德四年，太史令傅奕即上疏请除去释教。“高祖付群官详议”(34)，并提出自己对佛教的疑问：“弃父母之须发，去君臣之章服，利在何间之中？益在何情之外？”(35)武德九年（626）三月高祖曾有“今欲散除形象，废毁僧尼”之议，只是因为“辄尔为之，恐骇凡听”(36)。至四月始詔令《废浮屠老子法》，诏曰：
“释迦阐教，清净为先，远离尘垢，断除贪欲。”“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为剃度，托号出家，嗜欲无厌，营求不息。出入闾里，周旋阛阓，驱策田产，聚积货物。耕织为生，估贩成业，事同编户，迹等齐人。进违戒律之文，退无礼典之训。近代以来，多立寺舍，不求闲旷之境，唯趋喧杂之方。缮采崎岖，栋宇殊拓，错舛隐匿，诱纳奸邪。或有接延鄽邸，邻近屠酤，埃尘满室，膻腥盈道。徒长轻慢之心，有亏崇敬之义。且老氏垂化，实贵冲虚，养志无为，遗情物外。全真守一，是谓玄门，驱驰世务，尤乖宗旨。”“正本澄源，宜从沙汰。”(37)
认为僧侣和道士的行为违反释迦“清净为先，断除贪欲”和老氏“本实冲虚，养志无为”的宗旨。为了要使“玉石区分，熏莸有辨，长存妙道，永固福田”，诏令大事删刈佛寺和道观，“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留一所，余悉罢去”。但至六月又“复浮屠老子法”。说明在李渊心目中，并不崇信佛道，认为只不过是可以随着政治需要而随时予以置废的摆设。唐初有不少专为儒门而设的馆阁，如弘文、文学、崇文等，却没有老子和道家的名分。迟至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才出现了崇元馆，专习《道德经》、《庄子》、《文子》、《列子》等书。可见高祖惩于前隋之政教紊乱，对当时尊崇佛道教的风气已高度不满。
贞观二年（628）太宗对道教的评语，尤堪玩味：
太宗谓侍臣曰：“神仙事，本是虚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爱好，为方士所诈，遣童男童女数千人，随其入海求神仙。方士避秦苛虐，因留不归。始皇犹海侧踟蹰以待之，还至沙丘而死。汉武帝为求神仙，乃将女嫁道术之人。事既无验，便行诛戮。据此二事，神仙不烦妄求也。”(38)
又诏旨“禁奏祥瑞”，诏曰：“安危在乎人事，吉凶系于政术，若时主肆虐，嘉贶未能成其美；如治道休明，咎征不能致其恶。”(39)注重人事而反对道教虚罔不实的征祥符瑞之说。
太宗虽未灭佛法，却也沒有扶持佛教的意图。贞观初，曾敕遣御史杜正伦“檢校佛法，清肃非滥”。又敕“有私度者，处以极刑”，以及“私度不出者斬。其禁令之严，聞者咸畏”。贞观二十年（646）因萧瑀佞佛，而在《貶萧瑀手诏》中说：
至於佛教，非意所遵。虽有国之常经，固弊俗之虚术。何则？求其道者，未验福於将来；修其教者，翻受辜於既往。至若梁武穷心于释氏，简文锐意于沙门，倾帑藏以给僧祗，殚人力以供塔庙，及乎三淮沸浪，五岭腾烟，假馀息於熊蹯，引残魂於雀鷇，子孙覆亡而不暇，社稷俄顷而为墟，报施之征，何其缪也？而太子太保宋国公瑀，践覆车之馀轨。袭亡国之遗风。弃公就私，未明隐显之际；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修累叶之殃源，祈一躬之福本，上以违忤君主，下则扇习浮华。往前朕谓张亮云：“卿既事佛，何不出家？”瑀乃端然自应，请先入道。朕即许之，寻复不用。一回一惑，在於瞬息之间；自可自否，变於帷扆之所。乖栋梁之大体，岂具瞻之量乎？朕犹隐忍至今，瑀尚全无悛改。宜即去兹朝阙，出牧小藩。(40)
明确地阐明对于“佛教，非意所遵”，只是尊重世俗与维护政权的某种需要而已。因为萧瑀為梁武帝之後，故举梁武、簡文之例，以责瑀“践覆车之余轨，袭亡国之遗风”，“违忤君主，扇习浮华”。同时也揭露了其既欲斋戒祈福，又眷恋名利的贪婪心理。实已不足为群伦表率，不宜在朝当政，故将其贬出京师。这篇措辞尖銳的诏书，实际上也是对佞佛风气发出的讨伐檄文。
太宗的长孙皇后，亦知限制佛教为立国“大法”。一次病重，“太子欲请大赦，泛度道人，祓塞灾会。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支。若修福可延，吾不为恶；使善无效，我尚何求？且赦令，国大事，佛、老异方教耳，皆上所不为，岂宜以吾乱天下法！’”(41)惟劝太宗纳忠容谏，勿受谗言，减省游畋和工役。
但太宗毕竟是政治家，在信仰方面固然摈斥佛、道教，然而出于政治的需要以至于哀思的寄托，有时也还要借助于佛道两教。但皆于政治有关，而无涉于宗教信仰。如“贞观三年之设斋，忧五谷之不登也。为太武皇帝造龙田寺，为穆太后造弘福寺，申孺慕之怀也。为战亡人设斋行道，于战场置伽蓝”；“为阵亡将士造福也。至若曾下诏度僧，想因祈雨而酬德也”。(42)汤用彤先生的分析与论述是非常深刻而准确的。史载，世民早岁患目疾，高祖因而于治所草堂寺为造佛像并制祈疾文刻于石。太宗则于从俗祈雨，“设斋行道”以抚慰人心之外，还与高僧玄奘有着密切交往。然细揣其意，并未因此而崇信佛教。
贞观十一年，太宗颁布《老子宜在佛先敕》：“老子是朕祖宗，名位称号宜在佛先”。文告虽短，但已说明理由，限定范围（佛老之间；名号而已）。
贞观十五年五月，太宗躬幸弘福寺，为母亲太穆皇后祈愿。为了安抚佛教，重新颁布了佛道政策。太宗说：“以老君是朕先宗，尊祖重亲，有生之本。故令在前。”“彼道士者，止是师习先宗。故位在前。今李家据国，李老在前。若释家治化，则释门居上。”(43)这一次第的安排，并非一时冲动之言，而是基于对两教社会功用的认识而言之。为倡导孝道，“尊祖重亲”，故而道教在前；佛教在治理心灵，教化民风方面，优于道教，故曰：若论治化，则释门居上。由此也可证明，唐代的三教并行政策，实则是因为认识到三教在不同的领域，各有其不同的社会功用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玄奘于贞观十八年归国后请立译场，太宗并未同意。后来诏敕有司抄《佛遗教经》并玄奘新译经论，颁京官五品以上及诸州刺史人手一卷，固然是出于对玄奘本人的敬重和奖掖。晚年更亲制《圣教序》，听讲“瑜伽”大意，说明晚年的太宗，深受玄奘的影响，对佛教有裨于教化的作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且玄奘之唯识宗，主要以玄妙的学理及因明逻辑，令人折服，并无天堂地狱之恐吓与利诱，可以无关乎信仰。汤用彤先生亦认为“其兴趣似首在学问。”之所以“对奘师特加优礼，实由于爱才。故曾两次请法师归俗，共谋朝政。此则劝人弃缁还素，与梁武帝之舍道归佛者，自迥不相侔也。”(44)至于佛书每有太宗奉佛的故事与言论，则应分析对待，不可轻信。
一般的看法，皆云唐初对于儒释道，三教并重，而且唐初帝王即以附会老子之后，所以对待三教的态度，是以道教为上，佛教殿次。佛书载有高祖《先老后释诏》，其文曰：“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释教后兴，宜崇客礼。令老先次孔，末后释。”(45)据《唐会要》所记，武德七年高祖“幸国子学亲临释奠，引道士沙门与博士杂相驳难久之”(46)。此诏当是斯时临机口宣，并未形成文字，故史书不载。揣摩文义，三教先后，初以产生时间先后为定，所定范围则在礼数之间，先来为主为先，后至为客为后，此理之固然，并不涉及彼此之重要性如何也。自唐高祖于太学内建周公、孔子庙宇，则太学益为文教圣地，帝王亦须进而礼拜。至是又引道士沙门进入国学之内，与儒学博士相互辩难，讨论三家短长，是旷古没有的创举，亦是含有深长意味的事情。自晋宋以来，三教历有辩论，辩之于朝廷者有之，辩之于讲堂者亦有之，惟辩之于太学者，仅见于此。辩之于朝堂，则帝王为主，三教皆客；在太学则儒学为主，两教为客；且帝王既以儒治为标榜，引释道入国学辩论，儒臣一无异议，斯亦等于帝王与儒学共同对佛道二教之正式承认。所谓对佛道的裁抑，只是为了限制其对社会思想及经济的干扰而已。
高宗亦奉行尊儒而抑佛政策，曾于显庆二年下诏曰：
释典冲虚，有无兼谢。正觉凝寂，彼我俱忘。岂自遵崇，然后为法。圣人之心，主于慈孝。父子君臣之际，长幼仁义之序，与夫周孔之教，异辙同归。弃礼悖德，朕所不取。僧尼之徒，自云离俗，先自尊高。父母之亲，人伦以极，整容端坐，受其礼拜。自余尊属，莫不皆然。有伤教名，实斁彝典。自今已后，僧尼不得受父母及尊者礼拜。所司明为法制，即宜禁断。(47)
只是在武后当权时期，佛教方得以昌盛。及玄宗登基，尽复太宗之法度遗规，使“贞观之风，一朝复振”弘扬儒学，裁抑佛教，虽为老子建崇元观，亲自为《道德经》和《孝经》同时作注，但还是强调以孝治天下的道德伦理宗旨，敕令僧尼道士女冠必须礼拜父母，恢复以儒教为主，三教并举的基本国策，方始迎来大唐的盛世。若曰高祖所定三教次第即与重视程度相关，彼时何不为老子立祠设观，并依之以定国策也？是知其不过名义而已。譬犹李氏本是皇室，而所遵实乃孔教，并无碍于其在不同领域之至尊地位。
嗣后，唐历任皇帝，也曾为“僧道立位”。《唐会要·议释教下》有云：“（太宗）贞观十一年正月诏道士女冠宜在僧尼之前；至（高宗）上元元年，诏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须更为先后；（武后）天授二年，敕释教宜在道教之上，僧尼处道士之前；（睿宗）景云二年诏自今已后，僧尼道士女冠，并宜斋行并集。”(48)次第之争，仅限于佛道两教而言，再也没有涉及儒学。可见儒学的正统主导地位已经得到不容置疑的确认。
我并不否认初唐尤其从武后朝始，唐代的三教政策有所改变，仅就高祖太宗两朝而言，三教并重的说法是颇令人怀疑的。即使中唐以后，崇释佞佛的风气时时泛起，但儒教（儒学）为唐代治国根本的地位，也从未有过任何动摇。通过以上引证的资料，可以看出，高祖、太宗对于佛道两教皆不崇信，反而都给予深切的批评。只是出于政治的某种需要，以及对精勤苦行僧尼道侣的尊重，才给予容忍和优待。所谓的“三教并重”，只是在认识到佛道有裨于政教的基础上给予的重视，并非无偏无倚等量齐观的“并重”。
小题既曰“三教并存，独尊儒学”，本是沿袭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来，为免引起误会，在此略作辨析。所谓“罢黜”，是政治术语，意为不使之在朝廷政治中与儒术并进，非谓在学术文化中予以铲除也；所谓“独尊”也者，明谓尚有可存而不须并尊者在，此于汉世屡云“王霸并用”，亦可见其端倪。然其儒法并用，（而非并重，）仍不碍其实以儒学为主导也。因以其意用之于唐之三教云。
参考文献
贺润坤《论唐高祖的用人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