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杀建成元吉，比周公诛管蔡，如何比得！太宗无周公之心，只是顾身。然当时亦不合为官属所迫，兼太宗亦自心不稳。温公此处亦看不破，乃云待其先发而应之，亦只便是郑伯克段于鄢。须是有周公之心则可。问曰：范太史云，是高祖处得不是。曰：今论太宗，且责太宗；论高祖，又自责高祖。不成只责高祖，太宗全无可责！又问：不知太宗当时要处得是，合如何？曰：为太宗孝友从来无了，却只要来此一事上使，亦如何使得？先生又曰：高祖不数日，军国事便付与太宗，亦只是不得已。(109)
从中亦可见宋儒辨义利公私之严，可谓诛心之论，然其于史事多有不合。必欲衡史论人，当以两事为准则，一是必须考订、尊重史实，二是选择评价标准。史事失考，则无的放矢；至若标准，可以随意，但须说明，不然令人困惑，不知依据何来？徒淆视听。比如选择放弃传统标准，完全采用功利观点，则说“杀兄逼父，全无所谓，不必争论，只看太宗历史贡献可矣”。如此，则夫复何言。如尚不欲尽弃伦理标准，则此一事实或罪名成立，不惟此事有失孝悌，前后所为亦将大为逊色。前之所为全为功利，后之所为尽为伪饰矣。（伪饰亦有其客观效果，故曰“逊色”，而未予否定。）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并后之史书考之，高祖举义之前，太宗就已喜接儒士，起兵之后所纳又多为大儒王通弟子，恐非尽为利用而已，实有意气相投之处。倘使其所为尽为一己功利，诸儒肯从之乎？天下肯归心乎？此不足论也。
司马光之误，在于将建唐之功，尽归之太宗，而失考于高祖整体谋划，全局指纵以及建成初始之功绩。高祖平定天下，太宗确有盖世功劳，为高祖所首肯，远为建成所不及，故王珪、魏征有建功固位之议。然而机会不再，且此事非短期可成，又素未储备人才，出征还须从太宗处征调将佐，如何可成。加之元吉与其协谋，各树党友，“共倾世民”，于时又有高祖易储风闻，“益不自安”(110)。于是由嫉妒而生怨恨，由怨恨而生恐惧，由恐惧而动杀机矣。因而屡设阴谋暗害太宗，引起太宗警觉，诉之于高祖，高祖出于无奈，亦仅责之而已。建成不思悔改，竟然外结庆州都督杨文干举兵欲行篡杀之事。败露之后下狱，将置之罪；高祖令太宗伐杨文干，而许以太子之位（非以利啗之，除其后虑也）；两事皆因后妃辩护而作罢。太子建成此谋若成，则悲剧必有过于“玄武门之祸”矣。是时太宗方有“待其先发而应之”之议。事既败露，太子犹怙恶不悛，继续加害，先是招之夜饮，太宗不疑而赴，竟鸩之以毒，至此醒悟；又密结高祖近臣与后妃，使谮陷世民于上前；最后与齐王元吉设谋，让元吉请命出征，借世民率从前来饯行之机，一网打尽。是不置之死地不能止矣，兄弟之情至此已绝，势同水火，即使将来登基亦必不能相容。
当此危机之际，秦王世民方与幕僚密议，而有“玄武门政变”之发。实出无奈，于不得已而为之，终不至于甘为枉死之鬼。纵使太宗自甘坐以待毙（即不“顾身”），天策府那些曾遭太子与元吉陷害，智倾一世或勇冠三军的僚佐，其肯甘心乎？恐将自专矣。届时真将祸不可测，太宗能无虑之乎？岂云为：“为官属所迫？”
兄弟相残当然是人间悲剧，而高祖实有不可推卸之责任。此前本有几次妥善解决之机会，皆议而不行，遂使矛盾日益加深，以致酿成大祸。倘能果决行之，建成不能继续施其阴谋，犹可保全禄位，不至罪及全家；然其竟于三子功过是非之间，不能决以公断，牵于骨肉之情，妇人之仁，小不忍而终乱大谋。终于导致两子丧命，而使太宗蒙杀兄灭弟之憾。惜乎一世英明，而黯于谋家。其后，高祖虽对太宗有“近日以来，几有投杼之惑”语，实为安慰，亦以自解也。
按：朱子所云“比周公之诛管蔡”。本为太宗自喻之言。太宗见《太宗实录》所记“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人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足见太宗之心胸坦荡。而朱子不许，将其事拟之“郑伯克段于鄢”，归罪太宗，似是而非。郑伯为兄为君，而段为弟为臣，主动权全在郑伯，郑伯不早予弟以惩诫，期其悔改，而竟纵其所为，以便待其满盈而声罪除之。用心之险恶，言之齿冷。而太子建成为兄位上（皇储）；太宗为弟位下，完全没有主动权，只有禀上公断而已。高祖对此事危险性估计不足，一再优柔寡断，不惟置太宗于险地，且亦导致事机于无可挽回。恐非牛致功先生所谓：心中早有成算，“放手让双方互争高低，以使自己不失任何一方的支持与拥护”(111)。试以常情推之，可以想见闻变之时，高祖之震惊，及其后之懊丧不已，实已无心问政，故于不久即行禅让之事，自为太上皇，非逼之也。而非朱子所云“只是不得已”。
朱子最终还是肯定了唐太宗，曰：“太宗功高，天下所系属，亦自无安頓处，只高祖不善处置了。”“论后世人，不当尽绳以古人礼法。毕竟高祖不当立建成。”(112)此论所见极是。及其回答学生“王、魏教太子立功以结君，后又不能死难”之问时，又忘记此一原则，竟曰：“只为祇见得功利，全不知以义理处之。”一方面肯定王、魏之刚直，一方面又责其只见功利，前后不免矛盾。
王珪、魏征之事太子，本受王命，非可自择，职责所守，不得不忠于其事；至于不能死难，应可方之于孔子之论管仲，管仲不死公子纠之难，而终助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113)王、魏之学，本属河汾学派，其学非不讲义理，然其义理终须落实为经世致用，此亦为与太宗相投之处。其师王通并不一概否定功利，而是给予有条件地鼓励。观王、魏之谏诤，说理处何尝缺乏义理？正因为不拘小节小谅，所以能助成太宗贞观之治，致君为一代明君，而自己亦为一代名臣。
参考文献
［1］杨荫楼《唐太宗的崇儒及其儒家政治观》，《孔子研究》，1990第2期。
［2］盖金伟、孙钰华《论“释奠礼”与唐代文化权威的构建》，《新疆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6第6期。
