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魏晋南北朝跌进了颓衰谷底的儒学，至隋代几致复兴的希望，又随着文帝的佞佛和炀帝的虐政而瞬即破灭。至唐才又逐渐恢复发展起来，唐太宗对儒学的弘扬起到了关键作用。大兴文教，扩展教育领域，正式颁行科举制度，以经术与文才取士选官；诏令儒臣撰成《五经正义》，统一南北经疏，确立了儒学文化的主导地位；修订礼制与律令，开始了儒家思想在礼、法制度层面的落实。为唐代社会走向中国历史的全盛时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在位的贞观年间，虚怀纳谏，君臣共治，终于造成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明时盛世，史称“贞观之治”，被誉为由乱至治的典范而载入史册。唐人曾对唐太宗极尽赞誉之辞：“《易》曰：‘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今圣德所感，可谓深矣。窃惟太宗文武皇帝之政化，自旷古而来，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虽唐尧、虞舜、夏禹、殷汤，周之文、武，汉之文、景，皆所不逮也”(49)。唐太宗尊儒崇经，“朕今所好者，惟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以为如鸟有翼，如鱼依水，失之必死，不可暂无耳”(50)，因此，唐太宗的政治思想主要是儒家的“仁政”学说，其政治及礼乐教化思想正是渊源于儒家的政治及礼乐教化思想。
一、唐太宗与儒学
唐太宗在为秦王时，即认真总结前代的败亡教训，诚心接纳儒士能臣，招入幕府参谋军机与政务，如薛收与房玄龄等；即位之后，更是虚怀若谷，任贤纳谏，如李靖、魏征与王珪等。君臣共治，致力太平，终于训致贞观盛世，太宗因之也称为历史上少有的圣明君主。太宗在即位之初曾赋诗《帝京篇》十首以明志，其序曰：
予以万几之暇，游息艺文。观列代之皇王，考当时之行事。轩昊舜禹之上，信无间然矣。至于秦皇周穆、汉武魏明，峻宇雕墙，穷侈极丽，征税殚于宇宙，辙迹偏于天下，九州无以称其求，江海不能瞻其欲，覆亡颠沛，不亦宜乎！于追踪百王之末，驰心千载之下，慷慨怀古。想彼哲人，庶以尧舜之风，荡秦汉之弊，用咸英之曲，变烂熳之音。求之人情，不为难矣。故观文教于六经，阅武功于七德，台榭取其避燥湿，金石尚其谐神人。皆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故沟洫可悦，何必江海之滨乎？麟阁可玩，何必两陵之间乎？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丰镐可游，何必瑶池之上乎？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故述帝京篇以明雅志云尔。
表示欲以舜禹为法，而以秦皇汉武为鉴，其余庸主暴君则不足齿及矣。奉行修文右武（右者，辅佑也。以佑民即济民为宗旨的军事行动为右武。非仅次之于左也）、开明节俭的政治方针，避免“释实求华，以人从欲，乱于大道，君子耻之”的举措；采取“节之于中和，不系之于淫放”，“忠良可接，何必海上神仙乎？”的现实人生态度。以“中和”节制“淫逸”，认为“忠良”胜于“神仙”，也是古代帝王所少见的。其诗则曰：
岩廊罢机务，崇文聊驻辇。玉匣启龙图，金绳披鸟篆。
韦编断方续，缥帙舒还卷。对此乃忘忧，欹案观坟典。
可以想见皇帝于政务之余，到崇文馆与十八学士讨论经籍，披览坟典，乐此不疲聊以遣忧的情景，跃然纸上，宛如一幅儒士读书图画。其第十首有曰：
望古茅茨约，瞻今兰殿广。人道恶高危，虚心戒盈荡。
奉天竭诚敬，临民思惠养。纳善察忠谏，明科慎刑赏。
六五诚难继，四三非易仰。广待淳化敷，方嗣云亭响。
一个统御六合，君临八方的封建帝王，于登临游览之余，毫无志满之意、骄矜之态，想的是居高思危，纳谏慎刑，施惠于民，期待着“淳化”文教民风的广敷天下。在此顺便解释一下与“临民”对举的“奉天”句意，“奉天”与“事天”同义，都是奉天之道与事（从事）天之行的意思，全句意为竭尽诚敬地按照天道行事。释为“侍奉上天”是误会是曲解。帝王所有的祭天活动，名义上是向上天汇报自己遵照天道天意行事的成绩或谋划，实则不过是昭告天下；所谓的祈天保佑，也不过是企望民众的信从而已。诗中“六五诚难继，四三非易仰”两句，是指《易经》的训诫。易卦重爻位，以二五爻为中为正，“六五”之六指阴爻、五指君位，是以谦德而居君位，有阴柔之美，若五六两爻皆为阳刚（六又指第六爻），则恐有“亢龙之悔”，故曰“难继”；“四三”是四、三两爻，三爻过中，四爻“多惧”，执政者能够持守中和、临事而惧的境界实难企及，故曰“非易仰”。说明太宗颇亦通晓易理，此当得益于群儒。帝王能如此导民理政，焉有不训至太平盛世者乎！还有一首小诗，颇可表明太宗的政治倾向，索性一并引之：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赐萧瑀）(51)
萧瑀于隋朝谏炀帝几致贬死，太宗毫不以为嫌，终以其智勇为唐朝开国做出不朽贡献。从中也可看出太宗识人的标准和倾向。一代圣明君主之所以能够创建三百年基业，首开“贞观之治”的太平盛世，是有其思想与人格基础的。
新旧《唐书·太宗本纪》并载太宗幼时，有书生语李渊曰：是子长成，“必能济世安民”，遂以命名。《新唐书》但谓“太宗为人聪明英武，有大志，而能屈节下士。时天下已乱，盗贼起，知隋必亡，乃推财养士，结纳豪杰”。没有语及少年学习的经历。后来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自述曰：
朕少尚威武，不精学业，先王之道，茫若涉海。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52)
据《唐会要·修撰》载：“贞观五年九月二十七日。秘书监魏征撰《群书治要》上之。”随文注曰：“太宗欲览前王得失，爰自六经，迄于诸子；上始五帝，下尽晋年。征与虞世南、储亮、萧德言等始成，凡五十卷，上之，诸王各赐一本。”(53)这可视为太宗对古代经史及“先王之道”的一次集中学习。实际上唐太宗早在青少年时代，就读过《孝经》、《论语》、《文选》、《五经》，并曾师从名儒张后胤治学《春秋左氏传》，及即位之后，谓后胤曰“朕昔受大谊于君，今尚记之”。(54)是接受过儒家经典的熏陶，而且颇知大义的。其谓“不精学业”者，只是学而未精之意，尤其于“先王之道，茫若涉海”，亦即对儒学的微言大义，不得要领。然据史书所载，太宗在戎马倥偬之际即已屈节纳士，“锐情经术”，与群儒讨论天下大势了。于武德四年（621）开文学馆，召十八学士入馆，时人谓之登瀛洲，成为一时佳话。即位后，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馆，精选天下文儒，令以本官兼学士，给以五品珍膳，更日宿直。以听朝之隙，引入内殿，讨论坟典﹐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55)。《贞观政要》记载房玄龄曰：陛下“少从戎旅，不暇读书，贞观以来，手不释卷，知风化之本，见政理之源。行之数年，天下大治，此又文过于古也”(56)。以武功平定寰宇，以文治治理天下，建树超迈前古的功业，也与其屈节纳士稽古好学的精神有着必然的联系。宋儒真德秀曰：“后世人主之好学者，莫如唐太宗。当战攻未息之余，已留情于经术，召名儒学士以讲磨之。此三代以下之无有也。”(57)隋末战乱，书籍散佚，太宗乃锐意求书，以魏征、颜师古等统其事，公府藏书，粲然大备。这些史实都足以说明太宗对儒术的推重和扶持。从前引“如鸟有翼，如鱼依水”的比喻中，可以看出他的崇儒的倾向是如何地深切。
唐统一中国之初，其时南学方炽，而儒学荒废。太宗想振兴儒学，必须从根本做起。贞观四年，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讹谬”，诏颜师古、房玄龄等考订五经，颁定于天下。又“以文学多门，章句繁杂，诏颜师古﹑孔颖达等诸儒，撰定《五经正义》，付国学施行”(58)。他提出的方案，一是文字的订正，即文献学的重建；二是章句繁杂的删刈，即今古文与南北学之争的平息。所以宋代史学家范祖禹曰：“唐之儒学，惟贞观﹑开元为盛，其人才之所成就者，亦可睹矣”(59)。这些大规模的经学整理工作，都是依靠籍籍群儒在短短十数年间完成的，不可不谓神速。这是太宗对儒学的一大贡献。《新唐书·儒学传》载：
太宗身橐鞬，风纚露沐，然锐情经术，即王府开文学馆，召名儒十八人为学士，与议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馆，悉引内学士番宿更休；听朝之间，则与讨古今，道前王所以成败，或日昃夜艾，未尝少怠。贞观六年，诏罢周公祠，更以孔子为先圣，颜氏为先师，尽召天下惇师老德以为学官。数临幸观释菜，命祭酒博士讲论经义，赐以束帛。生能通一经者，得署吏。广学舍千二百区，三学益生员，并置书、算二学，皆有博士。大抵诸生员至三千二百。自玄武屯营飞骑，皆给博士受经，能通一经者，听入贡限。四方秀艾，挟策负素，坌集京师，文治煟然勃兴。于是新罗、高昌、百济、吐蕃、高丽等群酋长并遣子弟入学，鼓笥踵堂者，凡八千余人。纡侈袂，曳方履，訚訚秩秩，虽三代之盛，所未闻也。帝又雠正《五经》缪阙，颁天下示学者，与诸儒稡章句为义疏，俾久其传。因诏前代通儒梁皇偘、褚仲都、周熊安生、沈重、陈沈文阿、周弘正、张讥、隋何妥、刘炫等子孙，并加引擢。二十一年，诏“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二十一人，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自今并配享孔子庙廷”。于是唐三百年之盛，称贞观，宁不其然。(60)
不仅自己“锐情经术”，还敦促诸子修习经史；广置学官，科举选士，表彰历代名儒，“用其书，行其道，宜有以褒大之”。肯定地认为唐之盛世与其崇敬儒学、信任儒臣有绝大关系。观其文教之盛及所颁定的礼乐政法制度，即使称其为儒治社会亦不为过。
儒家的政教礼治思想博大精深，体用兼举，源流并重。尤其重视作为权力之原的帝王自身修养。其中对唐太宗影响较深的主要有：“正人先正己”的权力约束思想以及“隆礼至法则国有常”的伦理制度、仁义教化思想及“穷本极变”的礼乐思想等。儒家重视道德教化的思想对后世影响甚巨，孔子所提倡的仁礼教化思想，经孟子、荀子、董仲舒、王通、二程、朱熹等人与时更革的发展变化，与封建纲常礼教融为一体，从西汉时被封建统治者奉为正统，在国家的政治伦理法律思想领域长期处于支配地位。而将儒学全面落实到制度层面、广被渗透至各个领域者，却始于唐太宗。
二、唐太宗的政治思想
唐太宗身后留下的著作不多，这与他生前不主张臣工编他的文集有关。但从现有的著作及记载他言行的两《唐书·本纪》，尤其在史官吴兢编修《贞观政要》中，其思想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贞观政要》是记载太宗君臣论政的史书，较详细地记述了唐太宗与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等人论政的对话及贞观年间政治上的措施，反映了唐太宗鼓励谏诤勇于纳谏的政治家风度和推重儒学的礼乐政教思想。贞观君臣论政的范围极广，从君道、政体、封建、贡赋、礼乐、刑法以及征伐和安边等国之大事，一直到为官的表现如贪鄙、公平，和教戒太子诸王、尊师敬道以及备荒、大赦等问题。对话每多引用儒家经典，以从中获取政治智慧。儒家的政治理念在唐太宗君臣取得的“贞观之治”中，发挥了道教和佛教无法相比的主导作用，对有唐一代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吴兢曾将太宗即位前后的社会形势作一比较，以显见其为政风格及其政绩云：
太宗自即位之始，霜旱为灾，米谷踊贵，突厥侵扰，州县骚然。帝志在忧人，锐精为政，崇尚节俭，大布恩德。是时，自京师及河东、河南、陇右，饥馑尤甚，一匹绢才得一斗米。百姓虽东西逐食，未尝嗟怨，莫不自安。至贞观三年，关中丰熟，咸自归乡，竟无一人逃散。其得人心如此。加以从谏如流，雅好儒术，孜孜求士，务在择官，改革旧弊，兴复制度，每因一事，触类为善。初，息隐、海陵之党，同谋害太宗者数百千人，事宁，复引居左右近侍，心术豁然，不有疑阻。时论以为能断决大事，得帝王之体。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由是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61)
唐太宗的礼乐政教思想在《贞观政要》一书中，得到较为集中的反映，其突出的表现盖有如下数端：
“以仁义为治”的政治伦理思想
唐太宗“以仁义为治”的政治伦理思想，体现为一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也体现在“才行俱兼，始可任用”的人才观里，同时更是蕴藏在其“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的纳谏观及防贪鄙的廉政观里。唐太宗的政治伦理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他说“仁义积则物自归之”，并认为隋朝之所以灭亡，“正由仁义不修，而群下怨叛故也”(62)。太宗一生的志愿都在于推行“仁政”理想的实现。他曾在诏书中说：
有隋之际，海内横流，豺狼肆暴，吞噬黔首，邑里凋残，鞠为丘墟。朕投袂发愤，情深拯溺，扶翼义师，济斯涂炭。赖苍昊降鉴，股肱宣力，提剑指麾，天下大定，氛祲清殄，区宇平一。反浇蔽于淳朴，致王道于中和。此朕之宿志，于斯已毕。(63)
“仁政”学说的关键是实行“王道”，而“王道”的表征即是中正和谐，亦即注重以德行而不恃武力，以仁义而不以功利，礼法并重，政清刑简，除暴安良，使衰世浇薄的民风复归于淳朴。唐太宗的政治伦理思想正是儒家这一传统思想的体现。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
《贞观政要》首篇开宗明义地记载了太宗君臣关于“君道”的论述。表述了太宗对国君与百姓关系的认识：“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64)认识到百姓是君主和国家赖以生存的前提和基础，如果损害老百姓以满足君王的一己私欲，就仿佛割自己大腿上的肉填饱肚子，结果只能是死路一条。正因如此，唐太宗认为，“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可不畏惧！”因此，唐太宗君臣明智地看待民众，把君与民关系理解为舟水关系：“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65)另一处则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66)水之载舟，固然可喜，然水之覆舟亦甚可畏。太宗因发“民可畏论”云：“古之帝王，有兴有衰，犹朝之有暮。皆为敝其耳目，不知时政得失，忠正者不言，邪谄者日进，既不见过，所以至于灭亡。朕既在九重，不能尽见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为朕之耳目。莫以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便不存意。可爱非君，可畏非民。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67)
唐太宗这种“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民本观是对中国自先秦以来儒家民本思想的继承。水舟之喻，本是儒家的明训。荀子发挥孔子的“安民”思想，提出庶民安政，而后君子安位的思想。他说“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68)。
“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的君道观
要求执政者应该率先以礼义约束自己，“正人先正己”，是中国儒家一种有积极意义的观念，唐太宗对正人和正己的关系也有深刻的认识。贞观元年（627），太宗对侍臣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并且认识到欲“正其身”，不仅要警惕外物的影响，而主要是限制自己的“嗜欲”。于是说：“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民。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69)这是太宗谨记儒家教诲，并以历史教训为鉴借而发出的心得之言。春秋时代孔子曾说过：“修己而安百姓。”“其身正，不令而行”，“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70)战国时代孟子又提出“正君而国定”的思想，曾说：“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71)荀子则认为，君子之言行，须“足以为天下法式表仪”，“礼者，表也。非礼，昏世也”。“表仪既设民知方”(72)。君王应率先尊礼守法，为民仪表，晷表正而后可求影直，使民知向方，而后可求天下治。
君王既为一国之表率，君王言行之正邪与否，将严重影响臣民行为乃至社会风气之良窳。帝王贵为一国之君，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会对天下安危产生巨大影响，正是有见于此，太宗非常注意加强自身的修养。他说：“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此外虚事，不足在怀”(73)。由此可见，唐太宗是把自身修养作为统治者的第一要务来看待。
唐太宗在日常生活中戒奢尚俭，以身作则，反对奢侈淫逸，所以皇后妃殡，乃至皇亲国戚的生活也不敢过分奢华。史载，文德皇后长孙氏“性尤俭约，凡所服御，取给而已”(74)，君王帝后的节俭，大臣也都自觉地效仿，在唐太宗的影响下，群臣百官清正廉明，生活俭朴。“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正是儒家的君道观，这种观念可以说贯穿了唐太宗的一生，正是他一生倾力实践儒家这种“为政以德”的政治理想，方能创建彪炳史册的“贞观之治”，被后世誉为治世明君。
“轻徭薄赋”，“使民衣食有余”的德治观
经过深刻的反省，唐太宗认为爆发隋末农民起义以及至今盗匪不止的原因是“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他认识到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虽能积聚暂时的财富，带来的却是亡国之乱。要防止历史的悲剧重演，就必须“去奢省费，轻徭薄赋”，推行廉政，选用廉吏，以“使民衣食有馀”。用减轻剥削压迫的方法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是唐太宗“德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促成“贞观之治”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次太宗与群臣论止盗，有人主张“重法以禁之”。太宗说：“民之所以为盗者，与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75)
经过长期的思考，太宗对君、民、国三者的关系有了深刻的认识。因而总结说：“君依于国，国依于民。刻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富而国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来，常由身出。夫欲盛则费广，费广则赋重，赋重则民愁，民愁则国危，国危则君丧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纵欲也。”(76)这与假富国名义，阴剥百姓以肥君的法家思想相去何啻霄壤。
太宗亦尝虑及实行郡县抑或封建制度，两者孰对巩固政权更为有利的问题。高祖思欲“强宗室以镇天下”，因遍封宗室子弟。而太宗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却是两者孰对天下百姓有利。太宗继位之后，曾从容问群臣曰：“遍封宗子，于天下利乎？”封德彝对曰：“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两汉以来未有如今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给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为天子，所以养百姓也，岂可劳百姓以养己之宗族乎！”以上两点，应该是太宗与历代统治者的根本区别，也是区别家天下其形而公天下其实，与公天下其名而行家天下其实的试金石。
“轻徭薄赋”，“使民衣食有余”是一种儒家德治观，它既是延续了孔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孟子“薄其税敛”的主张，又是荀子“节用裕民”仁政思想的继承。
“才行俱兼，始可任用”的人才观
贞观二年，唐太宗对侍臣言：“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77)，贞观十三年，又说：“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78)。唐太宗与魏征论用人曰：“古人云，王者须为官择人，不可造次即用。朕今行一事，则为天下所观；出一言，则为天下所听。用得正人，为善者皆劝；误用恶人，不善者竞进。赏当其劳，无功者自退；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故知赏罚不可轻行，用人弥须慎择。”征对曰：“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今欲求人，必须审访其行，若知其善，然后用之，设令此人不能济世，只是才力不及，不为大害。误用恶人，假令强干，为害极多。但乱世惟求其才，不顾其行。太平之时，必须才行俱兼，始可任用。”(79)并废除了诸王与勋贵子弟世袭刺使的诏令，规定县令需要五品以上的官员的保举，刺史则需要皇帝的直接选拔。同时完善隋朝以来的科举制度，广泛地选拔人才。因此，唐太宗周围人才济济，为天下大治奠定了基础。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说：“唐多能臣，前有汉，后有宋，皆所不逮。”(80)高度评价了唐初官制与善于择人的举措，以及人才辈出的盛况。
要想培养出人才，最好途径是兴办学校。因此，唐太宗对学校工作十分重视：唐太宗为此“大征天下儒士，以为学官”(81)，学官即教授特别是京师各学（包括弘文馆）的学官大都是“天下名儒”，生员所习科目为儒家经典，有《论语》、《孝经》、《礼记》等九经。为了鼓励儒生读经，他“数幸国学，令祭酒、博士讲论。毕，赐以束帛”，又扩建校舍，“于国学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并增加博士和学生的数额，“太学、四门博士亦增置生员”，同时规定“其玄武门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有能通经者，听之贡举”这一系列措施，就造成了尊崇儒学的氛围，提高了儒士的社会地位。当时，“四方儒士，多抱负典籍，云会京师”。高丽、百济、新罗等国及周边的高昌、吐蕃的酋长都派遣子弟入国学学习。于是出现了“儒学之盛，古昔未之有”(82)的博大恢宏的局面。贞观年间是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是儒学的复兴时期，唐太宗为儒学的恢复、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
唐太宗这种“才行俱兼，始可任用”的人才观与儒家“任人唯贤”的人才观是一脉相承的：孟子说：为政“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荀子强调“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83)，以德为先、德才兼备来任用、考核、赏罚各级官吏，实现了所谓的贤良治国。
“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的纳谏观
在历史上，唐太宗以勇于纳谏著名，而魏征等亦以敢谏而垂名青史。魏征、王珪本为太子建成阵营，太宗登基后皆能待之不疑，说明太宗不仅有纳谏的勇气，还有容人的雅量。容人与纳谏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关联，惟有如此，方能建构成君臣一体，君相共治的开明政治。《资治通鉴·唐纪》记载太宗与大臣朝会的一次对话，颇可说明此一问题：
长孙无忌曰：“王珪、魏征，昔为仇雠，不谓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征、珪尽心所事，故我用之。然征每谏，我不从，我与之言辄不应，何也？”魏征对曰：“臣以事为不可，故谏；陛下不从而臣应之，则事遂施行，故不敢应。”上曰：“且应而复谏，庸何伤！”对曰：“昔舜戒群臣：‘尔无面从，退有后言。’臣心知其非而口应陛下，乃面从也，岂稷、契事舜之意邪！”上大笑曰：“人言魏征举止疏慢，我视之更觉妩媚，正为此耳！”征起，拜谢曰：“陛下开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数犯颜色乎！”(84)
欲为一代明君，不仅要容人纳谏，还要广开言路，兼听而慎择，方可避免“壅蔽”，而使上下之情得以畅通。“贞观二年，唐太宗问魏征：‘何谓明君暗君？’魏征曰：‘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魏征并以秦二世偏信赵高，梁武帝偏信朱异，隋炀帝偏信虞世基而身死国灭来论证“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85)，唐太宗很是赞赏魏征的意见。唐太宗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因此，他认为：“明主思短而益善，暗主护短而永愚”(86)。
唐太宗被后人称颂为“闻过即改，从谏如流”(87)，他不仅兼听纳谏，广开言路，而且还主动求谏，如向众臣表示“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88)，又说“朕每思之，若欲君臣长久，国无危败，君有违失，臣须极言。朕闻卿等规谏，纵不能当时即从，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89)。可见，为了求得“君臣长久，国无衰败”，唐太宗一方面鼓励臣僚“正词直谏”、不要怕“犯颜忤旨”，而要尽情极谏；另一方面又保证不会“妄有诛责”，一定会“再三思审，必择善而用之”。
据《贞观政要》记载，贞观八年，唐太宗对侍臣言：“朕每闲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90)。唐太宗为了发挥谏官的作用，对谏者“有谠言直谏，可以施於政教者，当拭目以师友待之”(91)。为了充分发挥“谏官”的作用，他还诏命“宰相入内平章国计，必使谏官随入，预闻政事”。(92)同时，他对于百官的奏折，总是认真阅读，“比有上书奏事，条数甚多，朕总粘之屋壁，出入观省。所以孜孜不倦者，欲尽臣下之情。每一思政理，或三更方寝”。(93)唐代出现了众多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耿直敢谏大臣，如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等人，绝非偶然的事情，与唐太宗勇于纳谏有着直接的联系。
“正词直谏，裨益政教”是儒家的谏诤观，它既是一种儒家“君使臣以礼”的自我约束，同时也是儒家“正人先正己”的权力约束的良好体现。太宗后来在《帝范》中总结帝王必须纳谏的道理说：
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设鞀树木，思献替之谋；倾耳虚心，伫忠正之说。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王侯卿相，未必可容。其义可观，不责其辩；其理可用，不责其文。至若折槛怀疏，标之以作戒；引裾却坐，显之以自非。故云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94)
深诫后世君王“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要在朝门外设立登闻鼓和诽谤木，以使“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下情上达，方能光泽普及民间。太宗接着又指出反其道而行之者何以为昏君及其危害曰：
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志。其为雍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至于身亡国灭，岂不悲哉！此拒谏之恶也。（同上）
准确描画了昏君的情态及其后果，教训子孙引以为明鉴深戒。
崇俭防贪鄙的廉政观
唐太宗总结隋亡的教训，认为隋朝的灭亡在于君臣的贪鄙：贞观四年，他对侍臣说：“隋炀帝志在无厌，唯好奢侈，所司每有供奉营造，小有不称意，则有峻罚严刑。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竞为无限，遂致灭亡。”(95)同时，唐太宗认为，贪鄙钱财，毁家又毁国实为不智，贞观二年，唐太宗谓侍臣道：“朕尝谓贪人不解爱财也。至如内外官五品以上，禄秩优厚，一年所得，其数自多。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消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视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伤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
为了防止官员贪财聚敛，见利忘义，首先，唐太宗强调自律自制在防贪鄙中的重要性。《贞观政要·贪鄙》记载：贞观十六年，太宗谓侍臣曰：“古人云：‘鸟栖于林，犹恐其不高，复巢于木末；鱼藏于水，犹恐其不深，复穴于窟下。然而为人所获者，皆由贪饵故也。’今人臣受任，居高位，食厚禄，当须覆忠正，蹈公清，则无灾害，长守富贵矣。古人云：‘祸福无门，惟人所召。’然陷其身者，皆为贪冒财利，与夫鱼鸟何以异哉？卿等宜思此语为鉴诫”(96)。唐太宗认为高栖树林的鸟与深藏水窟的鱼为人所获，“皆由贪饵故也”。由“鱼、鸟”推知“人臣”，唐太宗看到了行贿对于官员的腐蚀作用，所以他格外强调官员的自律自制。
其次，唐太宗崇尚俭约。贞观初年，太宗谓侍臣道：“朕今欲造一殿，林木已具，远想秦皇之事，遂不复作也”，他还认为“至如雕镂器物，珠玉服玩，若恣其骄奢，则危亡之期可立待也”，并作规定“自王公已下，第宅、车服、婚嫁、丧葬、准品秩不合服用者，一切禁断”(97)。
唐太宗倡导崇俭防贪鄙的廉政观，同时认识到权力约束，首先要自我作始。尝诫为君者曰：
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人主好奇技淫声、鸷鸟猛兽，游幸无度，田猎不时。如此则徭役烦，徭役烦则人力竭，人力竭则农桑废焉。人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珠玉珍玩，黼黻絺绤。如此则赋敛重，赋敛重则人才遗，人才遗则饥寒之患生焉。乱世之君，极其骄奢，恣其嗜欲。土木衣缇绣，而人裋褐不全；犬马厌刍豢，而人糟糠不足。故人神怨愤，上下乖离，佚乐未终，倾危已至。此骄奢之忌也。(98)
不谙历史兴亡，不知民间疾苦，是难于总结出如此深切的教训来的。并进一步指出“荣辱之端。奢俭由人，安危在己”。所以“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舟车不饰，衣服无文，土阶不崇，大羹不和。非憎荣而恶味，乃处薄而行俭”(99)。只有如此“防其害源，开其利本”。厉行“节俭之德”，自我作起，才能导致“风淳俗朴”，而天下清明。
三、唐太宗的礼乐思想
唐太宗的礼乐教化思想，是儒家的礼乐教化思想的继承与发扬，本质上也是一种儒家的仁政思想，它体现在“礼别异，乐和同”，即承认差别性而又主张“和而不同”的和谐精神。礼则表现了对自然的敬畏，对人（包括庶民）的尊重和约束；乐则体现了情感的疏导与“和乐”的精神。礼制的森严化与音乐的神秘化是对礼乐精神理解的偏失。这在贞观一朝都得到了纠正。表现为对前朝礼制和礼学进行总结性研究而修订的《贞观礼》与《开元礼》；以及在对音乐关乎盛衰新认识的基础上而制订的新乐。儒家关于“乐与政通”的思想，在《礼记·乐记》中是这样表述的：“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100)。音乐首先是人之情感于外物（包括政）的自然流露和抒发，同时也不否认其对人、社会乃至政治的引导亦即反作用。所以可通过“审乐以知政”；如果过分强调其反作用，自然是一种偏颇。于是魏征提出“乐在人和，不由音调”的音乐思想，得到太宗的赞赏。太宗的刑政思想表现为“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的君道观与“轻徭薄赋”，“使民衣食有余”的德治观、并反映出“以仁为宗，以刑为助”的儒家法律思想。由于太宗率先守礼，君臣士庶相待以礼，临民务存宽简，终于达致“人识礼教，治致太平”的盛世景况。
唐太宗的礼乐文教思想
太宗即位之后，贞观君臣根据“礼缘人情”的原则，重新制订了“五礼”及官制、朝仪、婚姻等礼仪制度。进一步清除门阀观念和佛道影响；尊崇儒学，树立仰慕建功立勋，“忠孝可称，或道义清素，学艺通博”的社会风气。贞观四年，太宗谓侍臣曰：“经闻京城士庶居父母丧者，乃有信巫书之言”，“败俗伤风，极乖人理。宜令州县教导，齐之以礼典”。诏令公主下嫁，及士庶婚姻，皆须备行礼敬舅姑；僧道亦须遵行敬拜父母之礼。太宗谓侍臣曰：“佛道设教，本行善事，岂遣僧尼道士等妄自尊崇，坐受父母之拜，损害风俗，悖乱礼经？宜即禁断，仍令致拜于父母。”又尝曰：“阴阳拘忌，朕所不行。若动静必依阴阳，不顾理义，欲求福祐，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与吉会。且吉凶在人，岂假阴阳拘忌？”(101)太宗的礼乐观完全是尊重风俗，遵行正道出发，因而反对拘忌阴阳，不顾礼仪的行为。贞观十一年，房玄龄、魏征等修《贞观礼》成，太宗乃作《颁示礼乐诏》曰：
先王之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象天地以制法，通神明以施化，乐由内作，礼自外成，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风易俗，揖让而天下治者，其惟礼乐乎！固以同节同和，无声无体，非饰玉帛之容，岂崇钟鼓之奏。日往月来，朴散淳离，淫慝以兴，流湎忘本。
盖知礼乐之情者能作，识礼乐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明。朕虽德谢前王，而情深好古。伤大道之既隐，惧斯文之将坠，故广命贤才，旁求遗逸，探六经之奥旨，采三代之英华。古典之废於今者，咸择善而修复；新声之乱於雅者，并随违而矫正。莫不本之人心，稽乎物理，正情性而节事宜，穷高深而归简易。用之邦国，彝伦以之攸叙；施之律度，金石於是克谐。今修撰既毕，可颁天下，俾富教之方，有符先圣；人伦之化，贻厥后昆。(102)
这篇诏文集中地反映了太宗的礼乐观，“乐由内作，礼自外成，可以安上治民，可以移风易俗，揖让而天下治者，其惟礼乐乎！”《贞观礼》对礼乐的修复、矫正，“莫不本之人心，稽乎物理，正情性而节事宜，穷高深而归简易”。更便于辅助“富而后教”的施政方针，实现“人伦之化”的社会秩序。太宗对礼乐教化是有着深刻认识的。
太宗又尝谓侍臣曰：“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黍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既属丰稔若斯，朕为亿兆人父母，唯欲躬务俭约，必不辄为奢侈。朕常欲赐天下之人，皆使富贵，今省徭赋，不夺其时，使比屋之人恣其耕稼，此则富矣。敦行礼让，使乡闾之间，少敬长，妻敬夫，此则贵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听管弦，不从畋猎，乐在其中矣！”(103)太宗认为遵行正道，以民为本，使天下富足，则乐在其中，自己何必非要听管弦、事游猎（畋猎属于军礼）才算快乐呢？
关于礼乐尤其是雅乐的改订，贞观之初，曾有过一次讨论，据《贞观政要》记载：
贞观二年祖孝孙奏上雅乐。太宗曰：“礼乐之作，盖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之隆替，岂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对曰：“前代兴亡，实由于乐。陈将亡也，为《玉树后庭花》；齐将亡也，而为《伴侣曲》。行路闻之，莫不悲泣，所谓亡国之音也。以是观之，盖乐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声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欢者闻之则悦，忧者听之则悲，悲欢之情，在于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其民必苦，然苦心所感，故闻之则悲耳，何有乐声哀怨，能使悦者悲乎？今《玉树》、《伴侣》之曲，其声具存，朕当为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尚书右丞魏征进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然之。(104)
唐太宗不赞同杜淹所说“前代兴亡，实由于乐”；而赞同魏征的“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太宗认为，音乐具有感动人的力量，但音乐感动人的根源不在音乐本身，而是人心所赋予的。将亡之政，其民必苦，苦心所感的音乐则必悲苦，同样的音乐，治世之下的欢者听了却会很娱悦。隋代灭亡，即使更改了音乐但改变不了其亡国的命运。如果现在演奏隋朝旧乐，唐人听了也不会像隋朝的百姓那样痛苦。这种类似“声无哀乐论”的开明音乐思想，为盛唐音乐风气的开启，奠定了比较清新宽松、博大宏阔的主流文化基调。礼乐之作，是圣人“缘物设教，以为撙节，治政善恶，岂此之由？”“乐在人和，不由音调”在“乐与政通”的理论上，唐太宗与历代制乐者是相同的，都承认“乐”与“政”有着决然密切的关系。只是在乐与政二者相互制约和影响的关系上，唐太宗与其他制乐者历行的“节礼乐”、“放郑声”不同，他认为乐舞曲调的哀乐，无关乐舞本身，而在于百姓的安与否。有礼有德，是唐太宗制乐的基础，也是唐太宗的为政之道，他认为有礼有德才能民安，民安则乐和。
“乐在人和，不由音调”是一种重视民心向背、民贵君轻的儒家仁政思想，是荀子“礼乐之统，管乎人心”(105)思想的继承与发扬。
太宗晚年著遗范子孙的《帝范》一书，中有《阅武》《崇文》二篇，从知唐代文治武功之盛，盖有由矣。其《崇文篇》曰：
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然则质蕴吴竿，非括羽不美；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精研六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飞英声，腾茂实，光于天下不朽者，其惟学乎？此崇文之术也。(106)
“吴竿”“括羽”句，是说人的材质即使直如可以制箭的吴竹，然而不为其配饰上华美的雁羽，仍然难于成为射必中的良箭。其中也隐喻着文治武功之不可偏废。然后笔锋一转，继续论述文治与武功，“斯二者，递为国用”的道理。“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可见唐太宗定礼制乐，兴复儒学（学校）目的就在于“宏风导俗”，并教训子孙说，这是“端拱（端坐拱手，清静无扰）而治天下”的不二法门。
宋代曾巩《唐论》总结唐太宗的功业云：
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于太宗之为君也。诎己从谏，仁心爱人，可谓有天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卫任兵，以职事任官，以材能任职，以兴义任俗，以尊本任众，赋役有定制，兵农有定业，官无虚名，职无废事，人习于善行，离于末作，使之操于上者，要而不烦，取于下者，寡而易供，民有农之实，而兵之备存，有兵之名，而农之利在，事之分有归，而禄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遗，而治之体相承，其廉耻日以笃，其田野日以辟，以其法修则安且治，废则危且乱，可谓有天下之材。行之数岁，粟米之贱，斗至数钱，居者有余蓄，行者有余资，人人自厚，几致刑措，可谓有治天下之效。(107)
“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自文武周公已来，惟太宗一人而已。欧阳修亦在《新唐书·太宗本纪赞》中评价太宗曰：“盛哉，太宗之烈也！除隋之乱，比迹汤、武；致治之美，庶几成、康。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108)
余论
本节本只论唐太宗的政教思想，不及其余，然有一事涉及关于太宗的道德评价问题，无可回避，故试论之。这是件有关太宗“杀兄夺嗣”的问题。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历代史实皆有考辨与订正，惟于此事则似有回护，给太宗以全部肯定；宋代大儒朱熹，则持相反意见。如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